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時光
二野，居於南美，正宗華人也。
正文
攀登珠峰全紀錄與北大山鷹社
1921年，英國登山隊在查爾斯·霍華德·伯裏中校的率領下首次從我國西藏境內攀登珠峰，他們沒有越過北坳頂部，自己宣稱到達的高度是6985米，由於沒有成功，他們宣布這是一次偵察登山活動。
1922年，英國第二支珠穆朗瑪峰登山隊（隊長吉·布魯斯）仍取我國西藏境內的北坡路線，他們越過了北坳，但在到達8225米的高度時，因死亡七人而告失敗。
1924年，英國第三支珠峰登山隊（隊長弗·諾頓）仍從珠峰北坡我國境內登山，當諾頓等人到達北坡“第二台階”下邊的8572米附近時，因氧氣不足而被迫下山，隊員瑪洛裏和阿賓堅持繼續前進，一去未返。
1933年，由十六人組成的英國登山隊（隊長赫·盧托列吉）仍使用我國西藏境內北坡路線，但也失敗了，該隊隊員溫·哈利斯和威格爾兩人到達海拔8570米的高度時，發現了1924年英國珠峰登山隊隊員瑪洛裏的冰鎬，證實了瑪洛裏等二人死在這個高度附近。
1934年，英國人米·威爾遜使用輕型飛機進行單獨登山，結果飛機損壞在孔布冰川附近，他受了輕傷，後來他又雇用當地一些舍爾巴族人協助登山，但在一場風暴之後，他被凍死在東俄布冰川上。
1935年，由七人組成的英國珠峰登山隊（隊長伊·希普頓）隻偵察到我國西藏境內珠峰北坡海拔7000米，即北坳附近而返。
1936年，由十人組成的英國珠峰登山隊（隊長赫·盧托列吉）到達海拔7007米的北坳頂部後返回（注：北坳頂部過去用7007米，1975年中國登山隊經過實地測量計算出確切高度是7050米）。
1938年，由七人組成的英國珠峰登山隊（隊長葛·狄爾曼）仍從我國境內的北坡登山，在到達海拔8290米的高度後，宣告失敗。
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一次攀登珠峰的活動，由加拿大人勒·甸曼一人雇用當地一些山地居民當搬運工，仍走北坡我國境內，未超過海拔6400米的高度，最後也失敗而返。
上述幾次攀登珠峰的活動都是從我國境內的西藏地區進行的，均未成功。
1950年以後，我西藏地區獲得解放，地處西南邊防要地的西藏，再也不允許外國登山隊任意進行登山活動。從此，外國登山隊便改由尼泊爾境內的南坡攀登珠峰。
1950年，由美國人克·修斯頓等人組成的登山隊，從尼泊爾境內南坡首次對珠峰進行試登，隻到達了孔布冰川上海拔6100米的冰爆區附近，便返回來了。
1950年，英國登山隊，由五人組成(隊長葛·狄爾曼)，事先聲稱是一支從南坡攀登珠峰的偵查隊，在到達海拔5480米的孔布冰川附近之後返回。
1951年，英國登山隊，由伊·希普頓任隊長，全隊共七人，隻攀越了一段孔布冰川，在到達海拔6450米附近而返。
1951年，一個叫克·貝加·拉爾遜的丹麥人，非法偷偷越境進入我西藏地區。擬從北坡攀登珠峰，但他連海拔6500米的高度都沒有越過就失敗了。
1952年5月，由隊長勒·狄特瑪爾率領的十人瑞士登山隊，從南坡尼泊爾境內攀登珠峰，隊員勒·蘭比爾和他們雇用的搬運工尼泊爾人藤辛，到達海拔8540米的高度後，因天氣變壞而告失敗，但他們卻開創了一條從珠峰南坡通向頂峰的路線。
1952年10月，由葛·舍瓦列率領的瑞士登山隊，首次在秋季，也就是喜馬拉雅山的雨季之後，從南坡攀登珠峰，隊員勒·蘭比爾是同年春季瑞士隊的參加者。隊員恩·吉連富爾特和春季受雇的尼泊爾人藤辛兩人到達海拔8100米的高度，再次由於天氣變壞而失敗。
1953年5月29日：英國登山隊在隊長約·漢特領導下（由十人組成），有兩名隊員沿東南山脊路線登上了珠穆朗瑪峰。登上頂峰的隊員是埃德蒙·希拉裏（新西蘭人）和丹增·諾爾蓋（即1952年春、秋兩季隨瑞士登山隊兩度登上8000米的那個尼泊爾向導）。隊員埃文斯和布爾吉朗到達了8720米的高度。英國人這次使用的珠峰高度是8840米。
1956年，以阿伯特·艾格勒為首的瑞士登山隊在人類曆史上第二次登上珠穆朗瑪峰。他們使用的路線，是1952年由瑞士運動員所打通後來為英國隊首先通過並取得成功的路線。即從珠峰南坡孔布冰川，抵達珠峰與其姊妹峰洛澤峰（海拔8501米)之間的山坳（通稱南坳），然後沿東南山脊登頂。所用珠峰標高是8848米。
1960年5月25日淩晨，中國珠穆朗瑪峰登山隊（總指揮韓複東，隊長史占春）在突擊組長王富洲的率領下，首次從北坡登上珠穆朗瑪峰，登上頂峰的三名隊員是王富洲、貢布（藏族）和屈銀華。在這次登山中，中國登山隊共有29人登上了珠峰8100米以上的高度，除登頂隊員外尚有13名隊員登上海拔8500米的高度。這在世界登山史上也是第一次。
1960年5月，當中國登山隊正在從北坡向珠穆朗瑪峰突擊時，一支由印軍少校吉·辛格率領的印度登山隊也在從珠峰南坡尼泊爾境內攀登珠峰。當他們到達南坡海拔8625米的高度時，宣布由於風大無法前進，而放棄了這次登頂活動。
1962年，印度第二支珠峰登山隊在隊長——印軍陸軍中校捷·狄阿斯率領下，再次從尼泊爾境內的南坡攀登珠峰，又是因為怕大風而宣告失敗，隊員中有兩人登到海拔8717米的高度。
1963年，美國珠峰登山隊（隊長諾曼·迪倫弗斯）采取從尼泊爾境內珠峰南坡沿西南山脊登頂的路線取得成功。美國隊先後相隔二十一天進行了兩次突擊，第一次5月1日有兩人登上頂峰，第二次5月22日登上四人，兩次共上去六人，這是登上珠峰的第四個登山隊。
1975年5月27日，我國九名登山運動員從北坡登上珠峰
1965年，印度登山隊（隊長是印海軍少校穆·郭利）於5月20日、22日、24日、29日四天，先後共四個梯組從南坡尼泊爾境內登上珠峰頂峰，四次共上去9人，登山隊的正副隊長和隊員，全部是從印度現役軍人中選拔的，所用路線是過去英、瑞等隊使用過的老路線。
1969年春，日本登山隊從珠峰南坡首次進行試探性登山，在登達海拔6450米的孔布冰川地區之後，留下了部分冰川和氣象觀測人員，他們整整在珠峰山中呆了一年，對氣象、冰川等作了較長時間觀測，為1970年日本隊正式攀登珠峰打下了必要的基礎。
1969年秋，日本珠峰登山隊（隊長藤田佳宏）企圖在當年春天登山偵察的基礎上，爭取從南坡拿下珠峰，但他們在到達了海拔八千米的高度後，宣布“完成了秋季登山偵察任務”而返。
1970年春，日本珠峰登山隊，在七十歲的老隊長鬆方三郎率領下（此人是日本登山界元老，他雖然參加了這次登山，但在登山活動中的全部時間是在大本營渡過的，既未參加適應性行軍，也未參加登頂活動。他的參加說明日本登山界對這次活動很重視），分兩組對珠峰進行突擊：一組從珠峰正南麵沿一條長達800米的很陡峭的岩壁（也稱岩石牆）直插珠峰頂峰，這是日本人自己選擇的一條比較難攀的路線，因為在海拔8000米以上敢於進行“技術登山”，即攀登陡峭程度很大的岩壁，這是過去別國登山隊沒有搞過的。另一組仍然是選擇的傳統老路線，也就是從南坡經南坳沿東南山脊登頂的路線。日本隊之所以兵分兩路，而且敢於向珠峰南坡正麵的岩壁挑戰，這是與當時的世界登山趨勢分不開的。因為從南坡沿傳統路線登頂，走別人走過的道路，對正在快速發展中的高山登山運動已無太大意義。日本隊的南山坡正麵登頂路線，按預計方案上升了大約150米（按坡麵的垂直高度算）而失敗，最後隻得全力依靠第二組的傳統路線。1970年5月11日、12日，該隊先後分兩個梯組共四人從傳統路線登頂成功，登頂隊員是鬆浦輝夫、植村直已、平林克敏和尼泊爾籍的搬運工人喬塔裏。
1971年春，由歐洲英、法、意、奧、瑞士和印度等11個國家的登山運動員聯合組成的“國際珠穆朗瑪峰登山隊”，在隊長、瑞士登山運動員恩·基連富爾特的率領下，沿珠峰南坡西南山脊路線登頂（按：基本上是1963年美國登山隊的路線）。由於一開始步調就不一致，內部分歧很大，在印度隊員胡古納遇雪崩死亡後，宣告失敗。
1972年春，一支由西德克·海利考費爾率領的歐洲8個國家（英、法、意、奧、西德、瑞士等國）登山運動員組成的“歐洲珠穆朗瑪峰登山隊”，沿傳統路線從南坡登頂，在到達海拔8200米的高度後，宣告失敗。
1972年秋（9至11月)，英國軍事登山隊(隊長博寧頓)，沿南坡傳統路線攀登珠峰，在建立了海拔8230米的突擊營地之後，由於氣候變壞被迫宣告失敗。
1973年春（2至5月)，意大利軍事登山隊，在意大利軍事登山學校校長基多·蒙齊諾的率領下，組成一支包括意大利陸、海、空軍，警察部隊，海關人員，醫務、氣象和其他軍事科學工作人員的大型珠穆朗瑪峰登山隊，於當年5月5日和5月7日兩次，每次一個結組（4人）， 一共8人登上了珠峰頂峰。全隊中意大利軍人有60人左右，是外國登山隊中到尼泊爾登山人數最多的一次。他們雇用了300多名尼泊爾搬運工人和向導，動員了各種運輸工具，包括軍用直升飛機和坡地牽引車等現代化山地運輸工具。意大利軍事登山隊的登頂路線，原來也是兩個方案，一是沿西南山脊（原1963年美國隊用過的路線）登頂，一個是備用方案，即沿比較保險的，東南山脊傳統路線登頂。結果第一方案受阻，最後還是采用備用方案登上了頂峰。
1973年秋，日本珠峰登山隊（隊長水野祥太郎）從當年8月間進入珠峰，原企圖從1970年日本隊未取得成功的珠峰正南麵路線登頂，事先曾想方設法改進了裝備，如適合於海拔8000米以上高度的用氧裝備，但仍未能越過海拔8000米以上的那一條大岩壁，結果被迫采用備用方案，沿東南山脊經南坳的傳統路線登頂。兩名隊員，石黑久和加藤保男，於10月26日登上了珠峰頂峰。這是珠峰攀登史上首次在秋天登頂成功。
