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的中國究竟什麽樣？

祝華新人民日報社網絡中心(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網絡輿情》執行主編、人民在線總編輯、主任記者

　　走進網絡社區，觸摸真實中國

　　能不能這麽說，在今天的報紙、電視和互聯網中，客觀上存在兩種社會圖景和兩種聲音？一種是傳統媒體中規中矩的聲音；一種是心直口快的網絡社區中，經常真實得讓人不爽的圖景。

　　在 web1.0形態下，“我發你看”，信息是單向傳播的。然而，新聞跟帖、論壇/B B S、博客、播客、Q Q群，特別是微博客日趨活躍，宣告了網民自主發聲、信息反向傳播的w eb2.0形態的崛起。政府麵對作為個體的網民和公眾，隻是“我說你聽”不夠了，還要學會“你問我答”。特別是應對公共事務負麵新聞時，政府必須學會與網民直接溝通，進行耐心細致的說服工作。政府的公共關係工作，也從過去的媒體管理變成公眾關係。

　　中央政府重視網絡輿情

　　中央政府越來越重視網民的批評。得知網上議論官方的城鎮登記失業率4.6%與學術界的城鎮調查失業率9.4%存在數據差異，溫家寶總理要求趕緊澄清，並囑咐各部委：“隻要網上出了個什麽東西是需要解釋的，你們不用請示我，你們趕緊上網去解釋，別把問題拖成一個不得了的大問題。”針對民怨較為集中的網絡熱點事件，各地政府出於穩定民心、穩定大局的考慮，經常主動或被動地作出讓步。

　　今年2月雲南“躲貓貓”事件中，在媒體出身的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的促成下，8名網友被推選為代表，進入看守所實地調查。雖然對網友介入司法的方式存在爭議，但這個“網友調查團”有力地推動了為屈死者洗冤，以及隨後的全國整治“牢頭獄霸”。

　　河南靈寶籍青年王帥在天涯社區發帖，批評家鄉違法征地，被羈押8天。人民網邀請“取保候審”中的王帥訪談，網友質疑滾滾而來：網民發帖該不該跨省抓捕？法律上有沒有“誹謗政府罪”？基層政府能不能有網絡監控權？靈寶方麵十分緊張，人民網“輿情會商室”在2小時內新增馬甲50個，IP地址大多出自靈寶。網友 “8個佘祥林的家屬”發帖說：“特別要提醒這些地方官吏牢牢記住：中國老百姓隻要鼠標輕點，就跟總書記胡哥在一起了。”在人民網第3場訪談中，河南省副省長兼公安廳廳長秦玉海承認王帥案是錯案，給予國家賠償。在第4場網絡訪談中，靈寶市政府發言人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評，歡迎輿論監督。

　　王帥案的平反，還推動了內蒙鄂爾多斯吳保全誹謗案“啟動審判監督程序”，7月3日發回一審法院重新審理。因為網民的壓力，習水縣檢察院提升了官員嫖宿幼女案管轄級別；杭州警方為輕率認定飆車案時速“欺實馬”而向公眾道歉；南京江寧區房產局長周久耕剛因一盒“天價煙”而丟官；鄭州規劃局副局長逯軍又因為一句“ 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而被停職。

　　網民在現實生活中可能階層壁壘森嚴，但在網上因為同樣感受到發展資源的匱乏，同樣感受到強勢群體的壓迫而一齊發聲。明智的上級政府可以借助網民的聲音釋放民怨，排查和化解過於尖銳的社會矛盾，整頓吏治。在傳統行政體製隻對上負責的情況下，通過互聯網引入某種自下而上的監督機製，遏製地方利益關係糾結和官員腐敗，既可以贏得民心，又能伸張上級政府的權威。

　　中國網絡輿論異常發達，與傳統媒體輿論監督功能的弱化，特別是常規利益訴求表達和利益協調博弈機製欠缺有關。比如信訪在一些地方變成了千方百計“截訪”，司法公正底線屢被擊穿，官民、貧富的鴻溝因為代際相傳而變得難以逾越。網絡輿論所反映的問題，也不可能都靠上達來扭轉乾坤，從根本上來說還是要靠改良網下的紀檢、信訪、司法製度及媒體監督來解決。

　　網民的“刻板印象”

　　近年來，在w eb2.0中，在涉及政府與民眾關係問題上，網民形成了傳播學中的所謂“刻板印象”，如對公權力的不信任感，對司法公正的失望，對社會公正的缺乏信心，這類認知和情緒似乎不斷得到某些突發事件的一再驗證，在網民上相互激勵、輪番放大。

　　6 月12日下午，在重慶鬧市區解放碑廣場，市容執法人員勸離一名賣燈草的八旬老人時，竟然導致數百市民呼喊“和諧重慶”的口號在街頭聚集。一件極小的事情，引起如此強烈的反應，是出於市民對城管暴力執法的“刻板印象”。當地政府後來召開新聞發布會說，老人起身挑燈草時“摔下一串在地上”，城管並沒有動粗，是現場群眾“不明真相”。凱迪網絡“貓眼看人”網友深思：“這社會，哀傷太多，戾氣太重！”

