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收廢品起家，小小博物館也能進吉尼斯世界記錄
王安廷：文革像章收藏家，1932年出生於四川成都，1945年開始木工生涯。1951年開始收藏毛澤東像章。1989年元月創辦個人毛澤東像章家庭收藏博物館。
在過去的18個年頭裏，路過成都市五福街的人或者會瞥見一個不起眼的門臉———“王安廷小小展覽館”，從敞開的大門進入，恍如進入另一個世界：在幽暗的光線下，不到30平方米的屋內從牆壁到橫梁、床頭，滿目都是密密麻麻各種毛澤東像章、畫像、塑像等物品，從椽上掛下來的也是各種陳舊的“領袖像”。而坐在一邊的王安廷樂於和任何有興趣的人滔滔不絕地講述他的收藏品，因為，這是他一生最為驕傲的事情。
從廢品站到“小小展覽館”
1932年出生的王安廷十來歲的時候就投師學木工，出師後在成都打臨工，1949年還到川藏公路建設工地上幹過幾年木工、泥水匠，1961年回成都後仍在街道生產組幹自己土木老本行。讓他後來出名的並不是他的手藝，而是對毛澤東像章的收藏熱情。和他那個時代的很多人一樣，各種毛澤東像章、畫像是他們所能見到的主要圖像。在“文革”中，非常崇拜毛澤東的他開始用心收藏毛澤東像章，如果給他像章的話，他甚至可以不計較工錢多少。同時，也從國營商店、工作單位那裏花錢“請”來過一些藏品。就這樣，他積存了自己最初的一批藏品。
“文革”結束後，人們手裏的像章絕大多數作為廢品回收，他經常到廢品收購站搜尋，用很便宜的價錢把東西買下來。這一收集就是多年，以至於他成為了事實上的“文革”遺物的收藏家。1987年底，王安廷收藏的像章已達到1萬多枚，已經過世的妻子當年常常抱怨家裏這個“瘋子”把錢全花在了像章上，讓本就艱難的生活更加捉襟見肘，妻子隻能靠加工衣服賺點錢為生。
隨著他收藏的增多，前來交換藏品的也多起來，也有很多人來參觀他的藏品，這讓王安廷萌生了辦展覽館的念頭，1988他就把自己住的堂屋騰出來做展覽館，1989年元旦，更是在自家門口掛上“王安廷小小展覽館”的牌子。最熱鬧的是1990年末，五福街破天荒地擠滿了上千人從各地趕來參加他創立的“中華毛澤東像章收藏研究會”的成立大會，至今還是街坊口中的盛事。他發起成立的“中華毛澤東像章收藏研究會”短短幾個月會員便發展到500多名，他還自辦了一份名為“當代文物”的小報，專門登載一些“文革”時期的歌曲、圖畫、故事，以交流像章收藏和研究信息。
當時他發誓要在有生之年攢夠25000枚毛澤東像章，象征紅軍長征25000裏。而十多年後的2003年，他存下了5萬多枚毛主席像章、700多尊毛主席塑像、貼滿了天花板和牆壁的毛主席畫像以及重達2噸的相關文字資料。
在“文革藏品熱”的浪潮中
根據不完全統計，他收藏有53919枚、15870個品種的像章，質地有鋁、金、銀、鉛、銅、鎳、有機玻璃、陶瓷、塑料、象牙、不鏽鋼、鐵皮、海綿、竹、膠木、貝殼等，形狀有圓形、方形、心形、菱形、五角星形、國徽形等。其中，最大的如臉盆，直徑為38厘米，最小的似鈕扣，僅直徑僅1厘米，最重的達4000克，最珍貴的為6克24k黃金像章，最早的為1951年製造。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以及解放軍三總部、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和一些群眾團體製造的毛澤東像章在這裏都有陳列。這些大大小小、形狀各異的像章，反映了當時許許多多重大的曆史事件，如反映革命曆史的“韶山”、“延安”、“瑞金”、“井岡山、“去安源”，反映“文革”的“炮打司令部”、“一月風暴”、“吐故納新”、“九大”等。
