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 真實的汪精衛 （作者林思雲） （2）

　　第二部分：《打倒獨裁者蔣介石》

　　第二部分之一：起草總理遺囑的人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孫中山在南京宣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時，北京的滿清政府依然存在，滿清政府的手中還握有比革命軍更為強大的軍隊。這時中國麵臨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雙方采用武力對決的手段，在中國進行一場大流血的“南北戰爭”，勝者用武力統一中國。如果雙方一時間僵持不下，中國就有南北分裂成兩個國家的危險。另一種選擇是雙方采用和平的議和方法統一中國，當時和平議和的關鍵掌握在袁世凱手中，“南北戰爭”能夠避免嗎？人們把視線聚焦在袁世凱身上。

　　現在中國人一提起袁世凱，就條件反射地在頭腦中浮現出一個“竊國大盜”的形象，簡單地把袁世凱劃為開曆史倒車的人民公敵，但實際上的袁世凱並非如此簡單。由於袁世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的敵人，所以國共兩黨的曆史書都對袁世凱大加詆毀，把袁世凱描繪成一個充滿權力欲的野心家，一些曆史書還誤傳袁世凱出賣譚嗣同等人的惡跡。其實１９１２年，袁世凱在大部分中國老百姓心中的威信，要遠大於孫中山。在清末，袁世凱就象當年蘇聯的葉利欽一樣，是清政府中改革家的代表，清政府後期的諸多改革，多數出自袁世凱之手。在葉利欽上台以前，誰會預測到他會從民主的旗手變成獨裁的君王呢？袁世凱也象葉利欽一樣，上台前也曾讚美聲一片。

　　孫中山的民國臨時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了兩個最基本條件：清帝退位和采用西方式的共和製國體。對於清帝退位，袁世凱等漢族大臣基本全部讚成，可是在打倒清帝後，中國該采用什麽國體的問題上，雙方意見分歧較大。袁世凱本來是梁啟超等人“開明專製”的支持者，也認為中國不適合搞共和製。不過袁世凱還是同意了南方政府采用共和製的方案，但要求中華民國總統有近似於獨裁的權力。最後南方政府同意了袁世凱的集權總統方案，南北政府合並，使中國避免了內戰和分裂的危險。

　　如果說袁世凱有什麽“功績”的話，應該首推“統一中國”。當時革命黨人十分激進，不少人提出了分省自治的提案，如果當時沒有袁世凱堅持維持一個強權的中央政府，中國很可能就要分成幾個國家。另外蒙古和西藏當時是清王朝的藩屬國，辛亥革命後，俄國和英國曾設法謀求蒙古和西藏脫離中國，但袁世凱積極與列國交涉，保全了中國對蒙古和西藏的主權。

　　袁世凱出任第一任中國民國總統，並非竊取了孫中山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而是當時的眾望所歸。袁世凱雖然讚成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但並不讚成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而傾向於搞開明專製。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的革命目標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辛亥革命雖然實現了三民主義中推翻異民族統治的“民族主義”目標，可是在平均地權、男女同權方麵等“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方麵，卻幾乎沒有達成當初的目標。不少同盟會成員批評孫中山不應該放棄同盟會當初的平均地權、男女同權等革命目標，汪精衛也向孫中山進言，希望同盟會不要僅僅滿足於打倒滿族人政府，但孫中山卻以為這樣的妥協是必要的。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任命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多位南方政府人員組成臨時政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曾邀請汪精衛這位全國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廣東省都督，這對於一個還不到３０歲的青年來說，是極有誘惑力的官職，但汪精衛卻婉言謝絕，實踐了他革命成功後“不作官，不作議員”的承諾，於１９１２年９月攜陳璧君一齊前往法國留學。

　　為了在議會中對抗袁世凱的總統強權，同盟會聯合其他一些黨派，在１９１２年８月成立了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出任國民黨理事，宋教仁出任理事代理，但國民黨的實權基本上掌握在宋教仁手裏。隨著政局的發展，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和袁世凱的開明獨裁路線的分歧越來越大，最後發展成為公開的鬥爭。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國民黨的實際領導人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殺，南方的革命派一齊舉起了反袁的旗幟，這就是所謂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開始後，汪精衛應孫中山之招，從留學的法國緊急回國，參加革命。但“二次革命”的革命軍在袁世凱的強大政府軍麵前很快土崩瓦解，１９１３年９月１日的南京陷落，標誌著“二次革命”失敗。“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亡命日本，汪精衛亡命法國。

　　“二次革命”失敗後，汪精衛的人生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以前汪精衛以為中國的一切罪惡之源就是滿清政府，隻要打倒了滿清政府，中國就一下會變成一個民主強盛的國家。但是汪精衛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曾經為之獻身的革命事業，竟然得到這樣一個結局，革命不但沒有使中國民主強盛起來，反而比以前清王朝的時代還要糟糕。一個人對一個事業投入的越多，對事業失敗的悲痛和挫折感就越大。汪精衛曾把自己最寶貴的生命都交給了革命，卻換來了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使汪精衛的革命理想消失得無影無蹤。汪精衛一下從一個狂熱的革命青年，變成一個躊躇多疑的政治家。

　　在法國，汪精衛進入法國裏昂大學攻讀社會學。汪精衛在法國學習很勤奮，似乎想遠離政治的漩渦，但中國政局的發展，又把汪精衛帶回到了激烈的政治鬥爭中。１９１４年７月，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華革命黨。１９１５年１２月，袁世凱廢除共和製，改中華民國的國號為“中華帝國”，自己宣稱為中華帝國皇帝。袁世凱的帝製複辟，在中國引起了新一輪反袁運動，就是所謂的“三次革命”。汪精衛在孫中山的急招之下回國，參加了反袁護國軍。袁世凱軍隊在反袁軍麵前節節敗退，袁世凱不得不在１９１６年３月宣布取消帝製，恢複共和製，並在６月６日急病而死。

