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 真實的汪精衛 （作者林思雲） （6）

第三部分之五：汪精衛的成立南京政府計劃

　　汪精衛既沒有絕對效忠於自己的私家軍，也沒有掌握壟斷國家財政的命脈企業。汪精衛之所以能夠在一無兵二無錢的情況下，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扮演頂峰人物，唯一依靠的就是他的名望。汪精衛是國民黨的建黨元老，文才口才過人，是孫中山最為信任的左右手，加之有曾經冒死刺殺滿清攝政王的英雄壯舉，這樣的輝煌資曆在國民黨中無人可比。更加重要的是汪精衛擁有近似於完璧無瑕的正派人品，不貪汙、不賭博、不吸毒、不近女色，這在當時腐敗的中國政界是絕無僅有的高潔人物，汪精衛走到哪裏，哪裏的空氣就會變得清高起來。汪精衛的政敵們雖然批評汪精衛的政治見解，但對汪精衛的人品都是非常敬服的。

　　汪精衛的唯一政治資本就是他的名聲，一旦名聲毀壞，汪精衛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結了，這和那些即使惡名昭著，也照樣執政掌權的軍事實力派完全不同。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８日汪精衛出走重慶搞“和平計劃”，是用他唯一政治資本的“名望”來背水一戰。但汪精衛的和平計劃遭到了很大的挫折：汪精衛按照與日方達成的密約離開重慶前往河內，日方卻違背密約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本來在汪精衛和日方代表秘密簽訂的“重光堂協議”中，日方答應以“撤軍”來支持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如果當時日方不提出撤軍的承諾，汪精衛也不會離開重慶。可是日本首相近衛在發表聲明時，忽然臨時刪去了有關撤軍的承諾。

　　汪精衛和平運動的設想是建立在日方撤軍的基礎上，這樣的和平運動是有可能得到中國人理解的。日方食言收回撤軍的承諾，就使人感到汪精衛等人是無條件地接受日方的“招降”，這就完全毀壞了汪精衛的名聲，斷送了汪精衛的政治前途。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等人答應聲援汪精衛，也是把日本撤軍作為基本前提，在日本不撤軍的情況下搞“和平運動”，自然要背上漢奸的惡名。龍雲等人見日本收回了撤軍的許諾，也就不再響應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因為他們還有退路，不象汪精衛已經離開重慶出國，沒有退路了。

　　日本近衛首相在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２日發表的第三次對華聲明中，盡管沒有提到撤軍，但在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方麵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協議”，所以汪精衛還是按照重光堂協議的密約，於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９日發表了響應近衛聲明的“豔電”。但汪精衛萬沒想到近衛內閣居然在他發表“豔電”５天後的１９３９年１月３日宣布總辭職，由於“重光堂協議”是汪精衛和近衛首相之間的密約，近衛辭職就使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徹底流產。日方的和平運動參加者影佐幀昭等人也不滿近衛的做法，影佐說：“近衛竟奇怪地幹出這種事，他把汪先生這樣的中國元老拉到河內，自己卻立即辭職，簡直沒有一點國際信義。”

　　答應支持汪精衛和平運動的近衛首相辭職後，汪精衛的和平運動一時間就象斷了線的風箏一樣沒有著落。在國內則是一片譴責聲討汪精衛之聲，國民黨中常會於１９３９年１月１日召開臨時會議，通過了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撤銷其一切職務的決議。形勢對汪精衛極為不利，汪精衛曾一度產生退出政壇隱居歐洲的設想，但這次和他以前８次光明正大地前往歐洲不同，將被人看作是國家的叛徒逃往歐洲，汪精衛對此計劃也非常躊躇。正在此時，發生了高朗街暗殺事件。

　　汪精衛到達河內後，住在河內郊外一座位於小山上的避暑別墅中。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６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數人襲擊打傷頭部；１月１７日，親汪精衛的香港《南華日報》社長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兩個大漢用斧頭砍傷頭部，幸虧一個外國船員發現出麵製止，林柏生才免一死；１月１８日，在澳門的汪精衛外甥沈次高被人開槍打死。１月２８日，突然有十幾個身分不明的人從汪精衛住的山下向上攀登，汪精衛得報後緊急下山。此後汪精衛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內市內的高朗街２７號一幢西式三層洋樓居住，並向法國殖民當局申請保護，但法國當局隻是派一個警察在門外象征性地站崗。

