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重生 -- 涅磐鳳凰
鳳凰之所以神奇，是因為它的涅磐。浴火，然後重生，這，是一種永恒。
1948年，我在上海結束了中學教育，考上了私立上海聖約翰大學和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可當時私立大學的學費相當昂貴，我的哥哥已經在一個私立大學就讀，如果我再上私立大學，對我們這樣公職人員的家庭來說，在經濟上幾乎是難以負擔的。
恰巧，這時我的男朋友程應銓要北上到清華大學建築係任教。父親決定讓我和哥哥都隨程北上求學。他聽說清華設有先修班，因此寫信給清華的同鄉林徽因，請她幫助我進入清華大學先修班學習。
林徽因是我們福建的才女。在我們家的客廳經常有些家鄉人來拉家常，幾乎每次都要提到林徽因，並談到她嫁給梁啟超的長子梁思成。他們還說：梁思成、陳寅恪與翁文灝三人被譽為中國的三位國寶。
我終於到了北平，這個我向往已久的城市，並迫不及待地去參觀了故宮，然後又遊覽了三海、天壇和太廟。我從沒見過這樣偉大壯麗的建築，當我站在太和殿前，多麽希望自己能長久地留在那裏，哪怕做一名清潔工我也願意。當我走在天壇筆直的長長的神道上，遠望圜丘時，感到自己也仿佛飄飄然地接近上天。而太廟卻又是另一番情景，它那大片的古柏，那般肅穆，連輕輕咳嗽一聲都怕驚動了祖先。天啊!我有生以來從沒有領教過，一個人可以從建築物上得到這麽多的感受。在昆明，我愛它美麗的湖光山色；在上海，我隻看到它的商業繁榮；然而北平，隻有北平，這成群宏偉的古建築，加上人們那彬彬有禮的北京話，使我第一次實實在在地感受到祖國文化的偉大。使我長期在上海形成的、崇拜美國物質文明的心理受到譴責。北平啊!祖國的明珠，祖國的瑰寶，你給了我作為一個中國人的驕傲!
我第一次進清華是從西校門進去的。從西校門到二校門，乘汽車不過三五分鍾的路程，我卻走了半個多小時。路沿著一條清冽的小溪延伸，在路的另一邊是一片樹林，路上不見一個行人。路旁的大樹緩緩從我眼前掠過，多麽幽靜的清華園。我到清華時，朱自清先生剛剛逝世不久，那天上午剛開過他的追悼會，清華園籠罩著黯然的悲哀。朱自清先生寧肯餓死也不領美國救濟糧的精神，激勵著每一個愛國者，使清華園又表現出一種特殊的氣氛。這就是1948年清華這個中國最高學府給我的印象。
我到清華後的第一件事自然應該去拜訪林徽因先生。但我聽到一個壞消息，她不久前剛剛做了腎切除手術，肺部結核也已到了晚期，醫生告訴梁思成說她將不久於人世了。這對一個家庭來說是多麽悲哀的事。我反複地考慮著去不去拜見她。我不斷聽到人們對她超人才智的讚揚，及對他們夫婦淵博的學問的敬佩。我更害怕了，我這個沒被清華錄取的小青年，在她的麵前將多麽尷尬。我一直拖延著去拜見她的日期，直到她聽到我已到清華的消息，召見我時，我才去見她。
在一個初秋的早上，陽光燦爛，微風和煦，我來到清華的教師住宅區新林院8號梁家的門口，輕輕地叩了幾下門。開門的劉媽把我引到一間古色古香的起居室，這是一個長方形的房間，北半部作為餐廳，南半部為起居室。靠窗放著一個大沙發，在屋中間放著一組小沙發。靠西牆有一個矮書櫃，上麵擺著幾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還有一個白色的小陶豬及馬頭。家具都是舊的，但窗簾和沙發麵料卻很特別，是用織地毯的本色坯布做的，看起來很厚，質感很強。在窗簾的一角綴有咖啡色的圖案，沙發的扶手及靠背上都鋪著繡有黑線挑花的白土布，但也是舊的，我一眼就看出這些刺繡出自雲南苗族姑娘的手。在昆明、上海我曾到過某些達官貴人的宅第，見過豪華精美的陳設。但是像這個客廳這樣樸素而高雅的布置，我卻從來沒有見過。
