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時光

二野,居於南美,正宗華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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豺狼的日子-10

(2011-01-10 08:05:39) 下一個
豺狼的日子-10

  一小時後,茫然不知所措的克勞德•勒伯爾走出了會議室。

  在那裏,他花了50分鍾的時間傾聽內政部長對當前任務的情況介紹。

  剛進屋的時候,他被指定坐在桌子的末端,夾在共和國保安部隊的首腦和他自己的上司布維埃之間。一在其他十四個人的一片沉默之中,他讀完了羅蘭的報告,一邊看,一邊感覺到周圍的人都在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著他。

  他閱讀完報告後,內心感到很不平靜,為什麽要召他來呢?

  接著部長就開始講話了,既不是商量的語氣,更不是請求的口吻,而是一個直截了當的命令。接著是一篇冗長的提要。部長要他建立起自己的辦公室,他將不受限製地獲得一切情報;在座各位代表的每個單位的人員,都要聽候他的調遣,所需費用將是無限製的。

  部長的講話幾次提到要求絕對保守秘密。這是國家最高領導的要求,給他的印象非常深刻。當他聽的時候,心裏感到很沉重,他們在要求他做一件不可能辦到的事,他真正感到無從下手。截至目前,既沒有罪行,也沒有線索和證人,隻知道“秘密軍隊組織”的那三個人,卻又無法和他們對話;除此之外,對於要追捕的人也隻有一個名字,而且還隻是一個代號,簡直是大海裏撈針。

  克勞德•勒伯爾自己知道,他過去是一個精明的警察,他被認為是一個好警察,穩健、精明強幹,而且做事有條有理。偶爾,他也會閃爍出靈感的光輝,這正是一個優秀警務人員轉化為傑出偵探的必要條件。但他從不忽略這樣一點,即刑警工作百分之九十九靠例行公事,靠不動聲色的查詢、審核和複核,靠辛勤刻苦的工作,把各個部分組織起來,直到最後構成一個整體,這個整體成為一張使案犯終於難逃的羅網。隻有這樣來辦案才不至於隻給報紙提供一個大標題,才經得住法庭的審理。

  他在司法警察署被人看做是一個有點事務主義的人,一個厭惡虛名的循規蹈矩的人。他從未舉行過他的同事們賴以揚名的那種記者招待會,但他卻穩步高升,連連破案,不斷收押罪犯。三年前,當刑警大隊凶殺處處長的職位空缺時,甚至其他候補的人也同意勒伯爾出任。他在凶殺處任職期間的工作記錄良好、穩定,三年來捕人從未有過失誤,隻有一次由於一個技術性細節,被告被宣判無罪。

  作為凶殺處的頭頭,他越發受到莫裏斯•布維埃的觀察和注意,這位刑警大隊長也是一個穩健的警務人員。因此,在幾周以前,由於副大隊長的突然去世,布維埃親自要求委派勒伯爾做他的新副手。在司法警察署,有些人懷疑這是由於經常被行政上的瑣事搞得頭昏腦脹的布維埃,需要一個埋頭苦幹的下屬,他既能不聲不響地處理好構成頭條新聞的大案子,又不搶在上司前麵出風頭。但可能這隻是某些小心眼的人的揣測而已。

  部裏的會議結束後,羅蘭報告的複印件被收回,存人部長的保險櫃裏,隻允許勒伯爾一個人可以保留原先發給布維埃的那份抄件。他的惟一要求是允許他私下裏去找幾個主要西方國家的專門從事刑事罪犯調查的首腦,並謀求與他們合作,在他們的檔案裏,可能有像豺狼那樣的職業刺客的資料。他說如果沒有這樣的合作,他就毫無辦法開始搜索。

  桑根納蒂問他,這些人是否能保守秘密。勒伯爾回答說,他本人和他需要接觸的那些人都有深交,他的詢問並不是通過正式公文,而是由他個人進行聯係。這種辦法在西方國家的高級警察之間曾經采用過。部長考慮後,就同意了他的請求。

