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憶當年

十三中

北島

我平生頭一次聚眾造反，以失敗告終。我悟出權力本來就是不講理的


（一）
　　1962年夏天，我從小學考上北京十三中。和小學相比，十三中離家遠了一倍，我的世界似乎也大了一倍。
　　這裏曾是康熙皇帝第十五子愉郡王的王府。1925年，載濤把王府長期租給羅馬教廷辦大學，即輔仁大學。1929年輔仁大學開辦附屬中學男生部，1952年改名北京第十三中學。我們學校坐北朝南，大門向東開。中路與東路各有四進院。西路有戲樓、長廊、亭台、假山。歲月如男孩呼嘯成群，分三路包抄，靈活的小腿伴隨咚咚腳步聲，登堂入室，最後消失在西邊操場的塵埃中。我們教室緊把著操場入口處。我熟知那腳步聲——歲月的去向與動靜。
　　開學頭一天，我剛挎書包走進校園就懵了：從那些遮天蔽日的高中生背後，我一眼看到自己的未來——一級級台階，通向高考的獨木橋（下麵是深淵），由此進入大學，進入可怕的成人世界。
　　十三中是男校，沒有女生構成的緩衝地帶，本來意味著更赤裸的叢林法則。其實不然。我發現，到一定歲數人開始變得狡猾，用智力與意誌取代拳頭——那才是成人世界的權力來源。入學那年我13歲，從身體到智力都晚熟，有照片為證——我和同齡的一凡在樓前合影：他人高馬大，眼鏡後目光自信，喉結突出，唇上一抹胡須的淡影；我比他矮半頭，短褲下露出麻稈似的小腿，滿臉稚氣，眼神迷茫散亂。那是轉變之年，我們從不同的小學考進十三中，他在二班，我在四班，就像分組比賽的對手，在決賽前趨近。
　　班裏有個同學外號叫“大脖子”，智力有問題，連蹲兩年班，若無意外還會繼續蹲下去。我們在年級升降的排列組合中相遇。他虎背熊腰，胳膊比我大腿還粗，由於脖上箍著石膏圈，得名“大脖子”。他自稱是練雙杠失手把脖子戳進去的，要長期做牽引術才能複原。我至今還記得他歉疚的笑容，似乎在為他偶然闖入這個世界而深表歉意。
　　那時仍在“困難時期”的陰影中。學校食堂沒有椅子，大家圍飯桌站著吃飯，每餐總是在“大脖子”的歌聲中結束。他在建築工地當過小工，飯量驚人，按糧食定量難以存活。於是他靠賣唱換糧食，每首歌價碼不等，從半個饅頭到一個窩頭。
　　“大脖子”嗓音並不好，但他唱得認真，從不偷懶，到了高音區，會從石膏圈中抻出一截蒼白的脖子。唱罷，他兩三口就把換來的饅頭窩頭吞下去，再像狗一樣用目光乞討。他唱的歌特別，顯然和底層生活有關。尤其是那些黃色小調，成了我們最早的性啟蒙教育。
　　我們升初二時，“大脖子”由於蹲班超過年限，被校方開除。他將回到苦力的行列，和我們分道揚鑣。最後一次告別午餐，幾乎每個人都多給他一個饅頭。他唱了很多歌，這回不是賣唱，而是為了友情和他自己未卜的命運。唱到動情處，那咧到脖根的大嘴撮成小圓圈，戛然而止。

