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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東陸：21世紀的知識分子
發布者 lq 在 07-07-28 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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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東陸·
摘要
知識分子 (Intellectual) 這個名詞自二戰之後越加頻繁的出現在媒體，書報，和人們的言論中。在21世紀，知識分子幾乎成為社會的中心名詞。無論世界出現任何自然或者社會現象，比如災難，運動，思潮，疑宗，案件，人們首先會注重知識分子的反應和看法。近百年來，知識分子在世界上的地位越加顯得重要起來。但是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和由來卻並不十分清楚。本文從曆史的角度出發，探討知識分子的曆史形成，文化屬性，和現代定義。筆者試圖提供21世紀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和行為特征。
關鍵詞：知識分子，啟蒙運動，世俗社會，宗教批判
The nomenclature: Intellectuals, as a noun, has been more frequently appearing in the mass media. In the 21 century, the intellectuals have been the central attention during any social activities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as the public is heavily relying on the opinion of intellectuals. However, the concept of Intellectuals has never been well defined, especially in the 21 century.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to provide a base for the definition of intellectual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modern definition of intellectuals are discussed.
引言
思考是大腦的一種活動。由思考而產生思想。思想可以形成概念。概念是知識的基礎。知識分子是依賴於思考而生存的人群。他們質疑已知，探索未知，並通過思考，分析，研究，推理，尋找自己的答案。知識分子十分廣義的定義一般來自於和工作形式與職業類型相關的三個方麵：一是他們的工作主要依賴於書籍和思考。二是按照職業劃分，主要指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比如教授，學者，醫生，律師，記者，工程師。三是指那些人文藝術界的“文化知識分子。” [1-8]
從以上定義中我們得知，知識分子，顧名思義，是一種以大腦為主要工具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我們很容易把知識分子與學者，專家，文人聯係起來，但是事實上許多學者，專家，文人還不能在現代的意義上完全定義為知識分子。為了更加清楚的理解知識分子的定義和含義，我們來分析以下現代知識分子的特征：
1． 批判是知識分子的武器
2． 知識分子是世俗社會的牧師
3． 知識分子具有深刻的人文關懷
4． 知識分子的判斷依賴於理智，而不是情緒
5． 知識分子對思想的壟斷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反感和抗逆
6． 知識分子依賴科學而思考
7． 知識分子是科學真理的衛士
8． 知識分子是“奧林匹克精神” 的先鋒
這些關於知識分子的特征來自曆史上的許多學者和筆者本人，與以上那種廣義的定義有明顯的差異。這說明知識分子的定義並不是唯一的。它隨著文化，曆史而演變。要進一步尋找知識分子的定義和含義，我們必須重溫曆史，從中找出知識分子的曆史淵源，文化屬性，以及科學解釋。
知識分子的文化屬性與曆史淵源
首先，知識分子是一個西方文化的概念，因為在中國的曆史上隻有文人的說法。無論是語言還是概念，知識分子這個名詞在中國清朝末年以前都沒有出現。所以，知識分子對於中國屬於一種引進的概念。這是知識分子的文化屬性。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一詞的古典含義與閱讀能力(Literacy) 緊密相關。在古希臘，那些有閱讀能力的人被稱為“識字者”(men of letters). Men of letters的拉丁文為 Literati. 後來在英文裏譯為Literateur. “知識分子”這個名詞的原型是在19世紀初的歐洲，首先在俄國和波蘭出現的。但是這個名詞在當時不是“知識分子”(Intellectual), 而是由俄文得到的英譯：Intelligentsia - 知識群體。[10-13] 這個名詞最早被波蘭哲學家Karol Libelt在1844年出版的《祖國的愛》一書中定義為當時社會上受過教育的一職業家，比如學者，文職人員，工程師。[14] 他們引導人們走向思想與文化啟蒙。然而，這種曆史上定義的“知識群體” (Intelligentsia)與今天語言中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 有其含義上得區別。因為它還僅僅是用來形容當時社會上一類職業的特定名詞。值得指出的是，在歐洲，由於曆史，文化，和政治的不同，對知識分子的理解和概念有相當的區別。
在19世紀的中歐和東歐，一般是以經濟和文化地位來劃分“知識群體”的。在19世紀初的波蘭，社會成員主要分為貴族和平民。當時社會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多為貴族和上層人士。由於教育的發展，更多的城市居民受到高等教育而逐步形成一種職業群體，包括教師，學者，律師，醫生，文秘職員。這些職業者即被稱為所謂的“知識群體。”1815年拿破侖戰爭之後，波蘭曾經遭到多次分割，並被普魯士，俄國，和奧地利劃分為不同的區域和勢力範圍。而對國家如此政治狀態在意識上反應最為強烈的就是這些“知識群體”。他們對自己的祖國和文化具有很強的愛國意識和政治責任感。於是在歐洲曆史上，首先出現為維係國家和民族命運而形成的社會知識群體。正是因為這種知識群體的出現，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思維意識，行為風格和價值體係，而被稱為“社會的脊梁。”可以認為，這是現代知識分子最初始的形態。
在沙俄帝國，“知識群體”(Intelligintsia) 的定義又有所不同。1903年在俄國成立了所謂的”布爾什維克，”即“馬克思主義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動黨” 的統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布爾什維克並不認為“知識群體”是一個社會階級，所以並不屬於一個真實的社會階層。它僅僅是夾在勞動者與剝削者之間的一群腦力勞動者而缺乏實際的社會歸屬。他們會被剝削階級雇用而出賣自己的腦力勞動。所以，在布爾什維克的蘇俄，“知識群體” 的稱呼甚至有一層負麵的意思。布爾什維克認為，“知識群體” 無法在意識上自我獨立的存在，他們不過是為資產階級和地主服務的仆人而缺乏革命意誌。十分有趣的是，蘇俄的創始人和領導者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原來職業正是歸屬於當時社會的“知識群體。” 但是他們尖刻的批判了沙俄的知識群體，稱他們不是“國家的頭腦，”而是“國家的糟泊。”[9]
十月革命之後，“知識群體” 逐漸分化瓦解。有些加入了布爾什維克，有些移民國外，還有一些參加了白軍。在前蘇聯，“知識群體” 被分為兩種。一種稱為“科技知識群體，” 另一種為“文藝知識群體。”但是布爾什維克對於他們的態度始終存在一定的保留。不同政見者遭遇流放和迫害。
在西歐，知識分子的曆史形成，思維風格，以及社會作用與東歐的” 知識群體”有明顯的區別。曆次西歐近代的社會運動，改革，以及思潮都與知識分子緊密相關。在19世紀中後期，科學家，作家，記者僅僅被認為是一種職業。而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首次出現在社會舞台上與1894年法國發生的“德雷福斯事件” (Dreyfus Affair) 密切相關。[16-23] 在這個時期，法國政治活動家，《凡爾賽公約》策劃者克萊蒙蘇 (Georges Clemenceau) 首次在法文裏以名詞的形式使用了“知識分子”(Intellectual) 一詞。所以，“知識分子”應該是一個現代的概念和名詞。
必須指出的是，按照文章開始的定義，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學者，律師，醫生都應該屬於知識分子的範疇。但是，這種定義還僅僅是依據職業來劃分的。雖然，在20世紀之前，這些職業早已存在，但是“知識分子” 的現代定義還沒有建立。隻是在19世紀末的法國發生了所謂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後，由於許多知識界人士的參與，才形成了知識分子的社會團體和自我意識。自 20世紀初開始，現代知識分子的意識逐步形成。他們開始尋找自己的精神認同，行為標準，和社會責任感。這種意識與僅僅以職業來定義知識分子的概念已經有了曆史意義上的不同。
德雷福斯是19世紀末的法國炮兵軍官。他出身於猶太望族，曾經受到過良好的法國高等教育。但是在1894年10月，他突然受到向德國大使館出賣軍事情報的指控而遭到逮捕。由於當時的法國曆史狀態，德雷福斯事件轟動全國，並很快把法國分成支持與反對德雷福斯的兩個陣營。在當時的法國雖然反猶太意識仍然在某些社會方麵十分嚴重，但是比起德國和奧地利要相對鬆弛許多。德雷福斯在法軍中的軍銜已經很高。這在當時的德國和奧地利是無法想象的。盡管如此，法國“第三共和” 內部的天主教勢力有很強的反猶意識和傾向。顯然，德雷福斯的被捕與這種思潮不無聯係。
德雷福斯最終被送上法庭。但是他的律師被拒絕審閱與案件有關的材料。而起訴證據也沒有公布於重。之後，他被定有間諜罪而判刑10年監獄。他甚至被送至法國公共場所，並當眾被撕去軍服上肩章，勳章。他象征威嚴和權力的軍刀被當眾折斷。因此而受到極大的人身侮辱。當時社會上許多知識分子為此不公而義憤填膺，紛紛站出來為德雷福斯申辯，從而形成了以德雷福斯事件為由的社會大論戰。在知識分子的對立麵就是保守勢力的天主教會和第三共和內部的右派們。在這次論戰中出現了許多傑出的知識分子代表。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左拉 (Emile Zola, 1840-1902). [24] 左拉是當時法國的一位報刊作家，小說家。他曾以犀利的風格批評市政，矛頭直指當時法國的拿破侖三世。
德雷福斯事件發生之後，左拉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於1898年一月在當時最為著名的《巴黎日報》上以頭版頭條的位置發表了那篇著稱於世的名篇“我控告。” 而《巴黎日報》的辦報人就是法國政治活動家克萊蒙蘇。這篇文章以公開信的形式寫給當時的法國總統法厄(Felix Faure) ，指控法國政府的反猶行為以及對德裏法思的誣陷。這篇文章猶如重磅炸彈頓時轟動全國。為此，左拉在同年二月被法庭以誹謗罪起訴，之後流亡英國。
左拉的行為被曆史學家們認為是“知識分子” 首次以群體的形式站出來，並且理智的，無畏的抗擊政府，法庭，教會，以及保守勢力。當時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著名作家和學者積極參家了支持左拉的行列。其中包括小說家Octave Mirbeau, Anatole France和數學家Henri Poincare, Jacques Hadamard。這些社會上的學者強烈地的呼籲社會主持公正，猛烈地抨擊教會的保守意識，深刻地揭露政府和法庭的黑暗。這種以批判的眼光觀察社會，用高尚的準則判斷是非，並以極大的同情心對待受害者的行為是一種典型的知識分子情懷。至此，知識分子開始以一種清晰的自我意識在社會上尋找自己的曆史位置和思想標誌。因而，德雷福斯事件導致了西方“知識分子” 在意識上的形成和在社會公眾中的出現。而左拉是曆史上第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
在左拉之後的曆史中，知識分子不斷地尋求和發展一種共有的精神認同和思維理念。在百年後的今天，左拉的警世名言仍然向世界宣告知識分子的責任和良知。
他說：
“如果你問我為什麽要來到世上，這是因為我要讓社會知道真理。”
“我堅信真理已經在向前闊步，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攔。”
“隻有當世界上殘留的最後一所教堂裏的最後一塊石頭落下，砸到最後一位神父頭上的時候，理想世界才會真正到來。”
為了紀念左拉，法國前總統希拉克說：
“讓我們不要忘記這位偉大的作家。他冒了所有的風險，包括個人的名譽，生命，安危。以自己的無畏和天才，他用筆維護了真理。”
德雷福斯於1906被法國總統Loubet無罪釋放。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裏法思重新得到軍方重用，並赴前線指揮作戰，戰後光榮退役。
知識分子是世俗社會的牧師
從曆史的角度分析知識分子形成，我們很容易發現僅僅用職業和教育水平來定義知識分子是不夠完善的。比如，認為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學者，律師，醫生，文人，記者，作家等等都是知識分子顯然不夠準確。澳大利亞作家Rhoderick Gates定義現代知識分子是：“世俗社會 (secular society) 的牧師。[25] 他們的社會職責是維護真理和權力。” 從他的定義中，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到知識分子的現代定義於歐洲近代曆史中世俗社會淵源。
大約在公元１０００年，大部分的歐洲都接受了基督教。教會勢力極大。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必須是基督徒，否則就會被社會排斥。在基督教社會中，等級嚴格。最高的是教皇，然後是主教，其次是修道院長和修道士。在基督社會沒用任何其它思維空間的可能。無論是學術研究，高等教育，行為規範，價值體係完全由教會壟斷。但是自16世紀的哥白尼質疑“地心說” 之後，西歐曆史發生了曆史性的變革。而在思維體係和探索真理中對教會最為致命的挑戰就是17世紀的笛卡爾以及同時期的加利略。笛卡爾的“質疑說” 與加利略的天文學實驗結果無情的挑戰了千年權威：基督教，從而曆史性的改變了人類對自己，對自然和社會的世界觀。隨之而來，原來單一的基督社會逐步分化為教會和世俗兩個不同的社會。現代科學的誕生成為世俗社會思維的基石。而知識分子就是這塊基石上的主導力量。
