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血腥的奧斯卡獲獎片】巴西片《上帝之城》

【最血腥的奧斯卡獲獎片】巴西片《上帝之城》

【專題文章】

拜訪“上帝之城”

【南方周末】　 　2004-11-04 15:38:53

　　拜訪“上帝之城”　一部電影與它攪動的社會渦流
　
　　□圖Eduardo　Sallouti

　　【引子】

　　“我們拍的一部電影剛得了幾個奧斯卡提名”

　　2004年7月20日，我在淩晨3點被一通電話鈴聲驚醒。
　　“下午好，朱先生。”對方顯然算錯了時差。
　　“唔，現在是北京的午夜3點。”我在半睡眠狀態下嘟囔了兩聲。
　　“對不起。我知道您正在為您關於巴西電影的紀錄片拍攝尋找巴西合作方。我們有興趣協助您在巴西階段的製片工作。”
　　自從我遵照巴西駐華大使館的指示，在一個巴西電影合拍網站撒下英雄帖之後，已經收到了七八封電子郵件，都是有興趣與我所在的央視《世界電影之旅》欄目這趟“巴西電影之旅”進行合作的製片公司。各自優勢包括：曆史悠久、經驗豐富、總經理的夫人是華人……但半夜三更打來電話的還是頭一次。
　　“我們是巴西的O2製片公司。是巴西最大的影視製作和服務公司。”
　　我依然沒有反應。“不久前我們拍攝的一部電影剛得了幾個奧斯卡提名，片名叫做《上帝之城》。”
　　我立刻從迷糊中清醒了過來。

　　【電影】

　　“上帝之城”因此成為裏約最具國際恐怖知名度的藝術地標

　　《上帝之城》是巴西導演費爾南多·梅瑞勒斯根據作家保羅·林斯的同名自傳體小說改編而成的影片，講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裏約熱內盧最大的貧民窟之一“上帝之城”裏，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在毒品、暴力和黑幫犯罪中絕望掙紮的故事。片中主人公澤·比切諾作為“上帝之城”土生土長的毒梟，曾經統治這座貧民窟多年，直到他在一場黑幫火並中被亂槍射死。《上帝之城》大致以他的短暫一生作為影片的時間跨度。

　　《上帝之城》導演費爾南多·梅瑞勒斯

　　北京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研究生，CCTV－6編導朱靖江製作《巴西電影之旅》，走進因電影成名的貧民窟。圖為攝製組在入口處進行拍攝，樓上印著“上帝之城”的葡萄牙文名字。


　　費米諾向攝製組介紹身後的“上帝之城”。他生於斯，長於斯，即使因為《上帝之城》而成名之後，也沒有離開這個同時成名的貧民窟。

　　這部影片的主要演員均來自裏約的各大貧民窟，更因其對巴西底層社會的深刻揭露和殘酷寫照，引起了全球性矚目，不單引發了巴西國內一場規模空前的政治、社會改革大討論，甚至一度成為當年總統競選的熱門話題，而且還獲得了今年第76屆奧斯卡獎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最佳攝影和最佳剪輯四項提名。導演梅瑞勒斯從此蜚聲海外，“上帝之城”也因此成為裏約熱內盧最具國際恐怖知名度和致命誘惑力的藝術地標。

　　【現場】

　　“一旦看到有人拿著槍走來，你們必須立即停止拍攝，並向他們解釋這些鏡頭裏根本沒有他們”

　　2004年8月16日，中午的陽光刺眼地照耀著塵土飛揚的一方小空場。我坐在一間小吃店門外的塑膠椅子上，大口吞咽一塊內容不詳的三明治，觀察對麵幾位黑人兄弟麵色凝重地打著電話。一塊路牌斜插在便道上，上麵用葡文書寫著“上帝之城”幾個大字，和《上帝之城》DVD封套上的拚寫一模一樣。

　　我們的麵包車就停在不遠處，攝像機、照相機、三角架等敏感器材，在本地人的警告下一樣也沒有拿下來。車門敞開著，據說這象征著車裏沒有暗藏武器或殺手。名叫馬賽羅的大胖司機——他還是裏約市區的一位警察，究竟哪樣是兼職，我也沒搞清楚——站在車門外麵，神經質地瞄著過往的路人，大有見勢不妙上車就跑的動向——馬賽羅現任妻子的前夫就是在安全係數較高的馬拉卡納足球場門外被黑社會的流彈擊斃的。買三明治的時候我們還得知，兩天前這裏剛剛在槍戰中斷送了一條人命。

