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 真實的汪精衛 （作者林思雲） （5）

　　第三部分之三：和平運動的開始

　　蘆溝橋事變後，日軍向中國發動了全麵進攻，但這種進攻又顯得毫無戰略章法，不禁使人懷疑到日本發起侵華戰爭的目的究竟是什麽？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侵華戰事既已發動，而日本人又沒有氣魄來大舉稱兵。等到中國民憤達到最高潮，以致蘆溝橋“事變”無法收場，大規模用兵勢在不免之時，日本又不願傾全國之師來犯。隻是在華北、華東用少數兵力與中國作戰，到兵力不敷時，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戰。這種“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所以日本既處心積慮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下。日本平時國防軍有二十個師團，稍一動員便可遞增至四、五十個師團。如果蘆溝橋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一舉而占領中國各重要城市，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遊擊隊趕入山區，支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麵，陷全國於癱瘓狀態，並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隻有俯首聽命。”

　　難道日本人的戰略眼光真的這麽差？連李宗仁所說的軍事常識都看不到？其實這裏麵還有另外一層原因。當時日本少壯派軍人發動侵華戰爭，似乎是把中國作為其敵人，然而少壯派軍人真正想打倒的對手並不在中國，而在日本國內的官僚集團，中國被他們利用作為挑戰日本官僚政權的工具。

　　１９２９年美國開始的經濟大恐慌很快就波及到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特別嚴重的是美國和德國，日本也不例外，大恐慌後經濟也陷入極度的蕭條。經濟大恐慌使人們對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體製失去信心，國家統治的計劃經濟被很多人看成是解決經濟危機的靈丹妙藥。１９３０年代蘇聯計劃經濟的成功已經非常令人矚目，德國希特勒上台後搞準計劃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也使德國在兩年之內就走出了經濟危機，這些都使人們更加懷疑資本主義體製的後進性，蘇聯式的共產主義體製，德國式的國家社會主義體製，意大利式的法西斯體製，都是作為取代傳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試點”。

　　在這樣的國際大形勢下，日本軍中的少壯派們也提出要改變現有國體的設想。他們提出要廢除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型利益國家，建立一個人人滅私奉公的、盡忠報國的、以道義而不是以利益為本的新型國家。當然日本國內的資本主義當權派不會輕易讓出他們的政權，軍人們要想奪取政權，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海外製造軍事糾紛，使日本國內陷入非常時期的戰時狀態，這樣軍人們就可以用軍事上必要為理由征收個人財產，侵犯個人人權，以國家大義為借口堵住一切反對派的嘴，為改造國家體製創造必要的條件。盡管日本軍人在戰時建立起來的國家資本主義體製沒有能使日本打贏戰爭，卻成為了戰後日本在國家的主導下發展經濟的國家主導市場經濟體製的原型。

　　在這種改變國體的呼聲下，１９３７年６月４日近衛文呂（借字，原字上麻下呂）內閣成立。近衛是一個完全新型的政治家，雖然出身於貴族家庭，但思想卻十分活躍敏捷；雖然近衛是文人，但在軍人集團與文人政治集團發生衝突時，近衛對軍人持同情態度，所以近衛內閣得到軍人和文人雙方的支持。近衛上台後，在開始著眼改革日本國體的工作，近衛宣布他的政府方針時說：“要建立基於國際正義的和平，建立基於社會主義的施政”。此後日本政府開始學習蘇聯搞國家主持的五年計劃，實施國家控製主要產品價格的統購統銷戰時經濟製度，不久後又解散了所有政黨，試圖建立一個希特勒式的“舉國一致”獨裁內閣。以上這些國體變革如果沒有中日戰爭作為借口，在和平環境下是很難推行下去的。

　　但日本曆史上並沒有個人獨裁的傳統，一貫是集體領導體製，所以獨裁體製在日本頗難立足，近衛也無法成為希特勒那樣的獨裁者。現在有一種說法，說二次世界大戰是民主陣營對獨裁陣營的戰爭，但這並不準確，民主陣營的蘇聯中國都是獨裁國家，而獨裁陣營的日本卻是民主國家。盡管在二戰期間日本軍人試圖建立一個獨裁國家，但並沒有成功，日本一直沒有出現過一個稱得上獨裁者的人。有人試圖把日本的東條英機和希特勒、墨索裏尼並列成為獨裁者，這完全偏離了曆史的真實，東條英機實在無法算成是一個獨裁者。

　　近衛上台才一個多月，就發生了蘆溝橋事變，成為近衛內閣的棘手問題。當時近衛本想采用不擴大的方針，軍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也積極鼓動近衛親自飛往南京和蔣介石“促膝談心”，徹底解決中日間的糾紛。近衛對石原的設想有所動心，甚至準備了出訪的飛機，但後來由於遭到日本軍方強硬派的反對而不了了之。近衛又派親中派國會議員宮崎龍介乘船前往南京與蔣介石會談，但宮崎龍介在上船時被日本憲兵逮捕，強行送還東京，可見當時日本軍方把首相的人都不放在眼裏。在這種情況下，近衛不得不向軍方妥協，采取了對中國的強硬姿態。

　　蔣介石也明白中國獨自不可能打敗日本，必須借助第三國的軍事力量對抗日本。蔣介石在抗戰爆發不久就在上海主動向日本駐紮上海的海軍陸戰隊進攻，試圖使上海這個國際城市陷於戰火而引起英美法各國列強的幹涉。但英美法對中日戰爭的反應意外的冷淡，英法忙於對付歐洲的希特勒，已無暇顧及遠東事務，而美國的民眾正處於嚴重的孤立主義中，不願卷入外國的紛爭。如果沒有外援的話中國將必敗無疑，在中國軍隊從上海敗退後，蔣介石也開始考慮在德國的調停下和日本進行停戰談判。