我的注意力被書架上的一張老照片吸引住了，那是林徽因和她父親的合影。看上去林先生當時隻有十五六歲。啊!我終於見到了這位美人。我不想用細長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雙眼皮，長睫毛，高鼻梁，含笑的嘴，瓜子臉……這樣的詞匯來形容她。不能，在我可憐的詞匯中找不出可以形容她的字眼，她給人的是一種完整的美感：是她的神，而不全是貌，是她那雙凝神的眼睛裏深深蘊藏著的美。當我正在注視這張照片時，隻聽臥室的門“嗒”地一聲開了。我回轉身來，見到林先生略帶咳嗽、微笑著走進來，她邊和我握手邊說：
“對不起，早上總是要咳這麽一大陣子，等到喘息稍定才能見人，否則是見不得人的。”她後麵一句話說得那麽自然詼諧，使我緊張的心弦頓時鬆弛了下來。後來我才知道，她這句話包含著她這一輩子所受的病痛的折磨與苦難。我定睛看著她。天哪!我再也沒有見過比她更瘦的人了。這是和那張照片完全不同的一個人，她那雙深深陷入眼窩中的眼睛，放射著奇異的光彩，一下子就能把對方抓住。她穿一件淺黃色的羊絨衫，白襯衫的領子隨意地扣在毛衣內，襯衫的袖口也是很隨便地翻卷在毛衣外麵。一條米色的褲子，腳上穿一雙駝色的絨便鞋。我們都坐下後，她就開始問我報考大學的情況。這是我最怕的事，隻得羞怯怯地告訴她，我自認為數學、化學、語文尚好對付，物理和地理不行，最頭疼的是英語，我對它簡直是一籌莫展。她笑了笑說：
“你和我們家的孩子相反，再冰、從誡（梁思成的女兒和兒子）他們都是怕數學，你為什麽怕英語？”
“我怕文法，”我說，“我簡直搞不清那些文法。”
“英語並不可怕，再冰中學時在同濟附中，學的是德語，英語是在家裏學的，我隻用了一個暑假來教她。學英語就是要多背，不必去管什麽文法。一個假期我隻選了一本《木偶奇遇記》做她的課本，兒童讀物語法簡單，故事也吸引人，她讀一段背一段。故事讀完了，英文也基本學會了，文法也就自然理解了。”
結識梁思成、林徽因夫婦(2)
接著她又問起我的食宿情況。我告訴她，我已經在工字廳食堂入夥。係裏的美術教師李宗津先生把他在工字廳的宿舍暫時借給我住，因為他城裏另有住房。但是工字廳是男教工宿舍，所以很不方便。她很快就想到可以讓我借住在吳柳生教授家，並說要親自去和吳夫人商量。然後她又問我對北平有什麽印象，當我正準備尋找一個恰當的詞匯來回答她時，她已興致勃勃地向我介紹起北京的曆史。
“北京城幾乎完全是根據《周禮·考工記》中‘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麵朝後市’的規劃思想建設起來的。”她看出我不懂這句話的意思，便又接著解釋說：
“北京城從地圖上看，是一個整齊的凸字形，紫禁城是它的中心。除了城牆的西北角略退進一個小角外，全城布局基本是左右對稱的。它自北而南，存在著縱貫全城的中軸線。北起鍾鼓樓，過景山，穿神武門直達紫禁城的中心三大殿。然後出午門、天安門、正陽門直至永定門，全長八千米。這種全城布局上的整體感和穩定感，引起了西方建築家和學者的無限讚歎，稱之為世界奇觀之一。
“‘左祖右社’是對皇宮而言，‘左祖’指皇宮的左邊是祭祖的太廟。‘右社’指宮室右邊的社稷壇(現在是中山公園)。‘旁三門’是指東、西、南、北城牆的四麵各有三個城門。不過北京隻是南麵有三個城門，東、西、北麵各有兩個城門。日壇在城東，月壇在城西，南麵是天壇，北麵是地壇。‘九經九緯’，是城內南北向與東西向各有九條主要街道，而南北的主要街道同時能並列九輛車馬即‘經塗九軌’。北京的街道原來是很寬的，清末以來被民房逐漸侵占越來越狹了。所以你可以想像當年馬可·波羅到了北京，就跟鄉巴佬進城一樣嚇蒙了，歐洲人哪裏見過這麽偉大氣魄的城市。”我們都笑了，她接著說：
