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文明隻有禁止的年代

禁書、偷窺與自我啟蒙

 

我們這個時代的閱讀史，無非是偷窺禁書的曆史。這曆史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一直延續至今，形成中國式閱讀的獨特經驗。

 

1967年紅衛兵發起“掃四舊”行動，大批圖書以“毒草”的名義被查抄、查禁和焚燒，造成中國曆史上最嚴重的滅書事件，大批印刷物從文明的舞台上消失掉，化成廢紙或紙漿，或被焚燒為黑色的灰燼。殘剩的圖書，被拋擲於於圖書館的牆角，而漏網的私家藏書，則被藏匿於床底或箱籠，等待著某個曆史寬恕的時刻。直到1972年，這種嚴厲的打擊才有所鬆動。地下閱讀運動開始悄然興起，製造出集體窺書的嚴重事變。

 

這窺書必然是集體作案。唯有經過交換才能獲取資源，而交換就意味著勾結。一本書總是會形成漫長的交換鏈，所有位於鏈索上的窺書者都是違禁的罪人。一旦這種交換發展為聚眾討論和地下沙龍，便十分逼近“反革命集團”的特點了。這就是所謂“運動”的意義，它把那些渴望真理的人們拖入了偷窺的潮流。

 

窺書運動的對象，主要有三種來源：第一是文革前期查抄時的遺漏物，此刻被書主偷偷出借給朋友，形成地下傳閱鏈索，它們大多數是中外文學或學術名著，如莫泊桑、巴爾紮克、福樓拜、雪萊、拜倫、狄更斯、歌德、席勒、海涅、普希金、萊蒙托夫、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等的作品。

 

其二是各種大眾手抄本，多為“反特”題材，具有強烈的驚悚色彩，成為革命之餘的娛樂談資，如《一隻繡花鞋》、《梅花黨》和《綠色的屍體》；另一大類是愛情題材，其中既有文革期間的秘密作品，如張揚的《第二次握手》，也有抄自文革前的公開出版物，如無名氏（卜乃夫）的《塔裏的女人》等，當然也有情色小說《曼娜回憶錄》（又名《少女之心》）之流。後者竟然升格為青少年性啟蒙的粗陋教材。

 

其三是內部參考書，封麵隻有間陋的三種單色，分別俗稱“白皮書”、“黃皮書”和“灰皮書”。其中包括後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東歐讀物，如索爾仁尼琴《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和《古拉格群島》、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和《解凍》、艾特瑪托夫《白輪船》、特羅耶波爾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西蒙諾夫的《生者與死者》和《最後一個夏天》、邦達列夫的《熱的雪》和《岸》、柯切托夫的《葉爾紹夫兄弟》和《州委書記》等等。另一大類是戰後的歐美圖書（如《第三帝國的興亡》和薩特的《厭惡》、加繆的《局外人》以及塞林格的《麥田裏的守望者》等等。

 

上述三種圖書來源，也許可以部分滿足窺書癖的基本需求。但偷窺是一種巨大的風險，偷窺者必須承擔嚴重的政治後果。幹部出借“內部資料”屬嚴重違規，會受到嚴厲處分，而手抄本更是“專政機器”所要暴力鎮壓的事物。它們的書寫、偷窺、轉抄和傳閱，麵臨著嚴酷的刑罰。一名叫做張揚的手抄本作者，甚至差一點被槍決，因他而形成的“反革命集團”，規模巨大，約有數千人受到牽連。但專製主義無法阻止偷窺的秘密湧現。從下鄉知青到在校中學生，至少有5%的人群卷入了這一秘密造反事件。“我們”是推動這一“反動思潮”的積極分子。在恐懼和戰栗之中，“我們”提前實現了靈魂的覺醒。

 

偷窺和啟蒙之間的邏輯關聯，是文革研究的重要命題。如果沒有這種偷窺和自我啟蒙的預備期，1976年文革終結之後，就不可能迅速出現油印詩刊《今天》、星星畫展和“民主牆”，也無法邁入人道主義、啟蒙主義和先鋒主義並存的文化繁榮時代。窺書是一場心靈練習，為文革後的思想飛躍，提供了隱秘而堅實的支點。

 

“新時期”的閱讀狀態，基本終結了偷窺的曆史。幾乎所有人都在慶幸這場噩夢的終結，但曆史還是發生了出乎意料的回旋。1983年的“清汙運動”和1986年底的“反對自由化運動”，猶如文革的回光返照，製造出一大批全新的“毒草”。在這份冗長的黑名單裏，計有《晚霞消逝的時候》、《一個冬天的童話》、《飛天》、《女賊》、《在社會的檔案裏》、《離離原上草》、《假如我是真的》、《人啊人》、《苦戀》、《第二種忠誠》乃至全體“朦朧詩”。老資格的革命詩人艾青充當政治殺手，在《文匯報》上發表整版文章，高調聲討朦朧詩的美學“罪惡”。而閱讀這些黑名單上的作品，則演化為新一輪的“偷窺”。所幸的是，這偷窺不再具有生命危險，而僅僅是一種象征性犯罪而已。

 

與此同時，那些古典情色文學作品，如刪節本《金瓶梅》，也開始以“內部參考資料”的方式出版，仿佛是文革白皮書的曆史再現。但性禁忌已無法形成政治威懾。偷窺成為家常便飯。一種針對刪節部分的補全複印本，開始在知識分子中間流傳，猶如一道餐後甜點，裝飾著已經解凍的日常生活。

 

21世紀零年代以來，盡管禁書前赴後繼地湧現，但都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偷窺，因為每一次查禁，都是圖書價值的一種反證；它們因此被大規模盜版，但責罰卻僅限於出版者。偷窺者遭到“赦免”。禁書閱讀就此喪失了冒險和反叛的快感。在這個圖書繁雜而文化蕭條的時代，偷窺正在退化為一種柔軟的“眼保健操”。但這並不意味著閱讀禁忌的全麵消失，恰恰相反，新禁忌正在向互聯網領域轉移。利用代理服務器訪問禁區的網民，還要麵對各種深層的危險。但他們對資訊圍牆的勇敢翻越，就是文革窺書事件的曆史性再現。而這種互聯網偷窺運動的興起，注定要成為第二次思想啟蒙的先聲。

朱大可（原載《上海社科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