17世紀是挑戰權威的世紀。當時的歐洲經曆了許多方麵的曆史性變革。首先是以笛卡爾開創的理性思維為前導而建立的現代科學體係。必須指出的是，現代科學的建立絕不僅僅局限於自然規律的發現，比如加利略，牛頓，達爾文等人的研究成果。現代科學誕生的更為偉大的意義在於從整個社會的角度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意識。人們從此找到了在聖經之外尋找真理的方法。在追尋科學的同時，人們從宗教的禁固中走出來，尋求一種新的思維空間。
很多歐洲社會理論學家，比如馬克思，佛羅意德，Max Webber, Emile Durkheim認為，一個社會如果在進步中走向“現代” 必須擺脫宗教的統治。在這個過程中，科學思想會不斷代替宗教而普及社會，並進入學術，研究，教育等許多領域。比如，更多的人們開始相信科學而放棄宗教迷信。Max Webber稱這個變化為“世界的覺醒。” 正是由於人們開始脫離過去的宗教社會，世俗社會才開始逐步形成。於是，傳統的宗教社會開始分化。過去人類社會的知識僅僅掌握在教會，而大多在教堂裏以口授的形式傳播。而現代科學誕生之後，知識的教育和傳播開始采取寫作的形式。從此，教育便走出家庭和教堂而開始社會化了。比如17世紀英國的劍橋大學開始在教會大學的基礎上開設普通，非宗教的有關人文，哲學，科學方麵的課程。宗教信仰本身也開始成為一種各人的選擇，而不再是一種社會責任了。
在18 世紀的啟蒙運動中，歐洲學者們已經開始公開的批判基督教了。它們認為基督教已經不再是知識的權威。教會已經成為一種壟斷意識，而且懼怕科學，推崇迷信，是對社會的一種毒害。18世紀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是啟蒙運動中的著名學者。他主張人們不要去教會祈禱，也不需要按照聖經來尋找宗教的真諦。人們應該在自然中尋找，感知自己的個人信仰。18世紀末的德國哲學家康德提出一種人類感知世界的哲學理論。在他的哲學理論裏，康德試圖建立一種與基督教有本質不同的認知觀。他企圖在非基督教的基礎上尋求人們認識世界可能，而以此找到真理並重建人們的信心。但是，在19世紀中葉，康德哲學逐步失去支持者。人們開始尋找新的哲學道路。
繼康德之後的尼采更為極端的從哲學上批判宗教。在上千年的宗教傳統中，思維和行為的基礎必須來自宗教道德。人類的所有行為需要基督教的原則來規範。但是尼采認為人類的行為並不需要這種宗教道德的規範，而僅僅需要人們自己的感知和理性。隻有按照社會的實際需要而產生的激情和動力才是最有力量的。他以此來排斥基督教義裏的寬容和仁愛，並認為這些宗教道德限製是人類的弱點。他認為使得人類和社會進步的原動力是自然賦予的競爭機製。
他在最後的一本書“反對上帝” [26] 非常直接的宣稱：“什麽是好的？讓我們具有力量的就是好的。什麽是壞的？所有讓我們脆弱的就是壞的。什麽是幸福？如果我們能夠感到力量而戰勝困難就是幸福。我們不需要平庸，我們隻需要力量。我們不需要和平，我們之需要戰爭。什麽是人類的缺陷？對病弱的關懷就是人類的缺陷。換句話說，基督教就是我們儒弱的表現。” 尼采的這種哲學思想是當時十分活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之一，對現當代人類社會的思維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
自17世紀笛卡爾挑戰基督教而建立現代科學之後，人類社會便開始與宗教分道揚鑣了。這種宗教社會的分化完全是以世俗社會的形成和發展為標誌的。而世俗社會得以發展的前提就是現代科學。從17世紀以來的曆史分析，我們很容易發現，所有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包括加利略，達爾文，伏爾泰，休謨，康德，馬克思，尼采，佛羅意德等等都是世俗社會的中堅人物和思想先鋒。他們的共同的特點是崇尚科學，批判宗教，蔑視迷信，強調理性思維和邏輯推理，反對思想的壓製和壟斷。所以，正如 Rhoderick Gates指出的：“他們是世俗社會的牧師。”
二戰之後的知識分子
現代知識分子有所謂三大特征：一是反對任何形式的布道和宣傳，二是抗逆思想上的統治和獨裁，三是蔑視愚昧與盲從(比如非科學的迷信)。因為知識分子對待事物和問題的基本態度是批判。而批判的基礎方法一定是科學。因而，知識分子的思考與分析完全依賴於理智，而不是情緒。也正是因為這種思維方式上的特點，一個社會必須擁有知識分子的群體而得以冷靜的思考，從而避免狂熱與誤導。19世紀末法國發生德裏法思事件時期，社會上曾經產生一種反猶情緒。正是由於有以左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才在公共社會的層麵上主持了正義，維護了真理。更為具有意義的是，法國人開始更為冷靜的思考自己社會的問題，而沒用被狂熱衝昏頭腦。這正是知識分子的意義。
但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後三十多年的德國，曆史更為嚴重的演繹了相似的經曆。在法西斯德國，不僅充滿政治宣傳，個人崇拜，思想統治，而且到處是血腥和恐怖。顯然，這是與知識分子本性決不相容的。但是，十分具有爭議的事實是，德國的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學者成為希特勒納粹集團的支持者。有些甚至參與暴力和慘殺事件。這是一件非常值得學術界沉思的問題。也正是由於法西斯德國的出現，學術界對於知識分子的定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了更新考慮和解釋。
在傳統的定義中，一般認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學者，律師，醫生，記者，作家，文化人都屬於知識分子的範疇。這是一種以職業來劃分知識分子的概念。但是，自從法國左拉等知識分子出現在公共社會之後，對知識分子的秉性和特征有了新的認識。在法西斯德國，許多德國軍官和高級將領都受過高等教育。尤其那些納粹精英-黨衛軍，更是優中擇優的年輕軍官。他們不僅受過良好的教育，而且精通音樂和藝術，有極好的文化修養。但正是這些教育良好的精英們不僅追隨希特勒的政治宣言而且直接參與對人民的屠殺。這裏有幾個層麵的問題需要思考和回答：1) 當時知識界的學者們完全接受了希特勒的理念而全身心的參與戰爭；2) 他們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在希特勒的威脅下不得不執行命令，3) 德國許多學術界的教授為何無法以批判的眼光對待希特勒，4) 在當時的德國有沒有像左拉那樣的知識分子。顯然，要回答這樣一個曆史問題即便是今天仍然是複雜與困難的。
曆史事實已經揭示：當時許多德國大學教授和學者參與和支持了納粹德國的活動。哲學家，理論家，宗教學者羅森堡 (Alfred Rosenberg) [27，28] 是當時納粹德國最為著名的領袖人物之一，曾經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他納粹黨的資格甚至比希特勒還要老。羅森堡出身於一個僑居俄國的德裔富商家庭。他 1917年在莫斯科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18年十月革命之後回到德國，並在1919年一月加入納粹(同年十月希特勒入黨) 。他很快成為納粹的核心理論家並建立了所謂的“猶太問題研究所。” 他的極為具有影響力的著作《種族論》成為納粹德國的經典,也成為迫害猶太人的理論依據。他還為納粹德國尋找新的宗教認同。他排斥基督教，而試圖建立以亞利安人為主體的所謂“血緣教”(religion of blood). 他認為亞利安人是人類最為優秀的種族。同時，他為德國尋求擴張而提出了所謂的“殖民地”(lebensraum)理論。這個理論導致德軍對俄國的戰略進攻。羅森堡戰後被紐侖堡國際法庭判處死刑。
科學技術方麵，著名物理學家, 諾貝爾獎獲得者海森堡成為納粹德國核武器的研究者之一。雖然他是否真正效忠於德軍的核武器研究後來十分具有爭議，他在德國戰敗之後還是被盟軍押解英國。在納粹德國的V2火箭計劃中還包括德國著名火箭專家馮布朗。馮布朗最後也成為戰犯，被送往美國。後來被美國航天局錄用，成為阿波羅登月計劃的領導者。如果列一個名單，我們將會發現相當驚人數目的高級專家和學者參與了納粹德國的各種活動，其中甚至包括集中營裏毒氣室的設計者。那麽。按照一般的定義，我們可以稱他們為知識分子嗎？
正是因為納粹德國中學者的行為，在學術界的自我反省之後，知識分子被賦予新的定義和特征：人文關懷。如果能夠被稱其為知識分子，必須對人類有深刻的同情和關愛。在此基礎之上，一個當代的知識分子還必須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倫理觀念。這對於知識分子有了非常高的要求。在 21世紀，一個人僅僅受到高等教育，即便成為學者，如果缺乏良知，道德敗壞，助紂為虐，同流合汙，那麽是無法稱其為知識分子的。所以，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或者是一個學者，在21世紀，不見得一定可以稱之為知識分子。因而，我們必須尋找和建立知識分子在當代的自我認同(self identity).
21世紀的知識分子
如果從西方曆史的角度來討論知識分子的發展和演變，我們發現它的定義在每個時期都會產生新的意義。並且，在不同的社會和文化裏，對於知識分子的理解和認識也有很大的區別。如上所述，在波蘭和俄國，知識分子的定義與西方國家有顯著的不同。即便在西歐，19世紀末法國的知識分子又和二戰中的德國知識界在概念上形成鮮明的對比。但是，無論是東歐，中歐還是西歐，這些知識群體中人們的社會職業種類是非常相似的。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是學者，專家，教授，律師，醫生，記者，編輯，文人，等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知識界對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和人文特征開始有了新的考慮。
知識分子的概念和意識一定與現代科學的誕生有關。事實上，這種意識是從笛卡爾建立新的哲學思維體係開始的。正是由於笛卡爾開創了尋求真理的全新方法：科學，人類才從宗教的統治中解放出來，從而逐步發展了所謂的世俗社會。我們知道西方文明有三大組成部分：1) 希臘經典與羅馬政治；2) 基督文化，3) 科學與民主。事實上是科學的誕生導致了現代啟蒙運動。而啟蒙運動中提出了自由與民主的思想。所以，對於現代西方的文化意識，可以分為基督文明和現代啟蒙兩大方麵。在很大的意義上，這兩個方麵又是衝突的，因為現代啟蒙運動的核心就是對宗教的批判和討伐。但是這種西方文化的兩大方麵卻相輔相成，互補共進，構成當代歐美文化的全部。21世紀的知識分子如果希望建立一種當代的自我認同，需要從西方文化的這兩個側麵來尋找自己的位置。於是，我們必須討論基督文明與現代啟蒙的曆史關係與當代演變。
對於西方世界，科學文明其實是迭加在基督文明之上的現代文明。它的曆史僅僅有300多年，而基督文明已經有 2000多年的曆史。所以，基督文明無論從曆史的深度和廣度上都是西方文明的基礎和精髓。它奠定了西方世界最為完善的價值體係，包括人性，人生，認知，道義，信仰，道德，精神，心理，倫理，美學等等一切人文社會的基礎。它為西方社會提供了精神世界最高的權威：耶穌，這是西方人心理安全的本源和內在力量的基礎。正因為其如此重要，當科學誕生的時候，宗教社會立時陷於一片恐慌。在啟蒙運動中，許多人首先脫離教會而以科學標榜自己新的思想認同。人們對信仰失去激情，笛卡而開創的“質疑說” 在社會上流行。但是，隨著世俗社會的發展，諸多思潮開始走向極端，比如“無神論” 和薩德 (Marquis de Sade) 的極端自由主義思想使得社會忽然失去的道德與倫理的基礎和限製。許多理論家認為傳統的社會由上帝控製。但是啟蒙運動以來，尤其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社會便由“人” 自己主宰了。所以，可以認為，世俗社會的產生使得西方社會在很大多程度上開始失去基督傳統。
十分有趣的是，在歐洲，啟蒙運動在英國和法國在思想意識上產生了很大的分歧。[29] 英國1688年的“輝煌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推翻了傑姆斯二世(James II)，並從此建立的英國議會。啟蒙運動在英國革命之後強調自由和憲法 (liberty and constitution)。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則偏重民主與理性 (democracy and rationalism) 。這種區分在19，20世紀發生了進一步的偏離。英美文化更推崇自由型民主(Liberal democracy) 和市場經濟，法國則受到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影響而推行以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這兩種思想意識的分歧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愈加明顯起來。在當代的21世紀，啟蒙運動的傳統在歐洲和美國形成兩大係統，並各自建立了更為具體的理念。英美推崇的是“英國啟蒙運動”(English enlightenment)。它包括：1) 人權(liberty of individuals)，2) 憲法化的民主(institutionalized liberal democracy), 3) 市場經濟(free market). 而歐洲國家則更欣賞所謂的“法國啟蒙運動”(French enlightenment), 即1) 理性主義(rationalism),2) 憲法化的政府權力 (institutionalized bureaucratic authority)，3) 誠信社會 (credentialed society)。
啟蒙運動除了以上理念上的區別，同時還形成了信仰和認同上的對立。推崇法國啟蒙傳統的歐美知識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基督傳統。他們是世俗社會的主流。但是他們在拒絕了基督傳統之後必須尋找和建立一種新的信仰和認同。Kenneth Minogue 認為現代的西方知識分子欣賞和推崇一種所謂的“奧林匹克精神”(Olympianism). 奧林匹克精神是建立在全世界共同享有的權力和利益之上的一種美好的理念。這種理念與“全球化” 意識十分吻合，是一種推動世界文化，經濟，和平，人權與進步的新傳統。奧林匹克精神強調文化多元，世界大同，共同市場，全球管理的“進步”理念。但是，這種意識有強烈的反宗教傾向，而視基督教為世界進步的阻力。因而，由於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識，歐美的知識界也分為兩大陣營，這使得知識分子的定義變得更加十分複雜起來。
