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玲圍剿電影天安門

“我相信從長遠看，曆史會沉澱下來，嚴肅的學者在世界上不可能絕種。但是，自從1995年拍了《天安門》之後，我一直受到共產黨和學生領袖的兩邊夾攻。有一次我在公路上開車，忽然看到路邊一個廣告牌，上麵寫著撒切爾夫人的話：‘不要在中間開車，否則你會被兩邊的車撞壞的。’我想，這正是我的處境：兩邊的車都衝著我撞過來。” 

     
    說這番話的記錄片《天安門》製作人卡瑪，陷入柴玲起訴的官司纏訟煩累之中，已經兩年多了。2009年4月15日，卡瑪所在的長弓紀錄片製作組因高昂的訴訟費用，麵臨可能破產的危機時，發出《紀念六四：兼論言論自由及其倡導者》呼籲書。5月29日，中國作家王力雄發出《神化天安門運動是我們的心魔——我為何在“天安門”製作人的呼籲書上簽名》，引起中文世界的注意。6月10日，筆者發表《柴玲起訴卡瑪，是不是“惡意訴訟”？》一文，對此案的惡劣性質進行剖析。
    
    通過和卡瑪同住在波士頓的郭羅基先生，筆者找到卡瑪，向她表達我的敬意和支持。此後，我便通過卡瑪的影像、文字和個人交談，了解這位遭到中國政府和某些學生領袖痛恨的導演，逐步認識她的身世、她的理念以及她對曆史誠實的精神境界。
    
    ◎ 她堅守人文價值和史家傳統
    
    假如可以重新選擇，卡瑪和她的合作者還會拍這樣一個令他們禍不單行的《天安門》嗎？筆者認為，人們的選擇取向基於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從這個角度看，卡瑪作為主要製片人的困境幾乎是命定的。盡管當初決定開拍此片時，卡瑪有種種顧慮，但一旦投入，她本人對人生體會的深度和廣度，對中國問題的獨特認識，就必然滲入其中。她對鏡頭的選擇反映了她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經驗。
    
    卡瑪的政治傾向是如此明顯。她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承認說：“至於到想要拍的時候，采取一種什麽方式拍，當時我覺得我唯一一點偏見就是我對這場運動是同情的。”在長達三個小時的記錄片中，善良的人們可以用心靈感覺到，鏡頭背後的製片人在和他們一起流淚哭泣。影片一開頭就有抗議者擋坦克的鏡頭，解說詞評論說：“這是人類的良知與勇氣，在向無情的國家機器挑戰。”影片最後以一位死難者母親的話作為結尾，卡瑪說：“我們當時覺得，在這樣的血腥鎮壓後，任何解說詞都顯得蒼白無力，甚至可以說，任何人都沒有說話的權利，除了那位母親丁子霖。”在此片中，卡瑪自始至終堅守和捍衛民主價值和人道立場。
    
    然而，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曆史學者，卡瑪不但要表明自己個人的立場，更要力求公正無偏地對六四事件進行全麵的觀察和詮釋。中國古代史家強調著史須“不隱惡不虛美”“秉筆直書”。西方曆史學家主張獨立和中性，他們不能做某一方的代言人和啦啦隊，而是要站在第三者的位置，以客觀真實為目標，發掘有關該事件的確切資料。無論個人感情如何偏向學生運動，卡瑪不敢背叛史家的優秀傳統。
    
     卡瑪多次引用羅伯特.休斯有關曆史人物的一段話，闡明他們製作《天安門》所遵循的原則：“人類追求經緯分明的善惡劃分的需要是根深蒂固的。然而，這種追求往往將曆史變成了說教，從而剝奪了曆史人物的人性，否定了他們既有卑微也有崇高、既有奮鬥也有失敗的曆程。因此，保持曆史色彩斑斕的原貌，防止曆史被僵硬陳腐的信條漂成蒼白，正是曆史家的責任。”
    