　　德國當時已與日本和意大利簽訂了三國條約，德國願意出麵調停中日戰爭，其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國和日本都是德國的友好國家。當時歐美國家圍堵希特勒德國，德國在國際上朋友不多，所以十分重視和蔣介石政府的關係。中國當時雖然沒有石油，卻是鎳等戰略金屬的主要供應國，德國的戰略金屬主要依靠中國供應，而作為交換，德國以向中國借款的方式，“借”給中國大量軍事裝備，這是抗戰初期蔣介石軍隊均為德式裝備的原因，也是蔣介石聘用３０多名德國軍事顧問的原因。中日全麵戰爭爆發後，日本以同盟國的身份向德國提出抗議，要求德國停止向中國供應武器，召回在中國的軍事顧問。德國在日本的壓力下不得已停供中國軍火並召回軍事顧問，但中德仍是友好國家，請德國出麵調停，中國也比較放心。

　　於是德國大使陶德曼擔任了調停的主角，陶德曼對中國人說：“中國到目前為止的抗戰已經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國人的勇敢精神，現在應該到結束戰爭的時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有好幾次講和的機會，但我們卻過分自信自己的國力，沒有走上講和的軌道，後來德國無條件降服時，不得不悲慘地接受戰勝國的所有條件。”陶德曼希望中國人吸取前車之鑒，不要象德國那樣搞到無條件降服的地步。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５日，陶德曼向中國方麵透露了日本講和的條件：（一）內蒙成立自治政府；（二）華北非武裝區域擴大，主權歸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國警察維持；（三）上海非武裝區域擴大，治安由國際警察管理；（四）中國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減低日貨關稅；（七）尊重外國人在華的權利。

　　１２月２日，蔣介石與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國民黨高級將領開會，征求大家對陶德曼轉達的日方和談條件的意見。與會者均認為日本沒要求成立華北自治政權，沒要求承認滿洲國，也不要求賠款，條件不算苛刻，白崇禧甚至說：“如果條件隻是這些，那為什麽還非要打仗不可呢？”１２月２日下午，蔣介石會見陶德曼，表示中國願意接受德國的調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條件作為和平談判的基礎，但華北的主權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談始終由德國擔任中介人。蔣介石還說：假如他全部同意這些要求，中國就會被輿論浪潮衝倒，中國就會發生革命。他要求德方、日方對談判一事嚴格保密。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汪精衛在漢口主持召開了國防最高會議常委會，討論陶德曼大使轉達的日方停戰條件。與會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條件，在鄭州部署軍事的蔣介石打來電話：和談可依照國防最高常務委員會議的決定，通過外交途徑進行。這暗示蔣介石不準備直接主持和談，要把賣國的帽子扔給汪精衛。汪精衛倒是不怕漢奸帽子，他說：“現在是抗戰時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願意聽的，因為講和的結果自然沒有勝利的結果來得暢快。如今大家因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個滅亡，然後痛快，聽見講和自然滿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眾如此是不足為怪的，但政府卻不可為一般民眾所轉移。對於民眾同仇敵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勵，才不致一鼓作氣，再而三，三而竭。然而政府更應注意虛驕之足以誤事。民眾盡管可以唱高調，而政府則必須把握現實，不得不戰則戰，可以議和則和，時時刻刻小心在意，為國家找出一條生路，才是合理的辦法。”

　　１２月１３日日軍輕取首都南京後，使日本人以為中國的抵抗已到窮途末路，於１２月２２日又增加了三項苛刻的和談條件：（一）在華北、內蒙、華中的非武裝地帶設立特殊機構（親日政權）；（二）承認滿洲國；（三）中國向日本賠償戰費。日方請陶德曼將新增三項條件轉達中國，並把談判期限規定為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５日。陶德曼看後搖頭道：“這樣的條件中國是不會接受的”，果然不出陶德曼所料，中國政府沒有按期答複日方的條件。於是日本政府決定向中國施加高壓，１月１６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了由大本營聯席會議通過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宣布：“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能與帝國合作之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複興的新中國。”

　　１月１８日國民政府發表聲明，表明了中國的強硬態度：“全力維持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複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決非中國所能忍受。”日本在中國發表聲明後即日撤回駐華大使，中國也於１月２０日撤回駐日大使，兩國外交關係正式斷絕，陶德曼的調停以失敗告終。

　　抗戰開始後，蔣介石以加強軍事為由，提出國民黨中設立國防最高會議為全國最高決策機關，取代以前的最高決策機關中政會。國防最高會議的《組織條例》規定：國防最高會議主席由軍委會委員長擔任，副主席由中政會主席擔任，蔣介石是軍委會委員長，汪精衛是中政會主席，所以蔣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衛出任副主席。１９３８年３月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又修改黨章重新確立國民黨的領導體製，規定國民黨設總裁１人，副總裁１人，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這樣蔣介石就借戰爭的理由名正言順地奪取了汪精衛長期在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盡管如此，汪精衛在黨內的影響還是巨大的，蔣介石雖然掌握實權，但在表麵上也要讓汪精衛這位老前輩三分。

