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在美國當小販(一)

四年前由福州移民美國的陳小姐，過去在衣廠工作，目前在紐約東百老匯以兜售電話卡維生，家裏還有兩名幼子。

自2003年下半年起，紐約市警方以無照兜售為法源，連續逮捕此地電話卡小販，並沒收其貨品。許多人在一個禮拜內，就連續被逮捕三次。說起這段躲避警察的日子，陳小姐激動中掩不住的，盡是落寞：

“我們已經盡可能地守規矩，隻是政府已經沒有執照給我們了。希望警察應該轉移他們的精力去抓小偷和強盜，那些真正違法的人......

你看許多沒有工作的人，最後被逼上絕路，不是去偷去搶就是去賭。我們都是有小孩的人，不會、也不能走上這條路......

我們不想拿政府的錢，不想政府給我們工作，隻希望政府給我們一個機會，養活我們自己。”

東百老匯電話卡小販的遭遇，也許是許多紐約街頭小販所麵臨的共同問題。紐約到底有多少小販？沒人拿的準。但根據民間組織的估計，目前的數量約是一萬名。而受限於執照的法定數量，4010張執照及許可，早在1993年便已全數用盡。這也導致紐約的小販目前有六成是非法設攤，終日需以躲避警察為生。

祖籍上海的施先生生長於新疆。在紐約從事印刷工作的十多年的他，一年前放棄了自己的專業，改行在法拉盛緬街上賣起了家鄉的口味：天山烤羊肉串。“我這裏有固定的客人，幾乎每天都會見麵，也都認識彼此了。很多做餐館的，晚上下班了，不想吃飯，就來買我的烤肉吃。有時候，他們還會先打個電話，確定我還在，才會過來。基本上隻要來吃過一次以上的人，我都認識了。”

蔡常春在蘇活區擺攤的他，專作觀光客生意。夏天賣太陽眼鏡、遮陽帽、T恤和一些紀念品。冬天則賣毛線帽、手套、圍巾和披風。他說：“在華埠有小販執照的人很多，大部分都和我一樣、十多年前就申請了。有人用、有人沒用，但都先申請了，最起碼沒工作時還可以有點收入。否則現在在堅尼街上，一個小店鋪動不動就要五千塊以上的租金，賣這些小東西，根本就賺不了錢。”

對於小販的存廢，眾說紛紜。有人由此看出一個偉大城市的多元性，認為應該將其發揚光大；有人認為是家鄉傳統的一部份，割舍不去。也有人視之為妨礙進步的毒瘤，欲除之而後快。

而小販的生存權，也一如許多新移民的議題，總需在法理情之間不斷尋覓平衡點。但最令人好奇的還是，平衡點究竟在哪裏?

這是一群自食其力的人，這是一些勤勞工作的人，修鞋的黃銀城、賣羊肉串的施先生、擺攤兜售小擺飾的戴芳、畫家喬健、賣服裝鞋帽的蔡常春、電話卡商販陳小姐，他們是我們的同胞，他們是紐約街頭的一線風景......

“冰糖葫蘆…大個兒的山楂，精粹的冰糖，咬一口甜掉牙嘍！”

清朗的叫賣聲，是屬於你我的共同記憶。印象中，這些街頭小販的表情，總是愉悅而知足的。曾幾何時，物換星移。在這片異鄉的土地上，熟悉的身影依舊穿梭於大街小巷間，但小販的表情，卻已模糊地叫人記不清。

也許是離鄉背井的羞怯，也許是寄人籬下的壓力，小販們漸漸低下了頭，彎下了腰，躲進了角落。向前看！總是最好的理由。一如許多被刻意遺忘的過去，還有那不想承續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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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我喜歡鞋子，修鞋子對我來說，就是最有樂趣的工作，這是我的專業！”曼哈頓橋下的修鞋師傅黃銀城說。

黃銀城：見到鞋子就認識主人

行經華埠曼哈頓大橋橋墩下，一幅對比鮮明的畫麵，也許會抓住路人的視線。一位衣著光鮮的女孩，低頭凝視一旁的師傅，修補她心愛的高跟鞋。頭頂上呼嘯穿梭的地鐵，呐喊著紐約的繁忙。而半蹲半坐在角落的修鞋匠，正默默地展現他自豪的技藝。一動一靜之間，古老的傳統，在摩登的城市，終能覓得一地落腳。

