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的中國喇叭

浙江女人江夏娟和世界杯似乎毫無瓜葛：她看不懂足球比賽，也不認識球場上的明星大腕。即便當她坐在工廠裏，忙活著為手裏的塑料喇叭割去毛邊時，她嘴裏的話題也是結了婚的兒子、學會走路的孫子，而不是離她很遠的某一場球賽。

　　她當然不知道，她手裏這支司空見慣的喇叭，有一個外國名字叫“嗚嗚祖拉”。她也不會料到，在南非進行的那些與她毫無關係的球賽中，這種喇叭發出的巨大噪音，幾乎“把全世界都吵死了”。

　　在南非，以及在世界杯波及的所有角落，從江夏娟手下造出的這支喇叭都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德國足球隊的隊醫在考慮要讓隊員們帶著耳塞上場；法國球迷形容自己仿佛坐在“一群蜜蜂”中；甚至，一位西班牙作家在自己的專欄中憤怒抱怨：“嗚嗚祖拉已經讓我們全都要發瘋了！”

　　但對這個45歲的農村女人來說，那支喇叭不過是為她帶來每小時6元錢收入的一份生計。6月25日，在位於浙江省寧海縣大路村的這個院落裏，她和她的工友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天，而製作嗚嗚祖拉的工作，仿佛隻是為了填補聊天的間隙。

　　這裏有一個響當當的名字，“吉盈塑料製品廠”，但它隻是由老板鄔奕君的家隔出的幾個房間。這裏工人也大多是隔壁的鄰居，或者幹脆是老板的親戚。

　　“其實我這裏隻是一個家庭作坊……”說這話的時候，這個浙江男人臉上露出點不好意思的表情。

　　但就是這個家庭作坊，在過去的一年裏，造出了超過一百萬個“吵死全世界”的嗚嗚祖拉。它們大多數被運往南非，然後通過電視轉播，響遍全世界。

　　不過，無論是對於江夏娟和她的工友，還是老板鄔奕君，這些聲音離他們的世界都有些太過遙遠了。

　　“沒想到，中國的足球沒進世界杯，我們的喇叭倒先進去了”

　　要不是嗚嗚祖拉吸引來眾多記者，鄔奕君的工廠很容易就被淹沒在周圍的民居裏，引不起人們注意。這裏沒有匾額，也沒有指示牌，刷著水泥的院牆泛出了發黃顏色，上邊已經被偷偷寫上了“疏通管道”、“鑽孔”的廣告。門框上唯一殘存的一片對聯，不僅被雨水衝刷得褪去了顏色，連字跡也模糊了。

　　來訪的大多數記者都不會想到，這個嗚嗚祖拉最重要的“生產基地”，會如此寒酸。穿過一個連門都沒有的庫房，老板的丈母娘會從右手邊的廚房中探出頭來打招呼，而在那個由客廳改裝而成的加工車間裏，一邊拉家常一邊忙著加工嗚嗚祖拉的女工們，還會停下手中的活計，微笑著點頭打招呼。

　　那些聞名世界的南非喇叭在這裏灰頭土臉。它們被碼放在幾個帶著破洞的灰綠色編織袋裏，或者有些隨意地排列在地上。還有一些被放入了幾個並排擺放的箱子裏，等待著被運到南非，或者其他遙遠的地方。

　　在過去一周的時間裏，已經有幾十家媒體慕名找到這裏，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一個工人在接受采訪時忍不住摸起了後腦勺：“這麽一個小小的家庭作坊，每天卻有這麽多記者來，我們都不好意思了。”

　　不管怎麽說，這家隻有十來個工人的加工廠，借助著嗚嗚祖拉的聲勢變得搶眼起來。它的工人幾乎全是女性，其中大多數來自本村，隻有兩個打工者是從雲南來的。經常有記者試圖耽誤她們手裏的工作，請她們談一談足球、世界杯或者嗚嗚祖拉，這些她們非常陌生的詞匯。