　　由於英美法不肯出兵幹涉，蔣介石開始考慮請求蘇聯幹涉，不過蔣介石在是否應該動用蘇聯這張牌時也非常猶豫不決：蘇聯曾經是侵占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曾經在１９０４年和日本為了爭奪在中國的霸權而大打出手，因此與日本成為死敵。中國請蘇聯出兵，即使趕走了日本人，進入中國的蘇軍會輕易撤出嗎？請神容易送神難。更為嚴重的是，蘇軍一旦進入中國，中國共產黨豈不要在中國做大，國民黨還能掌握政權嗎？當時以汪精衛為首的一批人非常反對請蘇聯幹涉中日戰爭。後來蘇軍進入東北後，把東北交給了中共，成為中共打敗國民黨的基地，這些都驗證了汪精衛等人的擔心。

　　但戰場上中國軍隊的被動局麵，使蔣介石不得不鋌而走險，請求蘇聯的出兵援助。１９３７年８月２日蔣介石召見蘇聯大師鮑格莫洛夫，請求蘇聯給與全麵的軍事援助，蘇聯方麵答應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但要求首先在兩國之間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互不侵犯條約”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國承認以前被沙皇俄國侵占的領土，不再向蘇聯提起領土要求。８月２１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在南京簽字。

　　盡管蔣介石和中共都強烈要求蘇聯直接出兵，但斯大林卻對出兵一事含糊其詞。１１月１１日，斯大林在召見中國特使楊傑時說：“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同情中國的抗戰，如果蘇聯出兵，中國就會在世界上失去道義的支持。現在中國在軍事上還有很大餘地，萬一中國軍隊實在堅持不住時，蘇聯再出兵也不遲”。不過斯大林答應向中國派遣誌願軍和緊急提供武器，蘇聯的第一批誌願軍飛行隊４０餘架飛機進入中國，於１１月２１日在南京附近首次和日軍交戰。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０日，蔣介石親自向斯大林發電報，要求蘇聯表態是否同意出兵，斯大林最後說：“如果簽署九國條約的國家共同出兵製裁日本的話，蘇聯就出兵。如果蘇聯單獨出兵的話，世界輿論就會把蘇聯看成是趁火打劫的侵略者”，拒絕了蔣介石直接出兵的要求。但蘇聯加大了對中國援助的力度，１９３７年底立法院長孫科訪問蘇聯，蘇聯答應向中國提供２０個師的裝備，１９３８年３月，蘇聯正式簽署向中國提供３０００萬美元的第一批軍事借款。但後來歐洲戰線吃緊，蘇聯以增強本國軍事力量為重，放慢了對中國的軍事援助。不過在１９４１年蘇德戰爭爆發以前，蘇聯共向中國提供飛機９００餘架，軍用車輛２０００餘輛，大炮１０００餘門，彈藥１億８０００萬發。３０００多名蘇聯誌願軍在中國直接參戰，不少人長眠於在中國的土地上。

　　英美法隔岸觀火，蘇聯也不肯出兵，中國的抗戰隻剩下“焦土戰”這條嚴酷的道路。由於日本是一個資源貧瘠的島國，非常不利於打持久戰，所以蔣介石就把希望寄托於用持久戰來拖垮日軍。當然日本也明白本國資源有限的弱點，提出了“以戰養戰”，用中國的資源打中國人的設想。蔣介石為了不讓敵人利用中國的資源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在中國各戰場大搞燒光毀光的焦土戰術。但焦土戰的最大受害者並不是日軍，而是中國的平民百姓，國民黨內部對這種殘酷的焦土戰術也有不少反對之聲。

　　１９３８年６月９日，國民黨軍在沒有預告的情況下，突然炸開黃河大堤，泛濫的黃河水並沒有淹死一個日軍，卻淹死十多萬中國老百姓，上百萬人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民。不久，國民黨軍又在預定撤退的長沙誤放火，燒死平民數萬。長沙大火後，汪精衛批評蔣介石說：“我們燒東西也許是怕自然物資變成‘自然漢奸’被敵人利用，但如果沒有人出來做漢奸的話，自然又怎麽會變成漢奸呢？如果象長沙一樣把每處每地都焦土化的話，我方抗戰所需的物質又從何而來？如果把淪陷區內的物質全燒光，剩下的隻有一大群無食無住的饑民，這些人怎麽處理？帶他們一起跑吧，他們又跑不動；將他們殺了吧，又於心不忍。如果把他們扔給敵人，他們必然要被敵人所用，必然要當漢奸。”

　　汪精衛在一次演講時說；“從前法國有一個國王，叫做亨利四世，他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個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裏的火爐子上麵、瓦罐子裏麵，都偎著一隻雞。我們再看看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他們有的連雞毛都沒有見過，還談雞？一生都吃不著一隻，還要說在每個星期六？他們從小到老都在勞動，田地和工廠接受了他們的血汗，等到血汗用盡了，生命也完了，就離開了世界。那好比火爐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貢獻出來，隻剩下灰未、隻剩下煤屑的時候，不講情麵的鐵鏟就把它們鏟出去！不讓它們再在火爐裏停著……”

　　汪精衛越來越對這種建立在人民慘痛犧牲基礎上的焦土抗戰感到疑問：抗戰的目的是什麽？法國國王還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雞吃，我們的領導人想到過老百姓的疾苦沒有？抗戰的最大犧牲者不就是那些連雞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嗎？我們不惜犧牲四萬萬老百姓的生命來培養一個民族英雄，這值得嗎？如果不出現奇跡的話，這場戰爭要經過多少年才能結束？在這期間中國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慘禍？汪精衛越來越覺得他的和平救國理念是正確的。

