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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Brand! 很多奔忙在快節奏裏的城市人,書買的越來越多,但看得越來越淺。對於另一部分人而言,讀書正在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 本刊記者/羅雪揮
中國人的閱讀率真的下降了嗎?
2006年4月,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公示的2005年《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指出,中國國民閱讀率6年來持續走低,人們“沒時間”讀書和不習慣讀書成為主要原因。
不過,這個全國國民閱讀樣本包括了農村和小城鎮。與閱讀率下降的擔憂相反,浙江博庫書城有限公司總經理徐衝說,從來沒有感覺到杭州書店的客戶在減少,反而是圖書的發行量一直在上升,而刨除提高書價等因素,人均圖書的消費量也持續在上升。
徐衝於1981年步入杭州書業,從營業員出身,曾先後主持過包括浙江圖書大廈在內的三家書店,親眼見證了書店的曆史發展。
事實上,具體到中國的一些大城市,這幾年人均圖書消費正在以較大的幅度上漲:比如上海、深圳,比如江蘇、浙江的一些經濟發達城市。
而與此相對應的是,這幾年,中國的閱讀環境和閱讀習慣正在發生改變。
深購買,淺閱讀
在中國的大城市裏,昔日冷冰冰的書店正在改頭換麵。徐衝在2001年籌備浙江圖書大廈的時候,除了麵積超大,更明確地提出要建設非傳統意義上的新華書店,要以讀者為本,比如擺放綠色植物,較多地安排座位,保持地麵整潔,以便讀者在找不到座位時能夠毫不為難地席地而坐。他還強力推行了一項幾乎不可能實現的措施,將賣場所有的書架編號,給在架的數十萬品種都輸入它的架位號,便於讀者利用計算機查詢。
而作為一個老書店人,徐衝明白,最核心的部分還是書,“準備了他明確需要的圖書,推薦了他模糊需要的圖書,展示了他不曾想到的圖書,這樣才算是一種好的服務。讀者要什麽你沒什麽,你再微笑也等於零。”為此,徐衝對圖書的品種要求到了嚴苛的地步,出版社們一度反映浙江圖書大廈的業務員最“各色”,會為添一本不暢銷而讀者需要的書窮追不舍。
難以想象1978年。當時的青年讀書分子徐衝,曾在杭州新華書店門前排著長隊,不過是為了買一本最通俗的《唐詩選集》。那年重印的一批中外文學名著和數理化自學叢書讓長久閱讀饑渴的中國人欣喜若狂,同樣的瘋狂采購發生在中國各大城市。而此前,中國的書店早已名存實亡,溫州的新華書店甚至在一次武鬥中被大火燒毀。作家孫犁在1975年3月於珍存的“今日文化”書衣上記錄:書店無書,售貨員袖手睡去。青年無書,大好年光虛度。出版的東西,沒人願看。家家架上無自購之書,唯有機關發放之本。轉日破爛回收,重新返回紙廠。”
同是1978年,財經作家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中寫到,“一個北京人到上海,發現當地的書店居然在‘開架賣書’,他覺得十分新鮮,便給報社人寫信,希望在全國推廣這種好辦法。”而畫家陳丹青則在新近出版的《退步集續編》中回望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距離世界有多遠:“書店裏擺著長篇小說《豔陽天》《金光大道》《歐陽海之歌》,川端康成與三島由紀夫已經寫出他們最重要的作品,在日本作家會議上彼此苦苦謙抑,先後自殺了。”
“饑荒的年代已經過去了。”近30年後,早已成為書店職業經理人的徐衝平靜地表示。書店的客戶流在穩定地不慌不忙地漲。
