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與繁榮zt

六四與繁榮

　　　　　　　　　　　　　　　　·寒　露·

　　現在中國人中流行一種說法，幸虧六四鎮壓下去了的，否則哪有今天的繁榮昌盛。這種邏輯被灌輸得給如此成功，以至於連很多六四時站在學生立場的人都欣然接受了。要分析這種說法是否成立，第一必須從整體的曆史的角度來看。第二必須分析這些年經濟快速增長的後盾是什麽。

　　從曆史來看，自從共產黨執政到七十年代末，中國人始終生活在惶惶不可終日的境界裏，即使是那些打天下的功臣也幾乎無一得以幸免。到七十年代末毛皇帝駕崩，四人幫被捕中國人最可怕的惡夢才算告以段落。我是出生在七十年代的新中國最幸福的一代人（至少感覺上如此），上小學時正趕上文革結束，我享受了第一批從三年紀開始學英語的特例。雖然政治課本裏還是階級鬥爭那一套，但知識開始成為社會的追求。那個時代的精神充滿了劫難後重建家園的激情。整個八十年代是中國社會最具生機的時代。那是朦朧詩教我們開始思考的時代，那是時瓊瑤撥開我們情竇的時代。“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顧城的那首詩是我對那個年代最難忘的記憶。上中學時我跟同學們對未來充滿信心，雖然那時的生活遠不如現在的富裕，但整個社會的精神麵貌是積極樂觀的。那是新中國一個思想最活躍的時期。我們那時擁有的是對未來的美妙憧憬和指點江山的豪情壯誌。那是我們開始認識真善美，開始反思和探索的時期。

　　即使是我的父輩中飽經摧殘的人當中，很多人也開始又有了對共產黨的信任和希望。劫後餘生的人們無比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和平。知識界和文學界活躍地探討著中國往何處去。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們第一次感覺到有了思想的自由。隨著經濟改革的推進，越來越多的人感到生活又有了奔頭。但隨著改革開放的展開，人們也開始看到越來越多的錢權交易，在價格雙軌製的庇護下，所謂的官倒（即現在太子黨的前身）開始利用他們手中的職權為自己和親屬大肆斂財。不法分子開始與貪官汙吏勾結殘禍百姓。在這樣的大前提下，很多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要建立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政治改革勢在必行。各種媒體探討著中國發展之路，在那個大背景下《河殤》的誕生是如此的自然。８９年初我正在武漢的一所大學就學，學校特別組織了一次電教課，讓大家一起觀看《河殤》。那裏麵對曆史的分析和對未來的探索令我胸潮澎湃。我慶幸自己趕上了如此繼往開來的時代。

　　當四月底紀念胡耀邦的遊行也開始席卷武漢時，我慣於自己的獨處性格沒有積極投入。但當天安門廣場上的絕食的大學生的呼聲和要求遲遲得不到答複時，我冷靜的心開始憤怒。我不停地問自己，當全國人民為此震動時，為什麽一個國家總理遲遲不肯露麵。他難道會害怕手無寸鐵的學生嗎？正當我們的心越來越被揪緊時，我們在電視上看到了半夜裏發布的戒嚴令。我被驚呆了，一個女生當時開始嚎啕大哭。我的心在流血，淚水悄無聲息地流淌下來。那一夜我無法入眠。

　　我跟著同學搭火車到了北京，想自己目睹那裏的情況。我在京的那幾日，廣場格外的安靜。學生人數也有減少的趨勢。我開始天真地想，大概耗得大家筋疲力盡，自然而然地也就解散了。最重要的是我們說出了百姓的訴求。當我作為不積極的參與者回到學校，回到家裏時，傳來了六四清場的消息。雖然我也知道堅守到六四的人數不是很多，但當我看到電視裏那些被坦克壓倒的帳篷時，我無法相信廣場上無人傷亡之說。過了幾天有個天津的同學回來告訴我，他六月五日路過北京，在北京街頭院牆看到很多槍眼。我第一次自己體驗到被黨的喉舌欺騙的感覺。