　　當然國民黨內部持“和平救國”觀點的，不止汪精衛一人。周佛海、顧祝同、熊式輝、梅思平、陶希聖、胡適、高宗武等人組成了一個“低調俱樂部”，主張和平救國。“低調俱樂部”是胡適起的“雅號”，以區別於那些唱抗戰高調的人。周佛海說：“共產黨、桂係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麵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１９３８年９月胡適被任命為駐美大使，與“低調俱樂部”中斷了聯係。

　　汪精衛雖不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卻是這個組織的靈魂，無形中形成了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和平運動”。“低調俱樂部”批評主戰派說：“蔣委員長等主戰的結果，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產黨的遊擊隊。共產黨以遊擊戰爭回避對敵作戰，人稱‘遊而不擊’，他們是想借抗戰保全實力，待國軍消耗光了，他們就可顛覆政府。”江精衛則說：“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麽呢？為的是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為一種手段。一味主張焦土抗戰的、唱高調的應該再坦誠一點，要說老實話。依我看來，日軍占領區日益擴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線大多喪失，財政又日益匾乏，在戰禍中喘息著的四萬萬國民，沉淪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為盡早結束戰爭，我曾多次向蔣委員長進言，要打開談判的大門。”

　　不過在國民黨內主戰派壓倒多數的情況下，汪精衛感到已不可能說服蔣介石等人走“和平救國”的道路，於是他開始走自己獨自的和平道路。汪精衛委托“低調俱樂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觸，談判停戰的條件。

　　日本國內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張盡早以較為寬大的條件和中國停戰言和。主要人物是陸軍參謀本部支那課長影佐禎昭大佐，還有在華日本紡織同業株式會社理事長船津辰一郎，日本南滿鐵路駐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鬆本重治，前首相犬養毅的三子犬養健等民間人士。影佐禎昭等主和派也在沒有政府批準的情況下，私下與中國接觸打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義顯等人私交不錯，雙方不久就達成了初步協議：日方以寬厚的講和條件支持汪精衛出馬，汪精衛則脫離國民黨另立政府和日本簽訂停戰條約，實現兩國間的停戰與和平。

　　對於汪精衛來說，邁出這一步的確是非常艱難的。正如梅思平所說：“這件事也實在犯難，搞好了呢，當然對國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曆史隻怕讓人一筆勾銷。”汪精衛也明白，他邁出這一步的代價有多大，豈止勾銷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曆史，甚至要千夫所指、萬人痛罵，陳公博也從成都打來電報，勸告汪精衛說：“先生若離重慶將遭到全國民眾的反對和唾棄”。汪精衛考慮了整整兩天，最後說：“決定了！隻要能救民於水火，我決心跳火坑了。”

　　第三部分之四：對日和約的實態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對戰局的形勢有三種看法：一、快勝論：認為中國軍隊不堪一擊，可以在“三個月內解決支那問題”；二、持久戰論：認為中國國土遼闊，戰場的縱深太大，日軍隻能占據一些軍事據點，不可能有效地控製整個中國。中國政府如果堅持不降，中日戰爭將成為曠日持久的持久戰；三、外國幹涉論：認為中日戰爭將導致第三國的武裝幹涉，日本會在外國的政治軍事壓力下被迫退出中國。

　　隨著戰局的發展，證明“快勝論”的預言是錯誤的，但外國也沒有積極幹預中日戰爭，所以“持久戰”的預言成為現實。日本非常不願意打持久消耗戰，持久戰拖得越久，對人口資源豐富的中國就越有利，日本將在消耗戰中拖垮。到１９３８年底，日本用在中國戰場的兵力已增至２４個師團，軍費激增，財政困難，稅收加重，國內危機日漸困重。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內部也出現了盡快解決戰爭的呼聲。

　　在１９３８年初，日本還寄希望於用高壓手段迫降中國政府，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近衛首相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強硬聲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軍本想在武漢戰役中一舉殲滅中國軍隊主力，但中國軍隊主動撤退，中國政府也遷都重慶，使日本通過武力高壓迅速解決中國問題的企圖破產。此後，日本政府內要求“重新檢討對華政策”的呼聲抬頭，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近衛首相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一改過去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方針，表示：“帝國所期求者即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隻要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６日，陸軍省參謀部公布《１９３８年秋季以後的對華處理方略》，決定今後的對華總方針：“以攻占漢口、廣州為行使武力時期，今後自主指導新中國建設，切戒急躁。為此，目前應以恢複治安為根本，其他各項施策都應與此相適應。”對華總方針還規定軍事上“以不擴大占領區”為宗旨，確定新黃河、合肥、蕪湖、杭州一線以東的占領區為治安地區，以西為作戰地區。在不擴大占領區的原則下，對國民黨軍實施有限的局部進攻，同時加強航空作戰，轟炸重慶國民政府大後方及中國國際補給線，打擊中國的抗日意誌，促使國民政府崩潰。

　　１９３８年底以後，日本政府和軍部的對華方針由“軍事打擊為主，和平談判為輔”，改為“軍事打擊為輔，和平談判為主”，由否認重慶國民政府改變為承認重慶國民政府。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以後，日本政府開始考慮作出一定讓步的情況下，和中國政府談判，結束戰爭。１９３９年３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國會演說中公開表示說：“蔣介石將軍與其領導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慮其反日態度，與日本共同合作，謀東亞新秩序之建立，則日本準備與之進行中止敵對行動的談判”。

