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笑
不會笑?白活了.
正文
總值大國vs人均小國，製造大國vs創新小國，人口大國vs素質小國，國土大國vs資源小國，經商大國vs威望小國，外貿大國vs外交小國，儲蓄大國vs內需小國，消費大國vs生態小國，市場大國vs公益小國，稅收大國vs社保小國，製藥（醫院）大國vs醫療小國，體育大國vs鍛煉小國，官僚大國vs社會小國，腐敗大國vs法治小國，教育大國vs學術小國，傳統大國vs文化小國，印書大國和書評小國，報刊大國和新聞小國...
中國青年報記者（以下簡稱“記”）：劉教授，我注意到你最近參加了一個有關“大國”話題的討論會，並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發言。“大國”確實是最近幾年一個相當熱門的話題，民眾熱議，學界也關注，圖書出版、電視政論更是風生水起，好不熱鬧。當然也有人批評，許多這類題材的暢銷書，看似激情澎湃氣勢滿滿，可骨子裏，都是精準地瞄向市場。
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劉東（以下簡稱“劉”）：的確，就算不做誅心之論，至少也可以說，就項目策劃的角度看，從《中國可以說不》到《中國不高興》，從《大國崛起》到《大國策》，其市場效果都是可以預料的。不過反過來，也正因為這一點，在一片泡沫下麵，卻又湧動著真實的潛流，值得進行深入的分析。
記：你是說，的確存在著一種普遍的熱情----為了中華世界的崛起，上上下下都有點急不可耐？
劉：難道不正是這樣嗎？難道沒理由這樣嗎！如果從鴉片戰爭算起，中華世界遭遇慘烈的外來碰撞，已經快兩個世紀了。而在這將近兩百年間，又有哪一位中國人，不急切盼望自己的國家重新崛起為大國呢？在這個意義上，剛剛謝世的季公（羨林）和任公（繼愈），都可以說是真正有福了----他們都活到了足夠的歲數，所以在生命的終點，就比其早逝的同時代人，更能看清國家崛起的勢頭，從而也就更可以含笑九泉。
記：但既然是一種“熱情”、一種“情緒”，是不是也就意味著，目前的局麵也有浮躁或虛妄的一麵？
劉：你講的這個另一方麵，也是不在話下的。盡管這話題注定使人熱血沸騰，但整天價大國長大國短的，也會讓人心生膩煩。你會反唇相譏：我們果然成為世界大國了嗎？實際上，恰恰是在那個討論會上，我反倒發現，不要說種種的外在條件了，就是在人們的內心中，都還遠遠沒有做好成為大國的準備。
記：可人們總會舉出很多實例來。比如，中國已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比如，前不久日本有報告稱，按照目前趨勢，中國的GDP很快將超過日本。又比如，所謂中美“G2”，在國內外都論者眾多。
劉：這話要看怎麽說了。由於疆域的遼闊和人口的眾多，即使在國步最艱難的年代，中國也會在某種意義上被看作大國。比如，即使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國國民政府不還曾受邀參加開羅會議，跟人家美英蘇三巨頭一起，勉強湊作四個大國麽？而戰後的聯合國座次，不管是否有些將就，我們也總算是安理會的五常之一，即使當事人知道自己的斤兩，所以很少拿出大國的架子，膽敢對世界性的事務動用一票否決的機製。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是否大國的問題，其實長期是個似是而非的命題。
記：恐怕也正因為這樣，更成為一個長期被國人津津樂道的話題。
劉：可不是麽？中國要真是一個千真萬確、名符其實、徹頭徹尾的大國了，它的國民就不會為這樣的話題而激動了，這種話題也就不會再成為書市的熱點了。在這個意義上，完全可以把各種以大國為題的熱銷圖書，看作一種“成長中的煩惱”，甚至一種普遍焦慮的心理征兆。
大國的小國之憂
記：我已經在其他媒體上，約略讀到了你那一連串的“小大之辨”。能不能就此講得更詳細些？
劉：那就勞你駕幫我數著吧！
首先，我們在國民生產總值方麵，當然已經像一個大國，排到了世界前三；可是，一旦除以人口總數，那麽在人均方麵，就馬上歸於一個小國，排在世界的百名之外。
其次，我們在產品製造方麵，當然更加像一個大國，可以無愧於世界工場的稱號，盡管這總難免跟汙染與事故連在一起；可是，一旦追問產品的知識產權，那麽在創新方麵，就馬上還原於一個小國，大都是在替別人打工。
再次，我們在人口數量方麵，絕對要算超級的巨無霸，占到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可是，一旦追問人口的素質，那就排不到世界前列了，隻要離開幾個中心城市，就仍然有“發展中”的樣子。
第四，我們在國土麵積方麵，當然是個大國的架子，有960萬平方公裏之多，盡管據說這個人所共知的數字，其實並不怎麽準確；然而，一旦追問自然資源，那麽無論是地表上的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原，還是地底下的石油和礦產，實際上都非常貧瘠，要是按照人均計算，就更加微乎其微。
記：我正替你掰著手指頭呢：總值大國vs人均小國，製造大國vs創新小國，人口大國vs素質小國，國土大國vs資源小國，已經列舉了4個，都是基本國情方麵的“小大之辨”，而且都是非常尖銳的對比。那麽接下來呢？
劉：沿著上麵的邏輯，再看看我們的對外經濟：
不消說，僅僅從經商的規模來看，我們已然是超級大國，無論走到地球的哪個角落，都能見到中國的產品，找到專營這些商品的中國城，而且中國人的經商能力，也早已被世人所公認，似乎天生就會做生意；可是，一旦追問這個經商大國的國際威望，就仍然像是一個小國，其影響力被打了折扣，或者說受到了很大限製，而正是這種限製，導致華商不僅受到國外黑社會的盤剝，更越來越公然地受到國外政府的掠奪。
與此相應，中國在成長為外貿大國的同時，卻仍然停留在一個外交小國的心態。麵對紛繁複雜的國際爭端，麵對風雲多變的世界局勢，它往往以“不出頭”的口實，或者以“緩稱王”的理由，放棄對現行國際準則的質疑權，更不要說開動腦筋去重新製定它，以至於中國經濟中產生的巨大能量，往往都被這種被動接受的心態所抵消，比如用大量血汗換來的外匯，卻被迫換回了相當可疑的美國國債，雖然明知這種名義上的財富，已是無法隨心所欲地贖回。
記：經商大國vs威望小國，外貿大國vs外交小國，已經有6個尖銳對比了。這兩點使我想到，或許正是某種外交上的被動，才激起了一股強要“出頭”但指向並不清晰的焦慮和衝動，主要是來自民間網絡（甚至是半官方）輿論，尤其在去年北京奧運會大獲成功之後。