　　盡管汪精衛一直是反袁先鋒，把袁世凱稱為“人民公敵”，但袁世凱並不記恨汪精衛，反而非常欣賞汪精衛的膽識和才能。在汪精衛流亡法國期間，袁世凱曾經托蔡元培找汪精衛，請汪精衛回國作總統府的高級顧問，但汪精衛拒絕了袁世凱的邀請。從曆史上來看，汪精衛並不是一個特別喜歡追逐權力的野心家。

　　“三次革命”表現出中國的老百姓對幾千年來延續的帝製已經厭煩，使在中國複辟帝製的企圖再也無法得逞。雖然“三次革命”成功地阻止了袁世凱的複辟帝製，但孫中山的國民黨並沒有得到政權。袁世凱死後，政權依然掌握在握有槍杆子的北洋軍閥手中。當時中國之所以形成軍閥混戰的局麵，是由於中國沒有征兵製、也沒有軍官退休製度。當時在中國征召士兵並不是由國家機構統一進行，而是由各路將軍私人征召，這就形成了士兵不忠於國家而忠於個人的私家軍製度。

　　孫中山雖然長年從事革命，在民眾中也有較高的威信，但由於沒有自己的私家軍，所以一直無法走上政壇。這使孫中山痛感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真理，感到有必要創建一隻效忠於自己的軍隊。但孫中山本人的職業原是醫生，自己並不懂軍事，也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而孫中山周圍的忠實追隨者汪精衛、廖仲愷、胡漢民等人都是書生，沒有會帶兵打仗的將軍。孫中山開始著重搜羅軍事人才，在日本軍事學校畢業的蔣介石，很快受到了孫中山的青睞。

　　１９１７年蘇聯成立以後，開始了輸出共產主義的革命外交，中國成為蘇聯革命外交的最重要國家。蘇聯宣布放棄沙皇時代與中國簽訂的各種不平等條約，使中國人民對新興的蘇聯政權產生了極大的好感。蘇聯看中了孫中山的國民黨，而孫中山也正好急需外國的支援，以前積極支持孫中山的日本在提出苛刻的２１條後，已經遭到中國人民的反感。於是孫中山開始在蘇聯的援助下籌建一隻完全效忠於自己的國民黨軍隊，１９２４年６月創建了黃埔軍校，委派蔣介石出任校長。

　　由於孫中山接收了蘇聯援助，蘇聯要求孫中山和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進行合作，孫中山答應了蘇聯的聯共要求。但孫中山的聯共政策，特別是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內引起了很大的反對之聲。很多國民黨的高級幹部，包括汪精衛和胡漢民，以及剛從蘇聯考察歸來的蔣介石也都反對孫中山的聯共政策，隻有廖仲愷積極支持聯共。所以國民黨的聯共政策基本上是靠孫中山個人的威信強行實施的，這就為孫中山死後國民黨內的清黨清共，埋下了伏筆。

　　１９２４年１０月，直係軍閥馮玉祥在北京發動了政變，北京出現了段祺瑞、馮玉祥、張作霖的臨時聯合政府。臨時聯合政府邀請孫中山到北京共商國事，於是孫中山在汪精衛等人的隨行下前往北京。孫中山到達北京後立即病倒，送協和醫院診斷為肝癌，從此臥床不起。１９２５年２月，孫中山病情加劇，急忙電請孫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赴京。汪精衛等人本以為孫中山會主動提出立一個遺囑，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可是一直到２月２４日，仍不見孫中山有立遺囑的意思，於是汪精衛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商定，先為孫中山起草一個遺囑，再根據孫中山的意思修改。

　　孫中山的遺囑由汪精衛起草，汪精衛寫好遺囑後，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一起來到孫中山的病榻前。汪精衛眼含淚水對孫中山說：“希望總理留下一些話，好讓我們去做。我們懇請總理生前留下遺囑。”宋子文和孔祥熙也說：“汪先生是代表在京的政治委員會提出這個意見的”。

　　孫中山問：“你們要我說什麽呢？”

　　汪精衛說：“我們預備好了幾句話，讀給總理聽。總理如果讚成，便簽個字，當作總理的話。如果總理不讚成，便請總理另外說幾句話，我可以代筆記下來，也是一樣。”

　　於是汪精衛掏出寫好的遺囑，大聲朗讀起來：“餘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孫中山聽完後說：“好呀，我很讚成。”沒有一字添改。於是這篇汪精衛寫的“總理遺囑”，就當作孫中山的政治遺囑公開發表。

　　為什麽孫中山沒有主動提出自己的遺言，為什麽孫中山沒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仍然是一個不解之謎。由於孫中山沒有指定接班人，結果造成了後來國民黨內部長期內鬥不斷，這也是孫中山埋下的不幸之種。也由於孫中山沒有指定接班人，國民黨內沒有人敢接任總理之位，隻好宣布取消總理製，把總理這一稱呼永遠讓給孫中山。此後國民黨的領導體製開始采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製。

　　孫中山之後的國民黨中，汪精衛是呼聲最高的接班人。汪精衛是同盟會中資格最老的一輩，有敢於自我犧牲的英雄光榮史，有革命成功後不謀求當官的君子風度，更有鮮有人比的文才和口才，這在國民黨中都是無人可比的。加之汪精衛的個人生活作風也非常為人稱道，汪精衛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的國民黨高官中，都是鮮有人能夠做到的。