（二）
　　1962年秋，我家來了個不速之客，他是我的表舅在北大荒的戰友盧叔叔。
　　瑤表舅原是北京空軍後勤部的青年軍官，個頭兒不高，英俊結實，是我童年時代心目中的英雄。特別是逢年過節，他身穿深綠軍裝，佩戴領章肩章和武裝帶，頭頂大簷帽，格外神氣。表舅站在樓門口跟我說話，小夥伴們驚羨的目光，讓我的虛榮心獲得極大滿足。他走後，我可把牛皮吹大了，說他擊落過多少架美軍戰鬥機。我家從窗簾到小褂，飄飄然，都來自表舅給的降落傘布，似乎為了向全世界證明：他開飛機，我們從天而降。
　　1958年早春，表舅轉業去北大荒。最後一次來我家告別，那時母親也正要下放到山東農村。他脫下軍裝，黯然失色，這讓我很難過。我悄悄退出大人的視野，溜出門去。“我會來看你的。”表舅臨走對我說，轉身消失在我童年的地平線以外。
　　盧叔叔的出現，令我暗喜：表舅果然從地平線那邊派人來了。盧叔叔是拖拉機手。維修拖拉機，他用鐵錘敲打部件，一粒鐵屑擊中右眼。在當地農場醫院治療無效，轉到北京同仁醫院。他在表舅的介紹下住在我家。“醫生要給我配一隻狗的眼睛。”他對我說。這讓我有點兒心慌，用狗眼看世界到底會是啥呢？原來是玩笑，醫生給他裝了一隻假眼珠，跟我彈的玻璃球差不多。他常躲進廁所，取出來，放進小玻璃杯衝洗。
　　表舅常出現在我夢中，他在冰天雪地指揮千軍萬馬的隊伍。跟盧叔叔探聽，避而不答，想必那是軍事秘密。一天晚上，盧叔叔終於給我講了個故事。燈光下，他雙眼色澤不同，那玻璃眼珠顯得過於清澈明亮。“半夜，一隻熊瞎子鑽進農場庫房，翻箱倒櫃找食吃。哨兵發現後，我們把它團團圍住，先鳴槍警告，它猛撲過來，可惜沒擊中那胸前白毛的要害部位，隻好動用衝鋒槍機關槍。它最後倒下了，身上共有39發子彈……”這故事讓人多少有點兒失望，但在我講給同學的版本中，表舅成了這場攻打熊瞎子戰役的指揮員。
　　那年頭，北京黑燈瞎火，肚裏沒食，早早回家歇著了。而盧叔叔卻發現了北京的“上流生活”——戲劇舞台。他人生地不熟，沒伴兒，總把我帶上。我跟他看的話劇有《以革命的名義》《帶槍的人》等，印象最深的是人藝的《伊索》。
　　那是深秋的晚上，剛下過雨，一股落葉黴爛味。首都劇場位於王府井大街。玻璃窗高大明澈，如黃昏的晴空；樓梯上的觀眾，好像正前往另一個星球，其中有個瘦小的男孩，那是我，還有一個戴玻璃眼珠的叔叔。巨型吊燈明亮而柔和，讓我有點兒暈眩。隨低沉的鍾聲響起，燈光轉暗，紅色帷幕徐徐拉開，古羅馬的圓柱和台階出現在舞台上……
　　那夜我幾乎徹夜未眠。此後著魔一般，我居然能把對白大段大段背下來，並模仿那誇張的舞台腔——伊索附體，我處於半瘋癲狀態，在同學中宣布：為了自由，寧死也不做考試的奴隸。在課堂上，老師問到水分子式，驢唇不對馬嘴，我學伊索的口吻回答：“如果你能把河流和大海分開的話，我就把大海喝幹，我的主人……”老師認定我神經出了毛病。
　　當年糧食定量有限，連請客吃飯都要自備糧票。由於沒繳夠糧票，父母與盧叔叔之間出現摩擦。我暗中站在他一邊，道理很簡單，是他把我帶出北京幽暗的胡同，進入一個光明而虛幻的世界——那與現實無關的一切令我神往。

（三）
　　初中三年無比漫長，而考試有如一扇扇門，阻擋任何通向永恒的可能。我最恨考試，在我看來，那是人類最險惡的陰謀之一，讓孩子過早體驗人生之苦。
　　我在小學算術就差，上了中學數學課，才知此生苦海無邊：除了切割整數，正負顛倒，進而用乘方開方肢解世界，非把人逼瘋不可。我完全迷失在數學的世界中。如果說期末考試是最後審判，測驗摸底就如同過堂大刑伺候。不過各有各的求生之道，期末考試前一天我連看兩場電影，在黑暗中忘卻一切。大概由於心理放鬆，考試成績還馬馬虎虎過得去。
　　除了數學，再就是俄文難。中蘇反目成仇，大多數中學照樣學俄文。首先難的是卷舌音，好在北方車把式的吆喝中也有，於是先學趕車再學俄文。在小紙條正反麵分別寫上中俄文單詞，一大早到後海死記硬背。有的用諧音一輩子都忘不了：“星期六”（суббота）——“書包大”，“星期天”（воскресенье）——“襪子擱在鞋裏麵”，“回家”（домой）——“打毛衣”。到“文革”下一撥改學英文，沒正經上課，用諧音隻記住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狼來了前麵跑！”
　　作文課也越來越失去了吸引力，政治開始進入寫作。在“向雷鋒同誌學習”的號召下，不僅要做好事，還得學雷鋒叔叔那樣寫日記。那天下午，我埋伏在廠橋路口，德內大街由此往北是三四百米的大陡坡。一輛滿載貨物的平板三輪車上坡，光著脊背的師傅奮力蹬車。我衝過去，從後麵弓步助推，亦步亦趨，師傅往後瞥了一眼，點點頭。我一直幫他推上坡頂。正趕上旁邊是家小飯館，我請師傅等等，衝進飯館，用兩毛錢買了四個火燒，塞進他手裏，弄得人家瞠目結舌。回家我把這段經曆先寫成日記，再抄在作文本上，第二天交給老師。語文課上，老師讓我當著全班朗讀。起初我還有點兒得意，越讀越羞愧，竟到了無地自容的地步，比做壞事被當場抓獲還糟。此後，我再沒寫過日記。

