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會的紅頂子:東方之冠

“東方之冠”：一頂染紅的官帽

 ---朱大可

上海是一座典型的廟會型城市，多年以來，基於文化創造力的大幅萎縮，它隻能依賴各種集市活動來裝飾文化門麵，而這最終演化成了一種蠱惑人心的策略。就電影電視節而言，上海電影集團除了出售拍攝許可證、拆毀曆史遺產建築和倒騰房地產以外，幾乎無所作為；藝術節和雙年展，從未推出過任何屬於本城的大牌藝術家或全新的藝術流派；國際音樂獎被舞弊的醜聞所包圍；作協則日益散發出養老院的慈善氣息。但這種集市模式卻足以構築文化藝術的狂歡，令本城擁有文化繁榮的幻象。而一旦集市謝幕，筵散人去，本城文化的空無景象，會變得更加觸目驚心。

 

上海世博延續了本城的這種集市特征，並且把它引向一個激動人心的階段。世博會的臨時美學，跟上海的廟會主義發生了戲劇性的對接。它要把廟會城市所擁有的諸多特性——節慶性、臨時性、短暫性和零度原創特性，推進到史無前例的高度。

 

世博的所有建築都遵循了它的臨時性原則，唯一例外的是中國館，這個被命名為“東方之冠”的“永久性”鋼結構建築，采用鬥拱多重疊加的誇張形態，並以“中國紅”作為外觀基色。這兩種傳統視覺元素具有悠遠的曆史，加上鋼結構的工藝，足以表達文化永恒的信念，它坐落在黃浦江岸，跟舊殖民地（老外灘）和新威權主義建築（東外灘）遙相呼應，有望成為民族國家的全新象征。

 

但是，倒金字塔結構的囂張前衝的斜立麵，恰恰製造了針對個體（參觀者）的逼仄感、壓迫感和危機感。如果這就是國家威權的象征，那麽它已經違反了人性的原則，也即違反了公共空間的平等法則。它猶如龐大的華蓋，把一種壓迫性意誌，強加給了所有到訪的公民（遊客）。在我看來，這無非就是一頂被染紅的官帽，陳放在天壇式的祭台上，供全世界民眾朝拜，仿佛在高聲叫喊：瞧啊，這就是本朝的核心價值！

 

耐人尋味的要點還在於，正如金字塔擁有無可爭議的永恒性，倒金字塔結構恰恰是永恒和不朽的反麵。這是個建築美學的基本常識。四根立柱支撐的龐大冠蓋，強化了這種危局印象，似乎在刻意扮演“時間的敵人”的角色。當它成本城地標時，勢必成為一種不祥之兆，矗立於黃浦江邊，猶如埃及金字塔的遠東倒影，以反平衡的姿態，向全世界說出短暫、速朽和易於傾覆的語義。中國館結構甚至能夠令人聯想起古老的沙漏鍾，它被四柱支起的下部，剛好是沙礫的出口，昭告著時間的飛逝和不可捉摸。中國館的意外收獲，就在於它以倒金字塔和沙漏的形態，旗幟鮮明地表述了本城廟會美學的“優良傳統”。

 

這種古怪的語義錯位，跟北京奧運開幕式的“擊缶而歌”，有異曲同工之妙。前者以速朽的語義描述國家造型，而後者則以喪器演奏全球慶典。另一個相似點在於，兩者都犯了同樣的“名實不符”的錯誤：奧運缶其實是一種冰鑒，而木構鬥拱也隻是一個被鋼結構偷換了的空洞的視覺符號，完全喪失了傳統木質文明的本性；與此同時，基於它的官帽特征，所謂“親民性”也隨之轉變為“拒民性”。這是建築語義被三重偷換的罕見實例，足以為文化研究提供生動的範本。

 

被濫用的紅色元素，正在成為流行於中國大陸地區的政治惡俗。所謂“中國紅”、“華夏紅”或“中華紅”，是一組徹頭徹尾的偽概念，它甚至拒絕區分不同紅色的光波長度及振幅，抑或它們的色相、明度和純度，以及這組顏色在奧斯特華色標或門塞爾色標中的確切位置。它不過是一堆可以任意調配的文學色調，被政客、商人和模仿型藝術家所利用，成為遍及中國的視覺災難。

 

紅色從來就不是華夏民族的專利，除非我們以“中國紅”的名義申請到“世界文化遺產”。紅色崇拜曾經廣泛存在於古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古印度、古羅馬、印加帝國和南太平洋島嶼，今天仍然是美洲原住民的核心美學價值。而作為上古日神和生殖崇拜的殘餘標記，它也曾在中國民間流傳，並於20 世紀上升為主流意識形態符碼。在消費主義時代，它又以時尚的形態出現，成為一種嶄新的文化口紅，被塗抹在那些沒有靈魂的事物的表麵，裝點著灰色單調的城市麵容。

 

紅色被應用於民間吉祥符，自然會散溢出輕鬆喜慶的氣息，但被塗抹於世博中國館之後，卻引發了迥然不同的效應——作為權力的注解，紅色強化了建築立麵自身的征服、逼迫和警告的語義。正如北京宮式紅牆還在炫耀舊帝國的權力意誌那樣，“中國紅”被塗抹在權力的王冠上，散發出熾熱的鐵血氣息。這固然可以成為國家威權的強大宣敘，但卻跟世博會的和平主旨相悖，也跟本城官方宣稱的“開放、柔性、親民”的口號毫無幹係。

 

在弄清楚中國館的建築語義之後，“鬥拱”究竟托住了什麽？就成了一個令人尷尬的話題。建築的傳統內核遭到丟棄之後，古典文明的靈魂已經死滅，剩下的隻是空洞的軀殼，取而代之的則是權力崇拜和官帽美學。這些事物被何鏡堂先生的“鬥拱”托起，送上本城的祭壇，囂張地統治我們的世界。好在它們的屬性是短暫的。它們正在從倒金字塔結構裏流逝，猶如下瀉的沙礫，並且必將成為速朽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