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編中學曆史教科書zt

華夏快遞 : 中國新編中學曆史書隱藏曆史錯誤
發布者 yq 在 06-11-04 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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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之音記者：東方

上海新編中學曆史教科書不談階級鬥爭和中國建國初期的最大的一場階級鬥爭：鎮反運動。

*對階級鬥爭史閉口不談*

先讓我們看看中國媒體南方都市報周刊對這一新聞事件的報導。南都周刊的文章說，“秋天的上海，天氣好得出奇，33歲的韓雲鬆心情卻頗有幾分微妙。這位複旦大學第二附中的科研室主任，負責學校所有4個班級的初中曆史教學。這種微妙源於從這個學期開始上海市所有初高中學生使用的曆史教科書所發生的新變化，而這些新變化，一個月來始終成為網絡爭議和媒體報導的熱點”。

上海曆史教科書爭議的高潮當然要數紐約時報刊登的一篇報導，《毛去哪裏了？--中國修改曆史教科書》。紐約時報的報導說，“上海的新版曆史教材聚焦於敘述經濟成長創新和外貿以及政治安定，尊重多元文化和社會和諧等，曾被視為曆史轉折點的法國大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不再受到高度重視。在高中曆史課本中，毛澤東甚至被壓縮到隻在介紹國葬禮儀的組成部份降半旗那一課出現”。

上海大學曆史係朱學勤教授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訪時說，首先是在體係上，用文明史來代替階級鬥爭史，用社會生活的變化來代替王朝體係的演變，用文明來代替暴力，用千百萬普通人生活的演變，來代替少數帝王將相的曆史，這是非常大的進步。

*故意不讓年青人了解中共殘酷鬥爭史*

上海高中新編曆史教科書不講階級鬥爭，到底是不是曆史的進步，海外學者見仁見智。有的學者認為，曆史教科書的關鍵是還原曆史，如果故意不讓中國年輕人知道共產黨在建國後發動的一場又一場血腥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不是一個正確的曆史觀。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曆史學家餘英時教授針對上海近日新編的一部高中世界史教科書在一篇文章中發表看法說：“（中國以前的）曆史教科書我也偶爾翻過，從1950 年以後都是偽造的曆史，隻是歌頌共產黨的偉大、共產黨的革命、毛澤東的偉大、中國人民都靠他、是大救星之類的。總而言之，全是宣傳而且抹殺、偽造、曲解過去的曆史而且充滿了政治宣傳。今天這個教科書引起注意，就是它把曆史上的朝代的興旺、帝王將相、外族的入侵、蒙古人入侵、滿洲人侵略之類的，以及現代的共產黨的革命種種都一概隻字不談了，強調的是經濟的發展、技術的進步、社會風俗、對外貿易、中國怎樣求政治穩定、尊重不同文化、社會和諧等。”

餘英時教授還說：“這個問題我們現在先不深談。我們現在隻談為什麽這樣做？這樣做當然有另外一種批評的就是抹殺了曆史，把曆史包括共產黨犯的很多大的錯誤，像大躍進、文革、傷害幾千萬人的事情也都避而不提了，也就是說是隱藏曆史真相，這是反麵的批評。”

*有意回避階級鬥爭無限擴大*

盡管餘英時先生承認，曆史要想完全脫離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的中國青年，要想通過這套曆史書，對中國的近現代史有一個客觀的了解，顯然是辦不到的，特別是這套曆史教科書有意識地回避了1949年共產黨掌權後，不斷將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曆史。

談到階級鬥爭，在中國共產黨掌權的頭10年，僅帶“反”字的運動就有“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傾”。每一次運動，都有人數眾多的男男女女遭殃，成為“階級敵人”。到了1962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乾脆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並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麵臨正視曆史錯誤問題*

到了今天，中國正在進行有社會主義特色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再談階級鬥爭為綱，顯然在一切向錢看的今天，已經沒有什麽市場了。但是，在曆史教科書中，怎樣表述這段曆史，怎樣讓今天的青年汲取曆史的教訓，仍然是教育者和學者麵臨的嚴峻問題。一些學者認為，今天的中國曆史學家和篡改日本在二次大戰中所犯罪行的部份日本曆史學家，都麵臨一個如何正視自己國家曆史錯誤的問題。

