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從中國曆史看科技與軍事理論發展的關係

zt 從中國曆史看科技與軍事理論發展的關係
來源: 豬鋼鬃 於 09-01-30 11:46:58



從先秦到近代，我國的軍事科技和軍事理論幾乎是前後腳地走過了兩條相似的馬鞍形的發展曲線，即兩者都是兩頭發展快，中間進步慢。審視這兩條曲線，我們對軍事科技與軍事理論的發展關係可以得出一些饒有趣味的發現。
一，軍事科技是軍事理論發展的前提性條件，中國傳統的重道輕器觀念嚴重地阻礙了中國古代軍事理論的發展
中國曆史上重道輕器的觀念嚴重，在軍事上表現為重謀略，輕科技。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文選》爛，秀才半”，科舉取士隻考《四書五經》，不考科學技術等方麵的內容等。這種全民性的教育和國家導向性的政策及製度使古人重道輕器的觀念根深蒂固，也是先秦時期代表世界先進科學技術水平的《墨子》一書長期受到壓抑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古代的“兵技巧”類兵書後來大都被曆史所淹沒，亦說明了這一點。回顧世界科技史可以發現，西方多將仿生學繼續用於自然科學技術理論和應用研究；而中國的古人則多將觀察和研究自然現象得出的哲理用於軍事謀略、政治權術、社會管理和處世之道等社會學領域。於是，中國的權謀理論在古代相當發達，而科學技術卻逐步走起了下坡路，但軍事理論亦因此而隨之不斷下滑。西方的科學技術從16世紀開始則迅猛發展，其軍事理論也水漲船高，終於走到了世界的前麵。
國人重道輕器還有一種表現，就是對理論重高輕深，重玄輕用，認為理論越高越好，話說得越玄水平越高。國人的這種認識對軍事科技和軍事理論的發展有很大的危害性。相比之下，日本就比較重視對應用理論的研究和開發。我國宋代施子美撰《七書講義》、清代魏源撰《海國圖誌》等應用性比較強的圖書，在中國曆史上被認為學術價值不高，因而流傳不廣，有的甚至失傳，但在日本卻廣為傳播，很受重視，即是例證。中國古人這種重道輕器、重玄輕用觀念是製約我國科學技術和軍事理論發展的一條重要原因。
軍事科技與軍事謀略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其中軍事科技是戰役戰術乃至戰略理論提升的階石。軍事科技不發展，軍事謀略就難以有突破；軍事科技發展了，才會推動軍事謀略的進步。隻重謀略，同隻重技術一樣，都是片麵的。隻重虛華高玄，輕視應用理論，也是有害的。
二，軍事科技對軍事理論發展的影響是由低層向高層、由點向麵逐步擴展
軍事科技對軍事理論發展的影響是逐步由低層向高層輻射、擴散的。首先受其影響的通常是技擊理論，《墨子》中的守城方法、戚繼光的練兵理論，都講到了戰鬥人員對兵器的掌握和使用問題，就體現了這一點。其次，軍事科技在此基礎上，會進一步影響到戰術、戰法的變革。如有了車兵，就必須有車戰之術；有了騎兵，就必須要講究騎戰之法；有了水軍，則一定要有水戰之規；冷兵器時代交戰多用密集隊形，而火器時代交戰則須用疏散隊形等。總之，戰役戰術一般都要隨著新兵器的大量使用而不斷發生變化。再次，軍事科技還會進而影響到戰略決策的製定和戰略理論的研究，其中包括大戰略層麵的理論研究和頂層的“廟堂”設計。如漢代的大集團騎兵遠距離奔襲作戰決策，唐太宗的輕騎兵靈活機動作戰理論，明清時期的火器作戰指導思想，近代的海防戰略等，都是以當時的軍事科技條件為基礎才出現的。遠交近攻是冷兵器時代強國隻能采取的擴張性國家戰略；但到了近現代，運載工具高度發達，這一原則已不再是發達國家對外擴張時的唯一戰略選擇，它們為了國家利益而實施遠攻的事例，在近現代已並不少見。
軍事科技對軍事製度的影響也通常是由點到麵逐步推廣。趙武靈王首先在趙國推行胡服騎射，而後才有中原騎兵製度的逐漸普及。明朝洪武和永樂年間火銃的大量製作和裝備部隊，而後才有神機營等火器裝備部隊的出現。嘉靖年間佛郎機和鳥槍的廣泛使用，戚繼光才得以組建冷熱兵器混編的合成軍種。後裝槍炮和蒸汽艦船的引進，才使中國有了近代意義上的海軍。中國曆史上軍隊建設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說明了其對軍事技術的必然適應與依賴關係。
三，有些軍事理論原則雖具有古今相通的特征，但其內容及應用方法卻必須隨著軍事技術的發展而發展
中國古代許多軍事理論具有哲理性強、應用麵廣、可鑒性久遠的特征，不但冷兵器時代可以運用，而且在現代高技術條件下也可借鑒。中國古代兵學家提出的一些軍事範疇，如奇正、虛實、迂直、專分、久速、攻守、屈伸、患利、仁詭、常變等，至今仍被廣泛地應用於許多領域。孫子提出的許多軍事觀點，如，不戰而屈人之兵；致人而不致於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非利不動，非得不用；兵之情主速；地形者，兵之助等，至今仍是軍事家、戰略家們克敵製勝的圭臬。