根據前麵的討論，知識分子的定義可以來自以下幾個方麵：1)知識分子的產生與啟蒙運動息息相關。而啟蒙運動的核心是挑戰和批判教會。因而知識分子首先是世俗社會的中堅和主導。2) 知識分子的突出特點是依據科學與理性進行思維。因此，知識分子強烈的反對任何形式的玄學和迷信。3) 知識分子對待任何問題都會以批判的態度進行分析和質疑。所以他們強烈的抗逆任何形式的思想壟斷，而自始至終的追求科學真理。4) 知識分子必須具備對人類深刻的關愛與同情。
以上第1，2兩個方麵來自於笛卡爾的哲學思維以及現代啟蒙運動。第3個方麵與19世紀末以左拉為首的知識分子運動緊密相關。而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是二戰之後知識界自我反省之後對知識分子新的定義。但是，在21世紀，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麵臨新的挑戰。比如，由於現代啟蒙運動傳統在西方社會的分歧，產生了所謂的“保守” 與“進步” 之間的矛盾和鬥爭。而無論是“保守” (conservatives) 還是“進步” (liberals) 人士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學者和科學家。他們都具有以上知識分子的特征，比如人文關懷，理性思維，批判質疑，等等。但是前者是“基督文明” 的執著的追隨者，西方文明堅定的護衛者，以及對非西方文化 (比如東方文化和伊斯蘭文化) 警惕的敵視者。
這些保守派學者以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 (Samuel Huntington) 為首，絕大多數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對於他們來說，捍衛基督文明就是捍衛西方文明。否則，西方文明很可能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在21世紀，他們已經深感西方文明的動搖，尤其遭遇伊斯蘭文明和東方文化的侵襲和威脅。因此，他們敵視伊斯蘭文明和其它非西方文化。亨廷頓的學生科斯 (James Kurth) 非常直接的宣稱：“法國啟蒙運動思想混淆視聽，使得我們無法區分西方與其它文化之間的差別。於是我們喪失自己的信念，在東方，尤其伊斯蘭文化的威脅下變的軟弱無能並且缺乏抵禦能力。” “對於西方文明，伊斯蘭不過是我們肌膚上表麵的病變，而法國啟蒙思想卻已經是我們心髒裏的毒瘤。” 亨廷頓在他的名著：《我們的認同》 (《Who Are We?》) 一書中深刻的討論了所謂的“美國信念”(American Creed) 。他試圖喚醒人們重新認識西方文明的真諦：“昂戈魯-基督新教”(Anglo-Protestant) 是美國文化的核心。他指出，這個核心是區分西方文明與世界上其它任何文化的最為基本的標誌。他憂心忡忡的告誡自己的美國同胞，在移民大潮的21世紀，如果我們不警惕那些外來文化的侵襲，西方文明和美國文化將危在旦夕。
非常有趣的現象在於西方保守勢力的文化特征。按照古典定義，他們顯然屬於知識分子之列：高等教育，名校學者，眼光犀利，科學批判，冷靜理智，特立獨行。無論從職業性質還是思維特征，他們都可以稱為典型的知識分子。但是同時，他們又是基督文明的衛士。而他們的對立麵就是現代啟蒙運動的進步知識分子們。這好比是18世紀教會與啟蒙思想家的征戰在21世紀的繼續。無怪乎當代的許多理論家認為並沒有所謂的“後現代”時期。因為在21世紀我們還在繼續與教會，玄學，迷信進行鬥爭。這是“現代” 社會的思想核心，根本沒有本質的變更。而這種論戰會長期的進行下去。比如，在美國，保守派學者經過長期努力試圖在公立中小學裏麵刪除進化論的科學教育而以所謂的“智慧設計” (intelligent design) 理論來解釋人類的起源。“智慧設計” 認為有一種超乎人類的智慧在“設計” 天下萬物。顯然，如果有一絲可能，他們將把耶穌的“創世論” 作為學校的教科書。
如前所述，知識分子是由於現代啟蒙運動傳統而出現的。那麽他們必定是以科學批判為武器，站在世俗社會的前沿，挑戰基督教的鬥士們。但是在21世紀，在知識界卻產生了一大批保守派學者，並且忠實的維護基督文明。那麽可以定義他們為知識分子嗎？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麽“知識分子是世俗社會的牧師” 的定義就會發生問題。事實上在西方，尤其是美國，有許多教授和學者是基督教徒。他們一麵必須向學生在課堂裏講授進化論 (因為這是法律的要求，也是現代啟蒙運動的結果)。而另一麵又會在教堂裏虔誠的禱告上帝。這種現象，已經完全違反了啟蒙運動的傳統。並且與左拉的知識分子意識背道而馳。
21世紀的左拉：鄧肯
不過，在21世紀，遵循啟蒙運動傳統的知識分子大有人在。英國牛津大學教授理查德鄧肯博士 (Richard Dawkins) 就是今天進步知識分子的典型。[30] 他完全可以稱之為21世紀的左拉。
鄧肯是一位生態學家。他1966年在諾貝爾獎獲得者汀伯根 (Nikolaas Tinbergen) 教授指導下獲得牛津大學博士。之後在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任教至1969年。然後受聘牛津大學至今。現在是牛津大學“西蒙伊教授” (Simonyi Professor) 。這種教授的頭銜在牛津具有極高的學術地位。比如劍橋大學的霍金博士是所謂的“盧卡賢教授”(Lucasian Professor). 這個頭銜在1669年由牛頓擔任。它們是同類型的教授頭銜。除此之外，鄧肯還有許多學術頭銜和職位。
鄧肯是18 世紀啟蒙運動傳統在21世紀忠實的繼承人。同時也是21世紀的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作家，和社會活動家。對於啟蒙運動，其思想核心是對宗教的批判，對思想的解放，對科學的宣揚，對人類的啟蒙，對自由的追求，和對迷信的蔑視。從曆史的角度分析，18世紀的啟蒙運動是“現代” 社會的主流意識。而在19世紀，啟蒙運動以更為清晰的旗幟：科學與民主展現於社會。在20世紀中葉，許多社會理論家認為世界進入所謂的“後現代” 時期，而麵臨新的課題。但是，有許多學者認為，“現代” 還沒有完結，因為啟蒙運動所針對的問題依然在社會存在。比如由於宗教而引起的戰爭連年不斷，玄學迷信充斥社會，人們的思想還存在許多愚昧和無知。更為重要的是無論是冷戰時期還是21世紀的今天，思想壟斷與宗教洗腦現象仍然嚴重的存在。因而，啟蒙運動並沒有完結。今天的社會仍然需要像福爾泰，休寞，馬克思，康德，尼采，左拉，羅素這樣的自由知識分子和思想家。鄧肯博士就是21世紀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或者定義其為 “遵循啟蒙運動傳統的進步知識分子。”
在啟蒙運動時期，社會上一時湧現一大批思想家。他們對教會批判之猛烈是劃時代的，尖銳的，深刻的。這使得教會頓時亂了手腳，而立時失去了千年根基。於是，世俗社會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知識分子便從此成為世俗社會的中堅和向導，使科學迅速普及於社會，教育，和學術領域。雖然今天的社會已經在廣義上接受了科學思想，但是在更深層的社會意識裏，許多人仍然追隨宗教的傳統而排斥科學。比如，科學在近代最為偉大的發現之一“進化論” 並沒有在西方被徹底的認可和接受。同時，在學術界(尤其在美國)形成了一大批保守派學者。這些學者受過極為良好的高等教育，而且是學術界的泰鬥。但是他們站在教會的立場上與進步知識分子分庭抗禮，從理論上，意識上，學術上進行針鋒相對的對抗。但是，這種抗衡與18世紀的思想鬥爭又有了新的意義和特征。比如，現代的保守派學者擁有科學武器和學術方法。這使得進步知識分子對宗教的批判任務更加困難和艱巨。往往，這種抗爭成為一種學術界內部的分歧，並以辯論的形式公開的展現在社會舞台上。所以，今天的進步知識分子很難在社會和學術界輕而一舉的站上風。換句話說，今天的教會由於保守學者們的支持早已在思想意識，學術批判，社會理論等方麵穩住了陣腳。而鄧肯正是在這個曆史嚴峻的關頭出現的知識分子勇士。他以自己尖銳的眼光，犀利的武器，優美的文學，和幽默的語言更為深刻的批判宗教。他的思想為21世紀的知識分子賦予更新的使命和意義。而他的行為成為當代進步知識分子卓越的標誌。
鄧肯是達爾文進化論的研究者和推廣者。他的名著《自私的基因》自1976年出版之後暢銷不斷，多次再版。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是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熱衷的讀物。在這部書裏，他用非常通俗的語言講解進化論，並且發展了許多進化論的觀點。比如，他以進化論為基礎，解釋了人類許多十分基本的問題：人類是什麽？為什麽我們會在這個世界存在？為什麽人類會恩愛和仇恨？為什麽會有戰爭與和平，合作與敵視？為什麽我們自私，貪婪，同時又慷慨和無私？很顯然，對於以上的問題，宗教已經有上千年的解釋，包括起源，倫理，道德，等等。但是，他在書中公開的宣稱：該書僅僅探討真理，與道德無關。進化論僅僅是一個自然的規律。無論我們從它的結論裏得出什麽樣的結果，也許結果是令人沮喪的，但是，我們隻能告訴你真理。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別的了。他引用動物學家辛普森 (G. G. Simpson) 的話：“所有關於這些問題的回答在1895年之前全部是荒謬的。” 這就是說隻有在進化論產生之後，我們才有可能提供這些問題的科學解釋。
《自私的基因》[31]裏更為深刻的思想，除了在於解釋和宣揚達爾文進化論，還在於對宗教的批判和對迷信的蔑視。他是一位公開的無神論者，並在社會上無情的揭示宗教的愚昧和對社會的危害。他說：“人們曾經認為宗教是一種‘無害的荒謬。’ 信仰無非是人們需要的一種精神安慰罷了，怎麽會危及社會呢？但是911改變了一切。911事件說明宗教是‘致命而危險的荒謬。’ 宗教的危險在於使得人們擁有錯誤的自信；它的危險在於給予人們自殺和屠殺的勇氣，它的危險在於教唆人們對所有異族的仇恨，它的危險還在於人們對宗教的盲目崇拜而使其免遭批判。我看應該讓那些對上帝的尊崇和敬畏統統見鬼去吧！”
鄧肯在英國《周末時報》上與牛津大學教授，神學家麥克戈拉博士 (Alister McGrath) 進行了關於宗教的長期論戰。麥克戈拉畢業於牛津大學。1977年獲得牛津大學分子生物物理學博士。他在自然科學研究的同時還在牛津攻讀神學，並在1978 年獲得神學學位。他後來成為英國聖廉納德大教堂的牧師，並被聘為牛津大學神學教授。由於他傑出的神學研究工作，牛津大學於1999年授予麥克戈拉“曆史神學教授” 的學術頭銜。這種頭銜與鄧肯博士的“西蒙伊教授” 以及劍橋大學霍金博士的“盧卡賢教授” 頭銜具有相似的學術地位。因而，麥克戈拉是當今世界學術界和宗教界重量級的學者。所以，鄧肯以及其他進步知識分子所麵對的早已不是18世紀傳統的基督教會。那時的教會在科學真理麵前曾經一片荒亂，不知所措。而今天站在基督教一邊為其辯護的是當今世界學術上最為著名的學者和科學家。他們不僅在科學和神學兩個方麵具有極為高深的指造，掌握精深的理論，而且在學術界和整個社會享有極高的地位和信譽。麥克戈拉博士就是這樣一位基督教忠實的護衛者和極為富有威望的神學家。
21世紀的宗教保守學者們在捍衛基督教時的主要觀點由於時代的發展已經與18世紀有許多不同。很多知名學者認為宗教和科學完全可以共存，在兩者之間沒有根本的分歧。麥克戈拉指出：達爾文的進化論與宗教信仰沒有矛盾，科學與宗教可以同時提供對世界萬物的解釋以及探討未知的方法。目前世界學術界有很多學者認可這種論點，包括美國著名古生物學家古德博士 (Steven Jay Gould) 和劍橋大學教授，著名天文物理學李斯博士 (Martin Rees) 。基督教哲學家，神學家伍爾德博士 (Keith Ward) 批評鄧肯的宗教威脅論，並發表《宗教危險嗎》 (Is religion dangerous?), 公開與鄧肯論戰。在鄧肯發表了他的名著：《上帝的迷幻》 (God’s Delusion) [32] 之後，麥克戈拉在與鄧肯的論戰中寫下他的兩部名著：《鄧肯的迷幻》 (Dawkins’ Delusion) 和 《鄧肯的上帝》 (Dawkins’ God) 。麵對強勁的對手，鄧肯以他慣有的幽默說：我的名字出現在一位教授的兩本書名上，難道他需要用我的名字來建立自己的職業嗎？
麥克戈拉批評鄧肯並不了解基督教精深的內涵，而且很傲慢。鄧肯回答道：是我傲慢嗎？在回答宇宙的起源時，科學起碼會十分誠實而謙虛的說現在還無法解釋。但是像麥克戈拉這樣的神學家們卻早有完整的回答了。基督教對宇宙的解釋是如此的精細具體和麵麵俱到。上天之靈是“三合一” (指聖父，聖子，聖靈) ，而絕對不是四合一或者二合一。基督教對人生和宇宙的每一個問題都有詳細和肯定的解釋，比如對耶穌的神性，對原罪和贖罪，對天堂和地獄，對祈禱和道德。而且聖經對世界的解釋卻是永恒不變的。他指出：科學是建立在不斷地發現新的實驗證據的基礎上，對已知進行批判性的質疑而逐步向真理逼近的。“上帝” 不過是一種假設，但是對於這種假設，宗教絕對不容許任何人質疑。聖經裏麵所有對人類起源和宇宙的解釋也是絕對不容置疑的。
一時間，科學與宗教重整旗鼓，兩軍對壘，銷煙四起，在21世紀決一雌雄。
鄧肯是一位積極的社會活動家。他經常在媒體發表演講，並且以科學家的身份公開挑戰宗教。2006年，他在英國電視台公演由自己拍攝的紀錄片《罪惡的根源》 (Root of Evil) 引起巨大的轟動。在這部影片裏，他與宗教領袖們進行了麵對麵的激烈辯論。在這部影片裏，他采訪了許多宗教界最為著名的領袖人物。其中最有名的是美國卡羅拉多基督教“新生教堂” 牧師海加德。海加德牧師曾經任美國新教學會主席，在宗教界享有盛譽。鄧肯與海加德進行了公開的辯論。海加德說，基督教接受科學的方法，而且期望科學能夠證明上帝的存在。鄧肯馬上問倒：既然你承認科學，那麽科學認為地球有45億年的曆史，這與聖經上講的背道而馳，您如何解釋？海加德反擊道：這個結果不過是某些人的一種結論。在采訪之後，海加德威脅鄧肯以及攝製組，要以法律起訴他們，因為鄧肯侮辱了他和教會。一位鄧肯的支持者告訴他，教會認為鄧肯是撒旦複活，是一位危險的人物。這位同事認為現在的美國很像50年代的麥卡希主義時期。在該影片中，鄧肯還走訪了法國宗教團體，並對教堂裏“上帝顯靈” 現象進行了研究。當教堂告訴他有上千人被“上帝顯靈” 而治愈疾病時，他抱有極大的懷疑。他還去了耶路撒冷，並訪問了猶太和伊斯蘭的宗教領袖們。他發現，宗教之間的分歧無法調和，從而更深刻的認識到宗教的危險。
鄧肯的風格，行動，和作為讓英國的學術界出於對自己民族學者的偏愛把他與羅素相提並論。但是從世界的角度出發，他更像是21世紀的左拉。因為羅素是溫文爾雅的思想家，而左拉是勇敢的知識分子鬥士。