　　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１日淩晨，四名暗殺者越牆攀上三樓走廊，劈開位於三樓正中的主臥室之門，刺客在黑暗中對準睡在床上的一對男女亂打數十槍，以為汪精衛必死無疑。然而被刺的不是汪精衛，而是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高朗街２７號洋樓的三樓有四個房間，汪精衛夫婦、汪的女兒汪文惺與女婿何文傑、朱執信的女兒各住一間房，把最好的一間主臥室讓給剛從郊外旅館搬來的曾仲鳴夫婦，沒想到這反而送了曾仲鳴的命。暗殺發生前的晚上曾仲鳴曾對汪精衛說：“現在重慶方麵正想從肉體上消滅汪先生。先生的身體是屬於中國四萬萬人民的，請千萬珍惜。”

　　曾仲鳴早年留學法國，１９２５年回國後，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同年７月１日國民政府成立時，汪精衛任主席，曾仲鳴任秘書，從此一直相隨左右。在槍擊中曾仲鳴腹部中了十餘彈，其妻方君壁也受重傷。曾仲鳴被緊急送往法國陸軍醫院搶救，汪精衛要去醫院看望曾仲鳴，別人都說現在出門太危險，法國警察也勸汪精衛不要冒險去醫院。但汪精衛仰天流淚說：“我是從小看著仲鳴長大的，又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結果汪精衛乘坐曾仲鳴法國朋友的私人汽車到達醫院。

　　當汪精衛到達醫院急救室時，曾仲鳴已昏迷多次，他醒來時對汪精衛說：“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無憾，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沒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鳴臨死前又掙紮起來，把以他的名義替汪精衛在國外銀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簽了字，為汪精衛盡了最後的一份力。高朗街暗殺對汪精衛來說已是第二次遇刺了，但汪居然又大難不死，亦可謂天意。

　　曾仲鳴死後汪精衛極度悲憤，親筆寫了悼念曾仲鳴的《曾仲鳴先生行狀》，又在３月２７日的《南華日報》上發表了《舉一個例》的文章，作為對蔣介石暗殺行為的抗議。汪精衛在《舉一個例》一文中，披露了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國防最高會議常務委員會的會議記錄，這次會議聽取外交部次長徐漠的報告，討論德國大使陶德曼轉達的日方和平條件。陶德曼在南京會見了蔣介石，轉達了日本的和談條件，蔣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條件為基礎進行和談。汪精衛用這個實例說明：與日本謀和並非自他開始，以蔣介石為首的領導集團早已秘密進行了。

　　汪精衛在文中責問蔣介石：“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張，當時陶德曼大使奔走調停時，南京尚未陷落，蔣介石認為和談可以進行，那麽在近衛發表第三次聲明後的今天為什麽和談就不可以進行？而且還要對主和的人橫加誣蔑，誣蔑不足，還要奪其生命。再何況，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談條件十分苛刻，而蔣介石居然說不是亡國條件，同意作為談判的基礎，而今天近衛聲明所提出的條件大大讓步了，卻為什麽不可以作為談判的基礎？”

　　近衛內閣倒台，繼任者平沼首相見汪精衛發起和平運動後，西南省份的中國軍政要人並沒有象預計的那樣通電支持汪精衛，因此對汪精衛的號召力和影響力產生了懷疑，但他們忘記了日方食言收回撤軍承諾對汪精衛個人威望的打擊。在１９３９年最初的幾個月裏，日本方麵對汪精衛相當冷淡。但是河內發生汪精衛暗殺事件後，因為汪精衛畢竟是響應日方的和平號召才到河內的，日方召開了首相、陸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參加的“五相會議”，研究決定派遣影佐禎昭、犬養健等人前往河內營救汪精衛，幫助汪精衛轉移到安全的地方，汪精衛在日本人的保護下到達上海，暫時住在法租界。

