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的兒子為何自殺

　　最使劉允斌感到難過的是，過去一些受過他幫助的老工人、老同事，看到他就把頭扭到一邊；一些平時相處得很好、經常來串門的人，現在充當起打手來了。個別的人揪住他的頭發，要他做“噴氣式”，往死裏整他，要他揭發劉少奇。

　　

　　

　　1949年8月，劉少奇在莫斯科同劉允斌、劉愛琴及朱德的女兒朱敏合影

　　《檔案春秋》雜誌

　　

　　初識劉允斌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和劉少奇長子劉允斌同在北京西南郊的“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這個研究所是我國最早的核科研機構。

　　劉允斌是1957年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比我早一年多，開始時不認識，但工作時間一長，又在同一大樓，交往的機會也多起來了。

　　我第一次見到劉允斌是很偶然的。

　　那天，我和幾個同事從草坪旁邊的小路走過，有人忽然輕聲跟我說：“喏，那就是劉少奇的兒子。”我順著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見一位男同誌和一位戴眼鏡的矮個子女同誌在另一條小路邊談論什麽。那位男同誌就是劉允賦，他和劉少奇長得很像，寬闊的前額，高高的鼻子，所不同的隻是多了一副眼鏡，個子略矮一些，衣著相當樸素，而且顯得有些陳舊。他煙癮很大，一支接著一支地抽。他靜靜地傾聽那女同誌的講話，直到她把話講完，才發表自己的意見。劉允斌那時是核化學研究室的室主任，估計那位女同誌是他室裏的一位科技人員，有事情找他，“狹路”相逢，就把他攔住了。後來聽他同一研究室的人講，這是劉允斌的一貫作風：當有人和他研究問題時，從不把別人的話打斷，總是仔細地聽著，對方把話講完，才發表自己的意見、想法。所以他在室裏聲望很高、人人稱讚。

　　劉允斌從蘇聯初回北京時，劉少奇在門口迎接，看到兒子，第一句話就是：“允斌，你回來了!”這是一句含義豐富的讚美詞，兒子相當爭氣，做父親的怎會不感到高興呢!

　　劉允斌是1939年14歲時從延安出發到蘇聯去的，18年以後32歲時才正式回到祖國，所以他對北京很陌生。他在北京全城轉了一圈，走馬觀花地遊覽了一下名勝古跡，感到沒有多少興致。他是拋妻別子回來工作的，他在蘇聯時就立誌要把所學的知識——祖國急需的核化學知識貢獻給新中國的原子能事業。於是他對父親講：“我希望馬上工作。”

　　劉少奇考慮到他所學的專業，寫了一封親筆信，讓他到最需要用人的二機部去報到。二機部的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機械工業部”，相當於美國的“原子能委員會”，全國所有核事業單位和人事調配全由它統一管理。

　　劉允斌來研究所時才三十歲出頭，正是“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時候，不僅年紀輕、心態也年輕，很快就和室內年輕大學生打成一片，工作時他帶頭攻關，處處走在前麵，休息時，他不是找這個下圍棋，就是找那個打乒乓球。聯歡會上，他也非常活躍，一首普希金《紀念碑》的詩歌朗誦和俄語歌曲《三套車》、《伏爾加船夫曲》很受大家歡迎。他跳的“華爾茲”也很優雅。很快，室裏的年輕人就喜歡上了這位初來乍到的核專家。

　　可是過了不久，劉允斌的身影就從年輕人中消失了。早上他匆匆趕到食堂，片刻後又鑽進了試驗室。中午食堂快關門了，他才急急忙忙地買了一盒飯，連晚飯都在內了。晚上也是最後一個離開試驗室，有時就和衣躺一下，又起來繼續工作。原來，當時核燃料——原子彈炸藥正處在試驗階段，他要在最短時間內拿出報告。

　　劉允斌作為核化學研究室的一室之長、核化學專家，擔子是很重的，他也經常組織大家輪流講課，講核放射化學、核輻射防護等。我國的核科學技術能夠在這麽短時間內迅速發展，在這麽短時間內研製成功原子彈、氫彈，和這套以老帶新的學習方法是分不開的。

　　苦難的童年

　　別人總以為劉允斌出身高官門第，是國家主席的兒子，他一定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其實不然，劉允斌童年的經曆可用“曆經坎坷”四個字來加以概括。