1998年上海書城的開業被徐衝視為中國超級書店經營劃時代的開端。超大型圖書賣場包括連鎖店不斷增加,圖書品種極大豐富。競爭中的書業服務提上日程。此刻,有幸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們,在厭倦了良莠不齊的地攤型書市後,開始在本世紀的周末成群結隊地走進賣場享受“悅讀”。正如同人們日常購物越來越多的進入沃爾瑪、家樂福。在龐大的購書中心裏,匆匆而來,一邊打手機,一邊推著購物車像撿越冬白菜一樣,一次買幾十本書的人比比皆是。雖然其中的絕大多數都可能在被閱讀了封麵封底後,在之後的數年內被束之高閣,但讀者最重要的目的是快速從海量信息裏甄選出有用的方法甚或談資,那是幾乎惟一現實可行的現代生存之術。
生於上個世紀70年代,如今定居北京的網民“尚可”曾一度購買了所有感興趣的新書,隻是為了跟上最新的時尚,交流最新的理論。然而,月購書費達到過千元的她卻更懷念童年的閱讀,曾生活在河北農村的“尚可”,因為爺爺當過地主,家裏還偷偷存著傳下來的線裝書。她拿著與村裏的其他小朋友換連環畫,還偷偷閱讀姐姐收藏的青春小說,閱讀的快樂稀少但真實。而如今,她既麵對著體量巨大的圖書賣場;也麵對著閱讀更為貧瘠的家鄉。這幾乎是一道她再也無力跨越的文化壁壘。雖然在很大程度上,閱讀的消費並不直接等同於文化的質量。
“傳統新華書店的客戶數量或者在上升,但獨立書店的客戶,以閱讀作為生活方式的人群數量一直在下降。”北京萬聖書園的主人劉蘇裏總結。他將凡是為了身體健康,職業升遷,考試勵誌,甚至是學者為了研究需要而看的書,都剔除在閱讀之外。劉蘇裏認為,從上述定義來看,中國的閱讀者不僅在減少,而且和轉型社會本身的需求不成比例。因為此時的人們困惑會更多,心靈的危機會更多,會更迷惘,會更焦慮。而能夠緩解的閱讀良方,比如詩歌,正日益從人們的視野裏消失。
獨立書店, 讓閱讀變成生活方式
1993年,作為獨立書店的北京萬聖書園誕生。
結識萬聖書園的主人劉蘇裏後,樂評人顏峻2004年在一篇文章中說:這是所謂的民營書店崛起的時代——讀書人中間的行動主義者開始賣書,帶著他們的浪漫和鹵莽,依靠嗅覺和自學的商務知識,從新華書店手中搶救了奄奄一息的書籍零售市場。
顏峻認為,萬聖書園才像是書店:不是說能夠用極簡派的設計偽裝出清高,把理想和性格壓縮成品位賣給小資;也不是說店員真的會笑,而是光線和聲音,和書的擺放。比如《反對自由主義》擺在什麽位置,河北教育社的詩歌叢書擺在什麽位置,《視界》擺在什麽位置,這一定是要有道理的。
而80後寫作者羽戈說,自己在上大學以前還很少進過像樣的書店。高中時代,他所在的安徽潁上縣城的新華書店倒是有兩家,但其中陳列的多是教科書,而且版本老舊,包裝粗劣。
多年後,在一個靜謐的午後,已經成為西南政法大學學生的羽戈,走上重慶烈士墓商場的二樓,推開了重慶萬聖書園的大門,立刻被店中飄揚的古典音樂營造的氛圍吸引,“如果要慶幸自己大學的四年是在西政度過的,那麽,必須更加慶幸萬聖書店曾在西政旁存在過。”
十幾年來,類似於萬聖書園這樣的書店,陸續出現在中國的城市裏。而像顏峻和羽戈們一樣,許多閱讀者,在海量的圖書大廈之外,找到了契合自己氣質和審美的書店。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上海,也曾有過類似的好時光。生活書店的門市部遵循創辦人鄒韜奮的教導,把書店布置得像圖書館,有的人幾乎天天都去,比在圖書館閱覽室看書還方便。而在日本友人內山完造開設的內山書店,店堂裏擺著可供讀者休息和看書的長椅和桌子,免費供應茶水。魯迅夫人許廣平後來回憶,“內山書店特辟一片地方,設了茶座,為留客人偶敘之所,這設備為一般書店所沒有,是很便於聯絡感情,交接朋友的。以後魯迅樂於利用這一設備,幾乎時常地去,從此每去必座談”。後來,當內山在四川北路設店之後,沿用了漫談的方式,這裏就成為了當時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思想陣地,包括鬱達夫、田漢、歐陽予倩等,及許多來滬訪問的著名文化人士。
