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解嚴衝擊大陸，蔣經國２０年前決定轉乾坤zt

【曆史回顧】

　　　　　　　　　台灣解嚴衝擊大陸，蔣經國２０年前決定轉乾坤

　　　　　　　　　　　　　　　　·徐宗懋·

　　二十年前，蔣經國決定解除台灣戒嚴令，對中國大陸二十年來的發展造成衝擊。兩岸從內戰、冷戰到逐漸開放和解，在曆史長河中也許隻像一瞬間，但對老百姓來說，卻是一輩子的生死浮沉，包涵死亡、別離、重生等種種苦痛與喜悅。解嚴以來，台灣人民權利上升，逐漸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擁有言論及組黨的自由，這些都不斷衝擊著中國大陸，啟迪了今日中國大陸人民麵對黨禁報禁的抗爭。

　　兩岸從對峙到開放走了一段坎坷的路，在曆史的長河中，或許這隻像是一瞬間，但對於平民百姓而言，卻是一輩子的生死浮沉，包含了死亡、別離、重生等種種苦痛與喜悅，伴隨這個過程的便是情感與價值的變化。而在兩岸關係這段坎坷路途上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就是一九八七年七月台灣宣布解除實施了數十年的戒嚴狀態。

　　一九八六年（民國七十五年）十月七日下午四時十分，蔣經國總統在接受《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凱瑟琳·葛蘭姆（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Ｇｒａｈａｍ）訪問時，首度提到台灣將解除戒嚴，這是蔣經國發動十年政改及要解除戒嚴令石破天驚的一刻。當時坐在中間擔任英文傳譯的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馬英九回憶說：“我一個字一個字的把這段話譯為英文，當時覺得好像有一股電流過我的身體，我告訴自己，這一刻終於來到了，我們正在改寫曆史。”

　　來年七月十五日，台灣政府正式宣布解除戒嚴令，開放報禁和黨禁，從此島內政治揭開新頁，兩岸關係也由對峙迅速走向和解，由於經貿和人員往來日益密集，兩岸社會相互影響，相互了解，成為兩岸和平堅定的基礎。即使過去二十年，台灣海峽出現波折，但兩岸合作的大方向卻未曾動搖，成為解嚴最珍貴的資產。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台灣省主席陳誠頒布戒嚴令，限製結社集會自由，此時中共軍隊已渡過長江，占領南京，國民黨政府隔江分治的期望落空，成了流亡狀態。五個月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黨退守中國東南沿岸的舟山群島、台灣澎湖列島以及海南島等地。盡管年底解放軍因輕敵在金門戰役中遭挫，但對解放軍的整體戰力並無影響。一九五零年上半年，解放台灣的工作箭在弦上，中共中央軍委在福建集中二野、三野近五十萬部隊，並且完成民船征集。此外，“二二八”事件的頭號通緝犯謝雪紅在上海組織“台灣幹部訓練班”，計有三千名台籍幹部，準備隨解放軍渡海擔任民政接管工作。

　　至於島內情勢，由於“二二八”事件，島內人心轉向，中共地下黨勢力急速擴張，此時已發展到十七個市（區）工委、二百零五個支部、近十個武裝基地，以及省工委直接領導的三個群眾組織，準備配合紅色中國的最後一擊。從任何角度來看，台灣的命運似乎已經注定。

　　必須說明的是，一九四九年中國的紅色革命有異於傳統的改朝換代，而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環，這個思想源於對工業革命和資本擴張種種弊端的反抗，並計劃透過暴力手段創建未來的烏托邦。列寧在“十月革命”中締造了第一個社會主義革命政權，同時標舉反帝反殖的大旗，立刻贏得受壓迫民族的心。二戰結束，德意日法西斯帝國敗亡，不過傳統西方列強卻又不願放棄戰前的殖民地，使得共產革命越燒越烈。在解放軍準備揮師渡海的同時，胡誌明領導的越盟開始攻擊法軍，北韓金日成正準備揮軍南下，日共勢力急速膨脹，整個歐洲猶處於柏林危機後的驚恐中。盡管如此，有兩件事改變了台海情勢，造成兩岸分治的長期化。一是韓戰爆發，美艦駛進台海，二是土地改革的貫徹。這項政策由美國支持，先後在日本、台灣、南韓、菲律賓等地實施，其成敗對於能否阻止共產革命有著關鍵的影響。