　　在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孫中山原來的大元帥府改組，改為國民政府，設國民政府主席為最高領導人。在中央政治會議上，汪精衛以全票當選國民政府主席，成為孫中山以後第一位國民黨領導人。但汪精衛卻有一個極大的弱點，這就是他沒有一隻忠於它的私家軍，在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中國社會中，汪精衛這樣的文人書生，注定不能在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上坐得太久。

　　第二部分之二：短暫的汪主席時代

　　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國民黨總理孫中山逝世。由於孫中山逝世前沒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汪精衛以他在黨內的資曆和聲望，被推舉為孫中山之後的第一位國民黨領導人。１９２５年６月２６日，由汪精衛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會上確定了國民黨總理的稱呼永遠留給孫中山，今後國民黨采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製。會議還決定撤銷孫中山生前的大元帥府行政機構，將國民黨的最高行政機關改稱國民政府。

　　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衛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７月２日，汪精衛在１０萬廣州軍民參加的國民政府成立慶祝儀式上，莊重宣布：“國民政府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揮師北伐，統一中國”。汪精衛的發言得到了在場軍民的熱烈歡迎，到處響起“擁護汪主席”的口號，這是汪精衛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日子。

　　汪精衛的國民政府遵守孫中山“聯俄、聯共、輔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積極任命了一批共產黨員位居國民政府的要職。比如汪精衛任命共產黨員的譚平山為中央黨部的組織部長，毛澤東為宣傳部長，林伯渠為秘書長，幫助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工作，使共產黨的勢力在國民黨中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一時間汪精衛領導的國民政府似乎一切順利，但一個多月後發生的廖仲愷暗殺事件，一下使汪精衛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

　　國民黨本來就是一個由各種勢力混雜而成的政黨，黨內分有不少派閥。在孫中山生前，各個派係畏於孫中山的威望，沒有出現激烈的派係鬥爭。但孫中山歿後，國民黨失去了威振全黨的重秤，黨內的派係鬥爭開始表麵化和激烈化。當時國民黨主要分為左派和右派兩派：左派支持孫中山的聯共“三大政策”，其代表人物是廖仲愷，右派則反對孫中山的聯共政策，其代表人物是胡漢民。汪精衛則是中間偏左的立場。

　　胡漢民也是一直在國民黨內地位很高的人物，曾多次在孫中山不在時，代理孫中山的大元帥職務。孫中山去世後，胡漢民也是很有希望接任國民黨領導人位置的候選人。然而在新成立的國民政府中，胡漢民任外交部長、廖仲愷任財政部長，這使胡漢民非常不滿。原來在東京同盟會時代，胡漢民和汪精衛本是生死之交的密友，胡漢民曾為營救汪精衛而披心瀝血。但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在權力麵前，他們之間的友誼開始破裂，胡漢民開始支持黨內的右派反對汪精衛。這正應驗了中國的古話：“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權力對人的腐蝕作用實在太大了。

　　１９２５年８月１９日，廖仲愷在國民黨部大門前，遭５名槍手的槍擊身亡。廖仲愷被刺案驚動了剛剛成立的國民政府，汪精衛親自組成了特別委員會，調查廖仲愷被刺案的凶手。可是汪精衛沒有想到調查的結果，卻顯示出胡漢民是刺殺廖仲愷的幕後策劃者。汪精衛念及當年他們兩人在東京時代的舊情，沒有公開處分胡漢民，隻是將胡漢民以國民政府特使的名義派往蘇聯考察。１９２５年９月２２日胡漢民前往蘇聯，但汪精衛這個舉動被一些國民黨左派批評為有徇情枉法之嫌。

　　廖仲愷一死，汪精衛就成為國民黨左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一批國民黨右派的猛烈反對。由於右派的台柱人物胡漢民被迫離職出國，國民黨右派在廣州政府已無法立足，於是他們跑到北京另立中央。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３日，戴季陶、林森等一批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的靈前，召開了自稱為“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這就是所謂的“西山會議”，與會者也被稱為西山會議派。西山會議以反對聯俄聯共、反對汪精衛“左傾”為主要議題，通過了一係列反對聯俄聯共的決議案，並羅列汪精衛“為共產黨護符”的九大罪狀，宣布開除汪精衛黨籍半年，以觀後效。

　　雖然右派的反汪氣焰十分囂張，但由於最為重要的軍權仍掌握在左派手裏，所以西山會議並沒有形成很大氣候。１９２６年４月１日，廣州國民黨中央召開了“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汪精衛在會上重申堅持孫中山的聯俄聯共三大政策，汪精衛說：“西山會議派打出反對聯俄聯共的旗幟，就是打出反對孫中山先生的旗幟，所以成為總理的叛徒，革命的蟊賊”。

　　汪精衛的左派立場得到了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高度評價，在汪精衛當政期間，共產黨的確得到汪精衛很多的關照，要不是汪精衛後來當了“漢奸”，共產黨很可能要把汪精衛和張學良並列起來，譽為反蔣英雄。在“國民黨二大”上，汪精衛當選執掌最高權力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但此時蔣介石卻以“流星般的速度上升”，成為黨內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人物。

　　１９２４年１月舉行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戴季陶等人均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而蔣介石不但不是中央委員，連候補委員都不是。但１９２４年５月蔣介石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後，一舉成為國民黨黨軍：國民革命軍的實際最高領導人。在中國往往是得軍隊者得天下，蔣介石憑借掌握的軍權，在國民黨中的地位飛速上升。當然蔣介石的躍升，在相當程度上也得益於汪精衛的大力提撥和重用。１９２５年１０月，汪精衛以國民政府主席的名義，發布了東征陳炯明的命令，汪精衛親自任命蔣介石為東征軍總指揮。汪精衛那時還沒有想到這個默默無聞的小字輩蔣介石，居然會在一年後成為掌握國民黨的實權人物。蔣介石東征陳炯明取得勝利後，在國民黨中名聲大振。１９２６年１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兼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為國民黨中最有實力的人物。

