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同性戀現狀

北京，位於二環附近的一套複式樓內，燈光是橘黃色的，一對年輕的Gay（男同性戀者）剛剛在這裏舉辦了婚禮，賓客的祝福還貼在牆上。來自美國的兩位市長趕來參加慶典。西好萊塢市市長JohnDuran帶去了他相戀九年的男友，他是一名公開的同性戀者，也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

John拍著男友的肩膀說，“九年以來，我們有時候吵架，有時候爭論，很多時候我們都不同意對方，但是我們的愛讓我們每天在一起。”他希望今晚的新人也能相伴到永遠。

不過，除了追求自身幸福、平等（比如同性婚姻）的權利，中國同性戀社群組織化也日益明顯，並且將成為此後的主題。

據社會學家李銀河推測，中國同性戀者人口數量為3600萬-4800萬，“互聯網把他們推到現實中並組織起來，”中國知名的同性戀網站愛白網負責人冰藍說，“上世紀90年代末，全國同性戀網站隻有10多家，但到2002年已激增至300多家，加上近年博客、QQ的興起，內地同性戀網絡組織的數量已難以估計。”

而艾滋病幹預專家、馬丁獎得主張北川教授介紹說，“現實中，同性戀社群組織數量也非常龐大。打著艾滋病防治旗號做事的各地同性戀誌願者小組，就有300多家”。20年前，他開始了中國第一部全麵探討同性戀問題的學術著作《同性愛》的寫作。

今年7月，張北川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MSM（男男性行為）社群參與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討會。全國100多個同性戀誌願者組織碰頭，性情高漲，並商議成立一個製度化的聯盟，“用來分享社區工作經驗、協調誌願者小組之間日益銳化的矛盾。”

“這是中國同性戀社群從匿名的虛擬社會走向公民社會進程，”張北川說，編織於同性戀社群間的組織網絡已經浮現。

然而，對於另外一些清楚中國同性戀社群發展曆史的人士來說，則有了一份擔憂。

啟蒙時代的地下活動

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點”的活動星羅棋布。相對於民間“點”的蓬勃發展，學界尚在啟蒙當中

“中國同性戀的社群形態始於‘文革’。一切正常的倫理秩序破壞了，熟人之間不可信任，轉而到陌生人中間去，於是同性戀者們開始尋找新的隱秘活動出口———公共浴池、公廁、公園、公共閱報欄、公共車站等。隨著個體間的信息傳播，這種類型的戶外場所，很快成為約定俗成的同性性活動基地，俗稱為‘點’。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這種‘點’的活動便星羅棋布了。”

58歲的童戈坐在家中，描述他所在的城市天津，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一條長達10多公裏的同性戀者聚會線路，他說，“沿著海河兩邊，從下遊的劉莊浮橋一直溯遊而上，到上遊的金剛公園，兩邊所有的公廁和在延伸線以外的公廁、公園都是他們的聚集點。”

童戈是一名公開的同性戀者，早期，他以“童戈”為筆名寫同性戀小說。2004年之後，因為不想做“被人研究的小白鼠”，轉而研究“自己”。當兩本厚厚的專著《中國人的男男性行為———性與自我認同狀態調查》和《中國男男性交易狀態調查》出版後，他成了同性戀社群的專家學者。

他觀察到，當時在一些大中城市的中心區域，“點”的分布已非常密集，成為城市中同性性活動的主要場所。以北京為例：從北京站出發，再往前———崇文門三角地，再往前———台基廠，再往前———貴賓樓，再往前———南十字，再往前———到了天安門，其東西兩側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和中山公園內的公廁，正是著名的“東宮西宮”（因一部由王小波編劇，張元執導的同名同性戀題材影片而出名）。然而路線並不到此為止，直拐往前走，前門過去，還有一個大花壇。這方圓一公裏內，到處可覓同性戀的聚會場所。

相對於民間“點”的蓬勃發展，學界尚在啟蒙當中。80年代以前的中國並不存在“同性戀”這個概念，同性性行為，在法律上仍歸屬“流氓罪”。而此時，經曆過“文革”的一些知識青年重新走入學界後，試圖用科學的角度探索社會問題。

