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進化論中合二為一的其二.
倍可親(backchina.com)達爾文進化論鮮為人知的一麵
幾乎從我們接受教育的年代起,達爾文的進化論就像吮吸母親的乳汁一樣被我們無條件地接受了。我們所接受的所謂進化論,實際上無非是“適者生存”和“弱肉強食”,無非是自然選擇和優勝劣汰。但是,這就是達爾文進化論的全部內容嗎?否。這隻是達爾文進化論內容的一部分,它所揭示的,也僅僅是生物界存在現象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內容與之完全相反的部分,卻被人們普遍忽略了。這就是達爾文關於“愛”和道德的理論。
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中,十分強調生物與環境之間矛盾和鬥爭的一麵,而沒有注意或很少注意到生物與自然環境和諧的一麵。公平地說,生物與生存環境之間的矛盾並不是不存在,而是不應過分誇大。如果過分誇大,就看不到不同生物之間協作共生的一麵,相反相成的一麵;而環境也就無所謂生命性,無所謂生機活力,更看不到環境的“靈性”。因此才導致了達爾文進化論過分強調生存競爭,而忘記了生物與環境之間的和諧。這種和諧就包括生物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和諧,不同種群之間的和諧(生物群落),種群與環境背景之間的和諧。
因此,在後達爾文主義者中,有人開始注意達爾文理論中的另一麵,例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大衛.洛耶所著《達爾文.愛的理論》。他根據達爾文晚年的著作《人類的由來》,而企圖極力糾正人們對達爾文理論的誤解,那就是我們通過大眾傳媒和一般教育所接受的達爾文進化論,僅僅強調生存競爭的一麵。為了生存競爭而不擇手段,這就與人類的道德原則相衝突。達爾文晚年已經看到了這一點,因此才花大力氣寫出了《人類的由來》一書,企圖糾正這種理論偏失。但是這樣一來,達爾文理論就是斷裂的,前後矛盾和不統一的。
生存競爭理論是在達爾文年輕時代形成的,《物種起源》一書成書於達爾文的中年時代,而其思想,卻早在青年時代已經形成。但無論是青年時代的達爾文,所強調的基於生存競爭的進化論;還是晚年達爾文基於道德考慮的《人類的由來》一書,強調道德因素在人類生存中的重要性;都與他的生存理念和人生態度有關。一個人,在不同年齡段對宇宙人生的感悟是不一樣的。青年時代注重生存競爭而忽視道德因素的重要性,這就難免於偏頗;晚年智慧成熟而比較全麵,就會產生高一層次的看法,這是很自然的。大衛.洛耶認為青年達爾文已經具有了晚年時寫作《人類的由來》一書的道德境界,或出於道德因素的考慮,我覺得是對達爾文的過分美化。達爾文不是聖人,而是一個西方文化的傳承者,作為西方文化的傳承者,西方文化中本身具有的競爭精神,在青年達爾文思想中不能沒有反映。而基於生存競爭的進化論,就是這種反應的表現。
但***也是西方文化的集中反映。正是因為現世慘烈的的生存競爭,才更需要超越生存境界的彼岸世界與之平衡,否則生命就要崩潰。青年時代的達爾文與***神學精神相對抗,而強調人的現世的生存,這反映到生物進化論中,便是生存競爭和優勝劣汰理論。晚年他注意到這種理論的片麵,而企圖糾正,基於西方文化傳統,也就隻能把上帝愛人的道德說教再版於他的進化論中。
這使人想起經濟學家對人的本質的看法。經濟學家認為,所有人的本質都是自私的,這是經濟學的理論前提,所有經濟規律和經濟規則都是基於這一前提的。但問題時,是否人的一切活動都是經濟活動,一切活動是否都是功利的,還有沒有非功利的人類活動?比如審美活動、藝術活動、宗教活動等?他們都是基於人性自私的考慮嗎?這樣理解人和人性,顯然是片麵的。
