正文
《陳銘樞上毛澤東書》讀後
章立凡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講整風問題，最後提出：明年二屆人大，一定辭去國家主席，減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問題。瑞士有七人委員會，總統是輪流當的。我們幾年輪一次總可以，采取逐步脫身政策。並說：要透點消息出去，否則老百姓不了解。[1]
一石掀起千重浪，毛澤東的這個公開表態，在黨內外引起了震動。人們紛紛猜測：毛澤東為什麽不想當主席了？中共黨內反映謹慎，而在黨外人士中，則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
一、黨外人士的兩封上書
領會領袖心態比較到位的黨外人士黃炎培、陳叔通，第二天就致信全國人大委員長劉少奇、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不同意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一職。二老在信中說：
昨毛主席於會議上最後提到下屆選舉主席不提毛主席的名，並囑我們透露消息。我們兩個人意見：不說擁戴的空話，而要從我們國家的現實著想。我們的國家由民主革命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變革。就七年來說，發展要算順利的。但不可以不看出發展超過了鞏固，就是不可以說國家已經鞏固了，而況台灣尚未解放，國際兩大陣營尚在劇烈鬥爭的時候。在此期間，最高領導人還是不變動為好。誠然要強調集體領導，但在短期過程中全國人民還認識不清楚，集體領導中突出的個人威信，仍是維係全國人民的重要一環。似應再連一任，而於憲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任期四年”下加一句“連選不得過兩任”，則以後依法辦事，可以解除全國人民的種種惶惑。不然，可能因國內人心的震動，而給予國際間推波助瀾的造謠機會。我們期期以為未可。至於代行職權，亦可在憲法上規定副主席二人或三人，前年委員長已代行過職權，接見外國使者，本來應該在憲法上加以修改。此事關係重大，應請先由黨、政府慎重考慮，暫不透露。特以密陳。並請考慮應否及時邀集昨在場人大、政協同誌就這一問題，交換意見，如大家都有上麵所陳感想，即請轉陳毛主席，同時我們相約勿遽外傳。
四天之後，毛澤東對此信加了批注，重申不連任國家主席的意見，提出“可以考慮修改憲法”，並批示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說：“請少奇同誌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參加的政治局會議，展開討論一次，取得同意。”“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幾十人的會上談過，大家認為可行。並且談到黨的主席，也認為將來適當時機可行，隻是暫時還不行。”並要求將此信及批注印發中共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黨的八大代表，各省市區黨委，全國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 [2]
半個月之後才聽到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內容傳達的民革中常委陳銘樞，卻在5月18日上書毛澤東，對他的不連任動議表示熱情支持：
昨在民革中央聽到傳達您4月30日講話中有將於明年大選時辭去主席職務一節，初覺突然，旋思以乃至美至喜之事。非目光爍射俯察寰區，照見未來者，決不足以有此。……
目前黨中央領導核心空前團結，政權在握，內外翕和，黨內濟濟多士，全國亦不乏上駟之才，革命大業，來日方長。您乘時引退，率天下以謙讓，矯末俗之競奔，開賢路以待後起，留有餘以補不足。此天下之至公，大智、大勇、大仁之所為也。華盛頓以開國元首，當國八年即行引退，卒奠定了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今曆史家猶樂道之。您所建造的偉績，以及此項出乎此類、拔乎其萃的智舉，所含意義之深且廣，華盛頓瞠乎其後矣。
自大革命失敗以還，您首創農村根據地，中經十年內戰。八年抗日，三年解放戰爭，卒以旋乾轉坤，翻開曆史新頁。以往數十年，您無一事不首當要衝，無一日不躬上鬥爭前線，亦無一日不與民休戚，險阻艱難，備嚐之矣，民之情亦盡知之矣！解放後，國家草創之初，萬端待理，您殫精竭慮，有加無已。其後國家規模日具，體製日備，您以黨的最高領袖，而兼國家元首，禮儀接待之際，不免受形式的約束。且一日萬機，縱使巧手安排，亦難有從容寬裕的暇日。正由於此，自不免於個人修養上的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難寧，察而難周之失；也難免於影響察人聽言、決策定計的睿斷，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輕畸重，失緩失急。事理乃爾，雖固無損君子之大德，而施濟的宏效，與瞻矚的境界，蓋尚有足以提高者在。苟於此時，暫息仔肩，以國事付劉、周諸領導人物，以在野之身督察國家大事，深入工農群眾，體察民間疾苦，並與知識分子促膝談心，且利用這暇豫心緒，增加深潛寬博的修養，更加強健身心，這不隻有益於默察時宜，洞悉民隱，從旁補漏救弊，且為再度重任國家衝要的準備。由於寧靜致遠，眼界開拓，對國際局勢的演變亦能若網在綱，有條不紊，使社會主義陣營與人類和平事業愈加鞏固發展，此固非常之功，非常人之舉也。
陳銘樞除了舉華盛頓為例，還談到德國的俾斯麥和日本的伊藤博文功成身退的故事，且複述了俾斯麥向威廉一世提出辭職的理由：
在位日久，將易主觀臆斷，耳目失聰。一己為珍惜聲名，事有未放手，對相隨日久的人，因念其汗馬勳勞，縱有不肖．不忍也不能去之。繼起新銳，新鉶初試，必能割此癰疽，一掃頹習，己則從旁監督，旨銳力於將來，更為有利。
毛澤東對此信沒有表態。兩周後發動的“反右”運動中，陳銘樞因這封私人信件而受到嚴厲批判，最終戴上了“右派”帽子。
二、毛澤東的“主席情結”
1957年毛澤東正式提出不連任國家主席的動議；1959年的二屆人大一次會議接受了他的提議，國家主席職務由劉少奇接任；1966年毛發動“文革”，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1970年他堅決反對設立國家主席，最終導致“接班人”林彪的垮台。研究毛澤東晚年行止，最令人費解的是他對國家主席一職近乎病態的惡感，自己不想當又不喜歡別人當。但毛澤東的這一情結，其所由來者漸矣。
毛澤東自1949年10月1日起，就以中國共產黨主席的身份，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這個禮儀性的職務，主要是出席國家重大活動、頒發政令和任免事項、接見國賓，令習慣於山中自在的毛澤東漸漸不勝其煩，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輝煌開國的榮耀漸漸淡化之後，毛感到他“熟習的東西”正在閑下來，而以往所不熟習的經濟工作，卻有些插不上手，不像戰爭年代那樣指揮自如。
共和國成立之初，在“過渡時期”的建設方針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就發生過分歧。薄一波曾經談到：“在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問題上，毛主席在1952年就開始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1953年正式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少奇同誌則主張多搞一段時間的新民主主義，待條件成熟後再轉入社會主義”。[3]
