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你要“右派”懺悔什麽? ——與司鵬程先生商榷
發布者 yq 在 07-06-29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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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偉
最近，在《民主論壇》上讀到署名司鵬程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為《“右派”，你們為什麽不懺悔》。（以下簡稱“司文”）雖然此君在文末也聲明該文不針對任何人，並對當年“右派”們的遭遇表示同情。但縱觀全文，全是對當年這些受害者的譴責與撻伐，好象這些人是自作孽活該受罪，甚致將“右派”“定性”為“自上賊船，為虎作倀”，簡直是“死有餘辜”了。個人作為當年反右運動的受害者，至今未獲“改正”的“右派”中的一員，對司先生的高論殊難苟同。
一
“協助中共奪權”，是“司文”加於“右派”們的第一條大罪，好象當年若不是這些“右派”們大力支持中共，共產黨怎能那麽快取得勝利。既然如此，你們遭難也是自食苦果了。在這裏“司文”舉出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人為例，以證其所言非虛。但他卻故意“忽略”了一點，即五七年被劃為右派的人數，官方宣稱的是55萬多，實則以各種方式入“右冊”的應在百萬以上，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年青一代的青年幹部，大學生，教師，文藝工作者，科技人員甚至小到十幾歲的學生娃娃，這些人無論如何也與“協助中共奪取政權”扯不上邊。如果真要說幫助中共奪取政權的“頭號功臣”，應是數以億計的廣大農民，他們相信了毛澤東的“打土豪分田地，翻身當家作主人”的號召，成了中共解放軍兵力的主要來源，以排山倒海的“人海戰術”，衝垮了國民黨的道道防線，最後把毛送上了中南海的龍椅。然而毛取得政權後，最大的受害者也正是他們，直到今天他們仍生活在中國社會的最底層。按照司先生的邏輯，這些農民也是咎由自取，活該受罪了嗎？
政治人物，在取得政權前，以各種誘人的許諾，號召欺騙民眾，為其效勞，取得政權後卻背信棄義，食言自肥，這在曆史上並不鮮見。作為社會輿論，或評價曆史，受到責備的當然應是背信棄義的政治人物而決不應是受欺騙的眾生。何況當年毛澤東利用蔣介石政權獨裁，腐敗的弊端，把他自已打扮成高舉民主，自由大旗的“鬥士”，其欺騙伎倆，表演手法，在當時堪稱“超一流的高手”。受騙者甚至包括美國國務卿馬歇爾這樣傑出的政治家。這種大奸似忠的人物，在中國曆史上也並非僅毛一人。“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恭謙下士時，假若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這是後人詠史的詩句。說明高超的騙術，雖不能騙人於永遠，卻可在一定的短時間內騙倒許多人，包括聰明和傑出的人。而司先生不譴責騙人者，卻一味怪罪受騙上當的人，沒有孫悟空的金晴火眼，不能一眼看穿白骨精，你們就是愚昧，就是該倒黴。以這樣“事後諸葛亮”的“高人” 姿態來教訓別人，恐怕很難令人信服，到反而令人懷疑這位“高人”究竟是在幫誰張目，替誰辯護。
至於司先生指出的儲安平，羅隆基等人已經查覺到了毛的獨裁更勝於蔣，仍然要一條道走到黑。即使完全屬實，也隻是少數人的問題。以少數幾個人來概括百萬“右派”都是中共騙人的“同路人”，“支持者”，未免太以偏概全了吧！
二