　　不過蔣介石能夠飛速掌握國民黨的實權，還與汪精衛過於淡泊權力有關。汪精衛在黨內的資格最老，和孫中山的關係最近，又有敢於自我犧牲的英雄事跡，所以汪在國民黨內的聲望首數第一。汪精衛為人誠實、不貪錢財、特別是在個人生活方麵，汪精衛不抽煙、不酗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腐敗的中國政界，是一種非常清高的存在，和他周圍的汙濁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汪精衛在國民黨內是類似於“聖人”的偶像，是大家非常尊敬的革命老英雄。但大家總是對汪精衛敬而遠之，在國民黨內從來沒有形成過所謂“汪精衛派”，這是為什麽呢？

　　中國有句格言說：“水至清則無魚”，汪精衛品格過於清廉，所以願意跟隨他的人就很少。在中國善於玩弄權術的人總是以“封官許願”等物質刺激的方法，來召集網羅自己的跟隨者。汪精衛不但不搞“封官許願”，還對自己的部下要求很嚴，由於跟汪精衛幹撈不到什麽好處，所以願意跟隨汪精衛的人就很少。另外汪精衛也不會用“結拜兄弟”等方法來拉攏有權勢的人，蔣介石曾兩次給汪精衛送去蘭譜，希望和汪精衛結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衛婉言謝絕。按照西方的標準，汪精衛這樣有出色口才筆才，又有充分政治責任感和生活清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可是汪精衛這樣西方型的政治家，卻不適合於中國汙濁的政治土壤，這也是汪精衛一生的悲劇所在。

　　對於具有走向權力頂峰野心的蔣介石來說，汪精衛是一個需要排除的障礙。蔣介石剛開始時是以一個積極擁共的左派形像出現，曾發表聲明痛斥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反汪行為，得到了汪精衛的信任和重用。但蔣介石成為國民黨內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人物後，就開始向反共的右派靠攏，成為右派的領袖人物。為什麽國民黨內會出現強大的反對“聯俄聯共”的右派勢力呢？這其實與蘇聯的中國政策有關。

　　１９２３年列寧的秘書馬林訪問孫中山，表示蘇聯準備在政治和軍事上，積極支持孫中山的國民黨。孫中山對蘇聯也很有好感，兩人一拍即合，達成了協議。從此蘇聯向孫中山提供大量的金錢武器，孫中山靠蘇聯的支援建立起黃埔軍校，創建起一隻國民黨自己的軍隊。但孫中山得到蘇聯支持的代價也不小，孫中山特聘蘇聯人鮑羅廷為國民黨的政治顧問，鮑羅廷在國民黨中有極大的發言權，國民黨的各項政策行動都要征求蘇聯代表的同意。孫中山歿後，汪精衛的國民政府決心完成孫中山的遺誌，北伐統一中國。但北伐所需的武器軍費，全靠蘇聯人提供，隨著蘇聯對國民黨援助力度的加大，蘇聯派遣了大批軍事顧問進入國民革命軍的各個師團。

　　但蘇聯顧問們並不懂尊重中國的禮節和習慣，在國民黨軍隊中以傲慢的太上皇身份出現，對國民黨軍隊的內部事物指手畫腳，引起了很大一部分國民黨軍人的反感，也使很多國民黨領導人懷疑蘇聯有在政治軍事上控製國民黨的野心。蔣介石曾歎息說：“嗚呼，赤化也，共產也，俄人掌握政權也。”接替鮑羅廷的蘇聯顧問季山嘉到任後，對中國人更是非常傲慢，特別是季山嘉與國民黨軍隊最高領導人的蔣介石私人關係極差，季山嘉見到蔣介石，不是冷笑就是挖苦，幾乎反對蔣介石的每一項計劃，這促成了蔣介石反俄的決心。

　　更為糟糕的是，季山嘉改變了以前蘇聯逐步改造國民黨的計劃，開始公然幫助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中擴充勢力，試圖讓中共從內部顛覆國民黨，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季山嘉向國民軍的各個師團派遣共產黨員作黨代表，當時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８０的黨代表都由共產黨員擔任。然而季山嘉的激進赤化行動，遭到了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的強烈反對。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國民軍最精銳的中山艦，在沒有接到命令的情況下，忽然駛入黃埔，中山艦除去炮衣擺出戰鬥陣勢，停靠在黃埔軍校旁，有搞軍事政變的嫌疑。盡管到現在為止，中山艦事件的真相仍然不很清楚，但有不少跡像表明可能是蘇聯顧問季山嘉策劃的。中山艦長李之龍是共產黨員，中山艦的行為又讓人聯想到俄國十月革命時巡洋艦炮擊冬宮的曆史畫麵，所以蔣介石認定共產黨要搞暴動，於是下令包圍蘇聯顧問公館，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槍械，將第一軍中的黨代表全體免職，並逮捕了中山艦長李之龍。