    拍片初期，卡瑪心裏沒有固定的劇本，也沒有先入為主的結論，她隻是非常同情學生運動一方。等到搜集了解到很多的資料，慎重地審查了各種信息資源，她就開始了痛苦的內心掙紮。她發現，抗議者追求的目標並不清楚，他們的組織結構也不夠民主，一些學生領袖缺乏妥協精神，有些人甚至動不動就把不同意見者視為“投降派”、“叛徒”。曾親眼目睹過中國文革中凸現的人性之惡，了解中國政治文化的卡瑪知道，在冠冕堂皇的正義大旗下有多少仇恨和不寬容。二十年前在天安門抗爭的人們，既有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壯舉，也有不太光彩的一麵。
    
    那麽，卡瑪是否還能在她的影片裏保持曆史的原貌呢？她沒法推卸這種曆史責任。這種堅持，是人類對於真實的永恒追求。人類需要認識自己，改善自己，製片人也就隻能滿懷對人性弱點的深切同情，毫不畏懼地直麵事件真相。正如《波士頓鳳凰報》評論所說：“這兩位製片人所選擇的紀念這場民主運動的方式，不是把它簡單化，而是把運動的複雜性表現到幾乎令人痛苦的地步。”
    
    用攝像機來講述這段痛苦的曆史，卡瑪為各種聲音提供一個公平麵世的機會。通過現場鏡頭和人物采訪，影片幾乎將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這段時間的每一天，都一一清晰地還原重現。此片被評論家認為囊括百萬人的陣容，縱橫中國七十年的革命史，卻毫不嘩眾取寵。其敘述語言簡潔樸實，分析冷靜理性並富有哲理，一切以事實本身來說話，重客觀而不做主觀結論。
    
    ◎ 繼承了家族的密碼和“原罪”
    
    卡瑪於1949年12月在北京出生，直到1971年才第一次離開中國。這位美國白人的女兒有著非常獨特的經曆，她在中國的語言文化中長大，作為“新中國”的同齡人，見證了毛澤東時期詭異而慘烈的政治運動。
    
    當卡瑪還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時，她開始意識到自己的現實困境，思考自己未來的命運。那時正是文革前夕，中國開展強調“階級鬥爭”的四清運動，還是初中生的卡瑪也感覺到了政治壓力。她讀了美國左派作家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的回憶錄《斯大林時代》，獲知革命中有很多屈死的冤魂。小小年紀的她便自問：“如果自己將來像斯特朗一樣，被兩個陣營都視為敵人，我還有沒有立足之地？我還有沒有勇氣活下去？”
    
    父親的遭遇，證明這位小姑娘的憂慮不是空穴來風。韓丁（William　Hinton)是一位記者，也是農業專家，曾於1945年隨美國戰情新聞辦事處到中國，後受聘於聯合國救濟總署，在中國貧窮的鄉村救助人民。這位美國人後來因認同中國革命遇到了麻煩。1953年，韓丁因不滿蘇聯專家在中國的專斷而回美國，遭到麥卡錫非美活動委員會的迫害，被傳訊聽證，上了黑名單，被吊銷護照，禁止離開美國長達十五年。吊詭的是，韓丁在他所支持的共產黨中國也曾被禁書。他的長篇著作《翻身》，因記載了土改運動中的過火行為和悲慘事件，遭到來自共產黨營壘的批判，被認為是一個“資產階級記者”。
    
    十八年後才在北京重見父親，這還不算卡瑪太大的不幸。在成長過程中，時常讓年少的卡瑪感到很尷尬的是，因為她的金發碧眼而被人罵作“美帝國主義”，還常在眾目睽睽之下被通知離開做政治報告的會場。卡瑪曾說想當勘探隊員，被人質問說，你是不是要把我們中國的寶探走？文革初期，紅衛兵吼叫著要她滾出學校。後來，公安局甚至將她備案為“特務嫌疑”。能夠接受她的，是同學中一些不同出身的離經叛道者，不論來自所謂的“紅五類”還是“黑五類”家庭，他們都反對“血統論”，認同遇羅克的《出身論》。
    