“司文”另一以偏概全的手法，是把“反右”說成是“一次文雅的政冶運”。我不知身居海外的司先生來沒來過大陸，從他文中所舉的幾個“文雅”例子，都是毛澤東所謂的“上層頭麵人物”，如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章乃器，為了“國際影響”，對這些人“文雅”一點，那是中共的一種高明策略，說白了就是要裝點一下門麵，以顯示“我黨”的寬大為懷。能享受這類特殊待遇的最多不過一，兩千人，而且主要是在北京“首善”之區。越往下走，越到基層，越到一般民眾，則離文明越遠，隻有赤裸裸的殘酷與野蠻。一旦被劃為右派，接踵而至的就是殘酷批鬥，無情打擊。掛牌，遊街，“君子”動口也動手；侮辱，漫罵，父母妻兒皆株連。接下來，輕則砸飯碗，斷其生計，送管製，交“群眾”監督。重則不經司法程序，便送勞教；任意羅織罪名，一紙送入大牢。“四·一五”，夾邊溝，新鬼煩冤舊鬼哭；沙坪農場，中川鐵廠，荒野白骨無人收。這難道就是“司文”說的反“右派”，“是人民內部矛盾”，或“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嗟乎，一入右冊，哪個不是血淚斑斑？當上右派，誰人不是妻離子散？而司先生就拿那麽幾個上層頭麵人物（而且主要是在北京的），再加上毛澤東在官樣文章裏，滿嘴仁義道德，口惠而實不至的許諾，諸如什麽“對右派的處理要比較寬大，要留一條路讓他們走，使他們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隊伍裏來”，便斷定“反右”是“文雅的政治運動”。請問：“文” 在哪裏？“雅”在何處？真不知此君是高度無知，還是偏見使然。
三
“司文”對“右派”們的另一苛責，是說右派們缺乏骨氣，謂他們反右前是在“為虎作倀”，反右後又“誠惶誠恐葡伏在毛的腳下為獨裁者張目”，不僅檢討，認錯，甚至互相揭發撕咬，以求自保。在中國這樣一個君權至上，官本位至上的國度裏，幾千年封建傳統，造成民主意識的缺位，再加上毛澤東空前的暴烈獨裁，使中國的知識份子既無法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甚至連個人的吃飯，穿衣，家庭住房，孩子讀書……也得仰中共之鼻息，在如此完全寄人籬下的生存空間裏，他們表現出十分軟弱是不爭的事實。其實又何止是知識份子，當 1949年偉大領袖南麵稱孤，宣布他老人家“站起來了”之日，當時中國已是“六億人民齊下跪，更無一個是男兒”了。但司先生對此不僅缺乏理性的分析，不僅不抱任何同情悲憫之心，反而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在那裏以仇視，鄙視的眼光橫挑鼻子豎挑眼，任意調侃，嘲弄，一副教訓人的口吻，按照他的意思，右派們一個個都應該去壯烈犧牲。甚至成為“人體炸彈”，與對方同歸於盡。既然你們做不到這些，今天便沒資格再談什麽。這位先生是不是也太有點“站著說話腰不疼 “了？假如你當年也有幸來到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躬逢無產階級專政之“盛世”，甚而一不小心也成了”右派“，你不一定比那些“老右”高明，傑出到哪裏去！說不定還不如我這個當年的“頑固份子”。當然，先生身在“華府”，洪福齊天，這種可能自不存在。不過正如一個胃子裏裝滿了魚肉的人，可以誇口說“一天不吃飯，精神照樣好”但如果餓他三天後，再請他來發高論，那“牛氣”也許就要蕩然無存了。
不過據我所知，在中國的“右派”中，既有象林昭、馮元春這樣名聞遐邇的巾幗英雄，也有不見經傳，鮮為人知如周居正、楊應森、戚學義這樣視死如歸的壯士。他（她）們是聖女，壯士，英烈，其聖德，壯舉足以青史留名。作為後死者，我們應該景仰他（她）們，但任何人都無權將這種聖德拿去強求別人必須作到，如果聖德每個人都可以作到，那麽它就不成其為聖德，而隻是象“不許說謊”這樣一種“常德”了；如果非要別人作到聖德不可，非要別人當烈士不行，否則便要對人家嬉笑怒罵，諷刺挖苦，那麽此人就是存心要用聖德殺人。這樣的人很多都是與官方有特殊關係的，還是離他遠一點，時刻防著他點為好。
四
“平反，平反，平個鳥反”！這是“司文”中出口成“髒”的一大“亮點”。按“司文”的邏輯，他首先把上百萬的右派通通定性為建立獨裁專製政權的“共犯”。然後筆鋒一轉，破口大罵道：“你們有什麽資格借助‘平反’，為殺人者附上正義的標簽？中國社會不需要你們這種奴才對主子專製合法性的認同，相反它需要的是對罪惡的清算和徹底的曆史反省”。壯哉，斯言也。在這裏司先生擺出了一付正義化身的姿態，根本不顧中國現實的客觀環境，要當年的右派們必須馬上去“徹底清算”中共的罪惡，你們若做不到這一點，你們就是一群對“專製合法性認同”的“奴才”。當然，站在大洋彼岸唱這樣的高調，既無任何風險，一點也不費力。但司先生如果是大陸居民，你敢把這樣的話在網上或你的博客裏，真名實姓的說出來，那麽有關部門以“顛複政府罪”，請你去觀賞觀賞鐵窗風光，就肯定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我也敢說你沒這個膽量。
