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傑
經濟全球化不一定會帶來政治的民主化，經濟全球化在某種特定環境下有可能阻撓全球政治民主化的步伐。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跨國公司所起的作用。
經濟全球化的主角之一是大型的跨國公司。在當今的世界經濟格局中，跨國公司正在扮演越來越重要的位置，某些頂級跨國公司的經濟影響力甚至超過了中等規模的國家。不可忽略的一個事實是：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當中，有些跨國公司違背人類基本的道德底線，或者瘋狂掠奪後發展國家的能源及各種資源，或者將垃圾、有害農藥、有危險的基因產品等傾銷到窮國，亞洲、拉丁美洲、非洲的許多國家成為其犧牲品。
更讓人憂慮的是，許多跨國公司為了經濟利益，與獨裁政權狼狽為奸，成為其最大的支持者。最突出的情形便是若幹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所作所為。美國“恐龍式”的超級跨國公司在世界百強中占有三分之二，在中國的投資最多，陸續被曝光的惡行也最多。比如，美國最大的連鎖超級市場沃爾瑪公司訂購中國監獄囚犯所生產的大量廉價商品，思科公司幫助中共建立“網絡長城”（剝奪公民知情權的“金盾工程”），微軟公司應中國的要求單方麵刪除《紐約時報》助理安替撰寫的包含所謂“敏感”內容的博客，雅虎公司向中共當局提供異議作家的個人資料並導致多人被判處重刑，穀歌公司為適應中國信息不自由的“國情”而推出經過了過濾的“穀歌中國”……這些公司在中國的行為，與他們在西方的行為截然不同。他們在有法律的地方遵守法律，在沒有法律的地方為所欲為，甚至連起碼的道德倫理都拋棄了。
大概共產主義的鼻祖馬克思本人做夢也沒有想到，當蘇聯和東歐的共產政權崩潰之後，世界上最大的共產政權居然是中共政權，而對中共政權幫助最大的，不是其他國家的工農大眾，卻是作為“壟斷資本主義”最典型代表的西方跨國公司。當然，中共自己早已背棄了共產教條，它隻要能生存下來，便不惜與任何“敵人”親密合作；但是，依托於西方的文化、道德、宗教信仰及經濟規律的跨國公司，是否可以僅僅為了賺錢便為虎作倀呢？
雅虎扮演蓋世太保的線人角色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二日上午，雅虎年度股東大會在美國舊金山灣區聖塔克拉拉縣會議中心召開。受師濤母親高琴聲的委托，雅虎股東之一趙京在股東大會上宣讀了這位母親寫給雅虎股東的呼籲信。信中說：“雅虎對客對用戶的出賣徹底毀掉了我兒子的前途，也毀掉了他的健康，給我和我全家帶來巨大的苦難……我不禁想問，除了我兒子，雅虎還以這方法出賣了多少客戶？還有多少家庭受著我的痛苦？我希望雅虎所有股東了解這一真相，並呼籲有良知的股東采取措施防止他們更多的客戶受害。”
現年三十九歲的師濤，因使用雅虎信箱為海外媒體發送有關中共當局禁止報道天安門屠殺事件，而被當局判處十年有期徒刑。至今仍在服刑的師濤，由於監獄的惡劣環境身患多種疾病，而他的剛剛新婚一年的妻子也在當局的壓力下與之離婚。師濤是我好朋友，是一位真誠而正直的詩人、政治評論家、記者和編輯，他曾經編發過我的許多文章，也參與過我發起的多起人權事件的呼籲書。雅虎的香港分公司向中共安全部門提供了師濤的個人用戶資料，這些資料成為師濤被判刑的罪證而出現在判決書中。
