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時光
二野，居於南美，正宗華人也。
李達
重修舊作
李達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一向被尊為“中國的理論巨匠”。
1961年，李達已經是70多歲的老人了。這年夏天，因為雙手顫抖的病症，加上勞累過度，他來到廬山休養。
8月25日，剛剛抵達廬山的毛澤東約見了李達。這是繼1959年他們在武漢相會後又一次相見。那一次兩位好友談論文章時，毛澤東不止一次地讚賞李達的《社會學大綱》。隨後他也中肯而直率地告訴李達:“你的文章沒有從前那樣有鋒芒。”從那以後，李達十分注重自己文章的“骨肉與血氣”。
“看你的氣色不太好，人也比過去消瘦許多，是不是工作太重，你可要注意身體，注意休息。”毛澤東一見麵就非常關注李達的身體健康。
聽到毛澤東的關心，李達十分感激。隨後毛澤東又一次讚賞李達30年代所寫的《社會學大綱》是那樣“膾炙人口”，接著衷心地建議李達“是不是根據新的材料再修改一下，重新出版”，並希望李達在武漢大學多找幾個助手共同承擔這一任務。
李達當即表示:“我一定不會忘記你的囑托，盡快把《社會學大綱》修改好。
接受任務後，李達便雷厲風行。他一邊打電話給助手，要求立即把有關書籍帶上廬山，一邊寫信給武漢大學哲學係副主任餘誌宏，告訴他接受了毛澤東交給的修改《社會學大綱》一書的任務，希望他能在優秀畢業生中物色兩位有所作為的學生作他的助手，並介紹自己準備花3年的時間修改或撰寫《唯物辯證法大綱》、《曆史唯物論大綱》等6部哲學著作的計劃。
給餘誌宏的信發出不久，李達中斷休養，由廬山返回武漢。回校後，第一件事是籌建毛澤東思想研究室，李達調集了幾名助手，隨後又向學校要了幾間房子，毛澤東思想研究室就這樣成立了起來。這是全國大專院校裏最早建立的毛澤東思想研究室。
李達與助手們經過5年的共同努力。數易其稿，1965年第一部著作《唯物辯證法大綱》終於問世了。當此書征求意見稿送給毛澤東審閱時，毛澤東給予了很高的肯定和評價:“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其它範疇如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聯係、發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規律中予以說明”；“蓋所謂聯係是諸對立物間在時間和空間中互相聯係，所謂發展就是諸對立物鬥爭的結果”，這些結論是對對立統一規律核心地位的“突出闡述和高度概括”。
抵製“頂峰論”
還在李達與助手們聚精會神地全麵研究撰寫《唯物辯證法大綱》時，康生與林彪等人為了達到個人目的，唱起了“頂峰論”。
早在1958年夏天的一次會議上，“頂峰論”的始作俑者康生就拋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1960年10月，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指出:“現在的馬列主義是什麽？就是我們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時代思想的頂峰。”
對於康生、林彪等人大力倡導的“頂峰論”，李達認為這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
一位領導特地撰寫了一篇題為《毛澤東思想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頂峰》的文章。當這篇文章送給李達提意見時，李達一看題目，就把文章丟在桌子上，毫不諱言地指出:“這篇文章題目本身就不科學，誰也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頂峰，因為事物總是不斷發展的，不可能一次就完成。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也是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接著他要求助手們“在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時，絕對不能出現這類字眼”。李達的話傳了出去，弄得這位領導非常尷尬。
李達堅持馬克思主義發展觀，但這並不能阻止那年月大報小刊上連篇累牘的“頂峰論”。相反，在林彪反複叫喊“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的影響下，“頂峰論”成為人們最時尚最熱衷的話題。一次李達助手在談到撰寫毛澤東哲學思想發展時，提出是否加上“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頂峰”。李達立即對這種想法給予了嚴厲批評，指出“不能寫。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本身也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汲取新的養料，不斷豐富發展自己，決不會停滯不前，因此也決不會有什麽‘頂峰’”；“‘頂峰’這種提法不符合辯證法，是形而上學，是吹泡泡，根本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李達的觀點是鮮明的。然而許多人不能理解，認為李達是固執，是僵化，是埋頭學問。當然也有一些好心人勸李達:“寫上這一句話，也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你何必那樣堅持，說不定還會犯錯誤呢！”這些善意的勸告沒有改變李達的初衷，他斬釘截鐵地回答:“怕什麽？犯什麽錯誤？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是犯錯誤，而違反辯證法的東西就能出成績？”