1974年春，由16人組成的西班牙珠峰登山隊（隊長洛倫特·蘇加薩，生理學家）使用南坡傳統路線，在5月19日突擊隊員到達第6號營地（8600米）時，由於強烈大風使他們不能前進而宣告失敗，當時距離珠峰頂峰隻有350米。
1974年秋，由法國著名的登山滑雪運動城——沙莫尼市（阿爾卑斯山的小山城）的市長德渥阿鬆擔任隊長的法國珠穆朗瑪峰登山隊，由10名法國人組成，雇用390名尼泊爾搬運工人和向導，選1963年美國登山隊沿西南山脊的路線登頂。這次登山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試驗人體在高空的生理變化，他們專為每個登頂隊員製作了遙控心電圖裝置，準備對運動員從山下到頂峰的全部心電圖作一次係統的觀測。但是在9月19日夜間，發生在海拔6400至6900米附近的一次較大的雪崩，使隊長和5名尼泊爾搬運工人死亡，全隊的登山活動因此而宣告失敗。
1975年春，日本人田部井淳子成為世界上首位從南坡登上珠峰的女性。同年，中國登山隊第二次攀登珠峰，9名隊員登頂，藏族隊員潘多成為世界上第一位從北坡登頂成功的女性。一支由15名日本婦女組成的日本女子珠峰登山隊（隊長久野英子），由一名日本男記者陪同，於3月16日在珠峰南坡海拔5350米的高度上建立了大本營。副隊長田部井淳子（36歲）於1975年5月16日中午當地時間12時30分同尼泊爾向導安則林（27歲）一起，沿南坡傳統路線登上了珠峰頂峰，共停留25分鍾。日本女隊此次登山遇到的困難較大。她們從日本出發到山下大本營，曾丟失了大量裝備和食品；5月3至4日夜間，在海拔6450米的營地上又突然發生了一次大雪崩，7名女隊員和23名尼泊爾向導遭受雪崩襲擊，整個6450米的營地全被雪崩吞沒，情況非常危險，但在得到及時搶救後，全體遇險人員脫險了，田部井淳子也是被雪崩埋沒的隊員中一個，她在登上頂峰之後表示，“以後再也不幹登山這種活動了！”
1975年，中國珠峰登山隊（黨委書記王富洲，隊長史占春），由漢、藏、回、蒙古、朝鮮、土、鄂溫克等7個兄弟民族的隊員組成，共434人，其中運動員179人，包括女運動員36人，其餘255人有科考、氣象、通訊、新聞、醫務、交通運輸、炊事及其他後勤人員，絕大部分成員來自工農兵。全隊從3月初進山，6月初撤營。經過多次行軍（前三次是適應性行軍，後兩次是突擊頂峰），在1975年5月27日北京時間下午2時30分，女隊員潘多和8名男隊員索南羅布、羅則、侯生福、桑珠、大平措、貢嗄巴桑、次仁多吉、阿布欽，繼1960年中國登山隊王富洲、貢布、屈銀華首次從北坡登上珠峰之後，再次從北坡登上了這個地球的最高點。
1975年9月24日尼泊爾時間下午6時，英國登山隊的兩名隊員黑斯頓（32歲）、斯科特（33歲），從珠穆朗瑪峰的南坡麵上登上了珠峰。英隊的路線是1969年日本隊偵查時確定的，但1970年和1973年日本隊沿此線兩次攀登，都在8050米到8150米之間珠峰正南坡麵的陡峭岩壁上失敗了，後來國際登山隊、歐洲選拔隊和英國隊相繼沿此線攀登珠峰也都失敗。這是迄今為止取得成功的第四條路線，也是四條路線中最短的一條。它的特點是，在海拔8000米以上，有一條平均坡度達75度的很長的岩石大峭壁，英國人采用了特殊的氧氣裝備和進行了專門的高山攀岩訓練才取得了成功。據外電稱，英國隊此次攀登珠峰，從建立大本營到登頂成功先後共用了33天時間，這是22年來11次登上珠峰的活動中時間最短的一個隊，說明在組織運輸和掌握天氣時機方麵都作得比較順利。英國隊全隊由18名運動員組成，隊長是博寧頓。在突擊頂峰過程中，隊員朱·布爾克死亡。據英隊宣布，此次登山共用25萬美元。
1975年春、秋兩季，三支登山隊員從三條不同的路線攀登珠峰成功，這是珠峰攀登史上過去所沒有的。
1978年：奧地利人彼得·哈貝爾和意大利人賴因霍爾德·梅斯納首次未帶氧氣瓶登頂成功。
1979年：南斯拉夫登山隊從西坡登上珠峰。
韓國登山運動員嚴弘吉從1988年登頂地球最高峰--珠穆朗瑪峰起，經過12年的奮鬥，於2000年登完了卓奧友峰、希夏邦馬峰、喬戈裏峰、馬卡魯峰、洛子峰、布洛阿特峰、道拉吉利峰、南迦帕爾巴特峰等所有世界8000米以上的14座高峰，成為世界上第八位、也是亞洲第一位完成這一偉大壯舉的登山家。
1980年：波蘭登山家克日什托夫·維裏克斯基第一次在冬天攀登珠峰成功。
1988年：中國、日本、尼泊爾三國聯合登山隊首次從南北兩側雙跨珠峰成功。登山隊12人全部成功登頂，其中6人進行了南北大跨越。
1990年，中國、蘇聯和美國的登山者以和平的名義會聚珠峰，向世界展示了愛好和平的美好願望。中國的7名藏族隊員在這次登山中先後站到了頂峰上。
1993年5月5日：中國海峽兩岸聯合攀登珠峰活動中，王勇峰、普布、其米、開村、加措登頂，台灣省同胞吳錦雄首次從北坡北側登頂。
1996年和1997年，中國先後和斯洛伐克、巴基斯坦開展聯合攀登活動，4名藏族隊員登頂，其中次洛成為中國第一個登上珠峰的在校大學生，大齊米、開村成為兩次登過珠峰的人。
1998年：5月19日，中國和斯洛伐克登山隊成功登上珠峰；5月24日，中國和斯洛伐克登山隊各有一隊再度登頂。同年，失去一條腿的美國人湯姆·惠特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登頂的殘疾人。
1999年：5月27日，中國西藏登山隊一行10人全員登上珠峰，並在8848. 13米的頂峰采集到第六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聖火火種。桂桑成為世界上首位兩次從北坡登上珠峰的女性，仁那和吉吉成為中國第一對同時登上珠峰的夫妻。
美國全國地理學會將珠峰的海拔高度修訂為8850米，但是尼泊爾目前不承認這一修訂。尼泊爾著名登山家巴布·奇裏第九次登上珠峰並創下隻身在峰頂逗留21小時的最高紀錄。
中國人攀登珠峰的曆史不僅僅是專業隊員的專利，近年來不斷有業餘愛好者挑戰珠峰。2000年，中國第一個民間單人挑戰珠峰的黑龍江勇士閻庚華於5月21日登頂，但不幸的是在下山途中遇難。
2000年：尼泊爾著名登山家巴布·奇裏從大本營出發由北坡攀登，耗時16小時56分登頂成功，創造了登頂的最快紀錄。
2003年5月21日，中韓聯合登山隊的中方隊員在珠峰頂上舉起國旗
2001年：16歲的尼泊爾人坦巴·特什裏成為世界上攀登珠峰最年輕的登山者。同年，“清掃珠峰”活動開始進行。美國盲人維亨邁爾成為世界上首個登上珠峰的盲人。
2002年：65歲零5個月的日本男子登山者石川富康成為世界上登上珠峰的年紀最長者。同年，63歲的渡邊玉枝成為登頂成功的年紀最長的女性。2002年5月16日：當天共有62人登頂成功，創造單日登頂人數最多的紀錄。
2003年5月，2003中國珠峰登山隊、中韓聯合登山隊、日本、美國等登山隊從北坡攀登珠峰取得成功。
截止2003年5月，在過去的43年中，中國健兒已經14次登臨“地球之巔”，先後共有61人次把足跡留在地球之巔。同時，在攀登珠峰的眾多登山者中，多名勇士長眠於珠峰潔白的世界裏，一些人留下了終身殘疾。中國人攀登珠峰的曆史，是一個前仆後繼和不斷取得勝利的可歌可泣的曆史。
參考資料：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5/22/content_882485.htm
北大山鷹用一部記錄片回顧8年前山難
南方新聞網
[導讀]
8年前，北大山鷹社雪山折翅，5名學子遇難。如今，與此事有關的人們拍了一部電影，以期獲得救贖與回歸。這也是八年來，那場舉國震驚的山難第一次麵向社會的總結行為。
這個瑪尼堆用的石頭來自香山腳下，從八年前就佇立在這裏。
拂去五顏六色的彩旗和藏語六字真言，石堆上處處可見乳白色的蠟淚。那是前一天留下的，和堆前的幾束鮮花一樣，來自北京大學登山社團———山鷹社的紀念儀式。
堆旁不到10米，是山鷹社高大的攀岩訓練牆，幾名社員正在向身上掛繩子等保護設施。牆上某洗發水品牌的字樣清晰可見，盡管它早已不是山鷹社的讚助商。2002年山鷹社攀登希夏邦馬峰遭遇雪崩五名社員遇難，是它停止讚助的原因之一。
前一天———2010年11月18日，是個意義獨特的日子。紀錄片《巔峰記憶》在北京一家影院公映，投資者與主角都曾是山鷹社成員。
女主角李蘭是當年那場山難的幸存者之一。這部片子以她多年後再度攀登那座高山的經曆為主線，講述她個人的“救贖與回歸”。這也是八年來，北大山難第一次麵向社會的回顧行為。
再攀登一次
“對於攀登者們來說，紀念的最好方式就是重新攀登這座山峰，這將是我的一個堅定的心願”———《巔峰記憶》
“拍這個電影，我們幾個(山鷹社)‘老人’論證了很久……覺得這個事情到了該回顧的時候了”。
個頭不高但很壯實的孫斌是《巔峰記憶》的投資者，在校時是山鷹社的登山隊長。這改變了他的人生。2000年他畢業於北大化學係，卻去了中國登山協會當教練，還參加了北京奧運會的珠峰聖火傳遞工作。那次山難之前，登山隊員們請他來，講授過地形地貌、氣象及高原反應等知識。
在《巔峰記憶》中，孫斌也是一個出鏡角色———登山者。他們6名登山者結伴，在去年9月攀登了當年北大山鷹社遭遇山難的希夏邦馬峰，8012米。這是一次商業登山活動，他們每人花費8萬元，和西藏聖山公司簽約，獲得了30多名藏族向導和輔助人員的服務。孫斌負擔了其中一名女登山者李蘭的費用。她是這部電影的主角。
這次登山給留著長發的導演李嘉———北京電視台體育部的一名編導靈感———為何不順勢拍下這次登山，以李蘭的經曆為主線，引入當年的那場山難呢？
於是，這部紀錄片的一開頭，便是李蘭的自述：“……這片河穀和我曾有著那麽深、那麽強烈、那麽難以割舍的關係，我來，我是為這個山穀而來。”這樣的自述，貫穿了整部電影。