這並不是雅虎第一次作惡。遭到雅虎出賣而被關押的大陸異議人士：網絡作家王小寧二零零三年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當局判刑十年，二零零三年四川達州前財政局官員李誌被被判刑八年，二零零二年遼寧網絡活躍人士薑力鈞同樣因雅虎提供了個人信箱的訊息而遭判刑。雅虎辯解說，他們的做法是遵守所在地的法律。但是，香港法律並沒有規定網絡公司有向當局提供用戶個人資料的義務。雅虎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如同納粹德國蓋世太保的線人：雅虎將用戶的個人資料呈送給中共的安全部門，他們完全知道後果是什麽；如同昔日蓋世太保豢養的一批線人，他們向蓋世太保提供猶太人的資料、以便對猶太人實施抓捕和屠殺。我們能夠說大屠殺與這些線人毫無關係嗎？我們能夠說線人是無辜的嗎？
二零零六年五月，我在白宮與布什總統會見的時候，也談及師濤問題，我希望美國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促使其早日獲得釋放。布什總統解釋說，在美國的製度格局下，政府難以對私人公司發揮更大的作用，他建議利用媒體的力量影響雅虎的股東，並由股東改變公司的決策。如今，雅虎股東大會上有關議案的提出，以及師濤的母親高琴聲女士赴美為兒子的處境呼籲、並計劃通過律師起訴雅虎，正是按照布什總統的建議在運作。與此前已經進入司法程序的王小寧案件一樣，輿論和司法雙管齊下，已經讓雅虎開始嚐到了作惡的苦果。
在此之前，雅虎根本不理會被害者的悲慘遭遇。他們不僅粗暴地對待前來其總部示威的“記者無疆界”的人員，還此地無銀三百兩地向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資助兩百萬美元、用於“信息自由”項目。在中共政府的影響下，香港特區政府下屬的私隱公署判定，雅虎香港向中共公安部門提供師濤的IP地址，並不損害用戶的利益。該決定固然讓雅虎大大鬆了一口氣，卻激起輿論更大的反彈，香港輿論置疑特區政府已經淪為北京的應聲蟲。
在當天的股東大會上，盡管沒有通過要求審查雅虎高層在若幹中國大陸言論自由案件中的作為的提案，但雅虎已經意識到其醜行正在被曝光。雅虎發言人庫利南對媒體表示：解決這些問題的最好的辦法，是美國政府而不是單個公司，因為即使比雅虎更大的其他公司也沒有任何辦法影響中國。他說：“我們認為互聯網有利於信息自由，但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是整個互聯網產業的問題、全球的問題，而且應該由政府負責。”他強調說：“有關人權的問題，不是一萬三千職員會認為中國人被關押是個好事情，但我們需要找一個適合的方式幫助這些人獲得自由。我們認為最好的方式是美國政府。”雅虎方麵又將球踢到了美國政府一邊。既然雅虎主動要求美國政府幹涉此事，那麽布什總統也許可以順理成章地介入，由政府主導整合美國所有的互聯網公司的力量，以集體的力量對抗中共。
穀歌甘當中共的“看家狗”
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穀歌（Google）大張旗鼓地推出專門適應中共要求的、對“敏感信息”作了過濾的“穀歌中國”。美國財經專家白賽克在題為《沒被赤化的，上不了Google》的文章中指出，“不為惡”這句穀歌的“口號”已經不再適用，新的版本應該是“不為惡，除了在有一億一千一百萬網民與無限商機的中國之外”。
穀歌的兩位創始人佩吉與布理恩，以前曾一心一意地讓知識與信息在全球的各個角落自由流通，如今卻協助專製獨裁的中共當局禁止中國民眾獲取多元化的信息。穀歌的行為與也與那些千裏迢迢跑到中國來實施器官移植手術——那些器官大都是通過非法手段從死囚身上取下來的——的西方富翁極其相似，這不是作惡又是什麽呢？
穀歌的這一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呢？
穀歌（最早被中國人譯為“古狗”）是一隻一夜成名的“導盲犬”。它是流動的圖書館，它的出現改變了人類對知識的看法。但是，穀歌在中國卻迅速墮落為中共政權忠實的“看家狗”。一般人似乎無法理解這種變化是如何發生的：一家宣稱“決不作惡”的、以擴展自由為旨歸的跨國公司，為何甘願充當中共這一世界上最大的獨裁政權的幫凶呢？白賽克充滿諷刺意味地指出，在穀歌上麵用“勇氣”的英文搜尋，找到的網站超過四千九百萬個；用英文“良心”搜尋，超過三千二百萬個；用英文“脊梁”搜索，超過二千九百萬個。但是，“最糟糕的事情莫過於這家擁有全球最多用戶的搜尋引擎公司向中共屈膝時，看起來好像把上麵三樣東西一次都丟光了。”
