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笑
不會笑?白活了.
正文
 鐵凝：“一個人在等，一個人也沒有找，這就是我跟華生這些年的狀態” 其時，北京世紀壇，奧運聖火傳遞線路的公布儀式正在進行。 “當時我們並不知道，自己的喜慶暗合了更大的喜慶。”鐵凝說。 婚禮慶典從簡是一開始就決定的，但朋友們有意見，說怎麽也得有一個儀式。 後來就確定宴請一些親朋好友，範圍不超過一桌。 領證以後，在與親朋好友相聚時，鐵凝和華生宣布了他們結婚的消息。 “這個人就是我要找的，是我一生要跟他相依為命的人。”鐵凝這樣評介華生。 鐵凝喜歡“相依為命”這個詞：“愛情是什麽？愛情是無法言說的，所謂愛情就是當它到來的時候，其他的一切都將落花流水。” 鐵凝和華生沒有透露他們相識和相愛的時間，雙方都否認了一見鍾情。 “一見鍾情就不正常。一個人在我們這樣的年齡，有我們這樣的閱曆，能真正開始一段情感之旅，不容易。在你沒有遇見之前，你會覺得很困難，半輩子沒見過麵或者不認識的兩個人，生活習慣、愛好、感情，方方麵麵，多麽複雜的事情，你的本能會覺得溝通會很困難。但是這些都不是你能預設的，當你內心有你的情感標準，你等待，尋找，追求，然後你又確實被命運指引，有機緣相遇的時候，你對愛情的預設和標準就都變活了。”華生說。 在此之前，鐵凝和華生跟朋友有過一次旅行，在蘇州的山塘街——蘇州最古老的街，鐵凝和華生一起聽評彈，聽《杜十娘》，也聽《太湖美》，但是真正打動他們的，是根據陸遊和唐琬的詞改編的古曲《釵頭鳳》。 台上一男一女兩個藝人，端莊、清雅和凜然，他們的吟唱深切哀婉。 兩個心懷愛情的中年人，聽著陸遊和唐琬的愛情絕唱，聽到“內心溫濕柔潤”。 鐵凝：幸福是“心喜歡生” “你有男朋友了嗎？”冰心問。“還沒找呢。”鐵凝回答。“你不要找，你要等。”90歲的冰心老人說。 鐵凝：“一個人在等，一個人也沒有找，這就是我跟華生這些年的狀態” 2006年11月，鐵凝當選新一屆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她的情感生活成了聚焦點之一。 “我不是獨身主義者。”當時，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專訪時，鐵凝如是說：“我對婚姻也有好的期望，可我從來都是做好了失望的準備，因為我覺得做好了失望的準備，才可能迎來希望。但可能我準備得還不是特別充分。” 2007年5月，鐵凝迎來了她準備充分的愛情婚姻生活。在位於北京朝陽區的一家咖啡廳，新婚燕爾的鐵凝攜著愛侶華生，坐在記者麵前。現任燕京華僑大學校長的華生，被廣泛認為是對中國證券市場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 1991年5月，冰心與前來看望自己的鐵凝談及個人生活，老人說：“你不要找，你要等” 你不要找，你要等 1991年5月的一天，鐵凝冒雨去看冰心。 “你有男朋友了嗎？”冰心問鐵凝。 “還沒找呢。”鐵凝回答。 “你不要找，你要等。”90歲的冰心老人說。 這是她第三次看望冰心。第一次是1983年，第二次是1986年。 鐵凝稱冰心為姥姥。在中央民族學院一幢普通的單元房裏，冰心坐在書桌前迎接手捧鮮花的鐵凝。其時與冰心榮辱與共、相依為命的愛侶吳文藻已辭世有年。因為摔過一跤，冰心行走不便。“但冰心先生依舊神情清爽，目光明澈。老人的短發整整齊齊，穿著淡藍色的中式衣服，請我喝茶、吃糖、吃她最愛吃的‘利口樂’。”鐵凝對冰心的寓所印象很深，除了牆壁上懸掛的梁啟超的墨跡，還有就是冰心的生活方式。她跟吳文藻各自有一間房子，1983年那次，鐵凝曾經透過半掩的屋門看到過一個老人伏案工作的背影。 南方周末：冰心先生對你的贈言對你影響很深嗎？ 鐵凝：我一直記得她說給我的話，“你不要找，你要等”。她的話在我聽來充滿禪機。一個人在等，一個人也沒有找，這就是我跟華生這些年的狀態。我說對愛情要有耐心，當然期望值不必過高，但不要讓希望消失，我想是這樣。永遠不要放棄自己的期待。 南方周末：現在是一個人性相對自由的時代，情愛很容易發生，你的愛情卻等待了這麽久。 鐵凝：從骨子裏我還是一個相對傳統的人，所以可能對婚姻的期待比較高，也才總覺得自己沒有準備好。當然每一個人結婚的時候都不想草率，或者以為自己是不草率的，以為自己是深知對方的，但是也許事與願違，所以有人才會有頻繁地離婚、結婚，當然這都是人的自由。但是我不想那樣。這就導致我寧願沒有，也不要一個湊合的婚姻。婚姻跟人的好壞沒關係，好人非常多，但他不適合你，可能你也不適合他，這就是情感的難處。 南方周末：現在都市裏的時尚青年，開始拒絕婚姻，社會學家稱為一個“無婚的時代”，這是情愛文化的變遷。在“無婚時代”，你怎麽看自己的婚姻選擇？ 鐵凝：一個人真的遇見愛情，恐怕還是要結婚的。婚姻應該是愛情的自然的歸宿。愛情是雙方相互理解、相互欣賞、相互交融的過程。愛情達到這樣一個程度，就需要婚姻這個形式。婚姻家庭既是物質的承載，也是心靈的港灣。它給你提供了一種慰藉，不管經曆了什麽，你不要任何理由，就可以回到這個港灣。 南方周末：你們的婚禮很簡樸。西方文化中對婚誓很看重，比如他們有一個誓言，要跟締結婚姻關係的這個人終身相守，不管疾病不管貧窮，不棄不離，這些誓願，你們不需要嗎？ 鐵凝：誓言從來就是重要的。不過我們也看過太多離婚的人，都是曾經發過誓的。我覺得婚姻最重要的基礎是相互的愛慕、欣賞、信賴和感情的交融，以及對責任和義務的共同承擔。婚姻是雙方在這個基礎上攜手同行的起點。進入婚姻的秩序意味著你不能逃離了，你要承擔你必須承擔的責任和義務。進入婚姻秩序之後，彼此都要有一份信賴，這種信賴我個人以為是不一定需要宣誓的。 南方周末：很多人都會對愛情懷有夢想，你在少女時代對愛情的夢想是什麽樣的？ 鐵凝：年輕的時候對愛情的夢想很簡單，就是文藝作品加虛擬浪漫。那時我剛開始寫作，很容易喜歡文藝界的人，覺得他們是神秘的，瀟灑的，帥氣的。比如身高不得低於多少，一定要特別愛我，更具體的沒有。現在到了我這個年齡就知道愛是相互的，是不容易的，愛是一種能力。不是每個人都具備這種能力。 南方周末：在你的生命裏有沒有過刻骨銘心的愛情？那樣的愛情給您的身心帶來什麽樣的影響？ 鐵凝：我們當然都有過情感的經曆。我和華生，我們彼此心裏都是敞開的，明亮的。