李蘭之所以有這樣的地位，因為她是6名登山者之中，唯一經曆過當年那場山難的人。
2002年夏天，已經從北大廣告專業畢業兩年的李蘭仍跟著山鷹社一起登山。是年，山鷹社的目標是西藏的希夏邦馬西峰。
對世界上任何一位非專業登山者而言，八千米都是一個值得驕傲的高度。1999年，山鷹社成立十周年之際出了一本社史，名字就是《八千米生命高度》。這個名字的底氣來自前一年北大百年校慶，山鷹社以這樣的舉動表達祝賀：攀登上了8201米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奧友峰。盡管絕大多數登山隊員皆非在校學生，但那一次無疑是山鷹社有史以來的最高峰———此前國內從未有業餘登山隊登上過這一高度。
校慶過後老隊員們紛紛散去，繼續登山的任務落在了在校生身上。他們雖也知道自己不足以挑戰八千米，但又無法杜絕它的誘惑———於是，他們定下了這個目標。根據的路線資料來自多年前的一支日本登山隊。
希夏邦馬主峰高8012米，西峰高7292米。“我們當時確實是想一邊攀登西峰，一邊偵察，看將來有沒有攀登主峰的可能性。”當年的山鷹社長，99級生物係的國家二級登山運動員劉炎林說。
當時，山鷹社網站刊登的一篇文章稱：“……今年的夢，是希夏邦馬西峰———7292米。屆時，我們會以一種怎樣的方式在岩壁狂歡？”“自我膨脹”。今天，一位山鷹社社員如此對南都記者評價8年前的山鷹社心態。
“對於攀登者們來說，紀念的最好方式就是重新攀登這座山峰，這將是我的一個堅定的心願。”李蘭在《巔峰記憶》中說。但她也沒有想到，這部電影會一直拍到今年。
嚴酷之地
“我坐在馱包上，久久地向著山穀方向看著，就哭了，我們十五個一起進山，卻有人再也不能自己走出來了，那個山穀始終沉默著”———《巔峰記憶》
八年來，那次山難從未得到麵向社會反思和追憶的機會。除了2004年山鷹社十五周年時拍的一部內部短片《沒有頂峰》中提及外，它一直是山鷹社、北大乃至中國民間登山運動心頭的隱痛。這次拍電影，北大還有相當一部分反對聲音。
在李蘭的回憶中，希夏邦馬的冰川還如八年前一般，沉默而驕傲地佇立著。
2002年7月中旬，山鷹社15名隊員先後到達西藏。為了省錢，他們沒有坐飛機，而是先乘火車到格爾木，再坐大客車幾經輾轉到達拉薩。10元錢一張床位的小旅館，他們亦非一人一床。有幾名男同學都睡在地上。
山鷹社並不缺錢。李蘭回憶，當年社裏申請了體育彩票的讚助，10萬元。給拉不到讚助的山鷹社科考隊留了兩萬元，還要省錢做其他一些活動。最後，包括路費、吃住和登山注冊費在內，隻花了5萬元。
省錢，招來了山難發生後輿論的質疑：為何不聽從西藏登山協會的建議，花錢租一部海事衛星電話，再雇幾名藏族向導？
西藏登山協會給山鷹社的建議除了以上兩條，尚有一條：希夏邦馬峰位於雅魯藏布江以南，緯度低，這個季節是希夏邦馬的雨季，降水多、積雪不牢固，安全係數低。建議他們改在春秋兩季攀登。
三條建議都未被采納，山鷹社隻是向西藏登協借了三台對講機用。除了省錢、自力更生這兩條一切學生社團都本能地沿襲的準則，時間更是一道跨不過去的坎。這次除李蘭之外的14人全部是在校學生，他們隻能利用暑假登山。
根據對高山的適應情況和攀登實力的強弱，15個人分為A、B、C三組，最強壯和技術最優秀的A組五個人擔負了衝頂任務。他們是98級電子係學生雷 宇，曾任山鷹社社長；98級數學係學生林禮清，曾任山鷹社秘書長；2000級政管係學生張興柏、2000級力學係學生盧臻和99級數學係學生楊磊。三人分別是山鷹社的訓練部部長、裝備部部長和資料部部長。
由於要照顧身體適應最差的隊友，隊長劉炎林留在了負責後勤的C組。李蘭在B組。她還憧憬著，如果A組順利成功且天氣允許，她也將嚐試衝頂。
8月7日中午11時，走出衝頂前最後一個營地C 3的A組翻過一麵6700米高的大雪坡，來到兩塊大石頭中間。上寬中窄，成喇叭口形狀———這是典型的易發生雪崩地形。西藏登山隊事後用特快專遞郵給中國登協的搜救報告稱：8月初，這裏已連續下了8天的大雪。
如果不走雪坡而走山脊，就不會出事。8年後的今天，李蘭如此對南都記者斷言。然而，當時缺乏經驗的學生登山隊看不出這個毀滅性的錯誤。A組最後的信息是“正在修路”。不久，聯絡就斷了。
李蘭的B組和劉炎林的C組都以為是步話機故障。直到第二天，李蘭按計劃上到C3營地，發現昨夜根本沒有人回來，才覺得不妙。她抱著最後一絲僥幸心理想：或許是他們衝頂到半路回不來，挖雪窩趴了一宿？實際上，他們這些學生沒人懂得挖雪窩的技術。
又一天過去了，A組還沒有回來。李蘭和一名隊員上山去找，發現了“半個足球場那麽大”的雪崩區域；還發現了在兩塊大石頭中間的雪坡上，似乎露出一點人體的痕跡……
劉炎林事後寫下文字回憶：
“(8月9日)6點半左右，李蘭和牟治平出現在帳篷對麵陡峭的雪坡上。我拿了一瓶水出去接。風雪又起來了。老牟走在前麵。我問：怎樣？他黑著眼睛和嘴唇，說：A組全完了。我一下子感到了自己全身的顫抖。我繼續往上走：李蘭還在後麵。我抱著李蘭，她靠著我肩膀，大聲嘶哭，一會掙脫我的肩膀，在漫天的風雪裏尖聲大叫。我跪進了雪裏，所有的疑慮都被證實了，所有美好的設想都被打破了。嶽斌趴在雪裏，雙手拍打雪地。”
雪崩是登山者的大敵。新中國第一位登山烈士丁行友便死於雪崩。落在手上輕飄飄一會兒便將融化的雪花匯集、滾動、崩塌，就變成摧毀一切的萬鈞之力，人埋在雪中幾分鍾便會窒息死亡。上次日本人走這條路線平安無事，誰能想到這次竟如此慘烈？
由於沒有海事衛星電話，隊員們隻能下山求救。一直到15日，西藏登山協會派出的搜救隊才趕到大本營。
事實上，搜救隊員們也沒有見過如此慘烈的山難。
最終，搜救隊發現了三名隊員的遺體。另外兩人的遺體據推斷埋在更深的雪中。由於雪崩危險時刻可能發生，根本無法把遺體從6000多米高的雪山上運下去，甚至沒有時間將遺體全部挖出。搜救隊員們根據國際慣例，在拍照、取下部分遺物後，將遺體原地掩埋。
李蘭在《巔峰記憶》中說，當時她和隊友下撤時正是中午，怕再雪崩，不得不在山坡上坐等了幾個小時才下去。望著冰川，她覺得它一點兒都不美。很醜陋，而且很髒。登山這件事情“是很荒謬的一件事兒”，“完全沒意義”。
在藏語中，“希夏邦馬”意為“氣候嚴酷之地”。
血的總結
“孤獨極了，好像要有300人等著看我的舊傷口一樣，又一定有人要聽我對過去的描述，其實我沒有義務一定已經恢複得很好了，一定要表現得很超然麽？”——2010年11月16日，李蘭的微博
不待劉炎林等第一批六名隊員飛回北京，輿論對“山鷹折翅”的關注已炒成了一片。網上甚至出現了這樣的評論：“是取消山鷹社的時候了”。
在紛亂中，最後一批回到學校的李蘭被遺忘了，沒有趕上劉炎林等人接受的心理治療。
山鷹社攀岩訓練牆旁邊的瑪尼堆，就是此時樹起來的。無數胸戴白花的學生在堆旁點燃燭光的場景上了電視新聞。五名遇難社員被授予“登山勇士”和“共青團標兵”稱號。除了每人1萬元的生命保險，北大賠給每個家庭8萬元。他們的父母來到學校，在嚴密看護下一次次哭得死而複生。
有山鷹社“教父”之稱的山鷹社首任社長、98年卓奧友登山隊的隊長曹峻認同李蘭對希峰山難的技術性分析。他另對南都記者總結說：希峰山難表明山鷹社作為學生團體，知識點方麵的欠缺，和團隊風險控製能力的欠缺。
北大也沒有就此禁絕登山活動。但劉炎林回憶：各種各樣的總結會一直從當年8月份開到了第二年三四月份，山鷹社曆年的許多老隊員都趕回來參加。除了總結山難原因，還定下了一條規矩：山鷹社的核心主題是“登山訓練”，而非此前懵懂的那種“一山更比一山高”的心態。
孫斌的看法與曹峻相近：紀錄是山鷹社創造的，每一代隊員都想超越紀錄；問題是每一代隊員不一定都比前一代的技術水平高。另外，總是靠老隊員給新隊員當教練，技術的傳承也成問題。“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合格的教練。”
缺少氣候地形資料的山、天氣多變惡劣的山、有不可避免的雪崩地帶的山……從此成為山鷹社明確不考慮的選擇對象。按照這一標準審視山鷹社往年的戰績，所有的人都心生涼意：發生山難的前一年，山鷹社攀登了7048米高的西藏窮母崗日峰。那是一座難度遠遠超過希峰的高山，且有不可避免的雪崩地帶，還真的發生了雪崩，隻不過僥幸無人受傷。劉炎林、李蘭，以及五名遇難隊員中的四名都登頂窮母崗日成功。按照這樣的力量標準，攀登希峰其實根本不在話下。可誰想到，會發生雪崩呢？
參照希峰的標準，山鷹社還伴生了諸多不成文的規矩：不登7000米以上的山，不登雅魯藏布江以南的山等。中國登山協會也多了一些新規定，如學生登山隊必須聘請向導。
對五個遇難社員家庭的感情，成了山鷹社心靈上永遠的一塊保留地。劉炎林勇敢地拒絕了學校的勸阻，堅持去見五個人的家長。他們想用各種辦法彌補家長們的心傷，其中包括在遇難社員之一盧臻讀中學的母校設立了一個“盧臻獎學金”。還按照五個人的家庭分布地域，派家在附近的社員假期去探望。
這些慰問方式沒多久便難以為繼。新入社的社員未曾經曆其事，對五個遇難者的家庭沒多少直接感情；按照李蘭的話說，“也不是每個學生都長於人情世故”，哪句話該說、哪句話不該說，年輕人們都不好把握。
沒多久，探望改由劉炎林和李蘭這些山難的親曆者去，按照他們每個人的籍貫，各負責某個遇難者的家庭。
依然不行。遇難者家長對他們的情感是矛盾的。雙方交談，總是三句兩句扯到死難的兒子身上，空氣極易瞬間凍僵。一方麵，他們確實想好好招待這些孩子；另一方麵則不希望他們來。因為這無疑是又把他們心靈上的創口揭開一遍。