  現在,他站在大門廳裏等著布維埃,並看著各部門頭頭們陸續走出去。有幾位敷衍地朝他點點頭,走了過去;還有幾位報之以同情的笑容,然後告別。當布維埃還在會議室裏悄悄地與弗雷伊部長商量問題的時候,那位愛麗舍宮尊貴的上校出來了。

  在會議桌上相互介紹時,勒伯爾大致記住了他的名字是森克萊•德•維勞本。

  這位上校停在矮小而圓胖的勒伯爾麵前,用一種毫不掩飾的看不起的目光看著他。

  上校說:“隊長,我希望你的調查能取得成功,而且要快。我們總統府的人員將密切注視你的進展。假如你抓不到這個匪徒,我敢保證你會得到……報應。”

  他轉過身去,昂首闊步地走下樓梯向門廳揚長而去。勒伯爾一言不發,隻是眨了幾次眼睛。

  自從克勞德•勒伯爾作為一名年輕的偵探在諾曼底加入第四共和國的警察部隊以來,這二十年間使他獲得成功的一個因素,就是他善於贏得人們的信任,人們願意向他交心。他尤其善於使普通老百姓開口,使那些平時害怕和討厭警察的下層平民也無拘無束地向他吐露他們的想法和懷疑。他之所以能夠如此,全靠他的那副平凡,甚至有點窩囊無能的外表,仿佛他也和他們一樣,是這個世界上老受壓迫和欺騙的人。

  勒伯爾不像布維埃那樣是個儀表堂堂的彪形大漢,而那種外表似乎才是法律權威的傳統形象。他也缺乏現在大批擁進警界的新一代警探所特有的那種本領:巧言令色,虛張聲勢,動不動把證人恫嚇得發抖或痛哭流涕。

  他意識到,在任何社會中,犯罪行為的受害者或目擊者一般總是那些小人物,比如店老板、售貨員、郵差或銀行職員。他能讓這些人開口,他自信有這個本領。

  其中原因之一還在於他的個頭。他是個小個子,在很多方麵都很像漫畫家筆下怕老婆的人的形象。盡管同事中誰也不知道,事實上他確實有點懼內。

  他不修邊幅,一套皺皺巴巴的便服,一件風衣。他的舉止溫馴,似乎總帶有幾分歉意。當他向一位證人詢問情況時,他的態度讓對方感到,與他們曾經和法律打交道時受到的對待真有天壤之別。於是那位證人不禁對這位偵探大有好感,想求得他的庇護,以免再受到那些下級警探的粗暴對待。

  當然,還有其他的因素。他曾經是歐洲最強大的刑警隊的凶殺處處長。他在名聲卓著的法國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當了十年偵探。在他那隨和樸素的外貌後麵,則是一個精明的頭腦,並在執行任務時堅決拒絕任何恫嚇或幹擾。

  他受過法國最凶狠的黑幫頭目的威脅,他那飛快的眨眼動作使他們錯認為他接受了他們的警告。隻有在事後犯人進了監獄,有空閑來思考時,他們才發覺低估了那雙溫和的棕色眼睛和那撇小胡子。

  他曾被有錢有勢的人威脅過兩次。一次是一個工業家,僅僅讓他看一眼稽查員寫的證詞,就要他判一名低級職員貪汙罪。另外一次,是一個花花公子要他終止調查一個青年女演員服毒致死的案件。

  第一案,在對那位工業家的事務做了多方調查之後,發現了別的更為嚴重的經濟漏洞,而這些漏洞顯然與那名低級職員毫無關係。結果,那位深感懊悔的工業家未能及時脫身前往瑞士。第二案是以那位社會名流長期人獄而告終,使他有充足的時間來追悔過去不該在他那維克多•雨果大街的頂樓公寓裏指揮一個犯罪集團。