　　當時汪精衛是國民政府主席，又是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這麽大的行動事先不通知汪精衛，顯然是以“先斬後奏”的方式和汪精衛對抗。汪精衛對蔣介石無視合法國民黨中央政府而擅自行動的行為非常憤怒，準備召集中央委員處置蔣介石的越權行為，但大部分中央委員卻都替蔣介石說話，讚同蔣介石的排俄排共行動。汪精衛看到他這個最高領導人已被蔣介石架空，如果他和蔣介石搞直接對抗，勢必引起國民黨內部的嚴重分裂。既然國民黨中央的大部分人都讚成蔣介石，為了維護國民黨的整體利益，汪精衛決定以主動辭職的方式，把政權交給蔣介石。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２日，汪精衛在臨時召開的中央政治會議上說：“我是革命政府和黨的代表，這件事的發生我也有責任，我隻責己不責人，一切均由我不能盡職所造成，我將引咎辭職。此事一切善後工作，均由蔣同誌去辦。”當時汪精衛之所以輕易把政權讓給蔣介石，是因為當時汪精衛以為蔣介石和他的對抗隻是出於政治觀點的不同，沒有想到蔣介石上台後會搞個人獨裁。汪精衛本是一個淡泊權位的人，本來並沒有和蔣介石爭權的野心，但當蔣介石明顯在國民黨內搞個人獨裁後，汪精衛才站出來成為反蔣的核心人物。

　　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１日，汪精衛離開廣州前往法國馬賽。汪精衛辭職後，廣州國民政府於６月６日推選蔣介石為中央軍委主席兼北伐軍總司令。後來蔣介石又出任國民黨中央常委主席，獨攬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蔣介石的排俄排共政策雖然得到了國民黨中相當的支持，但國民黨北伐還要依靠蘇聯的經濟軍事援助，還沒有和蘇聯攤牌的資本。所以蔣介石在處理中山艦事件時，提出“對人不對俄”的方針，要求俄國撤回顧問季山嘉，重新派鮑羅廷任國民政府顧問。蘇聯接受了國民黨的要求撤回了季山嘉，蘇聯和國民黨的關係一時得到了緩和。

　　蔣介石上台後，立即開始著手北伐。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北伐軍攻占了南昌、武昌，這引起了北方軍閥們的震驚。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等人組織起“安國軍”和北伐軍對抗。安國軍司令張作霖開始在北京搜捕共產黨員，許多共產黨員逃入蘇聯大使館避難。由於蘇聯是北伐軍的總後台，張作霖不顧國際法，派軍隊強行進入蘇聯大使館抓捕共產黨人，並搜繳出多份機密文件，包括蔣介石和馮玉祥向蘇聯借款的契約書以及蘇聯向北伐軍提供武器的清單表。張作霖從蘇聯大使館抓出的中共最大級人物是李大釗，張作霖是一個頭腦簡單的武夫，立即判李大釗等二十人死刑，包括李大釗十七歲的女兒。

　　北伐軍在軍事上的進展雖然順利，但蔣介石的獨裁作風卻引起了很多國民黨人的反感。盡管中山艦事件發生時，大部分國民黨領導人站在蔣介石一邊，讚成他排俄排共的“敢行”。但是蔣介石當權後表現出來的獨裁霸道，又讓人們回想起作風民主的汪主席的好處，於是“擁護汪主席，請汪主席回國複職”的呼聲四起。１９２７年２月，孫科等人組成“迎汪行動委員會”，以國民黨臨時中央會議的名義，致電汪精衛，敦促他回國複職。蔣介石後來也擋不住“擁汪”的浪潮，隻好也打電報請汪精衛歸國複職。在法國的汪精衛收到了雪片般飛來的請求他回國複職的電報，最後蔣介石也打來電報說：“如果先生再不回國的話，我就要出國了”。

　　汪精衛看到這些電報後感歎道：“看來我不回去不行了”。１９２７年２月下旬，汪精衛離開法國，乘火車經蘇聯歸國。從此汪精衛開始了他與獨裁者蔣介石的鬥爭。但此時的蔣介石羽毛已經豐滿，汪精衛手裏又沒有軍隊，已經無法有效地抗衡蔣介石了。

　　第二部分之三：從擁共到反共

　　中山艦事件後，汪精衛自責辭去國民黨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出國。蔣介石接任國民黨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獨攬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蔣介石上台後，雖然一改孫中山和汪精衛時代的親俄政策，但並沒有和蘇聯人攤牌。蘇聯當時受到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孤立，在海外隻有中國國民黨一個朋友，所以也不願輕易和國民黨把關係搞糟，蘇聯接受了蔣介石的要求，撤回態度傲慢的顧問季山嘉，重新派態度比較謙虛的鮑羅廷出任國民政府顧問，使蘇聯和國民黨的關係一時得到了緩和。

　　蔣介石上台後，１９２６年７月在蘇聯的支持下開始北伐。據近年的一些研究資料顯示，蘇聯對國民黨政府提供了高達數百萬美元（當時價格）的軍事援助。當時中國是個窮國，各個軍閥並沒有多少錢購買軍火，而資本主義國家“死的商人”軍火商，決不會象蘇聯那樣提供無償的軍事裝備，所以蘇聯的援助使各個軍閥部隊在軍事裝備上，大大劣於北伐軍。比如大軍閥之一張宗昌的部隊，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槍，連軍服也長年不更新，士兵們一個個蓬頭垢麵，還有很多人連鞋都沒有。部隊裏發的一點軍餉全被各級軍官裝入自己的腰包，張宗昌自己也生活非常靡爛，有妻妾４２人，其中２１人是白人。這樣的軍隊沒有戰鬥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當然蘇聯的援助也是有條件的，這就是允許共產黨人在北伐所到之處發動工農，並在軍隊中進行帝國主義問題、農民問題的激烈宣傳。當時中國人對西方列強的侵略本來就很痛恨，列寧的帝國主義學說又使中國人的仇外情緒火上澆油，使北伐軍和外國人造成了嚴重摩擦。１９２７年１月３日，北伐軍不顧中國軍隊不得進入外國租借的國際條約，強行進入英國在漢口的租界，和英國的海軍陸戰隊發生了交火，雙方各有死傷。１月６日，北伐軍再次強行進入在九江的英國租借。如果是在一次世界大戰前，大英帝國肯定再次糾集八國聯軍懲罰中國，但一次大戰後英國的國力大大衰退，隻好默認中國軍隊武力收回漢口和九江租借。