這種看似溫情實則殘忍的慰問，李蘭刻骨銘心。她對自己的心靈創傷有切實印象：經常在公眾場合控製不住自己，一喝多就流淚，就想那五個死難的隊友。“……剛開始我們這些人想做點什麽，其實更多的是為了自己心安。”
“盧臻獎學金”發了兩年，停了。劉炎林的解釋是，後來他讀研究生事情多，忙忘了；李蘭則解釋為，每次給中學生發獎學金都要把盧臻的父母找來，這太殘忍。五對父母從來沒有當麵對他們說過“你們別來了”。但其中一些親屬曲折地表達了這層意思，她才恍然大悟。後來，李蘭又給他們郵過幾次月餅之類的東西，但她再也不去了。
折翅再翔
“我們帶著勇氣來了，我們帶著傷痛離開，我們又重新回來，我們終將會離去，將記憶永遠留在這條沉默的山穀裏”———《巔峰記憶》
事實上，早在1999年，北大山鷹社就發生了它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山難。隻不過沒有引起團隊的警覺。
那一次，李蘭同樣是親曆者。她參加的山鷹社第一支女子登山隊，11名女隊員和2名男教練攀登了5588米高的四川雪寶頂。這是一座很適合初學者攀登的山，雪線以上隻有四百多米高，坡度在20度到25度之間。但就是這樣一座山，還吞噬了一名女隊員———21歲的北京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生，來自湖南理縣的周慧霞。
李蘭所在的大多數隊員相繼登頂後，周慧霞所在的後勤小組也開始了衝頂。她剛行走了約半小時，坐下休息，忽然身體失去平衡，一路向山下滑去，最終被拋下懸崖而不幸遇難。
作為周的湖南老鄉，曹峻對這起山難亦有技術分析。如果周慧霞當時身體不錯，就能做規避動作避免悲劇，可惜的是，她已沒有餘力，以致一路滑下懸崖。二是學生社團畢竟存在著一定的管理不嚴，經驗不足的弱點。如果當時能拉下臉來，讓身體狀況不佳的她留守；如果能在攀登難度不大的路麵時也係上安全帶……
周慧霞的死沒能給山鷹社和北大以多少觸動，他們普遍把這看做一場意外。媒體也沒有過多關注。李蘭雖然不免害怕，但在下山的路上還是想：下次，一定還要登這座山！
希峰山難發生後的第二年暑假，山鷹社選擇了1990年第一次登山時的出發地———6178米高的青海玉珠峰。那是一條成熟的，有安全保證的路線。折翅後的山鷹，又回到了它的出發點。它聘請了3位西藏向導，中國登山協會又派來了兩位。
李蘭是這次登山的技術顧問，劉炎林則擔任了登山隊長。他對登頂後那一刻的回憶是：
“(在頂峰)……站在風裏，一股心思湧上心頭，雙腿發軟，便跪在雪地裏：”弟兄們，我把今年的隊伍帶上來了。‘在五月份的登山申請書裏，我寫上了這一句。而今，我可以極痛快地哭，極痛快地對自己說這句話。“
此後的每一年，山鷹社都基本沿襲了這樣的方針。雖然仍對未登峰(沒有官方記載攀登過的山峰)、七千米這樣的名詞所吸引，但那場山難杜絕了所有冒險的可能。2008年，他們攀登7028米的新疆考斯庫拉克峰，未能登頂。原因在於，在登頂之路上有一座雪橋(山穀裂縫被雪填滿的橋)，無法判斷下麵有多深，更無法判斷能否承受住隊伍通過的壓力，宣布放棄。
在今年山鷹社的登山報告序言中，劉炎林說：“每一次的攀登都不能脫離山難的影響”。
山鷹社現任社長，1990年出生的小夥子王正對南都記者列舉了希峰山難給山鷹社帶來的最大現實改變：從前，山鷹社自己選好明年想攀登的山峰，隻需去向校團委請示，再通過團委獲得黨委首肯即可。從2003年起，山鷹社每次選山都要舉行一次甚至幾次論證會，請來校方、老隊員和中國登山協會的專業人士來評判是否可行。
團委、黨委皆非登山的專業人士，除了叮囑他們“注意安全”，還能提什麽反對意見呢？有沒有專業人士參與決策，結果顯著不同。
今年的登山結果便很能表明這種論證會的作用。2009年12月，山鷹社宣布，海拔6822米的未登峰，西藏北部的夏康堅峰是明年的目標。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登山組織“淩峰社”成員在論壇裏說：“山鷹獨立、探索的精神在7年之後，終於又回來了……”
但到今年6月份，中國登山協會主席李致新親自給山鷹社打來電話，建議他們換一座山。理由是夏康堅峰地處偏遠、資料稀少，可控性相對較低。最終，在尼瑪次仁的建議下，山鷹社改變了目標，改為卡魯雄峰。“路線成熟，交通方便。”帥氣的王正說。
不顧麵子的行為，效果是紮紮實實的：在5名西藏向導的幫助下，全隊19人參與攀登，登頂者多達16人，全部無一損傷、安然返回。劉炎林亦為其中之一。
山鷹後傳
“我閉上眼睛，極力從心的深處捕捉第一次看到這龐大山體時的最初的感覺，那是最初的一點單純，隻想著一座一座地爬山，現在呢，是更複雜了？還是更簡單了呢？”——《巔峰記憶》
山難和山鷹社的經曆改變了許多人。8年來，中國大學的登山社團迅速增加，民間登山運動更風起雲湧。曹峻評價說，“山鷹社的主要社會作用，在於拉近了登山和民間的心理距離。”
曹峻目前是深圳市登山協會的專職副會長，李蘭則是西藏登山學校的教練。孫斌結束奧運火炬接力中心珠峰運行組組長的任務後就辭職下海，創辦了一家名叫“愛巔峰”的公司，專門提供登山培訓和服務；劉炎林也在這家公司做項目經理。明年他將拿到北大的博士學位，但已決定不會去搞學術研究。
劉炎林現在搞的項目，是“山鷹會”，山鷹社的後傳。在《巔峰記憶》的首映式上，這個尚未注冊組織的LOGO已經出現。它幾乎與山鷹社的LOGO一模一樣，不過由一隻鷹變成了三隻。
曹峻是這個組織的發起人之一。他的初衷是：山鷹社的老社員畢業走上社會，其中許多人以登山作為職業或業餘愛好，也都對這個組織有感情，願意幫它做事。而這些人的能力和身份，無疑比大學生有許多優勢。為什麽不建立一個這樣的平台呢？
2008年末，曹峻等幾個山鷹社老隊員商議成立了一個基金，以紀念即將來臨的山鷹社成立20周年。他們募到了40餘萬元後，一位不願具名的著名深圳企業家，也是山友，捐出了自己為戶外運動品牌代言的100萬元，其中80萬指明給兩次北大山難的6名遇難隊員家庭。
餘下的20萬元匯入山鷹基金，總數達到60餘萬。身為理事的曹峻認為，這筆錢或許能幫助山鷹社在更專業的方向上更進一步。
“更進一步”的含義在不久的將來，或將轉為現實。孫斌的“愛巔峰”公司盡管目前僅有5個人，但已成功組織了攀登大洋洲和北美最高峰的商業旅遊活動。他下一步考慮的是：將國內頂級的登山、攀岩等專業人士與山鷹社聯係起來，實行係統的有償培訓。此前10年，他從未對山鷹社邀請的講座、培訓和論證登山計劃等活動收過一分錢。這一次，山鷹社將從他的朋友、校友，變成他的客戶：“山鷹會”的會員中，無疑也潛藏著巨大的商機。
“孫斌是在商言商……我們想，比較理想的模式可能是這樣。”曹峻講。“某個讚助商出錢給山鷹基金，得到名聲；孫斌的公司收錢，出培訓服務；山鷹社得到實惠。”
每個山鷹社成員都知道兩起山難、六位遇難者的故事。遇難者的家庭如今也或多或少適應了新的生活。林禮清的哥哥林禮宜考上了北大經濟專業的研究生，如今已經畢業，在廈門工作。張興柏的弟弟張興旺今年剛結婚，一家人勉力耕種20餘畝地，種玉米。接到南都記者的電話，這個22歲的小夥子並不覺得突兀。常與劉炎林聊天的他說，母親如今很少因為思念哥哥而哭了。他們的父親，55歲的黑龍江農民張清春用粗糙而樸實的口吻說，並不知道拍了一部這樣的電影，與他遇難的長子有關。
FreeClim ber
“歲月的痕跡、攀登的痕跡、成長的痕跡都從身上掠過了，最後剩下來的東西是不是就是我到這世界盡頭來尋找的呢？”———《巔峰記憶》
新疆博格達峰、四川四姑娘山、雲南梅裏雪山……基本上，每月一座。
這不是山鷹社的登山計劃，是李蘭一個人的。一直排到了2012年。搭檔是誰，哪座山，什麽方式，都已確定。
比起教師，她更在乎自己的另一個身份———FreeClim ber———在中國，這個單詞特指那種一年有一半以上時間都在爬山的人，總數不超過10個。盡管已是某戶外品牌的簽約運動員。
與中國在登山運動中付出血的代價較少形成對照的是：珠穆朗瑪峰的28條攀登路線，中國人到目前為止隻爬過兩條傳統路線。登山探險運動的幾乎每一個分支上，中國與世界的差距皆非一星半點。這是國內登山界的共識。
李蘭尚未成家結婚。在《巔峰記憶》中她解釋這一點，“還不到時候吧”。每逢聽到“你該生活得正常一點兒”諸如此類的勸告，她就做出一副真誠的請求狀：“全國13億人，6億5千萬女性，就讓我一個生活得另類一點兒，不行嗎？”
這位親曆兩場北大山難的女登山家語速極快，似乎要抓緊每一秒時間用來攀登。當初從希峰下撤的10名隊友天各一方，今天隻剩她和劉炎林還在爬山。與學生時代相比，她目前的登山技術、經驗，對突發事件的把握能力和對風險的承受能力，皆不可同日而語。
當年，她覺得登山“是一件特別荒謬的事兒，完全沒有意義。”今天她說：“登山是我全部的意義。”
《巔峰記憶》的首映日，11月18日是李蘭的生日，已成為中國登山協會副主席的王勇峰到場。80分鍾的電影放完，觀眾集體合唱《祝你生日快樂》。這是一種格外的幸運。因為就在三個月內，她連續遭遇了三次生命危險。
今年8月初，她攀登新疆博格達峰，一隻腳踩進裂縫，半個身子都掉進去了。9月初在四川登山，一塊大石頭掉下來，砸中她的頭部，被頭盔擋住。不久前，她又剛剛在梅裏雪山滑墜一次，從40多米高的山崖上，三個山友一起摔下來。幸好被一處小平台接住了。
情緒穩定後，三個人討論起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沒被接住，《巔峰記憶》的首映式會變成什麽樣子？李蘭十分肯定：
“一定是非常悲情，也非常隆重。因為主持人會說：對不起，主演前幾天剛剛在山上掛掉了……”
南都記者 馮翔
(南方都市報)
