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究竟代表什麽?

長城腳下的國族敘事

 ---朱大可

跟柏林牆和耶路撒冷哭牆截然不同，這座由秦始皇建造的、起於山海關並終於嘉峪關、長達5000公裏的“萬裏長城”，是一個集體營造的神話。它從未真正出現在中國曆史的場景裏。在經過冗長而詳實的考據之後，亞瑟·沃爾德隆在《長城：從曆史到神話》中宣稱，它不過是一些破碎、淩亂、彼此斷開、錯位、平行並列、在時間上疊加的軍事建築物的總稱而已。因為除了司馬遷在史記中的兩次敘述之外，人們得不到文獻學、考古調查和航空遙感技術的有力支持。

 

連續綿亙的長牆（如八達嶺長城）、獨立的烽火台（如新疆克孜爾尕哈唐代烽火台）、用矩形牆體包圍起來的城堡或關隘（如山海關和嘉峪關），這是一些不同形態的土壤與矽酸鹽混合物，各自獨立，並分別擁有自己的名稱，如“關”、“塞”、“方城”、“城塹”、“邊牆”（邊垣）、“界壕”、“塞垣”（塞圍）等等。這些名詞不是關於一個事物的多重命名，而是不同事物的天然分界。盡管如此，這些建築碎片還是被一條“地理想象線”戲劇性地銜接起來，組成一個完整的叫做“長城”的事物，猶如絲線穿起了散珠。

 

中國曆史學家堅持認為，烽火台或關隘（以下簡稱“烽台”）之間本來是有牆體連接的，隻是因為曆史久遠，牆體發生了坍塌和流失，而他們正是根據各個烽台之間的距離，計算出了長城的長度。一種極端的算法宣稱，各朝長城的總長度竟然多達5萬公裏（見“百度百科”）。但依據沃爾德隆的考證，大多數烽台都是獨立建築物，它們之間從未出現過彼此連接的牆體。這正是全部分歧的關鍵所在。對現存的許多古代烽台的考察可以證實這點，它們是永恒孤寂的建築物，需要被守望和與查看，卻無須冗長的牆體的拱衛。

 

秦代的長城，隻是北方各國邊塞的總稱而已。嬴政組織起了大數量的民工，試圖銜接它們，材料和工藝都很粗陋。但這項工程開工不久，就被貴族（項羽）和農民（陳涉）的叛亂所打斷，隨後就湮滅在時間的河流裏。能夠支撐現代人經驗的，隻是明代長城的遺跡而已。它跟秦始皇的政績毫無幹係。朱棣及其後裔重構了彼此孤立的烽台，用牆體把它們銜接起來，形成包括城牆、敵樓、關城、墩堡、營城、衛所、鎮城和烽火台等在內的防禦工事體係。

 

根據《明實錄世宗》中記載，時任宣府、大同和山西轄區的總督翁萬達，在1547年給嘉靖皇帝的奏折中透露，作為防線的長城由三個段落拚湊而成的，其總長不超過1000公裏，隻有曆史學家宣稱的2%。但正是這500年前的建築，建構了大牆的基本意象。它在廣袤的山巒上綿延不絕，猶如龍的化身，足以讓所有目擊者感到震撼。

 

明代城牆的存在，為向著秦代的曆史反推，提供了堅硬的根基，並成為牆體神話運動的依據。但耐人尋味的是，這神話並非起於中國本土，而是源於西方學者和傳教士的東方想象。北京的傳教士爬過八達嶺長城之後，開始大肆渲染它的存在，並在整個歐洲引發熱烈反響。

 

啟蒙運動領袖伏爾泰在《哲學詞典》中讚美說：埃及金字塔根長城相比，“隻不過是稚氣十足、毫無用處的石堆而已。”英國馬戛爾尼爵士則推斷說，“在（長城）修築的遙遠年代，中國……是一個非常智慧善良的民族，或者至少具有這樣為子孫後代考慮的遠見卓識。”20世紀初葉，也即載人航天器上天的半個世紀以前，就已有歐洲人言之鑿鑿地宣稱，可以從月球或火星上看到長城。而人們普遍接受了這種想象性推論，把它當作一個不容置疑的地理學事實。

 