　　不要簡單地指責“民聲”偏激，也可能是因為我們的“官聲”過於傲慢，憑借公權力的絕對強勢地位，甚至不屑於對老百姓講一點溝通技巧，一次次“侮辱公眾的智商 ”。據媒體報道，雲南孟連縣分管教育的副縣長之女小思(化名)糾集7名女生，將初二女生小豔(化名)拖進廁所，打耳光、高跟鞋砸頭、拳打腳踢，並從廁所裏撿起髒衛生巾塞進小豔的嘴裏。經過政府調查，由打人者之母分管的縣教育局發出通報，卻把施暴描述成“學生打架事件”，侮辱情節也變成了用兩條未使用過的衛生巾“貼到”臉部。

　　本來，政府掌握的信息遠比公眾個人所了解的信息全麵而專業，但公權力在w eb2.0平台上常處於被質疑、被嘲弄的位置上。特別是當有關部門一廂情願地灌輸，卻忽視甚至蔑視w eb2 .0的疑慮和怨氣，企圖用刪帖、封堵IP乃至“跨省抓捕”來壓製不同的聲音，有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即當政府不受歡迎的時候，好的政策與壞的政策都會得罪人民；當政府缺乏公信力時，政府的立場連同民間自發擁戴政府的聲音都會受到排斥。

　　“捂蓋子”思維向“揭蓋子”思維轉變

　　7 月7日，因“躲貓貓”案而為網民熟知的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在凱迪網絡“貓眼看人”論壇實名發帖，提出宣傳部門要從“捂蓋子”思維向“揭蓋子”思維轉變。他舉例說，一壺已經燒開的水，如果還使勁捂著蓋子，結果隻能是連壺底都被燒穿；而蓋子一揭，盡管有可能會燙著自己的手，但沸騰的民意也就會變為蒸汽慢慢消散。

　　近年來的網絡輿情表明，政府“揭蓋子”有利於培養理性、可對話的網民。廈門PX事件中，“政府與公民一起成長”。家居鼓浪嶼，自稱“有老婆，有無敵海景，還有自由”的連嶽，在博客和媒體專欄中持續撰文質疑PX，柔聲細語地告訴廈門人：不需要你有太勇敢的舉動，隻要你讓身邊的人都知道這件事；聲音再小，隻要說出來總是能被聽到的。廈門市政府則廣開短信、電話、電子郵件、來信、市民座談會等渠道，與市民形成良性互動。最後，政府毅然決定將PX項目遷往漳州。這是政府與公眾多贏的局麵，是國家之福。

　　在鄧玉嬌案中，政府一味“捂蓋子”。巴東縣政府如臨大敵，記者被不明身份的人圍困和毆打。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演了一出“屠夫大俠營救鄧女俠”的活報劇。 “屠夫”在網友資助下趕到巴東，促成鄧家聘請北京律師，並在博客裏向網友隨時報告案件進展。與連嶽截然不同，“屠夫”不是知識分子，沒有固定職業，據說已經兩年沒有過一分錢收入，在巴東曾因鞋子“破了不成樣”，用網友捐款買了雙鞋子。有個帖子描述“屠夫”：“也許他有點喜歡吹牛說大話，喜歡出風頭，人比較講義氣。他的交際也很廣泛，也喜歡同那些知識分子交往。如果說他跟那些知識分子有多深的交情，那倒未必，因為畢竟他的文化素質並不很高，那些精英們幾乎從心底裏就沒有真正地太看重他。他同無數個普通平凡的市民一樣沒有什麽真正的政治傾向性，更別談什麽明確的政治理念了。也就在多喝了幾口的時候，會高喊幾句不著五六的話而已。”

　　鄧玉嬌案中，網民已不滿足於用鼠標發言。北京街頭出現了“誰都可能成為鄧玉嬌”的“行為藝術”，更多的網友自費前往巴東“旅遊”。屠夫等人“用殺豬方式參與社會個案的模式”，公民責任心可嘉，卻不能歸結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常態，其對社會的潛在破壞性，會不會把“壺底燒穿”，值得憂慮和警醒。

　　如果web1.0的新聞得不到改良，而w eb2.0的怨氣又得不到宣泄，那麽互聯網將擴大官民對立，而不是促進官民溝通，促進社會不同群體利益的均衡表達和平等博弈。這是中國網民，特別是網絡管理者，所將麵臨的嚴峻挑戰。專題統籌/采寫本報評論記者亮棹實習生高嘉晗

　　互聯網——推動中國變革

　　——對話互聯網資深人士謝文

　　互聯網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響我們的社會生活、改變我們的傳統觀念。

　　毋庸置疑，互聯網首先是一場技術革命。互聯網不僅改變了我們的消費方式，中國的生產、製造、商業流通形態也因電子商務的縱深推進而發生著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網絡社區的出現，為我們架構了一個完全平等的、開放的、去中心化的平台，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傳播者”，而不再是一個被動的“接收者”。我們欣喜地發現自己也擁有了“製造輿論”的能力，於是一場誕生於網絡的話語狂歡頓時席卷全國。

