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良知的光焰：評電影《別人的生活》
·廖 康·
德國電影《別人的生活》用字幕告訴觀眾，故事始於１９８４年。熟悉西方文學的人自然會想到英國作家奧維爾Ｇｅｏｒｇｅ Ｏｒｗｅｌｌ的政治寓言小說《１９８４》。奧維爾從共產主義的迷津中走出來以後，用小說描繪出一片可怕的未來社會的荒原：人民生活的方方麵麵無時無刻不受到老大哥的電子監控，“自由、民主”等詞匯已經從所有的書和字典裏摘除出去了。對人類以往生活的遙遠記憶和外來的、模糊的異端概念是燒毀這荒原的星星之火。《別人的生活》用寫實的手法讓我們看到，東德在１９８４年已經多麽接近奧維爾描繪的那個荒原了！然而，電影也向我們展示，在漫漫長夜中，人的良知可以閃出光焰，讓普通人從平凡走向偉大。
在集權統治下的東德，曾有２０萬人在國家安全部Ｓｔａｓｉ工作，監察自己的同胞，監察“別人的生活”。劇作家德萊曼Ｇｅｏｒｇ Ｄｒｅｙｍａｎ一表人才，他真誠地相信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他本來沒有受到監察，但文化部長漢普夫Ｂｒｕｎｏ Ｈｅｍｐｆ因看上德萊曼的女友，嫵媚出眾的演員茜藍德Ｃｈｒｉｓｔａ－Ｍａｒｉａ Ｓｉｅｌａｎｄ，而下令監察他們。嗅覺極其靈敏的格魯貝茨中校Ａｎｔｏｎ Ｇｒｕｂｉｔｚ也懷疑德萊曼對社會主義的忠誠，便安排他最精幹的下級威斯勒上尉Ｇｅｒｄ Ｗｉｅｓｌｅｒ執行此任務。
威斯勒是個不起眼的普通人：小個子、半禿頂，不苟言笑，衣服扣到領口，居家布置單調、冰冷，飯食簡單，他的生命幾乎完全獻給社會主義工作了，就連基本的生理需要也不過找個妓女解決一下而已。他當然也看不慣風度翩翩的劇作家德萊曼，但是在監察中，他非但沒有看到德萊曼有什麽不忠不妥的行為，反而了解到文化部長漢普夫的醜惡，了解到女演員茜藍德對德萊曼的真情和她不得已而委身求全的痛苦。人可以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同的意識形態，但人不可以沒有同情心，不可以沒有良知，隻要良知未泯，他就仍是好人，就可能做出超越其意識形態的好事。這電影主要就是展示威斯勒在看到真相後的變化和作為，他的表演絲絲入扣，那絕少表情的臉和近乎冷酷的藍眼睛逐漸融化了，閃現出良知的光焰。他極為有限的肢體語言也將這變化，在不動聲色中惟妙惟肖地體現出來。
德萊曼也有變化。他是成功的無產階級作家，社會主義體製的受益者，本可以平靜地享受他的名聲和安逸，但他同樣良知未泯。他的好友，導演雅斯卡Ａｌｂｅｒｔ Ｊｅｒｓｋａ上了黑名單，七年不得工作，他為雅斯卡求情，甚至用善意的謊言來鼓勵雅斯卡。但這位導演終於忍受不了橫遭批判和不能從事藝術工作的痛苦而自殺了。德萊曼無法再保持沉默，他勇敢地寫出東德是除匈牙利以外，歐洲自殺人數最高的國家，但政府掩蓋了這一事實。他與其他作家配合，用專門的打字機和特殊的紅墨帶打寫，並設法讓這篇文章在著名的西德雜誌《明鏡》Ｄｅｒ Ｓｐｉｅｇｅｌ上發表。當然，這一切都被監察到了，故事如何演變，我留給讀者自己去看。
值得一提的是威斯勒在監察過程中，從德萊曼家中拿走了一本布萊希特Ｂｒｅｃｈｔ的著作，電影中還有他仔細閱讀的特寫鏡頭。布萊希特有關舞台藝術的間離效果理論對全世界都有很大影響，他與我們中國人還有特別友好的關係：曾把索羅門王智斷爭子案的故事改編成話劇《四川好人》，在中國上演過。最近賈樟柯的獲獎影片《三峽好人》也讓我們想到這位與梅蘭芳心交神會的戲劇理論家。威斯勒監察別人的生活也許就像看戲一樣，有更多欣賞衝突的喜悅，而少些體驗衝突的煩惱，更易於在間隔中看到美。當然，他的良知所起的作用更大，因為他不僅欣賞美，還要維護美，保護善。
以前，我看到假醜惡一時得勢時，曾寫過一首小詩：
有時……
“真”是一個幼稚的姑娘，
“美”是多情動人的女郎；
但溫良敦厚的大哥“善”喲，
卻不知怎樣使她們歡暢。
於是來了花花公子“惡”，
披著“假”的衣衫，揣著“醜”的心腸；
把“真”和 美”誘惑到身邊，
剩下“善”一個人在街上彷徨。
昨晚看了《別人的生活》後，很受觸動，覺得這首詩可以改寫一下，表現真相喚醒良知時可能產生的善行：
“真”是一個執著的姑娘，
“美”是多情動人的女郎；
但她們的大哥“善”摔倒了，
無法帶“真”和“美”起舞歡暢。
昏暗的舞廳中來了花花公子 “惡”，
披著“假”的衣衫，揣著“醜”的心腸；