但是我也不認為有那樣的情感經曆就是挫折。以往的一切對你的人生也許都是一種財富。甚至那些痛苦，我覺得都是為了今天的幸福所做的準備。 鐵凝：“我和華生，我們彼此心裏都是敞開的，明亮的” 華生：“鐵凝作為作協主席，我沒有感到什麽障礙” 她的大氣和女人味，對我更重要 鐵凝一直喜歡肯尼迪就職時的演講：“對於那些住在布滿半個地球的茅舍和鄉村中、力求打破普遍貧困的桎梏的人們，我們保證盡最大努力助其自救，不管需要多長時間。這並非因為我們要求他們的選票，而是由於那樣做是正確的。” 其時，鐵凝的寫作更多聚焦在冀中的鄉村，那些生活在平原之上、生息在茅屋之下的鄉人。 華生早年因家庭的政治問題隨父母離開南京，去蘇北鄉鎮。1967年初中畢業後，年僅15歲就下鄉插隊。1978年，在華生考取南京工學院政治經濟學專業之前，馬恩列斯著作以及西方的哲學都在鄉間溫習過了。列寧全集四十卷就是在蘇北鄉間的田埂上研讀的。 1982年華生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事業走入坦途，參與了經濟改革的大潮。後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任微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同時參加國務院經濟體製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 1987年1月赴英國牛津大學學習，1991年至1995年應聘在英國劍橋大學研究任教。 2000年以後，華生出任燕京華僑大學校長，並成為中國證券市場具有影響力的研究者。 南方周末：華生先生怎麽看鐵凝？和鐵凝談戀愛的時候，作協主席這個職責是不是一種障礙？ 華生：我跟鐵凝確實是有很多奇妙的共同點，包括價值觀，甚至對文學的喜好，生活習慣，晚上都喝粥，都喜歡走路……諸如此類。這些就很奇怪，沒有它也沒關係，但是正好我們就都有。她特別討厭抽煙，我也不抽煙，我除了在農村抽過兩根以外。她的職業是寫作，我最喜歡、最享受的事是閱讀，這也算是個互補吧。 鐵凝作為作協主席，我沒有感到什麽障礙，正像朋友們評論的，鐵凝的大氣和女人味，這些對我更重要。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她也算是身居高位，但是絲毫沒有什麽淩人之氣，肯定也是吸引我的地方。 南方周末：人處於高位，不可接近，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另外一個方麵，身居要職的人，往往會把自己擱到那個位置上麵去，人的很多自然屬性，比如性情就會被犧牲掉。 華生：外部環境有的時候把人推到一個位置，關鍵是你怎樣駕馭。從婚姻、家庭、愛情的角度來說，把事業和生活分開非常重要，因為歸根結底，你是要組成家庭，不是組成一個機構。對相愛的人來說，最根本的就是心靈相通，價值觀和生活態度契合，這是幸福的前提。 南方周末：1980年代你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同時參與國務院經濟體製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那時也是中國社會改革開放初興的時候，當時的情景是怎樣的？ 華生：第一次真正卷入經濟改革的大潮是1984年9月去浙江莫幹山，參加第一次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理論研討會，那時在會上徹夜地辯論。在價格改革方麵，我跟四個研究生同伴提出搞價格雙軌製改革，那時候是血氣方剛，理想色彩特別濃。我從小就喜歡聞汽油味，但是在莫幹山上連日的開會，不睡覺討論，下莫幹山去杭州向領導匯報時，第一次暈了車，好一陣子幾乎失去知覺。那時我是作為價格組的代表，參加向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的張勁夫同誌匯報，所以印象特別深刻。莫幹山會議結束不久，就是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就是小平同誌說，這次會議文件寫出了老祖宗沒有說出的新東西的那次。在那次全會上，中共中央作了一個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然後是國慶節，小平在天安門廣場上，坐敞篷車閱兵，那是改革的鼎盛時期。那時候我們經常被邀參加國務院的會議，到各地組織改革試點。胡繩同誌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我曾陪他出訪東歐，一路上給我講他當年在毛主席身邊的故事，真是學了很多東西。 南方周末：你似乎在1990年代的出國潮之前就去了英國？ 華生：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期在英國，那是典型的留學生活。先在牛津讀書，後來在劍橋工作。我是在讀研究生以後一路順風，之前沒有一件事情是順的，連讀大學也是因為家庭政治問題影響被補錄進去的。僑居英國時，經常會應邀參加一些國際政治經濟的交流活動。記得曾經參加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的一個十多天的國際研習班，在那裏遇見台灣的一些政治文化精英，比如馬英九、許倬雲、沈君山。馬英九當過蔣經國的政治秘書，是國民黨的少壯派。大家在一起探討國際局勢，研究中國的未來，那時還有台灣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民進黨還沒上台。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市場經濟大潮開始興起，很多海外留學人員回國辦企業，把國外的先進技術、信息帶回國內。我也投入了商潮。當時是在中國駐英使館教育處，參與幫助吸引海外的人回國，我們搞了一個留學生企業，叫牛津劍橋國際高科有限公司。總部開始在牛津，我當時是董事長，總裁是一個自然科學家。