其實，世界上任何事，都有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強求一步到位。“右派”們要求平反當年的冤案，正是對當年毛澤東獨裁專製，迫害眾多無辜的徹底否定。要毛的政冶繼承者，對這一曆史問題向人民作出負責任的交代。如能做到這一點，就是中國民主進程上的一個重大進步。這怎麽是對“專製獨裁的認同”，怎麽又成了是 “給殺人者貼上合法的標簽”？如按“司文”的這種荒唐邏輯，那豈不是接受了日本對中國被強征的勞工的道歉和賠償，就是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合法性的認同” 嗎？台灣民眾接受了對二二八事件的道歉和賠償，就是對國民黨政府獨裁專製“合法性的認同”嗎？司先生為了蠱惑人心，製造亂局，已經到了常識都不顧的地步了。
眾所周知，在中國目前還遠未實現民主政治，還仍然處於中共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右派”們要求徹底平反當年冤案，也是在當前國內政治體製內，一種合法的維護人權的訴求與抗爭。是一種正視客觀實的，有理，有利，有節的維權行為。而司先生卻不顧中國的客觀現實，以他那些似是而非，極富煽動性的“革命”語言，叫已七老八十的“右派”們去與現政權對抗，搏鬥，進行所謂“徹底”的“清算”。你老兄在大洋彼岸說得比這更“激進”些也無妨，你有本事就到中國大陸來為“右派”們作個“代言人”試試看。這種“吹牛不上稅”的“豪言壯語”，人們聽得多了，對解決實際問題，對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隻能起到拔苗助長的作用。
就算我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吧，司先生是不是對當年右派們一個個未能“壯烈”，深感遺憾，因而還要苦心孤詣，再製造一個“引蛇出洞”的“陽謀”，必將這些風燭殘年的老人置之死地而後快。以便為黨國消除一個可能危害社會的，不安定的“隱患”。若是如此，就請免了吧，今日尚幸存健在的“右派”，已不是當年那些容易受騙上當的毛頭小夥了。
該懺悔的，不是那些當年的“右派”，而是司鵬臣這樣別有用心的人！
□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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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鵬程：“右派”，你們為什麽不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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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協助中共奪權”，是“司文”加於“右派”們的第一條大罪，好象當年若不是這些“右派”們大力支持中共，共產黨怎能那麽快取得勝利。既然如此，你們遭難也是自食苦果了。在這裏“司文”舉出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人為例，以證其所言非虛。但他卻故意“忽略”了一點，即五七年被劃為右派的人數，官方宣稱的是55萬多，實則以各種方式入“右冊”的應在百萬以上，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年青一代的青年幹部，大學生，教師，文藝工作者，科技人員甚至小到十幾歲的學生娃娃，這些人無論如何也與“協助中共奪取政權”扯不上邊。如果真要說幫助中共奪取政權的“頭號功臣”，應是數以億計的廣大農民，他們相信了毛澤東的“打土豪分田地，翻身當家作主人”的號召，成了中共解放軍兵力的主要來源，以排山倒海的“人海戰術”，衝垮了國民黨的道道防線，最後把毛送上了中南海的龍椅。然而毛取得政權後，最大的受害者也正是他們，直到今天他們仍生活在中國社會的最底層。按照司先生的邏輯，這些農民也是咎由自取，活該受罪了嗎？