其實，在正式推出自動刪掉中共不喜歡的內容的“穀歌中國”之前，穀歌早已開始了中共要求的“自律”。我個人便有過這樣的經驗：當我嚐試用穀歌搜索自己名字的時候，那些我在海外發表的政治評論文章的題目大都會被排列出來。但當我去點擊某篇文章的時候，立即顯示為“沒有此內容”。更加不可思議的是，我再也無法點擊開其他的內容，也無辦法登陸其他的網站，電腦頓時處於“休克”狀態。我隻能重新開機。這種情形的出現，顯然是穀歌與中共達成了某種默契——通過此種方式懲罰那些希望閱讀中共不讓閱讀的信息的公民。“穀歌中國”推出之後，信息過濾和隔離更為徹底：如果我再次嚐試搜索我的名字，連那些我在海外發表的文章的題目都蕩然無存了。在穀歌忠心耿耿的幫助下，中共宣傳部可以像納粹宣傳部一樣，千萬次地向公眾灌輸謊言，因為真相已經被消滅了。
當然，穀歌在某些時刻表現得相當“勇敢”——當美國司法部要求他們提供部分資料，以遏製色情網站的泛濫的時候，他們“勇敢”地拒絕了。穀歌知道美國政府是一個講理、講法的政府，是一個可以對話、批評乃至拒絕的政府。而當中共提出若幹與互聯網原則背道而馳的要求時，穀歌卻不假思索地同意了。他們知道中共當局是一個不講理、也不講法的政府，是一個不可以對話、不可以批評、也不可以拒絕的政府。穀歌實在太聰明了，“記者無疆界”在一份聲明中指出，穀歌順服中共的決定是“高度偽善”，“中國的網絡越來越孤立於外界，而且表達意見的自由越來越小，這些公司過度地高估未來網絡世界的自由與無限，隻是為了方便隱藏他們難以令人接受的道德瑕疵”。
在我看來，穀歌在中國的行為已經不僅僅是“道德瑕疵”，而是參與犯罪。一個曾高調宣稱“決不作惡”的公司，進入中國之後就公然作惡；可以估計，還有更多不曾表明過“決不作惡”的公司，正在默默地作惡。
沃爾瑪不戰而降
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爾瑪連鎖公司近日宣布，已在中國總部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黨支部。自二零零六年八月份以來，沃爾瑪先後在中國建立了五個類似的黨組織。
在此之前，沃爾瑪已經順應中共的要求，在企業中建立了工會。在西方市場上，沃爾瑪一向是我行我素，拒不建立工會，拒不接受美國勞聯產聯嚴厲的批評，顯示出其牛筋一般的脾氣。但是在中國，它卻不敢違背中共當局的命令，乖乖地建立了工會。這種行為可以看作是一種進步嗎？
中共以工農運動起家，在其執政的半個多世紀裏，卻將工農運動視為仇寇。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中，判刑最重的往往都是工運積極分子，而非學生和知識分子；在近年來的農民維權活動中，當局甚至悍然命令軍警向群起抗議的農民開槍。這說明中共最害怕的還是蘊藏在工農之中的力量。那麽，中共為什麽對在沃爾瑪建立工會如此積極呢？
在沃爾瑪中建立的工會，是在“全國總工會”牢牢控製之下的“黃色工會”。該工會與雇員的權利無關，僅僅是中共延伸其權力的禦用組織。工會的建立，並沒有改善員工的勞動條件。沃爾瑪的中國員工與其他企業的職工一樣，不僅沒有罷工的權利，而且沒有聯合起來與資方討價還價的權利。他們享受不到基本的福利待遇，卻像奴隸一樣付出非同尋常的辛苦勞動。工會的建立，是當局更好地與資方合作對工人進行控製的方法，故而沃爾瑪一改在西方聞工會而色變的傳統，歡迎此舉措。
沃爾瑪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以為，作出此種讓步便可萬事大吉，以後就能夠安全地、大把大把地在中國賺錢了。然而，邪惡勢力往往是得寸進尺的，其野心永遠沒有滿足的那一天。緊接著，中共當局又下令在沃爾瑪中國公司中建立中共的黨組織。