“‘麵朝後市’也是對皇宮而言，皇宮前麵是朝廷的行政機構，所以皇帝麵對朝廷。‘市’是指商業區，封建社會輕視工商業，因此商業區放在皇宮的後麵。現在的王府井大街是民國以後繁榮起來的。過去地安門大街和鼓樓大街是北京為貴族服務的最繁華的商業區。前門外的商業區原來是在北京城外，因為遼代與金代的首都在現在北京城的西南。元朝的大都建在今天北京城的位置，元大都當然和金的舊都有聯係，那時從舊都來做買賣的商人，必須繞到城北的商業區去，所以幹脆就在城外集市。北京前門外有好幾條斜街，就是人們在新舊兩城之間走出來的道路，開始是路旁搭起的棚戶，慢慢地發展成為固定的建築和街道。過去一有戰爭城外的人就往城裏跑，到了明朝嘉靖年間，為了加強京城的防衛才建了外城。……”她一口氣說著，一個封建社會宏偉的北京城地圖，在我眼前勾畫了出來。接著我們又談起頤和園，這也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但是那時到頤和園沒有公共汽車，我雖然有一輛自行車，卻還不會騎，所以一直沒有去。我聽說頤和園的長廊特別有趣。林先生卻擺手說：
“頤和園前山太俗氣了，頤和園的精華在後山。沈從文現在正住在諧趣園，你可以去找他，請他做向導。”我們談著談著，實際上是她談著我聽著，不知怎麽搞的竟過了兩三個小時。我完全忘了她是個重病人，慌忙站起身告辭。她笑笑說：“我也累了，每天下午四點我們喝茶，朋友們常來坐坐，歡迎你也來。”我從沒有單獨和父輩的人交往過，但不知怎麽的，一段意想不到的交往就這樣開始了。
我從梁家出來感到既興奮又新鮮。我承認，一個人瘦到她那樣很難說是美人，但是即使到現在我仍舊認為，她是我一生中見到的最美、最有風度的女子。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充滿了美感、充滿了生命力、充滿了熱情。她是語言藝術的大師，我不能想像她那瘦小的身軀怎麽能迸發出那麽強的光和熱；她的眼睛裏又怎麽能同時蘊藏著智慧、詼諧、調皮、關心、機智和熱情。真的，怎能包含那麽多的內容。當你和她接觸時，實體的林徽因便消失了，感受到的是她帶給你的美和強大的生命力。她是那麽吸引我，我幾乎像戀人似的對她著迷。那天我沒有見到梁思成先生，聽說他到南京接受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學銜去了。
我初到清華時，建築係開辦才兩年，全係師生加起來隻有三十多人。學生都在一個大教室上設計課，師生關係非常融洽，學生對教師不論老少都稱“公”。那時的建築係真是富有民主精神，而且朝氣蓬勃，我也常常到係裏去看李宗津作畫。
有一天我正走在建築係的樓道裏，迎麵來了一位中年人，他身材瘦小，有些駝背，穿一身考究的西服，戴著一副寬邊大眼鏡，更增加了他那學者的風度。他看來和藹可親，詼諧風趣。他向我伸出手，笑著點了點頭，又揚起眉毛調皮地說：
“是林小姐?我猜對了吧?這位漂亮的姑娘一定是林小姐。”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雖然我搜不出一個字來回答，但立刻就斷定這位親切的長者是梁公。
汪季琦先生回憶他第一次和梁公見麵時，梁公的頭一句話就是：“我應該叫你一個好聽的，叫你一聲小叔叔。”因為汪有一個比他大三十多歲的哥哥是梁啟超的好朋友。汪季琦回憶說：“梁公是個很有風趣的人，他幾句話一說，立刻就能使對方消除生疏感，而與之親切地交談起來。”
不久林先生果真去拜訪了吳柳生夫人，並和她談好讓我借住的事，我便搬到吳家去了。那年因為時局的動蕩，清華校方為遷校的問題鬥爭得非常激烈，因此沒有辦先修班，我也就隻好自己複習課程，還跑去聽了幾門名教授講授的中外通史和梁公講的中西方建築史。
由於清華的先修班停辦了，因此林徽因決定親自輔導我的英語，並規定每周二、五下午上課。我又高興，又擔心，因為有這麽一位好老師來輔導我真是求之不得。同時我又看出她十分嚴厲，對不滿意的事會直率地提出批評，而且毫不留情，我擔心以後免不了會挨批評.