政治人物，在取得政權前，以各種誘人的許諾，號召欺騙民眾，為其效勞，取得政權後卻背信棄義，食言自肥，這在曆史上並不鮮見。作為社會輿論，或評價曆史，受到責備的當然應是背信棄義的政治人物而決不應是受欺騙的眾生。何況當年毛澤東利用蔣介石政權獨裁，腐敗的弊端，把他自已打扮成高舉民主，自由大旗的“鬥士”，其欺騙伎倆，表演手法，在當時堪稱“超一流的高手”。受騙者甚至包括美國國務卿馬歇爾這樣傑出的政治家。這種大奸似忠的人物，在中國曆史上也並非僅毛一人。“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恭謙下士時，假若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這是後人詠史的詩句。說明高超的騙術，雖不能騙人於永遠，卻可在一定的短時間內騙倒許多人，包括聰明和傑出的人。而司先生不譴責騙人者，卻一味怪罪受騙上當的人，沒有孫悟空的金晴火眼，不能一眼看穿白骨精，你們就是愚昧，就是該倒黴。以這樣“事後諸葛亮”的“高人” 姿態來教訓別人，恐怕很難令人信服，到反而令人懷疑這位“高人”究竟是在幫誰張目，替誰辯護。
至於司先生指出的儲安平，羅隆基等人已經查覺到了毛的獨裁更勝於蔣，仍然要一條道走到黑。即使完全屬實，也隻是少數人的問題。以少數幾個人來概括百萬“右派”都是中共騙人的“同路人”，“支持者”，未免太以偏概全了吧！
二
“司文”另一以偏概全的手法，是把“反右”說成是“一次文雅的政冶運”。我不知身居海外的司先生來沒來過大陸，從他文中所舉的幾個“文雅”例子，都是毛澤東所謂的“上層頭麵人物”，如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章乃器，為了“國際影響”，對這些人“文雅”一點，那是中共的一種高明策略，說白了就是要裝點一下門麵，以顯示“我黨”的寬大為懷。能享受這類特殊待遇的最多不過一，兩千人，而且主要是在北京“首善”之區。越往下走，越到基層，越到一般民眾，則離文明越遠，隻有赤裸裸的殘酷與野蠻。一旦被劃為右派，接踵而至的就是殘酷批鬥，無情打擊。掛牌，遊街，“君子”動口也動手；侮辱，漫罵，父母妻兒皆株連。接下來，輕則砸飯碗，斷其生計，送管製，交“群眾”監督。重則不經司法程序，便送勞教；任意羅織罪名，一紙送入大牢。“四·一五”，夾邊溝，新鬼煩冤舊鬼哭；沙坪農場，中川鐵廠，荒野白骨無人收。這難道就是“司文”說的反“右派”，“是人民內部矛盾”，或“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嗟乎，一入右冊，哪個不是血淚斑斑？當上右派，誰人不是妻離子散？而司先生就拿那麽幾個上層頭麵人物（而且主要是在北京的），再加上毛澤東在官樣文章裏，滿嘴仁義道德，口惠而實不至的許諾，諸如什麽“對右派的處理要比較寬大，要留一條路讓他們走，使他們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隊伍裏來”，便斷定“反右”是“文雅的政治運動”。請問：“文” 在哪裏？“雅”在何處？真不知此君是高度無知，還是偏見使然。
三
“司文”對“右派”們的另一苛責，是說右派們缺乏骨氣，謂他們反右前是在“為虎作倀”，反右後又“誠惶誠恐葡伏在毛的腳下為獨裁者張目”，不僅檢討，認錯，甚至互相揭發撕咬，以求自保。在中國這樣一個君權至上，官本位至上的國度裏，幾千年封建傳統，造成民主意識的缺位，再加上毛澤東空前的暴烈獨裁，使中國的知識份子既無法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甚至連個人的吃飯，穿衣，家庭住房，孩子讀書……也得仰中共之鼻息，在如此完全寄人籬下的生存空間裏，他們表現出十分軟弱是不爭的事實。其實又何止是知識份子，當 1949年偉大領袖南麵稱孤，宣布他老人家“站起來了”之日，當時中國已是“六億人民齊下跪，更無一個是男兒”了。但司先生對此不僅缺乏理性的分析，不僅不抱任何同情悲憫之心，反而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在那裏以仇視，鄙視的眼光橫挑鼻子豎挑眼，任意調侃，嘲弄，一副教訓人的口吻，按照他的意思，右派們一個個都應該去壯烈犧牲。甚至成為“人體炸彈”，與對方同歸於盡。既然你們做不到這些，今天便沒資格再談什麽。這位先生是不是也太有點“站著說話腰不疼 “了？假如你當年也有幸來到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躬逢無產階級專政之“盛世”，甚而一不小心也成了”右派“，你不一定比那些“老右”高明，傑出到哪裏去！說不定還不如我這個當年的“頑固份子”。當然，先生身在“華府”，洪福齊天，這種可能自不存在。不過正如一個胃子裏裝滿了魚肉的人，可以誇口說“一天不吃飯，精神照樣好”但如果餓他三天後，再請他來發高論，那“牛氣”也許就要蕩然無存了。
