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笑
不會笑?白活了.
正文
說起家裏的“大件兒”，趙忠祥至今都有些小小的“自得”。1979年，他跟隨鄧小平同誌率領的中國代表團訪問美國，帶回了一個在當時足以讓人眼紅的“大件兒”：一台厚得像一塊板磚的錄音機。
趙忠祥：我身上沒錢，就15塊美金的生活補助費，還是人家又支援了兩塊美金才買來的。回來後，聽說北京也有了錄音機，就包括侯寶林大師也是托人排了兩天的隊才買到一台，據說是240塊人民幣。
田歌：您那時在美國，沒有盤算用那15塊美金買什麽東西嗎？到了一個物質那麽豐富的地方，您不想去消費消費嗎？
趙忠祥：當時兩國之間物質生活的反差特別大，包括汽車、櫥窗、草坪、綠樹、花果……那個時候，我們的物質確實很匱乏。什麽叫窮逛？我們那會兒就是窮逛，兜裏麵什麽都沒有。你沒辦法想著去買什麽，因為你什麽都買不了。但是我們的人格非常偉大，我走在美國的國土上，走在美國的街道上，依然覺得非常驕傲。
田歌：我很關心這一台在當時象征時尚、象征富裕的磚頭一樣的錄音機，帶回來之後產生了什麽效應？
趙忠祥：產生的效應是巨大的，都可以說是震撼人心的！我那個樓裏，凡是認識我的人，沒有一個不上我家來看一下這個錄音機！而且還都要按一下，聽聽聲音。因為他們都沒有，隻有我有。時至今日，我們再一想，覺得它是一個笑話了。但是，那是我們過去的日子。
田歌：就算是笑話，也是個挺珍貴的笑話。
此次美國之行，趙忠祥還采訪了卡特，成為新中國第一位進入白宮采訪美國總統的記者。令所有人驚訝的是，僅讀過高中的他竟用自學的一口流利英語，向卡特提出了十多個有關中美關係的問題。他出色的表現不僅贏得了卡特的讚賞，還得到了鄧小平同誌的表揚。
田歌：您在采訪卡特的時候，我看您穿的服裝好像是中山裝。那個時候您以中央電視台記者的身份采訪美國總統，其實就是代表整個中華民族的麵貌。那當時，會不會給你特批一些錢，去置這身衣服？
趙忠祥：沒有特批。出國的批件下來以後，本單位的會計會發給你120塊人民幣，就叫出國置裝費。然後去服裝店選料子，再請師傅量體裁衣。當時120塊錢可以做多少衣服呢？我們做毛料的——現在這料子也沒人穿了——可以做一身中山裝，做一套西裝，還可以買一件黑呢子大衣。如果你更節省一點的話，還可以買一雙三接頭皮鞋，再加一條領帶。那套中山裝是我帶過去的，平時在台裏穿的。
田歌：那時候有沒有服裝廠家讚助嗎？
趙忠祥：讚助這兩個字，那個時候聽都沒有聽說過。我們第一次比較隆重、大規模地置裝，是在改革開放以後。我們自己打了一個報告，是田紀雲副總理下的批示，說我們可以到上海找上海的輕工業局，當時還叫手工業局，跟他們去聯係幾個服裝廠，給所有的播音員提供服裝。一年四季，每人都做很多套衣服，那次我是大開眼界了！我就負責跑這個事，差不多一個星期就要跑一趟上海。來回飛機票都比衣服要貴得多，但是飛機票能報，衣服錢不能報。
好歹出了趟國，也不能隻給自己帶一塊“磚頭”，總得給朋友們也帶一些禮物。趙忠祥左挑右選，最後敲定了一次性打火機。
趙忠祥：那也得真正夠朋友的才送。我數了一下，張三夠不夠，李四夠不夠……一次性打火機大家看著是眼前一亮的。哪兒像現在，隨便一個小飯館裏，人家能給你端一盤上來。我記得我帶回來以後，送給一個朋友，他都舍不得用。但是你再舍不得用，一個月、兩個月你也得用完了。有一天我到他那兒去，正好看見他在摳持那隻打火機呢！