劉：然而一個國家外交上的表現，乃是綜合國力的自然體現，既包括硬實力也包括軟實力，並不是誰家想要強出頭，就一定可以出頭的，除非是像“刺兒頭”國家那樣去出臭頭。我們不妨繼續列舉下去，這個問題就會自然變得清晰起來：
現在，我們當然可以說是儲蓄大國了，由此積累起來的巨大投資，自然要激發出巨大的產能，而相形之下，我們卻又可以說是內需小國，或者說，在很多相應的方麵，往往並不存在占有足夠份額的國內市場。這兩者加起來，無形中就會使經濟上的對外依存度增加很多，因為生產出來的東西非得賣給外國不可。不難想象，正是由於這一點，很多時候逼得你想硬也硬不起來。
硬幣的另一麵則是，由於巨大的人口基數，我們的內需不管多麽疲弱，在總量上仍可以算作消費大國。甚至中國對很多戰略物資的需求，隨著逐步進入現代化，都已躍居世界第一。僅就鋼筋混凝土這一項來說，由於人類曆史上空前規模的營造運動，正是發生在我們這塊土地上，所以光是中國這一個國家，就消費了當今世界水泥產量的一半！可是，一旦你轉而追問，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生於斯、長於斯的這片土地，究竟處在怎樣的一種狀態？你就馬上會發現，它的生態環境是相當脆弱的，它的汙染是相當嚴重的，它的荒漠化是觸目驚心的，它的不適於人類居住的麵積，也是日益擴大的……
記：繼續盤點吧。再加上儲蓄大國vs內需小國，消費大國vs生態小國，已經是8對矛盾了。這樣悖反的現狀，確實逼得我們不得不收起許多盲目的樂觀。
劉：再把眼光從外交轉向內政，去進一步追問：為什麽內需會這樣疲軟？答案又是環環相扣的。一方麵，從市場發育的角度來看，我們已經可以算是大國，就經濟活動中獲得的稅收總量而言，我們也可以算是大國。可另一方麵，一旦追問這些稅收的用途，那麽從公益事業的角度看，從社會保障的角度看，國家的應有職能就相當不足了。眾所周知，正是由此導致的普遍的後顧之憂，才派生了過高的儲蓄率，和過低的消費率。可笑的是，現在人們大概除了房子，什麽都舍不得掏腰包了，因為房屋與其被他們看成消費，毋寧被看成投資。隻可惜，又正是因為這種變態的心理，才助長了房地產的最新泡沫。在這個意義上，隻把房地產價格的無理飛漲，歸咎為中國的老百姓太有錢，那是很不恰當的，其實這些錢都是從嘴裏摳出來的。
記：市場大國 vs公益小國，稅收大國vs社保小國，已經是十大矛盾了！受你總結這兩對矛盾的啟發，我也來貢獻兩個吧：製藥（醫院）大國vs醫療小國，體育大國vs鍛煉小國。前者恐怕是當下老百姓最揪心的話題之一。我們有著龐大的製藥生產線，醫院的床位數動輒數千（我家鄉成都的華西醫院，就號稱全世界規模最大的醫院），然而醫療公共品提供方麵的孱弱和混亂，醫療服務的水平低下，醫療價格的畸形，已成為困擾整個社會的一道魔咒。後者就更不用說了，舉國體製下金牌戰略的輝煌成績，和公共體育設施的極度缺乏，乃至國民健康素質的不容樂觀，構成了一對很反諷的矛盾。
劉：類似的矛盾，本來也在我的提綱之內，算是所見略同了。至此，已經列出12對矛盾了，然而還可以往下曆數：
跟上述情況不無關聯，如此龐大的稅收資源，也就養起了大概算得上舉世最大的官僚組織，用俗話說就是，吃財政飯的人空前眾多。也正因為這樣，無論是公家的汽車，還是公家的宴席，其總量都很有大國的模樣吧？不過，一旦說起社會中間層，說起非政府組織，說起民間的基金會，就非常明顯地不成正比了。如果說，一個正常的現代化社會，一定是兩頭小、中間大的，由此才造成了社會的穩定，那麽，我們現在這個社會，還更像一副磨盤，兩頭大、中間小，就算中間還曾有點什麽，也都很快就被磨碎了。
而接下來又不難想象，由於缺乏足夠的製度監督，也由於資源的太過集中，這樣的社會環境，即使隻就幹部隊伍的建設而言，也是風險相當高的。所以，若就腐敗案件的發生幾率而言，我們同樣有著一個龐大的數字。而這一事實本身，也反過來證明了，盡管平心而論，我們的司法機關並不是什麽事都沒做，但無論就事前的警示力度，還是就事後的懲戒力度而言，都還未能有效地幫助建造良好的吏治。
記：官僚大國vs社會小國，腐敗大國vs法治小國，已經有14種落差了。看來問題確實還不少。不過，清醒地認清這些問題，我想並不那麽可怕，反而是修正社會發展路徑的一個契機。
劉：那是當然！上述這一大一小的落差，其實剛好在很多方麵說明，中國已經有了相當的進展，這要是跟“文革”剛結束時的糟糕局麵比，已有天壤之別了。不過，還是讓我再把文化方麵的落差講完吧！
我們現在的教育，如果僅就高校數量和從業者人數而言，那也算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了。然而，在這種高漲和繁榮背後，卻掩蓋不住一個虛空的事實：研究的風氣越來越淡薄，學術的水準越來越差勁，致使很多基礎學科都麵臨斷檔的危險。按理說，已經有了相對雄厚的物質基礎，又稟有向來重視教育和知識的文化傳統，原本不至於如此。然而很可惜，恰恰是由於前邊說過的那種空前強大的官僚體製，已經在教育界無孔不入，推行著各種各樣的長官意誌，以至於既不能真正把學術界管理好，又不能讓它真正按照學界的自律和良心去發展，徒然催生出越來越多的腐敗和弊病。
與此相聯，也就引出了我經常在各種場合驚呼的、最讓我本人憂心忡忡的反差：我們原本是一個傳統的大國，卻已逐漸地淪為了文化的小國。
而中國夾在國際社會中的種種被動，其最終的症結還是出在這裏。過於薄弱的知識生產力，使得我們無力進行根本的理論創新，無力為符合自己曆史經驗的世界秩序提供新的理性標準。現在，很多孩子就連想要研究中國本身，都已經不得不飄洋過海了，因為國際漢學界的整體水準，顯然要比我們高得多。長此以往，怎麽能對得起列祖列宗？
記：教育大國vs學術小國，傳統大國vs文化小國，已經是16對了！其實在這個方向上，我們還能想到印書大國和書評小國的落差、報刊大國和新聞小國的落差，等等……就算這些都隻是成長的煩惱，一旦像你這樣細致梳理、辯證對照，煩惱還真是不少！
劉：這些具有反諷意味的對比，不是說明中國沒有進步，倒正說明中國成長得太快，正如一個迅速拉高的人體，隻是筋肉組織跟著增加了，而骨骼的數量卻不能跟著進化，反而逐漸喪失了密度，就像患上了某種巨人症。
大國的道義內涵：霸道不是大國
記：依你看，在所有的缺失中，最關鍵的缺失究竟是什麽呢？
