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破心中賊難——讀書偶得
·黃 河·
（一）
“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這是明代理學家王陽明的兩句名言。對於這“心中之賊”，數百年來出現過不少不同的解釋。不久前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對王氏的話忽然有了更深一步的體會。
在去阿拉斯加看冰川的遊輪上，碰巧和一位氣度不凡，戴金絲眼鏡的年輕留學生為鄰。看到我在甲板上讀女作家張戎夫婦關於毛澤東的新著，《毛，不為人所知的故事》，年輕人立刻麵露不屑的微笑，用清脆的京片子說道，“這樣的書裏麵的話還值得相信？”
我向他請教這樣說的根據，年輕人侃侃而談，“前兩年，那位比張戎更有資格的醫生李誌綏不是也寫過關於毛主席的所謂秘密的書？結果是，和他同樣曾在中南海裏工作過多年的汪東興，張玉鳳，還有毛主席身邊的衛士長，護士長們紛紛出來辟謠。現在不是都講民主嗎？民主的原則，難道不是少數服從多數？這麽多擁有第一手資料的人說的不信，我們難道就信李誌綏一個人的故事？現在這位張女士又僅僅憑著一些所謂“最新解密的史料”大肆抹黑，說毛主席在曆史上一貫獨裁殘忍狡猾欺騙，誰能保證她采用的’新史料’不會騙人？”
四座愕然，卻沒有人提出反駁的話來。接下去不知怎地話題又轉到了“六四”症結上來。
“當時要是我掌權的話，早就先下手為強……”有些興奮起來的年輕人輕輕地一揮右手，做了個“砍瓜切菜”的瀟灑動作。我環顧四周，似乎沒有任何人對此感到絲毫的不安，隻有一位胖胖的，滿麵紅光的中年團友打著哈哈用廣東腔的國語說道，“政治這東西實在太麻煩了，許多事情的對錯大概誰也說不清，我看，咱們還是莫談國事為好……”眾人紛紛點頭，於是閑聊很自然地轉到了股票的起落，姚明家人在加州新開的餐館，好學區裏某人新買的房子的地稅，還有孩子的鋼琴課足球比賽去了。一直到行程結束，再也沒有人提到毛氏或任何與“政治”有關的事情。後來在餐廳裏一位相熟的團友悄悄地告訴我說，據他所知，那位戴金絲眼鏡，來自京城的年輕人家裏是“大有來頭的”。
啊啊，去國萬裏，卻依舊是“莫談國事！”獨自佇立在船頭，凝視著遠處那終古長新的萬年冰川，再回過頭來看看兩岸白雲藍天下轉瞬即逝的山光水色，這句似曾相識的老話一遍又一遍地在我的耳邊響起。
在過去的老電影裏，常常可以看到北京皇城根下小茶館裏的黑牆上貼著前清時代留下的這樣的條禁。如今時代早就變了，地點也轉移到了可以自由表達思想的海外，可是不少人的奴性心態依舊根深蒂固。網上網下，“莫談國事，少碰政治”之類的話語我不知聽到了多少次，有時甚至是用洋文說的，而且常常還是出自於中美名校畢業，在海外多年，事業卓然有成的學人之口。
一個讀書人，真的能夠埋頭書齋，遠離國事和政治現實嗎？我又一遍地問自己。
在一個可以有選擇自由的社會裏，當然可以；但在一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國度裏卻純粹是幻想。以天下之大，麵臨暴虐的政治迫害的人們，就是逃到最偏遠的山林裏也找不到一小塊安寧的桃花源。當年劉少奇失寵於毛，萬般可憐地哀求毛氏放他回鄉務農而竟不可得，終於悲慘地死去。貴為國家主席尚且逃遁無門，何況他人？無情的曆史早已證明，不談“政治”，不等於“政治”就會放過你；“莫談國事”，也不等於“國事”完全與你無關。
實際上，一個人完全可以不參與任何政治，但不能不懂“政治”。一個具備了清醒的政治頭腦的人，才具有明白真偽和大是大非的能力，才不會像那位年輕學人一樣黑白不辨，被人長期愚弄而不自知。古人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何況讀書人？說穿了，所謂的“莫談國事”，不過是人們在掩飾自己內心深處經過幾千年封建皇權統治形成的恐懼感和奴性心態而已。可憐的是，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政治高壓之下，人們這種自覺或不自覺所形成的犬儒心態早已變得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了。最可怕的，是那些對這一切花樣心知肚明卻時時想用“莫談國事”來愚弄別人的人。