雖然他將“美”蠻橫地占有，
但“真”扶起“善”把頭顱高昂。
《別人的生活》生動地讓我看到，無論環境多麽險惡，隻要良知尚存，人是可以做出正確選擇的；也讓我想到，無論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官，還是普通幹部，甚至一般的行政人員，都可以，而且都做出過正確的選擇。不要用“身不由己”來為自己開脫；無論你身在江湖之中，還是廟堂之上，你總是有選擇的。而且你的選擇可以改變事件的演變。趙紫陽不惜丟烏紗帽，做出了人道的選擇。雖然少享受了十幾年的權威，卻讓世界聽到了共產黨內不同的聲音，贏得了萬世英名。鄔書林，這麽好一個名字，可見他父母曾對他寄予什麽樣的希望，但他卻選擇扮演窮凶極惡地推行“因人禁書”這樣一個角色，因而被釘在當代的恥辱柱上。正麵和反麵的先例很多，為那些還沒有麵臨選擇的人提供了榜樣。看過這影片的人，更應該知道世界人民的喜惡。
需要強調的是，我說的是個人的自由選擇，不是指在威逼下不得已所做的事情。在電影裏茜藍德被迫出賣了男友，但很少有人會指責她，因為我們不能要求別人都做烈士。然而，當我們能夠行使自由意誌的時候，做什麽，怎麽做，是積極地為虎作倀，還是盡可能地抵製暴政，那就決定了我們是什麽樣的人。二十年前，我有個好友，聲稱在社科院工作，但我所有其他在社科院工作的朋友都和他不在一個部門。有一次，他拿來個錄音讓我幫助破譯，我聽出來他們說的是：
——Ｉ ｌｏｖｅ ｙｏｕｒ ｂｒｅａｓｔ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ｍｅａｎ？
——Ｉ ｍｅａｎ，ｉｆ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ｏｎ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ｅｌｓｅ，Ｉ ｍａｙ ｎｏｔ ｌｏｖｅ ｔｈｅｍ ｓｏ ｍｕｃｈ．
我再三問他從哪裏得來的如此隱私的錄音，他終於告訴我實情，原來他做的工作與威斯勒一樣，他在監察與外國人有染的同胞。所幸他也深以為恥，經常消極怠工，後來終於得到機會出走了。他寧可做最普通的體力活兒，自食其力，也不肯再幹那害人並侮辱他自身人格的工作，盡管那可以給他帶來很多特權。為此，我深深敬佩他。相反，１９８４那年，一位頗享盛名的教授無論如何也不準我和一位美國老師教奧維爾的小說《１９８４》。其實，即便教了，也不會給領導帶來任何麻煩，因為領導們甚至不知道那是本什麽書。為此，我對那位教授的尊敬便打了折扣，有那麽多人回憶往事，我隻字未寫，因為我無法回避那一筆。
電影快結束時有句意味深長的台詞。柏林牆倒塌後，德萊曼兩年來沒有作品問世，由話劇作者變為觀眾。前文化部長漢普夫不無諷刺地對他說：“現在沒有英雄了，你也沒得好寫了！”蘇聯解體後，美國日裔學者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發表了一篇舉世矚目的文章“曆史的終結”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後來還擴展成書，詳論黑格爾所定義的曆史——人類為爭取自由及平等政治權利的過程——勝利結束後，普通人過上平常的日子，沒有專製，也沒有英雄，一切都落入平庸。真是這樣嗎？德萊曼從漢普夫那裏得知自己曾受到監察，在追查自審那段生活時，他看到黑夜中曾經有一個普通人的良知在閃亮。而且這個人始終默默地承受著他那個選擇所產生的後果，讓德萊曼在平凡中看到高貴，他知道該寫什麽了。
《別人的生活》以兩句看似極其普通的對話結尾。無論威斯勒的回答是有心，還是無意，那一語雙關對看電影的人都是明白無誤的：
書店夥計問：“你要禮品包裝嗎？”
威斯勒回答：“不，這是給我的。”
定格。主人公淡出銀幕，卻深深地印在我腦海裏。觀眾麵對的雖然不是作者、導演或演員，但還是情不自禁以掌聲表達謝意。這更是人們對黑暗中那一縷良知的光焰由衷的欣賞。