劉：問題這麽雜多，彼此又這麽纏繞，往往都不知從何處下手，所以你完全可以理解，來自各個專業的學者，對於輕重緩急的關注點，注定會不一致。比如，在那天的研討會上，盡管都在關切中國的命運，但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就更強調主權，研究國內政治的學者，則更強調人權。而我這個人文學者，自然要更從總體出發，反對把政治學所關注的權力問題，從其他社會現象中割裂，而必須像馬克斯・韋伯那樣，從經濟活動的背後，看到倫理立場和價值預設。正因為如此，我的回答是----在所有的缺失中間，我們最缺乏的其實是道義！
記：你的這種看法，會不會被他們看成是迂闊的？
劉：我曾經專門發表過一篇講演，題目是《道德資源：中國發展的瓶頸》，其中有段話，正好是在反駁這樣的荒唐看法：“道德問題並不是迂遠的念頭，隻由幾個迂遠的書生在空洞地嘮叨著。道德問題就在我們身邊，就在我們心底。它總是在現世地報複著我們----就像你決不能往遊泳池裏撒尿，不然你終究要在尿液裏撲騰一樣，就像你決不能破壞對於老人的孝敬，否則你的子女終究會還給你一個淒慘的晚年一樣，我們必須認識到，眼下整個社會都為之寢食難安的惡劣風氣，其實正是全體社會成員共同造下的孽！”
記：我恰巧讀過你那篇講演，裏麵的觀點給我印象極深：人們已經開始知道保護自然資源的重要性了，但千萬別以為，所有的製約都來自自然資源的匱乏。如果缺乏道德資源的依托，在整整13億個被市場化煽動起來的不受倫理約束的赤裸裸的欲望麵前，任何豐富的自然資源都會被耗盡。
劉：在你引述的那段文字之後，我還更加戲劇性地指出過：“如果沒有道德資源的依托，即使這個社會短期內尚可以謀求發展，這種發展的代價也太過高昂了。各種歪門邪道會無所不用其極地被創造出來，讓人們防不勝防，而且這種防範本身，就已經是多餘付出的社會成本了----我們簡直要拿出一半人口來充當警察，又拿出另外一半人口來監督這些警察！”
記：把這樣的邏輯推演到極致，局麵確實既恐怖又荒誕。無論如何，我們麵對的現實世界中，道義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劉：為什麽古代哲人要把人類的道德律令，說成是高於人間的“天理”？這正是因為，這種調整與規範人際關係的原則，根本就是不隨主體意誌而轉移的。它的客觀性表現在：哪怕天地寰宇中隻剩下兩個個體，而且這兩個個體還不是生活在地球，但隻要他們同樣分為獨立的主體，那麽，如果他們想要共同生存下去，就同樣需要公平正義，同樣需要道德金律。
在長期的文明教化下，這原本已是正常人的基本常識。然而有意思的是，恰在許多學有專長的學者那裏，其專業素養偏要誘惑他們去挑戰這種常識。比如，我博士時代的同學樊剛，念的是經濟學專業，所以就寫過一篇《不道德的經濟學》。而無獨有偶，我的另一位博士同學高全喜，近年來轉向了政治學，所以這次又非常刺眼地，隻是從政治功用的角度，提到了道德的工具作用。
記：這使我想起政治學中的馬基雅維裏主義。盡管對於權力的赤裸裸的追求，是古已有之的傾向，而且總是像臭豆腐一樣，聞著臭、吃著香，但畢竟隻有馬基雅維裏，才公然地主張非道德主義，認為君主們隻要有看似說得過去的理由，就盡可以不守信義。
劉：另一方麵，這位公然教人邪惡的思想家，卻又被稱為近代政治學之父。從學理上講，他把這門學科從神學和倫理學中剝離出來，使得專治此道者得以辨識政治學的基本單位，也使一般大眾得以看穿權力運作中秘不授人的本質。或許正因為這一點，我那些身為專家的同學，才不屑於把自己的思想雷同於一般的常識。
記：那麽，在當今這樣一種民族國家的世界格局下，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理解和對待這種流播廣泛、影響深遠又眾說紛紜的馬基雅維裏主義呢？
劉：針對你這個問題，最好去重溫著名政治學家利奧・斯特勞斯的話，“即使我們被迫不能不承認，馬基雅維裏在本質上是一位愛國者，或者是一位科學家，我們也依然沒有必要否認他是在傳授邪惡。馬基雅維裏所理解的愛國主義，是一個族群的集體自私自利。對於善惡是非的界限熟視無睹，置若罔聞，在它產生於縱橫捭闔的情況下，不如在它產生於僅僅關注個人舒適或個人榮耀的情況下那麽令人反感。但是，恰恰由於這個原因，這種無視態度就更具有誘惑力，因而也就更加危險。愛國主義是一種對於自身的愛。對於自身的愛，在品第等級上低於既對自我又對道德上的善所懷有的愛。……通過乞靈於馬基雅維裏的愛國主義來為他駭人聽聞的學說尋找根據，意味著看到了那種愛國主義的美德，而同時卻對高於愛國主義的事物視而不見，或者對既使愛國主義成為神聖又對愛國主義加以限定的事物視而不見。”
記：但如果遇到“春秋無義戰”的局麵呢？
劉：從文明進程的脈絡來看，“春秋無義戰”這句話，最好能跟另一句話聯讀：“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正是這樣的必要平衡感告訴我們，即使發現身前並無一個公平正義的過去，也不能放棄對於身後那個公平正義的將來的憧憬，否則一旦抽掉了基本的、用來安身立命的預期，人類社會就終將土崩瓦解。這就意味著，即使麵對著民族國家之間的無理紛爭，對於國際政治領域的馬基雅維裏主義，仍然要有理性的限製。就算在道義立場和現實政治之間，有時候迫不得已地進行了權變，一位負責的政治家的立足重心，也仍應落在道義一邊；也就是說，即使在特定時空中針對特定事件，被迫采取了某種程度的馬基雅維裏手段，這種短期策略也必須起始於和複歸於更高層麵的道義目標。
記：經常聽到這樣的論調，認為在國際政治領域，所謂道德不過是弱者的武器。你對此怎麽看？
劉：其實這種說法本身就露出了馬腳----如果你還隻把道德看作弱者的武器，那正好說明你還隻有小國心態，相反，隻有當你把道德看作強者的自製時，那才是泱泱大國的神情。
記：這又是一種意義上的“小大之辨”了，願聞其詳。
劉：中文裏的“大”這個字，原本既可以代表一種物質體量，也可以代表一種精神狀態。你看中國古代的冠禮，就是在提醒一個行將走入社會、馬上就應具有獨立人格的成員，他打這以後就算是長“大”了，所以他從今往後的行為舉止，要更像個大“人”的樣子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大國”的這個“大”字，若從深層語義而言，其本身就有可能成為一種道義上的約束。也就是說，這個“大國”既可以被理解為一個用來管製和壓迫別人的概念，也可以被理解為一個規範和約束自己的概念。而隻有成為後者，就一個國家主體而言，才會有道義的力量，才會得道多助，真正遇到事情的時候，也才能不怒自威。
記：中國古人所謂“王道”和“霸道”的區分，說的也是同一種道理吧？