　　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對戰局的形勢有四種看法：一、勝利論：認為中國軍隊已具有擊退日軍的實力，可以擊敗日本的軍事進攻，贏得軍事上的勝利；二、亡國論：認為中日戰爭的結果將導致中國亡國；三、最後勝利論：中日戰爭成為持久戰後，最終將引發外國的武裝幹涉介入，中國在外國的幫助下最終戰勝日本；四、和平救國論：中日戰爭成為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後，日本也難於忍受長期的消耗戰，所以日本不能滅亡中國，不得不與中國進行停戰和談。而中國也應該積極響應和談，盡快結束在中國土地上進行的破壞性巨大的戰爭，減少中國國力的損失。

　　日本對華政策改變後，開始發出和談的信號和放出和平的氣球，這正好與汪精衛等人的“和平救國”論看法不謀而合，國民黨內對“是戰還是和”的問題上，發生了重大分裂。但由於“主戰”和正義聯係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國的漢奸帽子，所以國民政府內“主戰”派還是占絕對多數。在此情況下，汪精衛等“主和派”開始了自己獨自的“和平工作”。不過蔣介石在“主戰”和“主和”之間持機會主義態度，一方麵他高唱抗戰到底的高調，另一方麵對汪精衛等人的“和平工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為中日戰爭的結局留一條後路。蔣介石並沒有製止和懲處參與“和平工作”的官員，使汪精衛的“和平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寧，通過私人關係與在上海的日本南滿鐵路駐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鬆本重治等人進行接觸，摸索與日本和談的可能性。西義顯和鬆本重治勸董道寧直接到日本與軍方人士會談，於是在鬆本的安排下，董道寧於１９３８年２月，即近衛首相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聲明的一個月後，來到日本與陸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影佐禎昭大佐進行了會談。董道寧是一個小小的科長，肯定是在某個上層人士的指派下到日本秘密談判的，但董道寧到底是受誰的指派直到現在也還搞不清楚。

　　參謀本部中國課長的影佐禎昭大佐是日本的主和派，是早期參與和平工作的唯一軍人。董道寧向影佐詢問日本改變“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政策的可能性，影佐說：軍部中也有很多人反對近衛首相發表那樣的強硬聲明，但近衛首相的聲明亦是事出有因，不可能那樣簡單地取消。但影佐表示日本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願意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期望中國也能夠表示出具有和談的誠意。董道寧請影佐給蔣介石寫封信，影佐認為他以一個課長的身份給蔣介石寫信不太合適，於是他給在陸軍士官學校的老同學何應欽和張群分別寫了信，影佐在信中說：“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是一樁不幸的事件，董道寧此番來日本表示了中國的誠意，日本深為感謝”。

　　董道寧回國後將影佐的信交給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又將信轉交給蔣介石的近側宣傳部長周佛海，周佛海再將信轉交給汪精衛和蔣介石。不久高宗武向西義顯轉達了蔣介石向影佐禎昭的好意表示的謝意。周佛海又向蔣介石進言派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報”，蔣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進行秘密外交，並從軍委會秘密經費中每月支６０００元作為高宗武的活動經費。周佛海不久又背著蔣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會談，高宗武有些擔心：“我去日本蔣先生知道嗎？”周佛海說：“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責任由我承擔。”

　　周佛海之所以敢瞞著蔣介石和日方談判，是因為周佛海對蔣介石抱有這樣一種看法：抗戰後蔣先生一反他以往的表現，如果把過去蔣先生的行為貫穿起來進行研究，就會知道蔣先生的真正態度是“主和”的。由於舉國上下高唱全麵持久抗戰，蔣先生不能不附合，而且比別人的調子更高，以便壓服反對他的人，爭取輿論的支持，蔣先生是被逼迫著走上他不願意走的路。所以周佛海決定“以自己的膽識，把蔣先生的作法反過來加以靈活運用，等決心和平後，再向蔣先生報告。”周佛海認為蔣介石終究會明白他的一番苦心。蔣介石在知道高宗武未經他許可私下到日本談判時，隻是說：“荒唐，荒唐”，並沒有提出對高宗武進行處罰，更沒有強調今後要嚴格禁止類似事件發生。

　　１９３８年６月高宗武在鬆本重治的陪同下來到日本，高宗武到日本後首先表示他並不是蔣介石派來的使者，而是中國主和派的代表。高宗武說：“我首先想說明我的立場，為了實現和平，我準備不惜做出任何犧牲。為了中國，我最為重視的不是對日作戰，而是對共產黨的鬥爭。關於這一點，蔣委員長周圍的一部分軍人，主張即使把對共產黨的鬥爭置之以後，也要把抗日看成國家的當務之急，我對此是反對的。但漢奸我可不當，我所奮力爭取的僅僅是實現和平，這條界限是明確的。如果是不當漢奸的和平工作，那麽有什麽困難我都忍耐，但倘若這樣做會成為漢奸，那麽我馬上就此作罷，即使說我中途脫逃也好，或說我是叛徒也罷，我都要退出。”後來高宗武果然因為害怕當漢奸，退出了“和平運動”。

　　高宗武懷疑蔣介石願意冒賣國的罪名進行和談，高宗武說：“關於中日和談的大義，如果從我的信念上來說，我不得不以汪先生為同夥。隨著戰禍的擴大，國民是不能忍受的。蔣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溫暖。”高宗武努力推薦汪精衛，他對影佐幀昭說：“為了造成中日之間的和平，也許必須找蔣先生以外的人。除了汪先生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別人。汪先生早已痛感有迅速解決日中問題的必要，而國民政府內部終究不能容納他的主張。為此，不如從政府外部掀起國民運動，開展和平運動，由此造成蔣先生聽從和平論的時機，這樣較為適當。”