1921年，英國登山隊在查爾斯·霍華德·伯裏中校的率領下首次從我國西藏境內攀登珠峰，他們沒有越過北坳頂部，自己宣稱到達的高度是6985米，由於沒有成功，他們宣布這是一次偵察登山活動。
1922年，英國第二支珠穆朗瑪峰登山隊（隊長吉·布魯斯）仍取我國西藏境內的北坡路線，他們越過了北坳，但在到達8225米的高度時，因死亡七人而告失敗。
1924年，英國第三支珠峰登山隊（隊長弗·諾頓）仍從珠峰北坡我國境內登山，當諾頓等人到達北坡“第二台階”下邊的8572米附近時，因氧氣不足而被迫下山，隊員瑪洛裏和阿賓堅持繼續前進，一去未返。
1933年，由十六人組成的英國登山隊（隊長赫·盧托列吉）仍使用我國西藏境內北坡路線，但也失敗了，該隊隊員溫·哈利斯和威格爾兩人到達海拔8570米的高度時，發現了1924年英國珠峰登山隊隊員瑪洛裏的冰鎬，證實了瑪洛裏等二人死在這個高度附近。
1934年，英國人米·威爾遜使用輕型飛機進行單獨登山，結果飛機損壞在孔布冰川附近，他受了輕傷，後來他又雇用當地一些舍爾巴族人協助登山，但在一場風暴之後，他被凍死在東俄布冰川上。
1935年，由七人組成的英國珠峰登山隊（隊長伊·希普頓）隻偵察到我國西藏境內珠峰北坡海拔7000米，即北坳附近而返。
1936年，由十人組成的英國珠峰登山隊（隊長赫·盧托列吉）到達海拔7007米的北坳頂部後返回（注：北坳頂部過去用7007米，1975年中國登山隊經過實地測量計算出確切高度是7050米）。
1938年，由七人組成的英國珠峰登山隊（隊長葛·狄爾曼）仍從我國境內的北坡登山，在到達海拔8290米的高度後，宣告失敗。
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一次攀登珠峰的活動，由加拿大人勒·甸曼一人雇用當地一些山地居民當搬運工，仍走北坡我國境內，未超過海拔6400米的高度，最後也失敗而返。
上述幾次攀登珠峰的活動都是從我國境內的西藏地區進行的，均未成功。
1950年以後，我西藏地區獲得解放，地處西南邊防要地的西藏，再也不允許外國登山隊任意進行登山活動。從此，外國登山隊便改由尼泊爾境內的南坡攀登珠峰。
1950年，由美國人克·修斯頓等人組成的登山隊，從尼泊爾境內南坡首次對珠峰進行試登，隻到達了孔布冰川上海拔6100米的冰爆區附近，便返回來了。
1950年，英國登山隊，由五人組成(隊長葛·狄爾曼)，事先聲稱是一支從南坡攀登珠峰的偵查隊，在到達海拔5480米的孔布冰川附近之後返回。
1951年，英國登山隊，由伊·希普頓任隊長，全隊共七人，隻攀越了一段孔布冰川，在到達海拔6450米附近而返。
1951年，一個叫克·貝加·拉爾遜的丹麥人，非法偷偷越境進入我西藏地區。擬從北坡攀登珠峰，但他連海拔6500米的高度都沒有越過就失敗了。
1952年5月，由隊長勒·狄特瑪爾率領的十人瑞士登山隊，從南坡尼泊爾境內攀登珠峰，隊員勒·蘭比爾和他們雇用的搬運工尼泊爾人藤辛，到達海拔8540米的高度後，因天氣變壞而告失敗，但他們卻開創了一條從珠峰南坡通向頂峰的路線。
1952年10月，由葛·舍瓦列率領的瑞士登山隊，首次在秋季，也就是喜馬拉雅山的雨季之後，從南坡攀登珠峰，隊員勒·蘭比爾是同年春季瑞士隊的參加者。隊員恩·吉連富爾特和春季受雇的尼泊爾人藤辛兩人到達海拔8100米的高度，再次由於天氣變壞而失敗。
1953年5月29日：英國登山隊在隊長約·漢特領導下（由十人組成），有兩名隊員沿東南山脊路線登上了珠穆朗瑪峰。登上頂峰的隊員是埃德蒙·希拉裏（新西蘭人）和丹增·諾爾蓋（即1952年春、秋兩季隨瑞士登山隊兩度登上8000米的那個尼泊爾向導）。隊員埃文斯和布爾吉朗到達了8720米的高度。英國人這次使用的珠峰高度是8840米。
1956年，以阿伯特·艾格勒為首的瑞士登山隊在人類曆史上第二次登上珠穆朗瑪峰。他們使用的路線，是1952年由瑞士運動員所打通後來為英國隊首先通過並取得成功的路線。即從珠峰南坡孔布冰川，抵達珠峰與其姊妹峰洛澤峰（海拔8501米)之間的山坳（通稱南坳），然後沿東南山脊登頂。所用珠峰標高是8848米。
1960年5月25日淩晨，中國珠穆朗瑪峰登山隊（總指揮韓複東，隊長史占春）在突擊組長王富洲的率領下，首次從北坡登上珠穆朗瑪峰，登上頂峰的三名隊員是王富洲、貢布（藏族）和屈銀華。在這次登山中，中國登山隊共有29人登上了珠峰8100米以上的高度，除登頂隊員外尚有13名隊員登上海拔8500米的高度。這在世界登山史上也是第一次。
1960年5月，當中國登山隊正在從北坡向珠穆朗瑪峰突擊時，一支由印軍少校吉·辛格率領的印度登山隊也在從珠峰南坡尼泊爾境內攀登珠峰。當他們到達南坡海拔8625米的高度時，宣布由於風大無法前進，而放棄了這次登頂活動。
1962年，印度第二支珠峰登山隊在隊長——印軍陸軍中校捷·狄阿斯率領下，再次從尼泊爾境內的南坡攀登珠峰，又是因為怕大風而宣告失敗，隊員中有兩人登到海拔8717米的高度。
1963年，美國珠峰登山隊（隊長諾曼·迪倫弗斯）采取從尼泊爾境內珠峰南坡沿西南山脊登頂的路線取得成功。美國隊先後相隔二十一天進行了兩次突擊，第一次5月1日有兩人登上頂峰，第二次5月22日登上四人，兩次共上去六人，這是登上珠峰的第四個登山隊。
1975年5月27日，我國九名登山運動員從北坡登上珠峰
1965年，印度登山隊（隊長是印海軍少校穆·郭利）於5月20日、22日、24日、29日四天，先後共四個梯組從南坡尼泊爾境內登上珠峰頂峰，四次共上去9人，登山隊的正副隊長和隊員，全部是從印度現役軍人中選拔的，所用路線是過去英、瑞等隊使用過的老路線。
1969年春，日本登山隊從珠峰南坡首次進行試探性登山，在登達海拔6450米的孔布冰川地區之後，留下了部分冰川和氣象觀測人員，他們整整在珠峰山中呆了一年，對氣象、冰川等作了較長時間觀測，為1970年日本隊正式攀登珠峰打下了必要的基礎。
1969年秋，日本珠峰登山隊（隊長藤田佳宏）企圖在當年春天登山偵察的基礎上，爭取從南坡拿下珠峰，但他們在到達了海拔八千米的高度後，宣布“完成了秋季登山偵察任務”而返。
1970年春，日本珠峰登山隊，在七十歲的老隊長鬆方三郎率領下（此人是日本登山界元老，他雖然參加了這次登山，但在登山活動中的全部時間是在大本營渡過的，既未參加適應性行軍，也未參加登頂活動。他的參加說明日本登山界對這次活動很重視），分兩組對珠峰進行突擊：一組從珠峰正南麵沿一條長達800米的很陡峭的岩壁（也稱岩石牆）直插珠峰頂峰，這是日本人自己選擇的一條比較難攀的路線，因為在海拔8000米以上敢於進行“技術登山”，即攀登陡峭程度很大的岩壁，這是過去別國登山隊沒有搞過的。另一組仍然是選擇的傳統老路線，也就是從南坡經南坳沿東南山脊登頂的路線。日本隊之所以兵分兩路，而且敢於向珠峰南坡正麵的岩壁挑戰，這是與當時的世界登山趨勢分不開的。因為從南坡沿傳統路線登頂，走別人走過的道路，對正在快速發展中的高山登山運動已無太大意義。日本隊的南山坡正麵登頂路線，按預計方案上升了大約150米（按坡麵的垂直高度算）而失敗，最後隻得全力依靠第二組的傳統路線。1970年5月11日、12日，該隊先後分兩個梯組共四人從傳統路線登頂成功，登頂隊員是鬆浦輝夫、植村直已、平林克敏和尼泊爾籍的搬運工人喬塔裏。
1971年春，由歐洲英、法、意、奧、瑞士和印度等11個國家的登山運動員聯合組成的“國際珠穆朗瑪峰登山隊”，在隊長、瑞士登山運動員恩·基連富爾特的率領下，沿珠峰南坡西南山脊路線登頂（按：基本上是1963年美國登山隊的路線）。由於一開始步調就不一致，內部分歧很大，在印度隊員胡古納遇雪崩死亡後，宣告失敗。
1972年春，一支由西德克·海利考費爾率領的歐洲8個國家（英、法、意、奧、西德、瑞士等國）登山運動員組成的“歐洲珠穆朗瑪峰登山隊”，沿傳統路線從南坡登頂，在到達海拔8200米的高度後，宣告失敗。
1972年秋（9至11月)，英國軍事登山隊(隊長博寧頓)，沿南坡傳統路線攀登珠峰，在建立了海拔8230米的突擊營地之後，由於氣候變壞被迫宣告失敗。
1973年春（2至5月)，意大利軍事登山隊，在意大利軍事登山學校校長基多·蒙齊諾的率領下，組成一支包括意大利陸、海、空軍，警察部隊，海關人員，醫務、氣象和其他軍事科學工作人員的大型珠穆朗瑪峰登山隊，於當年5月5日和5月7日兩次，每次一個結組（4人）， 一共8人登上了珠峰頂峰。全隊中意大利軍人有60人左右，是外國登山隊中到尼泊爾登山人數最多的一次。他們雇用了300多名尼泊爾搬運工人和向導，動員了各種運輸工具，包括軍用直升飛機和坡地牽引車等現代化山地運輸工具。意大利軍事登山隊的登頂路線，原來也是兩個方案，一是沿西南山脊（原1963年美國隊用過的路線）登頂，一個是備用方案，即沿比較保險的，東南山脊傳統路線登頂。結果第一方案受阻，最後還是采用備用方案登上了頂峰。
1973年秋，日本珠峰登山隊（隊長水野祥太郎）從當年8月間進入珠峰，原企圖從1970年日本隊未取得成功的珠峰正南麵路線登頂，事先曾想方設法改進了裝備，如適合於海拔8000米以上高度的用氧裝備，但仍未能越過海拔8000米以上的那一條大岩壁，結果被迫采用備用方案，沿東南山脊經南坳的傳統路線登頂。兩名隊員，石黑久和加藤保男，於10月26日登上了珠峰頂峰。這是珠峰攀登史上首次在秋天登頂成功。
1974年春，由16人組成的西班牙珠峰登山隊（隊長洛倫特·蘇加薩，生理學家）使用南坡傳統路線，在5月19日突擊隊員到達第6號營地（8600米）時，由於強烈大風使他們不能前進而宣告失敗，當時距離珠峰頂峰隻有350米。
