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日本紅衛兵的情懷：實踐毛澤東思想

一個日本紅衛兵的情懷：實踐毛澤東思想

文章來源：中華碩博網

1998年4月，結束了在美國一年的東遊西逛，我又回到了大阪。打電話到大西商事貿易公司，找我的朋友北田先生，老板大西告訴我，北田已經住院很久了。

我大吃一驚，在美國的這一年，北田先生是唯一用中文給我寫了許多信的人，他雖說瘦小，但也不像是說倒便倒的人。在京都附近的被方市的市民醫院門口，我見到了正受著胃癌折磨的北田先生。他瘦得像一根蘆葦，站在夕陽的最深處，目光怔怔地，像是在收集著樹葉上風的聲音。北田先生8月在幹淨的床單裏靜靜地去世了。身前供職於大西商事，兢兢業業，默默無聞；身後既無財產亦無親人。醫生說他死得異常安詳，麵帶淡淡的笑容，像一個乖孩子，守在野花開遍的春天的土地上。

1994年，我受天理大學高教授的推薦，去奈良日中友好學院教書，認識了北田先生。他當時五十剛出頭，奈良日中友好學院創辦也不過二十年，而他學中文卻已經有了28年的曆史，是我的學生中學中文時間最長的一位。

1996年12月17日晚，秘魯一支叫做“TupacA-maru（圖帕克·阿馬魯）革命行動”的左翼遊擊隊，欲挽救他們的革命，突然襲擊了駐利馬的 日本 大使館。而為慶賀12月23日天皇的生日，當時大使館正在青木大使的主持下，舉辦一個盛大的宴會。八百來賓中的四百人被扣做人質，當然，絕大多數是 日本 人。消息傳到 日本 ，舉國嘩然。

那天我班上異常熱鬧，學生們對這一突發事件議論紛紛，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支遊擊隊是新納粹、黨衛軍，是流氓暴動。平時沉默寡言的北田先生，此時卻堅決站在遊擊隊一邊，並聲稱，如果秘魯人民不覺醒，不盡早起來推翻藤森的傀儡政府，秘魯將淪為 日本 的殖民地。北田的甕聲甕氣，頓時令人啞然。他早已被同學們看作是言行怪異之人。“秘魯事件”之後，我注意到，他在學院裏更是天馬行空，獨往獨來。後來聽說北田先生年輕時曾是 日本 “紅衛兵”。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全世界大刮紅色革命風暴的年代。

我查閱了1966年1月、2月的《參考消息》，將題為《毛澤東思想影響深遠而無往不勝--美報驚呼“紅色叛亂”震撼拉丁美洲》、《世界上誰想幹革命誰就必須學習毛澤東思想》、《秘魯大學生帶著毛澤東思想上山》的三篇文章，傳真給了北田先生。一星期後，北田先生來電話約我去他家。北田先生住著很小的一室一廳。

在書房裏毛澤東的黑白照片被放在鏡框中，掛在他的床頭。簡易書架上有河上禁、格瓦拉和毛澤東的書，甚至還有《王傑日記》和《歐陽海之歌》。

他終身未娶，父母住在九州的博多市。他說他叛離家庭已經三十年了。將報紙在榻榻米上攤開，北田先生指點著它們說：“毛澤東的話在拉丁美洲大學生中自然受到喜愛，一是因為造反理論比治國理論更能吸引不安分的年輕人，另一個原因是讀毛的學說不像讀馬克思主義正統學說那麽費勁，不需要長時間呆在圖書館裏。”在談到遊擊戰、幫助農民收回失地和使一個國家走向大變動的社會革命的奧秘時，他的眼睛有些濕潤，說：“今天的圖帕克·阿馬魯左翼組織就是昨天的我們。他們仍然運用了毛澤東的革命思想作為理論武器和戰略戰術，即堅持農村包圍城市的方針，以貧困的農村地區作為革命根據地，反對一切私有企業和財產，並因此得到了一批極貧困的農民的支持和擁護。”我問北田先生是不是赤軍，他搖搖頭，說：“我是毛澤東的兒子。”接著，從櫃子裏搬出一個木盒子，裏麵有一層一層的裹著絲絨的抽屜，每一層絲絨上都別著不同質地的毛澤東像章。有塑料的、陶瓷的，大都是金屬的。他對我解釋說：“這兒的五朵葵花表示亞非拉美歐，毛澤東是五大洲被壓迫人民的紅太陽”，“七朵葵花表示當時中國的七億人民都熱愛毛澤東”。他還收藏了幾個紅衛兵袖章。我問他從哪兒搞到的這些“文革”遺物。他說，當時 日本 人先是在電視上看到小紅書——《毛澤東語錄》，但很快就在 日本 發行了幾十萬冊。《東方紅》等革命歌曲的唱片要比現在走紅的歌星的唱片俏得多。人們甚至排幾小時隊等在書店門口。東京、大阪等地出現了搶購毛著的風潮。

