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差點被建成以色列

　　在遙遠的東方，流浪了兩千多年的猶太人終於得到一個從天而降的機會：在中國建立一個“猶太國”。但他們並不知道，在吞下誘餌的同時，自己已經成為日本人砧板上的“河豚魚”——鮮美，但含有劇毒。

　　在遙遠的東方，流浪了兩千多年的猶太人終於得到一個從天而降的機會：在中國建立一個“猶太國”。但他們並不知道，在吞下誘餌的同時，自己已經成為日本人砧板上的“河豚魚”——鮮美，但含有劇毒。

　　1938年12月5日，東京。

　　應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要求，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外務大臣有田八郎、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大藏大臣兼通商產業大臣池田成彬，齊集一堂，舉行內閣會議。會議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討論到深夜，多方爭論不休，最後終以典型的東方人的方式達成共識。

　　一個代號“河豚魚”的計劃正式出爐。計劃的核心內容是，日本將與在華猶太人合作，以幫助猶太人在哈爾濱完成“複國夢”的條件，換取猶太人對日本戰爭的資金支持。

　　苦難的開始

　　從19世紀後半葉開始，大批在俄國遭受迫害的猶太人流亡到中國，逐步聚居到哈爾濱。到20世紀20年代初，哈爾濱的猶太人增至兩萬餘人，約占全市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大批金融、工商、律師、醫生、文化、藝術界猶太精英的到來，也迅速推進了哈爾濱的發展。這個原本是小漁村的地方，在短短的數十年間，已變成了與京、津、滬、杭相媲美的大城市。顛沛流離的猶太人，曆經種種苦難，終於在遙遠的東方，獲得了一個相對寧靜的角落。

　　但這種暫時的平靜，被日本人的入侵徹底改變了。

　　1932年7月起，滂沱大雨連下27天，鬆花江水暴漲，江堤決口，市區全部被淹，到處一片汪洋。一時銀行停業、商戶關門、電話斷絕，整個哈爾濱變成了一座水中孤城。道外、道裏區十餘萬罹於洪災的難民蜂擁至南崗、香坊等高地，大多露宿於鄉間田野，衣衫單薄、無一物覆蓋者多矣。風雨中，啼饑呼寒之聲不絕於耳，其狀慘不忍睹。

　　猶太人社區在猶太社團的組織下，成立了救護隊，對難民進行緊急救助。8月末，洪水漸退，然而虎列拉、猩紅熱、白喉、麻疹等傳染病又大規模爆發。猶太社區又組織醫生考夫曼等五人參加哈市防治霍亂小組，對災民進行救治。

　　天災尚可應付，但人禍則完全力不從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天災正是人禍之結果與反映。

　　是年2月5日，日軍多門第二師團攻占哈爾濱。日軍進城之後，燒殺搶掠，外來僑民亦不得幸免。猶太人因為其經濟實力雄厚，更成為日本人眼中的肥肉，很快日軍便“接收”了大批猶太企業商號。

　　哈爾濱的白俄流民看到機會來臨，立刻依附於日本憲兵隊，成立所謂“俄國法西斯黨”，宗旨就是要消滅哈爾濱的猶太人。他策劃了一係列綁票殺人勒索案，主要針對猶太富商。被綁架並且撕票的，有中央大藥房的老板科夫曼，以及中國大商人穆蔚堂等。

　　其中最著名的綁架案是所謂“謝苗·卡斯普綁架案”。8月，猶太青年鋼琴家謝苗·卡斯普從法國學成歸哈，被白俄法西斯分子綁架，向其父勒索30萬贖金未果而慘遭殺害，引起群情激奮，但凶手最終無罪釋放。

　　亞伯拉罕·考夫曼，麵對此情此景，不由得悲從心來：自己和自己的同胞，恐怕要麵臨一場無法避免的浩劫。

　　事實仿佛正在印證考夫曼的擔憂，猶太人的企業一家接一家被日本人搶收，住宅和建築物被日本人占為己有。針對猶太人的燒殺搶奸屢屢發生，很多猶太家庭陸續逃離這座城市，到上海或者其他中國城市，少數人甚至寧可回蘇聯也不願待在日本人控製的地盤上。兩千多年來猶太人經曆的苦難，仿佛又輪回回來了，一切似乎都是在劫難逃。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仿佛就在一夜之間，日本人從魔鬼變成了天使，突然對猶太人極為友善，溫情脈脈一團和氣。

哈爾濱的猶太人

　　“化敵為友”