1989年，國內發生了幾件事情：在上海，社會學家劉達臨啟動了對中國20000人的性文明調查，其中涉及到部分同性戀者；在北京，從美國回來後的李銀河把“性別和性”作為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按照她的說法，是因為好奇心，繼而與她的丈夫、著名作家王小波合作開始了對同性戀的調查；在青島，40歲的皮膚科大夫張北川也開始了《同性愛》的寫作。

這些表麵看似孤立的事情，都不約而同指向一個方向———同性戀。

隱蔽“同誌”破繭見光

中國第一條“同誌”熱線建立，一張麵向全國同性戀者之間的網絡始見雛形

與兩位社會學家不同，張北川進入同性戀研究領域是因為一個人的遭遇。按照他的說法，1988年，他在醫學院的啟蒙老師因同性戀身份暴露，招來諸多批判。當日他目睹了“這位優秀的老教授在樓頂上嚎啕大哭，一度想跳樓自殺後”，決定用科學尋找答案。1994年出版的《同性愛》則奠定了中國研究同性戀現象的學術理論基礎。

8月中旬的一個下午，記者在張北川位於青島黃台路的辦公室，見到了這位老教授———秦士德先生。秦教授已經70多歲了，他的同性伴侶也在4年前去世，往事重提，老人倒是十分豁達和從容。一位記者問道，“秦老師，你一生過得幸福嗎？”他回答說，“我是幸福的，我的一生是按著我的意願生活。”

然而，在1997年的中國，還沒有一個同性戀者敢站出來說，是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當年夏天，幾個在北京工作、學習的中國和外國男女同性戀者開會討論建立了“BP機同誌熱線”，這是中國第一條同誌熱線，它的作用就是告訴隱蔽中的“同誌們”，“你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1998年，熱線號碼在廣州《希望》雜誌上公布之後，一張麵向全國同性戀者之間的網絡始見雛形。

而張北川創辦的以同性戀人群為目標人群的健康幹預項目《朋友通信》也開始運作，並於第二年年初正式發行。從最初的幾千冊到如今的近2萬冊，涵蓋了全國53個城市的同性戀者人群、2000多個個人、部分學者和媒體。這為日後形成的數量龐雜的誌願者小組夯實了基礎。

這一年，大洋彼岸的英國銀行家馬丁·哥頓開始對張北川捐贈。而當時這位皮膚科大夫卻戰戰兢兢將錢存起來，不敢動用一分一毫。直到2002年，他用這些錢，資助全國各省會城市有“公益心、願意幹事的Gay”成立了15個誌願者小組。在中國同性戀社群中，這也是比較認可的早期的同性社區網絡。

“實際上在這之前，有一個人是功不可沒的，”張北川說，“這個人叫陳秉中，是原中國健康研究所的所長，原來是衛生部的一個副司長，他挑起了一杆旗。”

翻閱曆史，陳秉中也是被現在社會所忘卻的一個人。1992年11月22日下午，他在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舉辦了一個專為同性戀男子開設的文化中心———“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龍。在體製內，這是最早也是最大膽的舉動。

1993年，在他主編的《中國健康教育》雜誌上，陳秉中發表了一篇名為《同性戀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文章，在中國第一個提出有關同性戀人權的保障問題。

文章發表後，當年8月20日，59歲的陳秉中接到了衛生部下達的退休決定書。緊接著，中國健康研究所又接到上級命令，向全國各地發函緊急回收刊登“同性戀”文章的第8期雜誌。

在陳秉中離開崗位的第二天，他“最重要”的下屬———萬延海也被勒令搬離宿舍。這位年輕的體製內的醫生，離開之後，在磕磕碰碰中，創辦了北京愛知行項目。並利用從媒體朋友那裏得來的信息，做成簡報，每天騎著自行車在同性戀聚集地分發，最終建立起了自己的同性戀誌願者網絡。

第二年，當張北川的專著《同性愛》出版後，他們碰頭了，萬延海感慨說，如果這本書早一年出來該多好啊。因為在當時，他們還找不到同性戀的理論依據。

“這也表明，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中，同性戀話題還是個禁區，”現在的萬延海，已經是中國同性戀社區裏的知名人物。由他創辦的北京愛知行項目，在很長的一段曆史裏，和張北川的《朋友通信》項目，相互輝映，一直是中國同性戀運動中的中堅力量。順著這兩股力量，其間蔓延了中國早期更多的同性戀誌願者小組。