黃銀城，35歲，溫州人，10年前移民來紐約。過去曾在衣廠工作5年，但隨著製衣業的的蕭條，工廠也關門了。由於過去在大陸就是做皮鞋的師傅，他在5年前，開始擺攤修皮鞋。

在震耳欲聾的地鐵聲中，他拉開嗓門解釋“以前也在葛蘭街和勿街擺過，三年前發現這橋下可以遮雨，人也不少，就決定待在這了。現在穩定了，大家每天經過，也都知道我在這裏，要修鞋就會來找我。”而談到擾人的地鐵噪音，他則淡淡地說，習慣了。

指著一旁半電動、半手搖的工具，他說明：“這是打磨鞋邊的，那個是拋光的，這個是縫鞋麵的…這機器是從浙江海運來的，這種機器，在中國大概已經有4、50年的曆史了，到現在還是很多人在用。因為機器簡單，麻煩也少些。”

“曾經有個美國人指著我的這套機器說，這樣的設備在美國幾百年前就有了，中國人用這樣的工具，怎麽可以做出好東西？我跟他說，我們中國人，不是靠設備，靠的是腳踏實地的經驗。”他自傲地說。

談到修鞋，黃銀城似乎有一肚子的學問，“一般鞋子常壞的地方是鞋後跟的外緣，用釘子和膠水補上一塊橡膠，就可以繼續穿了，修一次至少可以再穿四個月，這樣隻要6塊錢。如果又磨壞了，還可以再換。”

“修鞋底的話，平均修好一雙要20分鍾。我這有拖鞋，客人可以坐在這等，順便陪我聊天。”他解釋，修鞋的過程中，他也與許多客人成了朋友。



“這個地方目前看起來是沒問題了，但誰又知道明天是不是還可以擺？”在蘇活區擺攤的蔡常春擔心地說.

在消費主義至上的美國，似乎很難想像仍然有人想穿修過的鞋。對此，他解釋，“有人家裏有很多鞋，但穿來穿去，總還是穿那雙舊的，他們說，穿新的鞋像在受罪。也有些客人，一雙鞋穿了十幾年，所有能壞的地方都壞過了，也都修過了。我跟他說，你這雙鞋，修修補捕的錢，都可以買一雙新的了。我叫他丟掉，他不肯，他說他對這雙鞋有感情。”

“很多鞋子我都已經認識了，看到鞋子，就知道主人是誰了…哈！”他大笑。

“常常有女孩子，愛漂亮買了細跟的高跟鞋，結果沒辦法走路，拿來讓我幫他換個粗一點的鞋跟底，或是改短一點。”他指指一旁的工具箱，裏麵有各類的高跟鞋底。

遇到這種愛漂亮的客人，黃銀城會建議她們，“常常有女孩子跟我抱怨腰酸背痛，我會建議她把鞋跟改矮一點，或是買鞋跟粗一點的鞋，不但比較耐穿，而且也健康。”

談到修鞋的成就感，他說“我喜歡鞋子，修鞋子對我來說，就是最有樂趣的工作，這是我的專業！一雙鞋，我認為該修就修，不該修，我就不修！建議客人去買雙新的。”

“也有些人跟我說，你還這麽年輕，為什麽不跟大家一樣去做餐館？我覺得做這個就是自由。薪水呢，跟在餐館打工也差不多，又不用看老板的臉色。在這裏，我就是老板！”他解釋。

談到未來，他想了想，“將來…想開一家修鞋店。我覺得修鞋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因為大家都有能力買名牌了，但又舍不得丟。”

與黃銀城握手道再會，粗糙的手掌，沾滿鞋油和膠水，就像他說的，那是一種腳踏實地的感覺。

施先生：顧客多是鄰居

有人說小販是中國的傳統之一。方便、便宜、人情味，似乎是許多華人購物時的第一考慮。想想看，每天一早出門，是誰第一個跟你問早？那邊買東西好殺價？而夜歸時，是否也曾期待能在巷口的小攤，買點宵夜，慰勞自己的辛勞？

