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時光
二野，居於南美，正宗華人也。
正文
蔣緯國口述自傳（5）
父子情深
（一）亦父亦友
父親很信任我，也很了解我，我們父子之間沒有保留，也沒有顧忌。我與父親相處的那一段時間，是我這一生中最寶貴的時光，我們之間不隻是父子的感情，也有長官部下的感情，到後來變成好朋友，他一有煩惱就會找我去陪伴他。到台灣以後，父親休閑的地方有日月潭、梨山、阿裏山、花蓮、澄清湖、西子湖、大溪、角板山等地，還有武陵農場和嘉義農場二處地方，這些休憩處不是他新建的，而是原來就有的。這些地方房子並不好，但是環境風景很好，而且遠離城市，每一個地方有其不同的特色。
如果父親覺得累了，或是要思考事情時，都會到某個休閑處度假，少則三天，多則一個禮拜。不過，父親雖然是去休假，還是會接見外賓，請外賓在那兒住幾天。例如奧國的最後一位遜王Autofong Hobsboard，他每一次來都會與父親聊上幾天。這位老先生非常有學問，也很了解東方思想，與父親很談得來，他也講了很多歐洲的事情。我認為我們中國人如果要研究世界問題，對歐洲如果不認識，光與美國方麵接觸，一定是很淺陋的，要與有歐洲文化基礎的人談，才能有所取舍、有所收獲。
（二）慈湖購地
父親不僅會看風水、麵相，還會奇門遁甲。有一次，我們兩人一起到慈湖，在那之前我們都不曾去過。那天我們開車到慈湖附近，車子靠邊停下，我與父親下車走路，走到慈湖入口，父親說：“那裏麵應該有個湖，我們進去看看。”我們走進去一看，裏麵原來是一個土法開采的小煤礦，已經開采完了，變成一個廢坑，外麵髒得不得了，都是煤渣，我們走了一圈，父親就用手指了一指說：“就是這個地方。”我不解地問父親，父親就說：“這個地方好，我們下次再來，今天沒時間了。”他要我第二天查地圖，確定位置，當天夜裏我就查了地圖，地圖上果然有湖的標示，而且後麵還有一個湖。
第二次去慈湖時，父親帶了一個羅盤，我還是第一次如此仔細地看中國羅盤的模樣，父親說：“你們光曉得有三百六十度，其實中國羅盤有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每天有一度。”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外加六小時，其實這六小時是五小時四十八分四十六秒。羅盤裏麵有六十四卦的卦位，六十四卦裏麵每一卦有一百分刻，我就聯想到軍事除了三百六十五度之外，還要有六千四百個定位，如此才能定得精確。父親一方麵教我使用中國羅盤，另一方麵拿著羅盤對方位，對到一個地方時，父親說：“就在這。”這個地方就是現在慈湖四合院的所在地，他說：“你打聽打聽，這個地方他們賣不賣的，如果要賣，我們就買下來。”我說：“父親不能再講了，講了以後明天就漲了十倍的價錢。”回來以後，我就托朋友去問地主，地主一口答應，因為那個地方已經生產不出煤來，形同廢地了，有人要買，當然很高興。當時父親還說：“看樣子，那邊有個山腰，過了山腰應該還有一個湖，下次找個機會去看看。”後來我們又再去一次，果然又有一個湖，他看了一看說：“就是這個地方好。”我們把那塊地買下來後蓋了一個四合院，完全按照溪口鄉下我們的老四合院的樣子蓋。