　　變化始於1934年，日本外交刊物上刊登了鋼鐵大王鯰川義介的文章《一項邀請五萬德國猶太人來“滿洲國”的計劃》，該文在日本出版界和猶太人刊物上被重點推介，日本國內的反應相當積極。鯰川義介撰寫此文並非偶然，其實是放出了一隻試探性的氣球。

　　在此之前，他頻頻與日本銀行副總裁高橋是清、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總裁鬆岡洋右、關東軍副參謀長石原莞爾、陸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等人舉行秘密會晤，以及多次會見安江仙弘、犬塚惟重、樋口喜一郎等少壯派人物，討論的核心問題是關於“滿洲”的建設問題，話題時常轉到猶太人上麵。而這篇文章，其實是這幫日本“滿洲”派實權人物、工商企業界巨子，以及“猶太問題專家”共同炮製的產物。

　　“滿洲”豐富的礦藏和原料、廣袤的土地、尚未開發的巨大空間，這些都被日本覬覦已久。當年日本對沙俄發動日俄戰爭，目的就是為了取得沙皇控製下的廣大而空曠的中國東北土地。1929年國際性經濟崩潰衝擊之後，隨之而來的世界性大蕭條，使得東京決策層更加渴望得到“滿洲”，從而解救危機。這其中實力最強大也是呼聲最迫切的當屬關東軍“滿洲派”，他們力主回歸傳統方式，要求在大陸擴張，第一步便是攻占“滿洲”，建立擴張基地。

　　如願搶得“滿洲”之後，日本人才發現自己麵臨的問題是如何開發“滿洲”。首先是資金缺乏，在經濟蕭條的年代，很少有國家能夠幸免此難；其次是移民工作遇到難題，無論如何勸誘，日本國內的剩餘人口也不願移民“滿洲”；最後，日本對中國的入侵，實際已經打破了西方在中國利益的壟斷格局，這引起西方國家對日本的集體性孤立和排斥，日本外交舉步維艱。

　　此時，日本人想出了一步“活棋”——猶太人。

　　在日本人心目中，“猶太人”是財富的代名詞，這一印象來自1904年日俄戰爭。猶太巨賈耶柯勃·歇夫出於對沙皇尼古拉二世虐殺猶太人的仇恨，先後四次籌款共計2000萬美元讚助日本軍隊，本已陷入窘境的日本最終打敗了不可一世的沙俄，從此邁入世界軍事強國行列。日本人坦言：沒有歇夫的幫助，就沒有日本的勝利。

　　此外，猶太人在美國擁有特殊地位，美國的政府基本被猶太人在幕後把持，經濟、法律、媒體各關鍵領域更是全由猶太人掌握命脈。如果能博得猶太人的好感乃至支持，日本在美國乃至世界上的外交窘境就會好轉，從而可以集中力量對付它的頭號假想敵蘇聯。

　　還有，歐洲排猶活動愈演愈烈，大批有知識、有技術、有資金的猶太人被迫背井離鄉，而肯接納他們的國家並不多。如果能將這些人弄到“滿洲”來，發揮他們的能量，開發“滿洲”就不再是難題，而此舉更能提升日本的外交形象，樹起一柄“人道主義國家”的大旗。

　　當然，在欣喜同時，犬塚惟重不忘提醒自己的夥伴：猶太人就像河豚魚，鮮美，但是含有劇毒。烹調得好，可以大飽口福；稍有閃失，將被置於死地。傳說中猶太人陰險狡詐，他們在密謀奪取世界，日本人對此深信不疑。

　　於是，所謂“河豚魚計劃”悄然出台，了解內情的，隻有前述幾個日本人。而日本人對猶太人和外界所宣稱的，僅是表示要接納歐洲逃難猶太人來“滿洲”，為他們設立定居點，以彰顯日本人道主義關懷之溫情。

　　日軍初入哈爾濱的野蠻行徑，逼走了差不多七成的猶太人。河豚魚計劃的策劃者們明白：要順利實施計劃，必須重新將哈爾濱乃至“滿洲”變為猶太人的天堂。負責此事的是安江仙弘，他多次拜訪哈爾濱猶太社區，與考夫曼建立友誼。他表現的態度極為真誠，又不過分殷勤：絕不主動幫助猶太人解決問題，但當猶太人提出請求時，便義無反顧全力解決。如此一來二去，很多猶太人便相信了日本人是真的改變了，而另一些心存疑惑的，也樂得順水推舟——誰會跟對自己有利的東西過不去呢？