好在中國人中也有許多關切國事，不惜以生命相殉的血性男兒。一個極讓人緬懷的少年愛國詩人，明末的少年抗清英雄夏完淳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夏完淳令日益衰落的明末文壇振聾發聵，是因為他用十七歲的熱血和生命譜寫了許多感人至深的詩篇。多少年來，每次燈前讀夏完淳的詩文，總有一種極為強烈的心靈震撼，感覺那股浩然之氣，在詩句中馳騁縱橫，或讓人潸然淚下，或讓人拍案而起，忍不住要大喊一聲：這，才是中國文壇上久違了的大作品！
我常想，當年即將走上刑場的夏完淳吟出了“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別雲間》）的時候，該是一種怎樣的悲涼心境？可是環顧四周，那些遠比這位少年英雄幸運的身在自由社會裏的精英學人們，卻隻會在心裏一再提醒自己或小聲地互相告誡說：“莫談國事，少談政治……”
令人唏噓的是，十七歲的詩人竟已曆盡滄桑，不得不連連仰天長嘯，發出沉痛的家國之歎。
鬆江起義失敗後、他敬佩的學者父親，反清誌士夏允彝自沉報國。夏完淳發誓要繼承父親未竟的事業。在為國事四處奔走聯絡義軍的途中，回憶起為國捐軀的師友他寫下了《大哀賦》。詩中他痛定思痛，抨擊明末弊政，追述明亡過程和自己遠大的的抗清救國抱負，“既有誌於免胄，豈無心於喪元”。他的老師陳子龍被清軍所俘不屈而死後，夏完淳又寫下了《細林夜哭》，詩中回憶往昔“相逢對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氣親”的師友情誼，發出“嗚呼撫膺一聲江雲開，身在羅網且莫哀。公乎公乎為我築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當來”的悲鳴。
夏完淳在不幸兵敗被捕，從容就義前，於南京獄中寫下了《獄中上母書》和《遺夫人書》兩封感人至深的家書。《獄中上母書》中，他回顧了“慈君推幹就濕，教禮習詩，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難”自己卻“菽水之養無一日”“致慈君托跡於空門，生母寄生於別姓，一門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問”的內疚之情。信中他還不忘“中興再造”，“二十年後，淳且與先文忠為北塞之舉”，“惡夢十七年，報仇在來世”。少年詩人牢記國難家仇與慷慨赴死的無畏精神躍然紙上。
《遺夫人書》中，夏完淳盛讚妻子“賢淑和孝，千古所難”，自己“肝腸寸寸斷，執筆心酸，對紙淚滴；欲書則一字俱無，欲言則萬般難吐”。英雄末路，文中流露出來的那種難言的淒愴與兒女情長交融在一起，至今讀來令人淚下。
在短短十七年的生命裏，夏完淳已實現了他“廟食千秋”的願望。他的偉大的文學成就與他小小的年紀是極不相稱的。這種不相稱折射出的是一種國破家亡、壯誌未酬的亂世景象。
相比之下，近百年來中國人經曆了遠遠更為慘重的大規模迫害淩虐和動亂，卻至今不曾產生出可與夏完淳比肩的大詩人，大作品。在夏完淳這些用不屈的靈魂和鮮血鑄就的沉重詩篇麵前，那些充斥今日文壇，“政治上”四平八穩，平仄粘對結構布局甚至語言絕無一點“差錯“的所謂詩文，該是怎樣的蒼白和無力！這些年來，故意為“英雄”和“康熙大帝”之類所謂的“好皇帝”和黑暗殘酷的封建製度大唱讚歌的影視作品鋪天蓋地，更是無形之中進一步加深了國人的奴化心態。
大時代呼喚偉大的作品，可是曾經產生過李杜屈原的中國文壇多年來基本上是一片荒涼。這實在是每一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恥辱與悲哀。近來《如焉》一出，始令海內外中文文壇震撼。但願這是一個文學新時代的開始。
（二）
忍不住又想起了梁啟超。
梁氏不但是清末民初中文文體的傑出改革者，亦是偉大的思想先驅者。他作古後，胡適先生曾有一聯挽之，“文字成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許，中國青年。”
梁氏經曆的一百多年前的中國社會是，“官惟無恥，故不學軍旅而敢於掌兵，不諳會計而敢於理財，不惜法律而敢於司理。瞽聾瘸疾，老而不死；年愈耋頤，猶戀棧豆……士惟無恥，抱八股八韻，謂極宇宙之文……官製不善，百弊蝟起。褒獎蒙混，鬻爵充塞，朝為市儈，夕登顯秩……”（《知恥學會序》）
生活在那樣的社會裏的人們卻是