　　因為來的記者太多，這些從來不看球賽的女人，如今也開始談論一下南非世界杯。31歲的鄔金燕終於找了個機會，在世界杯比賽的轉播中看到了球迷吹嗚嗚祖拉的畫麵。她興奮地湊過去：“這喇叭好像是我們做的？”而江夏娟好不容易在電視上看了一場球，卻沒留下什麽好印象：“一會兒有人飛踢一腳，跟打仗一樣……”

　　在此之前，她們對世界杯“連聽也沒聽過”，但如今，麵對外國記者的攝像機，鄔金燕已經會笑著大聲發表自己的感慨：“沒想到，中國的足球沒進世界杯，我們的喇叭倒先進去了。”

　　想了想，她又補上一句：“中國一支隊伍都沒進去，我沒說錯吧？”

　　“這不是我們生產的那些長喇叭嗎？”

　　連老板鄔奕君都是很晚才意識到，自己的喇叭進了世界杯。他宣稱自己是個真正的球迷，盡管他已經很久沒看過足球比賽了。

　　6月11日，當鄔奕君坐在電視機前，看著世界杯開幕後首場比賽時，這位老板一直感到奇怪：“今年的世界杯怎麽這麽吵？”

　　第二天，當看到電視新聞裏出現嗚嗚祖拉的照片時，鄔奕君嚇了一跳：“這不是我們生產的那些長喇叭嗎？”

　　除了接受采訪和接待客戶，多數時間裏，鄔奕君都呆在自己在樓梯拐角處的辦公室裏。這個小小的房間的地麵上鋪著簡陋的藍色地板革，靠窗的地方擺著一隻紅木茶幾，上麵放著一台筆記本電腦，一台計算器，還有一些打印資料淩亂地攤著。

　　這個留著平頭、穿著深色襯衣的年輕老板常常坐在茶幾前一把矮小的竹凳上，他總是歪著頭，用耳朵和肩膀夾著手機，向客戶確認訂單，右手的手指則在鍵盤上不斷敲擊，應付著那些排隊等待出貨的焦急的客戶。

　　他從年輕時就開始和塑料打交道，自己也在車間裏操作過吹塑的模具。如今為他帶來巨大商機的塑料製品，年輕時曾給他帶來巨大創傷：19歲那年，機器夾斷了他的左手。不過現在，很少有人知道這些，麵對外人，他總是把左手藏在自己的口袋裏。

　　鄔奕君生產嗚嗚祖拉的靈感，來自一幅外國漫畫。2001年，他在一張黑白的漫畫中看到，一個“原始部落一樣”的非洲土著人一邊跳舞，一邊把一個長長的喇叭橫在胸前。圖片下方的文字說明介紹，這是一種竹子做的大喇叭，是當地人用來驅趕猩猩的。

　　“也許它可以做成球迷喇叭。”成天琢磨著生財之道的鄔奕君，用黑色塑料仿製出了幾個，而且根據圖片說明的內容，他還把這個牛角形狀的喇叭做成了像竹子一樣一節一節的樣子。

　　當時，因為工廠準備從塑料水壺轉行做球迷喇叭，這個浙江男人對所有“能發出聲響的東西”都特別感興趣。他做出的喇叭，有的是圓筒形，需要從側麵吹響；有的是由三個大小不一的喇叭並在一起，吹起來像和弦一樣；還有的喇叭，從外形看起來就像一個啤酒瓶。這些不同的喇叭樣品，與那個黑色的嗚嗚祖拉一起，被送去廣交會、義烏小商品市場，並且被拍成照片，掛在了阿裏巴巴網站上。

　　不過，直到一周前，鄔奕君才從一名記者口中獲知“嗚嗚祖拉”這個名字。在此之前，他曾經聽外國客戶把它們稱為“威歐威歐” (VOVO)，但他自己卻隻是籠統地叫它們“長喇叭”，就像那些同樣躺在樣品區的“三音喇叭”、“橫喇叭”和“酒瓶喇叭”一樣。