而隨著更多資源的注入和誌願者小組的興起，他們之間也陷入了由合作到分歧乃至齟齬的亂局中。

同性戀社群初現端倪

1999年的香山科學會議，為政府和同性戀社群提供了溝通的渠道，比這早一年，全國同性戀社群會議秘密召開

接下來，艾滋病的蔓延，打破了政府與同性戀社區之間的壁壘，並最終將他們納入到整個艾滋病防控體係當中。

1989年，中國發現的本土第一例因性接觸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即是與多個男子有性關係的男子。另據衛生部門報告，至1996年底，北京市發現的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中，48%是與男人有過性交關係的男人。1998年底，世界衛生組織公布，全球已有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約3340萬人。據衛生部門公布，中國國內的攜帶者已達30萬-40萬人以上。

張北川記憶中，政府第一次把目光投向同性戀社群，是在1998年12月北京舉行的首屆中國艾滋病幹預措施（國際）研討會上。他受邀做了關於Gay的發言，來自天津的童戈則在那次會議上公開了自己的同性戀身份。然而，這次會議之後，事情又基本上處於一個靜止狀態。

直到1999年第131屆香山科學會議召開。這是由科技部（原國家科委）在1993年創辦的一個“研究前沿問題”的製度性會議，所謂製度性，即在香山飯店設一個常設機構。由數名中國科學院的教授負責，並記錄每次會議。通過他們的側麵觀察，給中央最高行政機構形成一份報告。

張北川和來自青島的“同性戀者”代表在會議上做了長達數小時的發言。由童戈等人起草的《我們的希望與期待》提交到衛生部部長手中，這是第一份讓政府承認同性戀社群在預防艾滋病中作為誌願者的文件。

香山科學會議，為政府和同性戀社群提供了溝通的渠道，鮮為人知的是，比這早一年，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同性戀社群開始走進現實。1998年秋天，北京同性戀者熱線秘密組織召開了全國同性戀社群會議，會址是在香山大覺寺內。

參與並組織了這次會議的甄理回憶說，“香山大覺寺會議的背後，是兩個香港人———周華山和盧健雄的身影。”

在“萬馬齊喑”年代，香港始終是內地“同性戀者”遙望的“聖地”。“同誌”用於稱呼同性戀者正是從香港傳進來的。1998年和1999年，香港同性戀社團召開的兩屆全球華人同誌大會，已經出現了內地同性戀代表的身影。甄理說，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北京同性戀社群最為活躍。周華山和盧健雄兩人功不可沒。

這年秋天，周華山和盧健雄聯係上“BP機同誌熱線”，通過熱線早年鋪開的網絡，召集散落在全國各地的數十位同性戀者，在北京香山大覺寺召開了秘密會議，分享香港的同性戀社區發動經驗。而至今活躍在同性戀社區的，有相當部分人曾參與過這次會議。

更為宏大的社會背景是：此時，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時代。酒吧、歌舞廳的出現，豐富並衝擊了“點”的形態。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子恩告訴記者，他和“同誌”們，以約定聚會的方式，逐漸將一些酒吧占據，最終形成了著名的“同誌”酒吧。比如三裏屯的“CityBar”和“HalfandHalf”。

“點”之後的網絡時代

“坐在電腦屏幕前，你會看到一張無形的網，它的末端，是每一個同性戀者”

使中國同性戀社群呼之欲出的，是互聯網開始進入了這個最為古老的文明大國。

1998年8月，北京同性戀社群尚在萌芽中，在中國南方城市廣州，24歲的英語畢業生諾哲在網絡上建立起第一個“同誌”虛擬社區。此時，他已經“忍受了一年多9.6k的撥號上網網速”。

這個名叫“廣州同誌”（www.gztz.org）的網站，首先改變了同性戀者們躲在公園的陰暗處徘徊的習慣，它讓同性戀者之間的交往，變得如此便捷，又可以真心坦露。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聯係到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同性戀者們”。