1974年秋，由法國著名的登山滑雪運動城——沙莫尼市（阿爾卑斯山的小山城）的市長德渥阿鬆擔任隊長的法國珠穆朗瑪峰登山隊，由10名法國人組成，雇用390名尼泊爾搬運工人和向導，選1963年美國登山隊沿西南山脊的路線登頂。這次登山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試驗人體在高空的生理變化，他們專為每個登頂隊員製作了遙控心電圖裝置，準備對運動員從山下到頂峰的全部心電圖作一次係統的觀測。但是在9月19日夜間，發生在海拔6400至6900米附近的一次較大的雪崩，使隊長和5名尼泊爾搬運工人死亡，全隊的登山活動因此而宣告失敗。
1975年春，日本人田部井淳子成為世界上首位從南坡登上珠峰的女性。同年，中國登山隊第二次攀登珠峰，9名隊員登頂，藏族隊員潘多成為世界上第一位從北坡登頂成功的女性。一支由15名日本婦女組成的日本女子珠峰登山隊（隊長久野英子），由一名日本男記者陪同，於3月16日在珠峰南坡海拔5350米的高度上建立了大本營。副隊長田部井淳子（36歲）於1975年5月16日中午當地時間12時30分同尼泊爾向導安則林（27歲）一起，沿南坡傳統路線登上了珠峰頂峰，共停留25分鍾。日本女隊此次登山遇到的困難較大。她們從日本出發到山下大本營，曾丟失了大量裝備和食品；5月3至4日夜間，在海拔6450米的營地上又突然發生了一次大雪崩，7名女隊員和23名尼泊爾向導遭受雪崩襲擊，整個6450米的營地全被雪崩吞沒，情況非常危險，但在得到及時搶救後，全體遇險人員脫險了，田部井淳子也是被雪崩埋沒的隊員中一個，她在登上頂峰之後表示，“以後再也不幹登山這種活動了！”
1975年，中國珠峰登山隊（黨委書記王富洲，隊長史占春），由漢、藏、回、蒙古、朝鮮、土、鄂溫克等7個兄弟民族的隊員組成，共434人，其中運動員179人，包括女運動員36人，其餘255人有科考、氣象、通訊、新聞、醫務、交通運輸、炊事及其他後勤人員，絕大部分成員來自工農兵。全隊從3月初進山，6月初撤營。經過多次行軍（前三次是適應性行軍，後兩次是突擊頂峰），在1975年5月27日北京時間下午2時30分，女隊員潘多和8名男隊員索南羅布、羅則、侯生福、桑珠、大平措、貢嗄巴桑、次仁多吉、阿布欽，繼1960年中國登山隊王富洲、貢布、屈銀華首次從北坡登上珠峰之後，再次從北坡登上了這個地球的最高點。
1975年9月24日尼泊爾時間下午6時，英國登山隊的兩名隊員黑斯頓（32歲）、斯科特（33歲），從珠穆朗瑪峰的南坡麵上登上了珠峰。英隊的路線是1969年日本隊偵查時確定的，但1970年和1973年日本隊沿此線兩次攀登，都在8050米到8150米之間珠峰正南坡麵的陡峭岩壁上失敗了，後來國際登山隊、歐洲選拔隊和英國隊相繼沿此線攀登珠峰也都失敗。這是迄今為止取得成功的第四條路線，也是四條路線中最短的一條。它的特點是，在海拔8000米以上，有一條平均坡度達75度的很長的岩石大峭壁，英國人采用了特殊的氧氣裝備和進行了專門的高山攀岩訓練才取得了成功。據外電稱，英國隊此次攀登珠峰，從建立大本營到登頂成功先後共用了33天時間，這是22年來11次登上珠峰的活動中時間最短的一個隊，說明在組織運輸和掌握天氣時機方麵都作得比較順利。英國隊全隊由18名運動員組成，隊長是博寧頓。在突擊頂峰過程中，隊員朱·布爾克死亡。據英隊宣布，此次登山共用25萬美元。
1975年春、秋兩季，三支登山隊員從三條不同的路線攀登珠峰成功，這是珠峰攀登史上過去所沒有的。
1978年：奧地利人彼得·哈貝爾和意大利人賴因霍爾德·梅斯納首次未帶氧氣瓶登頂成功。
1979年：南斯拉夫登山隊從西坡登上珠峰。
韓國登山運動員嚴弘吉從1988年登頂地球最高峰--珠穆朗瑪峰起，經過12年的奮鬥，於2000年登完了卓奧友峰、希夏邦馬峰、喬戈裏峰、馬卡魯峰、洛子峰、布洛阿特峰、道拉吉利峰、南迦帕爾巴特峰等所有世界8000米以上的14座高峰，成為世界上第八位、也是亞洲第一位完成這一偉大壯舉的登山家。
1980年：波蘭登山家克日什托夫·維裏克斯基第一次在冬天攀登珠峰成功。
1988年：中國、日本、尼泊爾三國聯合登山隊首次從南北兩側雙跨珠峰成功。登山隊12人全部成功登頂，其中6人進行了南北大跨越。
1990年，中國、蘇聯和美國的登山者以和平的名義會聚珠峰，向世界展示了愛好和平的美好願望。中國的7名藏族隊員在這次登山中先後站到了頂峰上。
1993年5月5日：中國海峽兩岸聯合攀登珠峰活動中，王勇峰、普布、其米、開村、加措登頂，台灣省同胞吳錦雄首次從北坡北側登頂。
1996年和1997年，中國先後和斯洛伐克、巴基斯坦開展聯合攀登活動，4名藏族隊員登頂，其中次洛成為中國第一個登上珠峰的在校大學生，大齊米、開村成為兩次登過珠峰的人。
1998年：5月19日，中國和斯洛伐克登山隊成功登上珠峰；5月24日，中國和斯洛伐克登山隊各有一隊再度登頂。同年，失去一條腿的美國人湯姆·惠特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登頂的殘疾人。
1999年：5月27日，中國西藏登山隊一行10人全員登上珠峰，並在8848. 13米的頂峰采集到第六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聖火火種。桂桑成為世界上首位兩次從北坡登上珠峰的女性，仁那和吉吉成為中國第一對同時登上珠峰的夫妻。
美國全國地理學會將珠峰的海拔高度修訂為8850米，但是尼泊爾目前不承認這一修訂。尼泊爾著名登山家巴布·奇裏第九次登上珠峰並創下隻身在峰頂逗留21小時的最高紀錄。
中國人攀登珠峰的曆史不僅僅是專業隊員的專利，近年來不斷有業餘愛好者挑戰珠峰。2000年，中國第一個民間單人挑戰珠峰的黑龍江勇士閻庚華於5月21日登頂，但不幸的是在下山途中遇難。
2000年：尼泊爾著名登山家巴布·奇裏從大本營出發由北坡攀登，耗時16小時56分登頂成功，創造了登頂的最快紀錄。
2003年5月21日，中韓聯合登山隊的中方隊員在珠峰頂上舉起國旗
2001年：16歲的尼泊爾人坦巴·特什裏成為世界上攀登珠峰最年輕的登山者。同年，“清掃珠峰”活動開始進行。美國盲人維亨邁爾成為世界上首個登上珠峰的盲人。
2002年：65歲零5個月的日本男子登山者石川富康成為世界上登上珠峰的年紀最長者。同年，63歲的渡邊玉枝成為登頂成功的年紀最長的女性。2002年5月16日：當天共有62人登頂成功，創造單日登頂人數最多的紀錄。
2003年5月，2003中國珠峰登山隊、中韓聯合登山隊、日本、美國等登山隊從北坡攀登珠峰取得成功。
截止2003年5月，在過去的43年中，中國健兒已經14次登臨“地球之巔”，先後共有61人次把足跡留在地球之巔。同時，在攀登珠峰的眾多登山者中，多名勇士長眠於珠峰潔白的世界裏，一些人留下了終身殘疾。中國人攀登珠峰的曆史，是一個前仆後繼和不斷取得勝利的可歌可泣的曆史。
參考資料：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5/22/content_882485.htm
北大山鷹用一部記錄片回顧8年前山難
南方新聞網
[導讀]
8年前，北大山鷹社雪山折翅，5名學子遇難。如今，與此事有關的人們拍了一部電影，以期獲得救贖與回歸。這也是八年來，那場舉國震驚的山難第一次麵向社會的總結行為。
這個瑪尼堆用的石頭來自香山腳下，從八年前就佇立在這裏。
拂去五顏六色的彩旗和藏語六字真言，石堆上處處可見乳白色的蠟淚。那是前一天留下的，和堆前的幾束鮮花一樣，來自北京大學登山社團———山鷹社的紀念儀式。
堆旁不到10米，是山鷹社高大的攀岩訓練牆，幾名社員正在向身上掛繩子等保護設施。牆上某洗發水品牌的字樣清晰可見，盡管它早已不是山鷹社的讚助商。2002年山鷹社攀登希夏邦馬峰遭遇雪崩五名社員遇難，是它停止讚助的原因之一。
前一天———2010年11月18日，是個意義獨特的日子。紀錄片《巔峰記憶》在北京一家影院公映，投資者與主角都曾是山鷹社成員。
女主角李蘭是當年那場山難的幸存者之一。這部片子以她多年後再度攀登那座高山的經曆為主線，講述她個人的“救贖與回歸”。這也是八年來，北大山難第一次麵向社會的回顧行為。
再攀登一次
“對於攀登者們來說，紀念的最好方式就是重新攀登這座山峰，這將是我的一個堅定的心願”———《巔峰記憶》
“拍這個電影，我們幾個(山鷹社)‘老人’論證了很久……覺得這個事情到了該回顧的時候了”。
個頭不高但很壯實的孫斌是《巔峰記憶》的投資者，在校時是山鷹社的登山隊長。這改變了他的人生。2000年他畢業於北大化學係，卻去了中國登山協會當教練，還參加了北京奧運會的珠峰聖火傳遞工作。那次山難之前，登山隊員們請他來，講授過地形地貌、氣象及高原反應等知識。
在《巔峰記憶》中，孫斌也是一個出鏡角色———登山者。他們6名登山者結伴，在去年9月攀登了當年北大山鷹社遭遇山難的希夏邦馬峰，8012米。這是一次商業登山活動，他們每人花費8萬元，和西藏聖山公司簽約，獲得了30多名藏族向導和輔助人員的服務。孫斌負擔了其中一名女登山者李蘭的費用。她是這部電影的主角。
這次登山給留著長發的導演李嘉———北京電視台體育部的一名編導靈感———為何不順勢拍下這次登山，以李蘭的經曆為主線，引入當年的那場山難呢？
於是，這部紀錄片的一開頭，便是李蘭的自述：“……這片河穀和我曾有著那麽深、那麽強烈、那麽難以割舍的關係，我來，我是為這個山穀而來。”這樣的自述，貫穿了整部電影。
李蘭之所以有這樣的地位，因為她是6名登山者之中，唯一經曆過當年那場山難的人。
2002年夏天，已經從北大廣告專業畢業兩年的李蘭仍跟著山鷹社一起登山。是年，山鷹社的目標是西藏的希夏邦馬西峰。