施先生，祖籍上海，生長於新疆。在紐約從事印刷工作的十多年的他，一年前放棄了自己的專業，改行在法拉盛緬街上賣起了家鄉的口味：天山烤羊肉串。對於這項轉變，他說“沒辦法，老了，人家不要了…”

說起烤肉，除了一些秘密，像是醃肉的配方、收入等等，施先生都很樂意分享他的心得，“烤肉就是要在路邊，現烤現吃才好吃！我每天一早就起來處理肉串，賣吃的，講求的就是新鮮。在新疆，我們吃烤羊肉，是用新鮮的羊肉，現切、現串、現烤，完全不醃的，但是在這裏，為了配合大家的口味，必須先處理。”

“烤肉這種東西，白天吃的人不多，做的隻是過路人的生意。但是晚上，人就多了，尤其是7點到11點，有人是想吃點心，多數都是我這附近的鄰居。他們常說，吃上癮了，而且離家近。”

“我這裏有固定的客人，幾乎每天都會見麵，也都認識彼此了。很多做餐館的，晚上下班了，不想吃飯，就來買我的烤肉吃。有時候，他們還會先打個電話，確定我還在，才會過來。基本上隻要來吃過一次以上的人，我都認識了。”

“在法拉盛有許多中東人，他們不吃豬肉，我也不賣豬肉，所以他們常常來，我也因此交了許多中東人朋友。”

“警察當然會管啦！他們開單的理由可多了，比如說馬路不乾淨，或有人檢舉冒煙啦！吃了罰單就要出庭，然後就罰錢啦！警察和法官各做各的工作，警察是不會聽你的解釋的，說開單就開單。有時候他們會說，你不羅唆，我就隻開一張，再多說，就開三張。但是上了法庭，法庭上有各族裔的口頭翻譯，法官會給你機會解釋的。有時候看你不是累犯，是不小心的，會判得少一點。我覺得，跟警察比起來，法官還是比較明理的。”

“攤子的許可證是我向一個外國人租的，但是我自己有食物小販執照。我也想過要自己申請一個許可證，但已經沒有名額了。”

“將來呢，我也想開店做生意。至於做什麽生意，現在還在考慮，但本錢還是要先存的。”

戴芳：吃張罰單，一天就白幹了

每逢假日，在華埠的堅尼路上，熙熙攘攘的，幾乎都是好奇的觀光客。這些人中，有些隻是想來吃中國菜；有些是來買廉價的香水、手表；當然，也有些人隻是為了便宜的仿冒商品而來。但夾雜在人潮之中，某些不甚起眼的角落裏，中國人天賦的巧手，結合古老的傳承，也創造出許多令外人驚奇的街頭文化。以下兩者，既可為例。

戴芳，45歲，湖北人，半年前與丈夫及小孩移民美國。目前在曼哈頓中、下城街頭，販賣棕櫚葉編的小動物造型擺飾。

談到當小販的甘苦，她說：

我以前在中國是賣衣服的，才剛來美國幾個月，沒有賣多久。以前都是我妹妹在賣，她賣的比較好，因為她比較會說英文。因為客人會問很多，要講很多，外國人都很好奇的，我又什麽都不會說，要就要，不要就沒辦法啦。

也曾去過其它的地方啊，像是百老匯、炮台公園、還有49街、因為那邊觀光客多些。

這些小動物是用棕櫚葉編的，有蛇、雞、烏龜、馬、龍…小的、簡單的，3元或5元一個，大的、複雜的，一隻15元、20元。這種大的，做一隻要4、5個小時，都是用手做的。今年是雞年，所以雞賣的很好。都是我們自己做的，我妹妹教我的，她也是跟別人學的。

賣這個東西賺不了幾個錢的呀！有時候站一天才賣十幾塊，有時後一天都不開張還要吃罰單。收到罰單，我也看不懂，都是拿回家給我的小孩看。開單的理由，他有時候是說你的東西沒有標價錢嘍，或是與店家距離不夠嘍。