　　在輪船尚未到達上海之時，汪精衛就對影佐禎昭和犬養健說：“到今天為止，我們的方針一直是以國民黨為中心組織和平團體，用言論來揭露、指責重慶政府對日抗戰的錯誤，宣傳中日和平以拯救中國、拯救東亞，擴大和平運動的陣營，從而使重慶政府改弦易轍。原來設想在西南日軍未占領的地區建立一個和平運動基地，但自從我離開重慶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現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變，我想不如推進百步，索性建立一個和平政府，通過日本政府對中國和平的誠意，用事實來證明抗戰已毫無意義，從而促使重慶政府轉向和平路線，這樣比較適當。”

　　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一事大出影佐等人的意料之外。當時日本政府隻是吩咐影佐幫助汪精衛建立一個“反共救國同盟會”的民間組織，並沒有設想汪精衛在日占區建立政府。所以影佐為難地說：“誠然，這也確是一個好辦法。但是事實上我們隻是受命專來幫助先生轉移到安全的地點而已。關於現在您所說的話，在公務上我沒有答複您的資格。不過作為和平運動的同誌，我還是發表我的意見。我認為，首先要看日本政府是否徹底實行近衛聲明，這是前提條件。假如日本政府在這個態度上有所改變的話，那麽先生的這個新建議將會完全失敗的。我作為一個日本人說這樣的話，不免有些奇怪，但這的確是一個需要慎重行事的事。”

　　汪精衛說：“我也有同感。比如說，重慶政府還不信任貴國，他們認為日本嘴上說得好聽，實際上心中所想的卻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誌如今躊躇不前，也是出自同一理由。近衛聲明是否實行，這是我們和平運動的分歧點。”

　　犬養健問：“不知汪先生在組織新政府時要向帝國政府提出什麽要求？”

　　汪精衛說：“主要是希望日本政府堅持實行近衛首相的聲明，如果不能踐行聲明，我必將遭到國人的譏笑，認為我是受日本的欺騙而離開重慶的。重慶方麵也更不會相信日本政府，認為貴國口是心非，不守諾言。”汪精衛還說：“倘若將來貴國政府要利用我們新政府的兵力，把我們看作日軍的一翼，讓我們與重慶軍隊作戰的話，勢必會引起內戰，造成同民族間的流血犧牲，這是絕對要避免的。我們的最終目的，並不是要打倒重慶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況下與之合作。這一點與所謂的反蔣運動有本質的區別。”

　　汪精衛又說：“對於中國人來說，抗日論也好，和平論也好，都是愛國心的表現，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熱愛國家。從另一方麵來說，抗戰論總容易讓一般的中國人接受。與之相比，和平論幾乎就等於賣國論，是很難讓人接受的。從現在中國國民的心情來講，哪怕是內地的一、兩個省份因抗戰而生存下來，人們也會確信，它將來必定成為國家振興的根據地。這種主張最容易使血氣方剛的中國青年熱血沸騰。但是倘若青年們沒有這樣旺盛的精神，中國的將來和亞洲的將來也就令人擔心了。由於這些緣故，在我們和平運動的征途上會遭受到相當的責難，要經常不斷地被罵為賣國賊、漢奸，但我已做好挨罵的思想準備。我所盼望的隻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與我們約定的那樣在中國廣泛宣傳，到那時我們所經曆的苦難，才會放射出異彩。我們在那個時候才能與抗日的青年們見麵，互相笑著說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影佐禎昭被汪精衛的話深為感動，在他的回憶錄《曾走路我記》中，給予了汪精衛最高級的讚詞：“汪氏的行動表現出他對支那、對東亞的熱愛和赤誠，其崇高的精神、高潔的人格連鬼神都會為之感動。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還能有什麽呢？”

　　不管怎樣，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的“主動出擊”，使日本政府一時感到為難。日本對中國的方針原來是分而治之，因為一個統一的大中國對日本總是一個威脅。日本於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華北製造了一個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於１９３８年４月在長江下遊地區製造了一個以梁鴻誌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日本並不打算在日占區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所以對汪精衛提出在日軍占領區建立政府的計劃並不感興趣。但汪精衛畢竟是中國政壇上的超重量級人物，日方還是認真考慮了汪精衛的建立政府設想。