    自從卡瑪拍了《天安門》，柴玲及其支持者論理站不了上風，就追究卡瑪家族“親共”的曆史。在卡瑪的家人身上，筆者看到的是，天真而輕信的美國左派在風雲變幻的時代，如何陷入中國政治的煙雲迷霧之中。然而，無論對其家人的評價如何，卡瑪應該為自己家人的言行負責嗎？柴玲等人采取株連的手段，想要達到因人廢言的目的，說明他們承襲的是共產黨“血統論”那一套。
    
    如果真要追溯卡瑪的血統，我們還可發現， 在她父係的英國祖先中，有一位是著名的廢奴主義者。還有一位曾祖姨母是寫作《牛虻》的女作家麗蓮—伏尼契，她嫁給了一位反對沙皇的波蘭伯爵。卡瑪母親的一方是芬蘭移民，卡瑪性格中的忠實、純樸又豪爽的因子可能來自北歐民族的這種風格。
    
    繼承了一代又一代家族的密碼，卡瑪怎樣才能做一個自己？經曆過東西方的社會變遷，認識了世界和人生的複雜性，卡瑪給自己的定位是：一個漂泊的人，不聽從任何陣營、勢力和利益派別，不為任何一個陣營護短，隻聽從自己的良心，做一個誠實的人，絕不人雲亦雲。
    
    ◎ 因拍攝《天安門》而惹禍上身
    
    在哈佛讀博士學位，卡瑪選修的是“中國美術史”。她既熱愛美術也喜歡曆史，這個專業還和她熟悉而懷念的中國有關。但美術史並未和政治脫掉幹係，她的畢業論文研究的是《搜山圖》的源流，那些畫卷所描繪的諸多神祇搜山驅鬼的神話，分析起來涉及到中國的民間宗教和政治文化。
    
    對卡瑪來說，拍攝《天安門》這個記錄片有點偶然。在這之前，他們夫婦曾以人類學學者的眼光，拍攝過多部表現中國農村生活的記錄片，獲得二十多種國際性電影大獎。當初八九民運轟轟烈烈的時候，有人來找卡瑪拍片。卡瑪開始不敢拍，理由是拍記錄片太困難了，再加上孩子還小，博士論文尚未完成，家庭經濟也捉襟見肘。但是卡瑪的丈夫——攝影師高富貴經不起朋友熱情邀約，參與了拍片計劃，又極力說服卡瑪加入。不久，政治風向就突然變了，原來力主拍攝該記錄片的人退出了，卡瑪隻好和丈夫一起承擔起這個計劃。
    
    在專製的中國生活了二十一年，又在民主的美國生活了二十年，身上帶著東西方兩種文化，卡瑪一承擔，一出手，這部影片就有了不同凡響的視角和獨立立場。但她傾注六年的心血所攝製的記錄片，給自己帶來了擺不脫的麻煩。中國官方和某些異見人士都從不同的角度譴責她。用卡瑪自己的話來說：“我是風箱裏的耗子，兩頭受氣。”
    
    中國政府方麵不肯放過《天安門》。他們指責這個影片“歌頌暴徒，誤導觀眾，傷害了12億中國人民的感情”，對此片進行長期的圍追堵截。1995年紐約電影節因放映《天安門》，遭到中國當局的抗議，張藝謀被禁止前去參加首映式。其後，香港、悉尼、柏林和舊金山等電影節也受到種種壓力。漢城電影節因考慮到和中國的商業關係，最後把《天安門》從節目單上刪掉了。連以幫助獨立影人為宗旨的美國“太陽舞電影節”，在獲知中國政府的抗議後也不再邀請卡瑪了。此外，有西方基金會因為卡瑪拍過《天安門》，害怕得罪中共而不敢資助卡瑪，令卡瑪的事業舉步維艱。
    