　　在德國世界杯上沒人理睬的喇叭，竟然會在南非世界杯上賣瘋了

　　鄔奕君原本計劃著，用這種“獨特”的喇叭在2006年德國世界杯上大賺一筆，結果，它們根本無人問津，反倒是另一種國內常見的三音喇叭，一下賣出了20萬個。

　　“也許是因為這種喇叭很難吹響吧。”鄔奕君這樣跟記者解釋。圓錐形的嗚嗚祖拉隻是一根空心的塑料管，很多人吹到頭暈也弄不出聲音來。

　　隨後的幾年，鄔奕君幾乎忘記了這種從沒大規模生產過的喇叭。直到2009年的7月，一個黑人從義烏小商品批發市場找到他的工廠，希望購買1000個嗚嗚祖拉。

　　鄔奕君並不知道，一個月前，在南非舉行的“聯合會杯”足球賽已經讓這種名叫嗚嗚祖拉的喇叭名揚世界。他更沒有想到，這種在德國世界杯上沒人理睬的喇叭，竟然會在南非世界杯上“賣瘋了”。

　　鄔奕君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修改模具，很快交出了這筆訂單。隨後，來自歐洲、非洲的貿易商也在網上找到了他，訂單的數量逐漸增長到幾萬個。

　　真正“震”到他的訂單出現在2010年。大年初二那天，鄔奕君接到電話，一家來自比利時的經銷商希望他能夠發幾個樣品，並且點名要 “荷蘭國旗”的橙黃色。樣品寄出後沒多久，他收到了回複：對方下了訂單，購買數量是150萬個。

　　“不睡覺也做不完啊！”鄔奕君最終接下了80萬個的訂單，兩個月後才全部完成。

　　四月底的時候，鄔奕君完成了來自南非的最後一筆訂單後，就覺得世界杯的生意已經結束了。兩國海運的距離需要三十幾天，再晚一些，貨物就無法在比賽開始前到達南非。

　　誰知在世界杯開始後，人們迅速發現了許多嗚嗚祖拉產自中國，並且很快找到了位於浙江和廣東的幾個重點生產廠家。隨著越來越多人湧入這個小小的院落，鄔奕君發現，自己的廠子真的“紅”了。

　　他不斷地接到各式各樣的電話，有些要求采訪，有些則是希望拿到工廠的銷售代理。自己超長待機兩個星期的手機電池，往往不到一天就沒電了。許多國內的商家也開始從這裏訂購嗚嗚祖拉，賣給國內好奇的球迷們。負責調色的工人發現，“隻要有球隊出線，它的那種顏色馬上會有訂單”。工廠的幾個工人日夜不停地趕工，而鄔奕君每天在電腦前坐到淩晨一點，才能把網上的訂單要求一一回複完畢。

　　鄔奕君的工人們一直在努力地加班加點。江夏娟手中鋒利的小刀好幾次差點削到自己的手指，而另一位負責吹塑的女工郭登翠，右手的大拇指上又多了幾個水泡留下的疤痕。不過，對她們來說，每個月的薪水也往上漲了不少。

　　每天，由她們製造的嗚嗚祖拉都會被整齊地碼放在紙箱裏，搬上火車，運上S034省道，然後再駛入甬台高速。從這裏向西130公裏，是中國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向北前進50公裏，是與600多個國際港口相互連通的寧波－舟山港。那一箱箱的嗚嗚祖拉，就是從這裏，被運送出國，最後到達了遙遠的世界杯賽場上。

　　“至少，現在我不用曬太陽了”

　　38歲的郭登翠每天能造出800個嗚嗚祖拉半成品，卻從沒聽過它在世界杯賽場上“吵死全世界”的聲音。

　　她的工作是為喇叭吹塑。在她手中，這些嗚嗚祖拉還是像瓶子一樣的形狀，不僅吹不出聲音，而且稍不留神就會透過兩層的毛線手套，燙到自己。

　　不過，她的工作環境並不缺乏聲音。在一座紅磚外牆的平房裏，機器的轟鳴聲，一台半人高的風扇吹出的呼呼風聲，以及模具撞擊發出的金屬敲擊聲混雜在一起，人們常常需要靠近大聲喊，才能聽得見彼此說話的內容。