警察一來就要看執照，可是我們這種賣手工藝的，是不用執照的，但要有有稅號。警察是不會每天開單啦，人家一天才賺多少錢？你如果每天開，人家怎麽生活啊？

每次看到警察來，就嚇得要死，因為一天賺不到幾塊錢，吃張罰單，就完了。他跟我說什麽，我也聽不懂。

該來紐約的時候，有一次我在這邊幫我妹妹顧攤子，因為她臨時要去拿貨。當時我身上什麽都沒有，沒有執照、沒有稅號、也沒有家裏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有一個便衣警察走過來，我以為他是遊客，他拿出證件，我也看不懂，後來他拿出罰單，哇！我一看是罰單，才知道他是警察。他問我什麽，我隻會說不知道，說實話，我真的什麽都不知道，因為才剛來沒幾天。

那個警察後來找了一個路人做翻譯，那個人告訴我，如果你什麽都不知道，你就要去坐牢了。嚇死我了！後來還好警察也沒耐心，就說說算了。

我知道，如果一個地方已經有擺了，那我就不能去擺。還有，就是別人商店的門口，是一定不能擺的，因為絕對會吃罰單。所以我的作法是，如果警察不讓我在這裏擺，那我就不擺嘍，再換個地方就是了，總比吃罰單好吧！因為我很配合、所以我覺得，這邊的警察對我的態度也都還算不錯。

這些東西好難賣的，我也想賣一些吃的呀、手套啊、或是其它的東西的，因為每個人都要戴手套的嘛，也一定要吃東西的嘛，但是這種東西，人家也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是不是？但是沒有執照，什麽都不能賣。而且我聽說現在根本申請不到執照。

做這個，我也隻是想存些錢，將來可以和妹妹作些小生意。


喬健：這是中國人的地盤！



一塊燙衣板、一盒顏料、幾支簡單的工具，細的、寬的、扁的、圓的，加上幾張畫紙，生意就可以開張了。這是目前華埠隨處可見的一種街頭創作，用中國傳統的繪畫及書法，為人寫名字。販賣的，不隻是創意，還有西方人潛意識裏對東方文化的濡慕。

喬健，北方人，來美國已十多年，之前在中國也是學藝術的，喜歡畫些水彩畫及素描。據他表示，剛來美國時什麽工都做過，像裝修、送貨、餐館等，但摸清了底之後，最後還是決定幹這個老本行，轉眼也做了五、六年了。

我覺得做這個自由，一般沒事我就來，我來得晚，什麽時候起床，就什麽時候來。

畫這種東西，很難說誰畫的好，誰畫的不好，隻能看客人喜歡那個人的風格，自個兒決定。我的畫法…我是從時代廣場來的，跟唐人街這邊的不一樣，每個地方也都有每個地方的派係。唐人街這邊，畫風比較細膩，有點國畫式的，也比較花時間。但我們在時代廣場的，就比較抽象一些，重視的是形體。

像我最愛畫的這些龍，每隻都不一樣。有些外國人會跑來問我，你會不會畫龍？他是專門搜集龍的，那時候我就會翻出來讓他選。可是有時候有些黑人拿我們的龍開玩笑，出個四塊、五塊想要買，我才不賣！這是我們中國人的精神。

許多客人有時隻是好玩，想看到自己的名字，寫成中國字是什麽樣子？有時候隻是來紐約，買個紀念品，尤其是外州的遊客，因為他們那邊沒這種東西。也有人會很好奇地問這幾個中國字是什麽意思？所以寫的時候要選擇比較雅的字。

記得在911發生後，生意特好！越是危險，越是有人不怕死，觀光客特別多。每個人都想帶些紀念品回去，不像現在，逛街的人多，花錢的人少。

主要還是做旅遊季節，生意好的時候，一天幾十張都有。有時候一天也畫不了一張，隻有去一些博物館附近碰碰運氣，就當成沒事出來練習練習書法吧…哈哈！

我覺得畫這個，多多少少還是有文化上的意義，像是畫些龍啊、熊貓什麽的，有時也順便向老外介紹介紹。還有，到今天還是有人問我，中國在哪裏？我就畫個圖，跟他們說一下。

警察會管！怎麽不管！紐約警察是神經病！發神經的時候就給你開張罰單。有時候他心情好也開，不好的時候也開，理由是亂七八糟，什麽理由都有。比如說馬路要多少尺、什麽這邊人太多了、什麽幾點以前不能擺等等。