我問：“你幹嗎呢？”
他說：“我鑽一個眼，配一個螺絲。給它打完氣了以後，用螺絲擰上，讓它變成長用。”
除了磚頭收音機和一次性打火機，趙忠祥還如珠似寶地給自己帶回了一個“寶貝疙瘩”：一隻易拉罐。
田歌：這個故事，我相信大家比我還想聽呢！
趙忠祥：這個說了，笑話咱也沒用。隻有今天咱們不是這樣了，才能大膽地說出來，作為一種驕傲的回憶。那時中國還沒可口可樂，在我住的賓館裏，就放了很多，抽屜裏有，冰箱裏也有。我也不懂，拿了一罐來喝。一拉，直冒黃沫。我喝了一嘴的泡沫，而且還有點辣。喝完以後，覺得人家那罐子也挺好看的，色彩特別鮮豔，跟工藝品似的。我心想別浪費了，就帶回來一個。
田歌：那要帶回來也不容易，弄不好會壓扁的。
趙忠祥：沒，我千方百計把它裹著包回來。帶回來讓我太太看看，然後我們用它裝去汙粉擺在窗台上。有朋友來了，也讓他們看看，他們都不知道那個是什麽東西。現在滿大街都是，甚至變成了一個汙染。
後來大概是1982年，我到日本去，第一次看到一次性的筷子。當時也覺著挺好的，又衛生又方便。可是今天呢？大家都覺得討厭了，在想怎麽能夠把它消滅了才好。所以有的時候，國外已經出現的東西，不見得就是一個好的東西。但是當我們物質比較匱乏的時候，我們就會很盲目地覺得他們有的東西，我們也應該有。
田歌：趙老師說得特別對。過去我們窮的時候，就怕別人說咱們窮，我們也不承認咱們窮。我們今天敢於坦然地去承認我們曾經窮，是因為我們現在富裕了。您現在出國再回來，還帶東西嗎？
趙忠祥：你就讓我帶東西我也不帶。你送我，我都求你能不能別送我，我們國內滿大街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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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忠祥：我身上沒錢，就15塊美金的生活補助費，還是人家又支援了兩塊美金才買來的。回來後，聽說北京也有了錄音機，就包括侯寶林大師也是托人排了兩天的隊才買到一台，據說是240塊人民幣。
田歌：您那時在美國，沒有盤算用那15塊美金買什麽東西嗎？到了一個物質那麽豐富的地方，您不想去消費消費嗎？
趙忠祥
趙忠祥：當時兩國之間物質生活的反差特別大，包括汽車、櫥窗、草坪、綠樹、花果……那個時候，我們的物質確實很匱乏。什麽叫窮逛？我們那會兒就是窮逛，兜裏麵什麽都沒有。你沒辦法想著去買什麽，因為你什麽都買不了。但是我們的人格非常偉大，我走在美國的國土上，走在美國的街道上，依然覺得非常驕傲。
田歌：我很關心這一台在當時象征時尚、象征富裕的磚頭一樣的錄音機，帶回來之後產生了什麽效應？
趙忠祥：產生的效應是巨大的，都可以說是震撼人心的！我那個樓裏，凡是認識我的人，沒有一個不上我家來看一下這個錄音機！而且還都要按一下，聽聽聲音。因為他們都沒有，隻有我有。時至今日，我們再一想，覺得它是一個笑話了。但是，那是我們過去的日子。
田歌：就算是笑話，也是個挺珍貴的笑話。
此次美國之行，趙忠祥還采訪了卡特，成為新中國第一位進入白宮采訪美國總統的記者。令所有人驚訝的是，僅讀過高中的他竟用自學的一口流利英語，向卡特提出了十多個有關中美關係的問題。他出色的表現不僅贏得了卡特的讚賞，還得到了鄧小平同誌的表揚。