　　傳統媒體不能報道、不願報道、不去報道的事件在網絡中被不斷傳播，無限放大，網絡輿情開始深刻地影響政治生活。而“心直口快的網絡社區”與“恪守宣傳口徑的傳統媒體”展示的中國圖景，卻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樣看來，互聯網又絕不僅僅是一場技術革命，技術革命與政治革命、社會革命是無法分開的。事實上，互聯網正在推動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發生深刻的變革。專題統籌/采寫本報評論記者亮棹實習生高嘉晗

　　互聯網將極大推動人的解放

　　記者：就互聯網對中國的影響而言，單純的技術層麵我們這次不多聊，但是我想我們可以先厘清，互聯網對技術時代某些根深蒂固的觀念帶來了哪些全新的革命。

　　謝文：我想最根本的是所謂“去中心化”。互聯網和以往的通訊係統、交流係統、媒體係統最大的區別在於它沒有中心。每個節點、每個成員，無論從技術層麵上講還是邏輯層麵上講，都是平等的。人們之間是互動，而不是廣播，這一點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

　　記者：你說的去中心化，其實與啟蒙時代以來弘揚個體價值有點脈承關係。整個西方的啟蒙主義，一直以來都是在倡導這種個體主體意識。技術尤其是互聯網技術，在某種程度上，在效果上促進了西方啟蒙主義所倡導的東西。而互聯網的這一價值，在集體主義意識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傳統裏，意義顯得更加積極。

　　謝文：當年美國國防部設計互聯網是為了保證蘇聯的導彈不至於把通訊中心炸毀了，這個係統就倒了，所以要求所有參加係統的每一個都不會因為另外一個點壞掉了。說穿了就有點像咱們這個社會一樣，你幹什麽和我幹什麽互不幹擾。可是電視、廣播、報紙都是有中心的，電視我不播、報紙我沒賣，你就不能看。互聯網不是，互聯網是一個完全開放的、平等的，從任何角度切入都可以的一個體係。虛擬的網絡世界比我們現實世界更加平等、開放，更加傾向弱勢群體。

　　記者：就像你提的平等性，它又是一個多樣化很有差異性的。

　　謝文：既然人人可以參與，機會是平等的，所以就有無窮盡的演員，都在網上發出自己的聲音，試圖用自己喜歡的方式存在於網絡世界，呈現給我們的網絡世界就是多樣化的，無中心的。

　　記者：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深入發展，可能讓人重新去思考人和人，人和國家，人和各種組織之間的關係問題。

　　謝文：現實社會當中必然存在組織化、等級化、層級化的結構。為什麽現實社會當中有那麽多層級化？就是因為時間、空間的局限，為了有效才會出現城市和各種組織。在現實生活當中，如果大家都個性化，你根本找不到你所需要的信息或者服務。而在網上，正因為去掉了物理的空間和時間，所以它就自然呈現出了一種一步到位。

　　記者：這種技術上的一步到位，在實際效果上把人的解放推到了一個相對徹底的地步。

　　謝文：這是局部的，還不是真實意義上、完全意義上人的解放，他使人的數字化的形象和他願意傳達給別人的信息能夠比較方便、比較低成本的得到傳播。真實的社會裏麵，窮與富的差別仍然存在，不會因為有了網絡世界就一下子消除，但是將一步一步來嘛。

　　記者：交換的成本很低，平等的目標應該是越來越快地在實現。

　　謝文：在網上，首先是自我存在，然後是自我表達、自我展示，再然後是與其他人的互動，這些都極大地降低了互聯網以前的現實社會中的麻煩、損耗，從而極大地提高了人們生存和交往的效率。

　　互聯網對社會有極強的重組作用

　　謝文：現在總的大趨勢是，隨著一代代新人的出現，互聯網滲透人們生活，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正在極速地擴大。

　　記者：這些年我也一直在觀察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從他們剛開始進入互聯網，到這10年下來，他們的狀態、理解力、視野，都有很大的進步。而且這種進步還不隻是來自於外在的資源整合，我看到更多的是他們內在的進步。

　　謝文：因為方式都變了。比如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把陳凱歌這個人都給改造了。原來以為自己和若幹個寡頭、媒體搞好關係就可以，自己公關去營造一個形象，沒想到出了胡戈這樣一個小人物弄一下，大家的博客、帖子一轟，陳凱歌先是非常不忿地抗議，到最後一下變得很低調、很務實了。過去精英控製媒體、控製言論渠道，可以生活在自己想象中的那麽一個環境，現在不可能了。像這樣的東西對整個社會是有相當大的重組作用的。

　　記者：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這樣一個官僚製科層化的社會，那種一廂情願的控製思維是根深蒂固的。