他有時候來了一批實習的警察，或新的警察，來練習開罰單。就沿著這條街，一路開下去，拿你取樂。練習到都會開了，就走了，再也不管了。在這是這樣，在時代廣場也一樣。最多的時候，一天收到六、七張罰單，氣死人！

我覺得有些警察有點歧視，像是老黑、或是一些老外在街邊賣東西的，他就不管，專門找中國人麻煩。大概是華人的英文都不行，想解釋都解釋不清。我的英文還可以，但跟警察解釋，他也不聽，叫我跟法官解釋去。

去過好幾次法庭了，許多罰單都打下來了，因為法官一看就知道警察是在胡鬧。去法院就是花時間，有時候人多的話，就是一天不見了。法官一般來說，人都還不錯，他們也知道中國人英文都不行，如果差不多，就算了。

這也不是違法的事，這種街頭藝術是不需要執照的，我們也都有報稅證件。警察真的有本事，就去對付那些犯罪的，不要來搞我們！

搶地盤的事，在這邊的確有。有時候是有來了個老外，我在這擺的好好的，他來了就拿個包往你這一放，說這是他的地方。很多中國人會害怕，摸摸鼻子就走了，他們就是欺負中國人，而很多剛來的人，就是怕麻煩。

我是來的久了，看的多了，我才不怕他們呢！這哪裏寫了字說是你的地方？這是Chinatown！Ｏk？這是中國人的地盤！

我的家人都還在國內，小孩已經23歲了，也是個畫畫的。如果接不過來…我想等存夠了錢，就回中國去了，那畢竟還是自己的國家。


警察掃蕩街頭違法的小販，在華埠的曆史上來看，是屢見不鮮。小販的生存空間，就法理情而言，在法規上，小販的確是居於劣勢。但是說起道理，支持或反對小販的雙方，則都各有一套看法。至於情感層麵，華人的思鄉情愁，似乎也在這個議題上，找到了宣泄的機會。

消費者：親切、方便

居住在華埠的江小姐，拿著剛買來的烤肉串說，“我覺得多一些賣吃的小販，很好呀！可以讓這個地方興旺起來。還有，這也是一種中國文化。”

她接著說“因為我們沒錢買貴的東西吃嘛，所以有人做一些不同風味的東西，這也很好。我覺得警察不要抓，他們靠這個生活，應該支持他們，應該給他們一個專門可以賣的地方，因為這裏擺一點，那裏擺一點，好像我們中國人很沒有公德心。”

“像華埠的中央街，每天早上都有小販在賣菜，賣吃的、穿的、用的，我覺得很好，好像住在自己的家鄉一樣。如果我上早班的話，七點多就可以順便買菜，很方便，因為很多商店還沒有開門。小販的價錢不一定會比較便宜，但就是新鮮。”江小姐解釋自己喜歡小販的原因。

在東百老匯路旁買電話卡的王先生則說，“都是老關係了，熟了嘛！跟他們買也有3、4年了。他們親切呀！就一直跟他們拿嘍！說實話，街上有那麽多電話卡，那麽多賣電話卡的人，叫我隨隨便便去買，我也不敢買，誰知道會買到好的，還是不好的？”

“賣這個東西賺不了幾個錢的呀！我也想賣一些吃的呀、或是其它的東西的，但是沒有執照，什麽都不能賣。”賣草編小動物的戴芳認為。

王先生的經驗是，小販比較親切，“熟了就是朋友，打個電話來要電話卡的號碼，下次經過，再來付錢，也方便嘛！我今天來不是買電話卡，是來付他們錢的，我們都是講信用的。我讓她報號碼給我，也是相信她呀！不會給我偷分鍾。她也相信我，一定會來付錢，對不對？這就是一種人情嘛！他們也是多半在作老客戶，比較好溝通嘍！”

至於警察的取締，他認為“以前我都跟她老公買，現在換她做啦，還是繼續跟她買。她老公也是常常被抓，怕了，就改行啦！但多數的溫州人就是不怕死，反正你今天抓，我明天還是再出來。而且說實話，他們也隻是打一份工，政府應該給他們一條生路的，總比去做壞事好吧！”