中國的知識分子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知識分子的定義與文化和政治有關。歐美知識分子的定義顯然來自歐洲的啟蒙運動傳統，甚至與文藝複興思想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因而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這與東歐和蘇維埃俄國的定義有很大的區別。對於中國來說，並沒有這種啟蒙運動的傳統。在“五四” 以前的中國也沒有知識分子的概念。中國古典文人在思維上顯然與西方啟蒙運動的思想家有本質的區別。如果把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舊式文人與西方現代思想家做一比較，很容易發現，他們的不同在於早期教育，社會環境，和思維方式。與西方知識分子誕生同時期 (19世紀末，20世紀出)的中國“思想名人”：康有為，梁啟超，魯迅，蔡元培，胡適，陳獨秀大多是文人出身，甚至是前清的秀才和進士。由於19世紀末中國的教育傳統，他們的早期教育和思想熏陶也主要是中國古典文學，曆史，以至東方經典的哲學思想和自然觀，比如道教，禪宗和易經。由於這種早期的文人教育，他們的思維顯然受到中國傳統文化意識的深刻影響。這種傳統思維不是建立在科學思想基礎之上的，從而不具備邏輯推理的基礎和質疑與批判的核心。而西方啟蒙思想家們大多繼承了笛卡爾的科學理性思維傳統，並且從科學的成果中得到現代思維的精髓和啟迪。由於現代科學和啟蒙運動，西方思想家的早期教育和學術生涯包含深刻的自然科學內容，比如數學，哲學，邏輯。他們許多人都是優秀的數學家和哲學家。比如：康德，盧梭，福爾泰，休寞，黑格爾，恩格斯, 羅素，尼采。所以，由於這種文化傳統的不同，東方學者與西方思想家在思維方式上有本質的區別。
但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確有少數文化人在歐美受過高等教育之後回到中國，並在“五四” 運動中宣揚西方啟蒙運動的思想，比如“科學與民主。” 雖然他們的作為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下十分的可敬可佩，但是從思想的深度和學術意義上還是很難與西方的啟蒙運動同日而語。歐洲啟蒙運動產生了許多原創的思想以及一大批思想家。而“五四” 運動中國文化人的作為主要表現在對西方啟蒙思想的解譯，傳播，和實施。啟蒙運動中那些西方思想家的工作主要是學術行為，並且在世界的學術界成為曆史性的奠基。中國學者的活動主要集中在文學界和報刊媒體，而極少純粹的學術研究。這與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完全的建立現代學術研究係統有關。比如“五四” 時期最為重要的人物魯迅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政治評論家和翻譯家，但是用今天的標準來判斷，他即不是學者也不是思想家。
對於受過西方教育的胡適，雖然師從哥倫比亞大學杜威教授，但是他在哥大哲學係僅僅學習了大約兩年的時間就匆匆回國了(1915-1917)。他回國之後，除了在1927年在歐美以及日本各國訪問了十個月，一直到1938駐美國大使，在這以前再沒有長期在西方學習研究過。因而，對於他的哥大博士學位也出現一些疑問。有些資料指出他於1917年獲得博士學位。這很難令人相信，因為美國的哲學專業博士一般比自然科學博士的時間長的多，不可能在兩年內得到。維基百科介紹他於 1927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很有可能他回國十年在中國做的博士論文。他的論文題目是：“古代中國邏輯方法的發展。” 作為一個美國哲學專業的博士，胡適在哲學方麵最為重要的著作是《中國哲學史大綱》。他試圖以西方哲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的哲學。而胡適在社會文化方麵最引人矚目的貢獻則是他1917年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學改良謅議》，提倡用白話文寫作，當時引起轟動。但是這篇文章並不是學術著作，而是一篇散文。因為《新青年》並不是學術刊物。縱觀胡適的作為，可以認為，他不過是一個十分欣賞，追隨西方現代思想的中國典型學者。他的貢獻在於試圖在中國推廣西方現代流行的思潮，比如，自由，民主，人權等等。
與胡適同時代的另一位著名人士就是毛澤東。毛澤東在思想上的作為事實上與胡適十分類似。也是一位極力希望在中國推行西方思想的學者。毛澤東和胡適對於中國傳統的專製社會同樣抱有反對的態度。因為古典中國的理念充滿壓抑，等級，而與民主與自由背道而馳。但是，毛澤東以及他的追隨者們所崇尚的不是胡適們所欣賞的“自由與民主，”而是當時在歐洲十分流行的另一種思潮：馬克思主義。前麵已經提到，啟蒙運動傳統有兩種不同的思維意識，一種來自英國啟蒙，強調民主政治，個性人權，和市場經濟。另一種來自法國啟蒙，推崇理性主義，憲法國家，和導向經濟。雖然兩種意識一脈相傳，都站在世俗社會的立場上批判宗教而強調自由，但是在社會結構，政府體製，經濟模型，司法人權，意識形態等方麵采取相當不同的觀點。比如，對於現今的西方世界，英美顯然更傾向英國啟蒙傳統而推崇人權，民主，和市場。而以法國為首的許多歐洲國家則十分偏重法國啟蒙意識而推行信譽社會和導向經濟。這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思想。是典型的歐洲社會主義。
可以認為，胡適等人追隨的是英國啟蒙傳統。他希望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保障人權自由，發展資本主義經濟。而毛澤東則熱衷馬克思主義理論而堅信共產主義。這種思想與法國啟蒙意識更為吻合而傾向政府權力和導向經濟。比較於法國啟蒙的憲法政府，蘇維埃和紅色中國顯然更為極端的強調了政府的權力和政府控製下的經濟體係。列寧和毛澤東基於各自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和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 並在這種政府的導向下實行所謂的計劃經濟。很多政治理論家認為，對於馬克思的原創思想，在蘇維埃俄國與中國都有不同的解釋和發展。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馬克思的許多論點和他的核心思想都與西方啟蒙運動緊密相關。比如宗教批判，思想解放和自由民主。
胡適一類的早期知識分子從定義上更偏向於西方社會的概念：追求自由，挑戰權威，崇尚民主，蔑視迷信，關愛人類，科學批判。而紅色中國對知識分子的定義十分類似於蘇維埃對知識界的看法。認為他們沒有堅定的革命立場，左右搖擺，小資情調，缺乏勞工情感，決非社會的中堅。在21世紀的今天，大多中國的知識分子更為認同西方知識分子。他們希望承擔社會曆史的重擔，保持冷靜的思考，促進進步政治。但是，從“五四” 運動到今天，在思維理念上有許多基本問題沒有解決。比如中國社會仍然充滿迷信和巫術，缺乏科學精神，崇拜許多落後的信念。對於科學，民主，自由，這些概念還是僅僅限於字麵上。無論是社會還是學術教育界，這些基本概念並沒有理解清楚。許多錯誤概念還在極度的誤導社會。無論是教育還是學術，很多對西方的模仿也僅僅浮於表麵和形式上。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五四” 以來近百年中的作為也僅僅局限於對西方的學習和追隨，而沒有自己卓越的原創思想和標新立異的精神理念。中國曆史自宋代至今再沒有任何思想家的出現。也正是因為此，中國21世紀的知識分子將任重道遠。
文化知識分子與科技學者
在知識分子的定義上有一種認識認為隻有那些文化文藝界受過高等教育的學者們才能夠稱為知識分子。比如記者，作家，藝術家和評論家等等。而科技學者們不屬於知識分子的範疇。這種認識一般強調學者對於人文藝術方麵的知識和修養，以及對人類社會的關心與認識。對於那些僅僅在科學技術方麵有豐富知識的專家，如果沒有人文修養和知識，很難稱之為知識分子。但是在西方的學術和教育傳統上，對於每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無論是科學技術還是文學藝術專業，都必須具備基本的人文主義教育和熏陶。在教育理念上，英國教育家 John Newman在他關於大學理念的著名論文，“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裏麵已經十分詳細的論述了人文主義教育的重要。即便是科學工程專業的學生，人文主義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核心。每一個有高等教育的人都需要受到文化，藝術，曆史，哲學方麵的教育，而熏陶成為一個具有文化涵養，優雅風格，在人文社會方麵學識淵博的紳士。也正是因為西方教育的這種傳統，西方古典和現代的學者們無論是科學還是工程方麵的專家都具備深刻的人文關懷品質和深邃的社會意識。比如愛因斯坦雖然是優秀的物理學家，他對於人類有過許多著名的論述。更為典型的現代學者還包括英國的動物學家鄧肯和美國的物理學家費曼。因此，這種知識分子的定義對於西方學者是沒有意義的。由於中國的教育傳統比較極端的強調僅僅在科技專業上的訓練而忽視了人文方麵的修養，才出現了這種刻意的知識分子定義。
結束語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自笛卡爾開創現代社會之後的21世紀：在西方世界，科學與宗教共存，法國啟蒙與英國啟蒙的意識共存。在中國，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共存，紅色經典與西方波普共存。而21世紀的知識分子必須在這兩個方麵選擇自己的立場。但是無論是哪個方麵，他們都必須承認，自己屬於思想啟蒙運動的陣營。
縱觀曆史，我們發現，西方曆史以基督教和現代啟蒙為兩條十分清晰的線索，貫穿整個現代思想的發展史。而知識分子一定是站在啟蒙運動的立場上作為世俗社會的主流。在當代社會，知識界由於啟蒙運動傳統的不同而逐步形成了相互對立的意識和認同。保守派學者成為基督文明的辯護者而堅持宗教與科學的合理共存。他們認為基督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和文化認同。如果放棄基督傳統，就會有失去西方文明的危險。美國之所以成其為美國，就是因為有昂戈魯-基督教這樣一個文化認同。這種意識使得文化認同與種族差異聯係起來。如果基督教遭遇批判和打擊，就是對西方文化的壓抑和侵襲。任何異族的文化，道德，價值，以及生活方式都是對西方文明的潛在威脅。因而，他們必須強化和捍衛基督文明以及由基督文明為基礎的所有價值觀，倫理，道德，和西方的生活方式。他們反對任何對社會繼續世俗化的企圖和對基督文化的批判。
進步學者們則遵循啟蒙運動的傳統繼續批判教會。他們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事物和權威是不可以質疑的。因為離開這樣一種科學的精神社會就會走入黑暗和專製。因此他們依賴科學進行思維和批判。他們抗逆思想壟斷和專製，強調理性與質疑，蔑視宗教與迷信，推動進步的政治實踐，尊重個性和人權。尤其在21世紀的今天，他們擔憂由於宗教而引起的世界危機。他們更為崇尚一種世界大同的奧林匹克精神，希望這個世界能夠沒有政治邊界和異類歧視。他們對人類有發自內心的關愛，並且認為可以在沒有任何宗教的基礎上建立一種人文主義的理想，道德，倫理和價值觀。他們提倡人類更為敏感地相互對待，尊重異族的文化特征，理解，寬容，接受不同的思維方式，從而達到一種互愛，和平，共同發展的理想世界。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對21世紀的知識分子下這樣的結論。
一個具有高等學位的人，比如博士，不一定是學者，除非他從事探索和質疑的研究工作。但是一個學者不一定是知識分子因為一個學者可以被一個利益集團雇傭，比如中國曆史上的禦用文人。一個沒有特別高級學位的人，比如僅僅具有學士學位，完全可以成為一個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的定義不是學銜和職業，而是一種精神和理念，那就是科學思維，質疑探索，抗逆壟斷，批判宗教，蔑視迷信，特立獨行，崇尚自由，關愛人類。
一個有良好教育的學者如果信仰非人道的理念和參與殘殺也不是一個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必須具備高尚的道德和深厚的人文主義情懷。
但是，如果是一位堅信自己理念的學者，同時又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可以被稱為知識分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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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者 lq 在 07-07-28 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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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東陸·
摘要
知識分子 (Intellectual) 這個名詞自二戰之後越加頻繁的出現在媒體，書報，和人們的言論中。在21世紀，知識分子幾乎成為社會的中心名詞。無論世界出現任何自然或者社會現象，比如災難，運動，思潮，疑宗，案件，人們首先會注重知識分子的反應和看法。近百年來，知識分子在世界上的地位越加顯得重要起來。但是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和由來卻並不十分清楚。本文從曆史的角度出發，探討知識分子的曆史形成，文化屬性，和現代定義。筆者試圖提供21世紀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和行為特征。
關鍵詞：知識分子，啟蒙運動，世俗社會，宗教批判
The nomenclature: Intellectuals, as a noun, has been more frequently appearing in the mass media. In the 21 century, the intellectuals have been the central attention during any social activities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as the public is heavily relying on the opinion of intellectuals. However, the concept of Intellectuals has never been well defined, especially in the 21 century.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to provide a base for the definition of intellectual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modern definition of intellectuals are discussed.