　　謝文：這個是一個過程，像你們年輕人可能總覺得慢，像我們年紀比較大有過經曆的人，我反而感覺到一種大勢所趨。和其他國家、其他社會相比較而言，我覺得互聯網對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開放、改革是有著實質性的巨大的作用。

　　中國社會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當中，正好趕上了技術進步、趕上了互聯網的出現。我們得慶幸，就是這時間的陰錯陽差，使得我們和其他某些國家和地區在走向現代化開放過程的類似階段相比，我們的成本低得多。

　　互聯網互動將引導公眾學會對話

　　謝文：在我出國之前，上世紀80年代初，我們和世界基本上是隔絕的。我們有限的一點信息是通過一些間接的方式傳進來，得到的外部世界的概念完全是支離破碎的，甚至是扭曲的、過時的。有了互聯網以後，現在20多歲的人看世界，隻要你願意看，你獲得世界的景象就完整得多、豐滿得多、及時得多，而成本接近於零。現在真的是可以“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

　　現在就變成了傳統媒體跟著網絡媒體的步伐在前進，這是一種話語權的轉變。以前的媒體，有點精英的潛意識，而現在是網民的行為在引導著人們應該看什麽、關注什麽。這種無中心，把精英打到地麵上來，我覺得就形成了中國走向現代化、民主化的一種社會基礎，沒有什麽神聖不可侵犯的偶像，沒有什麽不可以討論的話題。這種社會自動調節，就使整個社會顯得比較健康。

　　記者：但是在這種泛技術論的觀念支撐下，這個過程當中有沒有你所擔心的問題？

　　謝文：這和市場經濟理念相似，隻要是充分地開放、平等地競爭，優勝劣汰。活下來的自有他的理由。精英思想、嚴肅文章會自動去它該去的地方。當然可能存在一種情況，就是誰掌握了這個平台，誰掌握這個技術好一點、早一點、快一點，他就可能在某一個時期享有更大的發言權和影響力。但是和過去比是進步。

　　記者：可能這種擔心顯得太遙遠了一些，西方的哲人也在思考所謂技術統治的時代所帶來的種種問題。

　　謝文：我不認為互聯網在技術上有什麽了不起，遠遠沒有達到軟件業的高技術。當然這裏邊有些問題肯定是有。就是在當信息充分流動，人人都可以參與，信息傳播互動的成本接近於零的時候，是不是還應該有一定的遊戲規則？

　　記者：近期的群體性事件，基本都發生在縣市層麵。這些地方的互聯網應用又是相對薄弱的。表麵看來這之間有些錯位，但正是這種錯位給我們的思考和行動打開了新的空間。

　　謝文：這二者之間沒有因果關係。你不能說社會動亂多了是互聯網傳播的，也不能說沒有互聯網就容易出事。甕安事件，從後來的報道看，屬於地方政府對人民的利益訴求不管不問，結果幹柴烈火一點就著，那個事和互聯網其實沒關係。

　　所以我覺得，互聯網作為一個社會工具的確改變了人類生活方式，但是這種過程還是被人們，被現有的社會結構、社會力量所駕馭的，所以不要消極地、被動地、抵觸地去看問題。貨幣流通得越多，市場經濟越好，同樣，信息流動的越多，社會也越健康。

　　互聯網將推動中國變革

　　記者：一開始你就提了一個概念叫去中心化，後來我們又聊到互聯網本身會對現實結構帶來影響或者是造成衝擊。反觀整個政治生態，利益生態，大體而言還是一個一元化的結構，稱不上是一個絕對的、堅固的一元化，它是一個帶有諸多韌性的相對彈性的一元結構。我們將互聯網對中國現實結構的影響放在一個長時段來考慮的話，互聯網的去中心化趨勢，到底會對現在的社會結構帶來多大的影響？

　　謝文：互聯網應該是最基礎的、持續不斷的社會推動力之一，能夠和它並列的力量我覺得不多。互聯網不簡單是一個媒體，它使人們在虛擬空間中展開生活。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很多過去看來必然要經過的曆史階段，通過互聯網就一步到位了，這就是互聯網帶來的可能。

　　記者：但是研究群體無意識的人就很擔心，當一個係統完全自由，開放，每個人都可以自我展示、自我表達、自我行動的時候，會不會出現另外的問題？

　　謝文：咱們千萬不要把互聯網極端化，就好像現在社會已經被互聯網所操縱了。互聯網始終是一個平台，現在社會平台主體還是人，還是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下變化。唯一的就是信息流動加速了，成本極低，所以免去了過去很多障礙。其他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依然在起作用，無非是大家可以選擇到底是主動利用，還是被動躲避甚至對抗。所以不會出現“互聯網無政府主義”。

　　美國互聯網程度比我們至少要深十年八年，美國社會依然故我，應該說進步很大。奧巴馬當選，85%的捐款來自互聯網小額捐款，奧巴馬就不用向大財團磕頭了。曆史上第一次民主黨的捐款超過共和黨一倍。這不是誰設計的，而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結果，連民主黨自己都大吃一驚。