幾乎半個多世紀後,隨著以民營書店為起點的中國獨立書店先後興起,北京的萬聖書園、上海的季風書園、南京的先鋒書店、杭州的楓林晚書店、貴州的西西弗書店、廣州的博爾赫斯書店等在各地陸續脫穎而出,中國的讀書分子才真正把閱讀從一種求知轉變為一種生活方式。
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欄目記者柴靜說,幾乎隔一兩個星期她就會去北京萬聖書園,在那裏安靜地消磨一個下午。她將萬聖視為價值觀相同且有獨立思想的判斷者,雖然這種判斷不太會影響她自己的購買,她隻是“看得出某些用心。”柴靜舉例,比如一些圖書的擺放,並沒有做任何的標記,而看懂的人都要會心一笑。柴靜喜歡那種誌趣相投的默契,她是萬聖的客戶,萬聖主人劉蘇裏則是她的觀眾,她還記得劉蘇裏上來打的第一個招呼,“其實你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裏。”
“獨立書店的個性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創業人”,《中國出版商務周報》“特色書店”欄目編輯李星星介紹。比如幾乎所有成功的獨立書店都附帶有休閑的咖啡廳或者茶座,舉辦講座、展覽、定期播放小電影,亦或純粹作放鬆的用途。萬聖書園的醒客咖啡開業有5年多了,劉蘇裏的定位是一個在自然狀態以外可以想事和發呆的地方,隻是在這裏想的,並不是針頭線腦,很個人情緒化的小事,劉蘇裏對客戶的定位是高智力,即強力思考的人群。一個同道中人因此在其博客“蘇裏說話”上留言:“人是需要一點精神的!人總是要靠思想站著!一本好書能夠影響一群人!一群人能夠影響一個城市……”
就在不遠處,緊鄰北大的北京單向街圖書館,許知遠們的時髦與趣味則要恍惚輕鬆得多,這裏最大的妙筆是那個長著大樹的院子,一個院落之於一個書店,就好像伍爾芙筆下一所房子之於一個女人。2007年春天,台灣詩人鴻鴻與顏峻、車前子在這裏舉行詩歌朗誦會,鴻鴻覺得特別有氣氛,他評價顏峻的朗誦情境:“音樂像潮水一般彌漫,他的聲音在中間浮沉。在這裏讀到那些暴風雨呀,雲呀,北風呀,然後就看見陽光就漸漸沒了,然後過了一會又漸漸回來了。”多年沒有來過北京的鴻鴻很高興感受到這樣的氣氛,庶民生活的氣息跟各種知識的小圈圈聯合。
青年作家張悅然則在這裏感受到了閱讀的自由。不久前的一個有些陰冷的下午,她在此開設講座,看到那麽多人擠在一個小書店裏,心裏覺得很是溫暖。做完活動之後,她又在書店裏逗留了一段時間,買了兩本書,在沙發上舒服地坐著讀,心裏充滿了感恩。廣東青年賴澄之是這裏的常客,他為單向街畫過素描,而其正在寫作的小說“江水彎彎月兒俏”,有一部分就是在這裏完成的。他喜歡這裏的寬鬆,書可以拿到院子裏,沒有人幹擾你寫作或者是閱讀。
浙江博庫書城有限公司總經理徐衝密切地關注著中國獨立書店的變革。他曾經鍾愛過台灣誠品書店,因為那裏販賣的不隻是書,還有生活的風格。它的口號之一便是“在書與非書之間閱讀”。徐衝總結了做書店的真諦:沒有理念支持的書店,哪怕很豪華很奢侈,也將找不到它的靈魂。而沒有靈魂的書店,多一家或少一家,其實都無所謂。
讀書人有讀書人的快樂,做書店的人有做書店的快樂。從事安利銷售的70後青年婁曉華,一直希望開一家書店,並且真的付諸實施。這裏更像是他的私人書房,每天深夜12點到淩晨2點,是他的私人閱讀時光。這裏的圖書並不流行,婁曉華選擇的是他認為10年後也可以銷售的圖書,銷售規則也很怪異,一周內購買的新書,隻要保存完好,就可以原價退款,可接著購買第二本圖書。