毛批評周恩來領導的政務院，在新稅製上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又以組織上的分散主義錯誤為由，於1953年3月提議撤銷了以周為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規定政府各部黨組直接受黨中央領導。
同年5月，他又針對劉少奇等重申自己的權威：“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4]
上述這些分歧，後來誘發了企圖推倒劉、周的“高饒事件”。
斯大林逝世後，毛澤東又急於探索一條比蘇聯更高速發展的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詩人氣質的領袖喜歡浪漫的飛躍，而務實的領導層則主張符合經濟規律和國力。分歧在1956年幾乎達到了公開化的程度。
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毛發動了對鄧子恢的批判，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掀起了1955-1956年間的全麵冒進。周恩來不斷地抵製冒進的形勢，要求“不要勉強去做那些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則就要犯盲目冒進的錯誤。”[5]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會議，決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堅持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周恩來、陳雲在主持敲定第二個五年計劃方案時，將冒進時提出的過高指標全部降了下來，毛主持製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也被擱置。
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了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於6月20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發表前劉少奇曾將這篇社論稿批交毛澤東審閱，毛批“不看了”三字表示抵製。事後他抱怨說：“罵我的我為什麽要看？”兩年後清算“反冒進”時，他更指責這篇社論是：“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庸俗的辯證法。文章好象既反‘左’又反右，但實際上並沒有反右，而是專門反‘左’，而且尖銳地針對我的。”[6]
毛澤東的躁進方針與政治局的穩進戰略發生了矛盾，他明顯感到自己的烏托邦理想無法在上層推行，需要重新樹立權威。1957年5月的“整風”，就是重樹權威的戰略部署，筆者在《毛澤東“反右”動因及後果的再研究》一文中已作過分析。
兩個多月之後，毛澤東在9月10日的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上，談到自己在曆次黨代會上當選和落選的情況：“大概我這個人逢雙不吉利”（指第二、四次黨代會落選中委，第六次黨代會未入政治局）；還談及三次“左”傾路線時期受到的各種處分、打擊，“記得起來的有二十次。”[7]9月13日他又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說：“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誌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8]
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劉少奇在政治報告報告中強調了反對主觀主義和貫徹黨的集體領導原則。此時正值國際共運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當口，“老大哥”蘇共也曆來不承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鄧小平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重申了反對個人崇拜的原則。新黨章將原有的“毛澤東思想”一詞刪除了（據說是根據毛本人的提議），並真的接過毛的指示，在第三十七條第五款為他預設了一個職位：“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
毛澤東在“八大”期間繼續作出後退姿態，提出“兩個主席都辭掉”，連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也不想當了。中共八大，他在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的談話中說：“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隻能‘跑龍套’。你們看，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我就是‘跑龍套’，而唱戲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誌。”[9]他還說：“我本想辭掉主席的職務，想幹個名譽主席。這次黨章草案中有一條，必要時可以設名譽主席。我這是準備後事。現在同誌們都不讚成我下台，我說，拖幾年也可以。所以，設了四個副主席。現在還是逃不脫。我的方針是兩個主席都辭掉。”[10]
毛澤東在“八大”仍當選連任黨主席。1957年3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自稱“跑龍套”的他再度放風：“我也想替報紙寫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這個職務辭了才成。我可以在報紙上辟一個專欄，當專欄作家。”[11]4月10日，他同《人民日報》負責人談話時再度變調：“我辭去國家主席之後，可以給你們寫些文章。”[12]此後就不再提辭黨主席了。
這些都是他4月30日正式提出不連任國家主席的前奏。待到5月1日黃炎培、陳叔通兩位黨外大老上書挽留之後，毛澤東才在該信的批語中說出了最關鍵的話：“這個國家已經推不動了”；“我仍存在，維係人民的個人威信不會因不連任而有所減損”。他雖不排除在“衛國戰爭一類重大事件”出現時再度出任國家主席的可能，但堅持要求“從一九五八年起讓我暫時擺脫此任務，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例如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員資格，在必要時，我仍可以做主題報告）。這樣，比較做主席對國家利益更大。”[13]
毛澤東在兩年後卸去了國家主席職務，但終其一生，皆連任中共中央主席職務，再也沒有辭職的舉動。“八大”與“九大”居然間隔了十三年，接班人問題成了他後半生最大的心病。
從“八大”前夕提出不當黨主席，一變為“兩個主席都辭掉”，再變為讓出國家主席而留任黨主席，直到十年後發動“文革”打倒國家主席並廢除這個職務，雖然事態的發展有曆史背景上的階段性，心路曆程卻曆曆在目。
毛澤東很清楚——“黨是領導一切的”。