“……於廣座之中，若有談國家者，則指而目之曰：是狂人也，是癡人也。其人習而久之……則亦自覺其可恥，鉗口結舌而已。不恥言利，不恥奔竟，不恥愚陋，而唯言國事之為恥！習以成風，恬不為怪，遂使四萬萬人國，與無一人等！……”《愛國論》
麵對如此黑暗的社會現實而無力改變，他終於隻有痛哭流涕了：“嗟乎，之數無恥者，身有一於此罔不廢！家有一於此罔不破！國有一於此罔不亡！”
這樣直抒胸臆的話，讓人讀來覺得何等痛快！梁氏痛心疾首的是那些“經過三百年滿清淫威恐怖壓迫”之後而奴根成性的漢族奴才們。假如知道今天在自由社會裏仍然有多少讀過書的國人熱衷於言利，談性，竊竊議論別人私事和一己之瑣事，獨獨恥於談國事，怯於談政治，不知任公又該作何想？
梁先生大概更想象不到的是，他身後的數十年間，廟堂之上“瞽聾瘸疾，老而不死；年愈耋頤，猶戀棧豆……”的情形並不少見。曾是雜貨店學徒，連小學水平都沒有的人曾掌管十億人口大國的經濟大權多年，用“鳥籠經濟”的方針來指導一切，後果自不待言；當年的文盲副總理指甲裏黑泥兀然，頭上圍著塊白布手巾懵懵然地接見外國領導人而一時流為笑談，而海內外一片喊打聲中，夫妻皆有重大貪汙嫌疑的人至今依然能夠高據中樞要津……
這還不算，如今國內最關鍵，也最有利可圖的金融，外貿，能源，交通，通訊，高科技與地產業的命脈大都掌握在大小太子黨們的手裏，任他們予取予奪。葉劍英，劉少奇，薄一波，陳雲等元老們血統高貴的子弟，加上最近剛剛接管大上海的習近平，都是私相授受而位高權重的京官或封疆大吏，偌大共和國儼然一幅家天下的氣派，而在沿海特區的那些血汗工廠裏麵，數千萬民工們仍然在比歐洲工業革命初期還要惡劣的環境下牛馬一般地工作。他們既無真正的工會維護權益，更無民選的代表為他們說話，能出版反映他們真實生活的文學作品就更難了！
麵對如斯“百弊蝟起，褒獎蒙混，鬻爵充塞”的國事，國內的人們一向是不能談，海外的人們則是不敢談，原因之一正是像餘傑感歎的那樣，中國人裏有著太多的“世事洞明的老油條們”，反過來，這樣的老油條小油條們又促成延伸了如此不堪的國事。偶然有人敢於論及時弊，一定會有人指責說是“帶著有色眼鏡隻看見陰暗麵”，還會列舉出北京深圳上海灘上嶄新的摩天大樓群，巨額的對外貿易與外匯儲備，普遍上升的生活水平……來加以反駁。還有人動輒指責說，“你們這樣的書生論政，隻會在海外空喊民主自由有什麽用？我最佩服的是那些敢在國內爭取民主的人……”
此話聽起來果然不錯，也常常成了“莫談國事”者們的心理安慰劑。也許他們沒有想到，假如海外的人們都保持沉默的話，國內的人們能夠自由說話的空間隻會更小；也許他們想到了，但仍然不斷這樣說，其背後真正的原因也就隻有天知道了。
更可笑的是，一些海外的中文網站時常以“能被國內網上讀者看到”為第一要務。不知道那些經過再三的自我嚴格審查後早已和國內“主旋律”並無大異的蒼白網文，就算不被屏蔽，能夠被國內的一些網友讀到，除了媚俗欺世和滿足一點點發表欲及虛榮心之外還有什麽真正的意義。
一個深刻的思想者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的遠見卓識。學者殷海光早在五十年代初就說過：“……沉思中國近五十年來的政治動亂，益之以現在親身感受到的種種刺激，我才得到一個確定的答案：在中國的現在，政治民主重於經濟平等。沒有政治民主，一切都無從談起。失去了政治自由的人，自身先淪為農奴、工奴、商奴、文奴，先失去了人底身分，一動也不能動，說話不合分寸有生命的危險，那裏還能爭取什麽經濟平等？……”
這些話說得實在好。沒有政治民主的表麵繁榮，不是真正的繁榮；沒有基本平等的經濟發展，更不是真正的國富民強。一些動輒貪汙數千萬，甚至上億元的高官顯貴們倒台了，可是為他們如此猖狂地掠奪人民國家財富製造了大量機會的製度依然故我，繼續衍生出更多的貪官汙吏。自己監督自己的結果，必然就和日前一位被揭發的新澤西州參議員以權謀私身兼數職一樣，長期花費納稅人的大量金錢“自己遊說自己”，為關係單位和自己謀取私利。原江西副省長胡長青因巨額貪汙罪被處死刑前曾哀道，“當時為甚麽沒有有力的輿論監督使我不敢越滑越遠直到這一地步？”
也許這樣類似黑色幽默的問題應該由一貫用“左手管右手”的中紀委的高官們來回答了。
令人高興的是，麵對越來越嚴酷的新聞管製，國內近年來卻不斷湧現出敢在皇城根下大聲疾呼，為民請命，不顧自己安危得失而大聲說出真話的勇者，相比之下，身處言論自由的海外的我們就不能不更加感到慚愧了。