劉：正是如此！這正是那些鼓吹“大國”的言論，往往容易招致反感的原因。既然這個“大國”的說法，既可以是個狹隘的民族主義概念，也可以是個普適的世界主義概念，那麽就不禁要反問：在民族國家這種社會組織形式普遍受到質疑的今天，僅僅標舉出“大國”二字，而抽掉了這一概念的確定內涵，這種做法到底是什麽意思？這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究竟是福是禍？
想當年，當中華世界被迫從一個文明轉變為一個民族國家時，它的自我期許其實是由大變小了，這也就迫使那些深受儒家天下意識滋養的士大夫，不得不強讓自己的心智跟著狹隘化。幸而，在當今這個時代，人們再提到“大國”二字，並不意味著就一準是大民族國家了----後者隻不過是一種產生於近代歐洲的很有局限性的社會組織形式，在它的框架之下，人們盡管可以得到相應的庇護，但其心智也會被擠壓成有限的存在。
記：我有點弄懂你剛才講“沒有做好準備”是什麽意思了，看來我們是先要想清大國之“大”，究竟意味著什麽，然後才有資格成為大國。
劉：針對這一點，還可以繼續發揮出兩層意思。先從外部世界看，如果你這個“大國”的概念裏，充滿了狂傲簡慢，覺得終於輪到你這部分人群，轉過頭來又看不起另一部分人群了，那麽，這種冤冤相報的態度，對於全世界都將是一場新的災難。像這樣的狹隘的“大國”，我們要它何益？但反過來，如果你這個“大國”概念裏，充滿了自省和自製，就像覺得小孩子還可以荒唐，而大人就一定要負責任一樣，那麽，這就可以是一個道義的概念；而如果你基於這樣的道義立場，去同等地處理全人類的問題，就會意味著普遍的人類福祉。
記：聽你的話音，繼續發揮的另一層意思，應當是針對內部世界了吧？
劉：是的。在當今這個世界，我們說大國自應有大國之道，還因為要是一個國家的幅員沒那麽遼闊，或許尚且無需接受那麽多民族能否融合的考驗。由此，我們就須臾不可忘記，一個巨大的國家，首先並非意味著如何幸運，而是意味著更加嚴峻的挑戰。而應對和化解這種挑戰的唯一方法，又絕不是任何形式或程度的馬基雅維裏主義，而是建基在道義之上的內部認同。否則，如果像當年的蘇聯那樣，淨顧著在國際上跟美國爭霸，而忘記處理好國內的認同問題，那麽遲早會被一肚子石子給撐破肚皮的。以前有句老話----“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講得真好！而現在，應當給它配一個上句----“民族之上猶有國族在”！這樣一種國族認同的建立，乃是一個國家能否長治久安的關鍵，而這樣一種認同本身，又必須基於堅實的道義基礎。
建設大國的路線圖
記：應對“大國”這一命題提出的挑戰，就需要克服前邊提到的那種種失衡，彌補從中看到的尚存差距，尤其是道義方麵的關鍵缺失。那麽在你看來，在中國已經實現的高速（盡管也頗有脆弱的嫌疑）增長的基礎上，什麽才是最平穩的過渡方式？
劉：這也正是我日思夜想的問題！不要看我以“大國”的苛刻標準，提出了那麽多尖銳的對比，但反過來說，其實就連那些看似險要的鴻溝，也都可被看成是改革開放的成果，否則中國就未曾發展就沒有希望了，甚至就連這點對於未來的懸念都不存在了。正因為這樣，為了捍衛和繼承改革開放，我們自然會想到，既要努力保住現有的成果，又要進一步發展這種成果，所以必須找到一種最平穩的過渡方式。
我常常想，也許“預支未來”可以算是一種巧妙的政治智慧。你想，政治改革的阻力，無非是來自各種利益集團，而如果把改革的承諾推向未來，就不會觸動現實的利益集團，從而也就不會有人為了到他孫子那一代才有可能出現的利益，來進行明裏暗裏的杯葛阻撓，否則反而暴露出自己的狹隘。另一方麵，再回顧一下當年孫中山提出的“軍政―訓政―憲政”的路線圖，竟又不難發現，這種“預支未來”的做法，並不意味著一張空頭支票，相反倒會在下一代的公民文化中，熏陶出一種普遍的預期與認同，從而使得想要挑戰這種遊戲規則的企圖，逐漸變得代價太大而不再成為現實選項。這樣一來，就會為未來的政治文化，留下實實在在的調適空間。
記：究竟怎麽落實這種“預支未來”的智慧呢？
劉：我們方才列舉的種種小大之辨，都是發展過程中的欠賬，也都可以理解為繼續發展的方向。如果你承認這些尖銳對比的存在，如果你想要改善這種現狀，從而使我國成為更加名符其實的大國，那麽，你就沒有理由反對，至少到你兒子或孫子那一代，中國應當填平那些很可能成為可怕陷阱的鴻溝。
為了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從方法論上認識到，如果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於一時還看不清楚，也由於看得太清反而容易動員反對力量，所以還可以簡單地利用經驗主義的原則，去殺出一條血路，那麽，到了改革開放30年後的今天，光有經驗主義的試錯方法，已經是遠遠不夠了，而一定要有對於未來的理性規劃。上次我就“文理分科”問題接受貴報訪談時，就曾旗幟鮮明地提出：“改革，哪怕就一小步，也是需要遠見的！”現在，我要再次重申這一主張，而且是針對更加宏大的課題。
記：這一點應當是可以得到認同的。
劉：如果能夠就此取得共識，就讓我們接著再思考一下：為什麽自然科學家們能製定出2050年前的科學發展規劃圖，並且得到國家的批準，而中國的社會科學家們，就不能同樣製訂出2050年前的社會發展路線圖？比如，既然自然科學家們能夠作出承諾，中國人到2030年可以登上月球，到2050年可以登上火星，我們的社會科學家們，為什麽就不能對那兩個整數年份，作出相應的承諾？盡管這樣的路線圖，難免會有一點空洞，甚至難免會有一點空想，而且它將來隨著時局的推移，也一定會不斷地調整修正，但是，正是這樣一種明確的規劃，可以在我們麵對大國vs小國的種種對比時，以對於未來的慷慨承諾，來填補和緩解那些尖銳的懸念。
進一步說，所謂“預支未來”的奧妙，不僅意味著對“未來”的籌劃，而且意味著為當下的“預支”。也就是說，它可以用平滑推進改革的緩進技巧，把未來的前景巧妙地“預支”給現在，並使之為其所用。這種對於未來的莊重承諾，隻要能夠緩解尖銳的懸念，自會使原本有可能激化的社會矛盾，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緩和，而且，隨著階段性目標的日益臨近，它也的確會被逐漸地化解。由此一來，社會氛圍自會變得一天天祥和起來。
同樣的道理，這種“預支未來”的發展路線圖，也會使中國與世界的艱難接軌，變得平緩簡易許多。到底中國將會成為什麽樣的大國？這是全世界都在焦慮的問題。而一旦中國自己，以發展路線圖的形式，給出了讓人放心的答案，自當大大釋放國際社會的心結，緩解他們對於不確定前景的疑慮。可以想象，這樣一種主動的澄清，也將使我國在今後的國際交往中，獲得更大的主動性和感召力，從而減少很多不必要的摩擦與損失。
