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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壺齋：母親的良知
發布者 yq 在 04-04-06 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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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壺齋·
一個幸福的阿根廷中產階級家庭，因為阿根廷軍政府時期的暴力行為從曆史中浮現出來而發生了危機。妻子是一個曆史教授，在學校裏教授著被官方修改了的曆史。先生是一個家境富裕的企業家。他們沒有自己的子女，領養了一個嬰孩並且已經把她撫養成為一個活潑可愛的女孩。但是，在課堂上，學生們開始挑戰曆史教科書。在同學聚會上，出走美國的好友講述了受迫害的慘狀，在電影中第一次提到被迫害的懷孕的母親。在街上，母親們開始遊行示威，要求政府把軍政府時期從被迫害的母親那裏偷走的嬰兒（現在已經長大）還給那些自己的親人。這使得女教授開始懷疑自己的養女也是屬於一個被迫害的母親的。她開始調查，終於發現那是事實。她的良心，她對受迫害母親的同情，與她對養女的愛和她丈夫的理念發生了痛苦的衝突。她終於離開丈夫出走。
這就是阿根廷電影《官方說法》（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Ｓｔｏｒｙ，１９８５）的梗概。這個電影的故事不是憑空想象。下麵是一則新聞：
“（中央社記者黃明興巴拿馬市二十九日專電）阿根廷自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三年的軍政府時期內的兩名官員涉嫌於一九七七年在非法拘留所中自一名女囚手中竊走一名剛出生的女嬰，他們兩人於本月二十九日遭布宜諾斯艾利斯聯邦法院判處七年徒刑。這兩名官員貝赫斯（Ｊｏｒｇｅ Ｂｅｒｇｅｓ）與艾切哥拉赤（Ｍｉｇｕｅｌ Ｅｔｃｈｅｃｏｌａｔｚ）被判刑罪名是抹滅嬰兒身分並偽造文件，前者當時是警醫，後者當時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省警察廳廳長。阿根廷軍政府時期的實際總統魏德拉（Ｊｏｒｇｅ Ｒａｆａｅｌ Ｖｉｄｅｌａ）與前海軍總司令馬賽拉（Ｅｍｉｌｉｏ ＥｄｕａｒｄｏＭａｓｓｅｒａ）因涉及竊嬰罪已遭法院拘押，目前仍在司法訴訟中。
“這宗竊嬰案的女主角姓費南德斯，目前與養父母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她的烏拉圭籍生父卡斯特羅（Ｅｄｕａｒｄｏ Ｇａｌｌｏ Ｃａｓｔｒｏ）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阿根廷軍方劫持，烏拉圭籍生母散絲（Ａｉｄａ Ｓａｎｚ）也於同年同月二十三日被劫持，兩人失蹤迄今，她的身分則於一九九九年年底才獲得回複。
“費南德斯的生父母當年是為了逃離烏拉圭的軍政府統治才避難到阿根廷，散絲當時身懷六甲，被阿根廷軍方劫持後被帶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南郊艾切哥拉赤治下的班費爾德井（Ｐｏｚｏｄｅ Ｂａｎｆｉｅｌｄ）拘留所，在那裏生下了費南德斯。
“貝赫斯當時為艾切哥拉赤工作，他在接生後把女嬰交給一對夫妻，但這對夫妻對女嬰身分來曆並不知情。
“阿根廷在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三年的軍政府時期中一個令人發指的經常性行為就是盜取在拘留所中剛出生的嬰兒並把他們交給其它想要小孩的夫婦，有些是海軍官員。”
這則新聞的內容與《官方說法》中的故事十分相似。在電影中，男主角當年就是付費以後從醫院領走了剛生下來的嬰兒。他並沒有看到過生父母的同意書，而對妻子，他則隱瞞了真相。當然，他當年也未必知道，孩子的生母是一個被迫害的母親。所以，這個幸福的中產階級家庭，也是當年軍政府暴行的犧牲品。
這個電影的敘事手法非常細膩並且多處運用象征。電影的時間框架是軍政府統治結束多年以後，社會生活恢複正常。老同學的聚會，充滿歡聲笑語，甚至當從美國回來的老同學開始講述她從家裏被抓走的時候，女教授和她還沒有從另一件可笑的事情引起的大笑中恢複過來。就在這笑聲中，恐怖像慢慢滲出的血在觀眾眼前展開。這裏，兩位女演員的表演足以催人淚下。