　　日本軍方逐漸為中日戰爭的長期化感到頭疼，對影佐的和平計劃開始產生興趣。１９３８年７月初在影佐幀昭的斡旋下，高宗武與日本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進行了會談。會談時高宗武提出由汪精衛出馬，從政府外部掀起和平運動的計劃，希望日本方麵為汪精衛出馬提供有利條件。日方同意以“不要領土，不要賠款”的優惠條件，支持汪精衛出馬進行“和平運動”。高宗武於７月２１日返回中國。

　　高宗武因未經蔣介石允許擅自赴日，而且此行得到的結果也對蔣介石不利，所以不敢回武漢，隻向周佛海報告了日本之行的情況，並付一封致蔣介石的信：“委員長鈞鑒：職於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東渡，刻已平安返港。茲謹將職東渡日記及在東京會談記錄與職個人觀感三項，分別呈閱。倘有可能以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贖職擅赴之罪於萬一”。周佛海先把高宗武的報告送給汪精衛，因高在報告中寫有“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馬”字句，周佛海征求汪精衛的意見：“在呈送蔣先生以前要不要把這段刪去？”。汪精衛則說“沒有關係，他不是那種斤斤計較的人”。蔣介石看完高宗武的報告後，轉交行政院副院長兼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張群，並囑咐張群看完後轉交汪精衛，他不知道汪精衛早已看過。過了三天蔣介石忽然大發雷霆：“高宗武是個混蛋。誰讓他到日本去的？”

　　不過蔣介石仍然沒有深究高宗武私自赴日談判一事，這使周佛海更加敢於放手進行“和平運動”。不久高宗武因肺病複發住院，周佛海改派軍委會政略部秘書主任梅思平接替高宗武進行秘密談判。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４日，梅思平與近衛首相的私人代表鬆本重治在香港進行了五次談判，初步確定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為條件，支持汪精衛搞和平運動。梅思平將日方的內容轉交汪精衛，汪精衛同意在此條件下出馬主持和平運動。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２日，汪精衛與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陳壁君等人秘密召開會議，討論和平運動的具體計劃。當時他們計劃的“和平運動”分五個階段：一、汪精衛離開重慶，在外地宣布下野，脫離國民政府。然後日本政府立即發表聲明，提出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的條件，倡議與中國進行和談；二、汪精衛以個人身份發出響應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議，建議國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條件和平停戰；三、雲南等地的地方實力者通電響應汪精衛的和平號召，在雲南等日軍未占領地區建立新的獨立政府；四、日本承認新政府並與新政府進行和平談判，日軍撤退回長城以北，將日軍占領區轉交新政府；五、新政府統一全國，實現中日兩國間的真正和平。

　　汪精衛當初的這個和平計劃是在日軍未占領的地區建立新政府，然後新政府接收日軍撤軍後的占領地，在不割讓領土、不賠款的條件下和日本實現和平。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實現，對於中國人來說還是有相當的可接受性，汪精衛未必被國人責罵為賣國者。但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汪精衛的和平計劃和他當初的設想出現了很大的偏差，汪精衛自己也成了犧牲品。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日本政府發表第二次對華聲明，提出隻要國民政府更變人事組織，日本就可以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日本所說的“更變人事組織”，就是指蔣介石下野。１１月１６日，汪精衛和蔣介石一同吃飯時，勸蔣介石下野促成中日和談。汪精衛說：“使國家民族瀕於滅亡是國民黨的責任，我們應迅速聯袂辭職，以謝天下。”蔣介石則反問汪：“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兩人進行了激烈地爭辯，最後蔣介石說：“說什麽都是一樣，我們不必再爭論了。我已經困了，要睡覺去了”。於是蔣介石將汪精衛一個人棄置不顧，自己回去睡覺了，這也促使汪精衛最後下定離開重慶的決心。

　　汪精衛和平計劃的第一個關鍵問題是要得到雲南政府主席“雲南王”龍雲的支持。汪精衛派陳璧君找龍雲秘密商談和平計劃，龍雲對蔣介石改編他的軍隊，調用雲南的物質，削弱他的勢力耿耿於懷。龍雲對陳璧君說：“汪先生是黨國元老，在國內外聲望極高，隻要他登高一呼，應者必然雲集於他的旗幟之下。蔣介石一貫陰險奸詐，排除異己，所以汪先生發動和平運動、另立新政府是天經地義之事。除了共產黨和馮玉祥等少數人之外，都會擁護汪先生出來倡導和平事業，在國際上也會得到許多國家的支持。”

　　有了龍雲支持和平運動的許諾，下一個問題就是日本是否承諾寬大的和平條件。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２日，汪精衛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為代表，日本派影佐幀昭、今井武夫等人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園附近的“重光堂”舉行最後談判，雙方經過８天的討價還價，最後達成了所謂“重光堂協議”。（一）締結華日防共協定，內蒙為特殊“防共”地區，日本在“防共區”駐兵。（二）承認（默認）滿洲國。（三）日本廢除在中國的治外法權，歸還日本的在華租界。（四）華日經濟提攜，在開發利用華北資源方麵，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五）補償因事變而造成的在華日本僑民所受的損失，日本不要求賠償戰費。（六）恢複和平後，日軍在兩年以內撤軍。