田歌：您在采訪卡特的時候，我看您穿的服裝好像是中山裝。那個時候您以中央電視台記者的身份采訪美國總統，其實就是代表整個中華民族的麵貌。那當時，會不會給你特批一些錢，去置這身衣服？
趙忠祥：沒有特批。出國的批件下來以後，本單位的會計會發給你120塊人民幣，就叫出國置裝費。然後去服裝店選料子，再請師傅量體裁衣。當時120塊錢可以做多少衣服呢？我們做毛料的——現在這料子也沒人穿了——可以做一身中山裝，做一套西裝，還可以買一件黑呢子大衣。如果你更節省一點的話，還可以買一雙三接頭皮鞋，再加一條領帶。那套中山裝是我帶過去的，平時在台裏穿的。
田歌：那時候有沒有服裝廠家讚助嗎？
趙忠祥：讚助這兩個字，那個時候聽都沒有聽說過。我們第一次比較隆重、大規模地置裝，是在改革開放以後。我們自己打了一個報告，是田紀雲副總理下的批示，說我們可以到上海找上海的輕工業局，當時還叫手工業局，跟他們去聯係幾個服裝廠，給所有的播音員提供服裝。一年四季，每人都做很多套衣服，那次我是大開眼界了！我就負責跑這個事，差不多一個星期就要跑一趟上海。來回飛機票都比衣服要貴得多，但是飛機票能報，衣服錢不能報。
好歹出了趟國，也不能隻給自己帶一塊“磚頭”，總得給朋友們也帶一些禮物。趙忠祥左挑右選，最後敲定了一次性打火機。
趙忠祥：那也得真正夠朋友的才送。我數了一下，張三夠不夠，李四夠不夠……一次性打火機大家看著是眼前一亮的。哪兒像現在，隨便一個小飯館裏，人家能給你端一盤上來。我記得我帶回來以後，送給一個朋友，他都舍不得用。但是你再舍不得用，一個月、兩個月你也得用完了。有一天我到他那兒去，正好看見他在摳持那隻打火機呢！
我問：“你幹嗎呢？”
他說：“我鑽一個眼，配一個螺絲。給它打完氣了以後，用螺絲擰上，讓它變成長用。”
除了磚頭收音機和一次性打火機，趙忠祥還如珠似寶地給自己帶回了一個“寶貝疙瘩”：一隻易拉罐。
田歌：這個故事，我相信大家比我還想聽呢！
趙忠祥：這個說了，笑話咱也沒用。隻有今天咱們不是這樣了，才能大膽地說出來，作為一種驕傲的回憶。那時中國還沒可口可樂，在我住的賓館裏，就放了很多，抽屜裏有，冰箱裏也有。我也不懂，拿了一罐來喝。一拉，直冒黃沫。我喝了一嘴的泡沫，而且還有點辣。喝完以後，覺得人家那罐子也挺好看的，色彩特別鮮豔，跟工藝品似的。我心想別浪費了，就帶回來一個。
田歌：那要帶回來也不容易，弄不好會壓扁的。
趙忠祥：沒，我千方百計把它裹著包回來。帶回來讓我太太看看，然後我們用它裝去汙粉擺在窗台上。有朋友來了，也讓他們看看，他們都不知道那個是什麽東西。現在滿大街都是，甚至變成了一個汙染。
後來大概是1982年，我到日本去，第一次看到一次性的筷子。當時也覺著挺好的，又衛生又方便。可是今天呢？大家都覺得討厭了，在想怎麽能夠把它消滅了才好。所以有的時候，國外已經出現的東西，不見得就是一個好的東西。但是當我們物質比較匱乏的時候，我們就會很盲目地覺得他們有的東西，我們也應該有。
田歌：趙老師說得特別對。過去我們窮的時候，就怕別人說咱們窮，我們也不承認咱們窮。我們今天敢於坦然地去承認我們曾經窮，是因為我們現在富裕了。您現在出國再回來，還帶東西嗎？
趙忠祥：你就讓我帶東西我也不帶。你送我，我都求你能不能別送我，我們國內滿大街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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