對世界上任何一位非專業登山者而言，八千米都是一個值得驕傲的高度。1999年，山鷹社成立十周年之際出了一本社史，名字就是《八千米生命高度》。這個名字的底氣來自前一年北大百年校慶，山鷹社以這樣的舉動表達祝賀：攀登上了8201米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奧友峰。盡管絕大多數登山隊員皆非在校學生，但那一次無疑是山鷹社有史以來的最高峰———此前國內從未有業餘登山隊登上過這一高度。
校慶過後老隊員們紛紛散去，繼續登山的任務落在了在校生身上。他們雖也知道自己不足以挑戰八千米，但又無法杜絕它的誘惑———於是，他們定下了這個目標。根據的路線資料來自多年前的一支日本登山隊。
希夏邦馬主峰高8012米，西峰高7292米。“我們當時確實是想一邊攀登西峰，一邊偵察，看將來有沒有攀登主峰的可能性。”當年的山鷹社長，99級生物係的國家二級登山運動員劉炎林說。
當時，山鷹社網站刊登的一篇文章稱：“……今年的夢，是希夏邦馬西峰———7292米。屆時，我們會以一種怎樣的方式在岩壁狂歡？”“自我膨脹”。今天，一位山鷹社社員如此對南都記者評價8年前的山鷹社心態。
“對於攀登者們來說，紀念的最好方式就是重新攀登這座山峰，這將是我的一個堅定的心願。”李蘭在《巔峰記憶》中說。但她也沒有想到，這部電影會一直拍到今年。
嚴酷之地
“我坐在馱包上，久久地向著山穀方向看著，就哭了，我們十五個一起進山，卻有人再也不能自己走出來了，那個山穀始終沉默著”———《巔峰記憶》
八年來，那次山難從未得到麵向社會反思和追憶的機會。除了2004年山鷹社十五周年時拍的一部內部短片《沒有頂峰》中提及外，它一直是山鷹社、北大乃至中國民間登山運動心頭的隱痛。這次拍電影，北大還有相當一部分反對聲音。
在李蘭的回憶中，希夏邦馬的冰川還如八年前一般，沉默而驕傲地佇立著。
2002年7月中旬，山鷹社15名隊員先後到達西藏。為了省錢，他們沒有坐飛機，而是先乘火車到格爾木，再坐大客車幾經輾轉到達拉薩。10元錢一張床位的小旅館，他們亦非一人一床。有幾名男同學都睡在地上。
山鷹社並不缺錢。李蘭回憶，當年社裏申請了體育彩票的讚助，10萬元。給拉不到讚助的山鷹社科考隊留了兩萬元，還要省錢做其他一些活動。最後，包括路費、吃住和登山注冊費在內，隻花了5萬元。
省錢，招來了山難發生後輿論的質疑：為何不聽從西藏登山協會的建議，花錢租一部海事衛星電話，再雇幾名藏族向導？
西藏登山協會給山鷹社的建議除了以上兩條，尚有一條：希夏邦馬峰位於雅魯藏布江以南，緯度低，這個季節是希夏邦馬的雨季，降水多、積雪不牢固，安全係數低。建議他們改在春秋兩季攀登。
三條建議都未被采納，山鷹社隻是向西藏登協借了三台對講機用。除了省錢、自力更生這兩條一切學生社團都本能地沿襲的準則，時間更是一道跨不過去的坎。這次除李蘭之外的14人全部是在校學生，他們隻能利用暑假登山。
根據對高山的適應情況和攀登實力的強弱，15個人分為A、B、C三組，最強壯和技術最優秀的A組五個人擔負了衝頂任務。他們是98級電子係學生雷 宇，曾任山鷹社社長；98級數學係學生林禮清，曾任山鷹社秘書長；2000級政管係學生張興柏、2000級力學係學生盧臻和99級數學係學生楊磊。三人分別是山鷹社的訓練部部長、裝備部部長和資料部部長。
由於要照顧身體適應最差的隊友，隊長劉炎林留在了負責後勤的C組。李蘭在B組。她還憧憬著，如果A組順利成功且天氣允許，她也將嚐試衝頂。
8月7日中午11時，走出衝頂前最後一個營地C 3的A組翻過一麵6700米高的大雪坡，來到兩塊大石頭中間。上寬中窄，成喇叭口形狀———這是典型的易發生雪崩地形。西藏登山隊事後用特快專遞郵給中國登協的搜救報告稱：8月初，這裏已連續下了8天的大雪。
如果不走雪坡而走山脊，就不會出事。8年後的今天，李蘭如此對南都記者斷言。然而，當時缺乏經驗的學生登山隊看不出這個毀滅性的錯誤。A組最後的信息是“正在修路”。不久，聯絡就斷了。
李蘭的B組和劉炎林的C組都以為是步話機故障。直到第二天，李蘭按計劃上到C3營地，發現昨夜根本沒有人回來，才覺得不妙。她抱著最後一絲僥幸心理想：或許是他們衝頂到半路回不來，挖雪窩趴了一宿？實際上，他們這些學生沒人懂得挖雪窩的技術。
又一天過去了，A組還沒有回來。李蘭和一名隊員上山去找，發現了“半個足球場那麽大”的雪崩區域；還發現了在兩塊大石頭中間的雪坡上，似乎露出一點人體的痕跡……
劉炎林事後寫下文字回憶：
“(8月9日)6點半左右，李蘭和牟治平出現在帳篷對麵陡峭的雪坡上。我拿了一瓶水出去接。風雪又起來了。老牟走在前麵。我問：怎樣？他黑著眼睛和嘴唇，說：A組全完了。我一下子感到了自己全身的顫抖。我繼續往上走：李蘭還在後麵。我抱著李蘭，她靠著我肩膀，大聲嘶哭，一會掙脫我的肩膀，在漫天的風雪裏尖聲大叫。我跪進了雪裏，所有的疑慮都被證實了，所有美好的設想都被打破了。嶽斌趴在雪裏，雙手拍打雪地。”
雪崩是登山者的大敵。新中國第一位登山烈士丁行友便死於雪崩。落在手上輕飄飄一會兒便將融化的雪花匯集、滾動、崩塌，就變成摧毀一切的萬鈞之力，人埋在雪中幾分鍾便會窒息死亡。上次日本人走這條路線平安無事，誰能想到這次竟如此慘烈？
由於沒有海事衛星電話，隊員們隻能下山求救。一直到15日，西藏登山協會派出的搜救隊才趕到大本營。
事實上，搜救隊員們也沒有見過如此慘烈的山難。
最終，搜救隊發現了三名隊員的遺體。另外兩人的遺體據推斷埋在更深的雪中。由於雪崩危險時刻可能發生，根本無法把遺體從6000多米高的雪山上運下去，甚至沒有時間將遺體全部挖出。搜救隊員們根據國際慣例，在拍照、取下部分遺物後，將遺體原地掩埋。
李蘭在《巔峰記憶》中說，當時她和隊友下撤時正是中午，怕再雪崩，不得不在山坡上坐等了幾個小時才下去。望著冰川，她覺得它一點兒都不美。很醜陋，而且很髒。登山這件事情“是很荒謬的一件事兒”，“完全沒意義”。
在藏語中，“希夏邦馬”意為“氣候嚴酷之地”。
血的總結
“孤獨極了，好像要有300人等著看我的舊傷口一樣，又一定有人要聽我對過去的描述，其實我沒有義務一定已經恢複得很好了，一定要表現得很超然麽？”——2010年11月16日，李蘭的微博
不待劉炎林等第一批六名隊員飛回北京，輿論對“山鷹折翅”的關注已炒成了一片。網上甚至出現了這樣的評論：“是取消山鷹社的時候了”。
在紛亂中，最後一批回到學校的李蘭被遺忘了，沒有趕上劉炎林等人接受的心理治療。
山鷹社攀岩訓練牆旁邊的瑪尼堆，就是此時樹起來的。無數胸戴白花的學生在堆旁點燃燭光的場景上了電視新聞。五名遇難社員被授予“登山勇士”和“共青團標兵”稱號。除了每人1萬元的生命保險，北大賠給每個家庭8萬元。他們的父母來到學校，在嚴密看護下一次次哭得死而複生。
有山鷹社“教父”之稱的山鷹社首任社長、98年卓奧友登山隊的隊長曹峻認同李蘭對希峰山難的技術性分析。他另對南都記者總結說：希峰山難表明山鷹社作為學生團體，知識點方麵的欠缺，和團隊風險控製能力的欠缺。
北大也沒有就此禁絕登山活動。但劉炎林回憶：各種各樣的總結會一直從當年8月份開到了第二年三四月份，山鷹社曆年的許多老隊員都趕回來參加。除了總結山難原因，還定下了一條規矩：山鷹社的核心主題是“登山訓練”，而非此前懵懂的那種“一山更比一山高”的心態。
孫斌的看法與曹峻相近：紀錄是山鷹社創造的，每一代隊員都想超越紀錄；問題是每一代隊員不一定都比前一代的技術水平高。另外，總是靠老隊員給新隊員當教練，技術的傳承也成問題。“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合格的教練。”
缺少氣候地形資料的山、天氣多變惡劣的山、有不可避免的雪崩地帶的山……從此成為山鷹社明確不考慮的選擇對象。按照這一標準審視山鷹社往年的戰績，所有的人都心生涼意：發生山難的前一年，山鷹社攀登了7048米高的西藏窮母崗日峰。那是一座難度遠遠超過希峰的高山，且有不可避免的雪崩地帶，還真的發生了雪崩，隻不過僥幸無人受傷。劉炎林、李蘭，以及五名遇難隊員中的四名都登頂窮母崗日成功。按照這樣的力量標準，攀登希峰其實根本不在話下。可誰想到，會發生雪崩呢？
參照希峰的標準，山鷹社還伴生了諸多不成文的規矩：不登7000米以上的山，不登雅魯藏布江以南的山等。中國登山協會也多了一些新規定，如學生登山隊必須聘請向導。
對五個遇難社員家庭的感情，成了山鷹社心靈上永遠的一塊保留地。劉炎林勇敢地拒絕了學校的勸阻，堅持去見五個人的家長。他們想用各種辦法彌補家長們的心傷，其中包括在遇難社員之一盧臻讀中學的母校設立了一個“盧臻獎學金”。還按照五個人的家庭分布地域，派家在附近的社員假期去探望。
這些慰問方式沒多久便難以為繼。新入社的社員未曾經曆其事，對五個遇難者的家庭沒多少直接感情；按照李蘭的話說，“也不是每個學生都長於人情世故”，哪句話該說、哪句話不該說，年輕人們都不好把握。
沒多久，探望改由劉炎林和李蘭這些山難的親曆者去，按照他們每個人的籍貫，各負責某個遇難者的家庭。
依然不行。遇難者家長對他們的情感是矛盾的。雙方交談，總是三句兩句扯到死難的兒子身上，空氣極易瞬間凍僵。一方麵，他們確實想好好招待這些孩子；另一方麵則不希望他們來。因為這無疑是又把他們心靈上的創口揭開一遍。
這種看似溫情實則殘忍的慰問，李蘭刻骨銘心。她對自己的心靈創傷有切實印象：經常在公眾場合控製不住自己，一喝多就流淚，就想那五個死難的隊友。“……剛開始我們這些人想做點什麽，其實更多的是為了自己心安。”