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前芝加哥大學訪問學者何清漣說：“20世紀人類遭受到的苦難規模之大，曾使許多學者反思。一些學者使用了‘國家之罪’的概念，將那些國家領導人依靠他們掌握的組織資源與軍事資源實施的國家非正義行為，稱之‘國家罪錯’。以此觀照中國，從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毫無疑問是個國家之罪頻發的國度。在眾多共產主義國家迫害致死的1億多男女老少裏頭，中國占了將近一半。”

何清漣女士說：“由於這些死亡數字在中國屬於國家機密，人們隻能估算。世所公認的幾次導致人口大規模死亡的事件就有如下幾例：從1948年到1955年，在紛至遝來的土改和鎮反運動當中有400萬人被處決。 1959年－1961年因饑餓而死亡的人多達3000多萬人。文化大革命當中有成千上萬死於非命者。盡管中國號稱改革開放已經達20多年，但至今在中國的中學教科書中，對這些曆史上的國家罪錯還是諱莫如深，有的隻字不提，有的則是與史實不符的敘說。”

*鎮反運動導致知識分子噤聲*

何清漣女士問道：是什麽使得中國政府能夠既不反省曆史罪錯，又能夠不斷製造新的國家罪錯？大部份中國知識分子麵對暴政的沉默，是原因之一。盡管中國曆史上曾經出現過範仲淹《靈鳥賦》中所說的那種“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知識分子，但是，像北大女學生林昭那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數實在是太少了。

有學者認為，是鎮反運動導致中國知識分子麵對暴政的噤聲。鎮反，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運動，而一般曆史教科書上，沒有怎麽提及，海內外的學者，對於中國共產黨建國以後曆次政治運動之首的這場鎮反運動，至今尚未見多少深入的學術研究。

*官方鎮反運動輕描淡寫*

今天的中國青年，要想了解鎮反運動，在共青團中央的官方網站上，可以看到這樣的介紹：鎮反運動是“1950年至1953年在全國開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全國各地殘存著大量的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和反動會道門頭子等反革命分子。他們進行各種破壞活動，危害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為了迅速建立和鞏固革命秩序，根據中共中央《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全國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這次運動沉重打擊了反革命殘餘勢力，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

這場運動真相到底怎麽樣呢？為什麽海外學者評價這場運動的時候，竟然說這場運動“殺服了中國人民呢”？下麵介紹中國學者楊奎鬆對這場運動的研究。

楊奎鬆教授1953生，重慶人,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研究。楊奎鬆最近發表在史學研究上的一篇關於中國鎮反運動的學術論文，在海內外引起了關注。

根據楊奎鬆教授的論文，“韓戰的爆發導致毛澤東下決心在全國範圍內開展鎮反運動。毛澤東意識到，這是一個徹底清除國內反革命分子的“千載一時之機”。因此，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決定出兵朝鮮，他兩天後就親自主持通過了新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又稱“雙十”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部署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工作”。

毛澤東毫不隱瞞發動這次鎮反運動的動機之一是教育群眾。“雙十”指示特別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明確提出，“這次鎮壓反革命，要特別注意對群眾的教育作用。其作法就是：當殺者，應即判處死刑。當監禁和改造者，應即逮捕監禁，加以改造。對於這些案件的執行，必須公布判決，在報紙上發布消息，並采取其他方法，在群眾中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

*以殺人作為宣傳手段*

以殺人的手段作為恫嚇群眾的宣傳手段，是毛澤東的一大發明。毛澤東還親自定出了一個在全國人口中殺千分之一的比例。

毛澤東1月21日，在給上海市委的電報中說，“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1月22日，他電告華南分局廣東方麵負責人稱，“你們已殺了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屆時看情況再定下一步的鎮壓計劃”。