　　打電話的黑漢子們當中最紮眼的是我要采訪的年輕演員萊昂德羅·費米諾，也就是在電影《上帝之城》裏扮演本地魔頭“澤·比切諾”的那位仁兄。他用招牌般的嘎然怪笑結束了最後一個聯係電話，站起身來，招呼我們上車“進城”去。我之所以選擇在這個“鬼見愁”的地方采訪他，不單因為這裏正是電影所依據的真實場景，也在於費米諾本人就是“上帝之城”的土著，而且一朝成名之後，依然生活在這裏。

　　“‘上帝之城’這半邊的老大都已經同意我們拍攝了。”隨行的O2公司製片人邊卡·克羅娜告訴我，“另外半邊的拍攝許可還要再談談。當年費爾南多·梅瑞勒斯也是這樣拍的。”這倒是真的，一周前我在聖保羅同梅瑞勒斯聊天的時候，他就曾說過：“裏約所有的貧民窟都被毒品販子們所控製，所以在你進入這類地方之前，必須先和某人交涉，以獲得拍攝的許可。我們也是這麽做的。”

　　麵包車裏因為臨時塞入幾條彪形大漢顯得有些擁擠。居中端坐的費米諾在氣勢上與電影《上帝之城》中的黑老大澤·比切諾一般無二。在短時間的默然相視裏，我反複回味著這次巴西之行的種種超凡脫俗之處：和“球王”貝利縱論足球與電影；坐在巴西文化部長——同時也是歌壇巨星——吉爾貝托·吉爾的演唱會後台上，領教巴西音樂之精髓以及藝術家的社會使命；在午夜時分踏進貧民窟“紅樹桑巴學校”的大門，對著身份詭異、舞姿絕倫的美豔女郎們狂拍不已；再就是將二十年來獲得過奧斯卡提名的一幹巴西電影大腕輪番走訪，從梅瑞勒斯本人開始，直至以《蜘蛛女之吻》和《卡蘭迪魯》名動江湖的老前輩埃克托·巴本柯。而執導過《中央車站》和《摩托日記》的沃爾特·塞勒斯，由於出國遲遲未歸，我就坐在他的辦公室裏，采訪了他的弟弟，剛拍竣巴西總統盧拉競選實錄紀錄片的莫瑞拉·塞勒斯。

　　在這個豔陽高照的下午，當我坐在毫無防彈功能的麵包車裏，慢慢駛入令人聞風喪膽的“上帝之城”時，忽然覺得此前的種種“豔遇”都還隻是鋪墊而已，好戲或許才剛剛開始。

　　我們在一條通直的街道邊停下車來，兩側的紅磚院落與兩三層高的自建小樓，和我在祖國各地城鄉接合部所見的建築風格大體相仿。費米諾當街站定，示意我們可以在此拍攝訪談。小樓的窗戶裏探出幾個好奇的腦袋，路上不時有各色人等來來往往。就在我準備開腔發問的時候，他忽然很嚴肅地下達了一道“最高指示”：“一旦看到有人拿著槍向我們走來，你們必須立即停止拍攝，並向他們解釋這些鏡頭裏根本沒有他們。”仿佛是為了配合他的危言，從幾條街道的後麵忽然傳來一陣“噠噠”響聲。“條子們又在裝腔作勢了。”費米諾的階級立場堅定地凸現出來。

　　我們站在破敗的貧民窟街頭，在槍聲伴奏下，聊起他的人生曆程和《上帝之城》這部電影。“費爾南多·梅瑞勒斯在裏約創辦了一個‘我們來自電影’訓練班，這樣他們就可以找到演員來拍他的電影。”費米諾一邊說，一邊和往來的熟人打著招呼，“一天，我的鄰居傑穀告訴我：‘嘿！有人正在招考演員哪。’我說我可不感興趣，因為我打算參加空軍當飛行員。但我又轉念一想：‘好吧，既然大家都去，那我也去看看。’第一輪考試是麵對攝像機講述我的個人經曆，通過之後，又經過其他幾輪測試，我最終被選入了這個2000人的訓練營，在那時，我已經喜歡上了表演。一年之後，訓練班隻剩下200人，我又參演了費爾南多執導的電視片《金色大門》。然後他們就通知我，讓我在《上帝之城》電影裏扮演澤·比切諾這個角色。”

　　【背景】

　　“我必須從貧民窟找到他們自己的代言人”

　　梅瑞勒斯之所以不惜時間和工本地在裏約搜羅貧民窟青少年出演他的電影，與他們這批巴西電影史上“遲到的一代”所獨具的文化背景大有幹係。早在1960年代，巴西曾在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和法國“新浪潮”電影的影響下，掀起過一場轟轟烈烈的“巴西新電影”運動。這一電影運動帶有鮮明的左翼政治訴求和文化批判色彩，曾經在拉美乃至全世界影壇上光芒閃耀。但隨著軍方在1969年奪權當政，眾多“新電影運動”幹將或流亡海外，或蟄伏邊地。