引言
思考是大腦的一種活動。由思考而產生思想。思想可以形成概念。概念是知識的基礎。知識分子是依賴於思考而生存的人群。他們質疑已知，探索未知，並通過思考，分析，研究，推理，尋找自己的答案。知識分子十分廣義的定義一般來自於和工作形式與職業類型相關的三個方麵：一是他們的工作主要依賴於書籍和思考。二是按照職業劃分，主要指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比如教授，學者，醫生，律師，記者，工程師。三是指那些人文藝術界的“文化知識分子。” [1-8]
從以上定義中我們得知，知識分子，顧名思義，是一種以大腦為主要工具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我們很容易把知識分子與學者，專家，文人聯係起來，但是事實上許多學者，專家，文人還不能在現代的意義上完全定義為知識分子。為了更加清楚的理解知識分子的定義和含義，我們來分析以下現代知識分子的特征：
1． 批判是知識分子的武器
2． 知識分子是世俗社會的牧師
3． 知識分子具有深刻的人文關懷
4． 知識分子的判斷依賴於理智，而不是情緒
5． 知識分子對思想的壟斷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反感和抗逆
6． 知識分子依賴科學而思考
7． 知識分子是科學真理的衛士
8． 知識分子是“奧林匹克精神” 的先鋒
這些關於知識分子的特征來自曆史上的許多學者和筆者本人，與以上那種廣義的定義有明顯的差異。這說明知識分子的定義並不是唯一的。它隨著文化，曆史而演變。要進一步尋找知識分子的定義和含義，我們必須重溫曆史，從中找出知識分子的曆史淵源，文化屬性，以及科學解釋。
知識分子的文化屬性與曆史淵源
首先，知識分子是一個西方文化的概念，因為在中國的曆史上隻有文人的說法。無論是語言還是概念，知識分子這個名詞在中國清朝末年以前都沒有出現。所以，知識分子對於中國屬於一種引進的概念。這是知識分子的文化屬性。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一詞的古典含義與閱讀能力(Literacy) 緊密相關。在古希臘，那些有閱讀能力的人被稱為“識字者”(men of letters). Men of letters的拉丁文為 Literati. 後來在英文裏譯為Literateur. “知識分子”這個名詞的原型是在19世紀初的歐洲，首先在俄國和波蘭出現的。但是這個名詞在當時不是“知識分子”(Intellectual), 而是由俄文得到的英譯：Intelligentsia - 知識群體。[10-13] 這個名詞最早被波蘭哲學家Karol Libelt在1844年出版的《祖國的愛》一書中定義為當時社會上受過教育的一職業家，比如學者，文職人員，工程師。[14] 他們引導人們走向思想與文化啟蒙。然而，這種曆史上定義的“知識群體” (Intelligentsia)與今天語言中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 有其含義上得區別。因為它還僅僅是用來形容當時社會上一類職業的特定名詞。值得指出的是，在歐洲，由於曆史，文化，和政治的不同，對知識分子的理解和概念有相當的區別。
在19世紀的中歐和東歐，一般是以經濟和文化地位來劃分“知識群體”的。在19世紀初的波蘭，社會成員主要分為貴族和平民。當時社會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多為貴族和上層人士。由於教育的發展，更多的城市居民受到高等教育而逐步形成一種職業群體，包括教師，學者，律師，醫生，文秘職員。這些職業者即被稱為所謂的“知識群體。”1815年拿破侖戰爭之後，波蘭曾經遭到多次分割，並被普魯士，俄國，和奧地利劃分為不同的區域和勢力範圍。而對國家如此政治狀態在意識上反應最為強烈的就是這些“知識群體”。他們對自己的祖國和文化具有很強的愛國意識和政治責任感。於是在歐洲曆史上，首先出現為維係國家和民族命運而形成的社會知識群體。正是因為這種知識群體的出現，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思維意識，行為風格和價值體係，而被稱為“社會的脊梁。”可以認為，這是現代知識分子最初始的形態。
在沙俄帝國，“知識群體”(Intelligintsia) 的定義又有所不同。1903年在俄國成立了所謂的”布爾什維克，”即“馬克思主義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動黨” 的統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布爾什維克並不認為“知識群體”是一個社會階級，所以並不屬於一個真實的社會階層。它僅僅是夾在勞動者與剝削者之間的一群腦力勞動者而缺乏實際的社會歸屬。他們會被剝削階級雇用而出賣自己的腦力勞動。所以，在布爾什維克的蘇俄，“知識群體” 的稱呼甚至有一層負麵的意思。布爾什維克認為，“知識群體” 無法在意識上自我獨立的存在，他們不過是為資產階級和地主服務的仆人而缺乏革命意誌。十分有趣的是，蘇俄的創始人和領導者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原來職業正是歸屬於當時社會的“知識群體。” 但是他們尖刻的批判了沙俄的知識群體，稱他們不是“國家的頭腦，”而是“國家的糟泊。”[9]
十月革命之後，“知識群體” 逐漸分化瓦解。有些加入了布爾什維克，有些移民國外，還有一些參加了白軍。在前蘇聯，“知識群體” 被分為兩種。一種稱為“科技知識群體，” 另一種為“文藝知識群體。”但是布爾什維克對於他們的態度始終存在一定的保留。不同政見者遭遇流放和迫害。
在西歐，知識分子的曆史形成，思維風格，以及社會作用與東歐的” 知識群體”有明顯的區別。曆次西歐近代的社會運動，改革，以及思潮都與知識分子緊密相關。在19世紀中後期，科學家，作家，記者僅僅被認為是一種職業。而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首次出現在社會舞台上與1894年法國發生的“德雷福斯事件” (Dreyfus Affair) 密切相關。[16-23] 在這個時期，法國政治活動家，《凡爾賽公約》策劃者克萊蒙蘇 (Georges Clemenceau) 首次在法文裏以名詞的形式使用了“知識分子”(Intellectual) 一詞。所以，“知識分子”應該是一個現代的概念和名詞。
必須指出的是，按照文章開始的定義，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學者，律師，醫生都應該屬於知識分子的範疇。但是，這種定義還僅僅是依據職業來劃分的。雖然，在20世紀之前，這些職業早已存在，但是“知識分子” 的現代定義還沒有建立。隻是在19世紀末的法國發生了所謂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後，由於許多知識界人士的參與，才形成了知識分子的社會團體和自我意識。自 20世紀初開始，現代知識分子的意識逐步形成。他們開始尋找自己的精神認同，行為標準，和社會責任感。這種意識與僅僅以職業來定義知識分子的概念已經有了曆史意義上的不同。
德雷福斯是19世紀末的法國炮兵軍官。他出身於猶太望族，曾經受到過良好的法國高等教育。但是在1894年10月，他突然受到向德國大使館出賣軍事情報的指控而遭到逮捕。由於當時的法國曆史狀態，德雷福斯事件轟動全國，並很快把法國分成支持與反對德雷福斯的兩個陣營。在當時的法國雖然反猶太意識仍然在某些社會方麵十分嚴重，但是比起德國和奧地利要相對鬆弛許多。德雷福斯在法軍中的軍銜已經很高。這在當時的德國和奧地利是無法想象的。盡管如此，法國“第三共和” 內部的天主教勢力有很強的反猶意識和傾向。顯然，德雷福斯的被捕與這種思潮不無聯係。
德雷福斯最終被送上法庭。但是他的律師被拒絕審閱與案件有關的材料。而起訴證據也沒有公布於重。之後，他被定有間諜罪而判刑10年監獄。他甚至被送至法國公共場所，並當眾被撕去軍服上肩章，勳章。他象征威嚴和權力的軍刀被當眾折斷。因此而受到極大的人身侮辱。當時社會上許多知識分子為此不公而義憤填膺，紛紛站出來為德雷福斯申辯，從而形成了以德雷福斯事件為由的社會大論戰。在知識分子的對立麵就是保守勢力的天主教會和第三共和內部的右派們。在這次論戰中出現了許多傑出的知識分子代表。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左拉 (Emile Zola, 1840-1902). [24] 左拉是當時法國的一位報刊作家，小說家。他曾以犀利的風格批評市政，矛頭直指當時法國的拿破侖三世。
德雷福斯事件發生之後，左拉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於1898年一月在當時最為著名的《巴黎日報》上以頭版頭條的位置發表了那篇著稱於世的名篇“我控告。” 而《巴黎日報》的辦報人就是法國政治活動家克萊蒙蘇。這篇文章以公開信的形式寫給當時的法國總統法厄(Felix Faure) ，指控法國政府的反猶行為以及對德裏法思的誣陷。這篇文章猶如重磅炸彈頓時轟動全國。為此，左拉在同年二月被法庭以誹謗罪起訴，之後流亡英國。
左拉的行為被曆史學家們認為是“知識分子” 首次以群體的形式站出來，並且理智的，無畏的抗擊政府，法庭，教會，以及保守勢力。當時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著名作家和學者積極參家了支持左拉的行列。其中包括小說家Octave Mirbeau, Anatole France和數學家Henri Poincare, Jacques Hadamard。這些社會上的學者強烈地的呼籲社會主持公正，猛烈地抨擊教會的保守意識，深刻地揭露政府和法庭的黑暗。這種以批判的眼光觀察社會，用高尚的準則判斷是非，並以極大的同情心對待受害者的行為是一種典型的知識分子情懷。至此，知識分子開始以一種清晰的自我意識在社會上尋找自己的曆史位置和思想標誌。因而，德雷福斯事件導致了西方“知識分子” 在意識上的形成和在社會公眾中的出現。而左拉是曆史上第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
在左拉之後的曆史中，知識分子不斷地尋求和發展一種共有的精神認同和思維理念。在百年後的今天，左拉的警世名言仍然向世界宣告知識分子的責任和良知。
他說：
“如果你問我為什麽要來到世上，這是因為我要讓社會知道真理。”
“我堅信真理已經在向前闊步，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攔。”
“隻有當世界上殘留的最後一所教堂裏的最後一塊石頭落下，砸到最後一位神父頭上的時候，理想世界才會真正到來。”
為了紀念左拉，法國前總統希拉克說：
“讓我們不要忘記這位偉大的作家。他冒了所有的風險，包括個人的名譽，生命，安危。以自己的無畏和天才，他用筆維護了真理。”
德雷福斯於1906被法國總統Loubet無罪釋放。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裏法思重新得到軍方重用，並赴前線指揮作戰，戰後光榮退役。
知識分子是世俗社會的牧師
從曆史的角度分析知識分子形成，我們很容易發現僅僅用職業和教育水平來定義知識分子是不夠完善的。比如，認為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學者，律師，醫生，文人，記者，作家等等都是知識分子顯然不夠準確。澳大利亞作家Rhoderick Gates定義現代知識分子是：“世俗社會 (secular society) 的牧師。[25] 他們的社會職責是維護真理和權力。” 從他的定義中，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到知識分子的現代定義於歐洲近代曆史中世俗社會淵源。
大約在公元１０００年，大部分的歐洲都接受了基督教。教會勢力極大。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必須是基督徒，否則就會被社會排斥。在基督教社會中，等級嚴格。最高的是教皇，然後是主教，其次是修道院長和修道士。在基督社會沒用任何其它思維空間的可能。無論是學術研究，高等教育，行為規範，價值體係完全由教會壟斷。但是自16世紀的哥白尼質疑“地心說” 之後，西歐曆史發生了曆史性的變革。而在思維體係和探索真理中對教會最為致命的挑戰就是17世紀的笛卡爾以及同時期的加利略。笛卡爾的“質疑說” 與加利略的天文學實驗結果無情的挑戰了千年權威：基督教，從而曆史性的改變了人類對自己，對自然和社會的世界觀。隨之而來，原來單一的基督社會逐步分化為教會和世俗兩個不同的社會。現代科學的誕生成為世俗社會思維的基石。而知識分子就是這塊基石上的主導力量。
17世紀是挑戰權威的世紀。當時的歐洲經曆了許多方麵的曆史性變革。首先是以笛卡爾開創的理性思維為前導而建立的現代科學體係。必須指出的是，現代科學的建立絕不僅僅局限於自然規律的發現，比如加利略，牛頓，達爾文等人的研究成果。現代科學誕生的更為偉大的意義在於從整個社會的角度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意識。人們從此找到了在聖經之外尋找真理的方法。在追尋科學的同時，人們從宗教的禁固中走出來，尋求一種新的思維空間。
很多歐洲社會理論學家，比如馬克思，佛羅意德，Max Webber, Emile Durkheim認為，一個社會如果在進步中走向“現代” 必須擺脫宗教的統治。在這個過程中，科學思想會不斷代替宗教而普及社會，並進入學術，研究，教育等許多領域。比如，更多的人們開始相信科學而放棄宗教迷信。Max Webber稱這個變化為“世界的覺醒。” 正是由於人們開始脫離過去的宗教社會，世俗社會才開始逐步形成。於是，傳統的宗教社會開始分化。過去人類社會的知識僅僅掌握在教會，而大多在教堂裏以口授的形式傳播。而現代科學誕生之後，知識的教育和傳播開始采取寫作的形式。從此，教育便走出家庭和教堂而開始社會化了。比如17世紀英國的劍橋大學開始在教會大學的基礎上開設普通，非宗教的有關人文，哲學，科學方麵的課程。宗教信仰本身也開始成為一種各人的選擇，而不再是一種社會責任了。