　　生活終於回歸平靜，然而想起遠在歐洲正遭受磨難的同胞，考夫曼並未滿足。我們已無從得知他當時麵對日本人的殷勤是何般心境，是真心感激，還是加以利用，擬或兼而有之？可以肯定的是，他必須抓住這個機會，與日本人合作，給那些陷於生死關頭的與他同根同源的錫安山下的子民們一條生存的路。而他是否想到同樣在日寇鐵蹄下生死掙紮的另一個苦難的民族，是否想到腳下這片樂土已經浸透那個苦難民族的血淚？曆史與人性的複雜性在此交匯，斯人已逝，往事如煙，道德判斷其實是那麽脆弱不堪。

　　複國夢破

　　“複國夢”隨著日本人的需要而沉浮直至破滅，猶太人才發現，自己仍然不過是世界政治和軍事角逐的抵押品。

　　一切仿佛按照日本人的計劃來了。

　　1937年，哈爾濱猶太社區組成以考夫曼為首的遠東猶太人評議會，年底在馬迭爾旅館召開了第一次遠東猶太社區會議，代表包括哈爾濱、上海、神戶三地的猶太人計700餘人，安江仙弘和樋口喜一郎任觀察員。猶太人沒有讓日本人失望，他們通過了一項公開決議：“我們宣布，我們在國家法律之下享受種族平等和公平，並將與日本和“滿洲國”合作以建立亞洲新秩序。我們向我們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幫助。”

　　“亞洲的以色列”

　　考夫曼此時與安江仙弘已成至交，他們時常一起乘豪華快車往返於哈爾濱與大連之間。1938年和1939年，他們又合作召開了兩次遠東猶太社區會議。

　　與此相比，更為關鍵的是於1938年底在東京召開的“五大臣會議”。與會諸大臣意見並非一致，而他們爭論的焦點包括是否應該與猶太人合作，以及定居點應該設在哈爾濱還是上海（前者是陸軍的地盤，後者是海軍的地盤），還有如何處理與德國、美國在此問題上的微妙關係等。經過漫長的商議與討價還價，一份周到詳密的策劃書終於出爐。猶太人就此成為日本盤中的河豚魚——去除毒素後，鮮美無比。

　　“河豚魚計劃”正式實施後。日本人與猶太人的合作日漸緊密，至1939年5月考夫曼應邀訪日更是達到高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的一個月時間裏，訪問了內閣各省，受到一次比一次殷勤的招待。考夫曼獲得大量在各種場合表達“滿洲”猶太人感情的機會，並接二連三地聽到日本人發出的“友善之聲”。在回哈爾濱之前，他被授予“帝國勳章”，而即使是日本公民，獲得此勳章機會亦很少，外國人更是絕無僅有。

　　不僅是哈爾濱，日本人的計劃還包括上海。1937年日軍攻占上海，這又給了“河豚魚計劃”的策劃者們以極大鼓舞。上海聚居著大約4700名中東猶太人，其中有許多上海最富有和最有權力的家族和個人，如地產大王塞拉斯·哈同、沙遜洋行老板維克多·沙遜、亞伯拉罕家族、嘉道理家族等，上海金融交易所主席和99家會員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中東猶太人。

　　犬塚惟重、安江仙弘和日本駐滬總領事石黑四郎看到了利用猶太人財富的機會，於是在泊在外灘的日本萬噸戰艦“出雲號”上密謀對策，犬塚惟重直言不諱：“如果猶太人不與我們合作，就把他們絞死。”

　　之後，犬塚惟重與歐洲猶太人社區建立聯係，到1939年初顯成效，由日本人、中國人、歐洲猶太人和中東猶太人共同籌資的太平洋貿易公司成立。這個公司成立的象征意義遠大於經濟意義：它公開表明日本人與猶太人開始合作。另一件令犬塚興奮的事：維克多·沙遜接受了他的宴會邀請，這表明日本人已經被上海猶太上等階層所接受。

　　事態的發展如此順利，犬塚等人趁熱打鐵，炮製出一份機密研究報告《關於引入猶太資金的研究和分析》來。這份長達90頁的文件不僅包括吸收上海富裕猶太人資金的手段等，甚至還有支配美國公眾輿論的計劃，包括邀請猶太新聞工作者去日本作正麵報道、邀請好萊塢片商到上海拍攝日本人善待猶太難民的電影等，還包括日美兩國神道教與猶太教宗教互訪等。但報告最核心的內容還是建立猶太難民居留地，安江仙弘稱其為“亞洲的以色列”。