但是，古人提出的這些軍事理論內容及其應用方法必須隨著軍事技術的發展而演進。比如，孫子提出的關於情報戰的一些原理是古今相通的，但今天獲取情報的手段已遠不至於古人的“五間並舉”、“相敵”三十二法、藏於夾牆內竊聽等。隨著軍事科技的發展，人們獲取情報的手段已有了巨大發展。太空偵察衛星的出現，海底光纜的使用，無線電竊聽技術的發展等，這些雖亦可視之為孫子“相敵”之法的延伸，但畢竟這些手段已有了質的變化，情報戰理論也隨之有了新的發展。再如，孫子提出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在核武器出現後，也被賦予了時代的內容，顯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威力，被稱之為“孫子的核戰略”，“不戰而勝”理論也有了新的充實和發展。遊擊戰的作戰方式，在我國出現很早。明人寫的《草廬經略·遊兵》對遊擊戰的戰略戰術已進行了非常精到的概括，但在機械化戰爭時代及現代化戰爭時代的遊擊戰戰法和冷兵器時代已有很大不同。現代人根據現代化武器提出的城市遊擊戰、海上遊擊戰、信息遊擊戰乃至將來可能出現的空中遊擊戰等，無疑會使遊擊戰理論產生新的飛躍。總之，軍事原理固然古今相通，但戰技、戰術、戰法乃至戰略理論卻必須隨著軍事科技的進步而向前發展。
四，先進的軍事理論對軍事科技的發展有牽引和拉動的功能，新的軍事科技隻有在正確的軍事理論指導下才能發揮進步的作用
如上所言，軍事科技是軍事理論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同時我們還應看到，軍事理論對軍事科技亦有牽引和拉動的反作用。墨子在政治上主張兼愛，所以才在軍事上主張非攻，為實現非攻主張，才防備他國前來攻城，他和他的弟子們才作《備城門》諸篇，才研究和講述關於城守的軍事技術問題，從而帶動了當時及後來相當長的時期裏我國軍事科技的發展。孫子的速勝理論、火攻思想、用間原則等，對後來武器裝備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指引作用。鴉片戰爭後，魏源等人提出“師夷長技以治夷”的戰略謀劃，對後來中國洋務運動的興起與發展無疑也起到了牽引和拉動作用。
從中國曆史的經驗教訓看，那種隻重軍事技術、輕視軍事理論的傾向同樣是非常錯誤而有害的。火器在我國出現後，在當時的軍事理論界出現了兩種錯誤的極端，一是視之為“奇技淫巧”，予以公開地壓製打擊；一是大搞火器神秘化，將之引向歧途。如焦勖在《火攻挈要》中所說，當時許多講火器的書和文章“索奇覓異，巧立名色，徒炫耳目，罕資實用”。這兩種傾向的出現，不但都是緣於他們缺乏對軍事技術的了解，更是由於他們缺乏先進軍事理論指導的結果。另外，晚清的統治者們在打了敗仗後，隻看到西方船堅炮利的一麵，因而，隻強調學習人家的軍事技術，不重視軍事理論、軍事製度和管理方法等方麵的相應改革，搞什麽“中體西用”，結果是二者不能兼容，到頭來，“體”也不成體，“用”亦沒有用，二者都以失敗而告終。這從反麵說明，隻重軍事技術，輕視軍事製度、軍事理論建設，此路是行不通的。實踐一再證明，先進的軍事理論對軍事科技的進步不但有牽引和拉動作用，而且對人們對它的正確認識和使用也有靈魂性的指導和規範作用。概而言之，軍事科技固然應該重視，軍事理論也決不能忽視。人們隻能使二者相濟相成，協調發展。顧此失彼，重此薄彼，都會造成二者的自相懲罰，從而製約它們的健康發展。
五，軍事技術和軍事理論的發展，都受環境的影響和製約，都受戰爭實踐的催動和檢驗
《墨子》軍事科技思想之所以在當時能達到那樣高的水平，與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經濟、外交、科技、文化等綜合環境因素及與當時的戰爭實踐是密不可分的；《孫子兵法》軍事理論的產生，亦是如此。而後來中國軍事科技與軍事理論逐步落後，也是主要受到環境與戰爭實踐製約的結果。比如，封建統治者長期施行的閉關鎖國政策，使國人的軍事思維形成了“多代近親繁衍”，至近代出現“呆傻”特征；曆代統治階級內部保守勢力反對變革，喜歡陶醉於過去的輝煌，是阻礙國人創新思維發展的絆腳石；“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的訓律是束縛國人創新思維的三條繩索；國人隻重直覺頓悟，忽視邏輯論證的經驗型、“粗放型”的傳統思維方式，使中國的軍事技術和軍事理論失去了向高、精、尖騰飛的另一隻翅膀等。曆史證明，國人創新意識的強弱，創新方法的先進與落後，與創新環境的優劣有密切的關係，“萬馬齊喑究可哀”的社會環境必會壓抑人們的創新思維。國家內部政治、經濟、外交、科技、文化等良好的綜合創新環境，才是其軍事技術與軍事理論發展的條件和動力。
戰爭實踐對軍事技術和軍事理論之催動和檢驗，則更顯而易見。中國近代以來的戰爭實踐，證明了中國古代軍事技術和軍事理論已遠遠落後於西方，中國軍隊在戰場上的失敗在國人心理上產生了強烈震撼，在國內最終催生了軍事技術和軍事理論二者的互動。至20世紀初，中國軍事技術和軍事理論開始迅猛發展，這百年來的進步速度（進步幅度與所用時間之比），大大超越了此前的2000年。由此可見先進的戰爭實踐對國人思維觀念改變之深刻，對軍事技術和軍事理論催動力量之巨大。


2009年01月 　來源：中國軍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