　　隨後的一個學期裏我們被要求寫檢討，交代自己在六四其間的表現。我為此與我們的輔導員據理力爭，他隻對我說，你們的看法都沒錯，但你們的立場不對。我反複琢磨這個回答，突然有了豁然開朗的感覺，原來我們的立場（當時也可以說是人民的立場）跟黨的立場並非如我們相信的一般等同。我明白了，黨對自己的權利看的比中國人民的生存重要。黨是血性的，跟黨是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的。我失去了對中國的希望，因為我看到了，在中國生活意味著接受黨的奴役。我第一次意識到我仍如父輩一樣生活在牢籠之中，於是我產生了出國的念頭。

　　一晃十八年過去了，中國按照鄧小平的說法穩定了近二十年。非但如此，經濟的增長之快令世界矚目。於是那種鎮壓六四合法性的說法被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所謂的精英階層承認。身在異國的我常有霧裏看花的不解，但看到在國內的同學一個個開始升官發財，我開始明白了，原來大多數的知識精英已經從平民百姓變成了黨的同盟軍。隻要自己的生活蒸蒸日上，他們都心甘情願地接受了有改革就要有犧牲的說法（當然不是他們而是平民百姓的犧牲）。

　　前幾年歐美對中國問題的報道也是崇拜加讚賞的多，以至於我也懷疑自己是否對中國政府過於偏激。但透過表麵的繁榮我也聽到越來越多的不和諧之聲。愈來愈多的遊行示威，抗議活動通過各種途徑公諸於世。我驚訝於中國人的抗爭，我所認識的中國人可是逆來順受的，是什麽使得中國人開始走上街頭？六四的罪名有一條就是鼓惑人心。我還清楚地記得當年我們如何費勁口舌試同說服武漢的工人同我們罷工。為什麽今天的中國人不需要任何人的鼓惑就會自發地走上街頭？沒有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境地，習慣了任人宰割的中國人怎麽會如此抗爭？

　　ＧＤＰ兩位數地增長成了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唯一借口，當富豪階層的財富成幾何級數地增長時，農民和城市平民卻在生存線上掙紮，中國經濟金牌的背後是對民工，奴工和童工的血的剝削和對資源與環境瘋狂的掠奪。河水汙染了，富豪們可以喝進口的純淨水，空氣汙染了富豪們可以去氧吧呼吸新鮮的空氣。而無權無勢的百姓隻能無奈地呼吸日益增加的有毒氣體，飲用愈來愈多的致癌汙水……當能源耗盡，中國無生存之地時，富豪們可以去任何風景如畫的國家悠閑地度過餘生。而把一片焦土留給身心受損無處躲藏的芸芸眾生。透過了這層霧來看中國，ＧＤＰ的兩位數增長不再是奇跡，而是目光短淺，竭澤而漁的瘋狂。

　　不同於六四前夕的中國，言論的自由隨著互聯網的延伸卻在不斷減少，象心虛的做賊者害怕被人揭發，當權者不惜花巨大的成本，建立了龐大的網警隊伍，來監視和過濾所有的網站。得到了好處的知識界變成唱讚美詩的鸚鵡。但驚弓之鳥般的偉光正仍連法輪功那樣沒有政治訴求的民間組織都要血腥鎮壓，可見其心之虛，其手之毒並無任何改觀。

　　隨著對中國的日益了解，國外媒體對中國的分析也日見透徹，標題慢慢地從《崛起的中國》變成《瘋狂的中國》，可不是嗎，當世界越來越關注可持續性地增長時，除了那些可乘機獲取暴利的急功近利的資本家之外，誰還會苟同於這樣的隻有今朝沒有明日的繁榮昌盛呢？

　　那些把鎮壓六四和經濟發展的人聯係在一起的人是否想過，如果六四的訴求變成現實，中國如今又會是怎樣呢？如果法律可以製裁罪惡，如果弱者也有同等的機會，如果思想可以自由地馳騁……當然那些人是站在黨的立場上的，對黨而言，它的生命在注射了六四的強心濟才得以生存至今，如此說來，鎮壓六四當然功不可抹。我隻是站錯了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