　　劉允斌的生母何葆貞1923年與劉少奇在安源結婚，1925年生下了劉允斌，不久劉少奇就奉命南下工作。因環境險惡，四海為家，劉少奇覺得帶著兒子很不方便，而且十分危險，想把兒子寄養在一礦工家裏。這時正巧劉允斌的六伯劉雲庭來到安源，他認為孩子畢竟是劉家的後代，與其送人不如由他帶回寧鄉炭子衝老家。

　　第二年何葆貞單獨到寧鄉炭子衝看望不滿二歲的劉允斌，這次見麵，母子就成永別。後來何葆貞就在獄中犧牲了。劉少奇則在十多年以後才見到兒子。

　　劉雲庭把劉允斌帶回炭子衝以後，將他寄養在大哥家中。劉家家境不好，對劉允斌的到來他們並不歡迎，因為又多了一張吃飯的嘴巴，同時他們害怕受劉少奇的牽連被抓去殺頭。除六伯之外，其他幾個伯父也避而遠之。懂事的劉允斌隻好逆來順受。

　　五歲的時候，劉允斌就失去了童年的歡樂。天剛有些發白，他就拿起牛鞭、背著籮筐、帶著鐮刀，一個人上山放牛，一邊照顧比他高出一個半頭的大水牛，一邊割草，晚上背回來喂羊。中午也不能回家，坐在石墩上取出懷裏帶的山芋，就著幾口山泉水，就算是中飯了。下午不到天黑不敢把牛趕回家，早了會挨罵。到家也沒人問一聲累不累，餓不餓，他隻好自己摸黑來到灶間，盛碗稀飯什麽的，有時連這個也吃不上，就餓著肚子躺到亂草堆上過夜。他在這個家裏成了個多餘的人。

　　到了七、八歲，家裏把他當成了長工，除了放牛割草，還要背犁種地。因為人小，一不小心，手腳常常劃破。有次被野狗追著撕咬，鮮血直流，他的哭聲驚動了附近幹活的人，他們打跑了野狗，把他背回家，後來傷口化膿，他依舊天天外出，放牛割草。

　　劉允斌長到九歲，在外幹活的六伯回來了，不知他通過什麽門路居然把劉允斌送進了學校。

　　1938年，六伯給劉允斌帶來了一個好消息，父親要接他去延安，連路費都寄來了。

　　這年7月，在六伯的護送下，劉允斌到達延安，父子終於相見。

　　蘇聯成了他的第二故鄉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共把一批烈士遺孤和高幹子女送到蘇聯去學習。

　　1939年，周恩來去中央黨校講課，從馬上摔下來，右臂骨折，中央讓他去蘇聯就醫，就由他帶領一批高幹子女乘蔣介石的私人飛機，從延安出發，經蘭州、過迪北(今烏魯木齊市)前往蘇聯，劉允斌就是這批學員中的一員。

　　劉允斌最初被送入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後來又搬到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與數百名各國兒童生活在一起，他們同樣都是各國共產黨或工人黨領導人的子女。各國領導人經常到兒童院來看望這些兒童。劉少奇、周恩來等去蘇聯的時候也去看望他們。

　　劉允斌是在苦水裏長大的，一到蘇聯，學習就很用功，俄文的字母很拗口，他每天一早第一個起床跑到外麵去練習發音，免得驚醒其他同學。新學年開始時，他被編入十年製學校的六年級學習，整整跳了一級。

　　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對蘇聯不宣而戰，德軍裝甲車長驅直入，在攻打明斯克市時，德軍抓走了20多名正在這裏度假的孩子，其中就有朱德的女兒朱敏。兒童院大為震驚，動員大家參軍，不少西歐國家來的大孩子穿上了軍裝，開赴前線。劉允斌也要求上前線打仗，但沒有批準。他就變著法兒要求獻血，可是蘇聯規定，不準在國際

　　兒童院采集血漿，劉允斌硬磨軟纏，最後獻了血。

　　德寇入侵，把蘇聯拖入戰爭的深淵，國內供應嚴重短缺，兒童院的孩子也被動員去揀廢鐵，女孩子則參加縫紉組做手套、縫軍衣、鬥篷。劉允斌和毛岸英等還去軍工廠參加勞動，製造槍支彈藥。戰爭時期，兒童院的供應受到很大影響。冬天室外溫度零下30℃，室內沒有暖氣，隻能敲冰洗臉，還經常挨餓，人人麵黃肌瘦，沒有血色。劉允斌比父親矮了半個頭，就因為在戰爭歲月中經常餓肚子，影響了生長發育。