中國青年報記者（以下簡稱“記”）：劉教授，我注意到你最近參加了一個有關“大國”話題的討論會，並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發言。“大國”確實是最近幾年一個相當熱門的話題，民眾熱議，學界也關注，圖書出版、電視政論更是風生水起，好不熱鬧。當然也有人批評，許多這類題材的暢銷書，看似激情澎湃氣勢滿滿，可骨子裏，都是精準地瞄向市場。
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劉東（以下簡稱“劉”）：的確，就算不做誅心之論，至少也可以說，就項目策劃的角度看，從《中國可以說不》到《中國不高興》，從《大國崛起》到《大國策》，其市場效果都是可以預料的。不過反過來，也正因為這一點，在一片泡沫下麵，卻又湧動著真實的潛流，值得進行深入的分析。
記：你是說，的確存在著一種普遍的熱情----為了中華世界的崛起，上上下下都有點急不可耐？
劉：難道不正是這樣嗎？難道沒理由這樣嗎！如果從鴉片戰爭算起，中華世界遭遇慘烈的外來碰撞，已經快兩個世紀了。而在這將近兩百年間，又有哪一位中國人，不急切盼望自己的國家重新崛起為大國呢？在這個意義上，剛剛謝世的季公（羨林）和任公（繼愈），都可以說是真正有福了----他們都活到了足夠的歲數，所以在生命的終點，就比其早逝的同時代人，更能看清國家崛起的勢頭，從而也就更可以含笑九泉。
記：但既然是一種“熱情”、一種“情緒”，是不是也就意味著，目前的局麵也有浮躁或虛妄的一麵？
劉：你講的這個另一方麵，也是不在話下的。盡管這話題注定使人熱血沸騰，但整天價大國長大國短的，也會讓人心生膩煩。你會反唇相譏：我們果然成為世界大國了嗎？實際上，恰恰是在那個討論會上，我反倒發現，不要說種種的外在條件了，就是在人們的內心中，都還遠遠沒有做好成為大國的準備。
記：可人們總會舉出很多實例來。比如，中國已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比如，前不久日本有報告稱，按照目前趨勢，中國的GDP很快將超過日本。又比如，所謂中美“G2”，在國內外都論者眾多。
劉：這話要看怎麽說了。由於疆域的遼闊和人口的眾多，即使在國步最艱難的年代，中國也會在某種意義上被看作大國。比如，即使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國國民政府不還曾受邀參加開羅會議，跟人家美英蘇三巨頭一起，勉強湊作四個大國麽？而戰後的聯合國座次，不管是否有些將就，我們也總算是安理會的五常之一，即使當事人知道自己的斤兩，所以很少拿出大國的架子，膽敢對世界性的事務動用一票否決的機製。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是否大國的問題，其實長期是個似是而非的命題。
記：恐怕也正因為這樣，更成為一個長期被國人津津樂道的話題。
劉：可不是麽？中國要真是一個千真萬確、名符其實、徹頭徹尾的大國了，它的國民就不會為這樣的話題而激動了，這種話題也就不會再成為書市的熱點了。在這個意義上，完全可以把各種以大國為題的熱銷圖書，看作一種“成長中的煩惱”，甚至一種普遍焦慮的心理征兆。
大國的小國之憂
記：我已經在其他媒體上，約略讀到了你那一連串的“小大之辨”。能不能就此講得更詳細些？
劉：那就勞你駕幫我數著吧！
首先，我們在國民生產總值方麵，當然已經像一個大國，排到了世界前三；可是，一旦除以人口總數，那麽在人均方麵，就馬上歸於一個小國，排在世界的百名之外。
其次，我們在產品製造方麵，當然更加像一個大國，可以無愧於世界工場的稱號，盡管這總難免跟汙染與事故連在一起；可是，一旦追問產品的知識產權，那麽在創新方麵，就馬上還原於一個小國，大都是在替別人打工。
再次，我們在人口數量方麵，絕對要算超級的巨無霸，占到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可是，一旦追問人口的素質，那就排不到世界前列了，隻要離開幾個中心城市，就仍然有“發展中”的樣子。
第四，我們在國土麵積方麵，當然是個大國的架子，有960萬平方公裏之多，盡管據說這個人所共知的數字，其實並不怎麽準確；然而，一旦追問自然資源，那麽無論是地表上的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原，還是地底下的石油和礦產，實際上都非常貧瘠，要是按照人均計算，就更加微乎其微。
記：我正替你掰著手指頭呢：總值大國vs人均小國，製造大國vs創新小國，人口大國vs素質小國，國土大國vs資源小國，已經列舉了4個，都是基本國情方麵的“小大之辨”，而且都是非常尖銳的對比。那麽接下來呢？
劉：沿著上麵的邏輯，再看看我們的對外經濟：
不消說，僅僅從經商的規模來看，我們已然是超級大國，無論走到地球的哪個角落，都能見到中國的產品，找到專營這些商品的中國城，而且中國人的經商能力，也早已被世人所公認，似乎天生就會做生意；可是，一旦追問這個經商大國的國際威望，就仍然像是一個小國，其影響力被打了折扣，或者說受到了很大限製，而正是這種限製，導致華商不僅受到國外黑社會的盤剝，更越來越公然地受到國外政府的掠奪。
與此相應，中國在成長為外貿大國的同時，卻仍然停留在一個外交小國的心態。麵對紛繁複雜的國際爭端，麵對風雲多變的世界局勢，它往往以“不出頭”的口實，或者以“緩稱王”的理由，放棄對現行國際準則的質疑權，更不要說開動腦筋去重新製定它，以至於中國經濟中產生的巨大能量，往往都被這種被動接受的心態所抵消，比如用大量血汗換來的外匯，卻被迫換回了相當可疑的美國國債，雖然明知這種名義上的財富，已是無法隨心所欲地贖回。
記：經商大國vs威望小國，外貿大國vs外交小國，已經有6個尖銳對比了。這兩點使我想到，或許正是某種外交上的被動，才激起了一股強要“出頭”但指向並不清晰的焦慮和衝動，主要是來自民間網絡（甚至是半官方）輿論，尤其在去年北京奧運會大獲成功之後。
劉：然而一個國家外交上的表現，乃是綜合國力的自然體現，既包括硬實力也包括軟實力，並不是誰家想要強出頭，就一定可以出頭的，除非是像“刺兒頭”國家那樣去出臭頭。我們不妨繼續列舉下去，這個問題就會自然變得清晰起來：