我翻開北田先生的日文版《毛澤東語錄》，出版日期是1967年，出版地點是河北。扉頁上印著毛澤東的像，還有卷頭語：“讀毛澤東的書，聽毛澤東的話，照毛澤東的指示辦事！”語錄的許多地方有北田先生的圈圈點點。我的導師、大阪教育大學的田邊教授曾經告訴我，當時不少 日本 大學把《毛澤東語錄》用作中文教科書。

北田先生的毛澤東像章，卻是托參加中日青年交流會並受到毛澤東接見的大阪大學的同學特地從中國帶回的。我問北田先生：“既然毛澤東的書在 日本 供不應求，他們為什麽不直接大量製造毛的像章呢？不也是一筆好買賣嗎？”北田沒有直接回答。他是否也曾像劉心武小說裏的那個弟弟彭曉雷一樣，心甘情願地將毛澤東像章別進自己的皮肉裏呢？我當然不敢問。他還有十幾本學毛著的心得筆記，紙張都有些泛黃了。

征得北田先生的同意，我翻開了它們，裏麵竟有用 日本 俳句、短歌以及模仿 日本 革命浪漫主義詩人穀川雁用現代自由詩體寫成的對毛澤東的讚歌。 “隻要認真做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 日本 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日本 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義的。”毛澤東原文中的“中國”，就成了“ 日本 ”。

“關於世界大戰的問題，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戰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製止戰爭。”十幾本裝訂工整的筆記本裏，這樣熟悉的語句比比皆是。北田先生告訴我，他的中文學習，就是這麽開始的。當時為了準確理解和領會毛著的精神實質，他曾寫信到北京的新華書店購買毛選原文版。

他身體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回九州，動員他的父母把很少的土地分給農民，他甚至認為應該把小農變為無產階級，以便讓他們徹底革命。他試圖組織農會，發動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武裝起義。家裏人和當地的農民把他視為“白癡”、“瘋子”，他也就在此時宣告和“萬惡的家庭”“徹底決裂”。

第二件事就是棄學。毛澤東說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標準隻有一個，“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起”，願意乃革命的標誌。1968年，北田已經是大阪大學農學部四年級的學生，他組織了幾名與他誌同道合的青年學生，離開大阪，去了千葉縣的三裏，這個地方當時因為反對修建新國際機場的鬥爭而出名。反對者認為，該機場是“為美帝侵略亞洲服務”的。北至北海道，南至衝繩的全 日本 的革命青年，“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被毛澤東思想所鼓舞的北田和他的戰友們成立了紅衛兵組織，並油印出版了幾十期《紅衛兵戰報》。他們讀毛澤東的“老三篇”，讀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的故事，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成了他們的座右銘。

在三裏，北田認識了當時 日本 的“邢燕子”，並和這位“立誌紮根農村”的女孩成了革命戀人。新島淳良在東京大學自主講座介紹“中國的大學與紅衛兵”之後，冠以“紅衛兵”頭銜的 日本 青年學生的革命組織，便如雨後春筍，不僅有北田他們這樣自發的小團體，還有高中學生的解放組織等等。這些 日本 的“紅衛兵”，也相信馬克思“暴力是曆史的助產婆”和毛澤東“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學說，相信以暴易暴，用革命的手段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他們自製火藥，用獵槍武裝自己。東京的“山穀紅衛兵”，高呼“趕走剝削者！解放山穀！”的口號襲擊了山穀警察署，燒毀警察的自行車，打碎建築物的高牆。

甚至有一些“紅衛兵”衝擊了美國大使館，趁大使館警戒不嚴之際，爬上大使館的房頂，揚起懷中早已準備好的紅旗達十分鍾之久。彈弓、糞便都成了打擊美國大使館的武器，連撒尿都要衝著美國大使館的方向。這些熱衷於 日本 革命的年輕人，甚至給中國的領袖毛澤東寫信，宣誓終身以宣傳和實踐毛澤東思想為己任。他們中的有些人發誓要解放全人類，為此，他們打算去中國學習遊擊戰術以支援世界革命。

後來，真的有一些極左赤軍劫持飛機去了朝鮮。赤軍戰士奧平剛士、安田安之等，為了支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正義鬥爭，犧牲了他們年輕的生命。北田先生說，至今，當年紅衛兵中的重信房子等仍在中東艱苦卓絕的環境中打遊擊。

他的“邢燕子”山下真子當時也是很激進的一個，他們兩個曾數次企圖偷渡去中國，可惜，在和歌山尚未出海，就被海上保安截獲並強製關押。我想知道他那位“邢燕子”的下落，北田隻是淡淡地說：“她後來嫁給了一個外科醫生，現在，恐怕連孫子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