　　1942年11月19日，蘇聯進行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德軍節節敗退。到1943年11月，希特勒的軍隊全部撤出蘇聯。但是衛國戰爭勝利對國際兒童院並未帶來半點好處，反而每況愈下。因為這一年共產國際解散了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兒童院成了無娘的孩子。新來的院長隻是象征性的，根本不管學生能否吃飽，忍饑受餓是經常的事。

　　本來毛岸英是300多名兒童委員會的主席，毛岸英走後，兒童院更亂。後來成立了自己的黨組織，用組織名義與院長打交道。幸虧兒童院中有幾個好心的老師，介紹他們加入了蘇聯籍。劉允斌就利用蘇聯籍的身份，給出版社抄稿件，增加些收入，改善生活。

　　1945年夏天，劉允斌高中畢業了，這時蘇聯紅軍已經攻入德國境內，蘇聯國內恢複了和平生活，各大學相繼複課。劉允斌進入莫斯科鋼鐵學院學習。由於學習勤奮，他各課成績在班上均名列前茅，使蘇聯教師驚歎不已。

　　然而劉允斌對自己所學專業並不滿意。1945年8月美國在日本投擲了原子彈以後，不可一世的日本軍國主義乖乖地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一下大大刺激了蘇聯。在德國投降以後，蘇聯千方百計搜羅參加過德國原子彈研製的專家、圖紙、儀器設備，搶先弄回國內，開始了自己的原子彈研究工作，並在莫斯科大學開設了原子能專業，這是一個十分秘密的專業，非蘇聯人不能進入這個專業。

　　劉允斌知道原子能對自己國家前途的重大意義，可又進不了這個專業學習，他隻好退而求其次。他在莫斯科鋼鐵學院學習了一年之後，決定離開這所大學，重新報考莫斯科大學化學係，因為化學係有一個核放射化學專業，它直接與原子能有關，將來也可為原子能事業服務。真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劉允斌如願以償地進入了這個專業學習。

　　1947年，中國在蘇聯的留學生成立了一個中國同鄉會。由於劉允斌學習成績好，工作積極，任勞任怨，肯為大家服務，更重要的是他有相當強的組織才能，因此威信很高，被選為同鄉會會長。

　　他接任以後，就組織留學生們學習國內時事。由於大家長期身處國外，中文水平很低，他就把國內寄來的學習資料翻譯成俄文，每逢節假日就把大家組織起來學習，開聯歡會、座談會，唱歌跳舞，交流學習心得，把大家緊密地團結在一起。

　　跨國婚姻的悲劇

　　劉允斌第一次婚姻是跨國聯姻，盡管他們夫妻感情和瑟，並養育了一對可愛的子女。但由於當時政治因素的影響，他們不得不分居在自己的祖國。

　　劉允斌的妻子瑪拉是他在莫斯科大學化學係的同學，也是一個好學上進的姑娘，她父親是個紅軍老戰士，母親是教師，她是家中的獨養女兒，家道堪稱小康。

　　劉允斌對這場跨國婚姻並不是盲目的。考慮到他和瑪拉結合將會帶來一係列問題：將來自己是要回國的，瑪拉能跟自己回去嗎?她父母會不會拖她的後腿，還有瑪拉在中國生活會習慣嗎?……

　　他決定趁暑假帶瑪拉回國一趟，讓她體驗一下中國的生活，他把這個意見寫信告訴父親，父親很快來了回信，對瑪拉來中國表示歡迎。就這樣，1950年劉允斌在離開祖國11個年頭以後，第一次帶著瑪拉踏上回國探親之路。

　　劉少奇和王光美見到了久別的兒子和未來的媳婦感到很高興，破例舉行家宴招待他們。席上劉少奇語重心長地向劉允斌提出：你將來學成之後是要回國來的，不是家中需要你，而是祖國需要你。並說，瑪拉初到中國，會感到不適應，你從現在起就應該在各方麵幫助她適應。