（四）
　　初二下學期進入尾聲，期末考試在即。教師食堂開小灶，而學生食堂大鍋熬，好在學生食堂每周三換花樣，總算有點兒盼頭。一個周三中午，學生食堂供應菜包子外加蛋花湯，同學們排著隊，喜氣洋洋的。
　　我端著菜包子和蛋花湯回到教室，與同學們邊吃邊聊。突然在菜包子裏咬到異物，吐出一看，竟是隻死蟑螂。我拍案而起，在幾個同學簇擁下衝向食堂。盛湯的大師傅正要收工，他含糊其辭，說這事得找食堂管理員。我像丹柯一樣舉著菜包子，率眾包圍了食堂辦公室。
　　管理員老李白皙，尖嘴猴腮，三角眼，負責食堂管理和采購，整天悠閑地騎車穿過校園，滿筐雞鴨魚肉，均與學生食堂無關。聽完我的慷慨陳詞，他說：“我看這麽辦吧，讓大師傅再給你換個菜包子。”
　　“什麽？”我火了，提高嗓門說：“換個包子就行啦？”
　　“那你說怎麽辦？”他平靜地問。
　　我一時語塞，愣住，轉而理直氣壯宣稱：“今後要檢查衛生，改善夥食，並向全體同學公開道歉！”
　　“那你怎麽證明那是蟑螂，而不是海米呢？”老李反問道。我轉身發動群眾：“大家說說，咱們食堂在菜包子裏放過海米嗎？”“沒有！”衝老李大叫大喊：“我向食堂抗議！”“抗議！”群情激憤，跟著我喊口號，一時有點兒失控。
　　“你還反了？”老李大吼一聲，臉色煞白。“趙振開，你一貫調皮搗蛋。我告訴你，你再無理取鬧，先取消你入夥資格，我再告到校長辦公室，給你記過處分，直到開除。哪個同學跟著他，一樣下場！”
　　這威脅果然奏效，大多數人散去，隻剩下我和兩三個同班同學。一想到開除和父母的反應，我也含糊了。那兩三個同學不見了，隻剩下我和老李僵持，怒目相向。上課鈴響，我把菜包子狠狠摔在地上，悻悻而去。我平生頭一次聚眾造反，以失敗告終。我悟出權力本來就是不講理的——蟑螂就是海米；也悟出，要造反，內心必須強大到足以承受任何後果才行。

（五）
　　當年在北京中學生中有這麽個說法：“八中的會，三中的費，四中的近視眼，十三中的軍樂隊。”軍樂隊是十三中的驕傲。那些銅管樂器都是從輔仁附中繼承下來的，坑坑疤疤，特別是大圓號還打著補丁。盡管如此，在北京中學生運動會和各種大型集會上，頂屬十三中最神氣。
　　1963年暑假，我和一凡都參加了北京中學生的“小八路夏令營”。一凡是班長，走在二班隊列前頭；我是白丁，加上個頭矮小，混在四班隊尾。從學校操場出發，走在最前麵的是軍樂隊，陽光在銅管樂器上閃著烏光。突然間鼓號齊鳴，驚天動地。調整隊列時，我和一凡交錯而過，我們得意地交換了一下眼色。

　　北島：詩人，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