　　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６日，汪精衛在上海召集高級幹部會議，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動提出“建立政府”的計劃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梅思平等人。會議經過三天的討論，擬訂出了《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準備以書麵形式提交日方，汪精衛親赴日本和日方談判。《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提出：先召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修改黨章，重新製定政綱及政策，授權汪精衛組織中央政治會議，負責改組國民政府以及“還都南京”。該文件還規定：在“國府還都”南京的同時，王克敏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梁鴻誌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自動取消，並宣布重慶國民政府為非法政府，其對國內發布的法令、對外締結的條約協定一律無效。

　　１９３９年５月３１日，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偵昭和犬養健陪同下秘密飛往東京。日方盡管對汪精衛的來訪並沒有多大熱情，但還是給予汪精衛很高的禮遇，前首相近衛文呂和外相有田八郎親往機場迎接。為了對外保持秘密，汪精衛被安排住在東京郊外的一所高級私人別墅。對汪精衛的來訪，新任首相平沼騏一郎召開政府首腦緊急會議，討論汪精衛提出在南京組建政府的要求，平沼說：“原來我國政府鼓勵汪氏出逃重慶是為了促進重慶政府內部分化而與帝國政府議和，這樣戰事就可能更加順利一些。原先我們隻是計劃在經濟上支持汪氏進行和平運動，現在汪氏要求我國政府支持他在南京組織中央政府，這是我們未曾想過的。”

　　日本政府內部對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的設想意見很不一致，經過激烈的爭論後，日方終於統一意見，同意汪精衛建立新政府。１９３９年６月５日，日本內閣五相會議擬出一個《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該方針規定：１、中央政府由汪精衛、吳佩孚、臨時政府、維新政權共同組成，吳佩孚主軍，汪精衛主政；２、新建中央政府根據《調整日華新關係的方針》與日本建立調整國交；３、中央政府必須具備一定的號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決定；４、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以分治合作為原則；５、關於國民黨和三民主義，在不妨礙親日、滿和反共的原則下，可允許存在。日方以《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為原則和汪精衛進行談判，但日方的建立政府方針和汪精衛的建立政府設想相去甚遠。

　　６月１０日，汪精衛首先與平沼首相會談，但沒有什麽實質內容。第二天與陸軍大臣□垣的會談，是這次談判的最主要重頭戲。□垣先提出陸軍不讚成汪精衛在南京建立政府的意見，□垣說：“難道除了南京，汪先生沒有考慮設法在其它地方建立新政權嗎？譬如在皇軍占領區以外。”汪精衛回答說：“原來我也是這樣考慮的，隻是形勢發生了變化，才作出還都南京的決定。”□垣又說：“南京已經有了維新政府，再由汪先生建立一個新政府，不是好辦法。”汪精衛回答說：“我們不說在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說還都南京。因為國民政府原在南京，重慶被稱為陪都。還都能使重慶方麵產生一種衝擊力和向心力，使國內一切愛好和平之國民思和之心凝聚於故都南京。南京和平政府將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中央政權，目前北平和南京的臨時、維新兩個政權應加以撤銷，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垣聽後反論說：“分治合作是五相會議決定的原則，臨時、維新兩政府經過與汪先生協商可以考慮廢除名義，但不能取消其內容及已形成的事實。”汪精衛則反論說：“閣下的意思似乎與五相會議提出的內政問題交給中國方麵的原則有了距離，如果隻廢除臨時、維新兩個名稱而照舊保留其實體，要我出來收拾時局實感困難。因為中央政府有名而無實，勢必會發生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限之爭。這樣的中央政府實在不是我們所設想成立的獨立自主政權，如果閣下要堅持，我隻有退讓或延期組織政府。”最後□垣作出一些讓步，說隻要汪精衛能夠說服王克敏、梁鴻誌自願放棄政府，日方也不反對。