　　於是劉允斌就帶瑪拉買了褲子，換下裙子，陪她一起逛街，吃中餐。這一切都容易學、容易改變。最大的難題是語言障礙，瑪拉成天聽著漢語，猶如墜人雲裏霧裏，還有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的差異，一個土生土長的蘇聯姑娘，要適應中國的生活，談何容易。

　　1952年，劉允斌以優異的成績從莫斯科大學化學係畢業，不久就和瑪拉結婚了，婚後生活十分美滿幸福，雙方都繼續學習，劉允斌考上了莫斯科大學核放射化學專業的研究生。

　　這年，劉少奇第二次率領中共代表團前往蘇聯參加蘇共十九大，劉少奇告訴劉允斌：中國科學院已經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所謂“近代物理”，就是原子核物理，這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才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的前沿尖端科學。劉少奇說：機構是有了，就是缺少人才。言外之意要他學成趕快回國服務。

　　第二年，劉允斌夫婦養了一個女兒，取名索尼婭，再過兩年又養了一個兒子，叫做阿廖沙，他們小家庭和和愛愛，生活十分美滿。劉允斌不抽煙、不喝酒，體貼妻子、喜歡小孩、搶著幹家務，這在俄羅斯男子中是絕無僅有的，蘇聯女同學都對他們羨慕不已，希望將來也能找到一個像劉允斌這樣的愛人。

　　1955年劉允斌畢業，獲副博士學位，到莫斯科大學化學研究所工作，擔任高級研究員。瑪拉也取得莫斯科大學候補博士的學位，並且擔任了一個教研室的主任，兩人收入相當可觀，生活十分富裕。

　　這時劉允斌接到父親的來信。說祖國很需要留學生回來服務，劉允斌一直想回來報效祖國，但這時他不能不想到愛人和孩子，這是一個多麽溫馨的小家庭啊!劉允斌試探性地問過瑪拉，願不願意到中國去?瑪拉搖搖頭，“現在我們情況不同了，我們有了孩子，有了穩定而稱心的工作，如果到了中國，年邁的父母誰來照顧，誰能幫助我們照顧孩子、教育孩子，我在人地兩生的中國，能夠生活得下來嗎?”

　　瑪拉想盡一切辦法動員親戚、同事、朋友來做劉允斌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以家庭為重、留在蘇聯。蘇聯的政府高級官員也很欣賞劉允斌的學識和才能，主動出麵勸說劉允斌留下來。一位官員甚至把劉允斌和瑪拉請到家中作客，席間真情地勸說：“留下來吧!克林姆(劉允斌的昵稱)你雖然是中國血統，我們也很理解你的愛國熱情，但你畢竟是我們蘇聯培養起來的，你是在這裏長大的，你在這裏有你的同學、同事、老師、朋友，還有你美麗的妻子、活潑可愛的孩子，難道你真的要舍棄這一切而去嗎?我知道你還有一點擔心，那就是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不是那麽融洽了，但那隻是些理論之爭，絲毫也不影響你在這裏搞科學研究。”

　　那位官員真的動了感情，眼睛都潤濕了。

　　劉允斌沉默了一會，才緩緩地說道：

　　“我始終把蘇聯當成我的第二故鄉，我在中國隻生活了14年，而在這裏卻生活了18個年頭，相比之下，我對這 裏比對我的祖國還要熟悉得多。我也非常喜歡這座美麗的城市，但是我不能不回去，因為貧窮的祖國更需要我，就好像一個大病初愈的母親更需要兒子強健的臂膀扶持一樣，我的感情相信你一定能夠理解。”

　　那位領導人默然了。

　　瑪拉徹底失望了，也明白了：任何力量也留不住丈夫的心。她萬般無奈地對丈夫說：

　　“克林姆，你回去吧!但以後你會後悔的。”

　　1957年10月劉允斌回到了祖國。之後出差連探親回過蘇聯幾次，每次回去，兩個孩子圍繞膝前，左一個爸爸，右一個爸爸，使劉允斌感到無比辛酸。他拚命幫家裏幹活，好像要把今後的家務全部幹完似的。瑪拉知道：劉允斌所以如此，因為他內心實在太痛苦了，想借此減輕一些痛苦。

　　劉允斌和瑪拉一直保持通訊聯係，他一直爭取瑪拉來中國。無奈中蘇關係日益惡化，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劉允斌和瑪拉的關係也就難以維繼了。劉允斌給瑪拉母子在莫斯科買了一套房子，讓她們有一個安全的藏身之處。此後瑪拉和她的子女就一直在那套房子裏住著，劉允斌不時把自己的工資換成盧布寄給瑪拉，補充家中開銷。