　　1990年代初，正當軍事獨裁政體瓦解、民主製度重建、巴西電影人以為春光再現的時候，新總統科洛爾·德梅洛卻廢除了電影資助法和國家電影機構EMBRAFILME（其實他連巴西文化部也一並廢除了），令巴西電影業徹底崩盤。原本要投身電影創作的一批青年人（包括沃爾特·塞勒斯和費爾南多·梅瑞勒斯）隻好轉身去從事紀錄片、短片或電視廣告之類的周邊行當，一晃就是將近十年。

　　直到塞勒斯的《中央車站》令巴西電影重又贏得國際聲譽，這些初執導筒的“新電影導演”們都已經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了，他們幾乎無暇再琢磨電影的本體價值或形式美學，當務之急是要重新喚起公眾對電影的熱情，迫不及待地向他們的觀眾發出呐喊：“看看我們這個真實的世界吧！”

　　“巴西的主體是一個很貧困的國家，我們卻對此幾乎閉目無知。從電視裏我們看到的都是巴西中產階級生活，它從來不展現巴西的另一麵，因為人們認定沒有人會對此感興趣。”梅瑞勒斯坐在他的工作室裏對我說，“因此，新一代電影導演更願意講述真正巴西的故事——來自巴西另一麵的故事，那也正是我拍攝《上帝之城》的目的。我希望說出巴西貧民窟真實的曆史，但卻不是以中產階級的視角來看待問題。讓我們從它的內部觀望，將攝影機擺在貧民窟的裏麵，關注其中人們的生活和命運。因此，我必須從貧民窟裏找到他們自己的代言人。”

　　【現場】

　　“澤·比切諾的時代比起今天其實更安定祥和些”

　　對費米諾的采訪暫時告一段落，我們漫步在“上帝之城”殘破的街道上，參觀這標誌於裏約熱內盧版圖上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巨大貧民窟——像這樣的貧民窟，在裏約不少於400個。在電影版“澤·比切諾”的帶領下，黑壓壓的一排人齊頭並進，頗有些《上帝之城》裏黑幫列陣出征的樣子。路旁的排水溝散發出刺鼻的味道，幾個小男孩騎單車滑過我們身旁，向費米諾高喊著“澤·比切諾！”他的確已經是這片貧民窟裏的偶像，但我始終不能確定的是：這些孩子崇拜的究竟是這個演員，還是他在電影裏扮演的那個黑幫大佬。

　　關於澤·比切諾其人，關於那段在電影中被重新詮釋的曆史，似乎在“上帝之城”有無數個不同版本。
　　當我們路過一個肮髒的街角時，一群黑人兄弟正在煙氣騰騰地舉行燒烤啤酒宴，為首一名鐵塔般的大漢據說是本地最有影響的民間音樂家。他熱情地邀請我們分享在鐵篦子上滋啦作響但看上去成色可疑的烤牛肉，我們則回敬以中國產“紅河”和“中南海”香煙。

　　音樂家先是暢談了一番他的藝術追求和在貧民窟裏安貧樂道的生活理想，然後嚴肅地告訴我說，《上帝之城》犯下的最大錯誤，是將澤·比切諾拍成了一個黑人，實際上，他根本就是一個白人毒販；而在電影中血肉橫飛的那場黑幫火並，其實也是子烏虛有。但另一位上了年紀的小店老板，據說小時候給澤·比切諾送過貨的，則斷言那場血戰確實發生過，不過就“上帝之城”的社會環境而論，澤·比切諾的時代比起現今其實還要更安定祥和一些。

　　澤·比切諾的種族成分的確是一個問題。在《上帝之城》裏飾演敵對派白人首領“土豆”的巴西著名演員馬蒂修斯·納什蓋爾曾對我說，早在1998年，當他們都還在電影界寂寂無名的時候，梅瑞勒斯就曾邀請他扮演澤·比切諾。後來納什蓋爾主演了幾部電影和電視劇迅速走紅，梅瑞勒斯就開始猶豫起來，不想讓這張觀眾喜聞樂見的大臉毀壞了他還原曆史真實的野心。納什蓋爾再三表示要混同於普通群眾演員，哪怕毀容也在所不惜，這才在《上帝之城》裏撈到一個“土豆”的角色。但也可見梅瑞勒斯眼裏的澤·比切諾究竟是黑是白，似乎並不在他考慮的“真實”語境之內。而且在巴西這個人種混雜的“熔岩”社會，誰能擔保自己身上是百分之百的純正血統呢？