在18 世紀的啟蒙運動中，歐洲學者們已經開始公開的批判基督教了。它們認為基督教已經不再是知識的權威。教會已經成為一種壟斷意識，而且懼怕科學，推崇迷信，是對社會的一種毒害。18世紀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是啟蒙運動中的著名學者。他主張人們不要去教會祈禱，也不需要按照聖經來尋找宗教的真諦。人們應該在自然中尋找，感知自己的個人信仰。18世紀末的德國哲學家康德提出一種人類感知世界的哲學理論。在他的哲學理論裏，康德試圖建立一種與基督教有本質不同的認知觀。他企圖在非基督教的基礎上尋求人們認識世界可能，而以此找到真理並重建人們的信心。但是，在19世紀中葉，康德哲學逐步失去支持者。人們開始尋找新的哲學道路。
繼康德之後的尼采更為極端的從哲學上批判宗教。在上千年的宗教傳統中，思維和行為的基礎必須來自宗教道德。人類的所有行為需要基督教的原則來規範。但是尼采認為人類的行為並不需要這種宗教道德的規範，而僅僅需要人們自己的感知和理性。隻有按照社會的實際需要而產生的激情和動力才是最有力量的。他以此來排斥基督教義裏的寬容和仁愛，並認為這些宗教道德限製是人類的弱點。他認為使得人類和社會進步的原動力是自然賦予的競爭機製。
他在最後的一本書“反對上帝” [26] 非常直接的宣稱：“什麽是好的？讓我們具有力量的就是好的。什麽是壞的？所有讓我們脆弱的就是壞的。什麽是幸福？如果我們能夠感到力量而戰勝困難就是幸福。我們不需要平庸，我們隻需要力量。我們不需要和平，我們之需要戰爭。什麽是人類的缺陷？對病弱的關懷就是人類的缺陷。換句話說，基督教就是我們儒弱的表現。” 尼采的這種哲學思想是當時十分活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之一，對現當代人類社會的思維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
自17世紀笛卡爾挑戰基督教而建立現代科學之後，人類社會便開始與宗教分道揚鑣了。這種宗教社會的分化完全是以世俗社會的形成和發展為標誌的。而世俗社會得以發展的前提就是現代科學。從17世紀以來的曆史分析，我們很容易發現，所有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包括加利略，達爾文，伏爾泰，休謨，康德，馬克思，尼采，佛羅意德等等都是世俗社會的中堅人物和思想先鋒。他們的共同的特點是崇尚科學，批判宗教，蔑視迷信，強調理性思維和邏輯推理，反對思想的壓製和壟斷。所以，正如 Rhoderick Gates指出的：“他們是世俗社會的牧師。”
二戰之後的知識分子
現代知識分子有所謂三大特征：一是反對任何形式的布道和宣傳，二是抗逆思想上的統治和獨裁，三是蔑視愚昧與盲從(比如非科學的迷信)。因為知識分子對待事物和問題的基本態度是批判。而批判的基礎方法一定是科學。因而，知識分子的思考與分析完全依賴於理智，而不是情緒。也正是因為這種思維方式上的特點，一個社會必須擁有知識分子的群體而得以冷靜的思考，從而避免狂熱與誤導。19世紀末法國發生德裏法思事件時期，社會上曾經產生一種反猶情緒。正是由於有以左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才在公共社會的層麵上主持了正義，維護了真理。更為具有意義的是，法國人開始更為冷靜的思考自己社會的問題，而沒用被狂熱衝昏頭腦。這正是知識分子的意義。
但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後三十多年的德國，曆史更為嚴重的演繹了相似的經曆。在法西斯德國，不僅充滿政治宣傳，個人崇拜，思想統治，而且到處是血腥和恐怖。顯然，這是與知識分子本性決不相容的。但是，十分具有爭議的事實是，德國的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學者成為希特勒納粹集團的支持者。有些甚至參與暴力和慘殺事件。這是一件非常值得學術界沉思的問題。也正是由於法西斯德國的出現，學術界對於知識分子的定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了更新考慮和解釋。
在傳統的定義中，一般認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學者，律師，醫生，記者，作家，文化人都屬於知識分子的範疇。這是一種以職業來劃分知識分子的概念。但是，自從法國左拉等知識分子出現在公共社會之後，對知識分子的秉性和特征有了新的認識。在法西斯德國，許多德國軍官和高級將領都受過高等教育。尤其那些納粹精英-黨衛軍，更是優中擇優的年輕軍官。他們不僅受過良好的教育，而且精通音樂和藝術，有極好的文化修養。但正是這些教育良好的精英們不僅追隨希特勒的政治宣言而且直接參與對人民的屠殺。這裏有幾個層麵的問題需要思考和回答：1) 當時知識界的學者們完全接受了希特勒的理念而全身心的參與戰爭；2) 他們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在希特勒的威脅下不得不執行命令，3) 德國許多學術界的教授為何無法以批判的眼光對待希特勒，4) 在當時的德國有沒有像左拉那樣的知識分子。顯然，要回答這樣一個曆史問題即便是今天仍然是複雜與困難的。
曆史事實已經揭示：當時許多德國大學教授和學者參與和支持了納粹德國的活動。哲學家，理論家，宗教學者羅森堡 (Alfred Rosenberg) [27，28] 是當時納粹德國最為著名的領袖人物之一，曾經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他納粹黨的資格甚至比希特勒還要老。羅森堡出身於一個僑居俄國的德裔富商家庭。他 1917年在莫斯科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18年十月革命之後回到德國，並在1919年一月加入納粹(同年十月希特勒入黨) 。他很快成為納粹的核心理論家並建立了所謂的“猶太問題研究所。” 他的極為具有影響力的著作《種族論》成為納粹德國的經典,也成為迫害猶太人的理論依據。他還為納粹德國尋找新的宗教認同。他排斥基督教，而試圖建立以亞利安人為主體的所謂“血緣教”(religion of blood). 他認為亞利安人是人類最為優秀的種族。同時，他為德國尋求擴張而提出了所謂的“殖民地”(lebensraum)理論。這個理論導致德軍對俄國的戰略進攻。羅森堡戰後被紐侖堡國際法庭判處死刑。
科學技術方麵，著名物理學家, 諾貝爾獎獲得者海森堡成為納粹德國核武器的研究者之一。雖然他是否真正效忠於德軍的核武器研究後來十分具有爭議，他在德國戰敗之後還是被盟軍押解英國。在納粹德國的V2火箭計劃中還包括德國著名火箭專家馮布朗。馮布朗最後也成為戰犯，被送往美國。後來被美國航天局錄用，成為阿波羅登月計劃的領導者。如果列一個名單，我們將會發現相當驚人數目的高級專家和學者參與了納粹德國的各種活動，其中甚至包括集中營裏毒氣室的設計者。那麽。按照一般的定義，我們可以稱他們為知識分子嗎？
正是因為納粹德國中學者的行為，在學術界的自我反省之後，知識分子被賦予新的定義和特征：人文關懷。如果能夠被稱其為知識分子，必須對人類有深刻的同情和關愛。在此基礎之上，一個當代的知識分子還必須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倫理觀念。這對於知識分子有了非常高的要求。在 21世紀，一個人僅僅受到高等教育，即便成為學者，如果缺乏良知，道德敗壞，助紂為虐，同流合汙，那麽是無法稱其為知識分子的。所以，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或者是一個學者，在21世紀，不見得一定可以稱之為知識分子。因而，我們必須尋找和建立知識分子在當代的自我認同(self identity).
21世紀的知識分子
如果從西方曆史的角度來討論知識分子的發展和演變，我們發現它的定義在每個時期都會產生新的意義。並且，在不同的社會和文化裏，對於知識分子的理解和認識也有很大的區別。如上所述，在波蘭和俄國，知識分子的定義與西方國家有顯著的不同。即便在西歐，19世紀末法國的知識分子又和二戰中的德國知識界在概念上形成鮮明的對比。但是，無論是東歐，中歐還是西歐，這些知識群體中人們的社會職業種類是非常相似的。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是學者，專家，教授，律師，醫生，記者，編輯，文人，等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知識界對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和人文特征開始有了新的考慮。
知識分子的概念和意識一定與現代科學的誕生有關。事實上，這種意識是從笛卡爾建立新的哲學思維體係開始的。正是由於笛卡爾開創了尋求真理的全新方法：科學，人類才從宗教的統治中解放出來，從而逐步發展了所謂的世俗社會。我們知道西方文明有三大組成部分：1) 希臘經典與羅馬政治；2) 基督文化，3) 科學與民主。事實上是科學的誕生導致了現代啟蒙運動。而啟蒙運動中提出了自由與民主的思想。所以，對於現代西方的文化意識，可以分為基督文明和現代啟蒙兩大方麵。在很大的意義上，這兩個方麵又是衝突的，因為現代啟蒙運動的核心就是對宗教的批判和討伐。但是這種西方文化的兩大方麵卻相輔相成，互補共進，構成當代歐美文化的全部。21世紀的知識分子如果希望建立一種當代的自我認同，需要從西方文化的這兩個側麵來尋找自己的位置。於是，我們必須討論基督文明與現代啟蒙的曆史關係與當代演變。
對於西方世界，科學文明其實是迭加在基督文明之上的現代文明。它的曆史僅僅有300多年，而基督文明已經有 2000多年的曆史。所以，基督文明無論從曆史的深度和廣度上都是西方文明的基礎和精髓。它奠定了西方世界最為完善的價值體係，包括人性，人生，認知，道義，信仰，道德，精神，心理，倫理，美學等等一切人文社會的基礎。它為西方社會提供了精神世界最高的權威：耶穌，這是西方人心理安全的本源和內在力量的基礎。正因為其如此重要，當科學誕生的時候，宗教社會立時陷於一片恐慌。在啟蒙運動中，許多人首先脫離教會而以科學標榜自己新的思想認同。人們對信仰失去激情，笛卡而開創的“質疑說” 在社會上流行。但是，隨著世俗社會的發展，諸多思潮開始走向極端，比如“無神論” 和薩德 (Marquis de Sade) 的極端自由主義思想使得社會忽然失去的道德與倫理的基礎和限製。許多理論家認為傳統的社會由上帝控製。但是啟蒙運動以來，尤其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社會便由“人” 自己主宰了。所以，可以認為，世俗社會的產生使得西方社會在很大多程度上開始失去基督傳統。
十分有趣的是，在歐洲，啟蒙運動在英國和法國在思想意識上產生了很大的分歧。[29] 英國1688年的“輝煌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推翻了傑姆斯二世(James II)，並從此建立的英國議會。啟蒙運動在英國革命之後強調自由和憲法 (liberty and constitution)。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則偏重民主與理性 (democracy and rationalism) 。這種區分在19，20世紀發生了進一步的偏離。英美文化更推崇自由型民主(Liberal democracy) 和市場經濟，法國則受到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影響而推行以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這兩種思想意識的分歧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愈加明顯起來。在當代的21世紀，啟蒙運動的傳統在歐洲和美國形成兩大係統，並各自建立了更為具體的理念。英美推崇的是“英國啟蒙運動”(English enlightenment)。它包括：1) 人權(liberty of individuals)，2) 憲法化的民主(institutionalized liberal democracy), 3) 市場經濟(free market). 而歐洲國家則更欣賞所謂的“法國啟蒙運動”(French enlightenment), 即1) 理性主義(rationalism),2) 憲法化的政府權力 (institutionalized bureaucratic authority)，3) 誠信社會 (credentialed society)。
啟蒙運動除了以上理念上的區別，同時還形成了信仰和認同上的對立。推崇法國啟蒙傳統的歐美知識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基督傳統。他們是世俗社會的主流。但是他們在拒絕了基督傳統之後必須尋找和建立一種新的信仰和認同。Kenneth Minogue 認為現代的西方知識分子欣賞和推崇一種所謂的“奧林匹克精神”(Olympianism). 奧林匹克精神是建立在全世界共同享有的權力和利益之上的一種美好的理念。這種理念與“全球化” 意識十分吻合，是一種推動世界文化，經濟，和平，人權與進步的新傳統。奧林匹克精神強調文化多元，世界大同，共同市場，全球管理的“進步”理念。但是，這種意識有強烈的反宗教傾向，而視基督教為世界進步的阻力。因而，由於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識，歐美的知識界也分為兩大陣營，這使得知識分子的定義變得更加十分複雜起來。