後來我在高雄認識一個人，這個人小學沒有畢業，賣報度日，但是他是一位奇門遁甲的能人，拜濟顛活佛為師，曾開過一次堂。我先認識他的師弟，他的師弟是台大畢業的。這個人不會講台灣話，講台灣話無法成句，可是等到濟顛活佛一上身，他講出來的話都是四六句的文章，真是頭頭是道，與原先的他判若二人。有一次，他拿了一張大紅紙，畫了慈湖的山勢圖後對我說：“這個山勢是一條龍脈，有老龍、大龍、小龍，那隻小龍就是你。老龍的龍鬢勾著大龍的龍鬢，把他提拔起來。小龍在慈湖的另一邊，頭回過來向老龍致敬，老龍用一隻眼睛看著你，他始終在照顧著你，但是並不把你拉起來，這是幫你的忙喔。你不要以為老龍沒有照顧你喔。小龍後有一個後慈湖，大龍後有一個前慈湖，你不要以為前慈湖的水有多麽好，要不是後慈湖的水流過來幫助他，前慈湖的水早就幹涸了。前慈湖是你哥哥，後慈湖是你，你始終在幫助他，可惜前慈湖的水位不夠高，堤壩做得太低，如果水位能夠再提高一尺，對你哥哥有幫助。”我說我不能講話，他說：“你將來會有機會的。”後來過了一段時間，堤壩崩潰了，水通通流光了，他們再造堤壩時，我就暗中跟建堤壩的人說加高一尺，使水位能夠提高。
這種奇門遁甲很玄妙，我常常說以我的知識與學問不夠資格說我信，更不夠資格說不信，要說不信還得有相當的學問來證明這套東西是站不住腳的，才能說這一句話，我說不出來，我隻能說我承認這許多事實。這幾十年來，我也親自看過許多事情，並不是假的。不過，這些事情不能走火入魔。我相信一個理論，每一件東西的本身都有一正一反在裏麵，而不是兩件東西相對稱，否則每件單獨的物體不會存在，因為單陰不成，單陽也不成。
（三）學理溝通
1、道德與學術
我與父親兩人常常相互發明，在哲學基礎上，父親指導我的很多，但是也由於我能體會父親的哲學思想，然後再從科學方法上向父親建議，所以他也欣然接受。有一次為了一個想法———選擇幹部究竟是道德重於學術還是學術重於道德，我們爭論了兩個禮拜，最後父親接受我的意見。一般來說當然是道德重於學術，不過，我認為在方法上一定是學術第一，不講道德，因為我們不能寄托在道德上，我們說某人是個了不起的君子，這是從結果顯示，而我們選擇幹部時，事前無法知道他的道德是否崇高。所以事前選擇幹部的依據隻有學術，學是理論、術則是方法。我舉了一個例子向父親說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學無術的人，帶頭者道德學術兼備；另一群人則是學術超群，帶頭者也是道德學術兼備。前者帶的這一群人雖然品德好，但不學無術，他自己雖然品學兼具，但是這也要幫忙，那也要幫忙，非常辛苦。我跟父親講：“那就是您。”後者的一群人是以學術取向，帶頭者也是品學兼具，他可以依照所屬的心理趨向，讓他們各盡其才，各取所需，這一群人便相安無事，所做的事情也都非常順利。
道德確實有其絕對標準，但是大部分的人隻是一個相對標準，有些人品德不好，但是他願意在跟隨你的時候把壞的品德藏匿起來。例如有一次英國政府從死刑犯中挑選四個學有專長的人做敵後工作，完成任務後，英國頒發他們最高榮譽勳章———吊襪帶勳章，試問這些人究竟是有品德還是沒品德？由此可知，道德一事非常難以論斷，因此選擇一個幹部隻要看他能否在工作上發揮最高的效率就行了，其他的不必多計較。
後來我的思想也慢慢成熟，同時以我數理方麵的基礎，加上對政治經濟的了解以及對社會事物的體會，在軍中也是從戰鬥戰術的階層慢慢往上進入戰略的階層，所以與父親談話時非常容易溝通。我有一位司機講過一句話，我非常欽佩，他說：“一個人要用錢賺錢，一點本錢都沒有，賺不了錢；一個人要用學問賺學問，一點學問都沒有，沒有辦法接受新的學問。”總理曾經引用曾國藩的一句話：治學如積財。學問是一點一滴堆積起來的，不是一蹴可及，立刻就可以變成學問家的。我非常欽佩清室的皇子教育，他們的訓練非常嚴格，文武都重視，後來是因為慈禧太後垂簾聽政，使得皇帝無法施展抱負，所以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無用武之地。
2.代擬訓辭