　　費米諾領我們參觀了“上帝之城”裏的一間文化中心，門外一群練柔道的男孩子都穿著雪白的練功服，一副朝氣蓬勃的健康模樣。樓房裏有一個小劇場，舞台前方的幾個年輕人懷抱吉他，跟一名音樂老師學練和弦。老師說他堅信藝術的感化力量，一定要用手中的琴驅散籠罩在“上帝之城”頭頂的毒品陰霾，他隨即為我們彈奏了一曲，因為太過緊張，多少有點跑音走調，但我依然感到很溫暖。

　　【畫中畫】

　　我在巴西看到了一種擔當的責任：既不臨陣脫逃，也絕不失聲變調

　　就在訪問“上帝之城”的當天上午，我們還參觀了一家位於裏約市區的小型電影學校，這就是費米諾所提到的“我們來自電影”。它肇始於梅瑞勒斯尋訪演員時期的表演訓練班，但在電影封鏡之後，這個臨時性機構卻奇跡般地生存了下來。每年都有上百名來自貧困社區的孩子來這裏學習電影的編導、拍攝、剪輯和理論知識。而在學校裏擔任培訓工作的，大都是曾經參加過《上帝之城》影片拍攝的“黃埔一期”畢業生。

　　向我們詳細講述這個貧民電影學校緣起的教員，是在《上帝之城》中扮演過第一代黑幫頭目“鵝子”的演員達蘭·坎哈。當《上帝之城》曲終人散時，成百上千名被電影啟蒙了的青少年就不想重回沒有目標前途、隻有苦悶絕望的貧民窟生活。梅瑞勒斯等一幹人也不願意重蹈前輩導演埃克托·巴本柯的覆轍———他在1980年代拍攝的名片《畢肖特》中，起用了一名流浪街童擔任主演，影片雖然贏得了國際性聲譽，但這個小演員卻在拍攝結束後重返街頭，最終斃命於黑社會的槍下———於是出資將這個學校繼續維持下來，又逐漸將它發展為一家公益性非政府組織，在社會的共同參與下，為貧民窟裏的青少年實現他們銀色的夢想。

　　如果隻是把“我們來自電影”學校當作貧苦少年找出路的“技能培訓班”，其實還遠遠低估了巴西電影人希圖以電影影響社會、改造民生的想象力和精進心。“通過這個項目，我們還做了一些更有益的嚐試。”“鵝子”達蘭·坎哈一邊播放學生們拍攝的短片，一邊對我說，“我們將不同社會階層的孩子聚集在一起看電影，這樣他們就可以彼此交流，相互爭論，逐漸理解在他們生活環境以外別樣的社會現實。無論是上層社會、中產階級還是底層貧民的孩子，無論來自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的學生，他們都可以參與討論，嚐試用不同的視角來看待問題。不單從他們自己的立場，也學會用別人的觀點來認識社會，理解生活，讓他們對影響我們社會所有階層的暴力、犯罪等社會問題展開探討。我們因此而贏得了社會的承認與尊重。”

　　我曾於4年前拜訪過伊朗德黑蘭的“青年電影協會”，同樣見識過伊朗青年人追求藝術夢想的熱望和決心，但裏約熱內盧這所貧民電影學校卻更為真切地觸痛我的靈魂。我在巴西看到了一種藝術家擔當的責任：既不臨陣脫逃，也絕不失聲變調。

　　“在巴西，電影還有可能成為一種重要的現象，成為一種文化事件。對於一部電影，人們還會展開討論，進行爭辯，彼此交換意見。”莫瑞拉·塞勒斯告訴我，“我們巴西的電影人依然懷有這樣的雄心———而這種心態在許多國家的電影人身上早已消逝不見了———那就是拍攝一部電影，其目的是為了探討這個國家，探討各種社會問題。雖然我們並不反對娛樂，而且認為娛樂是電影重要的一個方麵，但它也絕非電影的全部價值。在巴西，這正是我們的立場。”

　　【現場】

　　“如果18歲前沒有沾上黑幫，此後，孩子們犯罪的可能性就會非常低”

　　時近黃昏，我們在“上帝之城”的漫遊也將近尾聲。在夕陽映照下，白天顯得破舊的平房也多少有了幾分金色的尊嚴，雖然牆壁上密密麻麻的槍孔依然裸露著這裏致命的危機。費米諾製止了我的攝影師打算爬上一處高台拍攝“上帝之城”全景的職業衝動，因為不知從哪裏飛來的槍彈都可能讓他魂斷異鄉。