現在，我們當然可以說是儲蓄大國了，由此積累起來的巨大投資，自然要激發出巨大的產能，而相形之下，我們卻又可以說是內需小國，或者說，在很多相應的方麵，往往並不存在占有足夠份額的國內市場。這兩者加起來，無形中就會使經濟上的對外依存度增加很多，因為生產出來的東西非得賣給外國不可。不難想象，正是由於這一點，很多時候逼得你想硬也硬不起來。
硬幣的另一麵則是，由於巨大的人口基數，我們的內需不管多麽疲弱，在總量上仍可以算作消費大國。甚至中國對很多戰略物資的需求，隨著逐步進入現代化，都已躍居世界第一。僅就鋼筋混凝土這一項來說，由於人類曆史上空前規模的營造運動，正是發生在我們這塊土地上，所以光是中國這一個國家，就消費了當今世界水泥產量的一半！可是，一旦你轉而追問，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生於斯、長於斯的這片土地，究竟處在怎樣的一種狀態？你就馬上會發現，它的生態環境是相當脆弱的，它的汙染是相當嚴重的，它的荒漠化是觸目驚心的，它的不適於人類居住的麵積，也是日益擴大的……
記：繼續盤點吧。再加上儲蓄大國vs內需小國，消費大國vs生態小國，已經是8對矛盾了。這樣悖反的現狀，確實逼得我們不得不收起許多盲目的樂觀。
劉：再把眼光從外交轉向內政，去進一步追問：為什麽內需會這樣疲軟？答案又是環環相扣的。一方麵，從市場發育的角度來看，我們已經可以算是大國，就經濟活動中獲得的稅收總量而言，我們也可以算是大國。可另一方麵，一旦追問這些稅收的用途，那麽從公益事業的角度看，從社會保障的角度看，國家的應有職能就相當不足了。眾所周知，正是由此導致的普遍的後顧之憂，才派生了過高的儲蓄率，和過低的消費率。可笑的是，現在人們大概除了房子，什麽都舍不得掏腰包了，因為房屋與其被他們看成消費，毋寧被看成投資。隻可惜，又正是因為這種變態的心理，才助長了房地產的最新泡沫。在這個意義上，隻把房地產價格的無理飛漲，歸咎為中國的老百姓太有錢，那是很不恰當的，其實這些錢都是從嘴裏摳出來的。
記：市場大國 vs公益小國，稅收大國vs社保小國，已經是十大矛盾了！受你總結這兩對矛盾的啟發，我也來貢獻兩個吧：製藥（醫院）大國vs醫療小國，體育大國vs鍛煉小國。前者恐怕是當下老百姓最揪心的話題之一。我們有著龐大的製藥生產線，醫院的床位數動輒數千（我家鄉成都的華西醫院，就號稱全世界規模最大的醫院），然而醫療公共品提供方麵的孱弱和混亂，醫療服務的水平低下，醫療價格的畸形，已成為困擾整個社會的一道魔咒。後者就更不用說了，舉國體製下金牌戰略的輝煌成績，和公共體育設施的極度缺乏，乃至國民健康素質的不容樂觀，構成了一對很反諷的矛盾。
劉：類似的矛盾，本來也在我的提綱之內，算是所見略同了。至此，已經列出12對矛盾了，然而還可以往下曆數：
跟上述情況不無關聯，如此龐大的稅收資源，也就養起了大概算得上舉世最大的官僚組織，用俗話說就是，吃財政飯的人空前眾多。也正因為這樣，無論是公家的汽車，還是公家的宴席，其總量都很有大國的模樣吧？不過，一旦說起社會中間層，說起非政府組織，說起民間的基金會，就非常明顯地不成正比了。如果說，一個正常的現代化社會，一定是兩頭小、中間大的，由此才造成了社會的穩定，那麽，我們現在這個社會，還更像一副磨盤，兩頭大、中間小，就算中間還曾有點什麽，也都很快就被磨碎了。
而接下來又不難想象，由於缺乏足夠的製度監督，也由於資源的太過集中，這樣的社會環境，即使隻就幹部隊伍的建設而言，也是風險相當高的。所以，若就腐敗案件的發生幾率而言，我們同樣有著一個龐大的數字。而這一事實本身，也反過來證明了，盡管平心而論，我們的司法機關並不是什麽事都沒做，但無論就事前的警示力度，還是就事後的懲戒力度而言，都還未能有效地幫助建造良好的吏治。
記：官僚大國vs社會小國，腐敗大國vs法治小國，已經有14種落差了。看來問題確實還不少。不過，清醒地認清這些問題，我想並不那麽可怕，反而是修正社會發展路徑的一個契機。
劉：那是當然！上述這一大一小的落差，其實剛好在很多方麵說明，中國已經有了相當的進展，這要是跟“文革”剛結束時的糟糕局麵比，已有天壤之別了。不過，還是讓我再把文化方麵的落差講完吧！
我們現在的教育，如果僅就高校數量和從業者人數而言，那也算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了。然而，在這種高漲和繁榮背後，卻掩蓋不住一個虛空的事實：研究的風氣越來越淡薄，學術的水準越來越差勁，致使很多基礎學科都麵臨斷檔的危險。按理說，已經有了相對雄厚的物質基礎，又稟有向來重視教育和知識的文化傳統，原本不至於如此。然而很可惜，恰恰是由於前邊說過的那種空前強大的官僚體製，已經在教育界無孔不入，推行著各種各樣的長官意誌，以至於既不能真正把學術界管理好，又不能讓它真正按照學界的自律和良心去發展，徒然催生出越來越多的腐敗和弊病。
與此相聯，也就引出了我經常在各種場合驚呼的、最讓我本人憂心忡忡的反差：我們原本是一個傳統的大國，卻已逐漸地淪為了文化的小國。
而中國夾在國際社會中的種種被動，其最終的症結還是出在這裏。過於薄弱的知識生產力，使得我們無力進行根本的理論創新，無力為符合自己曆史經驗的世界秩序提供新的理性標準。現在，很多孩子就連想要研究中國本身，都已經不得不飄洋過海了，因為國際漢學界的整體水準，顯然要比我們高得多。長此以往，怎麽能對得起列祖列宗？
記：教育大國vs學術小國，傳統大國vs文化小國，已經是16對了！其實在這個方向上，我們還能想到印書大國和書評小國的落差、報刊大國和新聞小國的落差，等等……就算這些都隻是成長的煩惱，一旦像你這樣細致梳理、辯證對照，煩惱還真是不少！
劉：這些具有反諷意味的對比，不是說明中國沒有進步，倒正說明中國成長得太快，正如一個迅速拉高的人體，隻是筋肉組織跟著增加了，而骨骼的數量卻不能跟著進化，反而逐漸喪失了密度，就像患上了某種巨人症。
大國的道義內涵：霸道不是大國
記：依你看，在所有的缺失中，最關鍵的缺失究竟是什麽呢？
劉：問題這麽雜多，彼此又這麽纏繞，往往都不知從何處下手，所以你完全可以理解，來自各個專業的學者，對於輕重緩急的關注點，注定會不一致。比如，在那天的研討會上，盡管都在關切中國的命運，但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就更強調主權，研究國內政治的學者，則更強調人權。而我這個人文學者，自然要更從總體出發，反對把政治學所關注的權力問題，從其他社會現象中割裂，而必須像馬克斯・韋伯那樣，從經濟活動的背後，看到倫理立場和價值預設。正因為如此，我的回答是----在所有的缺失中間，我們最缺乏的其實是道義！