女作家龍應台最近在一次對台灣大學生的演講中一再提到現代大學生們應該具備正視現實的道德勇氣和社會擔當。其實，不僅是年輕一代的台灣大學生們，海內外的讀書人難道不都應該如此？
（三）
中國傳統士大夫理想的人生境界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西方知識分子追求的是個人的自由和良知，社會的公正，常常還有對於權威的勇敢挑戰。兩種不同的思想體係看似平行伸展，卻也時有交匯之處。
不久前，英國權威性的《展望》雜誌通過網絡選舉出了當代一百位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其中之一的美國著名的左派學者，麻省理工學院的語言學家卡姆斯基有一句名言，“與權利作對是知識分子的天職。”他是這樣說的，也一直是這樣做的。
其實，自由問答，自由討論，獨立思想，大膽懷疑，熱心而冷靜的求知，這些雖然都是“蘇格拉底傳統”，但也早就存在於古代中國的知識遺產裏麵。和西方先哲一樣，中國知識分子很早就有積極爭取思想自由的一麵。中國思想史上有過輝煌的時期，更呈現出過獨立思想與大膽懷疑的精神。孔子說過：“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朝聞道，夕死可矣。”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思想自由和批評精神，就是在這樣“合理懷疑”的偉大傳統中培養出來的。
公元一世紀的王充，對當時所有宗教思想與玄學觀念，也曾經以科學方法和哲學的觀點大膽地加以批評，使國人從中世紀以來風行一時的釋，道二教中解放出來。就是在儒家本身，也是充滿了獨立思想與批評懷疑的態度，例如對孔學典籍的批評，隻要經過學者證明是偽造篡改的卷冊章節，不管世人如何重視，都能毫不猶豫地加以揭露駁斥。
到了上世紀初，在留學歐美日本的一批年輕學者的帶領之下，古老的中國大地上曾經曆了一場偉大的中國式的文藝複興運動。除了在科學領域之外，他們在中國的哲學，文學，語言學和曆史學各個人文領域內也帶來了全新的視角，用完全不同的，有時甚至是革命性的眼光來看待老問題。
這個時期最傑出的代表人物是提倡“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胡適先生。胡適之所以成為胡適，除了他倡導的新文化運動後來發展成為中國的文藝複興之外，還在於他在政治方麵的睿智和遠見卓識。
他說：“……一個死屍的腐爛，可以創立一個宗教，但也可以為患整個大陸……一個錯誤的政治或社會改造議論，卻可以引起幾百年的殺人流血。”他還說，“發現一個極微的杆菌，可以福利幾千百萬人，但是一個害癆的人吐出的一小點痰涎，也可以害死大批的人，害死幾世幾代。”（我的信仰）
在那樣的一個時代裏，非大哲學家，大思想家不能出此語。
曆史是最無情的鏡子。那個隨後危害世界近百年，讓無數人家破人亡，山河凋敝的“階級鬥爭”學說在世界各國留下的可怕傷痕，正是胡適當年預言的殘酷而又真實的寫照。
胡適先生在《我的信仰》中還曾說過：“小我是會要死的……但大我是不朽的，永遠生存，做了無數小我勝利或失敗的垂久宏大的佐證。”
這些年來，我們這些曾經被迫喝狼奶長大的幾代人中間，雖然生活在海外自由的土地上，除了自己的小家庭，小圈子和稻粱謀之外，又有多少人在心中認真思考過大我與小我的事情呢？
古人說：“君子當為民物立命，為天地立心。”
如果以梁啟超和胡適先生為對照，很明顯，今天那些先天發育不足，僅僅具有某一方麵狹窄知識的中國留學生，即使專業方麵再成功，也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知識分子”，充其量是一架精密的機器而已。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是像夏完淳那樣敢於慷慨赴死的熱血男兒，像梁任公那樣嫉惡如仇的思想先驅，像胡適那樣，有誌於用自己的專門學識去改進社會的有大抱負的學者。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擔當和責任是，一方麵努力去發現那可以福利千百萬人的“杆菌”，另一方麵不斷警告世人，隨時提防那會害死幾世幾代人的“癆病痰涎”出現和蔓延。
而這一切，首先要從破掉自己心中“莫談國事”之賊開始。
·黃 河·
（一）