　　1958年，瑪拉最後一次攜子女來到中國，回蘇聯後不久，這段婚姻也走到了盡頭。

　　1960年，劉少奇率領中國黨政代表赴蘇聯訪問。雖然在蘇聯的時間不長，劉少奇還是抽出時間把瑪拉的父母、瑪拉和他們的兩個孩子全部請到中國代表團下榻的列寧山蘇共中央別墅相見，依然把瑪拉的父母視為自己的親家，把瑪拉視為兒媳，把孫子孫女摟在懷裏。他對瑪拉說：“生活上有什麽困難時，可以通過中國駐蘇大使館尋求幫助。”他知道這樁婚姻的失敗，其責任不在兒子和兒媳身上。

　　核燃料研究工作

　　自從和瑪拉分手以後，劉允斌更把全部身心傾注在工作上，有時晚上也不回南區宿舍，在試驗室裏加班，累了就和衣躺一下，醒來再繼續工作，他用這種方法來解脫自己的痛苦。就在這段時間，他學會了抽煙。

　　研究所裏不少好心人很關心他的個人生活，組織上也為他著急，當時他才35歲，怎麽能一個人過日子呢?後來一位好姑娘走進了他原已枯萎的心田。她是研究所的科研人員，叫李妙秀，也是蘇聯回來的留學生，上海人。她有著南方人的溫柔、文靜、體貼，她能體諒劉允斌的苦衷，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她又挑起了全部家務，使劉允斌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當時劉允斌正著手研究核燃料問題。研製原子彈首先要有合格的核燃料，核燃料來源於鈾礦。但天然鈾中隻有含量占0.7％的鈾235可以利用，而占99％以上的鈾238是不能直接利用的。

　　但鈾238有一個特點：它在中子的轟擊下可以轉化為鈈239，鈈239扣是一種比鈾235更好、更高級的核燃料。如果用鈈239來製造原子彈，在相同的威力下，可以比鈾235做得更小、更輕。然而分離鈈239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當時任何國家都視此為頭等絕密材料。劉允斌所擔負的工作就是要想方設法把鈈239從反應堆燒過的廢燃料中分離出來。

　　這項工作與原子彈的研製成敗密切相關。研究室在劉允斌的帶領下，經過上千次的試驗分析終於在試驗室裏提取出鈈239。

　　1962年8月，關鍵的鈈分離工廠尚未設計，蘇聯就撤走全部專家，帶走全部資料。周恩來總理指示要“自己動手，從頭摸起”。中央決定在內蒙建立一座核燃料工廠，這就是後來人們常稱的包頭202廠。

　　202廠初具規模以後，二機部劉偉部長調劉允斌到包頭工作，原子能研究所的整個核燃料工藝室並入該廠，成為第二研究室，並把同位素分離課題組的全套人馬全部調去。

　　1963年初春，塞外邊關和江南就是不一樣，江南早春三月已是“雜樹生花，群鳥紛飛”的時候，包頭卻仍然處在天寒地凍之中，積雪毫無溶化的跡象，天上鵝毛大雪仍然漫天遍野地飛舞。202廠從表麵上看，不像座工廠，而像軍事機關，在一望無垠的荒原上，聳立著一幢幢高大的樓房。廠區道路泥濘，天晴刮風時，又飛沙走石。剛種下的小樹就像大蒜一樣東倒西歪，宿舍門口掛著厚棉毯，窗子有三重，雖有暖氣，但仍感到寒冷。門外豎立著一座座小冰山。原來天冷潑出去的水，不會流動，結果就漸積漸高，成了一座座透明的“小富士”山。工廠四周，警衛森嚴，離廠10華裏就是警戒線，離廠5華裏則任何外人不得靠近。四周方牆都架設有帶鉤的鐵線網和高壓電網，所以外人是絕對進不去的。

　　劉允斌一到工廠，就立即成立第三研究室，根據研究需要，設立物理化學、工藝試驗、理論計算、分析研究四個組。遺憾的是科研人員奇缺，劉允斌四處物色人才，從二機部係統的原子能研究所等單位要來一批科研人員，又從北大、清華等高校要來一批優秀畢業生，能調的就調，調不來的就借。李妙秀這時也來到包頭，在三室擔任分主任。當年二機部用人很嚴，對有海外關係、出身不好的人更是大忌。劉允斌大膽破格用人，把北大一位出身不好的優秀研究生從外地一小單位要了回來。有人向他提出意見：

