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簡楊:王春花傳奇——讀謝寶瑜《玫瑰壩》的一些感想
(2007-07-25 0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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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楊:王春花傳奇——讀謝寶瑜《玫瑰壩》的一些感想
發布者 siyu 在 07-07-24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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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楊·
以前已有不少人就謝寶瑜的長篇小說《玫瑰壩》寫過書評,象胡平、廖康和凡草等。他們對此書的首創意義十分讚賞,即作者在文學中還原了土改真實的曆史麵貌。其實這本書還有一處也值得一書,即那些次要人物所代表的曆史意義。
《玫瑰壩》一書中有很多次要人物,因為他們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和普遍的曆史意義,所以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四九年前做過寺廟主事的慧通和尚,土改時因廟裏有幾畝薄田而被劃成了地主;如丁萬金一家因丁萬金有麻風病,被鄉人隔離在了玫瑰壩之外,但同時也僥幸地被隔離在了人民公社的體製之外,在大躍進中因禍得福;如一個叫龔順發的老實人,由於妻子受到鄉幹部的調戲憤而上告,反被當成用心不良分子關押判刑。這些次要人物的故事因為折射出了一段曆史的黑暗陰影,在我看來,是《玫瑰壩》除了它對舊有思維的大膽挑戰之外最為閃光的地方。
而在這些人物之中,我覺得作者塑造最成功的一個就是王春花。她作為一個小說形象,有著十分真實的曆史基礎。
第一,王春花的變化是在和“革命同誌”接觸後才開始的。
玫瑰壩是西南某省一個偏僻的山村,鄉風古樸,遠離塵囂,人們日出而耕,日落而息。村裏既有殷實之家,也有貧窮的雇農,因為世代居住在一起,人和人之間在血緣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玫瑰壩的男人保守樸實,對女人的保護意識很強,他們從來不讓女人下稻田勞動,也從來不打女人。
當共產黨的工作組在玫瑰壩開始搞土改時,王春花還是個孩子。她在沒有成為婦聯副主任和女民兵隊長前,作者雖然沒有細寫,隻說她“她麵容姣好,一雙大眼睛比碧海裏的水還清澈”,但已足以讓我肯定,是個單純可愛的少女。她和村裏的林國全已經訂婚。在她做出震驚玫瑰壩的那件事時,她十五歲,林國全二十一歲,結婚是早晚的事,然後他們就會象自己的祖輩那樣,繼續那種簡單的生活了。
一次由區裏組織的批鬥地主大會改變了王春花的一生。王春花年幼無知,在幹部的 “教育”下要求進步,在會上積極充當打手。“幾個十四五歲的女民兵成了這次鬥爭會的主力……她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學會了使用繩子,成功地把……三個地主婆捆得哇哇亂叫。她們打在壞女人臉上的耳光清脆響亮,比男民兵打在壞男人胸膛上悶聲悶氣的拳頭好聽得多。”在這次大會上,王春花表現得尤其突出。作者寫道: “她的講話的口氣,臉上的神情,站立的姿勢,都無不模仿那個英姿颯爽的女幹部。”會開完之後,玫瑰壩老實的農民們還呆呆地蹲在地上,不知道剛才那一幕是幻覺還是真的。
人的行為多是學來的行為,對青少年尤其如此。王春花模仿的女幹部就是工作組的範淑君,玫瑰壩的女民兵隊就是由範一手組織起來的。王春花完完全全地把範淑君當成了學習的榜樣。我前麵講過,玫瑰壩的傳統之一是男人不打女人,至於女人打女人,對當地人更是聞所未聞。王春花一打之後,馬上就變成了壩子裏最壞的女人之一,連老實的未婚夫也要和她退婚了。王春花就和男主人公馮東明哭訴。馮東明是這樣教育她的:“你打的是地主婆,是壞人,怎麽能說是打人呢?”對他的解釋,王春花先是疑疑惑惑,後來卻也坦然起來。在範淑君和馮東明的影響下,她慢慢走上了“革命”的不歸之路。
第二,政治需要讓王春花成了被人利用的工具。
王春花是一個典型的工農幹部,走的是當年很多工農幹部的典型道路。玫瑰壩雖然座落在西南一個邊遠山區,但這個形象的社會基礎卻十分真實。人們曾在共產黨的一些高官身上見到過王春花的影子。象郝建秀和吳桂賢這些普通女工出身的中央級幹部,就和王春花沒有本質上的區別。王春花的樸素和簡單,被政治利用成了裝璜的擺設。