  克勞德•勒伯爾對傲慢的森克萊上校的言談,隻是像小學生那樣眨眨眼睛,一言不發。

  當莫裏斯•布維埃和他會合時,會議室裏已空無一人。

  布維埃笨手笨腳地拍拍勒伯爾的肩膀。“得了,得了,我的小克勞德,就是這麽回事,什麽?好了,是我提議由司法警察署受理這事的。這事隻能這麽辦。別的人隻是沒完沒了地空發議論而已。來吧,咱們在車裏聊聊。”他帶頭走下樓梯,兩人爬進等在院子裏的雪鐵龍汽車的後座。

  時間已過9 點,天邊的一抹深紫色是白晝留下的惟一痕跡。布維埃的汽車駛過馬利尼大街和波伏廣場,勒伯爾望著右邊愛麗舍大街上光彩奪目的燈流,即使他從外省調進巴黎已經十年,但這番夏夜的瑰麗景色永遠使他感到奇妙和激動。

  “你得放下手頭的一切工作,一切,什麽都撇開。我派法維爾和馬爾科斯特來接管你手頭的未了案件。為這差事你需要一間新的辦公室嗎?”

  “不,我寧願要我現在這間。”

  “好吧,可是從今以後它就是抓豺狼行動的總部。不管其他事。對吧?你要個人協助你嗎?”

  “要,要卡龍。”勒伯爾說。他指的是在凶殺處時曾與他合作的一位青年稽查,升任新職後又把他調來當刑警大隊的副隊長。

  “可以,把卡龍給你。還要別人嗎?”

  “不要了,謝謝。可是卡龍需要知道內情呀!”

  布維埃考慮了一會兒,說:“應該不成問題。他們不能指望奇跡。顯然,你需要一名助手。但你等一兩個鍾頭以後再告訴他。到了辦公室我先給弗雷伊打個電話,取得正式批準。但是不需要別人知道。如果泄露出去,不出兩天就會上報紙。”

  勒伯爾說:“沒有別人,隻有卡龍。”

  “好吧。最後還有件事,我離開會場前,桑根納蒂建議今晚到會的全班人馬定期聽取進程匯報,弗雷伊同意了。費尼和我竭力想反對,可是沒成功。所以,從今以後你每天晚上要在部裏做一次匯報。10點整。”

  “我的上帝!”勒伯爾說。

  布維埃以極其挖苦的口吻說:“從理論上說,所有這些人都必然會提供最好的意見和建議。別發愁,克勞德,如果那些狼要咬人,費尼和我也不含糊。”

  勒伯爾問道:“這要一直維持到另行通知時為止嗎?”

  “恐怕是這樣。真要命,這個行動沒有時間表。你就得在他搞到偉大的夏爾之前抓住凶手。我們不知道這人自己有沒有時間表或者別的什麽東西。他可能在明天早上搞你一下,也許還得等一個月。反正在抓住他以前,或者至少在認出他、發現他以前,你的工作必須保證全速前進。找到他以後,我想行動分局的夥計們就可以接手了。”

  “一群混蛋。”勒伯爾嘟噥著說。

   布維埃輕鬆地說:“完全同意,可是他們也有他們的用處。我們生活在使人毛骨驚然的時代,我親愛的克勞德。除了普通犯罪的大幅度增長以外,還加上了政治罪行。有些事不得不做,就由他們來幹吧。無論如何,下功夫找豺狼吧,這是重要的!”