　　日本原指望汪精衛在日軍占領區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國的抗日力量。至於在日軍占領區之內建立傀儡政府，王克敏、梁鴻誌這樣的人更加可靠。平沼內閣對汪精衛的建立政府計劃很不積極，所以汪精衛這次秘密訪日並沒有太大收獲。汪精衛回國後，曾走訪王克敏、梁鴻誌，試圖說服兩人同意放棄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統一的中央政府。但王、梁兩人均支支吾吾，沒有表示出願意放棄地方政府的意思，這樣汪精衛在日占區建立政府的計劃又瀕臨死路。

　　汪精衛在河內發表“豔電”時，吳佩孚曾表示支持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吳給汪去信說：“中日輔車相依，為友為敵，利害本昭然，但目前危亡抗戰之中，更須化敵為友，因有史以來，從無久戰不和之理。故自蘆溝橋變起，身居故都，一直以啟導和平為信念。”但汪精衛到北平約見吳佩孚時，吳佩孚態度很傲慢，結果會談沒有實現，不過不久吳佩孚忽然急病而死。

　　１９３９年８月，平沼內閣倒台，原陸軍大將阿部信行出任首相。阿部上台後，開始積極支持汪精衛，同意取消臨時、維新兩個政府而由汪精衛領導成立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１日，汪精衛才正式“還都南京”，在日占區成立了一個統一的“國民政府”。

　　如果說日本人扶持汪精衛在日占區成立一個傀儡政府，倒不如說這個傀儡政府是汪精衛盡力“爭取”而來，而且是來之不易。日本人一方麵懷疑汪精衛搞和平計劃是中國人的詭計，試圖以此來緩解日本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麵，日本也懷疑汪精衛等人對日本的忠誠，盡管重慶開除了汪精衛等人黨籍職務，但汪等原國民黨人與重慶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仍有各種難於切斷的千絲萬縷聯係，日本人擔心汪精衛等人會在關鍵的時候反叛，會把日本的軍事機密傳遞給重慶。事實上抗戰期間重慶政府正是通過汪精衛政府獲得了大量的軍事情報。

　　日本人要在日占區建立一個傀儡政府，最重要的考慮之一就是傀儡政府對日本的忠誠可靠程度。從這方麵來講，王克敏、梁鴻誌等人顯然比汪精衛更加可靠。日本從剛開始就沒有考慮過讓汪精衛在日占區成立政府，隻是希望汪精衛在日軍未占領區成立政府。多虧影佐偵昭等和平運動發起人盡力奔走，向日本領導層說明汪精衛的誠意，最後日方才同意汪精衛成立政府的要求。

　　汪精衛本來性格清高，對金錢權力看得並不是很重，自動放棄了多次爭奪權力的機會。但這次汪精衛卻一反常態，竟然“別人不請我自來”，爭著在日本人手下作一個傀儡政府的領導人，讓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議。難道汪精衛真是出於一種責任感，怕別人“賣國”把國家賣完，自己親自來搞有限度的賣國？汪精衛的確說過：“別人去送國還不如我汪某去送。別人送國是沒有限度的，而我送國則有限度，不能讓他們把國都送完。”

　　不過從另一方麵來看，汪精衛也許因為被人們所誤解而難過。蔣介石不采納他的和談建議，他不得不出走重慶，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建立一個新政府，和日本達成和平撤軍的協議，救百姓於戰火之中。這本來是一個可行的計劃，他本人也不會因此被人們恥為賣國求榮的漢奸。可是沒想到日本人臨時變卦，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把汪精衛推進了漢奸的行列。

　　對此汪精衛是有苦難言，在當時他無法向別人解釋清楚他離開中國是被日本人欺騙了。如果汪精衛隱遁歐洲，等於默認他幹了賣國之事而出逃歐洲。汪精衛想幹點什麽事來進行挽回，因此汪精衛才迫不及待地要建立一個政府，想作一些對中國有益的事來改變人們對他的看法，澄清人們對他的誤解。可是汪精衛的努力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越陷越深，越洗越黑。政治仕海險處叢生，一步走錯，當年最讓人尊敬的革命老英雄就變成最大級的賣國賊。