　　我很多美國朋友都說，沒想到一個美國黑人可以當總統，還是伊斯蘭背景的。你一定說這是互聯網造成的，不是。但是因為有了這個平台，加速了曆史進程，降低了曆史前進的成本，這就夠了。而且我不認為會出現那種人們難以控製，人們都說不可以的事情。

　　記者：從互聯網年輕人對前輩的話語挑戰來看，這一代年輕人，對“文革”以來作為一個整體的上一代知識階層是不滿意的。

　　謝文：中國的所謂作家階層，吃著老本，由於一個非常老化的結構，放在一個特殊地位上，自我膨脹。他們麵對網絡作家態度，一開始仇恨、蔑視，後來惶恐。過去是因為社會經濟條件不夠，使得發言權控製在一小撮知識精英手裏，現在是優勝劣汰。

　　記者：通過傳統作家對網絡寫手的態度轉變，這種社會交換和認同模式，以後所謂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可能也將踏上這樣一條相似的道路。

　　謝文：應該是。信息傳播加快，對經濟主要是正麵影響，對政治來說，所以政治精英和商業精英失去的比較少；但是對知識來說，過去壟斷知識、壟斷信息的知識精英階層是失去最多的，所以知識精英最突出。

　　記者：更準確地說，整個互聯網的出現，對根深蒂固的控製觀、壟斷觀是嚴重的衝擊。這種控製觀不僅僅是政府的治理思維，在很多普通人身上同樣明顯。

　　謝文：我們用英文叫softcontrol(軟控製)，互聯網對這塊是有了根本的摧毀。過去都是因為地域、信息不對稱，信息傳播有成本，經過選擇才成了某種社會秩序或者某種利益切割。現在這個東西蕩然無存了，我覺得聰明人就趕快適應、趕快利用。

　　記者：我非常認同你這個觀點，互聯網對中國的革命性影響正剛剛開始。尤其是你剛才說的這種互動關係，這將把生物意義上的共生關係發揮到極致，它不僅僅是個體之間的，甚至是個體與任何組織乃至國家之間的共生。

　　謝文：有人擔心有了IM (即時通訊軟件)、tw itter(微博客)，錯誤的東西會造成摧毀性的傳播，沒那事，不會因為信息的傳播而造成人們基本價值觀念的改變。所以要熱情擁抱、充分利用，趕緊跟上曆史前進步伐才是最好的辦法。

　　記者：在互聯網這個場域裏，它不僅僅是商業利益的切割和爭奪，還是一個社會諸多價值觀交換和磨合的場所，他們在發生很激烈的觀念衝突，每一次爭論之後，各自都回去不斷地修正自己的立場、觀念，你會發現這個過程在持續不斷地往前走，而這種觀念的交換，會對我們固有的意識形態本身造成巨大的潛在影響。

　　謝文：現在一個中等的網站一天有幾百萬人看都很正常，一些知名的門戶網站可能有上億人看。這已經超過壟斷媒體的影響力了。這個時候不去擁抱它，而是想辦法限製它，純粹就是逆水行舟。

　　記者：我看你博客上麵還有一篇文章，裏麵用來係統的這個概念，闡述了所謂的生態係統、淨化係統、智能係統三個層次，這個跟現實的係統聯係在一起思考的話，這方麵你有沒有什麽更新的思考？

　　謝文：我那個說法特指互聯網自身的情況。互聯網最早其實是最簡單的通訊工具。就是我們簡單地模仿了一個郵局，模仿了一個電話，後來又模仿了一個媒體，現在我們要模仿這個社會。這個社會的真實生態是什麽樣的，自然邏輯是什麽樣的，互聯網到了那個階段就可以很粗糙地一步一步地開始模仿整個社會了。當這個階段過去以後，它非常有可能反客為主，變成人們依托互聯網作為自己生活的基點，再開始自己的真實生活，那就變成非常現代或者是後現代了。

　　現在隨著手機也3G了以後，你隨身攜帶一個信息中心，隨時隨地地獲取信息、發布信息、與人互動。當然現在3G手機還不夠好，但是這個過程我覺得一年會往前走非常明顯的一大步。這個過程不是哪一個人，也不是哪一個公司，是千家萬戶共同在努力，它是一個曆史進程。大家的合力產生了社會的巨大進步，這個過程是在潛移默化地前進。

　　幻想與真實

　　記者：法國有一個哲學家鮑德裏亞，他提的表征與現實之間，後來會出現一個很重要的倒置，互聯網的鏡像讓每個人其實都生活在這種表征世界裏，充分的信息交換和自由，已經完全把他的真實生活和信息所構成的這個場域所顛倒過來了。對此你有何看法？

　　謝文：我覺得這個就是知識精英心理落差的一種表現。你熟悉的那種信息傳播方式，語言係統的控製力沒有了，失控了。這種理論一般都是在歐洲興起，因為歐洲整個社會在衰敗；美國就比較樂觀，或者比較正常一點，因為它是主導這個變革的。對於互聯網，歐洲抵抗了半天，因為互聯網是典型的英語世界，法語、德語就是弱勢群體。

