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長為何感到說真話難?

說真話難的潛台詞就是說假話容易,說假話的環境無處不在,說了假話可以以假充真,以假亂真,在謊言世界裏自欺欺人. 給大學校長說真話的底氣
	新京報
中科大校長朱清時近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當了十年校長,最難受的經驗就是我知道一些真話,如實說卻會被指責”（南方周末4月24日）。 　　誰能指責在當前教育體製下已經是副部長級（局級）幹部的校長？大致可能有三種人，一是比校長級別更高的領導幹部；二是學校的上級主管部門，司局長或者處級幹部，級別可能比校長低，但代表的是上級；三是其他利益相關者，比如其他學校領導，“笑談”中埋怨他出風頭，給其他學校領導難堪，對比出其他領導不說真話；還比如一些正與上級管理部門打交道的課題組、項目負責人，校長的真話惹出上級部門製造障礙的麻煩。 　　以上三種人的指責，很少有校長會不在乎———校長與比自己更高級別官員，在行政體製中其實是上下級關係，更高級別官員的意見事關對校長本人的評價、考核甚至提拔；上級管理部門，在當前資源配置體係中，主宰著教育資源、學術資源配置權，簡單地說，就是財權，一旦得罪可能影響學校辦學資源的獲取；學校內部的辦學骨幹，要獲取學術資源，則很難逾越當前的體製羈絆。 　　如此情形下，“說真話”這一做人的底線要求，在擔負著育人任務的大學中，卻由此變得十分艱難，而一校之長，都如此擔憂說真話的後果，更何況學校的普通教師，以及教師們所進行的“學術研究”了。 　　在筆者看來，簡單地要求校長堅守做人的底線，不去考慮說真話麵臨指責的後果，是很難的。對於朱清時校長的大膽真話，還有網友評論分析其理由是，朱校長的任命與評價權，不在教育部，而在中國科學院；中科大從中科院獲得的辦學經費比教育部多———讓校長能夠大膽說真話，而不擔憂指責，必須給校長說真話的“底氣”。 　　校長的底氣，首先來自於選拔任用機製，校長對學校教授、學生、校友、政府幾方負責，而不僅僅是對上級管理部門負責，這才能讓他們不怕上級管理部門的指責，而對學校的事業發展負責。 　　校長的底氣，其次來源於政府撥款機製的健全和高校自身財政的獨立性。教育撥款的權力掌握在上級政府部門手中（不是按預算法案依法撥款），政府主導的行政評價、學校與政府部門的關係親疏，就將直接影響撥款的多少，這必然導致大學的自主辦學空間有限，而聽命於管理部門。另外，如果高校能在政府撥款之外，拓寬學校的財源，那麽，財政獨立性增加，也會進一步減少學校對政府財政撥款的依靠，而使自身的自主辦學空間增大。 　　校長的底氣，還來源於校內的民主管理。目前的大學，盛行行政管理，權力集中在行政機構，因此，行政力量在擁有學術資源配置權的同時，也承擔學術資源配置不公、獲取學術資源不夠的指責，而如果行政把更多的權力交給學術，那麽，校長幹自己該幹的事，不去做自己不該幹的事，把自己作為學術民主決策的推動者、執行者，對內對外都從容。 　　校長的底氣，最後來源於校長自身，不把自己當作官員，而把自己當作教育家（或努力朝成為教育家方向努力），甚至寧可堅持教育理想，而舍棄官場的功名，就會始終有教育立場、學術立場。當然，這在當前的現實中，已屬苛求，因為由於校長的任命製，這樣的人才能達到校長崗位，不過是小概率事件。 　　校長難以說真話，意味著當今的大學，普遍需要培育讓校長有底氣說真話的環境和氛圍。而推動這一氛圍形成的力量，筆者認為，少數校長的自覺固然重要，但必須更多依靠體製的力量，這才能讓校長有教育家的理想追求，敢說話，說真話，隻講是非，不問利害。 　　□冰啟（上海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