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有些讀書人是該被活埋.

以師為吏

刀爾登/文《財經》

士紳與儒生的合二而一，有什麽不好？曰沒什麽不好，除了一樣，那就是使儒家的缺陷成為全社會的缺陷

　　對秦始皇以及秦朝的政治，漢朝人斥之以“暴”——暴則暴矣，不過哪個王朝又不暴呢？在曆史中，秦始皇的才略和武功，一直被讚頌；他的製度，一直被批評；他的焚書坑儒，一直被咒罵。我是“反秦派”，對秦朝的政治，絕不喜歡；不過有時又想，如果秦朝的統治能夠延續一兩百年，在某些方麵，說不定是好事。
　　秦朝成於集權，亡於集權。區別在於秦國小而天下大。古代的生活，現代人已不易想象。自有電報以來，此岸的消息傳到彼岸，以分秒計，而在過去，至多不過是馬匹的奔速。人的神經傳導，快時可至每秒鍾一百多米，想象一下這個速度如果降到每秒一厘米或更少，菜刀割到手指，等你察覺時，菜已下鍋，炒得半熟，欲救手指而來不及矣。
　　秦漢這麽大的古代帝國，沒有一定程度的社會自治，根本運轉不動。地方的官員，則需能有責任心地自主行動，否則出了變故，不敢做主，一定誤事。秦兵之強，足夠掃蕩關東，但陳吳之輩造反時，麵對的隻是手足無措、互無救應的地方官。這與後來的社會很不相同。後世地方官，多“以天下為狗任”；縱遇意外，律令所不及的，也另有一套規則，也就是聖人之法，可以遵從。有時天下大亂，連皇帝都死了，地方上還在抵抗，或連寨自保，或治兵勤王，如百足之蟲，每一節都有小的中樞。
　　這些“忠義之士”是哪兒來的呢？自漢朝以後，朝代或有更替，製度大抵一樣。原因有一個，作為社會領袖的地主，在漢朝被“儒化”。任何政權，都得靠這個階層來施行管理，官僚從士人中來，士人從地主中來。這一批人的政治理想不變，中國也不變。
　　本來，關東六國的士人，半獨立於行政之外。他們的出身五花八門，收入來源各自不同。中間的許多人，自然要加入行政體係，不過加入的道路，並無一定之軌。到漢朝就不一樣了。漢武的“獨尊儒術”隻是句口號，厲害的是那以後的官吏選拔製度。做官要考試，考的是儒學，時間一長，土財主就被改造。    皇朝需要士紳的合作，士紳需要權力以保障他們的地位，儒家的價值觀，果然適宜這種結合。土財主派兒子去念書做官，白胖胖的一個孩子出去，回來已變成儒士；代複一代，儒學傳家，舉止皆在其中。
　　如果秦政得以延續，他們和地主遲早也是要合作的，隻是這一合同的文本，未必就由儒生書寫。那麽，不但百家爭鳴或可複活，而後世那種士就是官官就是士的狀態，或可避免——當然，曆史不接受假設，這裏隻是說著玩。
　　或說，士紳與儒生的合二而一，有什麽不好？曰沒什麽不好，除了一樣，那就是使儒家的缺陷成為全社會的缺陷。儒家有很多高明的地方，提倡道德生活，維係傳統，最有力焉。但有幾種不足，第一是政治上的法古。每朝每代，用不了一兩百年，往往天下糜爛，在儒家看來，隻是因為對他們的政治主張遵從得不夠，而從來沒認真想過改變主張。
　　另外，儒家對物理世界的知識，幾乎沒有興趣，對靈魂問題也不大關心。我們知道，有兩種事物，最值得也最能促使人動腦筋，一個是廣不可測的世界，一個是深不可及的內心。孔子的智慧，在清人看來，仍曆曆如新，因為這一知識體係，大抵不出人倫世界。士人是國家的腦筋，他們不動，就沒得動了。
　　讀書人治理社會，對社會或許不錯，對讀書人自己就不太妙，長久來看，對誰都不妙。秦朝以吏為師，自然浮淺，後來以師為吏，遺患更大。秦皇統一，對六國士人頗不信任，甚至焚書坑儒，漢初的讀書人，提起秦政，無不切齒。從漢朝開始，讀書人自然是混得不錯了，食在其中，祿在其中，而創造的能力，則不知到哪裏去了。創造是種傳統，古代特異之士不是沒有，但太少了，不足以前後相繼，更別提相對切磋。
　　如隻從前景來看，秦不如六國，漢不如秦，後麵的朝代，出入於五十步與百步之間，而都不如漢。秦始皇自己是不懂製度的，任用的謀主，也談不上有什麽眼光。不過此類事情本不是能設計出來的，能設計出來的反是拙劣之物。
　　秦的暴政，打破了讀書人幹祿的常式，反倒可能促出一批自作主張者。不用擔心讀書人會消失，知識越是珍貴，就有越多的人熱愛它，秦皇用最簡單的辦法去清除知識對集權的威脅，並無成功可能，至多使讀書人遊離於行政體係之外，而這聽起來簡直像個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