□ 寄自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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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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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權統治下的東德，曾有２０萬人在國家安全部Ｓｔａｓｉ工作，監察自己的同胞，監察“別人的生活”。劇作家德萊曼Ｇｅｏｒｇ Ｄｒｅｙｍａｎ一表人才，他真誠地相信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他本來沒有受到監察，但文化部長漢普夫Ｂｒｕｎｏ Ｈｅｍｐｆ因看上德萊曼的女友，嫵媚出眾的演員茜藍德Ｃｈｒｉｓｔａ－Ｍａｒｉａ Ｓｉｅｌａｎｄ，而下令監察他們。嗅覺極其靈敏的格魯貝茨中校Ａｎｔｏｎ Ｇｒｕｂｉｔｚ也懷疑德萊曼對社會主義的忠誠，便安排他最精幹的下級威斯勒上尉Ｇｅｒｄ Ｗｉｅｓｌｅｒ執行此任務。
威斯勒是個不起眼的普通人：小個子、半禿頂，不苟言笑，衣服扣到領口，居家布置單調、冰冷，飯食簡單，他的生命幾乎完全獻給社會主義工作了，就連基本的生理需要也不過找個妓女解決一下而已。他當然也看不慣風度翩翩的劇作家德萊曼，但是在監察中，他非但沒有看到德萊曼有什麽不忠不妥的行為，反而了解到文化部長漢普夫的醜惡，了解到女演員茜藍德對德萊曼的真情和她不得已而委身求全的痛苦。人可以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同的意識形態，但人不可以沒有同情心，不可以沒有良知，隻要良知未泯，他就仍是好人，就可能做出超越其意識形態的好事。這電影主要就是展示威斯勒在看到真相後的變化和作為，他的表演絲絲入扣，那絕少表情的臉和近乎冷酷的藍眼睛逐漸融化了，閃現出良知的光焰。他極為有限的肢體語言也將這變化，在不動聲色中惟妙惟肖地體現出來。
德萊曼也有變化。他是成功的無產階級作家，社會主義體製的受益者，本可以平靜地享受他的名聲和安逸，但他同樣良知未泯。他的好友，導演雅斯卡Ａｌｂｅｒｔ Ｊｅｒｓｋａ上了黑名單，七年不得工作，他為雅斯卡求情，甚至用善意的謊言來鼓勵雅斯卡。但這位導演終於忍受不了橫遭批判和不能從事藝術工作的痛苦而自殺了。德萊曼無法再保持沉默，他勇敢地寫出東德是除匈牙利以外，歐洲自殺人數最高的國家，但政府掩蓋了這一事實。他與其他作家配合，用專門的打字機和特殊的紅墨帶打寫，並設法讓這篇文章在著名的西德雜誌《明鏡》Ｄｅｒ Ｓｐｉｅｇｅｌ上發表。當然，這一切都被監察到了，故事如何演變，我留給讀者自己去看。
值得一提的是威斯勒在監察過程中，從德萊曼家中拿走了一本布萊希特Ｂｒｅｃｈｔ的著作，電影中還有他仔細閱讀的特寫鏡頭。布萊希特有關舞台藝術的間離效果理論對全世界都有很大影響，他與我們中國人還有特別友好的關係：曾把索羅門王智斷爭子案的故事改編成話劇《四川好人》，在中國上演過。最近賈樟柯的獲獎影片《三峽好人》也讓我們想到這位與梅蘭芳心交神會的戲劇理論家。威斯勒監察別人的生活也許就像看戲一樣，有更多欣賞衝突的喜悅，而少些體驗衝突的煩惱，更易於在間隔中看到美。當然，他的良知所起的作用更大，因為他不僅欣賞美，還要維護美，保護善。
以前，我看到假醜惡一時得勢時，曾寫過一首小詩：
有時……
“真”是一個幼稚的姑娘，
“美”是多情動人的女郎；
但溫良敦厚的大哥“善”喲，
卻不知怎樣使她們歡暢。
於是來了花花公子“惡”，
披著“假”的衣衫，揣著“醜”的心腸；
把“真”和 美”誘惑到身邊，
剩下“善”一個人在街上彷徨。
昨晚看了《別人的生活》後，很受觸動，覺得這首詩可以改寫一下，表現真相喚醒良知時可能產生的善行：
“真”是一個執著的姑娘，
“美”是多情動人的女郎；
但她們的大哥“善”摔倒了，
無法帶“真”和“美”起舞歡暢。
昏暗的舞廳中來了花花公子 “惡”，
披著“假”的衣衫，揣著“醜”的心腸；
雖然他將“美”蠻橫地占有，
但“真”扶起“善”把頭顱高昂。
《別人的生活》生動地讓我看到，無論環境多麽險惡，隻要良知尚存，人是可以做出正確選擇的；也讓我想到，無論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官，還是普通幹部，甚至一般的行政人員，都可以，而且都做出過正確的選擇。不要用“身不由己”來為自己開脫；無論你身在江湖之中，還是廟堂之上，你總是有選擇的。而且你的選擇可以改變事件的演變。趙紫陽不惜丟烏紗帽，做出了人道的選擇。雖然少享受了十幾年的權威，卻讓世界聽到了共產黨內不同的聲音，贏得了萬世英名。鄔書林，這麽好一個名字，可見他父母曾對他寄予什麽樣的希望，但他卻選擇扮演窮凶極惡地推行“因人禁書”這樣一個角色，因而被釘在當代的恥辱柱上。正麵和反麵的先例很多，為那些還沒有麵臨選擇的人提供了榜樣。看過這影片的人，更應該知道世界人民的喜惡。
