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 暴虐,愚昧的文藝政策

紀念五四,反封建反獨裁依然任重而道遠!


無論左右在台上，隻要推行“文藝政策”，新文化運動都將成為曆史過去時

 　

    　20世紀是倒著走完的。
　　以北伐為界，用槍杆子奪取國家政權的國民政府，相較於前此的北洋政府未必不是一種倒退。1927年5月，胡適從日本上船回國時，寫給遠在美國的女友韋蓮司的信中就直言：“這也可能意味著‘新文化’運動的倒退”。80年後的今天，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曆史事實：新文化運動隻可能發生在北洋政府的體製框架之下，卻不可能發生在國民政府時代，更遑論以後。
　　北洋時代是一個思想自由的時代，這是新文化運動發生的製度土壤。北洋曆屆首腦像走馬燈一樣輪換，但他們有一個共通的特點：都禮讓文人，不過問思想，不搞意識形態。以至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訪問中國時，對胡適說：中國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羨慕。哪怕“左”如郭沫若，到了1947年也說：“當時的中國雖然是在北洋軍閥政府的統治之下，但那些封建地主式的統治者卻還沒有十分高明到統治文化上來，創作出版一切都還是相當自由的。”不過，這不是統治者高明，而是由於北洋的製度構成是英美議會式，不是後來蘇俄黨治式的。
　　但是，世紀好景，畢竟不長。國民黨執政伊始，便搬弄從俄蘇學來的一套，由執政黨搞意識形態和黨化教育，推行思想統一。所謂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國民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三民主義。前者是“政”，後者是“教”，貫穿一個世紀的“政教合一”，自1927年以後的國民政府始。
　　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開始了他們的反抗。梁實秋1926年從美國留學回來，在上海和胡適、徐誌摩等人辦《新月》。這個刊物很快就不安於文學，1929年春發動了一次風雲一時的“人權論戰”。該論戰以胡適、羅隆基為主打，梁實秋是翼軍。梁發表了《論思想統一》，這個“論”其實就是“批”。梁實秋認為：一個國家，軍隊應該統一，政府應該統一，財政應該統一，但就是思想不能統一。當時思想統一體現在文藝上，便是國民黨中央全國宣傳會議製定的“本黨文藝政策”：（一）創造三民主義的文學；（二）取締反三民主義之一切文藝作品。後者就包括當時知識左翼“鼓吹階級鬥爭等文藝作品”。梁實秋坦陳，“鼓吹階級鬥爭的文藝作品，我是也不讚成的”，但他更反對國民黨“由統一中國統一思想到統一文藝”的舉措，明確指出：“以任何文學批評上的主義來統一文藝，都是不可能的，何況是政治上的一種主義。”
　　盡管梁實秋毫不客氣地批評國民黨，但他很快就被上海灘頭的知識左翼罵為“走狗”。頗為吊詭的是，那些受國民黨打壓的知識左翼，也在伸張什麽“文藝政策”。雖是翻譯聯共（布）的《關於文藝的黨的政策》，但這樣的篇什放在“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中出版，雖頂著“科學”的名頭，卻也是一種價值認同。曆史上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看似兩造，但往往共享的是一種思維、一種文化，甚至一種話語。20世紀兩個陣營的左與右，在價值上的趨同，大概至今還沒引起人們注意，盡管他們處在朝野兩極。這就注定了，無論左右在台上，隻要推行“文藝政策”，新文化運動都將成為曆史過去時。
　　與這朝野左右抗爭的，是在左右之間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是中道，梁實秋出自思想自由的立場單挑兩邊。他既批判三民主義文藝政策，當然也不會放過普羅主義文藝政策。兩者委實貨出一路。當知識左翼聲稱蘇俄文藝政策“於現在的中國，恐怕是不為無益的”時，梁實秋在《所謂“文藝政策”者》中，揭出它的兩宗罪：“一種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來剝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種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來求文藝的清一色。”
　　套用馮友蘭講中國哲學史的話：新文化運動是20世紀的“子學時代”，諸子自由紛爭，以後就左右輪番進入思想清一色的“經學時代”了，什麽都要大一統。這裏要表明的是，在權力麵前，中國自由主義者為思想自由抗爭過，甚至也為自己的對手抗爭。梁實秋素不喜普羅文學，多次與之論爭，並挨罵。但，當他聞知國民黨要“申禁普羅書籍”時，卻放下自己的反感，為普羅抗議（他似乎忘了被普羅罵為“喪家狗”）：“這一回普羅文學之又將遭受取締，我的同情卻在普羅這一麵。”因為“凡讚成思想自由文藝自由的人，對於暴力（無論出自何方），是都要反對的。”顯然，普羅在當時是權利而不是權力，卻又遭受權力打壓。梁實秋自然要站在權利一方，反對控製思想自由的權力。不知他是否會預想，當普羅由權利變成權力時，會不會也來這一套呢？

　　邵建：學者，任教於南京曉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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