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唐山地震的書這樣寫道

報告文學《唐山警世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不再搖曳，而是沉重。
    
    感謝唐山作家張慶洲，在曆經多年艱難波折之後，終於能將這本《唐山警世錄——七·二八大地震漏報始末》呈現在我們麵前；感謝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京城的出版社“無法通過審稿”的情形下，於2006年年初，用良心和睿智出版了這本“警世錄”。這是最好的“唐山大地震30周年祭”。
    
    沒有遺忘，仍舊疼痛。
    
    什麽是疼痛？柔石說，連眼淚都沒處流的人，這才是人間最痛苦的人。而拿破侖則說，承受痛苦，比死亡更需要勇氣。我們知道，以樂景寫哀，其哀更哀。在走向盛世的今天，作為一位報告文學作家，張慶洲終於大情似無地揭開了一道傷痛，那是比死亡更大、更強的痛，那是比地震更深、更長的痛。
    
    更深之痛，就是漏報。
    
    更長之痛，則是隱瞞。
    
    曆史將永遠記住公元1976年7月28日淩晨3點42分。在那個很深的夜，唐山發生了7.8級大地震。僅僅隻有十幾秒的地動山搖，24萬生靈塗炭，16萬人滴血負傷。人類雖然無法製止大地震，但死亡那麽多人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為之前已經準確地預測出了這場地震，隻是有了“預測”之後沒有能夠“預報”。實際上每次大地震前大自然都會警告人類，在許多生靈在大逃亡時，隻是木乎乎傻呆呆自稱為靈長類動物的人類沒有引起終極的警覺和真正的重視。
    
    盡管預測地震至今還是世界難題，可你還真想不到，對於唐山地震的來臨，人們已經關注了近十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早在1967年，李四光就提請重視對這一帶的觀測，作為傑出的地質學家，他知道什麽地帶易發地震，如果那些地區“活動”，那就“很難排除大地震的發生”；1968年，有高度責任心的地震專家楊友宸著手組建唐山地震監測網，幾年間，在唐山市區內先後建立了40多個監測點，各監測點都由專人負責，每天報給他數據；1976年初，楊友宸作出中短期預測，認為唐山市方圓50公裏裏在本年度7、8月份將有5-7級強地震；1976年5月，楊友宸在國家地震局一次會議上鄭重提出：唐山在近兩三個月內可能發生強烈地震；從1976年7月14日至7月27日18時(距離地震僅9小時)，這前後半個來月時間裏，各個觀測點發出了大量“大震就要來臨”的高危預報！但是，但是，但是！但是藍光閃過之後，人們進入夢鄉，災難瞬間降臨，唐山夷為平地，天災嘲笑人禍，死難玩弄蒼生。
    
    唐山大地震同樣也給張慶洲一家造成了災難和苦痛，他的大姐在地震中一隻腳被樓板壓住，為獲一線生機她逼著丈夫用鋸把腳鋸下來而最終因失血過多而死。然而，比地震更深的痛——“漏報”更是活生生、血淋淋。所以當張慶洲在深入唐山大地震這個事件的內部之後，“就像進入了一個磁場，在錯綜複雜的礦脈之中，每走一步都會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與隱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悲劇。地震當晚人們看到了地光，“常識”裏竟然是蘇修打過來可能放了原子彈，這是如何的時代背景？在那個荒謬的時代，眼看著就要摸著大震的專家楊友宸，卻在臨震前兩天被“組織”通知去“幹校”勞動去了！如今已難以考證楊友宸為什麽被“左遷”至“幹校”，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組織叫你走，想留留不住；組織叫你留，想走走不了。”這就是組織的力量。或許，楊友宸被貶就是“蝴蝶效應”中那蝴蝶振動之翅，不過它最終導致的不是一場颶風而是一場大震。“人走政息”的悲劇其根源是體製性的，而這更致命。曆史在這裏哭泣，隻是人們難以聽見那哭泣的聲音。
    