沃爾瑪再次順應中共的要求，不戰而降。此舉頗具象征意義。按照中國共產黨基層黨組織設置的基本原則，凡是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的基層單位，都應成立黨支部。此前在華的外資企業可以例外，但這次沃爾瑪的屈服，中共勢力再度擴張。表麵上黨支部不會插手公司的管理，但它會積極活動，搜集各種情報和信息，甚至幫助資方控製雇員的言行和思想動態，將中共“穩定壓倒一切”的治國方針移植到外資企業之中。對於資方來說，當然樂見其成，從此以後，哪個雇員敢對老板表示不滿呢？中共的黨組織會積極幫助老板壓迫工人。
沃爾瑪長期將工人當作奴隸勞工使用，工人的工作時間超過法定規定時間，卻拒絕給工人加薪。甚至還有部分工人的最低工資大大低於法定的最低工資。這類情況還在麥當勞、肯德雞等公司出現過。當中國的媒體報道此類消息之後，這些跨國公司的公關部門立即與中國政府聯係，要求政府出麵壓製媒體。放在美國社會，類似的做法是不可思議的。
沃爾瑪的此一舉動，必然會引領更多外資企業歡迎中共在其中建立黨支部。馬克思和列寧萬萬不會想到，冠冕堂皇的“共產黨”會自告奮勇地為資本家“保駕護航”。今天的中共已經完全背離了其建黨宗旨和指導思想，完全淪為一個惟權是用、惟利是圖的權力和利益共同體。中共早該改名為“中國資本家黨”了，或者可以更為準確地定義為“官商黨”。
沃爾瑪對中共的要求照單全收，卑微地接受中共“黨天下”的事實，固然說明“商人沒有祖國”的老生常談，這種做法卻深深地傷害了西方世界民主人權的基本價值。沃爾瑪單向度地強調“入鄉隨俗”，遵從中共的獨裁體製，為什麽不要求中共也遵循一些普世價值呢？比如，沃爾瑪應當提出，在雇員的生活區內設立教堂，方便那些有宗教信仰的西方雇員和中國雇員實施敬拜活動，這樣做也間接地促進了中國大陸的宗教信仰自由。沃爾瑪以及其他在華的外企為何不做這樣的努力呢？
在道德與利益之間的選擇
每一家投資中國的跨國公司，必然麵臨在道德和利益之間作選擇。每一家跨國公司都有其傳統與文化，比如美國跨國公司的傳統和文化，亦歸屬於美國這個國家的傳統和文化。例如，公司不能幹涉雇員的私人生活、必須給予雇員基本的福利待遇等。但是，這一切規矩到了中國全都失效了。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分支機構，完全順服中國本土的“潛規則”，比如向官員賄賂、炮製兩本賬本、竭盡所能地壓榨雇員、生產不符合行業標準的劣質產品等等。
中國投資巨大的網絡監控項目“金盾工程”，便有若幹家西方的跨國公司參與其中。近期的《商務周刊》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的網上長城》的文章。該文指出，北京擁有巨大的基礎技術設施用於監控任何潛在的異議人士，它也將大量人力投入網絡監控。國內外的公司也都和中國政府合作。事實上，所有在中國大陸的公司都接到一份長達數百禁用詞語的秘密清單，它們不得不按名單行事。這份清單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變更，監控者們密切注視著網絡的變化，一點也不落伍：從達賴喇嘛、法輪功到河南艾滋病泛濫、廣東東洲武警開槍殺人以及各地的煤礦爆炸等，全都是是“不可接觸”的詞匯。
黑客們發現中國最流行的即時通訊業務QQ上有一份長達九百八十七個禁用詞語的清單，政府也要求電話公司安裝封鎖違禁詞語的軟件。如果某人博客的文章的題目中含有“自由”等詞語，該文章將無法張貼出來。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微軟的MSN在中國政府的要求下關閉了一位記者安替的博客。微軟說自己沒有其他選擇，MSN群組產品部經理布魯克?裏查森說：“我們輕易不會刪除用戶網頁的內容，除非接到相關管理部門的命令。”