那時候大家的想法就是，發揮留學人員的智慧、科技、信息優勢，參與祖國經濟建設的大潮，應該說事業雖有波折，總體做得很成功。但是到了最近這些年，我們的興趣都轉回去了，我又重新回去做經濟理論研究，我們當初的總裁轉得更早，更徹底，他現在是中科院院士、南開大學校長。 南方周末：為什麽關注中國的證券市場？從商務轉向研究，你又回到一個學者的位置了嗎？ 華生：從1997年開始，我開始研究國內股市問題。研究中國股市存在什麽缺陷，提出股改的問題。因為我在英國的時候，撒切爾政府搞私有化，國有企業股票上市，留學生也都可以買股票，也都分配到股票，按人均分配，所以我對倫敦的金融市場有所了解。但是回國以後對中國股市看不懂了，看不懂以後就有了好奇心，就這樣開始研究中國股市的製度問題，看中國股市跟國外股市構造存在什麽差異，研究的結果是發現它存在製度上的缺陷，這就是所謂的股權分置的問題。 1998年2月，我在《經濟研究》刊物發表論文，提出A股含權和股改的問題，就這樣一步一步地走向證券市場的研究。 好的婚姻使人起死回生 鐵凝對愛情和婚姻的感覺是在美國作家、《紅字》作者霍桑的故居前清晰起來的。 1985年鐵凝第一次去美國，站在霍桑的故居前，溫習她的生活，想象她的愛情。 “他們的房子很小也很簡樸，霍桑跟夫人的感情非常好，霍桑跟她結婚以後，寫了很多好作品，在他故居的一麵玻璃窗上有一行小字，是用戒指上的鑽石刻下的：‘人間的一切意外，都是上天的有意安排。’那是霍桑跟他的妻子站在窗邊看窗外鄉村的風景時，他妻子情不自禁寫下的一行字。” “好的婚姻能使一個人起死回生。”鐵凝說，“霍桑和妻子的結合非常神奇。那時候我讀過霍桑的傳記，知道他是一個性情暴烈的人，而且體弱多病，但他的婚姻給了他幸福的生活，他們互相感謝找到了彼此。霍桑最好的作品都是在結婚以後寫出來的。” 南方周末：女人一生的曆程是這樣的，愛情、婚姻、懷孕、分娩、做母親，作家協會主席的職責，會改變你作為女性的生活道路嗎？ 鐵凝：你覺得會嗎？我想，我們剛才談的其實已經回答了你的這個問題。 南方周末：通常婚姻或者愛情，會改變一個人的狀態，包括人的工作狀態。 鐵凝：我覺得婚姻應該會更豐富長養人的內心，而不是使它更蒼白更軟弱，或者更懈怠。你有婚姻，但你還是會想到你的事業和職責，你的職業還是會帶給你神聖感、敬畏感。華生習慣把工作說成幹活：“該幹活了。”工作、幹活使我安靜，使我內心平安。 南方周末：你曾經提到過“心喜歡生”。 鐵凝：我跟華生在江蘇旅行的時候去過金山寺，就是那個法海的寺廟。那天下著微雨，金山寺有一個匾，篆刻著4個字，“心喜歡生”，其實應讀為“生歡喜心”，但誤讀起來也很有意味。聽著好像很拗口，什麽叫“心喜歡生”？“心喜歡生”——你的心喜悅了，歡樂就生出來了。而生命本身就是歡樂之所在。我覺出內心真實的喜悅對生命的重要。 南方周末：你談到的幸福、內心的歡樂、生命的喜悅，這些關鍵詞都是人最根本的東西。在三任作協主席裏，你也許是另類。 鐵凝：作協主席是一個普通的人，恐怕也不是一件壞事。我的一個朋友打電話說，聽到你結婚，從某種意義上比當初知道你當作協主席更高興。但是，婚姻、幸福無論對個人多麽重要，畢竟是我的私事，過多強調，也會成為對公眾的打攪。回過頭來看我所有的生活，我還是感謝文學，是文學讓我成為今天的樣子，是文學護佑著我，它使我保持了心靈的開放、獨立和豐滿。不管外在有多少頭銜，我本質上還是一個作家。 南方周末：你的婚期和作協主席的任期幾乎同時開始，你的生活讓我們看到了新的氣象，工作方麵呢？ 鐵凝：作協換屆以後各方麵確實有很多議論，國內外都有些期待。新一屆中國作協主席團，整體的形象是一個更加年輕的、開放的、務實的團隊。外界對這個團隊是有所期待的。 南方周末：我在瑞典時，諾貝爾評委會主席告訴我，瑞典學院願意跟中國作家協會打交道，希望中國作家協會介入諾貝爾文學獎的推薦工作，但以往是沒有溝通，相互排斥。實際上他們很關注中國本土年輕作家的創作狀況。以前他們給中國作家協會發函，邀請中國作家協會推薦候選人，遺憾的是中國作家協會很少回應。 鐵凝：中國作家協會是有一種積極的友善的願望的。如果說過去有一些誤解，恐怕也不完全是單方麵的。從文學本身出發，最重要的是對作品的理解和閱讀，其中翻譯是一個巨大的問題。我們願意加強和海外同行間更多的文學交流。(本報道圖片由鐵凝提供) 鐵凝的“壇經” 我認識日本電影演員栗原小卷，在上世紀80年代她是中國女人的偶像，她現在也還是單身，可能也還是沒有做好結婚的準備。我想我也是。 作協第三任主席鐵凝和被“保護”的作家史鐵生在一起。“保護”是因為史鐵生身體狀況不好，作協決定在其堅持創作情況下，每月發給其生活補貼費，並幫他解決醫藥費。 有人說，文學死了，作協死了…… 確鑿的，57年曆史的中國作協換屆了。 我們借此看看文壇的“壇”，諸如作家體製、批評體製是如何生成和演變的 “特別好的作家” 鐵凝第一次見茅盾是1978年。 那時她在河北農村插隊，是公社裏最小的知青，勞動之餘寫些兒童文學作品。中國兒童出版社在北京組織筆會，邀請她參加，在筆會上，鐵凝第一次見到中國作協主席茅盾。她形容自己當時是“戰戰兢兢”。 慌亂並不是因為見到“作協主席”：“我並沒有在意誰是主席，我就知道他是一個特別好的作家，我崇敬他。” 鐵凝崇敬的還有巴金。遺憾的是直到巴金病逝，她也沒能近距離接觸過這位文學前輩。 然而，當鐵凝49歲的時候，她的名字和茅盾、巴金並置，成為中國作協57年曆史中第三任主席。 11月21日上午，在河北作家協會她的辦公室裏，記者專訪了鐵凝。 石家莊被鐵凝稱為“我們的村莊”，村莊正在下今年的第一場雪。回到莊裏的鐵凝也重回安靜的狀態。 記者：媒體對你當選作協主席有各種解讀：作協主席走下神壇，作協開啟平民時代，你怎麽看？ 鐵凝：很難用一句話說清我現在的心情。有喜悅，喜悅首先是因為這是很高的榮譽，前兩任主席是文學裏程碑式的人物，第三任就是我，這是非同尋常的位置和榮譽。文學界的同行在這樣的前提下，給了我寬厚的認可，我想這是不容易的。但更多的還是一種惶恐，我說我有幾個不敢忘記，第一不敢忘記，就是這個位置不是非我莫屬，即使不跟大師比，單是同代，都有很多優秀作家可以擔當此任。我很榮幸我在這個位置，不忘記這點，我就會知道我是誰。 記者：這次作協領導中，你是主席，王安憶和張抗抗是副主席，有人形容中國作協開啟了“玫瑰門”。你的小說《玫瑰門》寫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紛爭，中國作協會成為“玫瑰門”嗎？ 