“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這是明代理學家王陽明的兩句名言。對於這“心中之賊”，數百年來出現過不少不同的解釋。不久前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對王氏的話忽然有了更深一步的體會。
在去阿拉斯加看冰川的遊輪上，碰巧和一位氣度不凡，戴金絲眼鏡的年輕留學生為鄰。看到我在甲板上讀女作家張戎夫婦關於毛澤東的新著，《毛，不為人所知的故事》，年輕人立刻麵露不屑的微笑，用清脆的京片子說道，“這樣的書裏麵的話還值得相信？”
我向他請教這樣說的根據，年輕人侃侃而談，“前兩年，那位比張戎更有資格的醫生李誌綏不是也寫過關於毛主席的所謂秘密的書？結果是，和他同樣曾在中南海裏工作過多年的汪東興，張玉鳳，還有毛主席身邊的衛士長，護士長們紛紛出來辟謠。現在不是都講民主嗎？民主的原則，難道不是少數服從多數？這麽多擁有第一手資料的人說的不信，我們難道就信李誌綏一個人的故事？現在這位張女士又僅僅憑著一些所謂“最新解密的史料”大肆抹黑，說毛主席在曆史上一貫獨裁殘忍狡猾欺騙，誰能保證她采用的’新史料’不會騙人？”
四座愕然，卻沒有人提出反駁的話來。接下去不知怎地話題又轉到了“六四”症結上來。
“當時要是我掌權的話，早就先下手為強……”有些興奮起來的年輕人輕輕地一揮右手，做了個“砍瓜切菜”的瀟灑動作。我環顧四周，似乎沒有任何人對此感到絲毫的不安，隻有一位胖胖的，滿麵紅光的中年團友打著哈哈用廣東腔的國語說道，“政治這東西實在太麻煩了，許多事情的對錯大概誰也說不清，我看，咱們還是莫談國事為好……”眾人紛紛點頭，於是閑聊很自然地轉到了股票的起落，姚明家人在加州新開的餐館，好學區裏某人新買的房子的地稅，還有孩子的鋼琴課足球比賽去了。一直到行程結束，再也沒有人提到毛氏或任何與“政治”有關的事情。後來在餐廳裏一位相熟的團友悄悄地告訴我說，據他所知，那位戴金絲眼鏡，來自京城的年輕人家裏是“大有來頭的”。
啊啊，去國萬裏，卻依舊是“莫談國事！”獨自佇立在船頭，凝視著遠處那終古長新的萬年冰川，再回過頭來看看兩岸白雲藍天下轉瞬即逝的山光水色，這句似曾相識的老話一遍又一遍地在我的耳邊響起。
在過去的老電影裏，常常可以看到北京皇城根下小茶館裏的黑牆上貼著前清時代留下的這樣的條禁。如今時代早就變了，地點也轉移到了可以自由表達思想的海外，可是不少人的奴性心態依舊根深蒂固。網上網下，“莫談國事，少碰政治”之類的話語我不知聽到了多少次，有時甚至是用洋文說的，而且常常還是出自於中美名校畢業，在海外多年，事業卓然有成的學人之口。
一個讀書人，真的能夠埋頭書齋，遠離國事和政治現實嗎？我又一遍地問自己。
在一個可以有選擇自由的社會裏，當然可以；但在一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國度裏卻純粹是幻想。以天下之大，麵臨暴虐的政治迫害的人們，就是逃到最偏遠的山林裏也找不到一小塊安寧的桃花源。當年劉少奇失寵於毛，萬般可憐地哀求毛氏放他回鄉務農而竟不可得，終於悲慘地死去。貴為國家主席尚且逃遁無門，何況他人？無情的曆史早已證明，不談“政治”，不等於“政治”就會放過你；“莫談國事”，也不等於“國事”完全與你無關。
實際上，一個人完全可以不參與任何政治，但不能不懂“政治”。一個具備了清醒的政治頭腦的人，才具有明白真偽和大是大非的能力，才不會像那位年輕學人一樣黑白不辨，被人長期愚弄而不自知。古人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何況讀書人？說穿了，所謂的“莫談國事”，不過是人們在掩飾自己內心深處經過幾千年封建皇權統治形成的恐懼感和奴性心態而已。可憐的是，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政治高壓之下，人們這種自覺或不自覺所形成的犬儒心態早已變得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了。最可怕的，是那些對這一切花樣心知肚明卻時時想用“莫談國事”來愚弄別人的人。