　　此項計劃馬上被細節化，安江主張建立在“滿洲”，犬塚等則主張建在上海近郊，但無論何種選擇，“猶太財閥必須根據我們的要求和條件建設新的城鎮……允許猶太人自治不是一個好辦法……須采取步驟使我國官方處於監督和幕後指使的地位。”

　　於此同時，為了配合“河豚魚計劃”的實行，日本也改變了移民簽證政策。日本在神戶建立猶太人社區，專門接納從東歐逃難而來的猶太人。在立陶宛，日本駐立陶宛領事杉原千畝為猶太難民簽發了6000多張過境簽證，而根據黑龍江日報記者曾一智在《漢奸還是“辛德勒”》一文中考證，“偽滿洲”國駐德公使館書記員王替夫為猶太人簽發的12000餘過境簽證也與此有關。

　　從1935年至1940年，形勢的發展看上去都在按照計劃有條不紊地進行。但讓猶太人始料不及的是，轉折很快來臨。

　　命運突變

　　繼1936年日德簽署了防共協定後，1938年又達成了所謂“文化協定”。從1939年8月開始，日本嚴格限製猶太難民進入上海。另外，日本軍警毆打恐嚇上海猶太難民之事，也時有發生。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1940年。東條英機上台擔任陸軍大臣後，實際掌控了日本軍政大權。東條甫一上任便拿安江仙弘開刀，安江被免去了一切職務，杉原千畝也被迫離開了立陶宛。與此同時，日本正式與德國、意大利成立了三國軍事同盟。外務大臣鬆岡洋右安慰趕到東京質詢的考夫曼：雖與德國簽約，但絕不反猶。

　　考夫曼離開時憂心忡忡，他開始意識到與日本人的合作前景並不美妙。流傳於猶太人中的一句戲謔日本人的話看起來頗有道理：日本人像上帝，完全不可預料。

　　其實日本的反複無常並非不可預料，之所以如此，是諸多因素左右的結果。一方麵，美國猶太人並未像預想中那般積極配合，想象中的美國金融集團投資一個銅板也沒有撈來。

　　1938年，“滿洲”猶太實業家列夫·齊克曼給美國的世界猶太人組織領袖斯蒂芬·魏斯寫信稱“日本人對‘滿洲’猶太人相當公平”，魏斯的回信毫不客氣：“我認為猶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種墮落行為。” 一句話堵死了所有合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麵，希特勒政府經常向日本政府施壓，對他們和猶太人眉來眼去的行為十分不滿，這給日本政府造成很大困擾。

　　陷於中國戰場的泥淖之中，日本難以自拔，而加上蘇聯的威脅，自是不敢得罪另一個大國美國。但如果按照德國的要求處置猶太人，日本本來就已經十分孤立的國際環境將更加惡劣，這是日本所不願意見到的。這也是“河豚魚計劃”無甚實效卻仍推進的原因，但日本人心中的積怨可想而知。

　　終於，日本人一吐怨氣的機會到來了。隨著德國在蘇聯境內的層層推進，勝利似乎隻是時間問題，日本看來已無後顧之憂。1941年12月7日淩晨，日軍襲擊了珍珠港，上海日軍也攻陷上海所有外國租界。猶太人的苦難再次降臨。

　　犬塚惟重，“河豚魚計劃”的始作俑者之一 ，在最短時間內登上維克多·沙遜那座價值數百萬英磅的辦公大樓，大聲宣布：“從現在起這就是我的房產，你們所有人必須遵從日本的政策。……時代變了，我們要好好和你算賬……”。

　　犬塚如此失態的原因是：隨著宣戰，他以往跟猶太人交往的經驗，他付出的精力、汗水、他取得的成就，都變得毫無意義。犬塚將責任歸咎於猶太人不努力與美國溝通，他們本該說服羅斯福承認日本對東方的統治權的，羅斯福本人不就是猶太人嗎？這不就是“河豚魚計劃”的宗旨嗎？

　　犬塚預計的沒有錯，珍珠港事件之後，日本外相東鄉茂德宣布：“五大臣會議決議暫緩實施。猶太人不再享有特權。” 陸軍部宣布：“必須使猶太人處在嚴格的監控之下……反抗者應予鎮壓處治。”據此，富有的中東猶太人被押往各特別集中營，而剩下的一萬多猶太難民，被按所謂“八紘一宇”原則“保護”起來了。