婁曉華的書店每年都要虧一萬多塊錢,2007年4月9日,記者和他聯係的這一天,他隻賣掉一本書。婁曉華權當是一種快樂消費,別人選擇卡拉OK,他選擇開書店。令他欣慰的是,喜歡它的人喜歡得要死,80%的回頭客都是25到30歲之間的年輕人,“有這麽一個地方在,幸福感挺強的。”
頂好的去處,還是書店
“我要人們對書店有一個全新的想法。我心目中的書店應該像是一座發電廠,放射出真與美的光芒。”20世紀初的文學家克裏斯多佛·莫利曾經發出這樣的道白。這是全世界閱讀者對於書店的期許。
2007年元月31日,畫家陳丹青關閉了自己的博客。他在《收攤的話》中,提出“網絡、博客近年火,實在是大家無聊。頂好的去處,還是書店。”他認為,要學好,頂管用的辦法,一是老老實實讀好書,一是老掉牙的話,就是受得了委屈,吃得起苦。
4月15日,他的新書《退步集續編》在北京圖書大廈進行簽售。書腰上是一個醒目的問號:“一退再退,所為者何?”走進書店,麵對讀者的陳丹青進一步解釋,他其實並不能夠號召大家去讀書,因為這不是一個讀書的時代,世界範圍內的讀者都在流失。但如果一個人上過網絡後,還喜歡讀書,就說明他內心的要求還在。陳丹青認為,圖書一定不會消亡,閱讀是人們的本能,但是此外則發生了很多事情。”
無獨有偶,萬聖書園的主人劉蘇裏正現實地把書店打造成一個閱讀的好去處,功能上有些類似圖書館。劉蘇裏表示,到萬聖來,不是隻能夠消費一種東西,人們需要見麵,需要爭論,他頗為自豪地舉例,常常有人在醒客咖啡為某個理論爭吵,吵著吵著就跑到書店找論據,“尋找思想的炮彈”。
但是在實體書店中穩當坐著的劉蘇裏,仍然開始考慮未來的閱讀變革。他觀察著真實存在的網絡,可能給哪怕最鐵杆的讀者帶來的是什麽?雖然還沒有想到具體的方法和結果,劉蘇裏斷定未來是一個實體書店與網絡的完美結合,出版、銷售、閱讀將在一個合適的點成為三位一體,實體書店的80%甚至90%左右要被取代,而替代不了的,一定是屬於個人化創造和個人化體驗的結構,即非知識的部分。在這條產業鏈上,發起者是誰甚至已不再重要。
“回到實體書店是個很好的觀點,但已經是一個落伍的說法,現在隻不過是一個過渡期。”在未來中孤獨摸索的劉蘇裏告訴記者。他在過渡階段引進了流行的品味,吸引了一些原本不是萬聖的讀者,比如記者、設計師、很職業化的白領和職業經理層。樂評人顏峻擔憂,萬聖的領子越洗越白。2004年他就在文章中發出疑問,“如果再沒有了萬聖,那意味著什麽?”
縱然閱讀的未來風雲莫測,仍然有人願意回到書店,不知魏晉地聞著書香。生於70年代的女子程然想要看到的仍然是一本美麗的書:有設計,有留白,初見有一點點驚訝的歡喜。這個唯美主義者剛剛出版了散文集《一心一意來奉茶》,封麵是一葉芬芳,那種嫩綠色在書店才能夠看見,而且細部有紋理,有凸起的手感,不管是顏色、聲響、還是觸覺,都是純看電子版本永遠無法領會的。
正如台灣女子鍾芳玲在《書天堂》中表示:“對於藏書家而言,一本書的生命不僅取決於文字所散發出的能量與魅力,還有形體所承載的曆史感與美感。如此浪漫、懷舊的感性情懷,如何能用理性去解釋呢?”
□ 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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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07-05-01 10:00 專題: 華夏快遞 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6675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