好在中國人中也有許多關切國事，不惜以生命相殉的血性男兒。一個極讓人緬懷的少年愛國詩人，明末的少年抗清英雄夏完淳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夏完淳令日益衰落的明末文壇振聾發聵，是因為他用十七歲的熱血和生命譜寫了許多感人至深的詩篇。多少年來，每次燈前讀夏完淳的詩文，總有一種極為強烈的心靈震撼，感覺那股浩然之氣，在詩句中馳騁縱橫，或讓人潸然淚下，或讓人拍案而起，忍不住要大喊一聲：這，才是中國文壇上久違了的大作品！
我常想，當年即將走上刑場的夏完淳吟出了“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別雲間》）的時候，該是一種怎樣的悲涼心境？可是環顧四周，那些遠比這位少年英雄幸運的身在自由社會裏的精英學人們，卻隻會在心裏一再提醒自己或小聲地互相告誡說：“莫談國事，少談政治……”
令人唏噓的是，十七歲的詩人竟已曆盡滄桑，不得不連連仰天長嘯，發出沉痛的家國之歎。
鬆江起義失敗後、他敬佩的學者父親，反清誌士夏允彝自沉報國。夏完淳發誓要繼承父親未竟的事業。在為國事四處奔走聯絡義軍的途中，回憶起為國捐軀的師友他寫下了《大哀賦》。詩中他痛定思痛，抨擊明末弊政，追述明亡過程和自己遠大的的抗清救國抱負，“既有誌於免胄，豈無心於喪元”。他的老師陳子龍被清軍所俘不屈而死後，夏完淳又寫下了《細林夜哭》，詩中回憶往昔“相逢對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氣親”的師友情誼，發出“嗚呼撫膺一聲江雲開，身在羅網且莫哀。公乎公乎為我築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當來”的悲鳴。
夏完淳在不幸兵敗被捕，從容就義前，於南京獄中寫下了《獄中上母書》和《遺夫人書》兩封感人至深的家書。《獄中上母書》中，他回顧了“慈君推幹就濕，教禮習詩，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難”自己卻“菽水之養無一日”“致慈君托跡於空門，生母寄生於別姓，一門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問”的內疚之情。信中他還不忘“中興再造”，“二十年後，淳且與先文忠為北塞之舉”，“惡夢十七年，報仇在來世”。少年詩人牢記國難家仇與慷慨赴死的無畏精神躍然紙上。
《遺夫人書》中，夏完淳盛讚妻子“賢淑和孝，千古所難”，自己“肝腸寸寸斷，執筆心酸，對紙淚滴；欲書則一字俱無，欲言則萬般難吐”。英雄末路，文中流露出來的那種難言的淒愴與兒女情長交融在一起，至今讀來令人淚下。
在短短十七年的生命裏，夏完淳已實現了他“廟食千秋”的願望。他的偉大的文學成就與他小小的年紀是極不相稱的。這種不相稱折射出的是一種國破家亡、壯誌未酬的亂世景象。
相比之下，近百年來中國人經曆了遠遠更為慘重的大規模迫害淩虐和動亂，卻至今不曾產生出可與夏完淳比肩的大詩人，大作品。在夏完淳這些用不屈的靈魂和鮮血鑄就的沉重詩篇麵前，那些充斥今日文壇，“政治上”四平八穩，平仄粘對結構布局甚至語言絕無一點“差錯“的所謂詩文，該是怎樣的蒼白和無力！這些年來，故意為“英雄”和“康熙大帝”之類所謂的“好皇帝”和黑暗殘酷的封建製度大唱讚歌的影視作品鋪天蓋地，更是無形之中進一步加深了國人的奴化心態。
大時代呼喚偉大的作品，可是曾經產生過李杜屈原的中國文壇多年來基本上是一片荒涼。這實在是每一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恥辱與悲哀。近來《如焉》一出，始令海內外中文文壇震撼。但願這是一個文學新時代的開始。
（二）
忍不住又想起了梁啟超。
梁氏不但是清末民初中文文體的傑出改革者，亦是偉大的思想先驅者。他作古後，胡適先生曾有一聯挽之，“文字成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許，中國青年。”
梁氏經曆的一百多年前的中國社會是，“官惟無恥，故不學軍旅而敢於掌兵，不諳會計而敢於理財，不惜法律而敢於司理。瞽聾瘸疾，老而不死；年愈耋頤，猶戀棧豆……士惟無恥，抱八股八韻，謂極宇宙之文……官製不善，百弊蝟起。褒獎蒙混，鬻爵充塞，朝為市儈，夕登顯秩……”（《知恥學會序》）
生活在那樣的社會裏的人們卻是
“……於廣座之中，若有談國家者，則指而目之曰：是狂人也，是癡人也。其人習而久之……則亦自覺其可恥，鉗口結舌而已。不恥言利，不恥奔竟，不恥愚陋，而唯言國事之為恥！習以成風，恬不為怪，遂使四萬萬人國，與無一人等！……”《愛國論》