　　另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就是日本軍方對中國分而治之的戰略。日本軍方感到一個統一的大中國對日本總是一個威脅，最好的消除中國威脅方法就是把中國分為數個國家“分而治之”。日軍先在東北製造了一個滿洲國，又於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華北製造了一個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於１９３８年４月在長江下遊地區製造了一個以梁鴻誌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日方本來計劃汪精衛出麵建立一個局限於雲南兩廣的地方政府，而汪精衛堅持必須撤銷梁鴻誌和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精衛的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中國。由於汪精衛在此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日方最後讓步同意汪精衛的新政府統一領導中國。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約抄在絲綢上，縫在西裝馬甲裏，於１１月２６日帶到重慶，向汪精衛、周佛海匯報。但最後汪精衛比較動搖，決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決定，在周佛海等人的勸說下，終於下決心選擇“和平救國”的道路。汪精衛等人策劃了一個脫離重慶的計劃：１２月５日，周佛海先去昆明，１２月８日，江精衛夫婦去成都，兩日後到達昆明再去河內。日本政府於１２月１１日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汪精衛隨後在昆明、河內或香港中任何一地宣布下野。與此同時汪精衛也接到日方的通知，表示對重光堂協議無異議，希望一切按計劃實行。

　　但多年跟隨汪精衛的陳公博並不知道汪精衛與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計劃，汪精衛把在成都任四川省黨部主任的陳公博請來，希望陳也參加他們的和平計劃。陳公博看了“重光堂協議”後徒然變色：“汪先生，這協議書是哪兒來的？委員長他知道嗎？”周佛海說：“委員長暫時不知。”汪精衛說：“委員長不出來議和，我準備來議和，不然，焦土抗戰，死且不知！”陳公博聽後不安地說：“汪先生，依公博之見，先生這樣做恐怕是難為人理解的，還可能出大亂子。”汪精衛則向陳公博解釋說：“你我相處二十年，患難與共，我這次到外麵去，和以前一樣非常希望能夠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會離開重慶的，可現在隻能離開重慶才能去談和。我在重慶談和，人家定會誤以為是政府主張，這是於政府不利的。我離開重慶，那麽和談便是我個人的主張了，如果交涉得當，再來勸政府，由政府出麵接受。如果政府仍然執迷不悟，那就隻能撇開他們另組班子了。我與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將來是會得到國人理解的。”周佛海也勸陳公博說：“曆史的評價問題，牽涉到戰局如何發展問題，很複雜，不是我們今天所能定得下來的。成事在天，謀事在人，要謀事總要付出代價和犧牲的。”陳公博見眾人都同意，隻好說：“你們都統一意見了，我還有什麽可說的？不過我總覺得這事還欠考慮，背著政府去和敵方談和，無論結果怎樣，總還有個立場問題。更何況還牽涉到要組織另一個政府問題，而日本方麵是否有此誠意？此事須得慎重，最好放棄。”不過最後陳公博表態：“汪先生走到哪裏，我跟到哪裏。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眾人在我麵前罵汪先生，更不願被別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裏的密探。”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８日，汪精衛準備飛離重慶的時間，本來是蔣介石外出不在重慶的日子，但１２月８日蔣介石突然從桂林飛抵重慶，打亂了汪的行動計劃。汪精衛隻好暫時留在重慶，等待時機。１２月１８日，蔣介石飛往陝西出席軍事會議，汪精衛以外出演講為名，偕夫人陳璧君、秘書曾仲鳴、女兒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傑等人飛往昆明。汪精衛到達昆明後，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率領省、市各廳局官員列隊相迎，後麵是一排排學生和市民夾道歡迎。當天晚上，汪精衛與龍雲作了一次懇切的談話，汪精衛把自己和平運動的計劃告訴龍雲，說到達河內後即公開提出與日本議和的建議，接著由龍雲發表擁汪通電，然後四川、西南和兩廣各實力派也紛紛行動起來，造成以汪為首的和平運動區，一麵與日本交涉和平，一麵也促使蔣介石的重慶政府議和。龍雲聽後滿口表示讚同。

　　１２月１９日，汪精衛夫婦、周佛海、陶希聖、曾仲鳴等一行十餘人，乘龍雲代為包租的專機離開昆明，飛抵法屬殖民地越南的河內，邁出了和平運動的第一步。據說汪精衛在離開重慶前，給蔣介石留下一封長信，信中最後寫道：“君為其易，我任其難”。在當時的情況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戰”困難更多。

　　汪精衛“主和”難，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由於這次發表的聲明是正式聲明，需要陸、海、外務三省協商後擬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參謀本部發生了意見分歧，參謀本部的要員堅決反對明確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聲稱戰勝國萬不可做出向戰敗國許諾撤兵日期這樣有損於國家威嚴之事，這樣做太對不住前線浴血奮戰的士兵。最後近衛向強硬派妥協，在聲明中刪去了“重光堂協議”中最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項。近衛在得知汪精衛於１２月１９日到達河內後，於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２日發表了第三次對華聲明。

　　日方和平運動的發起者之一犬養健在他的回憶中，評論近衛的第三次對華聲明時說：“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如果按照重光堂會議的精神發表，確實會引起中國人的共鳴。可是，這次聲明竟把最為重要的撤兵約定忘得一幹二淨，實在讓人擔心汪精衛和平運動會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日方和平運動的另一個發起者西義顯聽到近衛修改“重光堂協議”內容的聲明後感歎說：“日本把汪精衛欺騙了”，鬆本重治對近衛的聲明內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運動的未來已經出現了暗影”。

　　汪精衛對近衛修改“重光堂協議”內容的聲明也深感不滿，但他親身體會“主和派”的艱難，近衛發表這樣主和口氣濃厚的聲明，也一定有他的難處。雖然近衛聲明刪去了最為重要的撤兵內容，但在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方麵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協議”，所以汪精衛決定按重光堂協議的規定，發表聲明響應近衛的和平倡議。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８日，汪精衛發出《致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書》，要求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認真考慮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議，其原文如下：