    來自柴玲等學生領袖方麵的糾纏和報複，比起中國政府來也毫不遜色。他們對《天安門》的憤怒聲討，類似文革時期針對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的大批判運動。柴玲和她的支持者在拿不出證據的情況下，卻一口咬定卡瑪受中國政府指使。他們譴責卡瑪等人“恣意褻瀆汙蔑學生領袖和學生運動本身”，是“利用自己的知識和虛偽，使用自己的文字和影片殺人的人”，“是一群蒼蠅，是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疾病”，……。
    
    追究卡瑪的政治背景涉及到她的父親和姑母，甚至那位和卡瑪同名的老教育家奶奶。卡瑪的奶奶曾於1971年中美關係解凍之初，帶領美國學生前來中國旅遊訪問，也被人張冠李戴，說成是卡瑪率領外國“紅衛兵”串聯回京。當年那位被紅衛兵辱罵、被排除革命群眾之外的洋少女卡瑪，此時於眾口爍金中成了“鐵杆毛分子”和“特殊貴族”。柴玲的前夫封從德還以“八九天安門運動幸存者、參與者和支持者”的名義，起草了一封致卡瑪夫婦的公開信，毫無根據地指責影片《天安門》裏有“史實錯誤”。柴玲本人則以雄厚的金錢勢力雇請多位律師，氣勢洶洶地打一場欲致長弓公司於死地的惡意騷擾官司。
    
    ◎ 在革命之上還有一個人道主義
    
    當卡瑪還是五、六歲的小女孩時，有一次和北京的孩子們捉螞蚱玩。那時中國沒有愛護自然和動物的教育，孩子們抓住螞蚱的腿一根一根往下拽，不曾想到螞蚱也會有痛苦。一位在中國教書的英國女教師看到了，臉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她對孩子們說：“你們不能這樣殘忍，螞蚱也是生命啊！”對此，卡瑪至今記憶憂新。
    
    少年卡瑪和她的一批離經叛道的中國朋友們，在文革中看了很多如《新階級》、《日瓦戈醫生》一類流散到民間的內部書籍。《新階級》的作者德熱拉斯的一段話，對卡瑪來說如同醍醐灌頂:“與以前的革命相反，共產主義是以取消階級作為口號，但最後卻造就成一個掌握空前絕對權力的新階級，其他不過是欺騙和錯覺而已。”
    
    最令卡瑪終身難忘的是，雨果小說《九三年》中那位白軍領導人、貴族朗特納克侯爵最後的舉動。被圍困的侯爵本已成功出逃，但他在聽見三個小孩的母親淒厲的呼救聲後，毅然返回城堡，勇敢而鎮靜地救出那三個孩子。而侯爵的敵人——共和國軍領袖郭文因為釋放這位拯救孩子的侯爵，自願走上斷頭台。雨果說：“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
    
    深受文學藝術中人道主義精神影響的卡瑪，在她的記錄片生涯中遇上了一個血腥而殘忍的六四事件。她的立場毫不含糊：“政府開槍殺人都是有罪的，是絕不能原諒的。”但另一方麵，她的文革經曆、敏銳頭腦和思辨能力，使她對任何漂亮口號都持一種審視的態度。她看到了學生領袖們在八九運動中表現出來的種種弱點，雖然能夠理解並同情這些弱點，但她覺得不應該掩蓋和認同。
    
    這就是柴玲對卡瑪產生深仇大恨的起因。由於柴玲拒絕接受采訪，卡瑪隻能用當時的資料以及別人的采訪來表述她在運動中的所作所為。這樣，柴玲於5月28日接受美國記者金培力采訪中的言論被影片引用，其中就有“期待流血”這一缺乏人道精神的說法，引起了沸沸揚揚的爭議。
    
    這個記錄片讓我們看到，曆史事件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錯綜複雜的。那裏仿佛有一個個追問：那個血腥的事件何以是這樣而不是那樣地形成的？如果學生領袖們懂得妥協，事情是否會有另外的結局？如果像某些學生領袖所說，民主事業需要用鮮血來喚醒人民，那麽，中國進步的這個代價應該由誰來付?
    
