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嚴治警”喊了很多年，但總有那麽一些地方，習慣了將外在的“從嚴治警”內化為“從寬待警”。比如《海南經濟報》6月6日報道，海南陵水縣公安局某派出所所長李某因非法拘禁罪，被判處拘役4個月。服完刑後，李某竟然又回到了陵水縣公安局，重操警察舊業。
《公務員法》明確規定，“曾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不得錄用為公務員。
“《人民警察法》也有“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不得擔任警察”的條款。這些條文白紙黑字，板上釘釘，照單適用是極其簡單的事，然而那些“治警”的人卻仿佛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在事實上默許了李某對法律的嘲弄。這種默許也是對法律和口號的另一種嘲弄———連基本的“依法治警”都沒能做到，又遑論“從嚴”？
實踐中的“從寬待警”不僅發生在少數公安機關，還直接表現在一些製度規範上。與類似李某這樣的個案相比，對警察犯罪的製度性寬容以及這背後的觀念影響，更為可怕。1999年人事部頒行的《關於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受行政刑事處罰工資處理意見的複函》中赫然寫著，“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被判處拘役的，拘役期間工資停發。
期滿釋放，經上級主管機關批準由原單位接收並分配正式工作的，可參照被判處刑罰宣告緩刑人員緩刑期滿後的工資處理辦法執行”。在這裏，法律的遵循並算不上什麽要緊的，隻要上級主管機關批準，就可以由原單位接收並分配工作。
也許李某正是因這份《複函》而得以重回警局。
以一紙《複函》挑戰法律權威，這就不僅僅是個案問題，而是試圖一種製度化的內部保護程序，來有效地解除職務犯罪的後顧之憂。但問題在於，人事部的這份文件於法律性質上當屬部門規章，任何部門規章都不得同現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
當出現了法律衝突時，也必須遵循“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的解決路徑，適用《公務員法》和《人民警察法》。
當部門文件被奉為圭臬，而國家法律被棄之如敝屣時，作為執法機關的執法公信已經隨之遠去了。
沒有守法的警察，就不會有平安的百姓。屢屢可見的“從寬待警”，事實上背後可能還隱藏著瀆職。相比起李某帶著受過刑事處罰的前科之身，還賴在警察崗位上不走的事實而言，那些默許李某超越法律界限的作為或不作為，更讓人擔憂。
不久前，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王振川曾指出，“相當多的瀆職侵權犯罪案件被忽視、被容忍、被‘諒解’”。可是，沒有那些藐視法律的部門文件作為依靠，“忽視、容忍和諒解”能輕易做到嗎？那麽，何時才能全麵清理這些部門文件，並追究相關責任人呢？
□王琳（海南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