這也讓“點”作為同性戀主要聚會地的功能開始衰退。到今天，對於80後、90後的年輕的“同誌”來說，互聯網成為他們最主要的聚集場所。

通過網絡、電子郵件和公告板，中國同性戀者可以用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交流和聯係。當網絡進一步發展時，一個新生的同性戀群體開始出現了。

到2001年11月，萬延海在北京召開“中國首屆同性戀者網站和艾滋病教育研討會”時，中國同性戀者網站數量增到了250多家。這期間的同性戀者網站為其訪客提供了極為詳盡的同性戀生活指導。“交友是這個社群最大的需求，也是最基本的需求，”諾哲說，網站中的交友專欄，永遠是最火的欄目之一。

1999年初，一對同性戀戀人大K小K在廈門建立起了自己的網站，並取了一個浪漫的名字：愛情白皮書（簡稱愛白網）。這個網站到後來改變了中國同性戀者網站單一的形態。

起初，他們的內容類似現在的80後們熱衷的博文，充斥著兩人之間的情感糾葛。即便這樣，大K小K的愛情還是讓旁人羨慕不已，他們那時已經通過了雙方家長的認可，並住在一起。

他們很快有了自己的追隨者，一年之後，兩人移民加拿大，愛情白皮書交由誌願者們維係下去。

大K小K的故事，在同性戀社群裏，有著神話般色彩；而愛情白皮書則開始轉型，在現實空間裏為同性戀社群文化和公民意識積極倡導。

“除了交友，談情感，同性戀社群還應該有所作為，”愛白網現在的負責人冰藍說。這個夏天，奧運會各種賽事正在進行時，他坐在冷清的人民大學校園的一套房間裏，那是2005年11月成立的愛白北京“同誌”圖書室。在這裏，存放了他們收集和整理的同誌相關的圖書資料和曆史檔案。

“青年同誌是中國‘同誌’運動的中堅力量，”冰藍說，基於此，2006年成立的愛白成都青年“同誌”活動中心，為成都及周邊地區的青年“同誌”（相當一部分是在校大學生）提供了自我民主管理、鍛煉誌願者能力和領導技巧的空間。

毫無疑問，年輕的“同誌”更富有激情，一名從新疆大學退學到北京發展的拉拉（女同性戀者）白詠冰說，她最大的願望就是能為同性戀者們組織一次公開的大型活動。

除此之外，愛白之所以有如此倡導，是因為看到了在互聯網這張無形的網的背後，一張有形的同性戀社群間的組織化趨勢。

冰藍告訴記者，“上世紀90年代末，全國同性戀者網站隻有10多家，但到2002年已激增至300多家，加上近年博客、QQ的興起，內地同性戀者網絡組織的數量已難以估計。”

在天津，記者找到了這張網的一種組織方式。這是在一個生活氣息極為濃厚的大型小區內，天津深藍誌願者工作組協調人嘎嘎坐在一台電腦前，為記者展示了網絡在同性戀社群中更為廣闊的前景。他點開聊天室，屏幕上頓時被密密麻麻的頭像占據了。“700多人的聊天室”，或許在現實中，召開這樣的大會也罕見。

如果僅僅是想找陌生人說說話，或許跟普通聊天室沒什麽兩樣。在這個屏幕上，每一個參與者都可以看到主持人和演講者在台上發言，同時，任何一個人想要發言的，鏡頭一切換，台下的都是你的觀眾了。這個聊天室從2005年開通至今，曾邀請過張北川、童戈等人同各地同性戀者互動交流。

目前，這個網絡正在複製，它的開發商———DOSHOW公司營銷經理林蓉告訴記者，通過與深藍誌願者工作組合作，他們將麵向全國各地的同性戀社群組織免費開放若幹60人房間使用權，並視情況免費升級100/150/300人空間，以推廣同性戀者NGO組織公益工作的開展。

“不久的將來，就可以把各地的同性戀組織都組織起來，形成一張大網絡，”嘎嘎強調了“組織”這個詞，並認為十分可行。

他說，“試想吧，坐在電腦屏幕前，你會看到一張無形的網，它的末端，是每一個同性戀者。”

防艾大旗下的誌願小組

隨著第一輪全球基金艾滋病項目的進入，一夜之間，中國的同性戀誌願小組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