    體製製度的深層原因，使種種預報變成了一盤散沙。當時高高在上的國家地震局，對唐山大地震的漏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越基層越準確正確，越高端越專權荒謬。上麵下來的“領導型專家”是“形而上”的專家，哪裏像下麵的“土專家”天天在觸摸地震。在基層，那個時候竟有那麽多優秀的熱愛地震預報的業餘人士，他們就在地震中心預測地震，哪裏是“領導型專家”那樣遠在“廟堂之高”？不好意思，在“官本位”環境中，這種“領導型專家”的悲哀，至今還在上演。
    
    對於這些“領導型專家”來說，一句“地震短臨預報是世界難題”，就可以輕鬆打發一切。偏偏在唐山大地震中，有一個“青龍奇跡”——距唐山市中心僅65公裏的青龍縣，在大地震中竟無一人傷亡！“青龍奇跡”是扇在唐山大地震漏報者臉上一記響亮的耳光，正像當時有人說的，“唐山砸了個爛酸梨，青龍卻無一人傷亡，這讓國家地震局不好說。”
    
    “青龍奇跡”是一係列“越軌”行為所造就的。國家地震局“有震派”代表人物汪成民是這次“越軌”行為的發端，他在一次會上把“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灤縣一帶可能發生5級以上地震”的震情捅了出去。接著，青龍縣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聽到消息後，火速趕回縣裏“越軌”地把“危言聳聽”的消息捅給縣領導。最後，縣委書記冉廣歧頂著被摘烏紗帽的風險拍了板，“越軌”地向全縣“捅”出臨震消息、預告災情，要求幹部必須在26日之前將震情十萬火急地通知到每一個人，由此，青龍縣百姓幾乎全被“越軌”地趕到室外生活。曾有意識地閱讀過地震知識書籍的冉廣歧，在帳篷裏坐鎮指揮，三天沒敢合眼。7月28日地震真的來臨了，青龍房屋倒塌18萬間，但47萬青龍百姓安然無恙，而無人傷亡的青龍結果還成為唐山的後方救急醫院。20多年後，冉廣歧接受張慶洲采訪時說：“我心裏頭，一邊是縣委書記的烏紗帽，一邊是47萬人的生命，反反複複掂哪。不發警報而萬一震了呢？我愧對這一方的百姓。嘴上可能不認賬，心裏頭過不去——一輩子！”漏報的一萬種理由，都抵不上一個良心！
    
    “寧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這本來是一個常識，隻要防而有效，人類本來可以成功躲避一場空前的大災難。可是，麵對地震，我們為什麽無法建立“寧可錯報一千，不可漏報一個”的規則？內外雙因時刻都在“捆綁”著當事人。“外因”是為了所謂的秩序和穩定。唐山大地震預報信息洶湧而來的時候，國家地震局有關官員卻聲稱：“四川北部為搞防震已經鬧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區再亂一下可怎麽得了？北京是首都，預報要慎重！”為了保持首都一帶的“秩序”、“穩定”，寧可忽略事關無數百姓生命的預報！至於“內因”，是錯報麵子拉不下，而漏報則有“集體負責”。“集體負責”在大抵都是可以輕易地變為“誰都可以不負責”的。有了“集體負責”的擋箭牌，加上“地震不可測”這樣的幌子，就更用不著為百姓的生命負責了，隻要一門心思想著為自己負責就完事了。由此看來，“青龍奇跡”是一個“絕版奇跡”，成了“恐龍化石”，今後不會再有了。
    
    而更可怕的是，在漏報之後，為了某種利益博弈，“漏報”的大事長期被隱瞞。隱瞞帶來了更長的痛。要不是張慶洲這部《唐山警世錄》，這個世界知道唐山大地震漏報的人至今寥寥無幾。1996年，張慶洲以震後唐山為背景的長篇小說《震城》出版後不久，他接到一個聲音沙啞的神秘電話，一位至今沒有透露自己姓名的“深喉”，“捅”給他“唐山市一些地震監測點發出了短期臨震預報”的信息，並請他去找知情人楊友宸。幾年的艱難采訪，才有了這部《唐山警世錄》，蓋子揭開了，一本書引發了一場人間地震，鳳凰衛視在《社會能見度》節目裏，做了上下兩集專題報道，讓這漏報事件透一點光，增一點能見度。
    