結識梁思成、林徽因夫婦(3)
每次上完課林先生都邀我一同喝茶，那時梁家的茶客有金嶽霖先生、張奚若夫婦，周培源夫婦和陳岱孫先生也常來。其他多是清華、北大的教授，還有建築係的教師。金嶽霖先生每天風雨無阻總是在三點半到梁家，一到就開始為林先生誦讀各種讀物，絕大部分是英文書籍，內容有哲學、美學、城市規劃、建築理論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他們常常在誦讀的過程中夾著議論。
梁家每天四點半開始喝茶，林先生自然是茶會的中心，梁先生說話不多，他總是注意地聽著，偶爾插一句話，語言簡潔、生動、詼諧。林先生則不管談論什麽都能引人入勝，語言生動活潑。她還常常模仿一些朋友們說話，學得惟妙惟肖。她曾學朱暢中先生向學生自我介紹說：“我(é)知唱中(朱暢中)。”引起哄堂大笑。
有一次她向陳岱孫先生介紹我說：“這個姑娘老家福州，來自上海，我一直弄不清她是福州姑娘，還是上海小姐。”接著她學昆明話說：“嚴來特使銀南人！”（原來她是雲南人!）逗得我們都笑了。
她是那麽淵博，不論談論什麽都有豐富的內容和自己獨特的見解。一天林先生談起苗族的服裝藝術，從苗族的挑花圖案，談到建築的裝飾花紋。她又介紹我國古代盛行的卷草花紋的產生、流傳；指出中國的卷草花紋來源於印度，而印度的來源於亞曆山大東征。她指著沙發上的那幾塊挑花土布說，這是她用高價向一位苗族姑娘買來的，那原來是要做在嫁衣上的一對袖頭和褲腳。她忽然眼睛一亮，指著靠在沙發上的梁公說：“你看思成，他正躺在苗族姑娘的褲腳上。”我不禁噗哧一笑。
接著梁公也和我們談起他在川滇調查時的趣聞。他說在四川調查時，曾被作為上賓請去吃喜酒，看到新房門上貼著一副絕妙的對聯。上聯是：“握手互行平等禮”，下聯是“齊心同唱自由歌”。然後他又拖長了聲音笑著說：“橫批是‘愛——的——精——誠’。”客人們全都哈哈大笑起來。他自己也笑著說：“真叫人哭笑不得。”
我和建築係的老師們往往在梁家聽了滿肚子的趣聞和各種精辟的見解與議論之後，在回家的歸途上，對梁、林兩位先生的博學與樂觀精神萬分感慨。我從沒有聽到過他們為病痛或生活上的煩惱而訴苦。
他們的老朋友費慰梅（Wilma Cannon Fairbank，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之妻。1909年出生於波士頓，畢業於哈佛大學美術係，曾任美駐華使館文化專員，是研究東方古代藝術的專家）曾這樣來形容林徽因：“她的談話同她的著作一樣充滿了創造性。話題從詼諧的軼事到敏銳的分析，從明智的忠告到突發的憤怒，從發狂的熱情到深刻的蔑視，幾乎無所不包。”
但是林先生的病卻一天天明顯地加重了，我的英語課也隻好斷斷續續地進行，直至完全停止。但我仍常常去看林先生，她隻要略有好轉仍是談笑風生。
一天，我們又談起北京的古建築，她問我是否都遊覽過了。我說城裏的古建築算是走馬觀花地看了一些，城外的還都沒有去。她又問我最喜歡哪一處。我說，很難說，因為每一處都給我留下了不同的感受。於是她熱情地為我講解分析每一處建築的藝術特點，似乎完全不理會我是個一無所知的“建築盲”。當她聽我說到天壇、故宮給我的感受，及太廟那大片的古柏給我的印象時，她突然想起了什麽，笑著問我：
“聽過我和思成逛太廟的故事嗎?”
我搖搖頭。她說：
“那時我才十七八歲，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擺出一副少女的矜持。想不到剛進太廟一會兒，他就不見了。忽然聽到有人叫我，抬頭一看原來他爬到樹上去了，把我一個人丟在下麵，真把我氣壞了。”我回頭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眉毛，調皮地一笑說：
“可是你還是嫁給了那個傻小子。”他們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後合。梁先生深情地望著她，握著她的一隻手輕輕地撫弄著。他們是多麽恩愛的一對!林先生那蒼白得幾乎透明的臉，在興奮中泛起一點紅暈。我呆呆地看著他們，想起醫生對林先生病情的診斷，心中不免一陣酸楚。
其實，他們的現實生活十分艱辛。解放前清華的教工宿舍還沒有暖氣，新林院的房子又高又大，冬天需要生三四個約有半人多高的大爐子才暖和。這些爐子很難伺候，煤質不好時更是易滅，對付這幾個大爐子的添煤倒爐渣等活兒，簡直需要一個強勞力才行。那時梁再冰和梁從誡都在城內就學，這個沉重的擔子就落到了梁先生的肩上。室內溫度的高低冷暖，直接關係到林徽因的健康，所以梁先生也不敢輕易把這個工作交給別人。他常帶著笑說：“這是粗活。”是的，他還有更重要的“細活”：每天定時為林先生注射各種藥液，他學會了肌肉注射和靜脈注射的技術；為病人配餐；為使林先生能坐得舒服些，給她安放各種大大小小的靠墊和墊圈；為林先生朗讀各種讀物，他是一個第一流的護士。除了這些事外他更重要的任務是領導建築係的工作和他自己的教學與學術研究。
我去北京的時候在北大的宿舍住的，住了半個月左右，很難忘的經曆。
同感啊! 想起了那些總在後海,還有諧趣園看書,逃票進頤和園的日子滴~
"苗族挑花土布",偶也是喜歡手工品
當然最午後茶會的那些精英們,特別是單戀林徽因而終身未娶的金嶽霖先生、真是感慨萬端
3年前我去北京玩的最後一個晚上，和一群朋友跑到清華附近的咖啡屋聽我那位北大的哥們給我們“講經”，至今懷念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