  汽車開進凱德索菲弗街,拐進司法警察署的大門。10分鍾以後勒伯爾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他走到窗前,打開窗子,倚在窗台上,隔河凝視著左岸的大奧古斯汀碼頭。雖然隔著一條窄窄的、繞著市鎮島流過的塞納河,他仍能看到沿著碼頭星羅棋布的街頭餐館中的顧客,聽到喧鬧聲和酒瓶酒杯的碰擊聲。

  假如他是另一種類型的人,他就會想到,叨分鍾前授予他的權力,已使他至少在一段時間裏成為最有權有勢的警官。除掉總統和內政部長,幾乎沒人能否決他的一切要求。隻要能幹得十分保密,他幾乎可以調動軍隊。他也會想到,即使如此不可一世,他的權勢仍取決於成功與否;或者功成名就,或者身敗名裂,正像森克萊上校所預言的那樣。

  但是由於他不是這種人,所以想的也完全不是這一套。他發愁的是,在電話裏該怎樣向太太阿米莉作解釋,說明在另行通知之前他暫時不能回家。這時有人敲他的門。

  進來的是馬爾科斯特和法維爾兩位警官,他們要取走勒伯爾今晚之前正在經辦的四個案件的卷宗。他花了半個鍾頭時間向馬爾科斯特介紹了委派給他的兩個案子,又向法維爾介紹了另外兩個案子。

  他們走後,他長長地籲了一口氣。又是敲門聲,這次進來的是路西安•卡龍。

  卡龍說:“我剛剛接到布維埃大隊長的電話。他讓我向你報到。”

  “完全正確。在另行通知前我被解脫了一切日常工作,授予特別任務。你已被委派為我的助手。”

  他不想為了討好卡龍而透露要這個青年做左右手的正是他自己。電話鈴響了,他拿起話筒聽取了扼要的指示。

  他繼續對卡龍說:“布維埃打電話來說,你已獲準被告知一切情況。首先,你看看這個。”

  趁卡龍坐在書桌前的椅子上閱讀羅蘭報告的時候,勒伯爾清理了書桌上剩下的卷案和便條,把它們全堆在身後亂七八糟的書架上。這間辦公室實在不像法國最重要的通緝罪犯的神經中樞,不過,警察的辦公室向來是不大像樣的。

  勒伯爾辦公室的麵積隻有12乘14英尺,南麵有兩扇窗戶,越過河麵可以看到聖米歇爾大道周圍熙熙攘攘的蜂房一般的拉丁區。從一個窗戶飄進了夜晚的嘈雜聲和夏夜的熱氣。辦公室裏有兩張桌子,一張是勒伯爾的,背對著窗戶;另一張是秘書的,靠著東牆。門在窗戶對麵。

  辦公室裏除掉兩張桌子和兩把椅子外,還有一把直背椅子和一把靠椅放在門邊。

  兩邊的牆前放著幾個很大的灰色文件櫃,幾乎把牆都占滿了。文件櫃的最上麵放著一排參考書和法律書。另外還有一個書架,放在窗子旁邊,裏麵是一些年鑒和資料。

  這個辦公室裏隻有一張帶鏡框的照片,放在勒伯爾的書桌上,表示這個辦公室裏的主人是有家室的。照片上是一位豐滿的看上去頗有個性的婦女,她就是阿米莉•勒伯爾,還有他們的兩個孩子。女孩子戴著金絲邊眼鏡,梳著兩條辮子,小夥子一團和氣的樣子,很像他父親。

  卡龍讀完報告後,抬起頭來,望著勒伯爾。

  “他媽的!”卡龍說。

  “正像你所說的是一樁異乎尋常的案件。”勒伯爾回答說。從他的嘴裏,是很難說出那種硬梆梆的粗話的。在司法警察署裏,有很多高級警官和他們的下屬在背地裏都用綽號稱呼他為“老板”,或者“老頭兒”。可是勒伯爾這個人,喝酒時不超過一小杯開胃酒,不抽煙,也不罵人,使年輕的偵察員們回想起了在警校時的老師。因此,在警察署以及最近在大隊裏,就有了一個尊稱——“教授”。如果他不是那麽個功績顯著的捉賊能手,他的模樣一定會是個被人嘲弄的對象。

  勒伯爾接著說:“現在讓我把詳細情況告訴你,因為必須趕快動手。”