　　不過從客觀來看，在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時，德意日的勢力正如日中天，很多人都認為德意日要奪取世界領導權，至少要平分世界。假如當時日本和德國聯手首先打敗蘇聯，逼和英美，中國的命運就很悲慘了。如果曆史真的走到這條路上，沒有汪精衛在敵占區成立的統一中央政府，中國就要被分裂成幾個國家了。

　　第三部分之六：短命的南京政府

　　１９３９年８月，日本平沼內閣倒台，８月３１日阿部信行陸軍大將的新內閣成立。阿部首相在上台後的第二天發表聲明，聲稱處理中國事變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轉變了以往對中國“分而治之”的方針，表示支持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迅速處理中國事變。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５日，日本參謀本部起草了《以建立中央政府為中心處理事變的最高方針》，聲稱：“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實質包括促成重慶實現停戰，以及吸收重慶的軍力和財力”。

　　阿部首相的新方針使汪精衛在日占區建立中央政府的計劃成為可能。汪精衛在策劃新政府的同時，也展開了各種宣傳活動。汪精衛在“我對中日關係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標”的廣播講話中，提出了中日間“結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衛說：“現在中國麵臨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把蔣介石先生等人誇口的抗日戰爭繼續下去，但我實在看不出重慶有取得抗戰勝利的軍事力量，抗戰的結果隻能使共產黨受益；另一條道路是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誌，朝化敵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國走向亡國之路，後者是中國走向複興之路，也是亞洲走向複興的道路。我決心選擇後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有誌之士加入我們的行列。”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日，汪精衛在日本的《中央公論》上發表一篇《寄語日本》的文章，試圖警告那些熱衷於侵略中國的軍國主義分子。汪精衛在文章中說：“侵略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我們可怕的敵人。中國人都知道日本正在排除共產主義，卻不知道日本排擊侵略主義。在中國人看來，日本也是一個侵略主義者，而且對中國的侵略最甚，中國人把“東亞共同體”、“東亞新秩序”看成是滅亡中國的代名詞。如果日本有滅亡中國的企圖的話，中國就不得不和共產主義勢力聯合起來反抗日本。這雖然無異於飲鳩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暴，但也是無可奈何。”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日本興亞院起草了一個《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以此作為與汪精衛談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條件。所謂“興亞院”，是日本政府於１９３８年７月成立的一個專門處理中國問題的部門。興亞院提出的《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包括《調整原則》、《調整要項》、《調整要綱附件》，比起前首相近衛文呂去年宣布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有很大的倒退。《要綱》把中國劃分為東北、內蒙、華北、華中、華南五種地帶或五個層次。最深的一層是“滿洲國”，第二層是“蒙疆自治政府”（１９３９年９月，在日本的策劃下，蒙古的德王在張家口成立了“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第三層是華北，第四層是華中，第五層是華南。《要綱》對這五個層次采取不同的政策。

　　對於東北，《要綱》要求中國承認“滿洲帝國”，使東北從中國完全獨立出來；對於蒙疆地區，《要綱》要求中方同意“特別設定軍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在中國的名義主權下實行自治；對於華北地區，《要綱》要求成為“日滿華高度結合地帶”，日本在“高度結合地帶”實行“防共駐兵”；對於華中和華南地區，《要綱》稱恢複和平後，日軍將從這些地區撤軍，但要讓日本軍艦在“長江沿岸特定地點及華南特定島嶼駐屯停泊”。《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附件”中，把蒙疆地區解釋為長城（包括長城）以北的地域”，把華北地區解釋為長城（不包括長城）以南的河北省、山西省和山東省。

　　日方的“和平運動人士”對興亞院的《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也感到不滿。影佐幀昭說：“如果以此方案為基礎與汪先生談判，就會使人懷疑日本政府的信義。即使汪先生接受了這個條件，和平運動也不會成功”。犬養健說：“除了《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還有附件等八件，好比一座大山壓在汪先生身上，怎麽能使他開展國內的和平運動呢？又怎麽能使他得到中國民眾的信任呢？”