楊奎鬆教授在有關鎮反的論文中引述曆史資料說，“在鎮反運動方麵走在前列的天津市，在3月間進一步提出了一個具有相當氣魄的殺人計劃，即準備在已經處決掉 150人的基礎上，再處決1500人。毛澤東對此高度讚賞，馬上轉發各地，興奮地宣稱，“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的鎮反計劃”，“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

*殘酷無情濫殺無辜*

在這場比下透雨還痛快的全國規模的鎮反運動中，全國殺聲震天，出現大量冤假錯案。據楊奎鬆教授介紹，福建長汀的鄭冠岑，世代書香門第出身，受過高等教育，一生從事教育，毫無民憤或血債，既無口述交待材料，亦無檢舉揭發材料，甚至全無審問筆錄，更談不上證人證言，隻憑縣公安局長一紙罪狀，即被輕易槍殺。湖南衡陽茶市的劉伯祿是中共地下黨組織和其所領導的青年團、農會和學友會的負責人。他被作為“匪特頭子”、“惡霸地主”而槍斃。朱自清的兒子朱邁先，早年積極追隨中共，投身抗日活動，因為八年抗戰期間受中共指派隨宣傳團集體參加了國民黨軍隊，在鎮反運動中被當成曆史反革命判處死刑，執行了槍決。著名抗日英雄，曾曆任軍參謀長、代軍長、集團軍參謀長及代司令之職的田西園，內戰後期加入民主同盟，在鎮反運動中被當成曆史反革命而被殺害。

挾嫌報複造成冤假錯案，乃至於草菅人命的現象，在農村地區尤其嚴重。據楊魁鬆教授引述有關史料，“廣西省委和省公安廳之檢討可殺可不殺的而被殺了的占總殺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左右。邕寧縣委組織部長個人就批殺了二百二十六人，有的地區亂棍打死，甚至割耳挖心。有的縣送到公安局之犯人連材料都沒有，僅寫一個壞字。有些縣殺人之後讓群眾割犯人的肉回家”。

與現在執行死刑時注意到犯人的人權，有些采取注射針劑，讓犯人有尊嚴和無痛苦死去的做法相比，中共50年代初期鎮反時，往往采取開公審大會，讓老百姓親眼看殺人過程的做法，以期收到對人民的震懾效果。據報導，在山西省，“當反革命罪犯被押進會場時，會場情緒憤慨，罪犯麵如土色。全市人民幾乎完全出動，道路為之堵塞，通衢要道一直延伸至5、6裏以外的刑場，人山人海，爭睹反革命的下場。當罪犯在刑場倒下時，數千觀眾狂熱鼓掌跳躍，高呼口號。個別罪犯家屬哭泣，也惹得周圍群眾嘲笑”。

*鎮反直接受害者三百萬*

整個鎮反運動究竟 “殺”、“關”、“管”了多少人？根據楊奎鬆教授的研究，“毛澤東後來有過一個說法，叫殺了70萬，關了120萬，管了120萬。毛的這個說法自然是有根據的，因為它來自於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的一份報告。徐當時報告稱，鎮反運動以來，全國共捕了262萬餘名，其中“共殺反革命分子71萬2千餘名。以這個數字來計算，它已經達到當時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1.24的水平了。農村地區被處決的人數最多，許多地方早已大大突破了千分之1.5，一些省區且已超過千分之2的水平了。”

海外學者張鶴慈分析說：“這隻是毛澤東公開承認的，實際還要多，殺關管共300多萬人，如果加上收牽連的家屬應該是幾千萬人了。”

澳大利亞學者張鶴慈接著說：“鎮反不是鞏固新生政權的需要,而是為了建立獨裁統治的需要，鎮反殺的70萬人，不是為了對付國民黨的殘餘力量，而是為了殺服中國的人民。不但強迫人民去看他殺人，還強迫那些臉上被濺滿鮮血的人民給他叫好。隨之的一波又一波運動，人民看見他手裏那滴著鮮血的屠刀，望著那些被送上革命祭壇的一批又一批的人，最終隻有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