“盧臻獎學金”發了兩年，停了。劉炎林的解釋是，後來他讀研究生事情多，忙忘了；李蘭則解釋為，每次給中學生發獎學金都要把盧臻的父母找來，這太殘忍。五對父母從來沒有當麵對他們說過“你們別來了”。但其中一些親屬曲折地表達了這層意思，她才恍然大悟。後來，李蘭又給他們郵過幾次月餅之類的東西，但她再也不去了。
折翅再翔
“我們帶著勇氣來了，我們帶著傷痛離開，我們又重新回來，我們終將會離去，將記憶永遠留在這條沉默的山穀裏”———《巔峰記憶》
事實上，早在1999年，北大山鷹社就發生了它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山難。隻不過沒有引起團隊的警覺。
那一次，李蘭同樣是親曆者。她參加的山鷹社第一支女子登山隊，11名女隊員和2名男教練攀登了5588米高的四川雪寶頂。這是一座很適合初學者攀登的山，雪線以上隻有四百多米高，坡度在20度到25度之間。但就是這樣一座山，還吞噬了一名女隊員———21歲的北京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生，來自湖南理縣的周慧霞。
李蘭所在的大多數隊員相繼登頂後，周慧霞所在的後勤小組也開始了衝頂。她剛行走了約半小時，坐下休息，忽然身體失去平衡，一路向山下滑去，最終被拋下懸崖而不幸遇難。
作為周的湖南老鄉，曹峻對這起山難亦有技術分析。如果周慧霞當時身體不錯，就能做規避動作避免悲劇，可惜的是，她已沒有餘力，以致一路滑下懸崖。二是學生社團畢竟存在著一定的管理不嚴，經驗不足的弱點。如果當時能拉下臉來，讓身體狀況不佳的她留守；如果能在攀登難度不大的路麵時也係上安全帶……
周慧霞的死沒能給山鷹社和北大以多少觸動，他們普遍把這看做一場意外。媒體也沒有過多關注。李蘭雖然不免害怕，但在下山的路上還是想：下次，一定還要登這座山！
希峰山難發生後的第二年暑假，山鷹社選擇了1990年第一次登山時的出發地———6178米高的青海玉珠峰。那是一條成熟的，有安全保證的路線。折翅後的山鷹，又回到了它的出發點。它聘請了3位西藏向導，中國登山協會又派來了兩位。
李蘭是這次登山的技術顧問，劉炎林則擔任了登山隊長。他對登頂後那一刻的回憶是：
“(在頂峰)……站在風裏，一股心思湧上心頭，雙腿發軟，便跪在雪地裏：”弟兄們，我把今年的隊伍帶上來了。‘在五月份的登山申請書裏，我寫上了這一句。而今，我可以極痛快地哭，極痛快地對自己說這句話。“
此後的每一年，山鷹社都基本沿襲了這樣的方針。雖然仍對未登峰(沒有官方記載攀登過的山峰)、七千米這樣的名詞所吸引，但那場山難杜絕了所有冒險的可能。2008年，他們攀登7028米的新疆考斯庫拉克峰，未能登頂。原因在於，在登頂之路上有一座雪橋(山穀裂縫被雪填滿的橋)，無法判斷下麵有多深，更無法判斷能否承受住隊伍通過的壓力，宣布放棄。
在今年山鷹社的登山報告序言中，劉炎林說：“每一次的攀登都不能脫離山難的影響”。
山鷹社現任社長，1990年出生的小夥子王正對南都記者列舉了希峰山難給山鷹社帶來的最大現實改變：從前，山鷹社自己選好明年想攀登的山峰，隻需去向校團委請示，再通過團委獲得黨委首肯即可。從2003年起，山鷹社每次選山都要舉行一次甚至幾次論證會，請來校方、老隊員和中國登山協會的專業人士來評判是否可行。
團委、黨委皆非登山的專業人士，除了叮囑他們“注意安全”，還能提什麽反對意見呢？有沒有專業人士參與決策，結果顯著不同。
今年的登山結果便很能表明這種論證會的作用。2009年12月，山鷹社宣布，海拔6822米的未登峰，西藏北部的夏康堅峰是明年的目標。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登山組織“淩峰社”成員在論壇裏說：“山鷹獨立、探索的精神在7年之後，終於又回來了……”
但到今年6月份，中國登山協會主席李致新親自給山鷹社打來電話，建議他們換一座山。理由是夏康堅峰地處偏遠、資料稀少，可控性相對較低。最終，在尼瑪次仁的建議下，山鷹社改變了目標，改為卡魯雄峰。“路線成熟，交通方便。”帥氣的王正說。
不顧麵子的行為，效果是紮紮實實的：在5名西藏向導的幫助下，全隊19人參與攀登，登頂者多達16人，全部無一損傷、安然返回。劉炎林亦為其中之一。
山鷹後傳
“我閉上眼睛，極力從心的深處捕捉第一次看到這龐大山體時的最初的感覺，那是最初的一點單純，隻想著一座一座地爬山，現在呢，是更複雜了？還是更簡單了呢？”——《巔峰記憶》
山難和山鷹社的經曆改變了許多人。8年來，中國大學的登山社團迅速增加，民間登山運動更風起雲湧。曹峻評價說，“山鷹社的主要社會作用，在於拉近了登山和民間的心理距離。”
曹峻目前是深圳市登山協會的專職副會長，李蘭則是西藏登山學校的教練。孫斌結束奧運火炬接力中心珠峰運行組組長的任務後就辭職下海，創辦了一家名叫“愛巔峰”的公司，專門提供登山培訓和服務；劉炎林也在這家公司做項目經理。明年他將拿到北大的博士學位，但已決定不會去搞學術研究。
劉炎林現在搞的項目，是“山鷹會”，山鷹社的後傳。在《巔峰記憶》的首映式上，這個尚未注冊組織的LOGO已經出現。它幾乎與山鷹社的LOGO一模一樣，不過由一隻鷹變成了三隻。
曹峻是這個組織的發起人之一。他的初衷是：山鷹社的老社員畢業走上社會，其中許多人以登山作為職業或業餘愛好，也都對這個組織有感情，願意幫它做事。而這些人的能力和身份，無疑比大學生有許多優勢。為什麽不建立一個這樣的平台呢？
2008年末，曹峻等幾個山鷹社老隊員商議成立了一個基金，以紀念即將來臨的山鷹社成立20周年。他們募到了40餘萬元後，一位不願具名的著名深圳企業家，也是山友，捐出了自己為戶外運動品牌代言的100萬元，其中80萬指明給兩次北大山難的6名遇難隊員家庭。
餘下的20萬元匯入山鷹基金，總數達到60餘萬。身為理事的曹峻認為，這筆錢或許能幫助山鷹社在更專業的方向上更進一步。
“更進一步”的含義在不久的將來，或將轉為現實。孫斌的“愛巔峰”公司盡管目前僅有5個人，但已成功組織了攀登大洋洲和北美最高峰的商業旅遊活動。他下一步考慮的是：將國內頂級的登山、攀岩等專業人士與山鷹社聯係起來，實行係統的有償培訓。此前10年，他從未對山鷹社邀請的講座、培訓和論證登山計劃等活動收過一分錢。這一次，山鷹社將從他的朋友、校友，變成他的客戶：“山鷹會”的會員中，無疑也潛藏著巨大的商機。
“孫斌是在商言商……我們想，比較理想的模式可能是這樣。”曹峻講。“某個讚助商出錢給山鷹基金，得到名聲；孫斌的公司收錢，出培訓服務；山鷹社得到實惠。”
每個山鷹社成員都知道兩起山難、六位遇難者的故事。遇難者的家庭如今也或多或少適應了新的生活。林禮清的哥哥林禮宜考上了北大經濟專業的研究生，如今已經畢業，在廈門工作。張興柏的弟弟張興旺今年剛結婚，一家人勉力耕種20餘畝地，種玉米。接到南都記者的電話，這個22歲的小夥子並不覺得突兀。常與劉炎林聊天的他說，母親如今很少因為思念哥哥而哭了。他們的父親，55歲的黑龍江農民張清春用粗糙而樸實的口吻說，並不知道拍了一部這樣的電影，與他遇難的長子有關。
FreeClim ber
“歲月的痕跡、攀登的痕跡、成長的痕跡都從身上掠過了，最後剩下來的東西是不是就是我到這世界盡頭來尋找的呢？”———《巔峰記憶》
新疆博格達峰、四川四姑娘山、雲南梅裏雪山……基本上，每月一座。
這不是山鷹社的登山計劃，是李蘭一個人的。一直排到了2012年。搭檔是誰，哪座山，什麽方式，都已確定。
比起教師，她更在乎自己的另一個身份———FreeClim ber———在中國，這個單詞特指那種一年有一半以上時間都在爬山的人，總數不超過10個。盡管已是某戶外品牌的簽約運動員。
與中國在登山運動中付出血的代價較少形成對照的是：珠穆朗瑪峰的28條攀登路線，中國人到目前為止隻爬過兩條傳統路線。登山探險運動的幾乎每一個分支上，中國與世界的差距皆非一星半點。這是國內登山界的共識。
李蘭尚未成家結婚。在《巔峰記憶》中她解釋這一點，“還不到時候吧”。每逢聽到“你該生活得正常一點兒”諸如此類的勸告，她就做出一副真誠的請求狀：“全國13億人，6億5千萬女性，就讓我一個生活得另類一點兒，不行嗎？”
這位親曆兩場北大山難的女登山家語速極快，似乎要抓緊每一秒時間用來攀登。當初從希峰下撤的10名隊友天各一方，今天隻剩她和劉炎林還在爬山。與學生時代相比，她目前的登山技術、經驗，對突發事件的把握能力和對風險的承受能力，皆不可同日而語。
當年，她覺得登山“是一件特別荒謬的事兒，完全沒有意義。”今天她說：“登山是我全部的意義。”
《巔峰記憶》的首映日，11月18日是李蘭的生日，已成為中國登山協會副主席的王勇峰到場。80分鍾的電影放完，觀眾集體合唱《祝你生日快樂》。這是一種格外的幸運。因為就在三個月內，她連續遭遇了三次生命危險。
今年8月初，她攀登新疆博格達峰，一隻腳踩進裂縫，半個身子都掉進去了。9月初在四川登山，一塊大石頭掉下來，砸中她的頭部，被頭盔擋住。不久前，她又剛剛在梅裏雪山滑墜一次，從40多米高的山崖上，三個山友一起摔下來。幸好被一處小平台接住了。
情緒穩定後，三個人討論起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沒被接住，《巔峰記憶》的首映式會變成什麽樣子？李蘭十分肯定：
“一定是非常悲情，也非常隆重。因為主持人會說：對不起，主演前幾天剛剛在山上掛掉了……”
南都記者 馮翔
(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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