現實中則更為混亂。

政府的試水和觀望，在2005年之後終於行動起來。一般的說法認為，中國在1997年取消了“流氓罪”，又於2001年將同性戀從“性變態”中剔除出去，這使得官方與民間社團之間有了合作的基礎。

張北川回憶說，2005年11月，由中國疾控出麵，召開香河會議。與會的各個省級疾控中心工作人員，帶著各省的Gay參與會議。這種聯席會議之前也召開過幾次。

事實上，一個更大背景是，此時，各種用於艾滋病幹預項目的國際基金進入了中國。

2002年，中英項目的啟動，使得各地誌願者小組日益增多。而在2005年之後，隨著第一輪全球基金艾滋病項目的進入，一夜之間，中國的同性戀誌願小組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這些誌願者小組全都匯聚在防控艾滋病這杆大旗之下。

“初步統計，中國目前應該有300多家誌願者小組，”張北川說，“全球基金到今年已經是第六輪了，蓋茨基金也開始進入了中國，這些基金都是通過政府部門，比如各地疾控中心（CDC）以及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再分配到各個誌願者小組。”

CDC和誌願者小組之間，有著複雜而糾葛的關係。“CDC是通過誌願者小組來開展工作，有些是招募當地已經成立的誌願者組織，有的則是CDC自己成立了誌願者小組，”嘎嘎說，“比如天津，幾年前，天津同性戀誌願者組織隻有深藍和另外一個同性戀者網站，到今年第六輪全球基金進入後，則一夜之間冒出了10多家。”

與張北川《朋友通信》項目組資助的誌願者小組不同，基金之下應運而生的小組，目標明確———采集各地CDC需要的數據。其中最重要的任務是，發放避孕套和動員MSM（男男性行為）人群前來抽血檢測。檢驗結果可以顯示艾滋病在某個區域的大體情況。

“操作方式很簡單，隻要你拉到一個人去抽血檢驗，被檢驗人可以得相應的報酬，而誌願者小組也可以得到其中提成。”愛白成都青年活動中心的負責人江華醫生說，“這樣做的後果變成在買賣一種標本，同一個人可以重複或者到不同檢測點來抽血，重複采量得到的數據是不真實的，等於在造假。”

在過去的幾年，成都愛白青年同性戀者活動中心幾乎是唯一不參與MSM人群檢測的組織，“沒辦法來保證谘詢的質量，盲目推行的話，將是一個災難。”江華說。

災難的預兆在重慶已經發生。重慶彩虹誌願者小組負責人周生健向記者證實，2007年重慶MSM人群HIV感染者的檢出率為14%，今年實際上還會更多，而成都也超過了10%.

在離開重慶時，一位正在讀研究生的Gay（男同性戀者）拉著記者的手說，“拜托你一定要呼籲，已經很嚴重了，其實我是知道的，身邊的朋友、同學也有人得那種病。”

“一般說來5%就已難以控製了，”張北川解釋說，“艾滋病防治工作開展好些年了，這麽多誌願者小組，事情也都在做，但形勢卻非常嚴峻。”

“告訴他們如何防治，更甚於抽血檢驗，”江華說，“檢測前的谘詢，往往被忽略了，而檢測之後，隻給一個結果，所有事情都完結了。”

在青島，一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關愛互助組織，向記者展示了他們寫給市長和衛生局長的一封控訴信：“青島市CDC僅是在發現HIV感染後對感染者進行告知和感染因素調查，沒有進行科學有效的心理疏導，沒有按照國家規定對感染者進行隨訪，未提供治療知識和健康谘詢，也不為感染者提供交流和分享治療經驗的平台。”

“CDC不可能像同性戀組織那樣，為社區盡心做事，他們要的隻是檢測數據。而誌願者小組之間又狼牙交錯，為了爭奪資源，彼此傾軋，”北京市紀安德谘詢中心主任郭雅琦說，“到現在，你可以看到，大多數同性戀誌願者小組，是在幹一件事———拉人抽血，”

“紀安德”的前身正是“BP機同誌熱線”。2002年，創立熱線的元老轉向中國女同性戀運動，由於沒有“艾滋病”這樣招搖的旗號，中國的女同性戀運動，尚在艱難起步中。

但即便最苛刻的批評者（比如甄理）也承認，通過沒完沒了的會議、項目培訓、考察交流，各地同性戀誌願者小組之間，往來頻繁，而且意見趨向統一，“這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

