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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禮儀之邦”的教養問題

(2007-09-08 20:13:15) 下一個
朱大可:“禮儀之邦”的教養問題
發布者 yq 在 07-09-07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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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大可

中國人的禮貌,似乎已成民族自我整容的重大議題。據媒體報道,最近一項在1500名歐洲酒店經理中進行的調查顯示,日本人當選世界最佳遊客,中國人則在世界最差遊客中名列第三。與此同時,外交部也公開發布《中國領事保護和協助指南(2007年版)》,其間列舉了19種尋求領事保護的常見問題,提醒本公民出國時要在公共場合表現平靜,不要大聲說話,避免突出自己;不要在公共場所參與他人的爭吵,如此等等。

關於中國人教養的海外指責,正在演變為一種喜劇式的笑聲。在阿姆斯特丹最大的鑽石專賣店盥洗室裏,貼有唯一的中文告示是:“請不要站在馬桶上!”這與其說是對中國遊客的諷刺,不如說是對整個民族的勸諭。盡管法國人在上述排名中被列為世界最差遊客,但隻是因為他們拒絕說英語而已,法國人和英國人的教養,依然是全球公民的榜樣。這是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的偉大成果。歐洲耗費了三百年的時間,完成了關於國民教養的塑造。後發民族俄羅斯,耗費一百多年向法國學習禮儀和音樂,日本人則先後向中國和歐洲學習技術、製度和教養,於是,這兩個民族最終都“脫胎換骨”,搖身成為“先進文化”的代表。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個號稱“禮儀之邦” 的文明古國,卻逐漸喪失文明優勢,成為教養指數低下的負麵樣板。問題的要害在於,究竟從什麽時候開始,中國人把粗鄙當豪情,把無知當樸素,把暴力當革命,把失禮當率真,把低俗當可愛,把仇恨當愛國,又把無恥當成了反叛?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難以啟齒的,因為它指涉了現代製度的劇烈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粗鄙就是政治轉型的直接遺產。領袖“放屁”,百官罵娘,民眾“操*”,這種所謂“無產階級”的話語方式,不僅意味著思想清洗,而且是個人教養的全麵廢棄。政治正確代替了個人教養。1960年代影片《霓虹燈下哨兵》裏,排長陳喜揮手道別的姿態,被定義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並成為教育人民的反麵教材。這種價值的顛倒,以及文明的自我摧毀,正是教養淪喪的主要原因。經過反複的政治清洗,到1976年底,中國人的教養已經蕩然無存。

長期以來,在中國人的政治生涯,隻有一項跟“教養”真正相關的事務,那就是“勞動教養”,但它跟真正的教養無關,在許多法學家看來,它隻是一種不當授權的衙門私刑而已。在我們的道德事務中,教養仍然毫無蹤影。甚至在80年代的“人道主義思潮”中,它也沒有被納入核心價值的範疇。

作為種族文明的個人表達,教養是禮貌、風度、修養、德行和健康心理的混合體。教養要求我們展開內省,明辨自身的社會角色,在捍衛主體自由的同時,尊重他人(其他生物)的權利和感受。教養是所有財富中最昂貴的一種。做一個有教養的中國人,比做一個有錢的中國人遠為重要。教養應當與獨立、自由、民主、正義、誠信和個人尊嚴一起,成為國民的核心價值。

毫無疑問,教養不是西方民族的文化專利,更與所謂“資產階級思想”無關,而是人類文明的普世標準。教養和國家發達程度呈正比關係。它是文明的旗幟,並據此展示民族的精神高度。隻有教養指數高漲的民族,才具備區域和全球領導力,並承擔維係國際秩序的使命。而對於無教養的國度,任何華麗的“盛世敘事”,都隻能是自我陶醉的幻夢而已。

作為一種優美的意識形態,教養不是政治規訓和德育美育課程的結果。早在80年代,就已出現了“五講四美”的口號,此後,以政治正確方式展開“精神文明”教育,耗費大量人力和物力資源,結果卻收效甚微,相反,由於互聯網的無名氏效應,粗鄙化正在變本加厲。近年以來,第三代儒家崇尚恢複禮教,民俗學家號召保衛民俗,企圖用磕頭之類的禮儀來改造國民,提升國民的文明禮貌程度,卻還是緣木求魚,舍本逐末之舉。政治灌輸方式,易於引發民眾的逆反心理,而恢複磕頭禮節,則隻能滋養新的奴性。此外,舉止談吐固然是靈魂的顯現,但終究是教養的表皮,猶如那些華麗的衣物,可以脫卸和偽飾。隻有教養本身才能直達靈魂,從內部解決文明的危機。

在GDP指數保持高位、奢侈品被大肆哄抬的今天,全民教養指數卻在繼續跌落,並有歸零的危險,而我們竟然對此毫無警覺。應當感謝西方人,他們發現並警告了我們的疾病。但沒有任何一種現成藥方,能夠挽救這瀕死的教養。西方人費了三百年才養成的事物,我們要耗費更多的年份去重構。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事實。時間,也許是擺脫這場文明噩夢的唯一道路。

□ 《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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