“以退為進”是政治家的大謀略，但偉大領袖當時的戰略意圖，熟讀兵法的陳銘樞竟未參透。
三、陳銘樞對毛澤東的“規諫”
陳銘樞成名於北伐戰爭，在國民黨中曾曆任十一軍軍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京滬衛戍司令兼淞滬警備司令、國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院長等要職。他是國民革命軍十九路軍的領袖，1932年淞滬抗戰的愛國將領蔡廷鍇、蔣光鼐皆其部下；1933年他參與策動“福建事變”，楬櫫反蔣抗日。1949年陳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職。
陳是國民黨內有名的儒將和詩人，又兼具佛學家的身份，別號真如居士，一生與熊十力、梁漱溟結下深厚佛緣。他在1950年曾三次上書與毛澤東論佛學，毛回信說：“尊著略讀，未能詳研，不敢提出意見。惟覺其中若幹觀點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時再與先生商略。”[14]不久，毛澤東接見了他，兩人就佛學進行了探討，談話內容至今未詳，但毛顯然沒有接受他那套“佛學治國論”。1952年毛澤東痛批梁漱溟時，陳曾當場為梁仗義執言，因而在民革中央受到批判。他後半生官越做越小，在民革屬於非主流派。
這次毛澤東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重新激起了陳銘樞參政熱情。他在5月8日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批評了學校的黨委製後，對報刊摘要刊登他的發言表示不滿；隨後接受統戰部長李維漢的建議，寫了《向非黨人士求師求友》，發表在12日的《人民日報》上；16日他又在座談會上提出：“黨與非黨人士所提出的批評，都談缺點，沒有談到優點，這是符合黨的整風精神的。”
18日他寫給毛澤東的信，倒是既談優點也談缺點，還表達了對一部分民主人士政客作風的不滿：
……我素稔您樂於與非黨人士接觸，這是難能可貴的。但我從旁觀察，所常接觸者，仍多趨附之輩，耿介不苟者實屬寥寥。至於能犯顏敢諫者，我尚未見其人。
建國後，黨為化敵為友，對來自舊中國的某些人士，使用多從效用出發，很少兼及其品格與能力的遴選，以次拔擢，累累若若，闒茸滿目，修潔潛光。至於貪天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譽者有之，爭名獵位祿蠹充斥。以至黨內有不平之氣，黨外嘖有煩言，尤其甚者，新社會風貌受其玷汙，工農幹部受其影響，青年學生蒙其毒害。此種世俗之見，雖由來已久，但以革命作幌子，包藏卑媚，相將成風，尤足殷慮。……
您此一舉，不僅打破個人崇拜，樹立世界高潔宏大的風範，對於百千萬黨與非黨幹部，亦能使之發揚蹈厲，知所警惕。特別對非黨人士之享高位，尤斤斤於名位得失者，知有所懍，風行革化，拭目可待。
陳銘樞希望毛澤東能夠對以往的行藏有所反思，提高個人修養，特提出四條“規諫”：
由於您負國家的重任，日理萬機，要求麵晤，一磬所懷，確非易事。故趁此向您略盡規諫如下：
（一）您在最近講話中，皆述及自己有好大喜功之處，我也有同感，希望能更加深入體察，以求究竟。
（二）我感到您有時尚不免為喜怒所乘，在一個浪潮之下，輕易挫傷高級幹部的自尊心和他們固有地位。同樣，有時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際，俟隙淆亂黑白，投其所好。
（三）您有時尚不免輕信幹部的虛偽匯報與教條主義的分析方法，未經鄭重細致的研究，即作過激的決定。
（四）由於您對於新的事物具有“至心皈命”的虔忱，這是共產黨人最高品質，我是無限景佩的，而由此而產生的另一麵極端——過分鄙夷舊的，但也值得商榷。如您致臧克家論詩內的函件中有“因為是舊體詩，怕謬種流傳，遺誤青年”之句。此雖是指您自己的詩詞而言，但治舊體詩者，總以為是一種“刺隱”之筆，弦外之音，大傷他們的自尊心。這是一個不慎。就您的舊體詩而論，何嚐不具有中國古典詩歌的特長呢？如開朗的胸襟，絕逸的旨趨，高亢的聲調，簡練的詞匯，恢闊的風懷……等等，怎能因為是舊體而遽目為是謬種呢？說明了您對古典文學尚有不夠尊重之處。……
讀信至此，悟出陳獲頒“右派”頂戴，端的是咎由自取。
信的前半部分已指出了毛澤東個人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難寧，察而難周”，政策措施上“畸輕畸重，失緩失急”；最後的四條“規諫”，又總結出好大喜功、喜怒無常、偏聽偏信、鄙夷舊文化的四大過失，領袖肯定不會聞過則喜。
中國傳統政治學中有一門謀略大法，叫做“揣摩學”。陳銘樞的國學修養，從上毛澤東書中可窺見一斑，惟獨在這門學問上遠遜於另外兩位上書人。
黃炎培、陳叔通的“勸留”上書，其“連選不得過兩任”的建言，從憲政建設的角度當然可取，但不寫給毛澤東而直接寫給劉少奇、周恩來，顯有諷勸二位的深意，令劉、周無法開口，為毛預留發揮空間；而陳銘樞竟以“暫息仔肩，以國事付劉、周諸領導人物”直接向毛進言，偏要弄假成真，更有支持“反冒進”之嫌，越發令人不受用。終毛一生，何嚐真正以國事信托於人？
陳銘樞在1931年調停國民黨內部的“寧粵之爭”，直接促成了蔣介石的下野，二人間的嫌隙即由此而生。二十六年後他舊調重彈，以黨外人士之身“促退”毛澤東，才是賈禍的關鍵所在。
四、曆史令人扼腕
陳銘樞後來檢討說：“那時，我正在讀資治通鑒，受它的影響也大，因此不自覺地視毛主席為漢文帝，而以自己的言行，自比於汲黯之戇。”
無黨派人士張奚若，曾在1957年5月13日的座談會上不點名地公開批評“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言辭雖然激烈，後來並沒有被劃成“右派”；但五天之後陳銘樞以私人信件方式提出“規諫”，下場卻截然相反。這兩人觀點大致相同，唯一的區別在於陳有“勸退”之語。公布個人來信以發動批判的手法，後來毛澤東還對彭德懷使用過。
再比較一下兩封上書的作者結局：對不連任“期期以為未可”的黃炎培、陳叔通，曾在“反右”發動的前夕（1957年6月5日）受到毛澤東的深夜召見，麵授機宜，後來安貴尊榮到老死；“以乃至美至喜之事”的陳銘樞，則貶職賦閑（僅保留全國政協委員）而終。
毛澤東通過“反右”重新樹立個人權威後，第一件事就是乘勝在黨內“反右傾”，對1956年的“反冒進”進行徹底清算，然後按照自己的旨意發達了“大躍進”。毛對於張、陳二人的批評也一直耿耿於懷，曾在1958年1月28日的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
有一個朋友說我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這幾句話恰說到好處，“好大喜功”，看是好什麽大，喜什麽功？是反動派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裏隻有兩種：是主觀主義的好大喜功，還是合乎實際的好大喜功？我們是好六萬萬人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急功近利”，看是否搞個人突出，是否搞主觀主義，還是合乎實際，可以達到平均先進定額。過去不輕視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不行的。對過去不能過於重視，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國的好東西要學，應該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南京、濟南、長沙的城牆拆了很好，北京、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迷信將來”，人人都是如此，希望總得寄托在將來。這四句話提得很好。還有一個右派說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輕視古董”。“好大喜功”前麵已說過。“偏聽偏信”，不可不偏，我們不能偏聽右派的話，要偏聽社會主義之言。君子群而不黨，沒有此事，孔夫子殺少正卯，就是有黨。“喜怒無常”，是的，我們隻能喜好人，當你當了右派時，我們就是喜不起來了，就要怒了。“輕視古董”，有些古董如小腳、太監、臭蟲等，不要輕視嗎？[15]