店家：良性與惡性競爭

在堅尼路一家商場內賣皮包的王小姐說，“小販在外麵，當然對我們的生意會有影響，他們跟我們賣類似的東西，又不用交店租和稅金，價錢也比較低。和他們拚價錢的結果，就是我們這些店家沒有利潤。”“我不覺得是他們幫我們吸引客人來，沒有人來華埠，是為了逛小攤來的。小販是一種寄生蟲，賺店家的周邊利潤，如果沒有店家，小販不可能自己生存！”

同樣是在華埠的一家商場內做生意，賣古玩的張先生則說，“我覺得如果是有執照的小販，應該要給他們地方擺。”

對於競爭，他認為“客人自己也知道，在不一樣的地方買東西、品質是不一樣的。而且店裏麵、或商場裏麵、有空調，也比較舒服，客源是不一樣的，可以刷卡，也比較有保障。價格不一樣，服務也不一樣，所以我覺得，衝突也不大，因為賣的是不同的東西。”

“就像我曾在孔子大廈旁買菜，實在是便宜地無法想像。但是回家後才發現，許多菜放沒兩天就爛了。我想很多在那裏買菜的人，自己心裏也知道，這隻是運氣問題。”張先生提出自己的經驗。

在法拉盛緬街開服飾店的莊小姐，對於店家與小販的關係，有另一種看法。“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小販也是其中一種。你看像South Street或Seaport，就是很多小販，有行人街，也形成一種特色，吸引很多人。如果法拉盛也能有一個行人街，讓小販擺上街頭。店裏麵有店裏麵的生意，外頭也有一些便宜的東西，大家都很熱鬧，這也很好，也是一種消費文化。”

她認為，隻要是有執照，就表示小販們有在付稅，對經濟有貢獻。而許多賣衣服的人，本身也是做批發的。批發的對象，也不隻是一般店家，還包括小販，這也是一種經濟上的相互依賴。”

批發商：共存共榮

想知道街頭小販最常販售哪些商品？走一趟中城的批發區，就可以一目了然。從皮包、皮帶、小首飾、香水、花、盆栽、帽子、T恤到小型電器，這裏應有盡有。當然，也包括了夏天裏小販最常賣的，許多紐約市的紀念品。

在下雨天走訪這個區域，會發現到處都是搬貨的人。由於下雨天生意不好，所以多數的店家及小販都選擇此時來進貨。

中城百老匯及27、28、29街一帶，原本就是紐約，甚至鄰近外州小商品批發的中心。而據當地商家表示，近十年來，隨著中國製造業及出口的興旺，越來越多的中國店家進駐該商圈，其中又以福州、溫州商人居多數。到現在，應該已經有超過50家的規模。

七個月前才剛由零售轉行做批發的David Liu說，店裏出貨對象，以紐約市來說，因為小販是紐約的特有行業，一般商家與小販都很多。但出了紐約，鄰近的外州，像賓州、新澤西，則幾乎都是店家來批貨。而來批貨的人，以非洲裔、拉丁裔、及華人居多，但華人並不會特別多。

由於每天與小商家、小販接觸，大家反應的，都是競爭越來越激烈，這也是David由零售轉而做批發的原因。

而談到競爭，David說，店內多數皮包的批發價大約8到10塊。一般商家大約可以賺到一倍的利潤，而小販，雖然經營成本低，但是必須靠削價競爭，所以利潤也差不多，不會特別高。

他分析，許多商家有自己的倉庫，可以一次多進些貨，降低進貨的成本，但是也產生了庫存的壓力。小販呢，多數靠的都是薄利多銷，進貨的次數比較頻繁，但是量都不大。

“你看像這樣一個包，我們一個款式要進10種顏色，因為空間有限，一般店家都很難達到齊全，隻能選比較好賣的顏色進貨，更別說是小販了。他們很多都隻是試探性的進很少的量試試看，等到發現市場需求後，再開始多進一些。”David舉例說。

而與小販間最常做的交易，他表示，像皮包這種有季節性、流行性的商品，每種款式的壽命都不常。遇到壓錯寶，庫存的壓力太大，或是已經明顯退流行的皮包，一個5塊都要賣。而許多小販，就是趁這個時候來撿便宜貨。

