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柏楊是中國文化哺育的，但他卻能從這種文化之中背身而去，站在它的對麵，嚴峻地審察它，批判它。他像醫生一樣，尋找中國文化的病灶，甚至冷酷地給它開刀，其目的當然是希望它變得健康，充滿活力和魅力。我以為這是柏楊作為一個作家的最大特點，也是其作品的最大價值。
中國文化還是有過一個美的狀態的，此乃公元前五世紀出現的百家爭鳴。當時的知識分子，不但敢想，也能自由表達。中國可以傲世的文化巨人孔子和老子，就是百家爭鳴的產物。可惜公元前二世紀，秦始皇血腥地終結了百家爭鳴。尤其悲哀的是，在公元前一世紀，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以儒術為獨尊。以後的封建社會，儒術便是唯一的正統，而且長達兩千年之久。當然，道家也曾經給儒術以抵製，佛學也曾經給儒術以消解。不過由於官方是依靠儒術的，儒術遂一直正統，甚至它還把道與佛整合於它的體係之中。這使中國文化陷入了僵局，把它變成了死水和汙水。這也決定了知識分子的命運。他們隻能在儒術的範圍圈圈點點，修修補補。凡有一點創意，便滑向異端，不但得不到研究經費，而且有可能受到懲罰。
不過中國總還有敢於懷疑正統的人，並敢於對文化批判。在一個寬容的社會，文化批判本是知識分子的一項日常工作，但在一個專製的社會，文化批判卻使其成為英雄。英雄很少，寥若晨星。公元一世紀，漢代有王充，他揭露孔子的觀點自相矛盾，並反對把儒術變成教條。公元十六世紀，明代，有李贄，他提出穿衣吃飯就是人倫物理，甚至反對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所謂中國的脊梁，所謂舍身求法的人，我想就是指王充和李贄這種人吧。二十世紀，這種脊梁顯然多了一些，因為皇權為尊的封建社會消滅了，知識分子的活動空間增加了一些。然而文化有其遺傳的習慣與勢力，所以對專製文化的批判，對專製文化所造成的中國人的劣根性和醜陋性的批判，仍是艱苦的工作。我以為，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魯迅是這種文化批判的英雄，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柏楊是這種文化批判的英雄，隻不過柏楊的工作是在台灣進行的。在台灣，進行這種文化批判的，還有李敖和龍應台，其多少形成了一種氣候，而這種氣候之源則在1919年5月4日前後的北京。在那裏，當時有一批偉大的知識分子，希望給中國人以啟蒙，也真的啟蒙了。我要指出的是，柏楊就處於這種思潮的環節之中，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鏈接作用。孫觀漢是一個在美國的物理學家，他稱柏楊為中國五千年來僅此一人，足見其景仰之情。
柏楊對中國文化的批判，對中國人劣根性和醜陋性的批判，確實一針見血，而且依然有其現實意義。他指出，中國文化就像醬缸，死水不暢，消積的因素越沉越多，越久越腐，發酸發臭。中國人呼吸醬缸的氣息，從而喪失了獨立的判斷能力，也缺乏道德勇氣。他們器小易盈，明哲保身。他們髒，亂，吵。他們窩裏鬥。他們的言論，往往是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他們自私，自卑，自傲，唯沒有自尊。對於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他們不敢理性地崇洋，隻會盲目地媚外。柏楊還有一個驚世駭俗的觀點，他認為，鴉片戰爭是一次西方文化的切入，其促使中國人覺醒。誰有勇氣表達這樣的見解！隻有河南柏楊也！
詩曰：“書生報國無它物，惟有手中筆如刀。”柏楊的犀利和辛辣，似乎也有性格的原因。逆境可以挫敗人，也可以鍛煉人，並使人堅硬得超常。柏楊在一生的很多時候都是不幸的，幼年喪母，其父又十分生冷，家庭溫暖甚微，青年流亡，而中年則由於提倡簡體字而遭九年之餘的牢獄苦難，妻去女疏，神傷心痛。可柏楊卻並沒有由於種種不幸而消沉，恰恰相反，他的很多重要作品，都是在出獄之後完成的。
不揣冒昧，竊以為我和柏楊先生是有一點緣分的。1988年11月12日，柏楊先生在西安古舊書店發表演講，我初見了先生，還有張香華女士。當時我所在的出版社發行了他的著作，這使我有機會單獨向先生請教，並合影紀念。他還欣然在我的本子上題寫了一條可以回味的言論：“先愛自己，再愛國家。”近乎16年之後，先生又把他的全部著作捐贈給我的母校，而我則在兩年之前離開出版社回到母校任教了。思量起來，頗有意趣。沒有再見先生，然而足以想象先生的音容，並溫習先生的教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