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八十一子：缺乏表達力的美國社會

·八十一子·
偶然瀏覽了一本書，書名《缺乏表達力的社會》Ｉｎ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ｌｏｑ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作者　Ｔｏｍ　Ｓｈａｃｈｔｍａｎ，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覺得不錯。其中關於公眾的語言表達能力與民主製度的觀點很值得討論。作者指出，美國文化正在變做一個“次生型口頭文化（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ｏ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所謂“次生型口頭文化”是相對“原始口頭文化（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ｏ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而言。原始口頭文化存在於沒有發展出書麵語言的人群裏，例如非洲、北美、澳洲的原住民，以及其他地方如中國的一些少數民族。這樣的文化形態的特征是沒有文字或隻有簡單的符號來紀錄文化活動和曆史，一切文化傳承基本依靠口耳相傳。原始口頭文化覆蓋下的人們考慮問題比較簡單，相對缺乏思辨能力。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次生型口頭文化的形態特征，例如民眾在文化消費方麵對視聽媒介如電視、無線電廣播的依賴，以及普通人閱讀能力的低下。作者指出，在１９６０年代，電台、電視台播音員使用８０００到１００００個英語詞匯，而１９９０年代的電視播音員使用的詞匯量在５０００左右。播音員使用的詞匯量在短短三十年間出現了如此大幅度的下降，讓人驚異。雖然詞匯在電視上出現的頻率並不等同於在百姓口頭的頻率，但這樣的詞匯量下降反映出電視節目製作人有意無意地選擇使用簡單詞匯的趨勢。簡單詞匯常常難以表達複雜概念。電視用詞量的大幅度的下降因此引起作者憂慮。根據語言學家統計，美國的英語為第一語言的五歲孩童的詞匯量在四千到五千，小學畢業達到一萬左右，高中畢業一萬七千左右，大學畢業在兩萬左右。即便電視播音員使用的詞匯跟孩童的詞匯覆蓋麵完全不一樣（實際上兩者的覆蓋麵重合應該是很大的），兩者加起來也才一萬，勉強達到小學畢業水平。由此可見，電視播音員用詞量下降到５０００左右時已經不足以用來認真、深入地討論公共領域裏的許多複雜問題，例如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這應該是一個值得憂慮的現象。美國文化“口頭”化主要責任在於電視。這是老生常談，卻也是洞見。電視節目的製作和播放經費來源主要是廣告收費，當然就要被廣告商執其牛耳。廣告的對象是大眾裏的“最大公約數”——文化水平相當於小學四年級的人群。為了把這群人吸引到電視屏幕前，新聞娛樂化、政治廣告化是必然的結果。電視節目因此不但不能提高大眾的文化水平，反而迫使大眾在低級水平思維。社會成員思辨能力的下降使得他們不信任甚至厭惡善於言辭的人。蘇格拉底式的辯論在公共領域不複存在。根據我看到的民意測驗和分析，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布什先後戰勝民主黨的戈爾和克裏，在一定程度上，歸功於前者的陋於言辭，讓美國民眾裏的“最大公約數”比較放心。近年來流行一種說法，認為美國男性公民出現“巴特辛普森化”（巴特辛普森是美國電視裏的著名漫畫人物，代表簡單、誠實、教育程度偏低的藍領工人）。事實是否如此，我沒有考證。不過，看布什總統在２００４年競選中口口聲聲表明自己在耶魯大學時是一個三流（平均成績Ｃ）學生，覺得這個說法怕是有些道理。布什顯然有刻意迎合巴特辛普森之嫌。選舉結束很久之後我才知道，原來克裏在耶魯時也是一個Ｃ學生。看來克裏當時要是也努力宣揚自己的大學三流成績，說不定就不被老百姓當作馬薩諸塞州的學者，也就不敗走麥城了。作者認為公民的語言能力是民主社會要素之一。普通公民詞匯量的大小不僅僅反映了他們的表達能力的高下，更重要的是體現了他們作為個體的理解能力的強弱。現代社會嚴格的社會分工並不要求每個成員都有能力做蘇格拉底或孔子老莊式的哲學思辨，但一個理想的民主社會卻要求多數公民具備獨立思考能力和相當程度的表達能力，以便在公共領域裏參加有關公眾利益的討論和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具有獨立思維能力的人不太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誤導和利用。孟子說“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就是這個道理。理解能力的基礎是詞匯量，而詞匯量的擴大依賴於大量、廣泛的閱讀。公民疏於閱讀，不準確、不嚴格、不優雅的語言充耳塞目，等於是在直接地挖民主社會的牆腳。這個說法很有刺激性，但也是個大膽假設，尚需小心求證。不過依我看，美國社會最近一、二十來年的極端右傾，尤其是伊拉克戰爭被輕易兜售給美國人民這個事實，說不定跟次生型口語文化的泛濫有一定關係。記得戰前輿論一邊倒，在電視上幾乎沒有任何異議。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為什麽出現這樣的情形？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持反戰意見的一方常常需要引用複雜的事實和邏輯，這對於注意力短暫的電視觀眾是個難以忍受的考驗，多半會促使他們轉換電視頻道，而這是廣告商不願見到的。至於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這樣的正統報紙為什麽也把不同意見藏在第八頁、第十頁等隻有極少數人讀的版麵，則需要尋找更深層的原因。邏輯嚴謹、表達準確的語言對於思辨能力以及公民社會、民主製度的重要性比較容易理解，而語言的優雅與民主製度的關係或許不容易一眼看穿。這需要從民主政治本質上是妥協政治這一點來理解。富蘭克林就曾經指出美國獨立宣言的簽署是妥協的結果。當時殖民地十三個州的很多代表並沒有得到本州人民的授權，不願意或不敢簽字。富蘭克林就提議把簽字人的名義改為簽字儀式的證人，結果皆大歡喜，都簽了名，這才有了美國獨立的第一步。可以想像，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具備說服力的語言的重要性。和煦、謙讓的語言給談判對手留出下台的台階、退讓的餘地，也給自己留下周轉空間，必然比咄咄逼人要好得多。可惜”紳士辯論“在美國的政客中已經不多見。在討論社會的焦點問題時，無論是婦女墮胎權、同性婚姻、進化論教育，還是環境保護、醫療保險、金錢政治、反恐戰爭，辯論雙方都寧願在電視上采用”五秒鍾聲爆“先聲奪人。這樣的爭辯難以說服對方，徒然強化分歧，殊不可取。《缺乏表達力的社會》一書的作者沒有來得及討論互聯網的影響。互連網給我等百姓提供了一個人人有話說、人人可說話的公共領域，一則可喜，一則可憂。可喜的是這樣的公共領域應該有助於思想的交流和公民社會的形成。可憂的是互聯網也在迅速蛻變成為一個聲光媒介，適於兜售快餐。互聯網上能否培養出一代蘇格拉底，還要再看看。我在中國旅行時，看到圖書出版業近年來非常興旺，令人欣慰。但中國似乎也正在向次生型口頭文化社會突飛猛進。這不僅表現在電視廣告對社會生活的全麵侵蝕，也表現在書麵語的嚴重口語化和不規範性，尤其是報刊語言的簡陋，更不要說錯別字在大眾影視和印刷媒介的地毯式轟炸。不久前我在廣州中山大學校園散步，看到商學院大樓牆上一幅巨大的碩士招生廣告大字直書“卓而不凡”，分明是誤用成語“卓爾不群”，真不知道起草廣告的人當的是什麽老師！中國過去的毛澤東時代對文化的摧殘使中國社會文化沉積變得相當薄弱，同美國相比，“次生型口頭文化”的泛濫有可能會對中國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　讀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