同年的成都會議、漢口會議上，他也講過類似的話。
毛在“反右”前的講話中，曾述及自己有“好大喜功”之處，潛台詞殆非檢討而是自負。這四個字簡直就是“冒進”和“大躍進”的同義語，也是他對“好大喜功”的批評一觸即跳的原因所在。
陳銘樞遭到重大打擊後，晚年潛心修佛，行事低調，但仍不免私下臧否時政。如對“大躍進”所造成的經濟災難，他便譏評道：“供求相差驚人，幾年之內也難恢複正常供應。要是過去發生這種情況，早就該‘下詔引咎’了。他們實行的不是列寧主義，是斯大林主義。”[16]
最不順耳的當屬“下詔引咎”四個字。這番話與章伯鈞、羅隆基、龍雲等的“右派言論”一道被整理上報後，毛澤東於1959年7月10日在廬山會議上舊話重提：
張奚若講的四句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過去，迷信將來。陳銘樞講的四句話：好大喜功，偏聽偏信，輕視古典，喜怒無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麽不好呢？去年1900 個項目，搞得多了一些，現在改為788個，不是很好嗎。我還是要好大喜功，比較接近實際的好大喜功，還是要的。偏聽偏信，就是要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左中右，總有所偏，隻能偏聽偏信無產階級的。同右派作鬥爭，總得偏在一邊。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沒有一點誌氣，還是不行的。還是要偏聽偏信，要偏聽偏信無產階級的，而不能偏聽偏信資產階級。再過10 年到15年趕上了英國，那時陳銘樞、張奚若這些人就沒有話講了。這些人希望他們長壽，不然，死了後，還會到閻王那裏去告我們的狀。[17]
1965年5月15日，陳銘樞在民革中央慶祝我國第二次核試驗成功的座談會上突發心髒病，經搶救無效，於當日下午4時逝世。距毛澤東祝願他們這些人長壽的時間，僅隔六年，來不及觀摩趕上英國後的盛世。
逝者的修佛友人之一熊十力先生，如是評價斯人：
其一生言動，大概胡胡塗塗。遇事可能衝動，而實無多留戀。與人無少長貴賤，一律以自然待之。無城府、無分別。無道理的後生隨意爾汝之，他亦無所覺。其來似有因，其去極自然。吾不能不傷感，而又不必傷感也……
同年12月21日及翌年2月17日，另一封上書的兩位作者——同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黃炎培、陳叔通也相繼逝世。
“真如居士”陳銘樞圓寂一年以後，毛澤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後人慶幸佛法護佑陳逃過了這場人間浩劫。據說他的日記史料價值很高，惜迄今未見現身。
共和國的“上書史”中，有兩位將帥最值得紀念，一位是共產黨開國元帥彭德懷，另一位即國民黨愛國將領陳銘樞。“君子愛人以德”，著眼點各有不同，彭為民請命，陳則關注領袖的個人修養。如果毛澤東接受了這兩位的諍諫，則後來的曆史或將重寫。
以陳銘樞的諤諤諍言，比照毛澤東晚年所犯的種種錯誤，可謂切中要害。他的上書中，還有一段講民族精神與執政能力的關係，於世風日下的今日讀之，更令人扼腕：
……我國民族素有溫柔敦厚的氣質，廣大人民守法服從，若出天性。加以重理性，講公道，愛和平，知恩報德。治國者苟能重視民族精神，導之以正，示之以公，齊之以嚴肅，人民之歸附。將如水之就下，莫之能禦。今天，在狂風暴雨之後，繼以麗日風光，則上行下效，如影隨形，如響斯應，其收功之速且大，可斷言者。故來日大戰，不患人民之不樂於赴命，而患在剗於現在的水平，不發揚民族智慧和潛力的最高領域和最大的可能性。……
以國士諍臣自命，企望明主以師友待之，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通病。殊不知他們心目中的明主，往往有葉公好龍之癖。
2005年9月5日 風雨讀書樓
《隨筆》 2007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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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673頁。
[2] 毛澤東：《關於不再當下屆國家主席的批語》（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57、459頁。
[3]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頁。
[4] 毛澤東：《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0、81頁。
[5]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532頁。
[6]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曆的若幹重大曆史事件片斷》，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頁。
[7] 毛澤東《關於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頁。
[8] 毛澤東：《關於中共中央設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111頁。
[9]毛澤東：《吸取曆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一九五六年九月），《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262頁。
[10]轉引自劉誌男：《關於建國後至中共九大期間“接班人”問題的曆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1]毛澤東：《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頁。
[12]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667頁。
[13]毛澤東：《關於不再當下屆國家主席的批語》（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458-460頁。
[14]毛澤東：《致陳銘樞》（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二日），《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0頁。
[15]《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第17頁。
[16]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頁。
[17]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第57-58頁。