　　猶太人沒有可利用價值了，由於他們從不知道所謂“河豚魚計劃”，所以對自己一夜之間從與日本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上淪為階下囚的轉變頗不適應。然而更悲慘的命運還在後麵等著他們。

　　隨著太平洋戰事的爆發，航運業停止運營，依賴於進出口貿易的上海經濟遭遇致命打擊，大部分公司倒閉破產，存活下來的也被日本接收（就像他們當年在哈爾濱做的那樣）。來自美國的救濟款項大大削減，猶太人共同分配委員會更是在珍珠港事件幾個月後宣布徹底斷絕對上海猶太難民的救濟。

　　這還僅僅是個開始，更可怕的災難正接踵而來。

　　1942年，德國蓋世太保梅辛格抵達上海，帶來所謂“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該方案旨在滅絕在華猶太人：趁猶太新年節之時，在猶太教堂逮捕所有猶太人，然後要麽將他們扒光衣服捆在船上，任其漂泊在海上饑渴致死，再鑿沉船毀屍滅跡；要麽發配去鹽礦挖鹽，用最低的營養量榨取其最高的勞動量；要麽建立一座集中營，用猶太人做醫學實驗。

　　梅辛格眉飛色舞地介紹自己的方案時，在座有一個叫做柴田貢的日本外交官，此人屬於良心未泯的日本人，梅辛格的方案讓他毛骨悚然，決心即使冒著叛國的罪名也要及時通知猶太人。上海猶太人及時通知了哈爾濱猶太人領袖考夫曼，考夫曼通過安江仙弘和鬆岡洋右對日本政府施加影響，最終東京未批準“最終解決方案”。

　　不過日本人並非善心大發，披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人與猶太人的秘密交往史的《河豚魚計劃》一書寫道，他們對猶太人說：“你們如何活著是另一回事，我原先被派來取你們首級，現在至少得取一條胳膊。”

　　很快，日軍在虹口建立了一個猶太人區，散居各處的猶太人全部被集中至此，受到嚴密監控。所謂猶太人區，實際就是一座兩牆之間距離稍大的監獄罷了。

　　1943到1944年的冬天，上海的氣溫降至百年最低。煤和電的供應完全中斷，猶太人賣掉了所有的厚衣物以換取食物，現在隻能披著麻袋之類的東西禦寒。沿街乞討的人越來越多，賣淫婦女的數量顯著增加，新生兒被迫送人，男人們無所事事——對於猶太人來說，靠施舍或者靠妻子養家，比殺了他還難受。最嚴重的是，即使是這樣，大部分人還要靠撿爛菜皮來勉強糊口。整個猶太人區籠罩在煩躁和絕望的氛圍中，自殺屢見不鮮。

　　就這樣，這些長期擔任世界政治和軍事角逐的抵押品的可憐人，漸漸已變得完全麻木，沒有未來、沒有希望，他們的世界隻有猶太居住區那4000平方英尺的範圍，他們的願望也僅僅是每餐能填飽肚子。德國人殺戮驅逐他們，日本人打擊折磨他們，連美國的猶太同胞也拋棄了他們，哈爾濱的同胞自身難保——現實種種，考夫曼也許後悔了，這一切與他當初和日本人合作時候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馳。

　　夢回錫安

　　“希望”在1945年又重新出現。戰局早已對日本不利，日本人於是又重新提起“河豚魚計劃”，這次則完全是為了討好美國，以爭取停戰。日本政府特使和猶太醫生卡爾·瓊特曼交涉，希望他能說服美國猶太社團對羅斯福政府施加影響，從而達到停戰和談的目的，作為回報，上海的兩萬猶太難民將獲準移民到“滿洲”建立自己的“猶太國”。

　　麵對生活在地域裏一般的上海同胞，瓊特曼沒有半點猶豫，立刻寫信給魏斯，魏斯的回答仍然斬釘截鐵：“美國猶太人大會未得國務院認可不會與日本進行任何談判。”

　　猶太人在中國的建國夢徹底破滅了。作為猶太錫安複國組織的主要創始人，亞伯拉罕·考夫曼，在1945年蘇聯紅軍進駐哈爾濱後，被押解回蘇聯，囚禁在戈羅捷格沃監獄，後轉囚於阿讚卡集中營等數個監獄，曆經16載，直到1961年，才獲準移居以色列，回到了他為之奮鬥大半生的靈魂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