  他把下午的情況簡單地向卡龍介紹了一下,談了大約半個小時。從羅傑•弗雷伊會見總統開始,到召開部務會議,一直到莫裏斯布維埃的建議,以及突然召他去參加會議,最後決定成立一個辦公室,就是他們現在坐著的地方,要把它作為搜捕豺狼的總部。

  卡龍靜靜地聽著沒有開口。

  等勒伯爾把話說完後,卡龍開口了。“我的上帝,他們就是這樣把你固定在這裏了?”他想了一會兒,既憂慮又不安地望著他的領導說:“我的先生,他們要你負責這件工作,是因為沒有人願意做,你知道嗎?你想過沒有,如果你不能及時抓住這個人,他們會怎樣對付你?”

  勒伯爾搖搖頭。

  “卡龍,我知道,我沒有別的辦法,我是搞這個工作的。不管怎麽說,從現在起,我們就要開始幹起來啦!”

  “從哪裏開始呀?”

  勒伯爾很高興地回答:“首先,我們得承認我們倆現在是法國最有權力的警察;因此,我們就要利用這些權力。

  “從現在開始,請你坐在書桌後麵,拿一個記錄本把我說的記下來。把我原來的秘書調走,或者暫時休假,等我需要他時再回來。不允許任何人進入這個房間。

  你既是我的助手,又是我的秘書,二者兼而為一。你到庫房裏去拿一隻行軍床,放在這裏,還要被單和枕頭、漱洗和剃胡子的用具;再從食堂去拿一隻咖啡壺,還要儲備一些咖啡和白糖,我們大概要用很多很多咖啡。

  “你再去找電話交換台,告訴他們要用十門外線電話,專供這個辦公室使用。

  如果他們借故推托,立即向布維埃本人報告。對於我們這裏提出的任何要求,就用我的名義,直接找有關部門的頭頭。我們很走運,對於其他所有部門而言,我們這個辦公室享有優先權。你準備一份備忘錄,由我簽字抄送今天參加會議的各部門領導人,宣布你是我的惟一助手,有權向他們提出任何要求;在我能分身的情況下,這些要求則由我本人提出。明白了?”

  卡龍記完了以後抬頭問道:“明白了,頭兒。我今天晚上就辦這些事。最先辦哪一件?”

  “電話總機。我要一個好樣的,要他們中最得力的接線員。往行政處長家裏打電話,以布維埃授權的名義講話。”

  “好。你要他們先幹什麽?”

  “我要他們在最短的時間內,接通七個國家刑警部門首腦的電話。幸而以前在國際警察組織的會議上,我和他們大都已經有了私人友誼。在有的國家我還認識他們的副手。找不著這個就找那個。

  “這些國家是:美國,也就是華盛頓國內情報處;英國,蘇格蘭場刑事部副長官;比利時、荷蘭、意大利、西德、南非,打到家裏或打到辦公室都成。

  “當你與他們一個個地聯係上以後,請再接通國際警察通信站,讓我和他們在明天早晨7 點到10點聯係。每次要有20分鍾談話,最好第一個與美國接通,這是因為時間差的關係。與國際警察通信站聯係,要向每一個指定接電話的人預約好,請他們在規定的時間內在他們自己的國際通信室內通話,必須用通用的高頻率,我們個人與個人之間講,不準有人竊聽。對他們每個人,都必須強調我所說的隻許他們自己聽到。這個要求不僅僅是為了法國,也可能為了他們自己的國家。明天早晨6點鍾,給我一張對七個國家預先約定對話的時間表。”

  卡龍看了看他記錄下來的幾頁紙,似乎有點迷惑,說:“頭兒,我都記下來了,讓我開始工作吧!”

  克勞德•勒伯爾離開辦公室上樓。

  走向樓梯時,遠處的巴黎聖母院的大鍾響起了午夜的鍾聲,表示法國開始進入8 月12日的淩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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