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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世巨著《文明的故事》(也譯為《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威爾·杜蘭特(WillDurant)曾說:如果文明傳播的過程被打斷一個世紀以上,文明就會死亡,我們又會重新變成野蠻人。
千裏之堤,潰於蟻穴。曆史並不總是進步,它也經常倒車。曆史上許多文明的崩潰也絕不是一夕之間完成,大廈將傾之時,必有種種征兆。
征兆一:集體性的自大與狂熱
上帝欲使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曆史上太多的案例證明了這一點。無論是一戰前的沙皇俄國,還是向十一國開戰的大清國,無論是二戰前的希特勒,還是二戰中的東條英機,自大與狂熱是他們共同的特點,崩潰與滅亡也是他們共同的命運。
這也是為什麽在“七宗罪”中,傲慢之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行。因為,傲慢是人類墮落的開始。所以杜蘭特認為,人類曆史隻是宇宙中的一瞬間,我們首先要學會的就是謙遜。
征兆二:競爭與選擇逐漸消失
杜蘭特說,“生命即是競爭,生命即是選擇”。我們受進化過程的支配。也受到生物界弱肉強食,適者生存法則的考驗。競爭與選擇,伴隨著人類文明發展的整個進程,是確保文明推陳出新的一大動力之一。
然而在某些地區,人們卻用體製安排代替了競爭,規定某些人可以上學,某些人不能上學,某些人可以經商,某些人隻配消費……這讓人們失去了選擇的自由,更讓整個社會失去活力,文明陷入停滯,甚至倒退。
征兆三:以鬥爭和封閉代替合作
杜蘭特說:“文明是合作的產物,幾乎所有的民族都對此有所貢獻。”區別隻在於貢獻多少而已。有的地區社會總是很開放。合作總是很普遍,他們社會進步就會比較快,對文明的貢獻自然也更多。
有的地區則相反,社會總是很封閉,彼此之間更缺乏合作,取而代之的是無所不在的鬥爭和傾軋,拒絕向外界學習,抵製所有外來的東西。這樣“閉門造車”的地方,文明注定“水土不服”,如果“土壤”本身不改變,很難有什麽實質性的發展。
征兆四:精神和道德水平集體衰退
曆史本身之所以能大體上不斷重複,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人的天性像地質改變那樣緩慢,一代又一代人過去,國民的性格卻並沒有多大改變。無論怎樣改朝換代,導致上一次社會崩潰的人性因素,往往也能導致下一次社會崩潰。
杜蘭特說:“社會的基礎,不在於人的理想,而在於人性。人性的構成可以改寫國家的構成。”如果一個國家國民整體的精神和道德水平持續處於衰退之中,那麽這個國家的文明程度也必然會倒退。
征兆五:激進主義大行其道
杜蘭特說:“社會進化,是習慣與創新相互作用的過程。那些抗拒改變的保守派,與提出改變的激進派具有同等價值一甚至可能更有價值,因為根須深厚比枝葉繁茂更加重要。”
可惜的是,人類曆史上卻一次次陷入狂熱的激進主義之中。“法國大革命”就是最鮮明的例子。為了追求所謂的“博愛、平等與自由”,法國人砸爛了一切傳統,最終換來的卻是長期的動亂不安。這種思潮還傳遍了全世界,遺毒至今。
征兆六:用暴力手段平均財富
杜蘭特說:“財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緩解,“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不同的財富再分配方式,會對文明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
借助於法律的、和平的財富再分配方式,對文明的傷害有限。但采取暴力手段“殺富濟貧”“平均財富”的行為,曆史上並不罕見,在某些地區還會反複上演,當任何追求財富的行為都變成一種犯罪時,人們就會掉進集體貧窮的陷阱,實現奴役式的平等。
征兆七:強製推行烏托邦主義
烏托邦主義通常向人們許諾最美好的未來,全能的政府、充分的福利、平等的社會……
後世的人們常常相信,烏托邦主義是特定時代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缺陷所導致的必然結果”。然而杜蘭特卻以雄辯的史實證明;烏托邦的衝動,一直深埋於古往今來的人性之中,因此它會永遠伴隨著人類社會。
而那些為了實現“人間天國”的理想,強製推行“烏托邦”的行為,不過是把所有人當成社會實驗的“小白鼠”,帶來的也隻有匱乏、混亂、腐敗和大屠殺……
如果失去文明,我們必定重返野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