　　汪精衛看了影佐送來的興亞院《要綱》後大失所望，《要綱》的內容不僅與他向日本提出的要求相距甚遠，而且大大超過了上海重光堂協議的範圍，也違反了近衛第三次聲明的精神。汪精衛考慮再三，還是準備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談判。汪給影佐回信說：“尊函及日華關係調整擬訂方案已收到，似與近衛聲明宗旨相當差異，頗以為憾。但對此擬訂方案為基礎進行談判，則無異議。談判委員以周佛海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聖、周隆庠為委員。希肝膽相照，和睦相處，以審擬東亞問題。”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日，以周佛海為首的汪方代表開始與日方代表舉行秘密談判。汪方要求談判以近衛聲明、上海重光堂協議和東京談判的三個文件為基礎，表示很難接受上述三個文件中所沒有的東西，而日方則態度強硬，堅持《要綱》的方針。由於雙方一度爭執不下，隻好中途休會。汪精衛聽完陶希聖的談判匯報後，流著淚說：“日本如能征服中國，就來征服好了。他們征服不了中國，要我簽一個字在他的計劃上，這種文件說不上什麽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了。”

　　汪精衛當時思想也有猶豫，準備搬到上海法租界的私宅暫住，發表聲明停止和平活動。影佐得知汪精衛準備打退堂鼓後，趕緊去見汪精衛，汪精衛對影佐說：“很感謝諸位對談判的成功所作的努力。但這次日方提出的原案，和近衛聲明的宗旨相差太遠，我們無法讓步，而你們如果讓了步也無法向日本政府交待。現在我們是在討論一個不可能的問題，所以我認為不如停止談判，撤回建立新政府的設想。”

　　影佐一邊聽汪精衛的談話一邊筆記，當他聽到汪最後一段話時，兩行眼淚竟掉落到筆記本上。影佐說：“我協助汪先生遷居，並請法租界布防。但我認為汪先生放棄新政府的計劃還為時尚早。正如您所說的那樣，談判進展非常困難。這個原案表麵上雖然強硬，但並不是沒有交涉的餘地，我們也不明白日本政府最後的打算是什麽。我將立刻回東京交涉，請先生暫時留下來等候我的消息。”

　　汪精衛認為影佐還是有誠意的，於是留下來等待影佐的消息。影佐回到東京後，向陸軍大臣等人匯報了談判情況，並說明了汪精衛的立場，希望日方能作出適當的讓步。１１月下旬，影佐從東京返回上海，可是並沒有帶回滿足汪精衛要求的讓步。１２月雙方的談判再開，日方同意在協議書上附加一份《絕密諒解事項》，其中加入汪精衛的一些要求。

　　日方的讓步之一是把日本在華駐軍分為防共和治安兩類，前者駐軍的區域規定為蒙疆，以及正大鐵路以北的晉、冀北部及膠濟鐵路沿線地區，後者的治安駐軍則另行協定，其餘地區的日軍在和平恢複後兩年內撤退完畢，但並沒有說明什麽時候才算恢複和平。另外日方同意取消向汪精衛政府派遣中央政治顧問，改為聘請日本軍事顧問。

　　雖然日方的讓步很有限，汪精衛最後還是決定忍辱接受日方的條件成立中央政府。與以前國民黨副總裁的身分相比，現在汪精衛的身價已跌為一個被政府通緝之人，不再有太多討價還價的資本了。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３０日，周佛海代表中方在協議草案上簽字，周佛海解釋說：“弱國無外交，現在我們暫時失去了某些主權，一旦新政權建立後，經過和平建設，國勢日盛，到那時我們再與日方交涉來廢除有關的條約和協定也不是不可能。”

　　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０日，新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這天是個晴朗的日子，南京市的市民在警察的引導下，各家都掛出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日本本來主張新政府使用以前北洋政府時代的五色旗，因為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和重慶方麵的國旗一樣，容易造成混淆敵我。但汪精衛堅持用國民黨的這個國旗，最後雙方達成妥協，在國旗下增加一個寫有“和平、反共、建國”字樣的黃色三角巾。南京市民們看到以前的國旗又飄揚在街頭心裏確有幾分高興，但看到國旗下的黃色三角巾心裏又有幾分酸楚。這天還發生了日本兵槍擊國旗事件，因為中日開戰以來前線的日本兵一直對著這個旗幟而戰，很多日本兵在這個旗幟麵前倒下，現在這麵旗幟突然在他們麵前升起，使不少日本兵在感情上一時接受不了。