　　這裏是鄔奕君的另一處廠房，幾個工人在這裏完成製作嗚嗚祖拉的前兩個步驟：混料和吹塑。負責混料的工人需要把塑料調配出符合要求的顏色，有時候是代表巴西的黃色，有時候是代表英格蘭的紅色，當然，訂單最多的，還是體現東道主特色的，南非國旗上的墨綠色。

　　而郭登翠所負責的吹塑，則是把加熱後滾燙的塑料，加工成嗚嗚祖拉的外形。

　　坐在南非世界杯球賽看台上吹響嗚嗚祖拉的人，想必很難體會郭登翠的艱辛。工作間的空氣彌漫著塑料加熱的刺鼻味道，她始終站在那台小小的注塑機前麵，不斷地踩下踏板、再鬆開。她的手一次次地從混料機中取下一段段橡膠管一樣軟軟的塑料，捏住兩端、拉長，然後慢慢放入模具中。

　　等到充氣結束，原先的“橡膠管”已經按照模具的樣子，像氣球一樣膨脹成喇叭的形狀。她又要拿著這些依舊滾燙的喇叭，放在工作台上，等待它們變涼、變硬。郭登翠戴著雙層的毛線手套，其中一隻已經破掉了兩隻手指，塑料的熱氣透過毛線的縫隙鑽了進去，在她的大拇指上留下了一個個棕色的水泡疤痕。

　　這個來自雲南的外地女人在廠房裏總是麵無表情，也很少和周圍的人說話。她隻是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這些動作，並把那些半成品丟入旁邊的編織袋裏。如果有記者前來采訪，她偶而會吐幾個字作為回答，但大多數時候隻是長久的沉默。

　　每做出一個塑料的半成品，郭登翠能掙1角錢。一個月下來，她的收入有2000元。原本，加上丈夫的收入，兩個人一個月還能存下來一兩千。夫妻倆帶著女兒在這個江南的村子裏定居了下來，很快，他們又生下了一個兒子。

　　但這種令人滿意的生活在去年畫下了一個休止符。一向身體不錯的丈夫突然因為腰病倒下了，這個沒讀過什麽書的妻子講不出丈夫的病症，隻知道他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沒有辦法工作，去醫院檢查、治療又花光了家裏大部分的積蓄。

　　於是，在丈夫這兩天恢複工作之前，家裏每個月隻有她一個人的收入，卻要維係四個人的生活，還要幫丈夫支付幾百元的藥費，這幾乎讓這個家庭捉襟見肘了。

　　跟郭登翠做同一個工種的幾乎都是她的同鄉。鄔奕君的弟弟私下透露說，這個工作其實非常危險，常常有工人被緊緊密合的模具夾斷了手指，如果是外地打工者，還能賠些醫藥費；如果是本地人，那根本賠都賠不起。

　　但這些都沒有嚇退郭登翠。她自己從來沒想過要放棄這份工作。她甚至覺得，這份工作“比起以前在家裏種地來說要好多了”，“至少，現在我不用曬太陽了”。

　　打開話匣子以後，她也會多說幾句。在廠房轟鳴的噪音中，郭登翠湊近記者的耳朵大聲喊道：“其實我也沒有辦法。畢竟老公身體不好，我要養這個家。”

　　說這話的時候，是下午6點，這個母親、妻子在回家伺候兒女吃過晚飯後，又準時站在了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麵無表情地重複著那些機械的動作。世界杯在十幾天以後就會結束，但她並不知道自己的辛勞會持續到什麽時候。

　　“世界杯什麽都是中國造的，隻有球隊不是”