鐵凝：是指新的領導機構裏嗎？我沒看到什麽紛爭或者仇恨。至少我看到的作家，還有我本人不是。作家之間，甚至不同藝術派別之間應該是能相互理解的。這次作代會上，很多優秀的作家知道自己不在候選人之列，他們表現出來的理解和善意，讓我很感動。 記者：在作協主席選舉中，有人對你投了反對票。你的前任是茅盾和巴金，人們會拿你和他們比較。你還有很多同樣優秀的同行，你也會被比較。你的當選除了鮮花和掌聲，可能也伴隨著質疑。 鐵凝：選舉主席的整個過程，比我預想的要好得多。我感謝投我票的人，因為在我前麵矗立的是那樣的兩座豐碑，投我票的人我覺得至少是給了我寬厚的認可；不投我票的人我也同樣感謝，讓我知道我還有很多差距———他為什麽不投你的票，會讓你不斷地想，你會不斷地使自己更好，雖然使自己更好很不容易。 不同的聲音現在有，以後也都會有。重要的不是被異議、被質疑，重要的是被異議、被質疑以後你怎麽做、做得怎麽樣。一個人心裏有一個廣大世界的時候，你能麵對整個世界，也應該能麵對這個世界的各種異議和質疑。我希望我是這樣的人。 記者：在作協體製中，“作協主席”是一種榮譽職務，還是一種實際權力？我們看到茅盾和巴金在任時，“作協主席”更多是一種榮譽象征，他們似乎並不介入作協的日常工作。 鐵凝：我個人認為作家協會不是一個權力機構，作協主席也不是權力的代名詞。但它也肯定不僅僅是一個榮譽性的職務。作協主席這個位置對我而言，是全新的，也隻有幾天時間。我跟前兩任沒有可比性，他們創造的巨大文學財富，擁有的巨大個人魅力和影響力足以覆蓋中國文壇。但這些今天已經沒有了，甚至現在中國文學也不在社會的中心位置。不在中心位置是正常的，沒必要為它感到悲哀，這是第一；第二，我不是裏程碑式的作家，也絕不存在巨大的個人影響，所以我說，這次作協主席的產生，跟前兩任相比，不僅僅是年齡的下降，其他的一切也都降下來。 但是，在這個位置上，我願意努力，讓自己成為中國作家裏一個優秀的代表。這意味著什麽呢？意味著服務意識、團結能力和實幹精神，對我來說這是最主要的。團結作家、為作家服務，使他們寫出優秀的作品，這是我最深切的願望。 作家的供養 鐵凝的文學啟蒙老師是徐光耀———《小兵張嘎》的作者。 徐光耀曾經擔任河北省文聯黨組書記、主席，1958年，受“丁陳右派集團”案株連被劃為右派。鐵凝家與徐光耀相鄰而居，15歲的一天，鐵凝拿著新寫的作文請徐光耀看。徐光耀認為這不是好事情——自己因為寫作惹了那麽多麻煩，一個小孩喜歡什麽不成，偏偏來寫作？ 看了作文以後，徐光耀的態度就變了：“你不是問我什麽是小說嗎？這就是小說。”這篇文章叫作《會飛的鐮刀》。 徐光耀的肯定，讓鐵凝堅定了文學夢想。之後她四處投稿，結果卻是四處碰壁。 《會飛的鐮刀》最終還是沒能刊發，因為裏麵沒有階級鬥爭，有的隻是一些城市女學生和農民、房東小孩的溫情，有勞動和一些情誼———當時是需要衝突的。 《會飛的鐮刀》是在1985年被發表出來的。北京出版社把它收入一本兒童文學集裏，其中有7個短篇，鐵凝的文章居中，第一篇是劉心武的小說。 小說《夜路》是鐵凝的處女作，最初是投給《河北文藝》的，被省裏一個老作家讀到，隨後推薦給《上海文藝》主編茹誌鵑，茹誌鵑加了短評把《夜路》發在《上海文藝》的頭條上。 《哦，香雪》的發表是鐵凝文學寫作的轉機，也帶給了她最初的文學聲譽。這篇小說獲得當年全國短篇小說獎，鐵凝從此開始被文壇關注和接納。其時是中國新時期文學發軔的時候。 1982年，鐵凝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記者：作代會以前，作家洪峰上街掛牌乞討，被媒體狂炒。莫言談到洪峰乞討行為時說，洪峰是在爭取一種公平。中國很多地方都還存在著作家供養製度，洪峰卻得不到這個製度的保護。更多的人批評洪峰作秀，以他為恥，認為應該取消“作家供養製度”，你怎麽看？ 鐵凝：我想在當下的中國，“作家供養製度”恐怕一時是不能取消的。我們這麽一個大國，國家是可以拿出一定錢來，供養一部分優秀作家的。供養作家在很多國家都有先例，比如法國有很多文化和文學藝術基金，用來支持作家和藝術家的創作活動。我出訪以色列，以色列作家協會有一個以色列希伯來作家協會，政府要拿出錢來給他們辦純文學雜誌，給他們租房子住，讓他們開咖啡館———咖啡館的收入也是作家的。 為什麽強調專業作家製度是必要的？我現在不是專業作家，不存在替自己說話。據我所知，像王安憶、張抗抗、劉恒他們都是專業作家，這樣一些頂尖的作家，怎麽配不上國家出一點錢，有一個相對體麵和安定的生活呢？對作家來說，住房也許不是最重要的，有錢就可以買房子。但是醫療呢？子女教育呢？社會保障呢？創造一個和諧寬鬆至少是小康的生活，有助於解除作家的後顧之憂，專心寫作。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如果養不起幾個作家，可能就是一種悲哀。 記者：怎麽避免作家因養而生的惰性？合同製作家製度能奏效嗎？ 鐵凝：作家體製的變革勢在必行。實際上專業作家群體，在文學體製中在逐年縮小，更多的是采取合同製作家方式。比如河北作家協會(我不說中國作協的作家，我還沒有掌握全部情況，但據我所知，中國作協機關裏沒有專業作家，它隻是一個服務性機構，和各省的作家協會還不一樣)有5個專業作家，還有30個左右合同製作家名額，人是不固定的，一期兩年，在這兩年中，政府拿出錢來資助作家寫作，不限定寫作的題材和內容。“合同製作家”是一個競爭機製，它不養一個不寫作的人。 記者：不能回避作家對作協的疏離這個現實，前有李銳退出中國作協，後有湖南、上海省級作家退出，你怎麽看作家跟作協的離心傾向？ 鐵凝：李銳退出了中國作協，但沒退出山西省作協，他還是山西省作協的專業作家，作家要的是什麽，他要的隻是一個相對正常的生活環境和條件。 專業作家製度為作家提供的保護是，可以使作家不用為一把米憂愁、焦躁，雖然我們說悲憤出詩人，但我們是一個大國，我覺得實際上花在作家身上的錢是沒有多少的。製度提供的是一種保護，作家的寫作還是獨立的，作協不會幹預作家的寫作。同樣，一個作家寫不出好作品的時候，作協是沒有辦法幫他寫出好作品來的。一切還得靠作家自己。 專業作家製度為什麽現在還不能完全取消，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們的法製體係還沒有健全起來，在法製不健全的情況下，作家全部成為自由職業者，作家的權益是沒有辦法保障的。