麵對如此黑暗的社會現實而無力改變，他終於隻有痛哭流涕了：“嗟乎，之數無恥者，身有一於此罔不廢！家有一於此罔不破！國有一於此罔不亡！”
這樣直抒胸臆的話，讓人讀來覺得何等痛快！梁氏痛心疾首的是那些“經過三百年滿清淫威恐怖壓迫”之後而奴根成性的漢族奴才們。假如知道今天在自由社會裏仍然有多少讀過書的國人熱衷於言利，談性，竊竊議論別人私事和一己之瑣事，獨獨恥於談國事，怯於談政治，不知任公又該作何想？
梁先生大概更想象不到的是，他身後的數十年間，廟堂之上“瞽聾瘸疾，老而不死；年愈耋頤，猶戀棧豆……”的情形並不少見。曾是雜貨店學徒，連小學水平都沒有的人曾掌管十億人口大國的經濟大權多年，用“鳥籠經濟”的方針來指導一切，後果自不待言；當年的文盲副總理指甲裏黑泥兀然，頭上圍著塊白布手巾懵懵然地接見外國領導人而一時流為笑談，而海內外一片喊打聲中，夫妻皆有重大貪汙嫌疑的人至今依然能夠高據中樞要津……
這還不算，如今國內最關鍵，也最有利可圖的金融，外貿，能源，交通，通訊，高科技與地產業的命脈大都掌握在大小太子黨們的手裏，任他們予取予奪。葉劍英，劉少奇，薄一波，陳雲等元老們血統高貴的子弟，加上最近剛剛接管大上海的習近平，都是私相授受而位高權重的京官或封疆大吏，偌大共和國儼然一幅家天下的氣派，而在沿海特區的那些血汗工廠裏麵，數千萬民工們仍然在比歐洲工業革命初期還要惡劣的環境下牛馬一般地工作。他們既無真正的工會維護權益，更無民選的代表為他們說話，能出版反映他們真實生活的文學作品就更難了！
麵對如斯“百弊蝟起，褒獎蒙混，鬻爵充塞”的國事，國內的人們一向是不能談，海外的人們則是不敢談，原因之一正是像餘傑感歎的那樣，中國人裏有著太多的“世事洞明的老油條們”，反過來，這樣的老油條小油條們又促成延伸了如此不堪的國事。偶然有人敢於論及時弊，一定會有人指責說是“帶著有色眼鏡隻看見陰暗麵”，還會列舉出北京深圳上海灘上嶄新的摩天大樓群，巨額的對外貿易與外匯儲備，普遍上升的生活水平……來加以反駁。還有人動輒指責說，“你們這樣的書生論政，隻會在海外空喊民主自由有什麽用？我最佩服的是那些敢在國內爭取民主的人……”
此話聽起來果然不錯，也常常成了“莫談國事”者們的心理安慰劑。也許他們沒有想到，假如海外的人們都保持沉默的話，國內的人們能夠自由說話的空間隻會更小；也許他們想到了，但仍然不斷這樣說，其背後真正的原因也就隻有天知道了。
更可笑的是，一些海外的中文網站時常以“能被國內網上讀者看到”為第一要務。不知道那些經過再三的自我嚴格審查後早已和國內“主旋律”並無大異的蒼白網文，就算不被屏蔽，能夠被國內的一些網友讀到，除了媚俗欺世和滿足一點點發表欲及虛榮心之外還有什麽真正的意義。
一個深刻的思想者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的遠見卓識。學者殷海光早在五十年代初就說過：“……沉思中國近五十年來的政治動亂，益之以現在親身感受到的種種刺激，我才得到一個確定的答案：在中國的現在，政治民主重於經濟平等。沒有政治民主，一切都無從談起。失去了政治自由的人，自身先淪為農奴、工奴、商奴、文奴，先失去了人底身分，一動也不能動，說話不合分寸有生命的危險，那裏還能爭取什麽經濟平等？……”
這些話說得實在好。沒有政治民主的表麵繁榮，不是真正的繁榮；沒有基本平等的經濟發展，更不是真正的國富民強。一些動輒貪汙數千萬，甚至上億元的高官顯貴們倒台了，可是為他們如此猖狂地掠奪人民國家財富製造了大量機會的製度依然故我，繼續衍生出更多的貪官汙吏。自己監督自己的結果，必然就和日前一位被揭發的新澤西州參議員以權謀私身兼數職一樣，長期花費納稅人的大量金錢“自己遊說自己”，為關係單位和自己謀取私利。原江西副省長胡長青因巨額貪汙罪被處死刑前曾哀道，“當時為甚麽沒有有力的輿論監督使我不敢越滑越遠直到這一地步？”
也許這樣類似黑色幽默的問題應該由一貫用“左手管右手”的中紀委的高官們來回答了。
令人高興的是，麵對越來越嚴酷的新聞管製，國內近年來卻不斷湧現出敢在皇城根下大聲疾呼，為民請命，不顧自己安危得失而大聲說出真話的勇者，相比之下，身處言論自由的海外的我們就不能不更加感到慚愧了。
女作家龍應台最近在一次對台灣大學生的演講中一再提到現代大學生們應該具備正視現實的道德勇氣和社會擔當。其實，不僅是年輕一代的台灣大學生們，海內外的讀書人難道不都應該如此？
（三）