在軍事科學上，我幫父親寫過很多東西。我寫了之後，父親有時雖然改了幾個字，但是使我領悟很多，他改得非常高明，在全篇裏麵加上一兩句，整篇文章就完全不一樣，有畫龍點睛的效果。其他有關製度、吏治、立法等方麵的文稿，甚至於有很多訓辭都是由我捉刀的。當然，在執筆之前，我會先與父親討論，多半是我們聊天時我提出一個觀念或貢獻一個方法，父親同意後，有時他會要我先寫出來，通常我回到房間後都會連夜寫出來，等到第二天早晨七點鍾陪父親散步時呈給父親。後來我也能體會到父親與總理許多思想觀念都是在商談討論之下發展出來的。
此外，父親有許多的講稿也是我替他擬的。最早替父親擬稿的有陳布雷、陶希聖兩位先生，陶先生最傑出的兩本書是《中國之命運》、《蘇俄在中國》。可惜《中國之命運》的原稿被燒掉了。秦孝儀、陶聖芬、楚崧秋、蕭誌成也曾先後執筆；有些人則是從記錄開始做起，後來都是做事務性的工作，如孫玉宣、周宏濤。周宏濤的父親很早就過世了，是他祖父把他帶大的，他的祖父周景琴，是總理時代第一任軍需署署長，他的長相也最像他祖父。我與周宏濤是奉化縣幼稚園同坐一條板凳的同學，他也是我在台灣唯一最早的同學。那時候我才六七歲，他比我小好幾個月，陽曆是民國六年生，農曆還是龍年，所以他也是“龍會”的。
3、科學管理
有一次父親問我：“你看我們政府的組織，最不理想的是哪個單位？”我笑了一笑說：“父親，您真的要我說嗎？我憑良心說，最糟糕的就是總統府。”父親說：“我與你有同樣的看法，你倒是提一點糟糕的方麵來說說。”我說：“總統府的職務責任是哪一方麵，就應該根據這個責任來決定它的組織，我發現到現在為止，總統府的總體尚未定型。這是從目的論的角度來說，以方法論來說，總統府管檔案的人與當年在南京國民政府管理檔案的是同一個人，他雖然滿腦袋都是檔案，但是對於檔案的管理沒有科學方法可言，全國沒有一致的編號。從總統府歸類、編號，到每一個縣市政府，應該有一個統一的辦法。父親現在要調某一個檔案，如果那位管檔案的人在，他很快就能找出來；如果那個人不在，別人根本無從找起，就是因為檔案沒有統一的編號。從總統府的檔案到父親身邊的檔案，您的機要秘書都沒有用科學方法來管理。舉個最小的例子來說，為父親管理相片的人沒有按照時間排列，我提供他一個方法，寫上年、月、日、時，再加上地點、事項說明，如此相片管理就很有規則了，結果他連這些都沒有做成檔案管理。”父親聽了我的報告之後很有感觸，他說：“你到德國之前，我告訴你要注意德國的軍製，果然你這幾年對於軍製的知識與運用一直擴大到整個行政，很好很好，你還是繼續注意。”
（四）治療打嗝
民國六十二、三年間，有一次父親連續三天三夜打嗝，無法入睡。榮總的醫生開藥給他吃，又給他吸氧氣，都沒有治好打嗝。後來又要父親吞砂糖，刺激喉嚨，也不見效果。其實打嗝就是橫隔膜痙攣所引起的，我到官邸時，看父親打嗝不止，就問父親：“父親信不信得過我，我用氣功試試看。”那天父親剛好坐在一把藤椅上，他說：“你現在還行嗎？”我說：“現在我雖然已經退火很多，但是如果時間稍微久一點，也許還可以。”他聽了就說：“好，你試試看。”我就把西裝上衣脫下，解掉領帶，把手放在父親的橫隔膜上麵，過了一會，我問父親有沒有感覺一陣熱氣透進身體裏麵，父親回答有，而且還感覺到很微細的震動，我就說：“那就行了，請父親忍耐一段時間。”在治療的過程中，我的右手累了就換左手，左手累了就換右手，前後進行了半個鍾頭的時間，父親的打嗝就治好了。
（五）無限哀思