記：你的這種看法，會不會被他們看成是迂闊的？
劉：我曾經專門發表過一篇講演，題目是《道德資源：中國發展的瓶頸》，其中有段話，正好是在反駁這樣的荒唐看法：“道德問題並不是迂遠的念頭，隻由幾個迂遠的書生在空洞地嘮叨著。道德問題就在我們身邊，就在我們心底。它總是在現世地報複著我們----就像你決不能往遊泳池裏撒尿，不然你終究要在尿液裏撲騰一樣，就像你決不能破壞對於老人的孝敬，否則你的子女終究會還給你一個淒慘的晚年一樣，我們必須認識到，眼下整個社會都為之寢食難安的惡劣風氣，其實正是全體社會成員共同造下的孽！”
記：我恰巧讀過你那篇講演，裏麵的觀點給我印象極深：人們已經開始知道保護自然資源的重要性了，但千萬別以為，所有的製約都來自自然資源的匱乏。如果缺乏道德資源的依托，在整整13億個被市場化煽動起來的不受倫理約束的赤裸裸的欲望麵前，任何豐富的自然資源都會被耗盡。
劉：在你引述的那段文字之後，我還更加戲劇性地指出過：“如果沒有道德資源的依托，即使這個社會短期內尚可以謀求發展，這種發展的代價也太過高昂了。各種歪門邪道會無所不用其極地被創造出來，讓人們防不勝防，而且這種防範本身，就已經是多餘付出的社會成本了----我們簡直要拿出一半人口來充當警察，又拿出另外一半人口來監督這些警察！”
記：把這樣的邏輯推演到極致，局麵確實既恐怖又荒誕。無論如何，我們麵對的現實世界中，道義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劉：為什麽古代哲人要把人類的道德律令，說成是高於人間的“天理”？這正是因為，這種調整與規範人際關係的原則，根本就是不隨主體意誌而轉移的。它的客觀性表現在：哪怕天地寰宇中隻剩下兩個個體，而且這兩個個體還不是生活在地球，但隻要他們同樣分為獨立的主體，那麽，如果他們想要共同生存下去，就同樣需要公平正義，同樣需要道德金律。
在長期的文明教化下，這原本已是正常人的基本常識。然而有意思的是，恰在許多學有專長的學者那裏，其專業素養偏要誘惑他們去挑戰這種常識。比如，我博士時代的同學樊剛，念的是經濟學專業，所以就寫過一篇《不道德的經濟學》。而無獨有偶，我的另一位博士同學高全喜，近年來轉向了政治學，所以這次又非常刺眼地，隻是從政治功用的角度，提到了道德的工具作用。
記：這使我想起政治學中的馬基雅維裏主義。盡管對於權力的赤裸裸的追求，是古已有之的傾向，而且總是像臭豆腐一樣，聞著臭、吃著香，但畢竟隻有馬基雅維裏，才公然地主張非道德主義，認為君主們隻要有看似說得過去的理由，就盡可以不守信義。
劉：另一方麵，這位公然教人邪惡的思想家，卻又被稱為近代政治學之父。從學理上講，他把這門學科從神學和倫理學中剝離出來，使得專治此道者得以辨識政治學的基本單位，也使一般大眾得以看穿權力運作中秘不授人的本質。或許正因為這一點，我那些身為專家的同學，才不屑於把自己的思想雷同於一般的常識。
記：那麽，在當今這樣一種民族國家的世界格局下，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理解和對待這種流播廣泛、影響深遠又眾說紛紜的馬基雅維裏主義呢？
劉：針對你這個問題，最好去重溫著名政治學家利奧・斯特勞斯的話，“即使我們被迫不能不承認，馬基雅維裏在本質上是一位愛國者，或者是一位科學家，我們也依然沒有必要否認他是在傳授邪惡。馬基雅維裏所理解的愛國主義，是一個族群的集體自私自利。對於善惡是非的界限熟視無睹，置若罔聞，在它產生於縱橫捭闔的情況下，不如在它產生於僅僅關注個人舒適或個人榮耀的情況下那麽令人反感。但是，恰恰由於這個原因，這種無視態度就更具有誘惑力，因而也就更加危險。愛國主義是一種對於自身的愛。對於自身的愛，在品第等級上低於既對自我又對道德上的善所懷有的愛。……通過乞靈於馬基雅維裏的愛國主義來為他駭人聽聞的學說尋找根據，意味著看到了那種愛國主義的美德，而同時卻對高於愛國主義的事物視而不見，或者對既使愛國主義成為神聖又對愛國主義加以限定的事物視而不見。”
記：但如果遇到“春秋無義戰”的局麵呢？
劉：從文明進程的脈絡來看，“春秋無義戰”這句話，最好能跟另一句話聯讀：“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正是這樣的必要平衡感告訴我們，即使發現身前並無一個公平正義的過去，也不能放棄對於身後那個公平正義的將來的憧憬，否則一旦抽掉了基本的、用來安身立命的預期，人類社會就終將土崩瓦解。這就意味著，即使麵對著民族國家之間的無理紛爭，對於國際政治領域的馬基雅維裏主義，仍然要有理性的限製。就算在道義立場和現實政治之間，有時候迫不得已地進行了權變，一位負責的政治家的立足重心，也仍應落在道義一邊；也就是說，即使在特定時空中針對特定事件，被迫采取了某種程度的馬基雅維裏手段，這種短期策略也必須起始於和複歸於更高層麵的道義目標。
記：經常聽到這樣的論調，認為在國際政治領域，所謂道德不過是弱者的武器。你對此怎麽看？
劉：其實這種說法本身就露出了馬腳----如果你還隻把道德看作弱者的武器，那正好說明你還隻有小國心態，相反，隻有當你把道德看作強者的自製時，那才是泱泱大國的神情。
記：這又是一種意義上的“小大之辨”了，願聞其詳。
劉：中文裏的“大”這個字，原本既可以代表一種物質體量，也可以代表一種精神狀態。你看中國古代的冠禮，就是在提醒一個行將走入社會、馬上就應具有獨立人格的成員，他打這以後就算是長“大”了，所以他從今往後的行為舉止，要更像個大“人”的樣子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大國”的這個“大”字，若從深層語義而言，其本身就有可能成為一種道義上的約束。也就是說，這個“大國”既可以被理解為一個用來管製和壓迫別人的概念，也可以被理解為一個規範和約束自己的概念。而隻有成為後者，就一個國家主體而言，才會有道義的力量，才會得道多助，真正遇到事情的時候，也才能不怒自威。
記：中國古人所謂“王道”和“霸道”的區分，說的也是同一種道理吧？
劉：正是如此！這正是那些鼓吹“大國”的言論，往往容易招致反感的原因。既然這個“大國”的說法，既可以是個狹隘的民族主義概念，也可以是個普適的世界主義概念，那麽就不禁要反問：在民族國家這種社會組織形式普遍受到質疑的今天，僅僅標舉出“大國”二字，而抽掉了這一概念的確定內涵，這種做法到底是什麽意思？這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究竟是福是禍？