在電影中，恐怖的表現都是象征性的。在養女的生日晚會上，小女孩一個人回到自己的安靜的房間，哄著她的娃娃睡覺。突然，一個一隻腳踹開門的特寫鏡頭改變了敘事的方向，小女孩嚇得尖叫起來。觀眾會以為電影要用倒敘手法表現軍政府時期的恐怖，但是鏡頭拉開，原來是幾個男孩子拿著假槍在玩遊戲。通常這種誤解會產生笑聲，但是鏡頭上表現小女孩在母親懷中的抽泣表明這種遊戲的恐怖是有生活的真實的。在另一個場景，女教授向一個婦女了解當年竊嬰的情況時，背景的聲音是電子遊戲機的槍擊聲。電影利用這種手法把現實與曆史有機地結合到一起，使觀眾在日常平和的生活場景中體驗到另一個時空裏的血雨腥風。
電影中小女孩唱的一首兒歌也具有象征意義：“在未知的地方，我走了三步而迷失，這裏一步，那裏一步，我真嚇壞了。”迷失，正是阿根廷軍政府的暴行的結果。在軍政府的統治下，數千人異議人士遭到迫害，很多人徹底失蹤。很多牢獄中的孕婦生下孩子以後，嬰孩就失蹤了。這些失蹤的嬰孩長大以後，很多人沒有找到生身父母。
電影中的女教授是一個平凡的但卻是正直的知識分子，同時，她又是一個母親，一個女人。她的良知告訴她，盡管她愛自己的養女，也不能剝奪別的婦女的骨肉。電影沒有交待養女最後有沒有被還給生母，而是在女教授出走的時候結束，從而避免了一種庸俗的骨肉團聚的結局。我以為這是為了告訴觀眾，這部電影並不是關於這一個家庭的，而是關於曆史真相，關於社會正義，關於被扭曲了的集體記憶。
在人類社會中，集體記憶要幺被封存，要幺以各種物化的形式昭示給後人。各種紀念碑，紀念館就是物化的了記憶。記憶當然不完全是和現實無關的，所以才會有關於集體記憶的各種利益衝突。阿根廷有過痛苦的記憶，然而阿根廷人幸運的是，這種記憶將以紀念館的形式保存下來。根據中國日報網站消息：阿根廷總統基什內爾說，政府將建造一個特別的戰爭博物館，通過展出上世紀７０至８０年代阿根廷軍政府統治時期迫害和鎮壓國內反對派人士的曆史文物，揭露戰爭的殘酷，紀念軍政府時期的受害者。這座被命名為“肮髒戰爭博物館”的建築將建在軍政府統治時期使用過的一個刑訊室遺址上。基什內爾表示要代表國家和政府請求國人對軍事專製時期犯下的種種罪行，以及後來的政府對這些罪行保持沉默的作法予以原諒。
曆史上，新政府對老政府的否定並不少見。基於政治利益之上的否定行動並不需要多大的勇氣。隻有當新政府認為舊政府錯誤是自己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汙點，從而自己也有責任的時候，才能看出新政府是否有勇氣為自己的前任的暴行對人民作出一個交待。對暴行的譴責，應該超越黨政之爭，上升到對人性，對人權的維護的高度。隻有這樣，一個民主開放，政治清明的社會才有希望產生。
□ 寄自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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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阿根廷電影《官方說法》（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Ｓｔｏｒｙ，１９８５）的梗概。這個電影的故事不是憑空想象。下麵是一則新聞：
“（中央社記者黃明興巴拿馬市二十九日專電）阿根廷自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三年的軍政府時期內的兩名官員涉嫌於一九七七年在非法拘留所中自一名女囚手中竊走一名剛出生的女嬰，他們兩人於本月二十九日遭布宜諾斯艾利斯聯邦法院判處七年徒刑。這兩名官員貝赫斯（Ｊｏｒｇｅ Ｂｅｒｇｅｓ）與艾切哥拉赤（Ｍｉｇｕｅｌ Ｅｔｃｈｅｃｏｌａｔｚ）被判刑罪名是抹滅嬰兒身分並偽造文件，前者當時是警醫，後者當時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省警察廳廳長。阿根廷軍政府時期的實際總統魏德拉（Ｊｏｒｇｅ Ｒａｆａｅｌ Ｖｉｄｅｌａ）與前海軍總司令馬賽拉（Ｅｍｉｌｉｏ ＥｄｕａｒｄｏＭａｓｓｅｒａ）因涉及竊嬰罪已遭法院拘押，目前仍在司法訴訟中。
“這宗竊嬰案的女主角姓費南德斯，目前與養父母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她的烏拉圭籍生父卡斯特羅（Ｅｄｕａｒｄｏ Ｇａｌｌｏ Ｃａｓｔｒｏ）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阿根廷軍方劫持，烏拉圭籍生母散絲（Ａｉｄａ Ｓａｎｚ）也於同年同月二十三日被劫持，兩人失蹤迄今，她的身分則於一九九九年年底才獲得回複。