　　與此同時，郭登翠的女工友們也回到了另一處廠房裏，開始繼續自己的工作。

　　這個廠房位於幾十米外的鄔奕君的家裏。江夏娟和她的同伴們坐在房間的門口，沒有噪音，也沒有刺鼻的味道。她們中的一部分人負責把這些半成品“瓶口”和“瓶底”割掉，讓它們有了喇叭的樣子；另一些人則是負責把所有的角落修整光滑，並為它們做好包裝，放入紙箱當中。

　　江夏娟剛剛在自己的家裏吃完了晚飯。她的家就在鄔奕君院子的隔壁，為此，她總開玩笑說，每天的工作就好像去鄰居家聊天一樣。她右手握著一把小刀，沿著喇叭的頂部、底部和兩側來回滑動，把尖銳的倒刺都削下去。為了防止小刀把手磨出水泡，她的右手戴著厚厚的毛線手套，而在不同顏色塑料碎屑的沾染下，這隻手套已經看不出它本來的顏色了。

　　鄔金燕負責的是割掉“瓶底”，她自己形容的則是“割屁股”。她幾秒鍾就可以處理一個喇叭，一天下來能割2000多個，並為她帶來一個月近2000元的收入。這讓這個“老板的小姨子”自豪不已：“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這個的！”

　　在夏天的江南，鄔金燕的手上也帶著厚厚的手套，因為害怕鋒利的小刀割傷了自己。這些女工並沒有真的受傷的經驗，曾經有人一個不小心，在手套上劃破一個黃豆大小的洞，大家就連忙大驚小怪一番：“真要劃到手上，那還得了啊？”說完又嘻嘻哈哈地笑起來。

　　因為訂單增加而造成的加班趕工，這些風靡世界的嗚嗚祖拉，以及如火如荼的世界杯比賽，的確在影響著她們的生活。盡管，這種影響與足球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在這個江南的縣城裏，世界杯並沒有展現出它一貫的魅力。即使在最繁華的商業區，也看不到有關世界杯的任何海報，晚上，這裏的酒吧也沒有增加與世界杯的任何節目。

　　“足球有什麽好看啊，中國隊踢得太差了。”江夏娟的兒子坐在飯桌前懶洋洋地抹了抹嘴，“我還不如去睡大覺呢。”

　　但對於那些女工而言，嗚嗚祖拉似乎給他們的生活打開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戶。在鄔金燕看來，如果沒有這些喇叭，她和她的同伴們可能根本不會想到去看世界杯。因為“這地方鄉下一樣的，哪裏會看這個”。

　　而現在不一樣了，盡管她們看不懂比賽，但有人卻在賽場上發現了其它新鮮的東西。在南非隊比賽中，鄔金燕第一次看到了黑人的模樣。她坐在廠房裏向同伴們描述自己的新發現：“我們一直說南非世界杯，沒想到南非人那麽黑哦，連頭皮都是黑的！就像……”

　　她四處看了看，最後找到了一個穿黑衣服的人：“就像她的衣服那麽黑！”“不會吧？”幾個女工討論了一會，一起嘻嘻哈哈地大笑起來。

　　除了足球，其他關於外麵世界的資訊也在湧入這間小小的廠房。有人向一位北京來的記者打聽，去北京看看天安門需要多少錢、多長時間；還有人想去看看世博會，尤其是那個“像刺蝟一樣”的英國館。

　　絡繹不絕的來訪者給他們帶來了很多新鮮的消息。現在，這些女工中的很多人都能講出幾句點評世界杯的話語，比如“中國在世界杯沒有缺席”，或者“世界杯什麽都是中國造的，隻有球隊不是”。

　　“說明我們中國人腦子還可以哦。”鄔金燕笑嗬嗬地提高了嗓門，“我們不會輸給他們外國的！”