　　兩岸分治為中國人實施兩種製度提供了寶貴的對照，尤其長時間的製度演化更帶來深刻的文化思考；盡管如此，這個分治的起點卻是很殘酷的。

　　台灣馬場町共黨冤魂

　　一九五零年，參加過長征的台灣籍共產黨員領導的中共台灣省工委被破壞，四百餘人被捕，中下層幹部多遭槍決，基層黨員則處十年以上徒刑。五一年，由陳福星重建的省工委所屬悉數瓦解，這一次又有四百餘人被捕，馬場町又添冤魂。隨後十年間，中共不同組織的派遣人員陸續被捕，白色恐的大批槍決正是集中在此一時期。不過，在海峽彼岸，中共的政治清洗同樣觸目驚心，在“肅反”行動中，上百萬原國民黨軍政幹部以及地主仕紳遭到處決，一位原國民黨將領後代的大陸友人寫信告訴我：“新政權成立後的五一年十月，（父親）被示眾槍決，父親死後母親即被關押管製，我的二哥、妹妹在貧困中一個病死，一個餓死，大哥一九五八年劃為極右派，強製勞動教養修內昆鐵路，至今下落不明。我也於一九五八年十三歲時被勞動教養，五九年十四歲被以父親同樣罪名“反革命”判處七年徒刑。一九七七年“抓綱治國”時又被判處二十年徒刑，後經改判，減刑於八五年釋放，在監獄和勞改隊前後兩次共坐牢十七年……”。

　　事實上，這種殘酷的政治清洗在共產和非共產世界都同時發生，不過雙方隨後走的路卻有不同。由於土地合理分配，經濟穩定成長，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紅色革命在台灣逐漸失去立足之地，取而代之的是中國憲政民主派的茁壯，無論是大陸來的雷震、傅正、殷海光、或是台灣本地的吳三連、郭國基、郭雨新、黃順興、高玉樹等人，共同舉起了新的民主旗幟；盡管如此，左翼思想仍不斷呼喚著青春的熱情，直到八十年代初，陳映真的小說仍感動了無數年輕人的心，成為台灣文學的時代之聲。

　　不過，在同一時期的中國大陸，紅色激情卻已走到了盡頭。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之後，革命越來越極端，也越來越殘酷，馬克思主義最早是以反抗壓迫的自由主義麵貌出現，不過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暴力實踐半世紀後，革命者不但自己被輪番地推上刑場，社會也陷入貧窮、愚昧、專製的深淵中。

　　一九八七年蔣經國總統宣布解除戒嚴，並非隻是因應內部民主化壓力，更重要的是，世人對共產黨的看法改變了。戒嚴源於台灣與大陸作戰的需要，源於阻擋共產主義的滲透，解嚴自然意味著與大陸打交道觀念有了根本的調整，不再恐懼共產主義了。為何如此？因為世界變了！蘇聯進入戈爾巴喬夫時代，產生了激進民主派葉利欽，中國大陸則由鄧小平發起改革開放，離馬列主義越來越遠，世人都很清楚紅色革命已至夢醒時分，解嚴正是發生在這一刻，同時出現的自然就是開放大陸探親政策，兩者實際上是一體的。

　　台慎防大陸人入境

　　盡管如此，兩岸初步接觸，雙方難免因長年隔閡而出現戒心。大陸秉持著民族主義以及政治自信歡迎台灣同胞來訪，台灣則小心翼翼地麵對大陸人入境台灣的問題。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爆發，大陸政局動蕩，加上西方勢力圍堵，大陸政府對台港人士的政治傾向更多關注，不過隨後蘇聯瓦解至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大陸政府雖然遭受強大的心理衝擊，但由於整個世界改變了，改革開放以來爭論不休的姓社姓資問題，突然之間顯得多餘，市場經濟成了理所當然的發展方向。無需任何宣布，鄧小平所創造的經濟特區的模式自然而然地擴張到全中國大陸。此時台灣對大陸則已不是“兩製”並存的意義，而是大陸未來發展模式的可能參照，這點從大陸媒體對事物的關注程度可以充份反映出來。九十年代，大陸對台灣的報道多集中在流行小說和音樂上，一九九六年的台海危機則強化對台獨的批判。

　　二千年，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上台，盡管也引起一陣軍事與外交緊張，但在國際大環境的約束下，台海很快又恢複平靜。此時大陸經濟持續增長，一方麵對處理台海問題的信心增強，另一方麵也體認到，具有大陸經驗的老一輩國民黨人已不再了，今天台灣主要人口都是沒有大陸經驗的新世代，必須努力連結大陸與台海的曆史關係，拉攏台灣人民的感情，以實現和平統一。這種情況使得大陸對台灣的影響增加的同時，台灣對大陸也同樣發揮無形的影響。最明顯的是，抗戰時期國民黨正麵戰場獲得更多的肯定，宋美齡開始以正麵形象出現，甚至上世紀三十年代國民政府的建設成果也成了研究的課題。除了曆史真相逐漸厘清之外，大陸媒體也對台灣的政治與社會發生高度興趣，包括馬英九紀念白色恐怖年代受害者，“二二八”事件的賠償情況，乃至台灣的選舉製度，政治人物的一舉一動，這種高度的關注帶著社會文化的意涵。無論編輯和讀者閱讀台灣的報道時都會本能地考慮，如果大陸在這種情況下會是怎麽樣？簡單地說，他們眼睛看的是台灣，腦中想的卻是大陸。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蔣經國以解嚴後的台灣將對大陸發生無形的影響的設想，實際上是實現了，因此台灣民主建設的成敗，對未來大陸的發展，無論是進行政治改革的信心，或者處理政治民主化後的轉型正義的問題，其借鏡力量都將是無可估量的。

□　《亞洲周刊》二○○七年第二十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