但是,對人的本質的理解,從宗教的考慮出發,畢竟比局限於世俗生存的層麵更深一層,人性是複雜的。對於自然界的生命現象,也不能光看到生存競爭。在更深的層麵,自然界有一種“生生”之氣,而無情競爭,隻是一種殺氣而已。宇宙自然中的“生生”之氣,類似於古希臘哲人的所謂宇宙中的“至善”,它是至高無上的。
但基於***文化的局限,達爾文隻是注意到人類社會道德因素的重要性,而不可能看到,在整個宇宙之間還存在著一種至高無上的“善”。而這對於中國的《易經》和老子的《道德經》來說,就是“生生”原則,發展到後來,就有儒家“與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它強調人的生命與天地萬物本是一體,人的生存也就是人類的生存;人類的生存也就是宇宙自然的無限生機的一部分。人類的生存決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天地萬物一體聯係的。
把人的生命和天地萬物的生存以及生機活力聯係在一起,這種思想實際上正是把宇宙自然看作一個生命過程,宇宙自然本身就是有生命的。發展到現在,就必須賦予宇宙自然以生命,這就是我的宇宙觀。我的生命進化意識決定論就是以此為立論基礎的。而在西方文化背景中,人與自然、人與環境卻總是遊離的甚至對立的,這是由它的理性樣式決定的(見我的《人類理性論》)。這種理性也是自然觀的體現,這種自然觀就決定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導致生存競爭。這一切絕不是偶然的。
至於達爾文晚年的《人類的由來》,試圖用道德因素來糾正生存競爭理論的偏失,那就使人不能不聯想到西方人的生存過分物質化的追求,而把超越物質生存的理想寄托於天國的彼岸世界的努力。在西方,社會道德是由宗教信仰決定的,所以達爾文晚年強調道德因素的重要性,實際是晚年達爾文向宗教信仰的方向靠攏,以彌合人類生存境界的片麵和偏失。這種彌合可謂用心良苦,但是作為一種理論,卻與先前的生存競爭理論前後斷裂,出現了明顯的矛盾。
出現這種矛盾和前後斷裂並不奇怪。因為西方人的世界觀就是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的。理性也是與信仰對立的。在人的生存世界,需要理性以指導人的活動;而在信仰的世界,理性不得問津。理性與信仰斷裂,人與自然分離,這就是西方文化傳統。但是西方有識之士卻已經意識到這種文化傳統的局限,並開始努力克服這局限,例如在新道家的發起人,美國物理學家F.卡普拉等人那裏,已經在努力克服這種局限,而試圖發展一種新文化觀。
不能否認,生物界中存在著生存競爭的現象。但是,正如克魯鮑特金在《互助論》中所強調的,生物界除了生存競爭之外,還更廣泛地存在著相互依賴、互助互益、生死相依的一麵。因為生物一旦麵臨著異己的生存環境,環境的壓力就會把不同的生物甚至生物群體凝聚起來,而這種凝聚必須通過信息傳達,也就是說必須通過意識傳感而實現。這就凸現了意識因素對於生物的生存和進化的重要性。
在生物進化中,以往人們過分注意到物質因素,這種對生命的理解,是基於唯物主義的理解,它把生命理解為物質運動而不是有意識、有靈性的存在,意識和靈性,在生存競爭中被忽略了。而意識因素在生物演化和進化中的重要性,也沒有給與足夠的重視,這正是新的進化論所必須糾正的。
為什麽人或動物在航天飛機或宇宙飛船中會感到強烈的孤獨?因為在宇宙太空中失去了原來的生存環境,失去了自然環境中與萬物合一的意識場,生命被迫從環境中孤立出來,失去了原有的與環境意識的共鳴,在心理上已經被孤立了。所以,心理素質不好的、意誌力不夠強大的,是不能飛上太空的,那樣會造成一生的心理創傷。生物尤其是高級生物在太空中的心理反映說明,生命存在絕不是孤立現象,他還有對環境的強烈依賴,這種依賴,就包括心理意識上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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