　　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６日，新政府在南京舉行“還都”儀式。此時日本的阿部信行內閣已經倒台，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６日成立了米內光政內閣。前首相阿部信行作為特使，和日本眾議院議長、貴族院議長、以及日軍總參謀長等要人出席了還都儀式。儀式在國民政府大禮堂舉行，裏麵擠滿了文武官員和前來祝賀的市民，文官身穿中式禮服，武官身穿軍裝，但大家的臉上都沒有表現出還都的興奮。大禮堂裏人頭攢動，卻是一片肅靜，偶爾還傳來低聲的歎息聲甚至哭泣聲。汪精衛宣讀完《還都宣言》後，不禁流出了兩行熱淚，周佛海和影佐幀昭也落下了眼淚。

　　汪精衛的中央政權建立半年後，在以前密約的基礎上又進行了一次談判，簽訂了公開的《華日基本條約》。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０日在南京舉行《華日基本條約》簽字儀式，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身份出席簽字。汪精衛身穿禮服站在禮堂的石階前，等待日方特使阿部信行到來時，眼淚忽然忍不住奪眶而出，沿著雙頰一滴滴流下。突然他以雙手抓住自己的頭發，用力地拔拉，鼻子裏不斷發出了“恨！恨！”的聲音。這時軍樂聲響起，汪精衛身旁的翻譯周隆庠悄聲提醒汪精衛說：“先生，阿部大使來了。”汪精衛這時才恍然從夢中醒來一般，周隆庠用手帕替汪精衛拭去淚水，用梳子梳整一下汪的頭發，此時汪精衛的臉上重新浮現出一絲微笑，走下台階迎接阿部特使。

　　汪精衛政府成立後的第一大任務，就是誘招重慶政府的軍政要人加入他們的“曲線救國”行列。這個誘招行動雖然沒有很大的成果，但也並非一事無成。到１９４３年８月，投奔汪精衛的重慶政府官員有國民黨中央委員２０人，高級將領５８人，軍隊５０餘萬，這些人都是不滿蔣介石的政客和被蔣介石排擠的地方雜軍。但１９４３年８月以後，日本的敗色已濃，就再也沒有人投奔汪精衛政府了。

　　汪精衛政府的第二大任務是建軍。汪精衛深感以前沒有自己軍隊的苦惱，決心組建一隻自己的軍隊。隻要有了軍隊，有了實力，他的政府才能擺脫傀儡政權的地位，日本也無法對他隨心所欲地控製。汪精衛效法孫中山辦軍校的方法，主辦起“中央軍政幹部訓練團”，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汪精衛親自兼任團長，陳公博兼任教育長，周佛海兼教務長。訓練團的對象是收編的投奔他們的地方雜軍，訓練以三個月為一期，自上而下，一直訓練到排長為止。汪精衛的國民政府最多時曾有軍隊百餘萬，但在短短的一兩年時間裏汪精衛還得不到軍隊的絕對效忠，１９４３年日本顯出敗色後，許多投奔汪精衛的軍隊又轉投蔣介石。另外日本對汪精衛的建軍也十分警惕，所以汪精衛的建軍計劃成果也不明顯。

　　汪精衛成立政府後比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鄉”。所謂“清鄉”就是清除國民黨殘軍，共產黨新四軍在鄉村中的勢力，建立起汪精衛政府統治的末端機構。經過１年多的時間，完成了江蘇、浙江、安徽三省的清鄉工作。以往日軍是在秋收的時候出動軍隊武力收繳糧食，不但引起很大的民憤，而且收繳到的糧食也不多。汪精衛政府在“清鄉”地區改為政府出麵征收糧食，結果日占區百姓渡過了沒有日軍侵犯騷擾的安穩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