    極力掩蓋真相，其實是一種人性本能，是一種利己的博弈選擇。為什麽能夠輕易做到“欺上瞞下”？那是因為“欺上瞞下”實乃“欺少瞞眾”。領導人少好欺騙、公眾人多可隱瞞。真實的謊言，畢竟也有巨大的市場。“根本不可能預報預防”的驚天大謊言，一扯就扯了近三十年。對於真實謊言的製造者來說，他們竭力捂著“潘多拉魔盒”的蓋子，是害怕隨一縷青煙出來的“魔鬼”無法控製；他們大有把“大海倒進杯子”的氣概，把大震漏報這個天大的事裝進“杯子”蓋上“蓋子”埋進曆史就拉倒算數了。然而，時間的流水是無情的，它能水滴石穿，它能水落石出。蒙蔽一時、瞞騙一地是可能的，想永遠瞞過大眾、騙過曆史，絕無可能。
    
    瞞騙、蒙蔽、隱藏，不僅是人性範疇的利己選擇，而且還是體製環境下的製度選擇，比如災難中傷亡的數字，曾經長期被當成是“機密”。唐山大地震的次日，《人民日報》刊發新華社稿，“報道重點”就放在人與災難做鬥爭上，僅僅提到“震中地區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失”；直到3年後的1979年11月17日，在中國地震學會成立大會上，唐山大地震死亡24萬多人的數字才披露。1986年，作家錢鋼的《唐山大地震》也隻能記錄震後的事，難以提及地震前的預報情況。
    
    輕鬆“遺忘”過去，輕易“放過”過去，對過去不肯回首，這是一種民族文化劣根性。不肯直麵真實地回首那十年“浩劫”尾巴上發生大地震這個節點，與對不肯回首“文革”十年，是一樣的情形。種種“人禍”，往往都被看成是“敏感話題”。對有的人來說，處處都是敏感詞、時時都有敏感事。而一個對這也敏感、對那也敏感的組織和組織中人，注定是不會對人的生命安危有什麽“敏感”的。曆史遲早將無情地“耳提麵命”：不要以為“敏感”越多，快感就越多，高潮就迭起；你們這些過敏之人對種種“敏感部位”的滔滔臆想，注定都將被曆史無情地掃進垃圾箱、釘上恥辱柱。
    
    大慟無聲哀人禍，天公不語對枯棋。唐山大地震三十年矣！都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可三十年過去，本質思維與本質行為依舊沒有多大改變。每一次巨大的天災中，我們都依然能看到漏報瞞騙等等人禍幽靈在遊蕩。在報與不報、真報與假報的所謂“兩難選擇”中，博弈中的責任官員們，其實很清楚“孰輕孰重”，輕易就把“兩難選擇”化為“惟一選擇”。可以想見的是，當今的國家地震局，肯定是不願意看到這本《唐山警世錄》問世的，所以他們曾在某個出版社多此一舉把書稿送給他們審閱時不予批準，使這本書拖了5年之後才與世人見麵。人們為什麽不肯承認過失？因為許多既得利益者並沒有跟著震中亡魂而去，他們要努力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即使他們“走”了，還有“兼得利益者”隨即產生。
    
    唐山大地震被漏報、以及對漏報的長期隱瞞，就這樣在中國的大地上劃出了一道比地震本身更深更長的痛。這一痛史無情地告訴世人：隻有人民能夠決定責任人的為政命運和為政利益，責任人才可能真正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不愚弄人民，不欺瞞百姓，即使想那樣幹最終也不敢幹、幹不了。
    
    假如明天災難來臨，人類是否吸取教訓？不肯直麵過失，人禍注定還會再次敲門。這，恐怕就是《唐山警世錄》帶給我們的最大警示。人類不能忘記，地震的警鍾還會在某一天響起；今日不聞警鍾之聲，等來的必定是喪鍾為你而鳴。
    
     作者：徐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