根據前麵的討論，知識分子的定義可以來自以下幾個方麵：1)知識分子的產生與啟蒙運動息息相關。而啟蒙運動的核心是挑戰和批判教會。因而知識分子首先是世俗社會的中堅和主導。2) 知識分子的突出特點是依據科學與理性進行思維。因此，知識分子強烈的反對任何形式的玄學和迷信。3) 知識分子對待任何問題都會以批判的態度進行分析和質疑。所以他們強烈的抗逆任何形式的思想壟斷，而自始至終的追求科學真理。4) 知識分子必須具備對人類深刻的關愛與同情。
以上第1，2兩個方麵來自於笛卡爾的哲學思維以及現代啟蒙運動。第3個方麵與19世紀末以左拉為首的知識分子運動緊密相關。而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是二戰之後知識界自我反省之後對知識分子新的定義。但是，在21世紀，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麵臨新的挑戰。比如，由於現代啟蒙運動傳統在西方社會的分歧，產生了所謂的“保守” 與“進步” 之間的矛盾和鬥爭。而無論是“保守” (conservatives) 還是“進步” (liberals) 人士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學者和科學家。他們都具有以上知識分子的特征，比如人文關懷，理性思維，批判質疑，等等。但是前者是“基督文明” 的執著的追隨者，西方文明堅定的護衛者，以及對非西方文化 (比如東方文化和伊斯蘭文化) 警惕的敵視者。
這些保守派學者以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 (Samuel Huntington) 為首，絕大多數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對於他們來說，捍衛基督文明就是捍衛西方文明。否則，西方文明很可能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在21世紀，他們已經深感西方文明的動搖，尤其遭遇伊斯蘭文明和東方文化的侵襲和威脅。因此，他們敵視伊斯蘭文明和其它非西方文化。亨廷頓的學生科斯 (James Kurth) 非常直接的宣稱：“法國啟蒙運動思想混淆視聽，使得我們無法區分西方與其它文化之間的差別。於是我們喪失自己的信念，在東方，尤其伊斯蘭文化的威脅下變的軟弱無能並且缺乏抵禦能力。” “對於西方文明，伊斯蘭不過是我們肌膚上表麵的病變，而法國啟蒙思想卻已經是我們心髒裏的毒瘤。” 亨廷頓在他的名著：《我們的認同》 (《Who Are We?》) 一書中深刻的討論了所謂的“美國信念”(American Creed) 。他試圖喚醒人們重新認識西方文明的真諦：“昂戈魯-基督新教”(Anglo-Protestant) 是美國文化的核心。他指出，這個核心是區分西方文明與世界上其它任何文化的最為基本的標誌。他憂心忡忡的告誡自己的美國同胞，在移民大潮的21世紀，如果我們不警惕那些外來文化的侵襲，西方文明和美國文化將危在旦夕。
非常有趣的現象在於西方保守勢力的文化特征。按照古典定義，他們顯然屬於知識分子之列：高等教育，名校學者，眼光犀利，科學批判，冷靜理智，特立獨行。無論從職業性質還是思維特征，他們都可以稱為典型的知識分子。但是同時，他們又是基督文明的衛士。而他們的對立麵就是現代啟蒙運動的進步知識分子們。這好比是18世紀教會與啟蒙思想家的征戰在21世紀的繼續。無怪乎當代的許多理論家認為並沒有所謂的“後現代”時期。因為在21世紀我們還在繼續與教會，玄學，迷信進行鬥爭。這是“現代” 社會的思想核心，根本沒有本質的變更。而這種論戰會長期的進行下去。比如，在美國，保守派學者經過長期努力試圖在公立中小學裏麵刪除進化論的科學教育而以所謂的“智慧設計” (intelligent design) 理論來解釋人類的起源。“智慧設計” 認為有一種超乎人類的智慧在“設計” 天下萬物。顯然，如果有一絲可能，他們將把耶穌的“創世論” 作為學校的教科書。
如前所述，知識分子是由於現代啟蒙運動傳統而出現的。那麽他們必定是以科學批判為武器，站在世俗社會的前沿，挑戰基督教的鬥士們。但是在21世紀，在知識界卻產生了一大批保守派學者，並且忠實的維護基督文明。那麽可以定義他們為知識分子嗎？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麽“知識分子是世俗社會的牧師” 的定義就會發生問題。事實上在西方，尤其是美國，有許多教授和學者是基督教徒。他們一麵必須向學生在課堂裏講授進化論 (因為這是法律的要求，也是現代啟蒙運動的結果)。而另一麵又會在教堂裏虔誠的禱告上帝。這種現象，已經完全違反了啟蒙運動的傳統。並且與左拉的知識分子意識背道而馳。
21世紀的左拉：鄧肯
不過，在21世紀，遵循啟蒙運動傳統的知識分子大有人在。英國牛津大學教授理查德鄧肯博士 (Richard Dawkins) 就是今天進步知識分子的典型。[30] 他完全可以稱之為21世紀的左拉。
鄧肯是一位生態學家。他1966年在諾貝爾獎獲得者汀伯根 (Nikolaas Tinbergen) 教授指導下獲得牛津大學博士。之後在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任教至1969年。然後受聘牛津大學至今。現在是牛津大學“西蒙伊教授” (Simonyi Professor) 。這種教授的頭銜在牛津具有極高的學術地位。比如劍橋大學的霍金博士是所謂的“盧卡賢教授”(Lucasian Professor). 這個頭銜在1669年由牛頓擔任。它們是同類型的教授頭銜。除此之外，鄧肯還有許多學術頭銜和職位。
鄧肯是18 世紀啟蒙運動傳統在21世紀忠實的繼承人。同時也是21世紀的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作家，和社會活動家。對於啟蒙運動，其思想核心是對宗教的批判，對思想的解放，對科學的宣揚，對人類的啟蒙，對自由的追求，和對迷信的蔑視。從曆史的角度分析，18世紀的啟蒙運動是“現代” 社會的主流意識。而在19世紀，啟蒙運動以更為清晰的旗幟：科學與民主展現於社會。在20世紀中葉，許多社會理論家認為世界進入所謂的“後現代” 時期，而麵臨新的課題。但是，有許多學者認為，“現代” 還沒有完結，因為啟蒙運動所針對的問題依然在社會存在。比如由於宗教而引起的戰爭連年不斷，玄學迷信充斥社會，人們的思想還存在許多愚昧和無知。更為重要的是無論是冷戰時期還是21世紀的今天，思想壟斷與宗教洗腦現象仍然嚴重的存在。因而，啟蒙運動並沒有完結。今天的社會仍然需要像福爾泰，休寞，馬克思，康德，尼采，左拉，羅素這樣的自由知識分子和思想家。鄧肯博士就是21世紀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或者定義其為 “遵循啟蒙運動傳統的進步知識分子。”
在啟蒙運動時期，社會上一時湧現一大批思想家。他們對教會批判之猛烈是劃時代的，尖銳的，深刻的。這使得教會頓時亂了手腳，而立時失去了千年根基。於是，世俗社會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知識分子便從此成為世俗社會的中堅和向導，使科學迅速普及於社會，教育，和學術領域。雖然今天的社會已經在廣義上接受了科學思想，但是在更深層的社會意識裏，許多人仍然追隨宗教的傳統而排斥科學。比如，科學在近代最為偉大的發現之一“進化論” 並沒有在西方被徹底的認可和接受。同時，在學術界(尤其在美國)形成了一大批保守派學者。這些學者受過極為良好的高等教育，而且是學術界的泰鬥。但是他們站在教會的立場上與進步知識分子分庭抗禮，從理論上，意識上，學術上進行針鋒相對的對抗。但是，這種抗衡與18世紀的思想鬥爭又有了新的意義和特征。比如，現代的保守派學者擁有科學武器和學術方法。這使得進步知識分子對宗教的批判任務更加困難和艱巨。往往，這種抗爭成為一種學術界內部的分歧，並以辯論的形式公開的展現在社會舞台上。所以，今天的進步知識分子很難在社會和學術界輕而一舉的站上風。換句話說，今天的教會由於保守學者們的支持早已在思想意識，學術批判，社會理論等方麵穩住了陣腳。而鄧肯正是在這個曆史嚴峻的關頭出現的知識分子勇士。他以自己尖銳的眼光，犀利的武器，優美的文學，和幽默的語言更為深刻的批判宗教。他的思想為21世紀的知識分子賦予更新的使命和意義。而他的行為成為當代進步知識分子卓越的標誌。
鄧肯是達爾文進化論的研究者和推廣者。他的名著《自私的基因》自1976年出版之後暢銷不斷，多次再版。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是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熱衷的讀物。在這部書裏，他用非常通俗的語言講解進化論，並且發展了許多進化論的觀點。比如，他以進化論為基礎，解釋了人類許多十分基本的問題：人類是什麽？為什麽我們會在這個世界存在？為什麽人類會恩愛和仇恨？為什麽會有戰爭與和平，合作與敵視？為什麽我們自私，貪婪，同時又慷慨和無私？很顯然，對於以上的問題，宗教已經有上千年的解釋，包括起源，倫理，道德，等等。但是，他在書中公開的宣稱：該書僅僅探討真理，與道德無關。進化論僅僅是一個自然的規律。無論我們從它的結論裏得出什麽樣的結果，也許結果是令人沮喪的，但是，我們隻能告訴你真理。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別的了。他引用動物學家辛普森 (G. G. Simpson) 的話：“所有關於這些問題的回答在1895年之前全部是荒謬的。” 這就是說隻有在進化論產生之後，我們才有可能提供這些問題的科學解釋。
《自私的基因》[31]裏更為深刻的思想，除了在於解釋和宣揚達爾文進化論，還在於對宗教的批判和對迷信的蔑視。他是一位公開的無神論者，並在社會上無情的揭示宗教的愚昧和對社會的危害。他說：“人們曾經認為宗教是一種‘無害的荒謬。’ 信仰無非是人們需要的一種精神安慰罷了，怎麽會危及社會呢？但是911改變了一切。911事件說明宗教是‘致命而危險的荒謬。’ 宗教的危險在於使得人們擁有錯誤的自信；它的危險在於給予人們自殺和屠殺的勇氣，它的危險在於教唆人們對所有異族的仇恨，它的危險還在於人們對宗教的盲目崇拜而使其免遭批判。我看應該讓那些對上帝的尊崇和敬畏統統見鬼去吧！”
鄧肯在英國《周末時報》上與牛津大學教授，神學家麥克戈拉博士 (Alister McGrath) 進行了關於宗教的長期論戰。麥克戈拉畢業於牛津大學。1977年獲得牛津大學分子生物物理學博士。他在自然科學研究的同時還在牛津攻讀神學，並在1978 年獲得神學學位。他後來成為英國聖廉納德大教堂的牧師，並被聘為牛津大學神學教授。由於他傑出的神學研究工作，牛津大學於1999年授予麥克戈拉“曆史神學教授” 的學術頭銜。這種頭銜與鄧肯博士的“西蒙伊教授” 以及劍橋大學霍金博士的“盧卡賢教授” 頭銜具有相似的學術地位。因而，麥克戈拉是當今世界學術界和宗教界重量級的學者。所以，鄧肯以及其他進步知識分子所麵對的早已不是18世紀傳統的基督教會。那時的教會在科學真理麵前曾經一片荒亂，不知所措。而今天站在基督教一邊為其辯護的是當今世界學術上最為著名的學者和科學家。他們不僅在科學和神學兩個方麵具有極為高深的指造，掌握精深的理論，而且在學術界和整個社會享有極高的地位和信譽。麥克戈拉博士就是這樣一位基督教忠實的護衛者和極為富有威望的神學家。
21世紀的宗教保守學者們在捍衛基督教時的主要觀點由於時代的發展已經與18世紀有許多不同。很多知名學者認為宗教和科學完全可以共存，在兩者之間沒有根本的分歧。麥克戈拉指出：達爾文的進化論與宗教信仰沒有矛盾，科學與宗教可以同時提供對世界萬物的解釋以及探討未知的方法。目前世界學術界有很多學者認可這種論點，包括美國著名古生物學家古德博士 (Steven Jay Gould) 和劍橋大學教授，著名天文物理學李斯博士 (Martin Rees) 。基督教哲學家，神學家伍爾德博士 (Keith Ward) 批評鄧肯的宗教威脅論，並發表《宗教危險嗎》 (Is religion dangerous?), 公開與鄧肯論戰。在鄧肯發表了他的名著：《上帝的迷幻》 (God’s Delusion) [32] 之後，麥克戈拉在與鄧肯的論戰中寫下他的兩部名著：《鄧肯的迷幻》 (Dawkins’ Delusion) 和 《鄧肯的上帝》 (Dawkins’ God) 。麵對強勁的對手，鄧肯以他慣有的幽默說：我的名字出現在一位教授的兩本書名上，難道他需要用我的名字來建立自己的職業嗎？
麥克戈拉批評鄧肯並不了解基督教精深的內涵，而且很傲慢。鄧肯回答道：是我傲慢嗎？在回答宇宙的起源時，科學起碼會十分誠實而謙虛的說現在還無法解釋。但是像麥克戈拉這樣的神學家們卻早有完整的回答了。基督教對宇宙的解釋是如此的精細具體和麵麵俱到。上天之靈是“三合一” (指聖父，聖子，聖靈) ，而絕對不是四合一或者二合一。基督教對人生和宇宙的每一個問題都有詳細和肯定的解釋，比如對耶穌的神性，對原罪和贖罪，對天堂和地獄，對祈禱和道德。而且聖經對世界的解釋卻是永恒不變的。他指出：科學是建立在不斷地發現新的實驗證據的基礎上，對已知進行批判性的質疑而逐步向真理逼近的。“上帝” 不過是一種假設，但是對於這種假設，宗教絕對不容許任何人質疑。聖經裏麵所有對人類起源和宇宙的解釋也是絕對不容置疑的。
一時間，科學與宗教重整旗鼓，兩軍對壘，銷煙四起，在21世紀決一雌雄。
鄧肯是一位積極的社會活動家。他經常在媒體發表演講，並且以科學家的身份公開挑戰宗教。2006年，他在英國電視台公演由自己拍攝的紀錄片《罪惡的根源》 (Root of Evil) 引起巨大的轟動。在這部影片裏，他與宗教領袖們進行了麵對麵的激烈辯論。在這部影片裏，他采訪了許多宗教界最為著名的領袖人物。其中最有名的是美國卡羅拉多基督教“新生教堂” 牧師海加德。海加德牧師曾經任美國新教學會主席，在宗教界享有盛譽。鄧肯與海加德進行了公開的辯論。海加德說，基督教接受科學的方法，而且期望科學能夠證明上帝的存在。鄧肯馬上問倒：既然你承認科學，那麽科學認為地球有45億年的曆史，這與聖經上講的背道而馳，您如何解釋？海加德反擊道：這個結果不過是某些人的一種結論。在采訪之後，海加德威脅鄧肯以及攝製組，要以法律起訴他們，因為鄧肯侮辱了他和教會。一位鄧肯的支持者告訴他，教會認為鄧肯是撒旦複活，是一位危險的人物。這位同事認為現在的美國很像50年代的麥卡希主義時期。在該影片中，鄧肯還走訪了法國宗教團體，並對教堂裏“上帝顯靈” 現象進行了研究。當教堂告訴他有上千人被“上帝顯靈” 而治愈疾病時，他抱有極大的懷疑。他還去了耶路撒冷，並訪問了猶太和伊斯蘭的宗教領袖們。他發現，宗教之間的分歧無法調和，從而更深刻的認識到宗教的危險。