　　她們並不知道，在這次的世界杯上，除了嗚嗚祖拉，“中國製造”幾乎涵蓋了賽場的每一個角落，包括座椅、服裝，以及那隻被命名為“普天同慶”的足球。

　　甚至，為了對抗她們做的嗚嗚祖拉的噪音，就在幾十公裏外的浙江省東陽，已經有30萬個耳塞被空運去了南非。

　　在足球場邊同時還出現了中國企業的廣告標牌，而中國企業也第一次成為了世界杯的官方合作夥伴。

　　“中國是世界杯上的第三十三強。”有個球迷這樣調侃道。

　　發生在世界杯賽場上的故事與他們根本扯不上關係

　　不過，作為這“第三十三強”的一份子，鄔奕君覺得自己算不上什麽贏家。

　　世界杯開幕前銷售的100萬個嗚嗚祖拉，並沒有讓鄔奕君賺到什麽錢。每隻喇叭的價格隻有兩元錢多一點，而利潤隻有一角錢，“基本上隻是走走量”。而當這些塑料喇叭漂洋過海到達南非後，就立刻身價倍增，最高可以賣到60南非蘭特，相當於人民幣的54元。

　　鄔奕君認為，這是國內的工廠相互競爭惡意壓價造成的，因為“這個東西沒有什麽門檻，誰都可以做”。他聲稱，自己以後每設計一款產品都要拿去申請專利，不過，目前看來，最迅速的變化是他已經悄悄地漲了價，把每支喇叭的價格定到了3元錢。

　　意外獲得的這個機會，讓這個年輕老板的心思開始活泛起來。他不拒絕任何媒體的采訪，並且在私底下聯係了廣告公司，希望幫助他製作一個網站，借助人們對嗚嗚祖拉的關注，讓工廠“好好發展一下”。

　　相比之下，吉盈塑料製品廠的女工人，似乎並不像他們的老板那樣，有什麽明確的願望。

　　對她們來說，不斷湧入的訂單，隻是意味著以分或者角計算的工資又會上漲不少。

　　江夏娟覺得，自己每天去鄰居家和同伴們聊聊天，幹幹活，一小時居然有6元錢的工資，自己的生活簡直沒有什麽再需要改進的了。

　　郭登翠本來是有願望的。在丈夫生病之前，她曾經計劃著，存夠了錢，先把家裏住的房子翻新一下。這間屋子隻有一扇小小的窗戶，地麵總透著陰冷的濕氣，屋頂襯著一塊防雨布用來阻擋漏雨，而已經變成灰色的牆麵也被小孩子劃滿了無法分辨的字跡。

　　但現在，隨著丈夫身體的垮掉，這些願望也一起垮掉了。“家裏根本存不下錢，以後還要養兩個小孩……”她低下頭，不願再講下去。

　　她們日夜趕工做出的嗚嗚祖拉，如今正改變著世界杯的賽場。6月25日這天晚上，有一個著名的球星宣稱，他因為嗚嗚祖拉的噪音而沒有聽到邊裁的越位哨；而現場的解說員也為了對抗喇叭的聲音而變得聲嘶力竭。

　　盡管很多人討厭這種刺耳的聲音，但這並不妨礙它的熱銷。嗚嗚祖拉的“嗡嗡”聲回蕩在越來越多的地方，並且絲毫沒有停歇下來的跡象。

　　但在千裏之外，中國浙江腹地的這個小小村莊裏，製造嗚嗚祖拉的人們各懷心事。發生在世界杯賽場上的故事與他們根本扯不上關係。

　　江夏娟已經下班回家匆匆躺下睡覺了，她“根本沒工夫看電視”。郭登翠今天被排在了晚班，她正在節能燈慘白的光線下，一邊重複著機械的勞動，一邊對抗著自己的困意。而鄔奕君還在忙著談生意，即使是他最愛的西班牙隊的比賽，也隻能拋在腦後了。

　　他們的世界裏飄蕩著關於生計的故事，而那些嗚嗚祖啦的“嗡嗡”聲，雖然吵翻了全世界，卻很難飄進他們的生活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