　　是不是會出現一些人在互聯網上製造輿論？一定會有的，這個事一點都不奇怪，現實社會都在發生，無非是在網上變得比較熱鬧一點。解決的辦法很簡單，還是那句話，隻要你無中心，你那個東西就被平均掉了，人人都在操縱輿論，那個人的力量就沒那麽大，最後還是得一個平均數。所以我覺得過程當中不能因小失大。而且從人類曆史上看，凡是趕上一次這種因技術變革產生的大的社會變革，跟的越快越好，走後邊故作深刻、憂心忡忡的一般都是被淘汰的。

　　記者：被淘汰之後，遲早還要跟著別人的步伐去。

　　謝文：互聯網革命是一場相當於蒸汽機產生的革命。由那個以後產生的，包括各個國家的衰落、興起，我們現在趕上的是第二次，可以稱作第二次社會革命，相當於第一次工業革命。它一共有四個層次，一個是社會上的影響，一個是技術層麵的影響，一個是商業層次的影響，一個是文化———廣義的文化的影響。

　　互聯網是一場什麽樣的革命

　　胡泳

　　中央電視台《經濟信息聯播》主編，兼任《對話》總策劃。“數字論壇”成員，洞察數字社會的重要性並將其引入中國人生活的第一人。著有《網絡為王》、《時代英雄》、《黑客：電腦時代的牛仔》、《另類空間》、《我們是醜人和Luser》、《海爾中國造》及《海爾M BA教程叢書》；譯有《數字化生存》、《2.0版：數字化時代的生活設計》、《比特之城：空間·場所·信息高速公路》。其中，《數字化生存》被《新周刊》和《書城》評為改革開放20年來最有影響的20本書之一，《海爾中國造》被《經濟觀察報》評為“2002年影響中國商業界的20本書”之一。

　　科技時代

　　前蘇聯解體以後，撒切爾夫人有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1917年11月7日在俄國發生的事情並不是一場革命，而是一場“宮廷政變”。

　　革命從來就不是一個靜止的概念。革命的親身感受者在革命的正在進行時態中所作出的判斷與革命過後對其進行的曆史觀照也一定不同。托馬斯·潘恩1791年在《人的權利》中寫道：美國和法國的革命為政治學注入了嶄新的因素。“從前被我們叫做革命的事件隻不過意味著人事的更迭或地方環境的變遷。這些事件自然地起起落落，在其存在或宿命中不具備任何使其能夠擴散到發生地以外的東西。但是我們現在從美國和法國的革命中，看到一種對事物自然秩序的革新，一套像真理和人的存在一樣具有普遍意義的原則體係，它將道德與政治上的愉悅和國家的繁榮緊密結合起來。”

　　不到半個世紀，馬誌尼已開始懷疑法國革命的意義。他認為法國革命毋寧是一份總結，而不應當被當作一份綱領；毋寧是一個行將消失的時代的最後處方，而不代表新時代的開端。在19世紀，甚至在20世紀，革命者們所企圖實現的不過是法國革命未能達到的目標。

　　他們談論的都是政治上的革命，而政治上的革命今天已普遍被視為不合時宜的東西(即使有人不停地鼓吹顏色革命)。我們的時代是科技的時代，大家津津樂道的是另一種革命———科技革命。斯圖爾特·布蘭德說：“科技是今天唯一的新聞。每天翻開報紙雜誌，讀到的不外是來來去去的他說、她說，政治、經濟、時裝……都不停地在兜兜轉轉，翻來覆去，正是太陽底下無新事……人的天性是沒有多大變化的，隻有科技真的在變。”

　　但布蘭德又如何能夠斷定，科技的變化不是“兜兜轉轉，翻來覆去”？“革命”(revolution)來源於天文學和幾何學，其科學含義與它現在的流行義非常之不同。它的原義是“循環往複”，就像四季更替一樣，或“時起時落”，就像潮水的漲退一樣。因此，它在科學中意味著變動中的不變，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既是開始又是結束。然而，今天我們使用“革命”一詞時，是在描述一種持續性、恒久性的終結，一種與過去徹底決裂的新秩序，一種舊有的、熟悉的事物與新生的、迥異的事物之間的斷層。這個對我們的頭腦和心靈影響如此深廣的詞是怎樣經曆詞義的巨大變遷的，對曆史學家來說將是一個饒有興味的話題。不過，在爭辯互聯網是否帶來一場革命時，我覺得“革命”的古義和今義或許對我們同樣有啟發作用。

　　一是，不管我們為互聯網戴上多少桂冠，它也不過是另一場技術革命，與此前的革命遵循著同樣的發展軌跡———像電的發明，或電報、電話、鐵路的普及一樣。曆史的確重複自己，這就是說，我們在這次革命中的位置及將來的走向是可知的，就像天體運行自有其規律。