想當年，當中華世界被迫從一個文明轉變為一個民族國家時，它的自我期許其實是由大變小了，這也就迫使那些深受儒家天下意識滋養的士大夫，不得不強讓自己的心智跟著狹隘化。幸而，在當今這個時代，人們再提到“大國”二字，並不意味著就一準是大民族國家了----後者隻不過是一種產生於近代歐洲的很有局限性的社會組織形式，在它的框架之下，人們盡管可以得到相應的庇護，但其心智也會被擠壓成有限的存在。
記：我有點弄懂你剛才講“沒有做好準備”是什麽意思了，看來我們是先要想清大國之“大”，究竟意味著什麽，然後才有資格成為大國。
劉：針對這一點，還可以繼續發揮出兩層意思。先從外部世界看，如果你這個“大國”的概念裏，充滿了狂傲簡慢，覺得終於輪到你這部分人群，轉過頭來又看不起另一部分人群了，那麽，這種冤冤相報的態度，對於全世界都將是一場新的災難。像這樣的狹隘的“大國”，我們要它何益？但反過來，如果你這個“大國”概念裏，充滿了自省和自製，就像覺得小孩子還可以荒唐，而大人就一定要負責任一樣，那麽，這就可以是一個道義的概念；而如果你基於這樣的道義立場，去同等地處理全人類的問題，就會意味著普遍的人類福祉。
記：聽你的話音，繼續發揮的另一層意思，應當是針對內部世界了吧？
劉：是的。在當今這個世界，我們說大國自應有大國之道，還因為要是一個國家的幅員沒那麽遼闊，或許尚且無需接受那麽多民族能否融合的考驗。由此，我們就須臾不可忘記，一個巨大的國家，首先並非意味著如何幸運，而是意味著更加嚴峻的挑戰。而應對和化解這種挑戰的唯一方法，又絕不是任何形式或程度的馬基雅維裏主義，而是建基在道義之上的內部認同。否則，如果像當年的蘇聯那樣，淨顧著在國際上跟美國爭霸，而忘記處理好國內的認同問題，那麽遲早會被一肚子石子給撐破肚皮的。以前有句老話----“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講得真好！而現在，應當給它配一個上句----“民族之上猶有國族在”！這樣一種國族認同的建立，乃是一個國家能否長治久安的關鍵，而這樣一種認同本身，又必須基於堅實的道義基礎。
建設大國的路線圖
記：應對“大國”這一命題提出的挑戰，就需要克服前邊提到的那種種失衡，彌補從中看到的尚存差距，尤其是道義方麵的關鍵缺失。那麽在你看來，在中國已經實現的高速（盡管也頗有脆弱的嫌疑）增長的基礎上，什麽才是最平穩的過渡方式？
劉：這也正是我日思夜想的問題！不要看我以“大國”的苛刻標準，提出了那麽多尖銳的對比，但反過來說，其實就連那些看似險要的鴻溝，也都可被看成是改革開放的成果，否則中國就未曾發展就沒有希望了，甚至就連這點對於未來的懸念都不存在了。正因為這樣，為了捍衛和繼承改革開放，我們自然會想到，既要努力保住現有的成果，又要進一步發展這種成果，所以必須找到一種最平穩的過渡方式。
我常常想，也許“預支未來”可以算是一種巧妙的政治智慧。你想，政治改革的阻力，無非是來自各種利益集團，而如果把改革的承諾推向未來，就不會觸動現實的利益集團，從而也就不會有人為了到他孫子那一代才有可能出現的利益，來進行明裏暗裏的杯葛阻撓，否則反而暴露出自己的狹隘。另一方麵，再回顧一下當年孫中山提出的“軍政―訓政―憲政”的路線圖，竟又不難發現，這種“預支未來”的做法，並不意味著一張空頭支票，相反倒會在下一代的公民文化中，熏陶出一種普遍的預期與認同，從而使得想要挑戰這種遊戲規則的企圖，逐漸變得代價太大而不再成為現實選項。這樣一來，就會為未來的政治文化，留下實實在在的調適空間。
記：究竟怎麽落實這種“預支未來”的智慧呢？
劉：我們方才列舉的種種小大之辨，都是發展過程中的欠賬，也都可以理解為繼續發展的方向。如果你承認這些尖銳對比的存在，如果你想要改善這種現狀，從而使我國成為更加名符其實的大國，那麽，你就沒有理由反對，至少到你兒子或孫子那一代，中國應當填平那些很可能成為可怕陷阱的鴻溝。
為了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從方法論上認識到，如果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於一時還看不清楚，也由於看得太清反而容易動員反對力量，所以還可以簡單地利用經驗主義的原則，去殺出一條血路，那麽，到了改革開放30年後的今天，光有經驗主義的試錯方法，已經是遠遠不夠了，而一定要有對於未來的理性規劃。上次我就“文理分科”問題接受貴報訪談時，就曾旗幟鮮明地提出：“改革，哪怕就一小步，也是需要遠見的！”現在，我要再次重申這一主張，而且是針對更加宏大的課題。
記：這一點應當是可以得到認同的。
劉：如果能夠就此取得共識，就讓我們接著再思考一下：為什麽自然科學家們能製定出2050年前的科學發展規劃圖，並且得到國家的批準，而中國的社會科學家們，就不能同樣製訂出2050年前的社會發展路線圖？比如，既然自然科學家們能夠作出承諾，中國人到2030年可以登上月球，到2050年可以登上火星，我們的社會科學家們，為什麽就不能對那兩個整數年份，作出相應的承諾？盡管這樣的路線圖，難免會有一點空洞，甚至難免會有一點空想，而且它將來隨著時局的推移，也一定會不斷地調整修正，但是，正是這樣一種明確的規劃，可以在我們麵對大國vs小國的種種對比時，以對於未來的慷慨承諾，來填補和緩解那些尖銳的懸念。
進一步說，所謂“預支未來”的奧妙，不僅意味著對“未來”的籌劃，而且意味著為當下的“預支”。也就是說，它可以用平滑推進改革的緩進技巧，把未來的前景巧妙地“預支”給現在，並使之為其所用。這種對於未來的莊重承諾，隻要能夠緩解尖銳的懸念，自會使原本有可能激化的社會矛盾，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緩和，而且，隨著階段性目標的日益臨近，它也的確會被逐漸地化解。由此一來，社會氛圍自會變得一天天祥和起來。
同樣的道理，這種“預支未來”的發展路線圖，也會使中國與世界的艱難接軌，變得平緩簡易許多。到底中國將會成為什麽樣的大國？這是全世界都在焦慮的問題。而一旦中國自己，以發展路線圖的形式，給出了讓人放心的答案，自當大大釋放國際社會的心結，緩解他們對於不確定前景的疑慮。可以想象，這樣一種主動的澄清，也將使我國在今後的國際交往中，獲得更大的主動性和感召力，從而減少很多不必要的摩擦與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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