鄧肯的風格，行動，和作為讓英國的學術界出於對自己民族學者的偏愛把他與羅素相提並論。但是從世界的角度出發，他更像是21世紀的左拉。因為羅素是溫文爾雅的思想家，而左拉是勇敢的知識分子鬥士。
中國的知識分子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知識分子的定義與文化和政治有關。歐美知識分子的定義顯然來自歐洲的啟蒙運動傳統，甚至與文藝複興思想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因而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這與東歐和蘇維埃俄國的定義有很大的區別。對於中國來說，並沒有這種啟蒙運動的傳統。在“五四” 以前的中國也沒有知識分子的概念。中國古典文人在思維上顯然與西方啟蒙運動的思想家有本質的區別。如果把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舊式文人與西方現代思想家做一比較，很容易發現，他們的不同在於早期教育，社會環境，和思維方式。與西方知識分子誕生同時期 (19世紀末，20世紀出)的中國“思想名人”：康有為，梁啟超，魯迅，蔡元培，胡適，陳獨秀大多是文人出身，甚至是前清的秀才和進士。由於19世紀末中國的教育傳統，他們的早期教育和思想熏陶也主要是中國古典文學，曆史，以至東方經典的哲學思想和自然觀，比如道教，禪宗和易經。由於這種早期的文人教育，他們的思維顯然受到中國傳統文化意識的深刻影響。這種傳統思維不是建立在科學思想基礎之上的，從而不具備邏輯推理的基礎和質疑與批判的核心。而西方啟蒙思想家們大多繼承了笛卡爾的科學理性思維傳統，並且從科學的成果中得到現代思維的精髓和啟迪。由於現代科學和啟蒙運動，西方思想家的早期教育和學術生涯包含深刻的自然科學內容，比如數學，哲學，邏輯。他們許多人都是優秀的數學家和哲學家。比如：康德，盧梭，福爾泰，休寞，黑格爾，恩格斯, 羅素，尼采。所以，由於這種文化傳統的不同，東方學者與西方思想家在思維方式上有本質的區別。
但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確有少數文化人在歐美受過高等教育之後回到中國，並在“五四” 運動中宣揚西方啟蒙運動的思想，比如“科學與民主。” 雖然他們的作為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下十分的可敬可佩，但是從思想的深度和學術意義上還是很難與西方的啟蒙運動同日而語。歐洲啟蒙運動產生了許多原創的思想以及一大批思想家。而“五四” 運動中國文化人的作為主要表現在對西方啟蒙思想的解譯，傳播，和實施。啟蒙運動中那些西方思想家的工作主要是學術行為，並且在世界的學術界成為曆史性的奠基。中國學者的活動主要集中在文學界和報刊媒體，而極少純粹的學術研究。這與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完全的建立現代學術研究係統有關。比如“五四” 時期最為重要的人物魯迅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政治評論家和翻譯家，但是用今天的標準來判斷，他即不是學者也不是思想家。
對於受過西方教育的胡適，雖然師從哥倫比亞大學杜威教授，但是他在哥大哲學係僅僅學習了大約兩年的時間就匆匆回國了(1915-1917)。他回國之後，除了在1927年在歐美以及日本各國訪問了十個月，一直到1938駐美國大使，在這以前再沒有長期在西方學習研究過。因而，對於他的哥大博士學位也出現一些疑問。有些資料指出他於1917年獲得博士學位。這很難令人相信，因為美國的哲學專業博士一般比自然科學博士的時間長的多，不可能在兩年內得到。維基百科介紹他於 1927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很有可能他回國十年在中國做的博士論文。他的論文題目是：“古代中國邏輯方法的發展。” 作為一個美國哲學專業的博士，胡適在哲學方麵最為重要的著作是《中國哲學史大綱》。他試圖以西方哲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的哲學。而胡適在社會文化方麵最引人矚目的貢獻則是他1917年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學改良謅議》，提倡用白話文寫作，當時引起轟動。但是這篇文章並不是學術著作，而是一篇散文。因為《新青年》並不是學術刊物。縱觀胡適的作為，可以認為，他不過是一個十分欣賞，追隨西方現代思想的中國典型學者。他的貢獻在於試圖在中國推廣西方現代流行的思潮，比如，自由，民主，人權等等。
與胡適同時代的另一位著名人士就是毛澤東。毛澤東在思想上的作為事實上與胡適十分類似。也是一位極力希望在中國推行西方思想的學者。毛澤東和胡適對於中國傳統的專製社會同樣抱有反對的態度。因為古典中國的理念充滿壓抑，等級，而與民主與自由背道而馳。但是，毛澤東以及他的追隨者們所崇尚的不是胡適們所欣賞的“自由與民主，”而是當時在歐洲十分流行的另一種思潮：馬克思主義。前麵已經提到，啟蒙運動傳統有兩種不同的思維意識，一種來自英國啟蒙，強調民主政治，個性人權，和市場經濟。另一種來自法國啟蒙，推崇理性主義，憲法國家，和導向經濟。雖然兩種意識一脈相傳，都站在世俗社會的立場上批判宗教而強調自由，但是在社會結構，政府體製，經濟模型，司法人權，意識形態等方麵采取相當不同的觀點。比如，對於現今的西方世界，英美顯然更傾向英國啟蒙傳統而推崇人權，民主，和市場。而以法國為首的許多歐洲國家則十分偏重法國啟蒙意識而推行信譽社會和導向經濟。這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思想。是典型的歐洲社會主義。
可以認為，胡適等人追隨的是英國啟蒙傳統。他希望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保障人權自由，發展資本主義經濟。而毛澤東則熱衷馬克思主義理論而堅信共產主義。這種思想與法國啟蒙意識更為吻合而傾向政府權力和導向經濟。比較於法國啟蒙的憲法政府，蘇維埃和紅色中國顯然更為極端的強調了政府的權力和政府控製下的經濟體係。列寧和毛澤東基於各自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和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 並在這種政府的導向下實行所謂的計劃經濟。很多政治理論家認為，對於馬克思的原創思想，在蘇維埃俄國與中國都有不同的解釋和發展。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馬克思的許多論點和他的核心思想都與西方啟蒙運動緊密相關。比如宗教批判，思想解放和自由民主。
胡適一類的早期知識分子從定義上更偏向於西方社會的概念：追求自由，挑戰權威，崇尚民主，蔑視迷信，關愛人類，科學批判。而紅色中國對知識分子的定義十分類似於蘇維埃對知識界的看法。認為他們沒有堅定的革命立場，左右搖擺，小資情調，缺乏勞工情感，決非社會的中堅。在21世紀的今天，大多中國的知識分子更為認同西方知識分子。他們希望承擔社會曆史的重擔，保持冷靜的思考，促進進步政治。但是，從“五四” 運動到今天，在思維理念上有許多基本問題沒有解決。比如中國社會仍然充滿迷信和巫術，缺乏科學精神，崇拜許多落後的信念。對於科學，民主，自由，這些概念還是僅僅限於字麵上。無論是社會還是學術教育界，這些基本概念並沒有理解清楚。許多錯誤概念還在極度的誤導社會。無論是教育還是學術，很多對西方的模仿也僅僅浮於表麵和形式上。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五四” 以來近百年中的作為也僅僅局限於對西方的學習和追隨，而沒有自己卓越的原創思想和標新立異的精神理念。中國曆史自宋代至今再沒有任何思想家的出現。也正是因為此，中國21世紀的知識分子將任重道遠。
文化知識分子與科技學者
在知識分子的定義上有一種認識認為隻有那些文化文藝界受過高等教育的學者們才能夠稱為知識分子。比如記者，作家，藝術家和評論家等等。而科技學者們不屬於知識分子的範疇。這種認識一般強調學者對於人文藝術方麵的知識和修養，以及對人類社會的關心與認識。對於那些僅僅在科學技術方麵有豐富知識的專家，如果沒有人文修養和知識，很難稱之為知識分子。但是在西方的學術和教育傳統上，對於每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無論是科學技術還是文學藝術專業，都必須具備基本的人文主義教育和熏陶。在教育理念上，英國教育家 John Newman在他關於大學理念的著名論文，“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裏麵已經十分詳細的論述了人文主義教育的重要。即便是科學工程專業的學生，人文主義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核心。每一個有高等教育的人都需要受到文化，藝術，曆史，哲學方麵的教育，而熏陶成為一個具有文化涵養，優雅風格，在人文社會方麵學識淵博的紳士。也正是因為西方教育的這種傳統，西方古典和現代的學者們無論是科學還是工程方麵的專家都具備深刻的人文關懷品質和深邃的社會意識。比如愛因斯坦雖然是優秀的物理學家，他對於人類有過許多著名的論述。更為典型的現代學者還包括英國的動物學家鄧肯和美國的物理學家費曼。因此，這種知識分子的定義對於西方學者是沒有意義的。由於中國的教育傳統比較極端的強調僅僅在科技專業上的訓練而忽視了人文方麵的修養，才出現了這種刻意的知識分子定義。
結束語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自笛卡爾開創現代社會之後的21世紀：在西方世界，科學與宗教共存，法國啟蒙與英國啟蒙的意識共存。在中國，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共存，紅色經典與西方波普共存。而21世紀的知識分子必須在這兩個方麵選擇自己的立場。但是無論是哪個方麵，他們都必須承認，自己屬於思想啟蒙運動的陣營。
縱觀曆史，我們發現，西方曆史以基督教和現代啟蒙為兩條十分清晰的線索，貫穿整個現代思想的發展史。而知識分子一定是站在啟蒙運動的立場上作為世俗社會的主流。在當代社會，知識界由於啟蒙運動傳統的不同而逐步形成了相互對立的意識和認同。保守派學者成為基督文明的辯護者而堅持宗教與科學的合理共存。他們認為基督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和文化認同。如果放棄基督傳統，就會有失去西方文明的危險。美國之所以成其為美國，就是因為有昂戈魯-基督教這樣一個文化認同。這種意識使得文化認同與種族差異聯係起來。如果基督教遭遇批判和打擊，就是對西方文化的壓抑和侵襲。任何異族的文化，道德，價值，以及生活方式都是對西方文明的潛在威脅。因而，他們必須強化和捍衛基督文明以及由基督文明為基礎的所有價值觀，倫理，道德，和西方的生活方式。他們反對任何對社會繼續世俗化的企圖和對基督文化的批判。
進步學者們則遵循啟蒙運動的傳統繼續批判教會。他們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事物和權威是不可以質疑的。因為離開這樣一種科學的精神社會就會走入黑暗和專製。因此他們依賴科學進行思維和批判。他們抗逆思想壟斷和專製，強調理性與質疑，蔑視宗教與迷信，推動進步的政治實踐，尊重個性和人權。尤其在21世紀的今天，他們擔憂由於宗教而引起的世界危機。他們更為崇尚一種世界大同的奧林匹克精神，希望這個世界能夠沒有政治邊界和異類歧視。他們對人類有發自內心的關愛，並且認為可以在沒有任何宗教的基礎上建立一種人文主義的理想，道德，倫理和價值觀。他們提倡人類更為敏感地相互對待，尊重異族的文化特征，理解，寬容，接受不同的思維方式，從而達到一種互愛，和平，共同發展的理想世界。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對21世紀的知識分子下這樣的結論。
一個具有高等學位的人，比如博士，不一定是學者，除非他從事探索和質疑的研究工作。但是一個學者不一定是知識分子因為一個學者可以被一個利益集團雇傭，比如中國曆史上的禦用文人。一個沒有特別高級學位的人，比如僅僅具有學士學位，完全可以成為一個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的定義不是學銜和職業，而是一種精神和理念，那就是科學思維，質疑探索，抗逆壟斷，批判宗教，蔑視迷信，特立獨行，崇尚自由，關愛人類。
一個有良好教育的學者如果信仰非人道的理念和參與殘殺也不是一個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必須具備高尚的道德和深厚的人文主義情懷。
但是，如果是一位堅信自己理念的學者，同時又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可以被稱為知識分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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