章立凡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講整風問題，最後提出：明年二屆人大，一定辭去國家主席，減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問題。瑞士有七人委員會，總統是輪流當的。我們幾年輪一次總可以，采取逐步脫身政策。並說：要透點消息出去，否則老百姓不了解。[1]
一石掀起千重浪，毛澤東的這個公開表態，在黨內外引起了震動。人們紛紛猜測：毛澤東為什麽不想當主席了？中共黨內反映謹慎，而在黨外人士中，則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
一、黨外人士的兩封上書
領會領袖心態比較到位的黨外人士黃炎培、陳叔通，第二天就致信全國人大委員長劉少奇、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不同意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一職。二老在信中說：
昨毛主席於會議上最後提到下屆選舉主席不提毛主席的名，並囑我們透露消息。我們兩個人意見：不說擁戴的空話，而要從我們國家的現實著想。我們的國家由民主革命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變革。就七年來說，發展要算順利的。但不可以不看出發展超過了鞏固，就是不可以說國家已經鞏固了，而況台灣尚未解放，國際兩大陣營尚在劇烈鬥爭的時候。在此期間，最高領導人還是不變動為好。誠然要強調集體領導，但在短期過程中全國人民還認識不清楚，集體領導中突出的個人威信，仍是維係全國人民的重要一環。似應再連一任，而於憲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任期四年”下加一句“連選不得過兩任”，則以後依法辦事，可以解除全國人民的種種惶惑。不然，可能因國內人心的震動，而給予國際間推波助瀾的造謠機會。我們期期以為未可。至於代行職權，亦可在憲法上規定副主席二人或三人，前年委員長已代行過職權，接見外國使者，本來應該在憲法上加以修改。此事關係重大，應請先由黨、政府慎重考慮，暫不透露。特以密陳。並請考慮應否及時邀集昨在場人大、政協同誌就這一問題，交換意見，如大家都有上麵所陳感想，即請轉陳毛主席，同時我們相約勿遽外傳。
四天之後，毛澤東對此信加了批注，重申不連任國家主席的意見，提出“可以考慮修改憲法”，並批示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說：“請少奇同誌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參加的政治局會議，展開討論一次，取得同意。”“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幾十人的會上談過，大家認為可行。並且談到黨的主席，也認為將來適當時機可行，隻是暫時還不行。”並要求將此信及批注印發中共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黨的八大代表，各省市區黨委，全國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 [2]
半個月之後才聽到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內容傳達的民革中常委陳銘樞，卻在5月18日上書毛澤東，對他的不連任動議表示熱情支持：
昨在民革中央聽到傳達您4月30日講話中有將於明年大選時辭去主席職務一節，初覺突然，旋思以乃至美至喜之事。非目光爍射俯察寰區，照見未來者，決不足以有此。……
目前黨中央領導核心空前團結，政權在握，內外翕和，黨內濟濟多士，全國亦不乏上駟之才，革命大業，來日方長。您乘時引退，率天下以謙讓，矯末俗之競奔，開賢路以待後起，留有餘以補不足。此天下之至公，大智、大勇、大仁之所為也。華盛頓以開國元首，當國八年即行引退，卒奠定了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今曆史家猶樂道之。您所建造的偉績，以及此項出乎此類、拔乎其萃的智舉，所含意義之深且廣，華盛頓瞠乎其後矣。
自大革命失敗以還，您首創農村根據地，中經十年內戰。八年抗日，三年解放戰爭，卒以旋乾轉坤，翻開曆史新頁。以往數十年，您無一事不首當要衝，無一日不躬上鬥爭前線，亦無一日不與民休戚，險阻艱難，備嚐之矣，民之情亦盡知之矣！解放後，國家草創之初，萬端待理，您殫精竭慮，有加無已。其後國家規模日具，體製日備，您以黨的最高領袖，而兼國家元首，禮儀接待之際，不免受形式的約束。且一日萬機，縱使巧手安排，亦難有從容寬裕的暇日。正由於此，自不免於個人修養上的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難寧，察而難周之失；也難免於影響察人聽言、決策定計的睿斷，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輕畸重，失緩失急。事理乃爾，雖固無損君子之大德，而施濟的宏效，與瞻矚的境界，蓋尚有足以提高者在。苟於此時，暫息仔肩，以國事付劉、周諸領導人物，以在野之身督察國家大事，深入工農群眾，體察民間疾苦，並與知識分子促膝談心，且利用這暇豫心緒，增加深潛寬博的修養，更加強健身心，這不隻有益於默察時宜，洞悉民隱，從旁補漏救弊，且為再度重任國家衝要的準備。由於寧靜致遠，眼界開拓，對國際局勢的演變亦能若網在綱，有條不紊，使社會主義陣營與人類和平事業愈加鞏固發展，此固非常之功，非常人之舉也。
陳銘樞除了舉華盛頓為例，還談到德國的俾斯麥和日本的伊藤博文功成身退的故事，且複述了俾斯麥向威廉一世提出辭職的理由：
在位日久，將易主觀臆斷，耳目失聰。一己為珍惜聲名，事有未放手，對相隨日久的人，因念其汗馬勳勞，縱有不肖．不忍也不能去之。繼起新銳，新鉶初試，必能割此癰疽，一掃頹習，己則從旁監督，旨銳力於將來，更為有利。
毛澤東對此信沒有表態。兩周後發動的“反右”運動中，陳銘樞因這封私人信件而受到嚴厲批判，最終戴上了“右派”帽子。
二、毛澤東的“主席情結”
1957年毛澤東正式提出不連任國家主席的動議；1959年的二屆人大一次會議接受了他的提議，國家主席職務由劉少奇接任；1966年毛發動“文革”，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1970年他堅決反對設立國家主席，最終導致“接班人”林彪的垮台。研究毛澤東晚年行止，最令人費解的是他對國家主席一職近乎病態的惡感，自己不想當又不喜歡別人當。但毛澤東的這一情結，其所由來者漸矣。
毛澤東自1949年10月1日起，就以中國共產黨主席的身份，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這個禮儀性的職務，主要是出席國家重大活動、頒發政令和任免事項、接見國賓，令習慣於山中自在的毛澤東漸漸不勝其煩，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輝煌開國的榮耀漸漸淡化之後，毛感到他“熟習的東西”正在閑下來，而以往所不熟習的經濟工作，卻有些插不上手，不像戰爭年代那樣指揮自如。
共和國成立之初，在“過渡時期”的建設方針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就發生過分歧。薄一波曾經談到：“在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問題上，毛主席在1952年就開始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1953年正式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少奇同誌則主張多搞一段時間的新民主主義，待條件成熟後再轉入社會主義”。[3]