　　可是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７日北伐軍占領南京後，激憤的士兵的狂亂行動，引起了造成很大國際麻煩的“南京事件”。北伐軍進入南京後對外國領事館、教堂、商社等進行了武裝襲擊，打死英美法意等國６人，打傷數十人。特別是英國領事被北伐軍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龍刀斬首示眾，英國領事夫人被２７名北伐軍士兵輪奸至重傷，此外還有上百名外國婦女被北伐軍士兵強奸。北伐軍的“暴行”使列強們十分震驚：義和團又來了！英美在長江上的數艘軍艦開始向南京城內炮擊報複，打死南京市民２０００餘人。不過日本軍艦被政府下令不得開炮，日本艦隊司令駛回上海後自殺謝罪。他在遺書中說：他奉命不準開炮，以至海軍保護僑民不周，無麵目以見國人。（據日本報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傷５人，被強奸者３５人）。

　　蔣介石對這種情況非常擔心：這樣下去北伐勢必引起各國列強的幹涉，就要破滅國民黨消滅軍閥統一中國的大業。蔣介石認為這一切都是共產黨的帝國主義理論煽動所造成的，不和共產黨分家，北伐就不能成功。蔣介石下了“分共”的決心。盡管蔣介石的“分共”主張得到大部分國民黨高級將領的支持，但當時蔣介石身兼各種要職，培植私人勢力，搞軍事獨裁的傾向也十分明顯，所以反對蔣介石獨裁，請汪精衛回國重新擔任國民黨領導人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在這樣的情況下，蔣介石也感到眾怒難犯，隻好請汪精衛回國主持大局，蔣介石給汪精衛拍電報說：“如果先生再不回國的話，我就要出國了”。

　　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於１９２７年２月下旬離開法國，乘火車經蘇聯歸國。在汪精衛途徑莫斯科時，斯大林專門接見了這位國民黨左派領袖。斯大林希望汪精衛回國後重用陳公博等左派人士，囑咐汪精衛說服蔣介石不要趕鮑羅廷回國。原來蘇聯將最高顧問季山嘉換為態度比較謙虛的鮑羅廷後，仍和蔣介石齷齪很多。一次鮑羅廷對蔣介石說：“你想讓眾人不說話是不可以的。我告訴你一個故事罷。古時西方有一個國王，極討厭大臣們說話。有一天，他對大臣們說：‘你們說話太多了，我不喜歡。’大臣們說：‘隻有狗是不會說話的，陛下要我們不說話，隻有去找狗。”蔣介石認為鮑羅廷有意羞辱他，又要趕鮑羅廷回蘇聯。汪精衛向斯大林表示回國後要堅持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並做好蔣介石等右派的工作。

　　北伐軍攻克漢口後，原來在廣州的國民政府遷往漢口，而蔣介石的北伐軍總司令部卻設在南昌。在漢口的國民政府要求蔣介石把北伐軍總司令部遷往漢口，而在南昌的蔣介石卻要求把國民政府遷往南昌，兩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蔣介石不執行黨中央的命令，拒絕把司令部遷往南昌的作法，顯然出於私心。在蔣介石看來，駐紮漢口的部隊都不是他的嫡係部隊，他到南昌必然處於國民政府的控製之下。蔣介石和武漢國民政府的遷都之爭，使人們更加感到蔣介石軍事獨裁的危險。

　　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０日，就在汪精衛回國的途中，國民黨中央在武漢召開了二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蔣會議，與會者們一致認為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一意培植私人勢力，現在又挾軍力與黨和政府對抗，製造軍事獨裁。如果不及早加以抑製，蔣介石必將成為袁世凱第二。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一係列議案，“中央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條例”等，均意在提高黨權，削弱蔣介石的個人權力。會議還通過今後中央軍事委員會不設主席，由汪精衛為首的７人集體領導。汪精衛在缺席的情況下，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

　　北伐軍占領南京後，蔣介石的北伐軍司令部遷往南京，這時國民黨已形成在漢口的國民政府和在南京的蔣介石派係兩大陣營，兩個陣營都拉攏汪精衛加入他們的陣營。以當時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和威望，加入哪個陣營就會大大加重該陣營的砝碼。７０年前的交通不比現在這樣快捷，１９２７年４月１日汪精衛乘坐的郵輪到達上海時，北伐軍已經攻占了上海。蔣介石派他的私人代表吳稚暉前往碼頭迎接汪精衛，在這以前，蔣介石向全軍發表歡迎汪精衛回國領導的通電：“自今以後，所有黨政、民政、財政、外交等等，均須在汪主席領導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統帥全軍而服從之。”４月３日，汪精衛到法租界孫中山的故居，和蔣介石以及在滬的國民黨高級軍政幹部會談。

　　吳稚暉說：“現在共產黨以武漢為中心，從城市到農村都在搞暴動，武漢的國民黨已被共黨所脅持，遲早要被吃掉”。蔣介石說：“目前我黨已處於一個危險時期，也是一個轉折關頭，如果讓共黨再猖狂下去國民黨就要垮台，現在一切黨國命運在於汪主席複職。”汪精衛說：“蔣先生要兄弟來究竟要做些什麽呢？”蔣介石說：“第一是複職。第二是把蘇俄代表鮑羅廷趕走，此人在武漢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趕走不可。第三是分共。這三件事必須堅決做，立即做，請汪主席指示。”