比如盜版的問題，作家的權益會受到嚴重侵害，著作權被侵害，被無情地踐踏，這在我們國家還是很嚴重的；比如現在很多純文學的作家也有好的收入，但是探索型、實驗型作家，他不為市場所左右堅持自己的文學追求，他的生活怎麽辦？除非他有另外一份工作，比如他是一個記者，一個大學老師，一個出版社的編輯。但他沒有這樣的工作怎麽辦？這時候作家顯得很無力。所以我要替中國的優秀專業作家說一句話———專業作家製度並不意味著吃閑飯，也不意味著鐵飯碗。 記者：2000年，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作協有一個簡短的表態，那個表態被批評為狹隘，缺少大國風範。海外流 散文學，流散作家，也是中文寫作的一部分，你怎麽看他們？ 鐵凝：我覺得有一個大前提，不管什麽樣的、不管在世界什麽地方的華文作家，隻要是愛國的，愛這個民族的，都應該被充分地注意和關注。我上個月在日本和大江健三郎有過一次懇談，他讓我很感動，本來不知道要見麵，後來安排了一個小時，他談興很濃又延長了時間。他談到了對中國文學的希望，隨同的一位女士開玩笑說： “大江健三郎是一個比中國作家還中國的作家。”他對中國文學抱有特別高的期望，他很讚賞國內很多優秀的作家，包括流散在海外的中文作家。 我想我會更加關注這些作家的寫作，我會更加具體地關注，有些作家的作品我以前讀過，以後我要讀得更多，因為他們也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這你不能否認。 書生建館 1996年，鐵凝成為河北省作協主席。 上任之初，正是作協和文聯分家之時，鐵凝麵臨一個選擇。作協有一套工作班子，省委也專門下文，允許鐵凝不坐班在家寫作。“當時我說我不能當作協主席，把我變成不是作家了，這不是我的意願。” 作協從文聯分家出來，除了債務什麽都沒有，作協主席至少能做點什麽事。最終，鐵凝確定了自己作為作協主席的思路：不把作家協會辦成衙門。 籌建一個文學館被鐵凝看成是當時的狂想，當時北京現代文學館都還沒建成：“這是一個創舉，文學館是一個文化的標誌，河北這塊土地上誕生過眾多傑出人物：荀子、董仲舒這些大哲學家。”那段時間，鐵凝形容自己成了個“祥林嫂”。 河北文學館到現在還是全國惟一一家省級文學館。 記者：籌建文學館是你任河北作協主席的一件大事，籌建困難嗎？ 鐵凝：現在覺得像做夢一樣。建文學館花了6500萬元，跑錢非常困難。 第一步是立項。很多環節都是我在那幾年了解的：立項就要說服計委，說服省領導，讓他認為這是重要的事情，要一步一步地走程序。省長也不完全說了算，要找各個分管副省長。當時一位管著錢常務副省長對我們很不屑，說作家有什麽了不起，省裏這麽窮，你們還想弄什麽文學館。 一個省再窮，文學館這點錢也還是拿得出來的，你在別的地方浪費的錢比這個多得多，公費吃喝，大量吃飯、請客的錢，我知道一個鄉政府半年吃喝的費用就是 40萬，我都不知道這怎麽吃的，用那些錢建一個文學館，改善作家的境遇和生活有那麽難嗎？那個常務副省長說，你們下個世紀再說吧，現在省裏財政困難。下個世紀，那可不行。我覺得必須說服他們，見了那些領導，我反複就是那些話。 記者：作家去找錢，會被理睬嗎？ 鐵凝：有一次，我跟黨組書記被人轟到走廊上，黨組書記當時就哭了，一個男的，比我大十歲。我說你哭什麽，他說你怎麽能讓人轟出來呢？你是作家，怎麽能受這樣的委屈呢？我說沒事，他轟就轟了，他轟我出來我沒喪失尊嚴，因為我不是為個人的事求他，我是為作家的文學館求他，他隻要答應，讓我給他跪下來都行，我就是跪了，也不會丟掉我的尊嚴。當然，最後河北文學館的建設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決定性支持。 這是一個沒有腐敗的工程，就幾個文人在那兒折騰，黨組書記還有我們秘書長，幾個人瘋跑，而且我們不要交鑰匙工程，是從一顆釘做起的。牆是什麽樣的，設計圖要投票，作家協會整個房子是大家的，大家來投票。 記者：你怎麽說服別人投標呢？ 鐵凝：省委常委會要定文學館的設計方案，之前我沒參加過省委常委會的旁聽，省委領導說你們是甲方，你們去了要說話，我說我們可以說話，可以真實地表達。回來黨組書記告訴我，我沒參加過常委會，那是很嚴肅的，那不能隨便說話。我說在這件事情上，你是紅臉我是黑臉，我說，我是個作家，他不高興我就回家寫作去了。其實方案已經內定了，但我把他們打了個亂七八糟，事後想想也挺恐怖的。 經曆過這些以後，什麽鋁材、建材，我們每次都一塊開會決定。 當這個建築落成，當大家剪彩完畢以後，整個作家協會的人入住，我們回頭一看這個建築，我非常後怕——那種艱苦程度叫人後怕。 愛情沒有道理 鐵凝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後，從北京回家，在街口碰到父親，父親說，回家，給你做蘿卜燉小雞。父親壓根就不提“候補委員”，對鐵凝當選“作協主席”，父親也十分低調，對媒體的訪問一概婉謝。 鐵凝至今未婚，一直在跟父母住。 記者：你獨身的狀態令外界好奇，你對情感很嚴格嗎？ 鐵凝：也沒有什麽特別的。第一我不是獨身主義者，我不是要打一個旗號。也許更早的時候，比如十八九歲、二十幾歲時，如果那時很快進入家庭生活，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樣子。當然曆史不能假定。我也有過個人的感情經曆，我並不後悔或者怨恨，因為所有的經曆都有值得紀念的價值。這些情感經曆豐富了我的人生，給我帶來更多的善，而不是仇恨。至於婚姻，到了這個年紀，我覺得第一，自己是一個獨立的人，有獨立的經濟收入，有可以安身立命的職業，當然我對婚姻也有好的期望，我想說我還是有希望的，可是我又想告訴你另一句話，我從來都是做好了失望的準備，因為我覺得做好了失望的準備，才可能迎來希望。但可能我準備得還不是特別充分。 記者：你說到失望，你不相信有在心智和品性上能跟你匹配的人嗎？ 鐵凝：我希望在心智上可以溝通，至少是一種相互理解，我覺得有難度，但我仍然是有希望的。中國話說“緣分”，這是強求不來的。我見過一些好的婚姻，使雙方都得到極大的愉悅，它不是跟事業對立的，我是一個強者，其實更多時候我更像一個家庭婦女。 記者：所謂的女人氣息嗎？ 