李達這種“不講政治”的“固執己見”，引起了一些領導的不滿。
武大“三家村”
1965年底，經國家有關部門同意，李達已經搬到了北京，就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專職委員。然而由於《唯物辯證法大綱》還沒有最終定稿，1966年2月，李達又返回了武漢，開始了全書的最後定稿工作。
正當李達全力投入工作的時候，文化戰線上掀起了大批判運動。此時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有些人對李達頗有微詞，認為李達“埋頭研究，不關心政治”，隨即指示武漢大學整理出李達的一份材料，說李達是“反動學術權威”，並通過有關部門報到中央。因為李達是黨的創始人之一，此事關係重大，中央有關同誌就此事詢問了毛澤東同誌。毛澤東同誌當時未置可否。4月，在杭州會議上，有人又向毛澤東談及李達的問題，當詢問可不可以對李達開展批判時，毛澤東仍舊沒有表態。接著在上海會議期間，這人“不厭其煩”，再一次詢問毛澤東是否可以對李達進行批判，並說湖北的群眾有這方麵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說了一句:“既然群眾有要求，在校內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
緊接著形勢急轉直下。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發表後，全國上下對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大批判迅速出現了高潮。中央“5·16通知”發出後，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拉開了序幕，北京率先揪出了鄧拓、吳晗、廖沫沙所謂的“三家村”。
揪出“三家村”，批判“三家村”，一時間成為全國各地效仿的大事。湖北省一些人立即將武漢大學整理出來的李達的材料加以“修改”、“充實”，作為中南地區的“三家村”，上報給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6月3日，武漢大學召開全校大會，傳達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動員大會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個“三家村黑幫”。6月7日，在省委駐武漢大學教育革命領導小組的主持下，召開全校三級幹部擴大會議，決定進一步發動群眾，揭開武漢大學階級鬥爭的蓋子，將目標集中對準校長李達、前黨委書記朱劭天、副校長何定華三人。
從此，李達再也沒有安寧過。他先是被“勒令”停止寫書，交待自己所有的“罪行”。接著他的助手們也被強製性地“集中”起來，強令寫出揭發檢舉李達材料；他家的保姆被不明不白地弄走了，電話被剪斷，北京的來信也被劫去了。
6月8日至9日，中共湖北省委召開貫徹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會議，決定派出工作組到大專院校和文化藝術界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指出要把革命鬥爭的矛頭指向“‘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決定將李達與武漢大學前黨委書記朱劭天、副校長何定華作為武漢大學的“三家村”。這是全國所有高校被“揪”出來的第一個“三家村黑幫”。
不屈的抗爭
6月13日，武漢大學“組織”7000餘名師生員工集會，批鬥李達，“聲討”珞珈山“三家村黑幫”“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湖北省、武漢市幾十萬人擁入武大校園“聲援”武大師生的“革命”行動；《湖北日報》、《武漢晚報》等報刊，長篇累牘發表“批判揭露”文章，指出:“長時期以來，武漢大學存在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朱劭天、何定華和某資產階級‘權威’等組成的‘三家村’黑幫，猖狂地反對毛澤東思想，瘋狂地攻擊1958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資產階級路線，抗拒省委領導，陽奉陰違，欺上瞞下，打擊無產階級革命派，扶植資產階級‘專家’，把武大變成他們複辟資本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與此同時，湖北省將李達、朱劭天、何定華作為武大的“三家村”，在全省範圍內開展批判。