這種無恥地推卸責任的說法，與穀歌、雅虎等公司一模一樣。此類行為，如果發生在西方國家，無疑已經嚴重地違犯法律了；但當他們在中國這樣做時，卻儼然以遵紀守法的模範自居。在這種思維方式的背後，乃是一種潛在的、可怕且可恥的種族主義思想：你們中國人就是劣等人種，你們就是不配自由地獲得和擁有信息。但是，你們仍然是我們最為廣大的、最有活力的市場，我們仍然要從你們身上賺取大量的金錢。
在此意義上，不把中國人當人看待的，除了中共統治者之外，還包括那些與之狼狽為奸的跨國公司。古老的長城讓中國人故步自封、閉關鎖國了兩千多年；如今由中共和西方跨國公司共同修建的網絡長城，將再次延緩了中國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夢想。許多跨國公司在道德與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毅然選擇站在利益一邊。是的，中國擁有廣闊的市場和無數的廉價勞工，在中國的商業利益讓任何一個公司都垂涎三尺。這是古老的貪婪和背信棄義，在一個技術急劇變化的時代、一個金錢瞬間膨脹數萬倍的時代的重新釋放。
昔日，蘇聯政權被阻隔於鐵幕的另一端，與西方世界的經濟聯係甚少；今日，中共政權在經濟上卻深入地參與到全球化進程之中，變成了一種更為複雜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態勢。處理這種態勢，顯然更為棘手。美國學者泰德?納傑在其傑作《美國黑幫——公司強權的擴張和民主製度的衰落》一書中指出：“與反思整個製度相比，從道德上譴責並控告那些貪婪的罪犯更應當是一個可行的方案。”針對安然、安達信、強生、世通等公司的醜聞，美國總統布什宣稱支持建立基本的道德準則，他認為“許多公司的行為並不符合我們國家的價值觀”，並公開譴責公司欺詐的行為是“破壞性的貪婪”。殊不知，若幹公司的“破壞性的貪婪”，在本國至少還受到一定的約束；而到了類似中國這樣的“非民主國家”，則會以某種癌變的方式急速擴張，與獨裁政權完全是夫唱婦和、水乳交融。
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大大地敗壞了美國的國家形象，美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當局不可對此漠然視之。因為普通的中國人很難把某一個具體作惡的公司與普遍意義上的美國的人權價值分割開來。美國政府宣稱支持全球的自由事業、拓展民主的疆界，布什總統在布拉格的講話中明確指出：“美國將以多種方式追求我們的自由議程。一些是看得見的、公開的，另一些則是靜悄悄的、隱秘的。結束暴政需要道德良心力量的支持，它會從內部削弱專製社會。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安德烈?阿馬利克將一個獨裁國家比作時時把槍指著敵人的士兵——直到他的手臂最終疲勞，犯人逃跑。自由世界的作用就是給世界上暴君的手臂增加壓力，並且加強犯人的試圖加速政權崩潰的力量。”因此，美國政府不能無視跨國公司在中國所做的與之截然的事情，否則的話，美國政府的努力將被抵消，甚至被付之東流。
我們如何防止跨國公司作惡？
難道我們就這樣讓他們肆無忌憚地作惡下去嗎？
難道我們隻能無所作為地充當旁觀者的角色嗎？
有人說，這些跨國公司的力量實在是太強大了。他們不僅擁有天文數字般的資本規模，還組建了強有力的遊說公司對美國政府和國會展開遊說。他們都設立了處理公共關係的專門機構，迅速回應媒體的批評並引導輿論沿著有利於他們的方向發展。甚至有的跨國公司本身便是巨無霸的媒體集團，比如傳媒大亨默多克控製的新聞集團，近年來為了進入中國市場，不惜扭曲新聞的基本規律，弱化對中共的批評，以期望贏得中共當局的好感而對其網開一麵。