鐵凝：我比較喜歡廚房，我會從日本背一個鍋回來，有一個小鐵鍋，特別有意思，買個鍋回來，感覺特別高興。我跟你說這些，想說明什麽？我不是要男人來為我服務，其實我沒什麽更高的境界，這些瑣碎的事情很能引起我的興致。但是又因為這樣，可能更多的人會覺得這個人要躲得遠點。確實有一些好機會被我錯過了，有一些好的暗示我可能會沒有理睬，或者是彼此錯過，但事情已經這樣了。我見過好的婚姻，他們會彼此成就彼此提升，但是如果是一個壞的婚姻——— 記者：彼此損害彼此毀滅。 鐵凝：對，與其要一個壞的婚姻，還不如沒有。人為的強求是沒有什麽好結果的，但了解一個人是困難的，你是不是敢把缺點、毛病都盡快讓對方知道；他知道了後會怎樣，都能檢驗出情感的質地。 我認識日本電影演員栗原小卷，在上世紀80年代她是中國女人的偶像，我前不久去日本還跟她見了一麵。我很高興，她都60歲了，一點也不像那個年紀的人。很多年前，可能在她40歲的時候，我看到記者采訪她時問，你怎麽還不結婚？她說還沒做好準備。當時我還很小，很不理解，我想她都40歲了，怎麽還沒做好準備？我想現在我理解了。她現在也還是單身，可能也還是沒有做好結婚的準備。我想我也是。 (本文專訪內容經鐵凝訂正) 鐵凝：任何狀態都能回到自己的靈魂中 我是有社會的職務，有中國作協副主席的頭銜，還擔任河北作家協會主席，而且不是一個什麽都不幹的主席。但是我又覺得我還不是真正的官員，我做的事情跟文學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有間接的關係 鐵凝，河北人，生於1957年。1975年於保定高中畢業後到河北博野農村插隊，1979年回保定，在保定地區文聯《花山》編輯部任小說編輯。1984年鐵凝調入河北省文聯任專業作家。現居石家莊，任河北省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央候補委員。主要作品有《鐵凝日記》、《大浴女》等。 鐵凝認為，《笨花》讓自己心安理得；自己有能力協調官員和作家的雙重身份，這一切得益於後天的修養和曆練。她向往飽經滄桑的“美豔和明淨”，不喜歡“老奸巨猾”、“愁雲滿麵” 鐵凝的長篇小說《笨花》寫了一座以種植棉花為生的村莊的故事。 花是當地對棉花的俗稱，笨花指的是本地棉花；有笨花就有洋花，洋花是美國品種。小說裏寫到的這個村子，就叫笨花村。 《笨花》用45萬字寫了94個人的群像，沒有觸目驚心的故事，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充滿小說的是細碎的生活場景和民俗風情。小說開頭西貝家一大排人在那兒吃飯，每個人叫什麽名字，都有詳細的介紹。對鄉村的景致甚至光線都有精細而溫婉的描述，但這部小說的曆史背景是一個亂世——從上世紀民國初年一直到 1945年，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其時，剛剛沒了皇帝，政權頻繁更迭，異族的入侵，生活在那個亂世的人的境遇和命運產生了巨大的變異。 “我對得起自己的勞動” 南方周末：《笨花》寫了一個亂世，但是讀者無法從這部亂世之書中看到詭譎的曆史風雲，看不到驚心動魄的時代場景，能看到的是你對一個村莊日常狀態的精微緩慢的描寫。你拒絕宏大敘事嗎？ 鐵凝：就像你剛才說的，這是一部關於亂世的小說，但是寫亂世風雲不是我的本意。我側重的還是在這段曆史背景下的，我心目中的這群中國人的生活細節。我更著重寫他們不屈不撓的生活中的逸趣、人情中的大美、世俗煙火中的精神空間、鄉村的智慧和教養，還有這群凡人在看似鬆散的日子中的內心的道德秩序。我在小說裏寫到了怎麽打兔子，怎麽摘棉花，怎麽鍘草……我覺得這些細節中充滿著中國人可觸可感可聞的生活氣息。在日常生活裏，在世俗煙火的背後其實有永恒價值的存在。我覺得大多數人，不管生活在哪個世紀，日常平凡的生活還是占據了每個人生活的大部分。 南方周末：你關注的人物也是所謂“草根人物”，但是你好像有意忽略他們的戲劇性和傳奇感。 鐵凝：《笨花》中寫了一個當上了中將的農民。最初這個人在家鄉靠賣豆腐腦維持生計，沒有那麽多抱負，眼光也沒那麽遠。因為風雲亂世，他當兵了，一路做到了中將。但我欣賞的不是他從農民到將軍出人頭地的能力，我欣賞的恰恰是他在亂世中的被動性。這種被動裏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樸素的道德感。 他最後可以有更好的選擇，比如，在軍界政界升遷，但這個人卻選擇解甲歸田，主動放棄了將軍才有資格佩帶的獅頭刀，回到老家的一個糞廠，拿起了糞勺子。俗話說 “亂世出豪傑”，“無毒不丈夫”，按照我們常人的觀念，他沒有做到他軍中該有的位置，可能不算“大丈夫”。但他一個普通人，能夠拒絕誘惑，遠離違背內心道德秩序的“上升”之路，這是不簡單的。促使他做出這些選擇的，是人倫的力量賦予他的道德秩序，而不是一些玄而又玄、高不可及的政治主張。你談到戲劇性和傳奇感，好的傳奇永遠是吸引人的，但《笨花》的注意力不在這裏。就像我對主人公向喜一樣，我不把他看作是一個英雄，他身上凡人的一麵比風雲人物的一麵更能打動我，也許他和書中的一群中國凡人不過是那段曆史風雲中的塵土，但卻是珍貴的塵土，是一個民族的底色。 南方周末：《笨花》的寫作對你的耐力和信心是一次考驗嗎？這樣一部體量厚重的書，它的敘述節奏卻是緩慢的，語言風格是溫婉細致的，你不擔心讀者的閱讀耐心嗎？ 鐵凝：在《大浴女》寫成以前，《笨花》中那些人物的影子就已經在我心裏孕育著。他們都很寶貴，但我暫時沒有能力來駕馭他們，那麽我就先寫別的作品。為了這次寫作，兩年前我就做了各種各樣的準備，包括不停地寫提綱，對一些地方必要的多次走訪，深入了解鄉村生活，研讀、重溫、查閱、掂量和篩選史料……這些工作對我來說都是一個挑戰。 這段時間裏我慢慢地找到了表現他們的契機，我覺得我有能力來寫了，就來寫。小說寫完後有很多地方我不滿意，所以寫完後放了一段，慢慢改。 現在我可以回答你的是，任何作家都有其局限性，我當然也不例外。對於《笨花》，我是心安的，我對得起自己的勞動，對得起自己的能力，我想我可以休息一下了。 我不擔心讀者的閱讀耐心。當然這有一個前提：任何一個作家都不必妄想“壟斷”所有的讀者。 “怎麽我手上起了12個血泡就是特例呢？” 