此時“批判”和“聲討”，雖然用的是“某資產階級‘權威’”，但被隔離起來的李達心情異常沉重，他根本沒有半點辯解的自由，隻有老老實實“認罪”，寫“認罪”材料是他每天的“必修課”。
6月30日，對於李達的批判開始升級，李達的名字，在報紙上公開點了出來。《武漢晚報》發表了《李達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和《揭發武大的“三家村”黑幫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指出“武大校長李達、前黨委第一書記朱劭天、副校長何定華組成的‘三家村黑幫’，就是這樣一小撮妄圖推翻共產黨，恢複舊中國的反動的資產階級代理人。”
進入7月後，批鬥的方式開始殘酷起來。武漢地區接二連三的批鬥大會，李達總是“主角”，批鬥、聲討、示眾、審訊、辱罵，使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遭受著肉體和精神的雙重迫害。然而倔強的性格，使李達從不在批鬥者麵前低頭，所以每一次批鬥，對他的人體摧殘是最重的。
盡管李達遭受種種非人的磨難，但當他聽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資料被搶走，助手被趕跑、研究室撤銷時，憤慨地說:“你們把我的資料搶走了，把我的助手趕跑了，我怎樣完成毛主席交給我寫書的任務呢？”
無情的批鬥，肉體的折磨，李達的身體再也無法承受。他的飲食銳減，病情逐漸加重，身體一天天地消瘦下去。妻子石曼華看到他這個樣子，內心十分難過，但李達仍然抱著樂觀的態度，“黑暗總會過去，等運動結束了，我一定到北京去，向黨中央、向潤之告狀。”
7月中旬，為了加大對李達“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漢大學舉辦了“李達罪行展覽”。這時李達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發作，李達都非常痛苦，有時痛得大汗淋漓。盡管如此，對李達的批鬥卻沒有半點減緩的跡象，批鬥、遊街、罰跪，可謂變本加厲，直到李達臥床不起。
巨星的隕落
1966年7月16日，毛澤東又一次抵達武漢視察的消息傳遍了武漢三鎮，可是李達被軟禁在武漢大學自己的家中，無法知道毛澤東來到武漢的情況。
7月18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關於開除混入黨內的地主分子李達黨籍的決定》，開除了李達這個“叛徒”、“地主分子”的黨籍。
7月19日，看守李達的一個學生悄悄地把毛澤東已到武漢消息告訴了李達。這個消息讓李達頗有些高興，他認為毛澤東一定會出來給他說話的。當天晚上他強支撐起身體，準備給毛澤東寫信，可是當他拿起筆來的時候，內心又充滿了矛盾，是稱呼潤之，還是稱呼主席？經過半天思慮，他選用了主席的稱呼，因為他想在目前的處境下，直呼毛澤東的名字有些不合時宜了。全信的內容短得不到20個字:“主席，我有難，請救我一命。李達頓首。七月十九日。”
第二天，李達小心地用信皮把信牢牢包好，懇請學校“文革”工作隊的人，將這封信盡快送給毛澤東。
然而，就在李將信交給學校“文革”工作隊的前兩天，毛澤東已經離開了武漢。此信隻好輾轉送往北京。
李達的病情更加嚴重了:胃病頻繁發生，出血不止，糖尿病惡化，手顫抖得嚇人，進食困難，每天僅靠少量的稀粥維持生命，身體骨瘦如柴。家人看到李達身體不行了，要求去醫院治療，但被拒絕。李達非常痛苦地對看守說:“我們共產黨人和解放軍就是對待俘虜，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後送回原地，可現在就是把我當作敵人，當作你們的俘虜，也要給我治病呀！”過了幾天，家人看到李達時有昏迷，要求自費去看病，但仍然被拒絕。
李達的信輾轉送到毛澤東手裏，已經是8月中旬，毛澤東看後，立即在信上作了批示，要求湖北省委解決李達的困難處境問題。
8月22日，李達已經是奄奄一息了。這時可能是毛澤東的批示起了作用，也許是有一些人“良心”發現，他們才允許把李達“押送”去醫院，化名看病。然而，一切都晚了。這時的李達已經處於半昏迷狀態，已經難以輸液。8月24日，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畢生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並作出了卓越貢獻的理論家、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艱難的人生之路。8月25日，在李達屍體即將火化時，學校宣讀了經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關於“開除李達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戴上地主分子帽子，進行監督改造的決定”，並宣布“李達已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