　　二是，技術革命與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是無法分開的。信息革命所表現的並不僅僅是技術。這場革命是一場複雜的社會與技術的互動過程。技術革命吸引了人們的大部分注意力，與此同時，我們還在經曆一場範圍廣得多的革命。要準確地解讀信息革命對社會生活的所有影響還為時過早。但無疑它已構成對我們的生活方式的即時的或潛在的威脅。這種威脅可能波及到政府的治理方式，我們的價值係統，甚至是我們的家庭體係，我們的所有物，我們的工作。

　　技術革命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家哈爾·瓦裏安認為任何技術革命都要經曆五個階段：實驗———資本化———管理———高度競爭———鞏固。互聯網終我們的一生來說，確實是嶄新的東西，但同樣的行為模式在此前其他技術的發展中一再出現，包括蒸汽機、電報、汽車、飛機莫不如是。

　　在實驗階段，企業家是第一批認識創新技術潛力的人。進入壁壘在一開始很低，這就是為什麽許多產業在車庫和地下室中誕生的原因。一旦新技術的構建模塊出現，一批批的發明家和企業家用不同的方法對這些模塊進行多種組合，由此產生新的價值。比如，今天的網絡企業家把芯片、軟件和網絡功能結合起來，找到了無數種創造新價值的途徑。

　　有時主要的技術創新代表著一種新的商業模式。今天網絡上的許多實驗都圍繞尋找正確的商業模式進行：訂閱，網絡廣告，鏈接，捆綁，特許權經營，拍賣……投資商急切地等待著實驗的結果。一些實驗(也許大多數實驗)肯定會以失敗告終。像此前的新技術一樣，會有大批的人在網上弄得血本無歸。

　　從1904年到 1908年，240餘家企業進入汽車業，想為“不用馬拉的車”尋找最好的“用戶界麵”。卡爾·本茨1885年推出的第一輛車有三個輪子，狀如馬蹄。今天我們在博物館中看到這樣的車會說：“多麽有趣啊，那時的人竟把汽車造得同馬車一樣。”五十年後，我們的後代會看著微機說：“多麽有趣啊，他們竟把計算機造得同打字機一樣。”

　　企業家也許是技術實驗背後的推動力量，但他們需要錢做事。對資金的渴求使金融家們加入了遊戲。風險投資家總是第一批下注的人，而巨大的財富一定是由於賭對了才會快速聚集起來。賠錢過程也同樣擺脫不了賭性。鐵路的早期投資者發了大財，後來者從未做到完全收回他們的投資。

　　金融家提供了讓企業家走出車庫、到達大眾市場的資本。然而為了實現大眾市場所需的規模，產業的運營變得比創新更為重要。創新者必須了解什麽時候走下前台，讓 “成年人”來掌控局麵。這並非一件輕而易舉之事。企業家最難作的決定之一是什麽時候把自己一手創辦的企業交給職業經理人。

　　許多新興的互聯網企業都仍然處在實驗階段，竭力界定自己的商業模式和市場範圍。很少幾家轉入運營階段，這一階段的關鍵是建立一個能經受考驗的運營係統，創造品牌，並造就忠誠的客戶群。運營、市場營銷、執行和聯盟都至關重要。一些企業不可避免地陷入運營的困境。金融家抽出資本，這些企業在競爭中消失，或者可能被領先廠家吞並。至此，高度競爭的階段開始了。

　　經濟規模現在變成具有決定意義的競爭要素，它以多種形式出現。傳統的供應方的經濟規模仍然有用———企業越大，單位生產成本越低。但在許多主要的新產業中，需求方的經濟規模更有意義———擁有的用戶越多，企業產品就越有價值。這一效應最有力地體現在電信業(電話、網絡)和那些互操作性和標準占重要地位的行業。在某些情況下，供方與需方的經濟規模相結合，能夠產生巨大的正反饋循環，領先企業因此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收益。

　　但假如事物走向反麵，後果也是嚴重的。落後的企業注定更加落後，最終，隻有少數幾個贏家。為什麽一些企業成功而另一些企業失敗常常既依賴於精明的算計，也依賴於運氣。

　　當高度競爭階段過去的時候，贏家的工作變得日常化，產品形成了標準，品牌推廣和市場營銷活動正常進行。針對市場的競爭變成了在市場中的競爭。市場份額開始固定化，企業的策略專注於削弱對手的實力而不是發動全方位戰爭。公司領導發現他們有眾多的課題需要處理：工人、律師、消費者權益保護分子、投資基金、股東、記者和政客都想就產業的發展發出自己的聲音。

　　隨著互聯網商業的成熟，將來的市場結構也許是這樣的：有幾個大贏家，有幾個大輸家(不知該誰倒黴)，還有大量的專注於特定市場的小企業。網絡的力量體現在企業能否銷售高度新異化的內容和服務。基礎設施服務的基本提供者也許會吸引大部分人的注意力，但最主要的商業機會存在於為個人定製的服務和有高度精確度的媒介中。

　　社會革命

　　圍繞互聯網有成堆的誇誇其談，它們部分地消解了互聯網革命的力量，以至於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這場革命的意義。這並不奇怪。曆史上的每一次重要的技術革命都伴隨著大量的噪音，無論是電報、電話、電力還是鐵路都被認為會在全球造就一個更加民主的社會，由此在地球上建立新的伊甸園。