另一家位於29街上的批發公司，主要商品為太陽眼鏡，與紐約市的相關紀念品，如印有自由女神像、帝國大廈或紐約的鑰匙圈、筆、打火機及T恤等。

公司負責人吳小姐表示，紀念品零售的利潤其實很高，像一般批發價一打賣9塊的商品，零售商一個可以賣3塊。

她分析冬天小販喜歡賣的，多半都是帽子、圍巾、手套這類的商品。至於夏天，除了觀光客喜歡的小紀念品，太陽眼鏡、遮陽帽、和T恤，都賣得不錯。

其它還有一些季節性的商品，像是情人節禮物，吳小姐指著一旁成堆的巧克力結合塑膠玫瑰的禮盒，和各式各樣象徵愛情的玩偶，還有母親節、聖誕節、萬聖節的應景商品。她指出這些壽命都非常短，隻有幾天到一個禮拜而已，商品設計的變化也不大，每年都可以賣。

小販的生意，在她看來，幾乎是跟著節日進行。而同樣地，這也是店內出貨量的高峰。“每年過完年之後，就是情人節、母親節，再來就是國慶日，一些印有國旗，或是一些帶有燈泡、會發光的，可以參加晚會、派對的商品會賣得特別好。接著就是暑假的觀光潮，賣太陽眼鏡，和一些小紀念品。然後就是萬聖節、聖誕節，一年生意好的時間，大概就是這些了。”她說。

吳小姐分析，作為批發商，因為每天關在店裏麵，對於外界的敏感度很低。“常常都是等到外麵的商家，尤其是第一線的小販，跑來問店裏有沒有這個、那個的，才會發現原來突然流行起什麽東西。”

她指著地上的商品說，“像這些印有Support Our Troops(支持軍隊)的貼紙，伊拉克戰爭開始後，突然一下子就流行起來，一天總有幾十個人跑來問。但很快地，就突然沒人要了。”

“其實，你看看街頭小販在賣些什麽，大概就知道現在是什麽日子，有什麽大事了。”吳小姐說。

僑界與民間組織

陳玉駒：小販有權謀生，但需遵守法紀

對於華人社區的小販文化，中華公所主席陳玉駒認為，小販有權謀生，但需遵守法紀。

據他了解，華埠當地的居民，對於小販有兩種看法，一是他們妨礙了交通，對行人造成不便。但一些人覺得小販賣的東西便宜而且新鮮，而且對大家也是一種方便。

而就商家而言，“的確，因為他們要負擔店租，經常有抱怨。但是換個角度看，商家有店麵，可以陳列的貨品也多，選擇也多。但小販的商品比較單一，競爭力也不如商家。”他說。

陳玉駒覺得，新移民從事這項工作，是不應該受到歧視的。小販是中國自古以來傳統的一種謀生方法，適合本錢小的人，而且靈活，與開店相比，風險也比較小。

根據他的觀察，這些年來，華埠小販的數量確實變多了，因為許多新移民以此維生。而華埠衣廠工業的沒落，也的確造成一些後遺症，尤其是婦女的就業問題。對於這種現象，小販並不失為是一種就業的再開始。

“因為新移民人口比例上的改變，目前華埠的小販，以福州鄉親較多。許多早期以此維生的廣東移民，在存夠錢之後，也都慢慢轉行了。而這種情形，現在在福州人及越南人中，也是十分普遍的。”他說明。