王春花在很短的一段時間裏,從一個鄉村女孩兒變成了一位黨的幹部。她的父母以 及那些曾因為她打人而鄙視她的鄉人,後來都用一種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態度對待她。我覺得作者寫的最透的,是她被提升後回家探親那一段。她“騎著一匹棗紅馬,穿著灰色的棉大衣和棉褲,戴著綠色的軍用棉帽,穿著橙色的翻皮鞋,在一隊牽著馬,走著路,穿著藍色棉衣褲,頭包白布,腳踏草鞋的馬腳子中特別顯眼。”
這種戲劇性的變化讓我不由想起了從前的一個鄰居李阿姨。李阿姨本來是山西某個鄉村的一個少女,為了逃婚才跑到了太原的親戚家。她後來上了師範學校。李阿姨的感恩之情很強,深知如果不是師範給她提供了免費食宿,她可能還是得回到老家的。這種感恩和農民天生的老實,影響了她的一舉一動。她畢業後積極工作,成了一位十分盡職的老師。她的有些行為聽上去十分好笑。比如結婚那天她還站在講台上,要不是別人來接她,她幾乎會誤了終身大事。照我看來,李阿姨最多也不過就是一個好人(也許我的共產主義覺悟太低),絕不至於要成為所有人學習的榜樣。但耐不住大小報紙一起吹捧,李阿姨後來竟然變成了中共九大代表,榮進北京,受到了偉大領袖的接見。九大之後,她就從普通老師一躍而成了市級領導。
第三,人的欲望和頭腦的簡單,常常會使自己在政治旋渦中失去控製。
王春花後來在村裏組織排演《白毛女》,帶著人們到縣裏和城裏到處演出。她還率領婦女下稻田,出風頭作秀。她最初組織這些活動時雖有博得馮東明之愛的動機, 但結果“歪打正著”,漸漸引起了上方的注意。她也因此成了黨的重點培養對象,黨開始幫助她提高文化水平,送她到各種各樣的黨校和學習班學習。在地報、省報、甚至黨報的吹捧之下,她一路飆紅。
她發跡之時不過二十多歲,但對那些她以前連想都不敢想的特權,已能十分坦然地接受。她很快就失去了以前的單純,學會了開後門,拉關係,吹捧上級領導。
由此我不能不想,一個人無論怎麽純樸,但在條件和環境可能的時候,由於缺乏對自身的清醒認識,常會失去控製,變得滑稽可笑起來。
近日來我在讀一本縣誌。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講大躍進中的群眾歌謠的。在南方的X縣X村,曾出過五個以“花”為名的女農民,她們以編寫革命詩歌而著名。其中有一首是這麽寫的:“個個社員想天堂,不知天堂在何方。人民公社辦起來,原來這裏是天堂。吃飯不要錢,工資發到人,千年願望實現了,人民公社萬萬年!”好些作品據說還上了《詩刊》。其中一“花”後來還開到了北京,在人民大會堂裏大放異香。據說她還震撼了當時在場的無數詩人、教授和名流,有人甚至說,古代的曹植都比不上她的才氣。
我曾經到過五花們居住的那個村子。即使是在二十一世紀了,村子裏還是滿目蕭條,彌漫著一股貧窮的氣息。一條彎曲的小街上,農家婦女們匆忙勞作的身影讓我依稀想起過沒有做詩唱歌之前的五花們。大躍進,放衛星,超英趕美,共產主義,別說是窮鄉僻壤裏的村婦了,即使有知識文化的人們對那些大話又有多少底數?就連那些中央的大頭目們,不也是腦子昏了一起折騰?可那些女人就是積極地攪進去了,自覺地或不自覺地。直到村裏餓殍滿地,五花們才變成了啞女。
王春花最後做到了X縣X局的局長。但在現實生活中,當喜劇演到尾聲的時候,導演和演員都漸漸尷尬了起來。先是郝建秀和吳桂賢從人們的視線裏消失了,而後我從老家的報紙上也找不見李阿姨的名字了。王春花到了曆史要她淡出的時候,估計已有四十多歲。她農民已經不象農民,但幹部肯定也是做不成幹部。她最終去了哪裏,書裏並沒有交待。
我看完《玫瑰壩》之後,發現自己最為關心的就是這麽一個人物,一個並非主角也不完美的人物。對此我起初是慚愧的。後來才漸漸釋然。王春花這個時代的喜劇人物,其實在骨子裏還是一個玫瑰壩的女兒。她最大的夢想就是站在男主人公馮東明那並不強壯的身旁,和他過男耕女織的生活。她後來的很多“革命”行動也是為了抓住馮東明的心引起他的注意才做的。就是在她成為省裏的重點培養對象時,就是在黨組織告訴她馮東明在政治上不配做她的丈夫時,她的夢想還是如此。她雖然不幸做了陰謀家的政治傀儡,但本質裏還是個小女人,和包括我在內的很多女人十分地想象。她也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條什麽樣的道路和在那條路上走了多遠,有她和馮東明的這句話為證:“我後悔入了黨,不然我早就是你的老婆了。”
□ 寄自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