基金亂局

誌願者小組之間為了爭奪資源，摩擦、指責、報複甚至采取極端的暴力手段相互傾軋

“混亂是有根源的，追根溯源，可以很清楚看到四股金錢的流向。”甄理悠閑地坐在辦公室說。早年活躍的他，從2002年後就脫離了同性戀組織之間的紛爭，他現在的身份是加拿大國際發展署公民社會項目協調專員。啜了口茶，他說，“亂源是：張北川的福特基金、杜聰的智行基金、萬延海從國外帶回的基金以及通過官方渠道的國際基金。”

中國同性戀社群浮出水麵並走向組織化的過程，其動力也正是這些“亂源”。這次采訪，恰逢《朋友通信》十周年。十年對於張北川來說，或許是滿頭青絲到銀發的變化，但對於中國同性戀者們來說，從這本薄薄的小冊子裏，他們吸取到了養分、力量，並且茁壯成長。

另一股“亂源”來自萬延海，這位年輕的醫生，在早年幹了件“極不光彩”的事———讓公安局去抓捕同性戀者來配合研究，這使得他成名之後仍被人詬病。

但在此之後，他卻“因從事同性戀運動”也被公安局短暫關押，他因此感到憤怒，並先後在美國待了一段時間，在那裏看到了網絡帶來的神奇變化。

2005年，再次從美國回來的萬延海帶回了大量資金，他說，“基本上，今後做同性戀社群活動，自己不用挨餓了。”接下來又強調說，“國外各種基金會紛紛找上門來的。”

在張北川的敘述中，有了錢的“萬醫生”，工作作風發生了變化，扶持一派誌願者打倒另一派誌願者，他想控製社區，“舉民主之旗，行獨裁之事，”張北川說。

“這樣的話無需辯駁，你隻要看看，在這個人群當中，誰在實實在在做事，誰在誇誇其談，”萬延海反駁說，“我們發放的安全套是最多的，我們發放的心理學的讀本、法律的讀本是最多的。中國女同性戀的整個運動的發展，經濟上的支持主要是我們。”

兩位在90年代初結識的同性戀社群專家，聊到彼此，時常齟齬相向。

事實上，基金亂象是表，內在的原因在於各種基金缺乏完善的監管機製，以及缺乏真心真意為同性戀社群做事的人，甄理評價說。

2005年3月，香港智行基金會在內地開展工作三年後，張北川向聯合國舉報稱，“智行基金會在開展艾滋幹預工作中，存在誌願者小組間製造混亂，以及財務不透明等惡劣行為。”

這使得基金亂象開始公開化。不久，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公布了《關於張北川舉報智行基金會的調查結果》，否認舉報信上的指責。但一位內部人員告訴記者，此後聯合國人口基金會也很慎重在中國開展項目，“至少與智行基金之間的合作明顯減少。”

類似的指責信，智行基金會在2007年9月也寫過一份。智行基金會主席杜聰在給西安同康工作組安然的信中，指責後者對於誌願者小組間的摩擦、山頭主義（搶占地盤）以及其他惡性競爭的問題。

安然回複說，實際上是智行基金會利用提供工作經費，許諾配備筆記本電腦，將同康工作組的一名負責人挖走，采取不正當競爭方式，試圖分裂和瓦解同康工作組。

誌願者小組之間為了爭奪資源，摩擦、指責、報複甚至采取極端的暴力手段相互傾軋。“而進入這個領域的資金都各懷心事，它對社區發展不發展根本不在乎，有些人就是拿著錢組織一些人培訓，完了之後就不管了。”甄理說，他挺懷念“在之前那個年代做同性戀社群工作的人，有公益心，也很單純。”

聯盟，大勢所趨？

“建立一個類似於聯盟的製度，分享社區工作經驗，同時也調解誌願者小組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

各種亂象，在表達一種缺陷的同時，實際上也在告訴你，這個圈子有多繁榮。張北川說，大浪淘沙，終有時候。

但有時候，靠自然的進化到達自濾難以實現，或者說相當漫長。“你不可能指望一個充滿欲望的人，去與別人分享什麽。”在2004年，一批民間組織準備在西安發起成立聯盟（當時叫協作組），正當這些活躍的同性戀誌願小組開始商議如何建立一個協調機製時，因為資金突然撤走而擱置。