父親過世以後，他的遺體暫存於榮總冰庫，當醫護人員將父親的遺體從冰庫移出來時，有專人幫他洗澡、化妝，最後要幫他穿上衣服。按照傳統，這件事應該是由長子來做，但是哥哥不懂這個規矩。我跟哥哥說：“你先把衣服套在你身上，從裏麵一件一件加上去，不要扣扣子，然後整個取下來，由我扶著父親，你幫父親穿上衣服。”哥哥說：“我們一人套一個袖子吧！”我說：“不，這是隻有長子才能做的。在身上套衣服，也隻能由你來套。”後來哥哥就按照我說的方法做，替父親將衣服穿上，然後由裏到外將扣子扣好，最後扶著父親的身體，讓父親躺平。這一切事情都是在榮總懷遠堂進行的。父親的遺體也是安置在懷遠堂，擺置遺體的地方不大，僅僅夠擺一張小床，再加上一張椅子，天花板上麵有一盞小燭光燈泡的燈，我一個人坐在那兒守了一夜。當父親的遺體還安置在懷遠堂時，哥哥沒有來守靈，連後來父親的遺體安放在慈湖時，他也有兩夜沒有替父親守靈，我則是從頭到尾守靈，一夜都沒有離開。那一陣子，我不知道哪裏來的精力，整整一個月頂下來。那時候我是戰爭學院的院長，父親過世後，我沒有請喪假，晚上守靈，白天還到學校上課。而且那時候我的課排得很密集，重要的課程都是我自己來教，因為剛開始教官訓練得還不夠，特別是將官班，都是我一個人教的。那一個月內，我上午上課，下午備課，晚上守靈，就如此頂下來了，也不覺得疲倦。後來，哥哥的《一月守靈記》出版後，有好多人寫信來罵我，說我沒有替父親守靈。父親有一位專屬照相師胡崇賢先生，外號叫“胡照相”。有一天，他拿了一張相片給我，那張相片是我在榮總懷遠堂，坐在父親遺體旁邊哀思時，他幫我拍的。除了我以外，旁邊也沒有任何人在，他拿相片給我時跟我說：“緯國，以後再要有人說你沒有守靈，你可以拿這張相片給他看。”我現在正在找這張相片，因為太具有曆史價值了。這次我生病以後，很多東西的放置位置都忘了，一下子也記不起來。這次的病，實在是非同小可，記得在我失去知覺之前，我還很冷靜地將我的私房錢交給內人，所以，我跟我內人開玩笑說：“如果我能夠僥幸活下去，我就要開始‘吃軟飯’了。”
我是一個喜歡講笑話的人，但是自從父親過世之後，我有三年的時間沒有講笑話。因為父親過世那段期間，是我心裏最苦悶、最傷痛的時候，後來朋友們覺得我變了，不再像從前那個樣子，他們就逗我，要我講笑話，可是我實在講不出來。有一次，我突然想起，在守靈期間，曾經發生了一件實在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我有一個老部下，退伍後開了一家棺材鋪，在瞻仰儀容的那段時間，他也到國父紀念館瞻仰領袖儀容。他見到我就遞了一張名片給我，我看了就說：“你現在從事服務工作啊。”他接著問我：“老長官，請問棺材準備了沒有？”我說：“我們已經買好了。”父親過世後，我們就立刻派人到香港買壽木，因為老夫人主張用西式的。說老實話，我也喜歡用西式的，看起來比較舒服。他聽完就說：“老長官，將來你有什麽需要我服務的，請你隨時打電話給我。”我說：“謝謝，但是等到我需要你服務的時候，我沒有辦法自己打電話了。”他竟然還說：“沒關係，叫你副官打好了。”實在令人哭笑不得。
（六）永遠的哲人
我研究父親的一生，發現父親的哲學藝術就是“化敵為友”，比孫子兵法裏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還要高明。我常聽到很多人批評父親不夠心狠手辣，沒有消滅與他敵對的人，我認為如果父親要用這種手段，他自己老早就被消滅了。他從來沒有處於順境，一天到晚四麵楚歌，不論在政府裏或是黨裏麵都是如此。他不過是高階的軍人，還在一大群軍閥裏麵求生存，他所交往的人都是敵對的，可是他能夠與他們和平相處，最後是化敵為友，即或是不與他成為朋友的人，也不再與他敵對。
蔣緯國口述自傳（6）
幾點答疑
問：聽說老先生有一個習慣，他不與黃埔學生握手，也不給錢，但是遇到非黃埔學生，也就是其他各軍係投誠過來的將領，不僅會與他們握手，還會一見麵就給錢，而且有的給很多。請問您對這個問題，有無補充或解釋。