　　汪精衛回答說：“聯俄容共的政策為總理手定，不可輕言更改。此事事關重大，須召開四中全會做出決定。黨的民主製度、組織原則是必須遵守的。”吳稚暉站起來激動地說：“汪兄弟，現在是什麽時候，你還要講什麽組織原則，還要對共黨心存幻想。”接著李宗仁、李曾石等人紛紛發言，反對汪精衛的意見，要求汪精衛不要偏袒中共。汪精衛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但他仍然堅持原則，毫不退讓。最後汪精衛說：“我是站在工農方麵的呀！誰要殘害工農，誰就是我的敵人。”

　　這時吳稚暉忍不住激動，撲通一聲跪倒在汪精衛麵前，流著眼淚說：“汪先生，汪主席，看在黨國麵上，你就放棄袒共立場，留在上海領導吧！”汪精衛被此舉搞得不知所措，拔腿逃避上樓，口中連聲說道：“稚老，您是老前輩，這樣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最後會議就在這樣令人啼笑皆非的氣氛中結束。

　　汪精衛和蔣介石等人第二天繼續開會，這次汪精衛改變了昨天的強硬態度，同蔣介石達成了初步協議。協議規定：一、４月１５日由汪精衛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二屆四中全會，在二屆四中全會上決定一切；二、通告共產黨暫停在國民政府內的一切活動，聽候中央開會決定；三、工人糾察隊等一切武裝團體均服從蔣總司令的指揮。汪精衛知道蔣介石是暫時的妥協，為了從政治上壓倒蔣介石，汪精衛私下找中共領導人陳獨秀，要求陳獨秀發表一個不反對國民黨的宣言，堵住蔣介石說共產黨要搞暴動的口實。

　　４月５日，汪陳兩人一起聯名發表了一份《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宣言說：“中國共產黨堅決承認，中國國民黨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的重要。隻有不願意中國革命向前進展的人，才想打倒國民黨，才想打倒三民主義。”宣言最後說，國共兩黨將為中國革命攜手到底，絕不受人離間。

　　《汪陳聯合宣言》發表後，激怒了國民黨的右派。本來國民黨的右派並不支持蔣介石的獨裁，隻是讚成蔣介石的反共政策。他們原來寄希望於汪精衛回國後帶領他們反共，遏製蔣介石的獨裁。可是《汪陳聯合宣言》發表後，表明汪精衛堅決容共的態度，使國民黨中大部分反共又反蔣的人士，不得不歸集於蔣介石之下共同反共，使蔣介石成為反共英雄。如果汪精衛當時打出堅決反共的旗幟，就很可能會得到大部分國民黨人的擁戴，就有可能阻止蔣介石後來的軍事獨裁。可是當時汪精衛並沒有看清大部分國民黨軍政人士要求“分共”的呼聲，堅決執行孫中山的容共政策，使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號召力大為下降，也從反麵為蔣介石的獨裁鋪平了道路。

　　《汪陳聯合宣言》不僅是汪精衛悲劇的開始，也是陳獨秀悲劇的開始。當時共產黨內的激進分子，也非常不滿國民黨的越來越明顯的排共政策，要求共產黨不再寄人籬下，主動離開國民黨單獨搞革命。陳獨秀發表與國民黨聯合到底的《汪陳聯合宣言》，被大部分共產黨人認為是一個右傾投降主義的宣言，此後不久就罷免了陳獨秀總書記之職。

　　汪精衛在發表了《汪陳聯合宣言》之後，就乘船前往漢口。汪精衛到達漢口後，受到大量群眾的夾道歡迎，使汪精衛非常感動。在１０萬民眾參加的“迎汪大會”上，汪精衛說：“中國革命到了一個嚴重的時期，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表明了汪精衛堅決執行孫中山的聯共政策。正當汪精衛在漢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時候，在上海的蔣介石卻於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發動了武力清共的命令，這就是所謂的“四一二政變”。蔣介石在“四一二政變”中，關閉了共產黨在上海的總工會和黨部，解散了工人糾察隊，大肆抓捕共產黨員，三天之內就處死３００餘人，逮捕５００餘人，還有數千人失蹤。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汪精衛發表講話，痛斥蔣介石的武力清黨行為。汪精衛說：“蔣介石的反共，隻是一種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動，喪心病狂之至，自絕於黨，自絕於民眾，紀律俱在，難逃大戮。”４月１８日，汪精衛又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發表通電說：“蔣中正屠殺民眾，摧殘黨部，甘為反動，罪惡昭章。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開除黨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職。著全國將士及各革命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

　　為了對抗武漢的正統國民政府，蔣介石幹脆在南京也成立一個新的國民政府，以免在名分上輸給武漢國民政府。４月１８日，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立，蔣介石邀請國民黨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自己任中央軍委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公開分裂成“漢”“寧”兩個政府。

　　盡管汪精衛竭力主張聯共，但武漢政府的國民黨官員中的反共情緒越來越明顯，特別是共產黨的農民運動過於激烈，而國民黨的中下層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他們的父母親友在故鄉被共產黨農會揪鬥，使他們憤憤不已。最後連革命軍三十五軍軍長何健的父親，也被綁遊街示眾。何健在一怒之下，指使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湖南長沙發動了“馬日事變”，捕殺共產黨人和親共分子數百人。“馬日事變”後共產黨向國民黨武漢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懲處“不法軍官”，但大部分國民黨官員卻袒護許克祥，使許克祥安然無恙。