胡錦濤訪問美國的時候，遭到了許多團體和人士的抗議，如民運人士、法輪功、西藏人、台灣人等。除了中共使館花錢組織的、前來搖旗呐喊的華人以外，對胡錦濤最熱情的便是波音公司和微軟公司的高層人士了。這些腰纏萬貫的老板成了胡錦濤最好的朋友。他們不認為自己是在犯罪，他們辯解說：“商業就是商業！”他們看不到自己道德上的盲點。美國學者伯利在《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一書中警告說：“從目前來看，現代公司的發展趨勢將無法阻擋。事實上，這一組織形式的發展正處在十字路口，它既可能成為社會發展的有力推動器，又可能被人濫用。因此，無論是學界還是社會大眾，都應當認真地思考這一問題。”毫無疑問，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的作為，損害的不僅是中國公眾的基本人權，而且還在侵蝕著西方世界倫理和價值的根基。
防止跨國公司作惡，理應被提升到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和全球民主化格局的高度上評估和考量。靠單個的個人及分散的人權組織，無力於對抗這些龐大的跨國公司。在作為受害者的師濤的母親麵前，是雅虎公司的高樓大廈和數以億計的用戶。盡管許多人權活動人士呼籲公眾拒絕使用雅虎的信箱、抵製雅虎提供的各種網絡服務，但這些努力尚不足以對雅虎的商業利益產生致命的打擊。
那麽，如何才能製止這些“巨無霸”在“異國他鄉”作惡呢？
我認為，首先應當呼籲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各國的行政當局、國會、法院，對此類公司在海外、尤其是在獨裁國家的活動給予更多的關注。甚至以立法的形式，將某些不可逾越的界限規定出來——如果這些公司充當專製政權的走狗，例如妨礙信息的自由流通、參與製造人權案件等，其所在國的政府部門應當給予嚴厲的懲罰。
其次，西方媒體應當發揮其“第四種權力”的作用與天職，將這些公司在中國作惡的事實加以披露，讓更多的西方公眾對其所作所為有充分的了解，從而讓公眾改變對跨國公司在遙遠的國度的經營活動的漠不關心的狀態。
第三，西方的民眾和非政府組織，尤其是關心人權的組織和機構，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和方法，批評及譴責這些公司的醜惡行徑。尤其重要的是，積極遊說這些公司的董事會和股東，在股東大會上不斷提出各種相關的議案，使得公司管理層在作惡的時候不得不再三思考，因為作惡必將付出相當沉重的代價。
正如泰德?納傑說建議的那樣，必須將人權觀念拓展至人與公司的各種互動之中，比如消費者、工人等等。必須以基本的倫理和道德準則來規範公司的行為，遏製其不擇手段地盈利的衝動。更重要的是，必須轉變觀念，樹立起批判精神。公司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它因此而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即使能成功地馴化公司，還是要提醒孩子們：“當心點！要密切關注公司的行為，而且永遠都不要忘記，它是會咬人的！”
是的，他們不是不可以戰勝的。一旦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惡行得以製止，中共當局對民眾的壓迫將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緩解，而中國民眾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努力也就獲得了支援。中國人眼中的美國的形象，也將更加表裏如一。
□ 原載民主中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