毛批評周恩來領導的政務院，在新稅製上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又以組織上的分散主義錯誤為由，於1953年3月提議撤銷了以周為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規定政府各部黨組直接受黨中央領導。
同年5月，他又針對劉少奇等重申自己的權威：“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4]
上述這些分歧，後來誘發了企圖推倒劉、周的“高饒事件”。
斯大林逝世後，毛澤東又急於探索一條比蘇聯更高速發展的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詩人氣質的領袖喜歡浪漫的飛躍，而務實的領導層則主張符合經濟規律和國力。分歧在1956年幾乎達到了公開化的程度。
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毛發動了對鄧子恢的批判，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掀起了1955-1956年間的全麵冒進。周恩來不斷地抵製冒進的形勢，要求“不要勉強去做那些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則就要犯盲目冒進的錯誤。”[5]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會議，決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堅持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周恩來、陳雲在主持敲定第二個五年計劃方案時，將冒進時提出的過高指標全部降了下來，毛主持製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也被擱置。
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了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於6月20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發表前劉少奇曾將這篇社論稿批交毛澤東審閱，毛批“不看了”三字表示抵製。事後他抱怨說：“罵我的我為什麽要看？”兩年後清算“反冒進”時，他更指責這篇社論是：“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庸俗的辯證法。文章好象既反‘左’又反右，但實際上並沒有反右，而是專門反‘左’，而且尖銳地針對我的。”[6]
毛澤東的躁進方針與政治局的穩進戰略發生了矛盾，他明顯感到自己的烏托邦理想無法在上層推行，需要重新樹立權威。1957年5月的“整風”，就是重樹權威的戰略部署，筆者在《毛澤東“反右”動因及後果的再研究》一文中已作過分析。
兩個多月之後，毛澤東在9月10日的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上，談到自己在曆次黨代會上當選和落選的情況：“大概我這個人逢雙不吉利”（指第二、四次黨代會落選中委，第六次黨代會未入政治局）；還談及三次“左”傾路線時期受到的各種處分、打擊，“記得起來的有二十次。”[7]9月13日他又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說：“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誌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8]
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劉少奇在政治報告報告中強調了反對主觀主義和貫徹黨的集體領導原則。此時正值國際共運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當口，“老大哥”蘇共也曆來不承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鄧小平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重申了反對個人崇拜的原則。新黨章將原有的“毛澤東思想”一詞刪除了（據說是根據毛本人的提議），並真的接過毛的指示，在第三十七條第五款為他預設了一個職位：“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
毛澤東在“八大”期間繼續作出後退姿態，提出“兩個主席都辭掉”，連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也不想當了。中共八大，他在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的談話中說：“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隻能‘跑龍套’。你們看，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我就是‘跑龍套’，而唱戲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誌。”[9]他還說：“我本想辭掉主席的職務，想幹個名譽主席。這次黨章草案中有一條，必要時可以設名譽主席。我這是準備後事。現在同誌們都不讚成我下台，我說，拖幾年也可以。所以，設了四個副主席。現在還是逃不脫。我的方針是兩個主席都辭掉。”[10]
毛澤東在“八大”仍當選連任黨主席。1957年3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自稱“跑龍套”的他再度放風：“我也想替報紙寫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這個職務辭了才成。我可以在報紙上辟一個專欄，當專欄作家。”[11]4月10日，他同《人民日報》負責人談話時再度變調：“我辭去國家主席之後，可以給你們寫些文章。”[12]此後就不再提辭黨主席了。
這些都是他4月30日正式提出不連任國家主席的前奏。待到5月1日黃炎培、陳叔通兩位黨外大老上書挽留之後，毛澤東才在該信的批語中說出了最關鍵的話：“這個國家已經推不動了”；“我仍存在，維係人民的個人威信不會因不連任而有所減損”。他雖不排除在“衛國戰爭一類重大事件”出現時再度出任國家主席的可能，但堅持要求“從一九五八年起讓我暫時擺脫此任務，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例如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員資格，在必要時，我仍可以做主題報告）。這樣，比較做主席對國家利益更大。”[13]
毛澤東在兩年後卸去了國家主席職務，但終其一生，皆連任中共中央主席職務，再也沒有辭職的舉動。“八大”與“九大”居然間隔了十三年，接班人問題成了他後半生最大的心病。
從“八大”前夕提出不當黨主席，一變為“兩個主席都辭掉”，再變為讓出國家主席而留任黨主席，直到十年後發動“文革”打倒國家主席並廢除這個職務，雖然事態的發展有曆史背景上的階段性，心路曆程卻曆曆在目。
毛澤東很清楚——“黨是領導一切的”。
“以退為進”是政治家的大謀略，但偉大領袖當時的戰略意圖，熟讀兵法的陳銘樞竟未參透。
三、陳銘樞對毛澤東的“規諫”