    ◎ 給有誌者提供一本民主教科書
    
    不管《天安門》提出的問題如何令人驚心動魄，我們不能對它閉上眼睛，而必須誠實麵對。再正義的事業裏也包含著危險的種子，我們無權掩蓋。由於這段曆史還不夠久遠，雙方當事人因為自己的利益聲名，都隻調動對自己有利的輿論，書寫自己的光榮曆史，否認並壓製對自己不利的事實和觀點。這樣，力求誠實公正的製片人卡瑪，就成了雙方詛咒和仇恨的替罪羊。
    
    像筆者這樣因六四入獄、流亡的人，長期以來傾向於認為，學生運動雖然不成熟但依然偉大依然光彩奪目。我們不願意在清算中共的屠殺罪行之前，質疑學生陣營內部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真為中國民主事業的前途著想，就必須承認，我們需要一些像卡瑪這樣的獨立知識分子，超越政治派別，堅持原則追求真實，挖掘出民主運動自身的問題和弊病，給後來者提供經驗和教訓。從這個意義上說，卡瑪的影片是一本有益的民主教科書。
    
    首先，影片凸顯了反抗者自身理念的困境，例如，主張罷課的學生要組織糾察隊把教學樓封起來，不讓想要上課的同學去教室，剝奪別人選擇的權利。主張絕食的學生因無法在市高聯取得多數支持，就越過組織程序，直接以個人名義發動群眾絕食。未經選舉產生的“廣場總指揮”柴玲，也在接受美國記者的采訪中，講述了廣場上學運成員間的“權力鬥爭”。由此可見，反抗中共不民主，並不等於自己就成了民主的化身。
    
    卡瑪在影片的解說詞中表達了她深沉的思考：“當個人挺身反抗強權的時候，他仍舊背負著強權所施與他的教化與傷害。這些烙印並不會在振臂一呼中消失。”卡瑪揭示了人性的弱點在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她還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一位寫曆史小說的美國朋友所說的話，“人們常說﹕‘不懂曆史的人會受到重演曆史的懲罰。’那麽懂得曆史的人呢？他受到的懲罰就是當曆史正在重演時，他很明白展現在眼前的不是一出新戲。”
    
    其次，正視問題所在是改進未來的社會運動的前提。當時學生領袖們表現出來的諸多弱點，與他們的年齡和經曆有關，也與共產黨長期的教育有關，有些甚至是人性中普遍的矛盾。卡瑪一再強調這些弱點是可以理解的，是令人同情的。但二十年過去了，當年“天安門的孩子”如今已是為人父母的中年人，他們是否有所反省、有所長進？
    
    我們每一個從那場劫難中幸存的人，都應該為不幸的死難者承擔道義責任。例如王超華就曾痛哭說：“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那些曾經通過排斥異己而控製天安門廣場的人，他們今天承擔了多少責任？那些今天簽署公開信指控卡瑪的廣場領袖們，是否還有足夠的理性麵對自己的失誤，從而放棄偏袒柴玲的做法，忠誠於自由民主理念而不是追隨某一個人？
    
    美國當代最著名的社會學家之一Daniel Bell高度評價了《天安門》，他說：“它的價值不僅僅局限於中國，它所觸及到的是一切處於革命狀態的社會的本質及其艱苦的曆程。”這就是說，一切有誌於為社會尋找出路的人，為爭取更好的社會前景，都需要麵對天安門事件這個艱苦的曆程，需要以過去的知識、經驗和教訓來幫助自己定位。因此，描述真相的記錄片《天安門》，就成為一種彌足珍貴的曆史資源.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