中國傳統士大夫理想的人生境界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西方知識分子追求的是個人的自由和良知，社會的公正，常常還有對於權威的勇敢挑戰。兩種不同的思想體係看似平行伸展，卻也時有交匯之處。
不久前，英國權威性的《展望》雜誌通過網絡選舉出了當代一百位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其中之一的美國著名的左派學者，麻省理工學院的語言學家卡姆斯基有一句名言，“與權利作對是知識分子的天職。”他是這樣說的，也一直是這樣做的。
其實，自由問答，自由討論，獨立思想，大膽懷疑，熱心而冷靜的求知，這些雖然都是“蘇格拉底傳統”，但也早就存在於古代中國的知識遺產裏麵。和西方先哲一樣，中國知識分子很早就有積極爭取思想自由的一麵。中國思想史上有過輝煌的時期，更呈現出過獨立思想與大膽懷疑的精神。孔子說過：“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朝聞道，夕死可矣。”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思想自由和批評精神，就是在這樣“合理懷疑”的偉大傳統中培養出來的。
公元一世紀的王充，對當時所有宗教思想與玄學觀念，也曾經以科學方法和哲學的觀點大膽地加以批評，使國人從中世紀以來風行一時的釋，道二教中解放出來。就是在儒家本身，也是充滿了獨立思想與批評懷疑的態度，例如對孔學典籍的批評，隻要經過學者證明是偽造篡改的卷冊章節，不管世人如何重視，都能毫不猶豫地加以揭露駁斥。
到了上世紀初，在留學歐美日本的一批年輕學者的帶領之下，古老的中國大地上曾經曆了一場偉大的中國式的文藝複興運動。除了在科學領域之外，他們在中國的哲學，文學，語言學和曆史學各個人文領域內也帶來了全新的視角，用完全不同的，有時甚至是革命性的眼光來看待老問題。
這個時期最傑出的代表人物是提倡“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胡適先生。胡適之所以成為胡適，除了他倡導的新文化運動後來發展成為中國的文藝複興之外，還在於他在政治方麵的睿智和遠見卓識。
他說：“……一個死屍的腐爛，可以創立一個宗教，但也可以為患整個大陸……一個錯誤的政治或社會改造議論，卻可以引起幾百年的殺人流血。”他還說，“發現一個極微的杆菌，可以福利幾千百萬人，但是一個害癆的人吐出的一小點痰涎，也可以害死大批的人，害死幾世幾代。”（我的信仰）
在那樣的一個時代裏，非大哲學家，大思想家不能出此語。
曆史是最無情的鏡子。那個隨後危害世界近百年，讓無數人家破人亡，山河凋敝的“階級鬥爭”學說在世界各國留下的可怕傷痕，正是胡適當年預言的殘酷而又真實的寫照。
胡適先生在《我的信仰》中還曾說過：“小我是會要死的……但大我是不朽的，永遠生存，做了無數小我勝利或失敗的垂久宏大的佐證。”
這些年來，我們這些曾經被迫喝狼奶長大的幾代人中間，雖然生活在海外自由的土地上，除了自己的小家庭，小圈子和稻粱謀之外，又有多少人在心中認真思考過大我與小我的事情呢？
古人說：“君子當為民物立命，為天地立心。”
如果以梁啟超和胡適先生為對照，很明顯，今天那些先天發育不足，僅僅具有某一方麵狹窄知識的中國留學生，即使專業方麵再成功，也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知識分子”，充其量是一架精密的機器而已。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是像夏完淳那樣敢於慷慨赴死的熱血男兒，像梁任公那樣嫉惡如仇的思想先驅，像胡適那樣，有誌於用自己的專門學識去改進社會的有大抱負的學者。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擔當和責任是，一方麵努力去發現那可以福利千百萬人的“杆菌”，另一方麵不斷警告世人，隨時提防那會害死幾世幾代人的“癆病痰涎”出現和蔓延。
而這一切，首先要從破掉自己心中“莫談國事”之賊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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