陳銘樞成名於北伐戰爭，在國民黨中曾曆任十一軍軍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京滬衛戍司令兼淞滬警備司令、國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院長等要職。他是國民革命軍十九路軍的領袖，1932年淞滬抗戰的愛國將領蔡廷鍇、蔣光鼐皆其部下；1933年他參與策動“福建事變”，楬櫫反蔣抗日。1949年陳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職。
陳是國民黨內有名的儒將和詩人，又兼具佛學家的身份，別號真如居士，一生與熊十力、梁漱溟結下深厚佛緣。他在1950年曾三次上書與毛澤東論佛學，毛回信說：“尊著略讀，未能詳研，不敢提出意見。惟覺其中若幹觀點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時再與先生商略。”[14]不久，毛澤東接見了他，兩人就佛學進行了探討，談話內容至今未詳，但毛顯然沒有接受他那套“佛學治國論”。1952年毛澤東痛批梁漱溟時，陳曾當場為梁仗義執言，因而在民革中央受到批判。他後半生官越做越小，在民革屬於非主流派。
這次毛澤東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重新激起了陳銘樞參政熱情。他在5月8日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批評了學校的黨委製後，對報刊摘要刊登他的發言表示不滿；隨後接受統戰部長李維漢的建議，寫了《向非黨人士求師求友》，發表在12日的《人民日報》上；16日他又在座談會上提出：“黨與非黨人士所提出的批評，都談缺點，沒有談到優點，這是符合黨的整風精神的。”
18日他寫給毛澤東的信，倒是既談優點也談缺點，還表達了對一部分民主人士政客作風的不滿：
……我素稔您樂於與非黨人士接觸，這是難能可貴的。但我從旁觀察，所常接觸者，仍多趨附之輩，耿介不苟者實屬寥寥。至於能犯顏敢諫者，我尚未見其人。
建國後，黨為化敵為友，對來自舊中國的某些人士，使用多從效用出發，很少兼及其品格與能力的遴選，以次拔擢，累累若若，闒茸滿目，修潔潛光。至於貪天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譽者有之，爭名獵位祿蠹充斥。以至黨內有不平之氣，黨外嘖有煩言，尤其甚者，新社會風貌受其玷汙，工農幹部受其影響，青年學生蒙其毒害。此種世俗之見，雖由來已久，但以革命作幌子，包藏卑媚，相將成風，尤足殷慮。……
您此一舉，不僅打破個人崇拜，樹立世界高潔宏大的風範，對於百千萬黨與非黨幹部，亦能使之發揚蹈厲，知所警惕。特別對非黨人士之享高位，尤斤斤於名位得失者，知有所懍，風行革化，拭目可待。
陳銘樞希望毛澤東能夠對以往的行藏有所反思，提高個人修養，特提出四條“規諫”：
由於您負國家的重任，日理萬機，要求麵晤，一磬所懷，確非易事。故趁此向您略盡規諫如下：
（一）您在最近講話中，皆述及自己有好大喜功之處，我也有同感，希望能更加深入體察，以求究竟。
（二）我感到您有時尚不免為喜怒所乘，在一個浪潮之下，輕易挫傷高級幹部的自尊心和他們固有地位。同樣，有時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際，俟隙淆亂黑白，投其所好。
（三）您有時尚不免輕信幹部的虛偽匯報與教條主義的分析方法，未經鄭重細致的研究，即作過激的決定。
（四）由於您對於新的事物具有“至心皈命”的虔忱，這是共產黨人最高品質，我是無限景佩的，而由此而產生的另一麵極端——過分鄙夷舊的，但也值得商榷。如您致臧克家論詩內的函件中有“因為是舊體詩，怕謬種流傳，遺誤青年”之句。此雖是指您自己的詩詞而言，但治舊體詩者，總以為是一種“刺隱”之筆，弦外之音，大傷他們的自尊心。這是一個不慎。就您的舊體詩而論，何嚐不具有中國古典詩歌的特長呢？如開朗的胸襟，絕逸的旨趨，高亢的聲調，簡練的詞匯，恢闊的風懷……等等，怎能因為是舊體而遽目為是謬種呢？說明了您對古典文學尚有不夠尊重之處。……
讀信至此，悟出陳獲頒“右派”頂戴，端的是咎由自取。
信的前半部分已指出了毛澤東個人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難寧，察而難周”，政策措施上“畸輕畸重，失緩失急”；最後的四條“規諫”，又總結出好大喜功、喜怒無常、偏聽偏信、鄙夷舊文化的四大過失，領袖肯定不會聞過則喜。
中國傳統政治學中有一門謀略大法，叫做“揣摩學”。陳銘樞的國學修養，從上毛澤東書中可窺見一斑，惟獨在這門學問上遠遜於另外兩位上書人。
黃炎培、陳叔通的“勸留”上書，其“連選不得過兩任”的建言，從憲政建設的角度當然可取，但不寫給毛澤東而直接寫給劉少奇、周恩來，顯有諷勸二位的深意，令劉、周無法開口，為毛預留發揮空間；而陳銘樞竟以“暫息仔肩，以國事付劉、周諸領導人物”直接向毛進言，偏要弄假成真，更有支持“反冒進”之嫌，越發令人不受用。終毛一生，何嚐真正以國事信托於人？
陳銘樞在1931年調停國民黨內部的“寧粵之爭”，直接促成了蔣介石的下野，二人間的嫌隙即由此而生。二十六年後他舊調重彈，以黨外人士之身“促退”毛澤東，才是賈禍的關鍵所在。
四、曆史令人扼腕
陳銘樞後來檢討說：“那時，我正在讀資治通鑒，受它的影響也大，因此不自覺地視毛主席為漢文帝，而以自己的言行，自比於汲黯之戇。”
無黨派人士張奚若，曾在1957年5月13日的座談會上不點名地公開批評“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言辭雖然激烈，後來並沒有被劃成“右派”；但五天之後陳銘樞以私人信件方式提出“規諫”，下場卻截然相反。這兩人觀點大致相同，唯一的區別在於陳有“勸退”之語。公布個人來信以發動批判的手法，後來毛澤東還對彭德懷使用過。
再比較一下兩封上書的作者結局：對不連任“期期以為未可”的黃炎培、陳叔通，曾在“反右”發動的前夕（1957年6月5日）受到毛澤東的深夜召見，麵授機宜，後來安貴尊榮到老死；“以乃至美至喜之事”的陳銘樞，則貶職賦閑（僅保留全國政協委員）而終。
毛澤東通過“反右”重新樹立個人權威後，第一件事就是乘勝在黨內“反右傾”，對1956年的“反冒進”進行徹底清算，然後按照自己的旨意發達了“大躍進”。毛對於張、陳二人的批評也一直耿耿於懷，曾在1958年1月28日的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
有一個朋友說我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這幾句話恰說到好處，“好大喜功”，看是好什麽大，喜什麽功？是反動派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裏隻有兩種：是主觀主義的好大喜功，還是合乎實際的好大喜功？我們是好六萬萬人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急功近利”，看是否搞個人突出，是否搞主觀主義，還是合乎實際，可以達到平均先進定額。過去不輕視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不行的。對過去不能過於重視，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國的好東西要學，應該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南京、濟南、長沙的城牆拆了很好，北京、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迷信將來”，人人都是如此，希望總得寄托在將來。這四句話提得很好。還有一個右派說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輕視古董”。“好大喜功”前麵已說過。“偏聽偏信”，不可不偏，我們不能偏聽右派的話，要偏聽社會主義之言。君子群而不黨，沒有此事，孔夫子殺少正卯，就是有黨。“喜怒無常”，是的，我們隻能喜好人，當你當了右派時，我們就是喜不起來了，就要怒了。“輕視古董”，有些古董如小腳、太監、臭蟲等，不要輕視嗎？[15]