　　此時共產國際也感到武漢的國民黨靠不住，密令武漢的中共自己組織“工農革命軍”，改組國民黨武漢政府，沒收地主的土地實行公有製。共產國際派印度人魯易將此密令，即所謂《五月指示》轉交武漢的中共中央。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魯易到達武漢後，卻在把《五月指示》交給中共以前，先交給了汪精衛。原來魯易過分相信汪精衛，認為汪精衛鐵心站在共產黨一邊的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對汪精衛的信任，希望汪精衛和共產黨共同奮鬥。

　　汪精衛看到《五月指示》後大吃一驚，密令中寫到：一、無視國民黨的禁令，實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組織一隻由２萬共產黨員和５萬工農組成的工農革命軍。三、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由各界工農代表取而代之。四、組織革命法庭審判反革命軍官。

　　汪精衛看完《五月指示》後冷汗直冒：原來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為了從內部顛覆瓦解國民黨，根本沒有和國民黨一心合作的誠意。於是汪精衛由擁共一百八十度轉為反共，成為一個堅決的反共人士。

　　汪精衛隨後找蘇聯最高顧問鮑羅廷，汪精衛說：“玩火者必自焚，我們要使火燒向敵人而不是燒向自己。”鮑羅廷不解地問道：“汪先生，你所說的敵人是指誰？”汪精衛拿出《五月指示》的抄件說：“鮑羅廷先生大概已經看過這個指示了吧？如果共產黨執行你們共產國際的指示，我們國民黨就完了。可以警告你們，你們打錯主意了！”鮑羅廷不知道汪精衛怎麽會得到這個密件，他急忙解釋說：“我不是共產國際的代表，但這個指示我知道。如果中共要執行這個指示，國共合作必將破裂，這是我極不願意看到的。我將說服陳獨秀，希望不會發生這種令人痛心的事態”。

　　鮑羅廷本人的確也不讚成共產國際的這個極左指示，《五月指示》傳達到中共後，很多領導人也十分惱怒。１９２７年７月４日，在鮑羅廷的主持下，中共在漢口三教街緊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總書記陳獨秀首先發言說：“由於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政變’，革命的形勢已轉入嚴重的階段，資產階級已經叛變。而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領袖汪精衛，乃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其政府即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雖然汪精衛對工農革命中的過火行動比較反感，對鮑羅廷同誌的態度也不十分友好，但這是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動搖性的表現。”

　　鮑羅廷接著說了汪精衛找他談話的經過，然後說：“我十分遺憾地接到汪精衛簽署的通知我回國的命令，看來他是不想和我們合作了，但我們還是要爭取他，希望他能堅持三大政策，扭轉當前的局勢。”陳獨秀又說：“汪精衛的思想我很了解。他從法國回來後就找我發表共同革命的宣言，說明他是主張三大政策的，昨日如此，今日也如此。至於土地革命，我在五大開會時講過，政策是正確的，但必須防止過火行動，不要使武漢國民政府走上蔣介石的道路，不要逼汪精衛走分共的道路。”

　　陳獨秀和鮑羅廷主張對汪精衛進行妥協，暫不執行《五月指示》的命令，放棄激進的土改運動，爭取和汪精衛繼續合作。但是陳獨秀的妥協主張卻遭到大部分激進共產主義分子們的反對。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等人均明確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李立三更提出要陳獨秀作檢討檢查錯誤。

　　第二天，中共宣布改組，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由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等五人領導小組組成臨時中央常委會。五人領導小組當即起草了一份《宣言》，於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３日公開發表。《宣言》說：“目前，革命已處於危急存亡之時刻，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黨政府最近已公開準備政變……。因此，中國共產黨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

　　看到中共發表的宣言後，汪精衛於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召開緊急會議，汪精衛拿出《五月指示》說：“我們從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層意思，都是很厲害的……。同誌們，目前本黨已經到了嚴重的關口，必須在這個會上作出生與死的抉擇。”到會的國民黨軍政要人，孫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紛紛發言支持分共，隻有宋慶齡的代表陳友仁反對，聲稱三大政策是孫總理親自製定的，違背三大政策就是總理的叛徒。但陳友仁的發言遭到與會者的一致反對，最後陳友仁不得不退出會場。

　　在這次會議上，通過的《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任職的共產黨員，在即日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但汪精衛說：“我們不象蔣介石那樣搞武力清黨，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這是最穩妥的步驟。”本來武漢國民政府並沒有打算象蔣介石那樣武力清共，而是準備讓共產黨和平地退出國民黨，汪精衛也聲稱要“保護共產黨人之身體自由”。可是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激進指導下，張發奎第二方麵軍所轄的二十軍軍長賀龍等人，於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南昌發動了武裝暴動。

　　南昌起義使武漢國民政府放棄了和平分共的政策，開始搞武力分共。１９２７年８月８日，汪精衛召開了國民黨中央緊急擴大會議，通過了“武力分共”決議案。在武漢也開始了大肆逮捕處死共產黨人，第一次國共合作終於徹底破裂。

　　國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還是在於兩黨的方針目標有根本的差異，兩黨合作其實不過是一種相互利用。國民黨利用聯共爭取蘇聯的軍事經濟支援，而共產黨利用國民黨來發展自己的勢力，兩黨最後走向訣別，也是終究要發生的必然事件。蔣介石搞暴力鎮壓共產黨固然不對，但如果共產黨能夠采取陳獨秀等人的妥協政策，不搞激進的共產主義暴力運動，共產黨和汪精衛等國民黨左派的聯合，可能會持續更長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