今年7月份，在南京召開的MSM（男男性行為）社群參與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討會後舊事重提。他們認為，中國同性戀運動發展到現階段，（成立聯盟）正是時候，有著很堅實的基礎了。

在采訪中，不止一個跟CDC合作的誌願者小組負責人在聊完以“抽血檢驗為指標”的工作後，私底下對記者說，“我們在跟CDC合作的同時，也在盡可能地做同性戀社群的能力建設，在合適的時候，我們會做得更純粹些，畢竟，艾滋病防治不是同性戀社群的全部。”

這種“私心”在南京會議上更為明顯，成都同誌關愛小組負責人王曉冬介紹說，“南京會議本來也是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召開的一個官方性質的會議，是在會議之後，各地同性戀誌願者小組負責人坐在一起，商議建立一個類似於聯盟的製度，分享社區工作經驗，同時也調解誌願者小組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

王曉冬負責起草聯盟的製度章程。記者在成都和他碰麵時，這位執筆人有些尷尬：“其實，到現在也沒底，還沒開始起草。”

“亂象皆因資源而生，這個聯盟應該不會去插手資源的分配，隻是去調查誌願者小組之間紛爭的經過，然後形成報告，也不評判，事實擺在那裏，是是非非一目了然，”王曉冬設想說，“同性戀誌願者小組應該團結起來，共同做好防治艾滋病工作。”

而此前據媒體報道，中國性病艾滋病協會會長戴誌澄也曾表示，同誌運動組織化是必然趨勢，一方麵政策允許，另一方麵有國內外大量防治艾滋病項目的支持。這是一個利好消息。

但並不是所有聲音都是一致的。北京市紀安德谘詢中心主任郭雅琦說，在艾滋病問題下麵的一些小組形成的網絡，不是同性戀社群的網絡。“很多誌願者小組，都是應艾滋病而生，也可能因為艾滋病資金問題而滅。”

郭雅琦焦慮同性戀誌願小組已經在同性戀社群之上形成了另外一個圈子，“它們並不能代表同性戀社群本身。”

萬延海則抱怨被排擠在外，“要建立一個聯盟機製，最基本應該透明吧？恰恰我們這個機構沒被邀請。”

另一個邀請函估計他也還沒有收到。今年是張北川創辦的《朋友通信》十周年，項目組準備10月份在北京召開一個大型慶典，全國各地一些有影響力的同性戀組織早已受邀參加。

中國同性戀社群裏的專家、活動家、誌願者、艾滋病感染者齊聚一堂，這樣的會議，本身就有組織化的跡象在裏麵。

“不論怎麽說，中國同性戀社群的組織化，是個大趨勢，”張北川說，“這種大趨勢將隨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而發展，但很難突破公民社會發展的大趨勢。”

■同性戀“出水”記

●1989年，在上海，社會學家劉達臨啟動了對中國20000人的性文明調查，其中涉及到部分同性戀者；同年，青島40歲的皮膚科大夫張北川開始了中國第一部全麵探討同性戀問題的學術著作《同性愛》的寫作。

●1992年11月22日下午，原中國健康研究所的所長陳秉中在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舉辦了一個專為同性戀男子開設的文化沙龍。在體製內，這是最早也是最大膽的舉動。

●1997年夏天，幾個在北京工作、學習的中國和外國男女同性戀者開會討論建立了“BP機同誌熱線”，這是中國第一條同誌熱線。

●1998年8月，在中國南方城市廣州，24歲的英語係畢業生諾哲在網絡上建立起第一個同誌虛擬社區———廣州同誌。

●1998年秋天，北京同誌熱線秘密組織召開了全國同性戀社群會議，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同性戀社群開始走進現實。

●1999年初，一對同性戀戀人大K小K在廈門建立愛白網。

●2005年之後，隨著第一輪全球基金艾滋病項目的進入，一夜之間，中國的同性戀誌願小組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

●2008年7月，在南京召開的MSM社群參與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討會後醞釀建立中國同性戀聯盟。

ZT 南方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