隻有卡爾·馬克思把長城比喻為落後自閉的中國社會體係，一種“通向原始反動保守中心的門戶”。他甚至嘲笑說，歐洲革命者在逃亡到亞洲時，可能會在長城上讀到下列銘刻：民主、自由、平等、博愛！這真是對長城的一種尖銳諷刺：它的初始語義，從防止、關閉、鎮壓到暴政，都是這四種普世價值的死敵。

 

馬克思的批判立場，在中國內部得到熱烈響應。聞一多寫於1925年的長詩《長城下之哀歌》，稱其為“舊中華的墓碑”，而自己則是“墓中的一個孤魂”，明確指明長城就是民族象征，同時也是民族衰亡的重大標記。詩人還宣稱自己和長城都是“贅疣”，因而應當把長城一頭“撞倒”。這蓄意顛覆的激進態度，完全符合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的知識分子的邏輯。它要悲慟地勾勒長城的負麵鏡像。

 

盡管孫中山和毛澤東都曾經對長城給予高度評價，但長城造像的真正複興，完全取決於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左翼的中國電通影片公司拍攝抗戰電影《風雲兒女》，主題曲就是聶耳譜寫的《義勇軍進行曲》。編劇田漢在歌詞裏如此寫道: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長城再度被賦予抵抗者的崇高寓意。它不再是自我隔絕和封閉的象征，轉而成為正義抵抗的象征。這是建立在國際正義底線上的國族符號，並成為中國人展開民族抒情的母題。1949年9月成為“代國歌”後，長城神話借助跟新國家的語義關聯而獲得最終確立。它以民族抵抗和自我保護的象征，成為毛時代國族敘事的修辭核心。

 

60年以來，北京成功地重塑了國族的偉大象征，它被稱之為“民族脊梁”，有時則被形容為一條橫臥在中國北部的“蒼龍”，就連攀登者都能成為“好漢”。這些轉喻拓展了城牆的意象和語義，令長城敘事變得更加宏大華麗。

 

八達嶺長城每年要接待數千萬遊客，乃是中國最大的旅遊景點。人們在上麵競相展開題寫運動，在每一塊磚石上銘刻自己的姓名，表達進入曆史的卑微渴望。沒有任何一塊位於體表的磚石能夠幸免於難。題寫，就是企圖超越時間，讓自身的姓名跟長城一起永存。正是基於這種粗陋的題寫，長城的公共神話獲得了延伸，跟每個遊客的私人夢想融為一體。

 

但這與其說是一種崇拜，不如說是一種解構，它最終消解了長城的至高無上性，令它成為可以任意闡釋的事物。而更深刻的解構則來自住在城牆腳下的民眾，他們熱衷於拆卸城磚，用以打造自己的臥室和豬圈。而地方官員對此無動於衷。他們對長城的膜拜，僅限於話語的層麵。但這完全符合長城作為神話話語的特征。

 

在高唱長城的民族價值的同時，孟薑女的哭泣聲還在淒厲地流傳。一個貴族之妻的眼淚，原本用以抨擊齊國的戰亂，卻被移植到秦始皇身上，成為指證其政治暴行的首席證人，而死難者的身份也從大臣變為民工。這是何其感人的民間傳說，向我們揭出秦帝國的黑暗性。這是從長城神話中派生出來的反麵神話。這控訴如同讚美一樣，堅硬地附著在長城的巨大幻象之上。

 

一方麵是民族的偉大象征，一方麵是帝國的陰鬱符號，長城神話的雙麵性已經昭然若揭。北方烽台曾經有過無數個營造者，但其中最著名的是秦始皇嬴政和明成祖朱棣，這兩個鐵血暴君，猶如一對跨越千年的孿生兄弟，他們聯袂出擊，將極權或專製文化基因植入牆體，令它的每一塊磚頭，都印刻著農民工的鮮血和苦難，比現今的山西黑磚窯更為黑暗和暴虐。而那些曆史教科書和景點導遊詞，卻一直企圖回避這個陰鬱的真相。經過60年的洗刷，長城的反麵神話幾乎蕩然無存。

 

民族主義神話的絕對性勝利，把長城敘事推向了曆史的最高潮。作為冷兵器防禦體係的主體，長城是農業時代的馬其諾防線，卻從未阻止過北方牧人的大規模南下，反而成為中國農夫閉關自守的心理屏障。這語義至今還在施展強大的功效，迫使它的信奉者保持受虐/受辱人格，堅守文化抵抗的心防。在融入“世界體係”的緩慢進程中，長城敘事是最後的精神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