　　“這個人出身不好”。他說：當年美國搞原子彈時許多科學家都不是美國人，是從納粹德國和匈牙利等國請來的，他們甚至在希特勒直接指揮下工作過。事後證明，“出身”不好的這位同誌工作非常出色。由於劉允斌獨特的用人方法，工作人員很快就配齊了，研究工作很快步入正軌。劉允斌更忙得不可開交，亂蓬蓬的頭發沒有時間去理；一雙磨破了的翻毛皮鞋也舍不得丟掉；一件藍上裝日夜不離身，誰能相信他就是當年在蘇聯擔任中國留學生會主席的那個風度翩翩的青年。

　　李妙秀生第一個孩子時，為了不影響劉允斌的工作，自己提出到上海娘家去生產。生第二個孩子時，劉允斌聽到母子平安的消息以後，拜托了護理人員就一溜煙跑出醫院，鑽進了實驗室。李妙秀自己也是幹這一行的，她知道劉允斌離不開實驗室，實驗室也離不開他，所以並未埋怨丈夫。劉允斌事後與人談及此事，深有感觸地稱讚妻子對自己的支持。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喜訊傳到202廠，劉允斌不禁淚如雨下，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十幾年來，自己從莫斯科鋼鐵學院轉學到莫斯科大學核化學係，並不惜拋妻別子回到祖國，不就是為了這一天嗎?

　　緊接著中央又作出決定，號召盡快研製氫彈……

　　劉允斌自殺之謎

　　“文革”風暴一來，劉允斌就首當其衝，成為革命的對象。因為他在廠裏是領導幹部、技術權威，又是蘇聯培養出來的“修”字號人物。

　　“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造反派，對他大聲叱喝：過去你 們高高在上，今天老老實實下來勞動。劉允斌不明白自己過去在實驗室裏搞科研工作為什麽不算勞動。但有一點他很清楚：勞動最光榮，勞動是第一需要。他下去勞動了。打掃衛生時，他不改認真負責的本色，對每個角落都不放過，都打掃得幹幹淨淨。挖陰溝時，別人偷著休息，他一個人弓著腰，揮汗如雨地把淤泥一勺一勺地掏得清清爽爽。

　　202廠是個保密單位，又地處邊陲，中央三令五申軍工廠不準串連，不準亂。當時劉少奇還在台上，一些心懷不軌的人還不敢明目張膽地批鬥劉允斌。但自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出台以後，劉少奇成了資產階級的“黑司令”。這樣一來，202廠就像炸開了鍋，造反派林立，鬧得雞犬不寧。劉允斌就成了替罪羊，各派無不以揪鬥劉允斌為榮，批鬥得愈狠，愈獨具匠心。誰就最最熱愛毛主席。這就苦了我們這位劉大哥，廠裏批鬥不夠，又給他掛上牌子，拉到離廠十多裏路的包頭市區去遊鬥。北京城裏二機部的造反派也聞風而動，連夜來廠搶人，把劉允斌揪到北京去批鬥。

　　最使劉允斌感到難過的是，過去一些受過他幫助的老工人、老同事，看到他就把頭扭到一邊；一些平時相處得很好、經常來串門的人，現在充當起打手來了。個別的人揪住他的頭發，要他做“噴氣式”，往死裏整他，要他揭發劉少奇。

　　劉允斌相信父親是光明磊落的。造反派要他喊打倒劉少奇，他不喊；要他斷絕與劉少奇的父子關係，他不為所動；要他揭發劉少奇的罪行，他也說不出。

　　在這些日子裏劉允斌和李妙秀夫妻倆過著孤立無援的日子，一些同情他們的好心人，也愛莫能助，唯一剩下的就是一對從山東來的，開始時幫他們做飯、後來幫他們領兩個小孩的王老伯伯和王老奶奶。造反派要他們檢舉揭發劉允斌，但他們心地善良，回答很幹脆：我們隻幫他們做飯帶小孩，其他事情一概不管。造反派見沒有油水可撈，就把他們趕出家門，封了房子。弄得兩位老人無家可歸，隻好投奔也在202廠工作的兒子家中。在艱苦的日子裏，他們仍然把劉允斌的兩個孩子帶在身邊。