陳玉駒認為，新移民需要一個生存的空間，透過自己的勞動，得到合理的利潤，不能讓他們流離失所，或是轉而從事犯罪活動，變成另一種社會的問題。

談到警方的取締，他表示，警察掃蕩街頭違法的小販，在華埠的曆史上來看，是屢見不鮮。從盜版光碟、仿冒名牌、到最近的電話卡。而他要再強調的，還是守法的觀念。

“政府的法規，應該有它的根據，而嚴格的法規，也是為了保障多數人。”陳玉駒說明自己對法律的看法，並表示目前就法規方麵，公所尚未向地區議員表示過修法的需求。

顧雅明：小販不能帶來繁榮

針對小販問題，法拉盛華人工商促進會理事長顧雅明表示，法拉盛的小販數量，與華埠比起來，的確是少的多。而原因，他認為是因為警方執法嚴格。

依顧雅明了解，就法拉盛的多數商家而言，大家最在意的，應該是社區的環境及給外人的印象。

他認為，中國人值得珍惜的文化很多，但小販不是一種很好的文化。尤其是製造環境的髒與亂，而且這與方便無關，他覺得大家到店裏麵買東西，不會比較不方便。

“而且，你在路邊買東西，壞了找誰換？”他懷疑。

“小販擺在路上，就算警察不來，店家都會打電話報警。我不認為小販能帶來繁榮。相反的，他們影響了交通的順暢，以及生活的環境。”“法拉盛行人流量大，小販往人行道上一擺，大家連路都沒辦法走了，常常要走到車道上去，很危險！”他說明。

至於報稅的問題，顧雅明認為“小販就算有了報稅號碼、有了執照，也不會去報稅！”

傅鶴鳴：我們不能倒退走

法拉盛發展中心負責人，同時也是每年法拉盛街坊節（Street Fair）的主辦人傅鶴鳴認為，華埠是因為在曼哈頓，所以可以負荷那麽多小攤子，但是法拉盛如果走那種方向，肯定會走向貧窮與沒落。

談到他所策劃的街坊節，傅鶴鳴表示“街坊節在紐約是很普遍的，我覺得法拉盛有很多地方可以跟曼哈頓一樣，他們有的我們也可以有。法拉盛需要更多的商業活動，而這類小型的活動，吸引外來的觀光客是不至於，但是最起碼讓皇後區本地的居民，多些選擇。”

從2001年開始，每年四月到十月，法拉盛都會封閉凱辛納大道，舉辦兩至三次街坊節，而每次大約可容納50至60個攤位。對此，傅鶴鳴說明，以這樣的規模而言，是差不多了，攤位也不能再成長了。

“普遍而言，居民和商家都很支持，但是多了也不行，因為商家會抱怨。辦活動雖然會帶來人潮，但是街道一封，商家連貨都沒辦法進。”他補充。

“我覺得這對居民、商家和小販而言，都是有利的。但我辦街坊節的目的，絕對不是希望攤販變多！”傅鶴鳴強調。

至於一般商家對小販的看法，他表示“許多商家覺得，我付了店租，在這賣這個東西，但是你在街邊，用比較低的價錢，賣跟我一樣的東西。大家進貨的來源都差不多，但是你實際的成本卻比我低。你不但搶了我的生意，還占了我門前的通道，而且不交稅，對地方的發展也沒什麽貢獻。”

而綜觀法拉盛未來的商業發展，傅鶴鳴分析“小販的問題，就短期來看，因為新移民多，沒辦法，是個過渡期，但是我們不能倒退走！我覺得，因為現在還在新移民的一股風潮中，小販看起來會是一個特別的現象，但這應該已經是最高峰了。當中國經濟發展成熟之後，將來外移的人口必然會有質與量的轉變，小販這門生意，也會逐漸離開中國人的圈子。而那時後，也許會有另一群人接手繼續做。”

黃克鏘：我諒解執法者，但不諒解立法者！

美國林則徐基金會主席黃克鏘，從不避諱說他與小販是在同一陣線上。他認為，雖然法律的目的應是照顧多數人的需要，但也應用情與理來檢視法律是否有錯誤？是否有需要依現況修改？

他質疑“這些人被抓，是的，應該被抓。但政府有沒有給他們生存的機會，幫他們從非法走向合法，對社會有所貢獻？這些人連生存的機會都沒有，你叫他去打入主流社會？”

“有地產的人，多半歡迎小販。因為人來往的多，生意才會興旺，租金才收的多。但是有些人，在成功之後，就忘記自己過去有多苦，不會想要幫助別人！說什麽妨礙產業升級…等於是問他們為什麽不去吃肉呢？”他不平地說。

對於警方的取締，黃克鏘同意，警察的責任就是執法，在法律沒有改之前，他們就是要照辦。而因為警察總是站在最前線，所以許多人抱怨的對象都是警察。

“我諒解執法者，但不諒解立法者！”他強調。

此外，他也提到過去的協調經驗。“上次在孔子大廈的社區會議上，我們有與郭亞倫提過電話卡小販的事。但他表示不知道有這種事，而且覺得不可思議，他說他會注意這種事。但到底有沒有？我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