同年的成都會議、漢口會議上，他也講過類似的話。
毛在“反右”前的講話中，曾述及自己有“好大喜功”之處，潛台詞殆非檢討而是自負。這四個字簡直就是“冒進”和“大躍進”的同義語，也是他對“好大喜功”的批評一觸即跳的原因所在。
陳銘樞遭到重大打擊後，晚年潛心修佛，行事低調，但仍不免私下臧否時政。如對“大躍進”所造成的經濟災難，他便譏評道：“供求相差驚人，幾年之內也難恢複正常供應。要是過去發生這種情況，早就該‘下詔引咎’了。他們實行的不是列寧主義，是斯大林主義。”[16]
最不順耳的當屬“下詔引咎”四個字。這番話與章伯鈞、羅隆基、龍雲等的“右派言論”一道被整理上報後，毛澤東於1959年7月10日在廬山會議上舊話重提：
張奚若講的四句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過去，迷信將來。陳銘樞講的四句話：好大喜功，偏聽偏信，輕視古典，喜怒無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麽不好呢？去年1900 個項目，搞得多了一些，現在改為788個，不是很好嗎。我還是要好大喜功，比較接近實際的好大喜功，還是要的。偏聽偏信，就是要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左中右，總有所偏，隻能偏聽偏信無產階級的。同右派作鬥爭，總得偏在一邊。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沒有一點誌氣，還是不行的。還是要偏聽偏信，要偏聽偏信無產階級的，而不能偏聽偏信資產階級。再過10 年到15年趕上了英國，那時陳銘樞、張奚若這些人就沒有話講了。這些人希望他們長壽，不然，死了後，還會到閻王那裏去告我們的狀。[17]
1965年5月15日，陳銘樞在民革中央慶祝我國第二次核試驗成功的座談會上突發心髒病，經搶救無效，於當日下午4時逝世。距毛澤東祝願他們這些人長壽的時間，僅隔六年，來不及觀摩趕上英國後的盛世。
逝者的修佛友人之一熊十力先生，如是評價斯人：
其一生言動，大概胡胡塗塗。遇事可能衝動，而實無多留戀。與人無少長貴賤，一律以自然待之。無城府、無分別。無道理的後生隨意爾汝之，他亦無所覺。其來似有因，其去極自然。吾不能不傷感，而又不必傷感也……
同年12月21日及翌年2月17日，另一封上書的兩位作者——同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黃炎培、陳叔通也相繼逝世。
“真如居士”陳銘樞圓寂一年以後，毛澤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後人慶幸佛法護佑陳逃過了這場人間浩劫。據說他的日記史料價值很高，惜迄今未見現身。
共和國的“上書史”中，有兩位將帥最值得紀念，一位是共產黨開國元帥彭德懷，另一位即國民黨愛國將領陳銘樞。“君子愛人以德”，著眼點各有不同，彭為民請命，陳則關注領袖的個人修養。如果毛澤東接受了這兩位的諍諫，則後來的曆史或將重寫。
以陳銘樞的諤諤諍言，比照毛澤東晚年所犯的種種錯誤，可謂切中要害。他的上書中，還有一段講民族精神與執政能力的關係，於世風日下的今日讀之，更令人扼腕：
……我國民族素有溫柔敦厚的氣質，廣大人民守法服從，若出天性。加以重理性，講公道，愛和平，知恩報德。治國者苟能重視民族精神，導之以正，示之以公，齊之以嚴肅，人民之歸附。將如水之就下，莫之能禦。今天，在狂風暴雨之後，繼以麗日風光，則上行下效，如影隨形，如響斯應，其收功之速且大，可斷言者。故來日大戰，不患人民之不樂於赴命，而患在剗於現在的水平，不發揚民族智慧和潛力的最高領域和最大的可能性。……
以國士諍臣自命，企望明主以師友待之，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通病。殊不知他們心目中的明主，往往有葉公好龍之癖。
2005年9月5日 風雨讀書樓
《隨筆》 2007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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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673頁。
[2] 毛澤東：《關於不再當下屆國家主席的批語》（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57、459頁。
[3]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頁。
[4] 毛澤東：《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0、81頁。
[5]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532頁。
[6]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曆的若幹重大曆史事件片斷》，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頁。
[7] 毛澤東《關於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頁。
[8] 毛澤東：《關於中共中央設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111頁。
[9]毛澤東：《吸取曆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一九五六年九月），《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262頁。
[10]轉引自劉誌男：《關於建國後至中共九大期間“接班人”問題的曆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1]毛澤東：《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頁。
[12]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667頁。
[13]毛澤東：《關於不再當下屆國家主席的批語》（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458-460頁。
[14]毛澤東：《致陳銘樞》（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二日），《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0頁。
[15]《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第17頁。
[16]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頁。
[17]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第57-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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