需要強調的是，我說的是個人的自由選擇，不是指在威逼下不得已所做的事情。在電影裏茜藍德被迫出賣了男友，但很少有人會指責她，因為我們不能要求別人都做烈士。然而，當我們能夠行使自由意誌的時候，做什麽，怎麽做，是積極地為虎作倀，還是盡可能地抵製暴政，那就決定了我們是什麽樣的人。二十年前，我有個好友，聲稱在社科院工作，但我所有其他在社科院工作的朋友都和他不在一個部門。有一次，他拿來個錄音讓我幫助破譯，我聽出來他們說的是：
——Ｉ ｌｏｖｅ ｙｏｕｒ ｂｒｅａｓｔ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ｍｅａｎ？
——Ｉ ｍｅａｎ，ｉｆ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ｏｎ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ｅｌｓｅ，Ｉ ｍａｙ ｎｏｔ ｌｏｖｅ ｔｈｅｍ ｓｏ ｍｕｃｈ．
我再三問他從哪裏得來的如此隱私的錄音，他終於告訴我實情，原來他做的工作與威斯勒一樣，他在監察與外國人有染的同胞。所幸他也深以為恥，經常消極怠工，後來終於得到機會出走了。他寧可做最普通的體力活兒，自食其力，也不肯再幹那害人並侮辱他自身人格的工作，盡管那可以給他帶來很多特權。為此，我深深敬佩他。相反，１９８４那年，一位頗享盛名的教授無論如何也不準我和一位美國老師教奧維爾的小說《１９８４》。其實，即便教了，也不會給領導帶來任何麻煩，因為領導們甚至不知道那是本什麽書。為此，我對那位教授的尊敬便打了折扣，有那麽多人回憶往事，我隻字未寫，因為我無法回避那一筆。
電影快結束時有句意味深長的台詞。柏林牆倒塌後，德萊曼兩年來沒有作品問世，由話劇作者變為觀眾。前文化部長漢普夫不無諷刺地對他說：“現在沒有英雄了，你也沒得好寫了！”蘇聯解體後，美國日裔學者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發表了一篇舉世矚目的文章“曆史的終結”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後來還擴展成書，詳論黑格爾所定義的曆史——人類為爭取自由及平等政治權利的過程——勝利結束後，普通人過上平常的日子，沒有專製，也沒有英雄，一切都落入平庸。真是這樣嗎？德萊曼從漢普夫那裏得知自己曾受到監察，在追查自審那段生活時，他看到黑夜中曾經有一個普通人的良知在閃亮。而且這個人始終默默地承受著他那個選擇所產生的後果，讓德萊曼在平凡中看到高貴，他知道該寫什麽了。
《別人的生活》以兩句看似極其普通的對話結尾。無論威斯勒的回答是有心，還是無意，那一語雙關對看電影的人都是明白無誤的：
書店夥計問：“你要禮品包裝嗎？”
威斯勒回答：“不，這是給我的。”
定格。主人公淡出銀幕，卻深深地印在我腦海裏。觀眾麵對的雖然不是作者、導演或演員，但還是情不自禁以掌聲表達謝意。這更是人們對黑暗中那一縷良知的光焰由衷的欣賞。
□ 寄自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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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龍應台：你是有選擇的——評《竊聽風暴》(《別人的生活》，今年度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2. 何清漣：並非“他人的生活”——從“ｔｈｅ Ｌｉｖｅ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ｓ”看今天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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