不過據我所知，在中國的“右派”中，既有象林昭、馮元春這樣名聞遐邇的巾幗英雄，也有不見經傳，鮮為人知如周居正、楊應森、戚學義這樣視死如歸的壯士。他（她）們是聖女，壯士，英烈，其聖德，壯舉足以青史留名。作為後死者，我們應該景仰他（她）們，但任何人都無權將這種聖德拿去強求別人必須作到，如果聖德每個人都可以作到，那麽它就不成其為聖德，而隻是象“不許說謊”這樣一種“常德”了；如果非要別人作到聖德不可，非要別人當烈士不行，否則便要對人家嬉笑怒罵，諷刺挖苦，那麽此人就是存心要用聖德殺人。這樣的人很多都是與官方有特殊關係的，還是離他遠一點，時刻防著他點為好。
四
“平反，平反，平個鳥反”！這是“司文”中出口成“髒”的一大“亮點”。按“司文”的邏輯，他首先把上百萬的右派通通定性為建立獨裁專製政權的“共犯”。然後筆鋒一轉，破口大罵道：“你們有什麽資格借助‘平反’，為殺人者附上正義的標簽？中國社會不需要你們這種奴才對主子專製合法性的認同，相反它需要的是對罪惡的清算和徹底的曆史反省”。壯哉，斯言也。在這裏司先生擺出了一付正義化身的姿態，根本不顧中國現實的客觀環境，要當年的右派們必須馬上去“徹底清算”中共的罪惡，你們若做不到這一點，你們就是一群對“專製合法性認同”的“奴才”。當然，站在大洋彼岸唱這樣的高調，既無任何風險，一點也不費力。但司先生如果是大陸居民，你敢把這樣的話在網上或你的博客裏，真名實姓的說出來，那麽有關部門以“顛複政府罪”，請你去觀賞觀賞鐵窗風光，就肯定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我也敢說你沒這個膽量。
其實，世界上任何事，都有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強求一步到位。“右派”們要求平反當年的冤案，正是對當年毛澤東獨裁專製，迫害眾多無辜的徹底否定。要毛的政冶繼承者，對這一曆史問題向人民作出負責任的交代。如能做到這一點，就是中國民主進程上的一個重大進步。這怎麽是對“專製獨裁的認同”，怎麽又成了是 “給殺人者貼上合法的標簽”？如按“司文”的這種荒唐邏輯，那豈不是接受了日本對中國被強征的勞工的道歉和賠償，就是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合法性的認同” 嗎？台灣民眾接受了對二二八事件的道歉和賠償，就是對國民黨政府獨裁專製“合法性的認同”嗎？司先生為了蠱惑人心，製造亂局，已經到了常識都不顧的地步了。
眾所周知，在中國目前還遠未實現民主政治，還仍然處於中共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右派”們要求徹底平反當年冤案，也是在當前國內政治體製內，一種合法的維護人權的訴求與抗爭。是一種正視客觀實的，有理，有利，有節的維權行為。而司先生卻不顧中國的客觀現實，以他那些似是而非，極富煽動性的“革命”語言，叫已七老八十的“右派”們去與現政權對抗，搏鬥，進行所謂“徹底”的“清算”。你老兄在大洋彼岸說得比這更“激進”些也無妨，你有本事就到中國大陸來為“右派”們作個“代言人”試試看。這種“吹牛不上稅”的“豪言壯語”，人們聽得多了，對解決實際問題，對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隻能起到拔苗助長的作用。
就算我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吧，司先生是不是對當年右派們一個個未能“壯烈”，深感遺憾，因而還要苦心孤詣，再製造一個“引蛇出洞”的“陽謀”，必將這些風燭殘年的老人置之死地而後快。以便為黨國消除一個可能危害社會的，不安定的“隱患”。若是如此，就請免了吧，今日尚幸存健在的“右派”，已不是當年那些容易受騙上當的毛頭小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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