　　1967年11月21日晚上九時許，劉允斌被批鬥了一整天之後，拖著疲乏不堪的身體、帶著滿身的傷痕，一步一拐地回到家裏。劉允斌草草地洗了一把臉，就和衣躺在床上，喃喃地說：我的一生沒有對不起人民、對不起黨的地方。唯一對不起感到內疚的就是同甘共苦了這麽多年，受盡委屈的妻子，希望李妙秀把兩個孩子拉扯大。

　　當晚劉允斌講了許多話，李妙秀以為他白天受了委屈，心中痛苦有感而發，並未引起注意。屋外的風雪越來越大了。李妙秀感到分外疲乏，就沉沉地睡著了。

　　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李妙秀在睡夢中驚醒，發現丈夫不在了，急忙衝出家門，四處尋找。一直找到東方發白，才在家屬區西北方向的路軌上找到了劉允斌的屍體。他橫臥在鐵軌上，半個頭顱已經碾碎……

　　就這樣，這位放棄國外優越生活，不遠萬裏回到祖國、成績斐然的核專家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年僅43歲。唯一留給妻子李妙秀的是他深夜離家前整齊擺放在寫字台上的手表和鋼筆。

　　劉允斌蘇聯的子女今何在?

　　劉允斌的女兒索尼婭愛好文學，從事文藝創作很有才華，是一位詩人，她早年移居美國，在美國成家立業，生活安逸幸福。

　　兒子阿廖沙沒有姐姐幸運，他小時就與父親分開，五歲的時候見過爺爺劉少奇一麵，後來由於中蘇交惡，更加上劉少奇被揪鬥，影響所及，阿廖沙就一直隱姓埋名，長達數十年之久，就連劉允斌被迫含冤自殺的消息，母親瑪拉對他也守口如瓶，一直到二十年之後他才知道。

　　阿廖沙在蘇聯上中學、大學直到參加工作，都沒有在各類表格中填寫劉少奇、劉允斌的名字。中蘇關係惡化，克格勃時刻監視著他們一家。母親瑪拉為了兒女的安全，帶他們到自己的老家去。上學以後，阿廖沙改跟母親的姓。阿廖沙事後回憶說：這樣做除了考慮到安全之外，我們也不想炫耀，讓人知道我們祖輩是偉大的人物。

　　在學校讀書時，阿廖沙非常刻苦自勵，因此門門功課的成績都很優秀，從莫斯科航空學院畢業以後被分配到“國家航天指揮中心”工作，從事蘇聯極端機密的國防尖端科學技術研究。

　　長期以來，阿廖沙一直想和北京親人取得聯係，回中國尋親，無奈中蘇兩國關係長期未能解凍，一直到1987年他才得到劉家的消息，從此他便產生回中國去看看的想法。1990年瑪拉因心髒病去世，他這種想法便更加強烈。

　　1998年，劉少奇誕辰100周年時，我國有關部門向阿廖沙發出邀請，請他回國參加紀念活動，可是阿廖沙在蘇聯國防尖端科研單位做了20多年的機密工作，按照規定：必須要等到退役三年之後才可以出國，而當時阿廖沙還未退役。因此這封邀請函被有關部門扣留了，阿廖沙知道後十分焦急和生氣，後來便以“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為由向有關方麵提出申訴，但一切努力均告失敗。不得已，阿廖沙選擇提前退役一途，希望中國之行能夠早日實現。

　　2003年4月，阿廖沙和妻子準備踏上尋根之路，他們到大使館辦理簽證，說自己是劉少奇的孫子，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十分驚訝，有的工作人員不知道劉少奇和劉允斌有這麽一個後代。工作人員把他們的護照拿進去核實了老半天才承認他的身份。

　　辦齊手續、獲準出國以後，阿廖沙和妻子終於來到了魂牽夢縈的北京，和奶奶王光美百感交集地見了麵，王光美也是心潮澎湃：想不到事隔四十多年以後見到這個在蘇聯的親人——劉允斌的兒子、自己的孫子，怎麽不讓她激動萬分呢?劉少奇和劉允斌父子泉下有知，也一定會為阿廖沙的歸來含笑九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