　　“茲有上中央一電，除拍發外，謹再抄呈一紙，以備鑒察。本月９日，銘謁總裁蔣先生，曾力陳現在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局，兩者皆有困難，兩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無可望。外交方麵，期待英、美、法之協助，蘇聯之不反對，德、意之不作難，尤期待日本之覺悟，日本果能覺悟中國之不可屈服，東亞之不可獨霸，則和平終當到來。”

　　“凡此披瀝，當日在座諸同誌，所共聞也。今日方聲明，實不能謂無覺悟。猶憶去歲１２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劃，且較此為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其後日方遷延，南京陷落之後，改提條件，範圍廣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覺悟，我方自應答以聲明，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而努力折衝，使具體方案得到相當解決，則結束戰事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局，誠為不可再失之良機矣。”

　　“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見其端倪，惟此等助力僅能用於調停，俾我比較有利，決不能用於解決戰事。俾我得因參戰而獲得全勝，此為盡人所能知，無待贅言。蘇聯不能脫離英、美、法而單獨行動，德、意見我肯從事和平談判，必欣然協助，國際情勢，大致可見。至於國內，除共產黨及惟恐中國不亡、惟恐國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國國民黨不滅之少數人外，想當無不同情者。銘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始敢向中央為此提議。除已另函蔣先生陳述意見外，僅再披瀝以陳。伏望諸同誌鑒其愚誠，俯賜讚同，幸甚，幸甚。專此，敬候公祺。汪兆銘謹啟”

　　１２月２９日，汪精衛又發表了所謂的“豔電”。“豔電”這個詞並沒有什麽特殊的意義，當時電報為了節省字數，把日期用一個字代替，１２月２９日的電報代號為“豔”字，故稱之為“豔電”。汪精衛的“豔電”並不是宣布與日本“合作”的聲明，而是以公開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提出建議的形式發表的。“豔電”的大致內容如下（手頭暫時查不到“豔電”的原文）：

　　近衛首相在最近的對華聲明中指出日本對中國無領土要求，尊重中國主權獨立，並提出了“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三原則，表明日方已有和談的誠意，希望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以近衛聲明為談判基礎，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複和平，汪精衛還特地提出近衛聲明中沒有提到的日本撤兵問題。“豔電”說：“抗戰年餘，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爭，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汪精衛出走重慶後，不少外國電台報道說：汪精衛外出是代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與日本談判和平問題。１２月２４日，蔣介石讓外交部緊急發表聲明：“汪兆銘無權和任何人談判和平。”由於汪精衛在黨內的地位，蔣介石擔心汪精衛的出走影響人們對國民黨的信心，最初隻是對外聲稱汪精衛前往河內治病，為汪精衛返回重慶留下一條後路。

　　蔣介石先派正在河內洽辦武器運輸事務的外交部長王寵惠勸汪精衛回重慶，王寵惠說：“委員長三番五次對人說，汪先生隻是赴河內治病，現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順。”汪精衛回答說：“謝謝重慶方麵目前還給我留條退路。雖然這樣，我還是不能回去，為什麽呢？我這次離開重慶，隻是對政局有不同意見，並不夾雜其他任何個人意氣在內，這一點務請你們轉告中央，請他們理解。在重慶，我要發表個人意見很不容易，我不離開重慶，這份豔電就不能發出，和平工作就難以開展。我的和平主張能否采納，權操中央，我絲毫不勉強。如果政府出麵主和，改變立場，我可以從旁做些協助工作，或者退隱山林不問國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轉變立場，那我隻能出麵來談和了。”

　　汪精衛來到河內後，他的和平計劃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衛食言沒有在聲明中公布撤軍的許諾。汪精衛本想近衛也有困難，準備今後再繼續交涉撤兵一事，所以於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９日發表了響應近衛聲明的“豔電”。沒想到近衛內閣又於５天後的１９３８年１月３日宣布總辭職，使汪精衛陷入十分被動的境地。第二是龍雲變心，沒有按照當初的承諾發表對汪精衛和平運動的響應，迎接汪精衛在雲南建立新政府。汪精衛本來並沒有考慮在日軍占領區建立政府，所以龍雲的變心使汪精衛設想的和平運動完全泡了湯。

　　從汪精衛與日本人秘密和約的情況來看，並不是汪精衛一廂情願的對日投降，而是雙方都有和平停戰意願的情況下達成的雙邊協議。在整個秘密交涉的過程中，汪精衛並非十分主動，最初與日方進行接觸的董道寧和高宗武也並非汪精衛派出的使者。而日方卻比汪精衛主動得多，日方主動提出汪精衛出馬的有利條件，汪精衛考慮再三後才答應的。而且汪精衛在秘密協議中提出日本撤軍和建立統一中央政府的條件，都是對中國有利的。

　　如果日本當初不答應撤軍的話，汪精衛也不太可能會離開重慶另立政府。然而日方卻在汪精衛離開重慶走上不歸路後，違背諾言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最能讓人諒解的地方就在於日本撤軍這一條，沒有了日本撤軍的保證，汪精衛的和平運動自然成為賣國投降行為。從這一點看，汪精衛也可以說是被日本人出賣了。但日方倒也未必是有意出賣汪精衛，就象後來美國出賣對自己忠心耿耿的台灣國府與中共大陸建交一樣，國家之間隻有利益，卻沒有情誼，弱者總是處於被出賣的危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