王安廷最出“風頭”的時候是90年代初期，當時紅色熱潮中有關毛澤東的影視作品和文學作品大量問世，“文革”年間各種特殊製品———毛澤東石膏像、紅衛兵袖章、戰鬥隊隊旗、傳單、忠字牌、紅寶書、語錄袋、唱片———都成為人們重視的藏品，在這股潮流中，夾在高樓中的“展覽館”也極受關注，隨著報刊、電台記者的采訪，以“粗人”自稱的王安廷成了街坊口中不大不小的“名人”，還因此被載入了“吉尼斯世界紀錄大全”。他曾經的名片上有“東方的紅色收藏家研究家”、“中華毛澤東像章收藏研究會會長”、“當代文化革命博物館第一創始人第一館長”、“成都市五福街小小展覽館館長”、“《當代文物》主編”等等名號，市政府也特批了一間平房讚助他。
藏品去向未定
隨著90年代初“毛澤東熱”的過去，如今的展覽館已經大為蕭條，每月才有幾個參觀者。更讓老人擔心的是，這些藏品的未來也成了問號。作為“展館”，不足20平方米的瓦房顯得破舊而局促，室內光線很差，所有的空間都被老人的藏品占得滿滿當當，屋四壁綴滿了琳琅滿目的像章和畫像，還有不少藏品因為無處可放而被常年壓在箱底。下大雨屋子常常漏雨，掛滿牆的毛主席像章隻用破舊的塑料薄膜所遮蓋，而大多數的文獻資料已經泛黃，許多紀念章上麵的顏色也已經脫落，並被一層厚厚的灰塵所覆蓋。更為現實的問題則是，這間已有百年曆史的瓦房已經被列入拆遷範圍。
王安廷有嚴重的氣管炎，腿也不好，隻能夠坐輪椅出入，甚至已沒有力氣整理藏品。過去幾天，他一直希望為收藏的5萬枚毛主席像章尋個歸宿，“如果哪家博物館願意收藏這些像章，或者有人要在成都市修建毛主席像章紀念館，我願無償捐贈。”
而靠吃低保和子女的贍養費過日子的老人也希望同時解決自己的晚年生活，他希望能有人給他千把元生活費，同時能給自己治病。但是要解決這兩個問題並不簡單。實際上，成都市文化局90年代中期就與王安廷商量過由政府出麵代為保管這些藏品的事宜，可有人反映王安廷要價太高，另外他還提出要修建一個專門的毛主席紀念館來陳列這些物品，並且希望擔當紀念館的館長，因此此事就拖了下來。至於藏品的未來，不外乎以捐贈的形式交給政府或者轉讓給有財力的公司或個人。
現在，隻有很少的人路過這個等待拆遷的小展覽廳，偶然來參觀的人有的會給老人幾個錢補貼家用，曾有人資助他5000元看病，他就送藏品給對方以示感謝。沒有人的時候他就孤獨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他常常懷念十多年前拜訪者不斷的場景，十幾本發黃的留言簿記錄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觀者的觀感。據他說，曾經有一對來自美國的年輕夫婦花50萬美元購買這些像章，可是他沒有賣，他想把這些東西留在自己可以看到的地方。
■收藏背景
毛澤東像章的產生
古今中外，不乏以人物頭像為主體的紀念章，但是毛澤東像章作為中國特定曆史時期和特定社會環境的產物，在數量和造型上的豐富都超出一般徽章。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已經出現了毛澤東像章，根據報道和記載，第一枚毛澤東像章是1932年上海地下黨組織為祝賀毛澤東擔任中華蘇維埃工農政府主席而特地製作的。在50年代製作了少量毛澤東像章，約占總量的百分之十，這期間多數是商店或全國性機構為了紀念活動而製作的，如1950年上海“老鳳祥”銀樓出品的22K金質毛澤東像章，“文革”時期是中國曆史上鑄造毛澤東像章的鼎盛時期，1966年8月毛澤東在北京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之後，在全國性的政治狂熱中各級革委會和群眾組織大量鑄製毛澤東像章，各地還相繼成立了毛澤東像章辦公室。當時，毛澤東像章發行單位之廣、麵世數量之巨、製作品種之多，都堪稱世界之最。像章成了一種政治符號，佩戴毛澤東像章是對社會主義忠誠對毛澤東忠誠的體現。據估計，當時生產了20億到50億枚毛澤東像章，大約有90%的人都佩戴毛澤東像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