　　在一群孩子的簇擁之下，費米諾指給我看這裏連綿成片的窮街陋巷：“你永遠也說不清楚這些孩子們會做什麽。如果你認為他們可能會走上幫派犯罪的道路，那也絕不是沒有可能。我們沒有良好的學校，這裏的公立學校糟糕得像一坨屎。孩子們忍饑挨餓，破衣爛衫，家庭殘缺，所以當他們走出房門，看到一個家夥脖子上戴著金項鏈，騎著摩托車，穿著一身名牌衣服的時候，就會想到：‘我也要像他那樣！’怎麽做好呢？幹脆去加入犯罪團夥吧，因為那就在他的身旁。

　　“而在電視裏，孩子們所看到的主人公都是白人，錢包鼓鼓，家境殷實。你從來不會看到任何一個電視英雄是住在貧民窟裏的黑人。這些孩子沒有其他什麽人值得去模仿，去參照。但另一方麵，如果他們能像我那樣，有一個健全的家庭，父親不是酒鬼，母親對子女充滿愛心，給他們穿，給他們吃，那他們也許就不會卷入黑幫犯罪的漩渦。正如小說《上帝之城》的作者保羅·林斯曾經說過的那樣：‘如果孩子們在18歲之前沒有沾上黑幫或者毒品販子，那麽過了18歲之後，他們的犯罪可能性就會非常之低。’”

　　我們終於像兄弟一樣擁抱告別，費米諾和他的幾個朋友轉身走回屬於他們的街區。在馬路的另一邊，馬賽羅的麵包車正不安地等著我們。當汽車緩緩地駛出這片因一部電影而名揚天下的貧民窟時，我的腦海裏還回旋著“鵝子”在電影學校裏所說過的話：“通過這部電影，我們才能像騎在彗星上一樣飛向天空，發現一個嶄新的世界，《上帝之城》正是這一切最主要的動力源泉。我們因它而踏上旅程，它將我們的生命價值提升到一個未曾企望過的新高度。”夜幕降臨，裏約熱內盧漫山遍野的貧民窟都打開了昏黃的電燈，把公路兩邊的風景打扮得像悄然墜落的星空一樣。

　　（作者為北京大學人類學博士研究生、CCTV－6編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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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概要：



【影片的真正主角不是人物，而是裏約熱內盧的貧民窟。60年代開始一項號稱“上帝之城”的住宅修建計劃安置貧民，80年代初這一片地區成為了裏約熱內盧最危險的地帶。巴斯卡普帶我們來到“上帝之城”，他見證了這裏二十多年來被殘暴、貪婪、複仇、野心、背叛、掠奪所裹挾的混亂生活以及最終導致的一場災難性的黑幫爭鬥。雖然從小就要輾轉於匪徒間求生存，但膽小怕事的性格與自我保護的本能卻使他一直能平安度日。60年代晚期——11歲男孩巴斯卡普看到一名攝影師在抓拍，充滿驚羨的他暗自決定了自己的理想。而和他同齡的男孩達汀荷卻一心夢想著成為裏約最危險的罪犯，他替當地的匪徒跑腿賣命，崇拜加比內裏和他的幫派——這一夥匪徒犯下了多起大大小小的武裝劫案。加比內裏給了達汀荷第一次殺人的機會，光陰流轉間，殺人對於達汀荷已如兒戲。70年代——巴斯卡普為了自己的理想而學習奮鬥，他戰戰兢兢地在黑幫與正派人之間踩鋼絲。而殺人如麻的達汀荷已成為一名小頭目，他的野心還在不斷膨脹中。他發現販賣毒品比搶劫更能牟取暴利，於是他以自己的方式開始了毒品交易，並迅速擴大。80年代早期——在多次失敗的搶劫後，巴斯卡普終於弄到了一台攝影機，並如願以償地成為了攝影師。達汀荷亦夢想成真地當上了裏約熱內盧最令人膽寒和敬畏的毒品商——這一年兩人年滿18歲。達汀荷的話在“上帝之城”就是法律，他的兒時夥伴組成了他的顧問團，大批9至14歲的男孩結成了他的軍隊。沒人敢挑戰他的權威直到曼尼出現，他眼睜睜地看著女友被強奸，父兄被殺害，怒火中燒下決心殺達汀荷以複仇。他的宣言傳開了，一群同樣備受達汀荷淩辱的少年聚集到了一起。“上帝之城”裏戰爭一觸即發。巴斯卡普隻是上帝之城裏的一個旁觀者，通過他的眼睛我們目睹了人類世界是如何因無休止的暴力被宣告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