南方周末：你以前借用汪曾祺先生的話說，中國文學界缺少耐煩的心，你有耐煩的心嗎？ 鐵凝：我盡力。這個問題使我想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一個人物。此人總是檢討自己，說人類要有大的善，要有憐憫，而自己隻能有大的憐憫，小的憐憫卻做不到。比如乞丐突然闖進來，他可以給他吃的和穿的，但是不能讓他睡自己的床。他反躬自問，我這是真善還是假善呢？他問神父，神父回答他說，你已經想到這個問題了，你的問題就已經解決一半了。 我是否有耐煩之心？我做到了嗎？我不能說我已經完全做到了，隨時隨地都做到了，但我想到了，我應該是有耐煩之心的。 南方周末：和別的活躍的女作家比，比如海男、林白、陳染，你的個性和小說看上去更明朗，這種個性的和作品的明朗是來自你的天性還是後天修養？ 鐵凝：就現在而言，我想你所感受到的明朗，可能更多來自於對生活、對文學的積極的態度。這個來源———人最難說清自己，我告訴你的可能都不準確。就我生活的幾十年而言，生活是相對比較平淡的。我父母都是知識分子，下放到五七幹校，我八九歲就被迫寄居在親戚家，等於是沒有父母，當時生活條件非常糟糕，沒有紅色背景的家庭生活也不那麽理直氣壯……這些東西是不愉快的。 當時我有一個“鬼祟”的心願：當作家。我聽說當作家需要體驗生活，1975年高中畢業後，我主動去了農村。在農村我們上頓不接下頓，冬天砸開冰窖取水，耳朵啊手啊到處都是凍瘡。工作就是種棉花，也就是《笨花》裏寫到的種棉花。有一次給棉花打瘋杈，我手上起了12個大血泡。我自己有點炫耀似的給人看。這時有一位農村女孩捧著我的手哭起來了，我問你哭什麽啊？她說，你們是城裏人啊，這些事情本來是我們幹的。她這麽一說，我心裏就想，為什麽我們就不應該幹這些活、受這些罪呢？當時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都是農民，怎麽我手上起了12個血泡就是特例呢？後來我再和別人說起種棉花的時候，我就沒那麽悲憤，也回避戲劇性的對苦難的渲染。我覺得，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沒有必要特別誇張自己的痛苦。相反，我很感謝農村當時的那種環境。我的明朗從哪兒來？我覺得得益於農村的那段生活。 南方周末：讀書人或者知識分子有時候會誇大自己所經曆的苦痛，對更廣大的人群而言，痛苦不是經曆而是生活，這樣的生活反倒是被忽視的。 鐵凝：1995年，我訪問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時候，他們的人說到南方種棉花的曆史，我就很自然地說我也種過棉花，他們問我什麽時候種的棉花，我就說我18 歲的時候在農村，沒想到兩個美國人就撲上來了，擁抱我撫摩我的後背，說你還種過棉花，仿佛我是一個需要安慰的、受過迫害的人。 我當時就沒辦法呼應他們的情感。後來我說，你們怎麽那麽悲傷？很多中國人都是這樣的，我不過就是他們中的一員罷了。不是我心腸硬了或者麻木了，隻是覺得你們看中國的落腳點和我們是不同的，我不覺得我有什麽太大的苦難，當然我也用我有限的眼光在我的那個角落裏看別人的苦難。有一次我的好友敬一丹，她看著電視裏走來走去的模特說，你瞧她們多美呀，你說咱們十七八歲的時候都幹什麽呢？我十七八歲的時候，都不願承認自己是個女的，穿的衣服都是中性的，澆地的時候農民說你怕曬，你曬出來就好了，然後我們問怎麽就曬出來了，他說你就在太陽地裏曬五六個大中午，結果我們幾個就跑到地裏衝著太陽也不戴草帽，曬暈了，臉上都起了大泡。回想起來，我覺得那時候確實是挺苦的，換一個性格的人就可能覺得生活虐待了你，社會對你不公平，憑什麽在十七八歲的時候沒有好衣服穿呢？ 南方周末：你認為明朗可以是豐富的嗎？純淨也可能是複雜的嗎？ 鐵凝：我見過馬蒂斯的一張照片，馬蒂斯晚年癱在輪椅上還在勞動，沒有力量畫畫了，就拿一把剪刀剪紙，這是他在輪椅上能夠做的事。他特別專注，光著腳，由於用力，他的一個腳指頭還翹著，馬蒂斯本人就像剪紙一樣美豔和明淨。我當時就想，肯定馬蒂斯不會在18歲的時候就有那種美豔和明淨， 18歲的明淨可能是傻笑和對人生不明就裏，什麽都不知道的歡樂也是好的歡樂，沒有穿越沉重、悲傷和苦難，沒有降下去就升起來了；但經過曆練的明淨，才能那樣美豔。那時候我就覺得馬蒂斯就是我的榜樣，我也想能夠活到那麽老，還能夠有那樣的境界。我覺得那張照片蓋過了他的很多大作品。你說我很開朗，我很感謝你對我的褒獎，但我也想告訴你，我的境界遠遠沒有到，需要用一生去追尋，但是我欣賞那樣的境界，不喜歡老奸巨猾、愁雲滿麵。 “真正告訴我文學是什麽的，是孫犁” 南方周末：你寫作的盛年，正是文學潮流迭起的時代，從開始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到後來的“現代主義”、“新寫實主義”等等，但你的寫作一直在潮流之外，你是有意跟潮流保持距離嗎？ 鐵凝：我也曾經急迫過，比如1985年，當時是中國文壇非常活躍的一年。盡管那時候我得了很多獎，但當時我年紀輕，被認可的願望仍很強烈。我求變的心也特別緊迫，內心也不很自信，環顧四周大家都在求變，我也在求變心態驅使下寫了《麥秸垛》。寫這個小說的目的就是想向世人證明我也在變。但其實那不是我最認可的小說，雖然小說出來後被普遍認可，好像你終於變了。 但《麥秸垛》的故事我還是喜歡的，我不喜歡的是在求變心態下的語言。《麥秸垛》裏麵還有些拿捏的、矯揉造作的語言。我為什麽要那麽寫？怎麽寫才能更準確地表達自己？這是我麵臨的問題。後來我又開始了《玫瑰門》的寫作，我的直覺告訴我沿著所謂求變的道路沒法前進，所以很快我就放棄了那種矯揉和不自然的語言。 你有時會從作家的字裏行間看到一個人稍許的表演色彩。在以後漫長的時間裏，我覺得一個作家應該有能力在文學中表現生活中的表演，但是應該避免表演生活。有一些作家，迫切地把自己歸入某一派，成為其中的一員或許使他覺得強大；另外還有一些作家被強迫歸入某一派，當然還有一些哪個派別也不屬於，就在那兒自己生長，自己寫自己的。我覺得一個作家最重要的還是要寫出你內心深處最打動你的、最令你不安的故事。《玫瑰門》之後，我放棄了所謂求變，我現在還很慶幸自己做出了那樣的判斷。現在這樣我很安心，我害怕變成那種造作的作家。 南方周末：“荷花澱派”作家都有這樣一個傳統嗎？