　　互聯網陷入同樣的泡沫中是必然的。它帶有一定的神秘性，它的內部運作鮮為人知，而且人們仍然在試圖索解它的意義———它是什麽，它將能做什麽。因為我們對這些問題沒有確定的答案，我們自然會自由地作出我們的解釋，不管這些解釋多麽荒唐可笑。媒介由於它們搶新聞的本性，必然會放大所有的誇大之辭，資本市場的投機者們也唯恐事情不熱鬧，因為他們要製造故事和戲劇。我們所犯的錯誤當然是在閱讀那些富於刺激性的頭條新聞之後，在觀察遠離現實的股票市場之後，根據這些東西得出我們對網絡的結論。我們很少能聽到在噪音之中出現的更為理性的聲音。

　　社會變化有其內在動力，必須認識到，互聯網自身並不能夠改變社會，決定變化力度的是，要看互聯網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納、使用和組合進入社會結構之內。通過觀察互聯網在中國十幾年的發展曆程我們可以發現，互聯網技術革命在社會的各個層麵都引發了極為深遠的變革。

　　一位山村獵人聲稱自己發現了已在人類視線中消失了20多年的華南虎的蹤跡，曆經八個月，最後他卻被網民所獵，“拍虎英雄周正龍”的事跡成了笑柄；公眾的矛頭由“正龍造假”直指“官員護假”，網絡打假風起雲湧，官員“網絡化生存”的時代開始來臨。

　　拉薩事件，中國網民自發反擊西方媒體的報道偏見；奧運火炬傳遞，從網上聲討、抵製法貨到“紅心中國”行動，網民們的愛國宣泄行為一再出新。《國際先驅導報》稱，互聯網創下了中國民族主義的三個“前所未有”：地域之廣泛前所未有，觀點之一致前所未有，效果之顯著前所未有。

　　汶川地震，網絡第一時間快速報道災情，第一時間緊急組織救援，第一時間發起賑災捐助，第一時間主張全國哀悼……在這場中國30年來最嚴重地震麵前，中國互聯網首次以更積極的姿態、更快速的反應、更全麵的報道躋身主流媒體，網民不僅屢屢伸出援手幫助災區人民，還對悲劇的發生提出了各種尖銳問題，成為一個富有擔當精神和責任意識的群體。

　　貴州甕安事件，網絡輿論驅使主要領導幹部第一時間到群眾中間傾聽呼聲，並借助輿論監督，啟動幹部問責製，“甕安模式”成為2008年政府處理突發事件中信息公開化的典範；巴東鄧玉嬌案，在媒體和網民的共同推動下，政府與基層某些無良官員“切割”，不再為了袒護少數人和小集團的利益，傷害黨和政府的威望；來勢洶洶的綠壩軟件，在網民們的集體表達和行動之下，被迫推遲安裝，網民權利的保護和擴展由此提上日程，一個共識開始形成：互聯網管理不隻是政府和行業內部的事，也是社會各種力量通力合作之事，需要尋求一種“共同管理”的新思路。

　　以上這些事情存在什麽聯係？這些社會變革的動力是群體性的，其主要驅動者是普通的公民，它們的發生發展實際上有著一個共同的根基：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我們的交流工具支持群體對話與群體行動。不論在何處，你都能看見中國人走到一起彼此分享，共同工作，或是發起某種公共行動。

　　聚集一群人並使之行動原本對資源有著極高的要求，這使得全世界範圍內的群體努力都被置於一種製度的壟斷之下。今天，全球分享與合作的工具終於交到了個體公民的手中。而當這樣的工具被2億多網民———其中絕大多數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所熟練使用時，它會給轉型期的中國帶來怎樣的社會影響？

　　由於形成群體已經從困難變得極其簡單，我們將要看到，還會湧現出來大量有關新的群體和新的群體行動的試驗。可以肯定的是，互聯網數字技術是被植入預先確定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中的，在技術的動態趨勢和保持現狀的慣性作用之間存在很大的張力。如果技術的特性與現存範型相齧合，那麽它就可能促進變革的發生；如果兩者彼此不協，必有其一被迫調整自身。

　　伴隨著互聯網而來的是一種新的世界觀。如果你倡導創新，就會對現狀提出疑問。如果你為企業家戴上桂冠，就會輕視“組織人”。如果你使資本自由擴散，就會剝奪投資商的權力。如果你認為變革最有價值，就會對墨守成規深惡痛絕。如果你受夠了鴉雀無聲，就會喜歡眾聲喧嘩。如果你沐浴過陽光的敞亮，就難以再行容忍一切見不得人的齷齪。

　　有一個比喻說得好：如果把互聯網比作待剝的洋蔥，所有有關網絡的神話隻不過是那薄薄的一層洋蔥皮，裏麵的東西才會讓你流下眼淚。

專題統籌/采寫本報評論記者亮棹實習生高嘉晗

　　(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