“費南德斯的生父母當年是為了逃離烏拉圭的軍政府統治才避難到阿根廷，散絲當時身懷六甲，被阿根廷軍方劫持後被帶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南郊艾切哥拉赤治下的班費爾德井（Ｐｏｚｏｄｅ Ｂａｎｆｉｅｌｄ）拘留所，在那裏生下了費南德斯。
“貝赫斯當時為艾切哥拉赤工作，他在接生後把女嬰交給一對夫妻，但這對夫妻對女嬰身分來曆並不知情。
“阿根廷在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三年的軍政府時期中一個令人發指的經常性行為就是盜取在拘留所中剛出生的嬰兒並把他們交給其它想要小孩的夫婦，有些是海軍官員。”
這則新聞的內容與《官方說法》中的故事十分相似。在電影中，男主角當年就是付費以後從醫院領走了剛生下來的嬰兒。他並沒有看到過生父母的同意書，而對妻子，他則隱瞞了真相。當然，他當年也未必知道，孩子的生母是一個被迫害的母親。所以，這個幸福的中產階級家庭，也是當年軍政府暴行的犧牲品。
這個電影的敘事手法非常細膩並且多處運用象征。電影的時間框架是軍政府統治結束多年以後，社會生活恢複正常。老同學的聚會，充滿歡聲笑語，甚至當從美國回來的老同學開始講述她從家裏被抓走的時候，女教授和她還沒有從另一件可笑的事情引起的大笑中恢複過來。就在這笑聲中，恐怖像慢慢滲出的血在觀眾眼前展開。這裏，兩位女演員的表演足以催人淚下。
在電影中，恐怖的表現都是象征性的。在養女的生日晚會上，小女孩一個人回到自己的安靜的房間，哄著她的娃娃睡覺。突然，一個一隻腳踹開門的特寫鏡頭改變了敘事的方向，小女孩嚇得尖叫起來。觀眾會以為電影要用倒敘手法表現軍政府時期的恐怖，但是鏡頭拉開，原來是幾個男孩子拿著假槍在玩遊戲。通常這種誤解會產生笑聲，但是鏡頭上表現小女孩在母親懷中的抽泣表明這種遊戲的恐怖是有生活的真實的。在另一個場景，女教授向一個婦女了解當年竊嬰的情況時，背景的聲音是電子遊戲機的槍擊聲。電影利用這種手法把現實與曆史有機地結合到一起，使觀眾在日常平和的生活場景中體驗到另一個時空裏的血雨腥風。
電影中小女孩唱的一首兒歌也具有象征意義：“在未知的地方，我走了三步而迷失，這裏一步，那裏一步，我真嚇壞了。”迷失，正是阿根廷軍政府的暴行的結果。在軍政府的統治下，數千人異議人士遭到迫害，很多人徹底失蹤。很多牢獄中的孕婦生下孩子以後，嬰孩就失蹤了。這些失蹤的嬰孩長大以後，很多人沒有找到生身父母。
電影中的女教授是一個平凡的但卻是正直的知識分子，同時，她又是一個母親，一個女人。她的良知告訴她，盡管她愛自己的養女，也不能剝奪別的婦女的骨肉。電影沒有交待養女最後有沒有被還給生母，而是在女教授出走的時候結束，從而避免了一種庸俗的骨肉團聚的結局。我以為這是為了告訴觀眾，這部電影並不是關於這一個家庭的，而是關於曆史真相，關於社會正義，關於被扭曲了的集體記憶。
在人類社會中，集體記憶要幺被封存，要幺以各種物化的形式昭示給後人。各種紀念碑，紀念館就是物化的了記憶。記憶當然不完全是和現實無關的，所以才會有關於集體記憶的各種利益衝突。阿根廷有過痛苦的記憶，然而阿根廷人幸運的是，這種記憶將以紀念館的形式保存下來。根據中國日報網站消息：阿根廷總統基什內爾說，政府將建造一個特別的戰爭博物館，通過展出上世紀７０至８０年代阿根廷軍政府統治時期迫害和鎮壓國內反對派人士的曆史文物，揭露戰爭的殘酷，紀念軍政府時期的受害者。這座被命名為“肮髒戰爭博物館”的建築將建在軍政府統治時期使用過的一個刑訊室遺址上。基什內爾表示要代表國家和政府請求國人對軍事專製時期犯下的種種罪行，以及後來的政府對這些罪行保持沉默的作法予以原諒。
曆史上，新政府對老政府的否定並不少見。基於政治利益之上的否定行動並不需要多大的勇氣。隻有當新政府認為舊政府錯誤是自己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汙點，從而自己也有責任的時候，才能看出新政府是否有勇氣為自己的前任的暴行對人民作出一個交待。對暴行的譴責，應該超越黨政之爭，上升到對人性，對人權的維護的高度。隻有這樣，一個民主開放，政治清明的社會才有希望產生。
□ 寄自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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