比如孫犁，越到晚年越淡定從容，淡定從容，是河北這個地域的養分還是作家個人的素質？ 鐵凝：首先孫犁不承認“荷花澱派”，我也不知道從孫犁後還有什麽人稱得起“荷花澱派”，我也不認為河北迄今為止已經形成一個“荷花澱派”。要是有就好了。孫犁過世後我專門寫了一個比較長的懷念文章，我當時做了一個比較武斷的結論：肯定我文學才能的是徐光耀，他最初肯定了我，認為我有百分百文學的才華，但是真正告訴我文學是什麽的，是孫犁。我隻跟他見過四次，我們通過些信，他和他的作品告訴我什麽是文學的本質，語言經過千錘百煉後所呈現出的光彩。當然晚年孫犁也攪進了文壇中文人間的一些是非爭論，那也不是我這樣的後輩所能評說的了，但我想說，有人說他孤傲，說他清高，我覺得他有清高的資本。他深居簡出，遠離喧囂和繁華，他的內心很孤傲。看孫犁文集的前言，他說他對自己的文字有很多不滿意，他已經那麽老了，他可以不說這個話，但是他說了。在文學上，他對人苛刻，對己也非常苛刻，這也就是他的孤傲吧，這種境界同樣是難以達到的。 回過頭來，說“荷花澱派”的真諦是什麽，孫犁就不承認有“荷花澱派”，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認為從他以後，就沒人了，我不知道，我從來沒有機會，也不敢跟他去討論這個問題。 南方周末：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學養，都有自己學習的榜樣，你的在哪裏？ 鐵凝：我的資源在本土。歐美作家並沒有直接介入我的寫作，雖然我的胸懷和腦子裏一定有他們。我喜歡卡夫卡，但那可能是空氣。泥土和空氣對莊稼來說都是需要的。可能現在有人已經不屑於談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但我至今仍然認為他們是偉大的。很早我開始閱讀托爾斯泰的時候我覺得他很偉大，後來我讀到陀斯妥耶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弄得我五髒六腑都不得安寧，就不再喜歡托爾斯泰了。前幾年我又認為他們同樣偉大，甚至沒有可比性。 現在我覺得托爾斯泰的偉大之處可能不在於他對人類的悲憫，他的價值在於他的沒有出路感。一個大家敢於向人類說他沒有出路是他的偉大之處，這是他最打動我的地方。但陀斯妥耶夫斯基是對靈魂的拷問，拷問後不是鋒利的疼痛，而是鈍痛，恒久的排遣不開的鈍痛。卡夫卡的小說我也特別喜歡，我讀了卡夫卡的傳記後再看他的小說，我覺得是會有一些矛盾在一個人的身上發生的，比如我們也許會先入為主地認為卡夫卡這樣的作家是一個怪物，其實不是的，他在生活中是很溫和很善意，很能跟人溝通的，也有跟人接觸的快樂，但這並不妨礙他寫出那樣的小說。 通常我們會認為，一個不怎麽怪異的人就寫不出深刻的作品，或者一個寫出深刻小說的人首先在外表上就跟人不同。我對這個非常不以為然，因為卡夫卡就是一個例子，看了他的傳記我就更能理解他，理解他的小說。就此我相信，作家不一定先把行頭做怪，像戲曲演員先有一套行頭後再出場，我覺得真不一定要這樣。 “寫作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 南方周末：你是中國作家協會的副主席，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中央候補委員，有一種說法，作家的心靈應該是自由的，作家的寫作應該是獨立的，官員的身份和身處主流政治語境之中會不會限製你心靈的自由和寫作的獨立？ 鐵凝：到目前為止沒有。為什麽呢，首先我不把它們人為地對立起來，其次作家就是我的工作，我的本分和主業，這是很重要的。你是誰？你心裏是不是特別明白？到目前我想我還是明白的，寫作是我真正的安身立命的根本，其他的是附帶的，可能是我的運氣，某一階段的運氣，這種運氣不是一成不變和非你莫屬的，更不是終生受用的，雖然我非常珍惜我的政治榮譽。 因為我愛寫作，最重要的我是作家，這個問題就解決了。我是有社會的職務，有中國作協副主席的頭銜，還擔任河北作家協會主席，而且不是一個什麽都不幹的主席。但是我又覺得我還不是真正的官員，我做的事情跟文學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有間接的關係，比如老作家出書，介紹年輕作家，開研討會等等。因為我自己從年輕時代走出來，非常知道他們渴望成功和關注，還有錢的問題，我要爭取一些資金投入到文學中來，再比如一些作家個人的事情，他有什麽麻煩，請你幫忙解決。當然也有比如河北省發生的一些大事需要作家的參與，請誰去，要尊重藝術規律，也要有作家的自願，怎麽布局？這是需要動些腦子的，目前我感覺，很不謙虛地說我的腦子還夠用。 為什麽我樂意做這些事情？因為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你知道別人需要你，當你寫作的時候你不知道別人需要你，讀者是虛無的。我覺得作為一個寫作的人，我目前的這種生活對我也產生了相當積極的意義，當你看到你的同行需要你，並且你做了一些事情幫助他解決了困難，那時候我內心也很高興也很有滿足感。 我剛當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的時候也非常不習慣，一大堆事情等著你做，沒房子要想辦法蓋房子，有些部門也很黑暗，還有一次政府一個部門的官員把我和我們作協的黨委書記給轟出來了，我也想當主席幹什麽呢？自己單幹寫小說多好。但現在我不這麽想了，我不再覺得這是痛苦，我還沒有那麽嬌氣。當然雙重身份對我也是一個挑戰，我必須習慣某個時間段在開會，然後在另一個時間段迅速回到寫作狀態。我寫《笨花》時候，也有很多跟寫作無關的事兒，要用最迅速最簡便最有效的辦法處理完，然後再回頭繼續寫。這樣的狀態是對一個作家毅力的考驗。如果說我有什麽能力，這種能力就是，我可以在任何狀態下都能回到自己的靈魂中來，這是我自我訓練的結果。作為一個作家，我認為我的心靈是自由的，寫作也是獨立的。沒有人逼我寫作，也沒人限製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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