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全球化的輸家zt

救救全球化的輸家

作者：美國前財政部長拉裏•薩默斯(Larry Summers)
2006年10月31日 星期二


盡管困難重重，但我們仍生活在一個繁榮的時代。無論是2001年9•11事件的餘波，還是上漲了兩倍的油價，都未能阻礙世界經濟過去5年的迅猛發展，其增長速度超過了有記載的經濟史上任何一個5年時期。

鑒於近年的這種經濟表現和全球市場對樂觀前景的認可，人們可能會認為，對於市場體係和全球一體化而言，這是一個充滿激情的時刻。

然而，在全球的許多角落，理想破滅的情況日益增多。從多哈(Doha)回合貿易談判的失敗，到沃爾瑪(Wal-Mart)的廣受譴責，從俄羅斯的大規模國有化，到拉美和東歐民粹主義政界人物的成功，我們都可以看到，對市場體係的擔憂達到了自柏林牆倒塌以來（甚至可能在此之前很久）從未有過的程度。



為什麽會有這種理想破滅的情況呢？某些反全球化情緒，可被視為抵製美國的表現，而這源自布什(Bush)政府外交政策的災難。但還有一個更令人不安的緣由：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全球大量的中產階級，沒有分享到當前經濟增長期的益處——它們分得的“餡餅”甚至可能在不斷縮小。

有兩個人群在合適的時間處在了合適的地點，可以從全球化和技術變革中獲益。首先是那些能融入全球體係、生活在低收入國家的人，主要是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低工資、可傳播的技術、進入全球產品及金融市場的能力，這些因素結合，引發了這些國家經濟的爆炸型增長。

有一點需要記住：英國和歐洲大陸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這段時期被稱為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是有原因的。在人類曆史上首次出現了一代人的生活水平明顯好於上一代的情況：在一個人的一生中，實際人均收入翻了一番，然後又翻了一番。看看過去3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就會知道，中國人的生活水平達到這樣一種提高速度：在一個人的一生中可以改善一百倍。這種影響怎麽強調都不過分。

其次，對於已經擁有寶貴資產的人來說，這是個黃金時代。稀缺大宗商品的擁有者，看到了自己的回報大幅上升。能夠利用全球化獲得廉價勞動力並將產品出售給大市場的企業經營者，其收入的增長比一般人快得多。當然，那些身處金融領域、能夠從全球化帶來的資產重估中獲益的人，都發了大財。

其他人的境遇不可同日而語。在龐大、高效率的企業引擎利用前沿科技和廉價勞動力獲得成功之際，普通的中產階級勞動者及其雇主——無論他們生活在美國中西部、魯爾穀 (Ruhr valley)、拉美或是東歐——被排擠在外。為什麽美國家庭收入中值遠遠落後於生產率增長？為什麽墨西哥平均家庭收入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通過以來的13年裏幾乎沒有增長？為什麽缺乏自然資源的中等收入國家難以找到比較優勢領域？這就是其中的根本原因。

正是這個龐大的群體缺乏從全球化中受益的資本，迫切希望尋求安慰或變革。然而，如果沒有該群體的支持，現有的全球經濟秩序能否得以維持是一個巨大的疑問。

坦言之，外界向焦慮的全球中產階級所描述的，往往感覺“單薄”。全球化不可避免、保護主義適得其反的雙重主張，固然正確，但不能給全球化進程的輸家帶來多少安慰。這些主張也無法凝聚共識，為保持全球化進程提供政策支持，更不用說推進這一進程了。

經濟學家們強調，像其它形式的進步一樣，貿易能讓大家以更低廉的價格購買商品，從而使每個人都更為富裕。這種說法固然正確，但難以給那些擔心失業的人帶來安慰。

教育對任何經濟戰略都很重要，但它對40歲以上工人所起的作用有限。在印度熟練計算機程序員的月薪不足2000美元時，教育也不能完全解決問題。

經濟學家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經發現：“所有偉大的領袖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願意直麵自己所處時代人民的主要憂慮。這一點，而非其它因素，就是領導力的本質。”這是正確的。滿足焦慮的全球中產階級的需求，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麵臨的經濟挑戰。

在美國，政治的鍾擺正擺向左側。進步傳統的精華部分，與市場體係並不矛盾；它們會改進市場自然產生的結果。這正是我們目前所需要的。

這裏沒有現成的答案。自由、全球化和科技水平發達的資本主義，從經濟邏輯出發，很可能會將更多財富轉移至全球最富裕和部分最貧困的人，同時壓榨處於中層的人們。

二戰後，美國聯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力爭讓更多人有自己的住宅，這是“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得以推行的政策方法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同樣，我們能否在推進全球一體化方麵取得成功，也將取決於我們能為全球大量的中產階級做些什麽。

我們的反應，不僅會影響數以百萬計的同胞的生活，還會影響正在繼續的全球化的前景，以及全球化有望帶來的繁榮和穩定。

本文作者曾任美國財政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