答：我沒有特別的證明可以證實這件事，但是我想父親這麽做也是人之常情。我追隨父親幾十年，發現他最高的藝術是化敵為友，保持相安無事，到時候能用則用之。固然有時候他也受到欺騙，也因此而影響大局，但是，這點終究還算小事，在重要問題上，他都是以爭取同盟為主要目的。這些非中央軍係的將領，因為父親仁慈為懷的精神，而被爭取過來者為數不少。父親不管對方是好人還是壞人，都盡力把他爭取過來，至少讓他們不鬧事。有些人確實把心轉過來，有些人則貪圖一點好處，所以父親或多或少都會給予一些金錢上的資助。有些地方，父親則是動之以情。他通常是派哥哥去國內的大老處，如果有國際人士來華，則派我去接送。雖然父親沒有明講，但是我的體會是如此。父親也知道我懂得這一套應對進退的方式。除了公務之外，晚間還要我去關心客人的居住情形，讓客人覺得很開心。此外，馬步芳、馬步青及龍雲等人，父親也是派我去聯絡感情。我總覺得父親對人誠懇、熱心，盡量讓別人不感覺自己是外人，然後再給予一些好處。送錢大概都是透過哥哥，送禮物則是透過我，這是兩個孩子運用不同的地方。國外的老太太則透過老夫人打理，與她們喝茶、話家常、送禮物。如果是年輕一點的朋友，就由我和內人一起去。這些事情，我們都做得很周到，在不知不覺中，父親不僅對外國人，就是當年邊區的領袖都拉攏得很好。我也從這點領悟出來，父親比孫子兵法高明，孫子兵法講的是不戰而屈人之兵，而父親的方法是化敵為友。不戰而屈人之兵還要備戰，顯示國威，使得對方不敢輕舉妄動，但是對方仍然處於敵對狀態，而化敵為友不僅消滅了阻力，甚至還使阻力變成助力，固然後來有若幹令人失望的事情發生，但一般來說，情況都在掌握中。父親從來不假手秘書，也不用打字，都是以親筆信函與他們聯絡。民國三十七年十月某日，我到北京去看傅作義（時傅擔任華北剿共司令），傳達父親的意思，本來父親希望傅作義往海邊退，而且接他的船都準備好了。我為了表現誠意，還對他說：“父親說如果您朝東走，要我在這裏多待幾天，陪您上船，隻是我沒帶人來，起居方麵要麻煩老伯了。”這就是表示我的誠意，願意做他的人質，並且跟他一起上船。他說：“你回去跟令尊說，這邊沒有什麽事情。”雖然他嘴裏這麽說，但是當時我就感覺到他的神智非常不穩定。他拿了一支煙，放在嘴裏，拿著火柴沒有點燃。跟我講話時，在亭子裏轉來轉去，他給了我一支煙後，替我點火，過了一會兒，他又拿了一支香煙給我，原來那一支才剛點著沒有多久。他又從口袋裏拿了一支香煙往自己嘴裏頭塞時，才發現嘴裏已經叼了一支煙，而且那一支香煙也沒有點著。從這些舉動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很不穩定，究竟是要撤退出來到南部重起爐灶，或是回老家包頭，還拿不定主意。他總覺得以保全自己為要，而且我去見他時，在在表示父親對他的關切，沒想到他最後還是選擇回包頭。
東北的失敗，衛立煌要負野戰戰略錯誤之責。好幾次都是父親將局勢部署好，要他執行，但是他都沒有照著做，聽說還把運輸隊用來運送他自己的東西。但最大的錯誤還是軍政方麵的錯誤，也就是沒有接收偽滿軍。
問：大家認為老先生指揮部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老先生指揮部隊最大的弊端就是自己支配部隊，不告訴其部隊長，到最後大家才發現自己部隊不知在何處。您對這點有何看法？
答：有人認為這種做法是不按常理出牌，而且越級指揮也是指揮上的大忌，可是，有一點我們可以看出來，許多高級將領指揮部隊，到最後卻使得部隊四分五裂，父親隻好親自逐次將部隊整合起來。每當他親自指揮的時候，雖然表麵上看起來是越級指揮，但是事實上他是將部隊整合，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父親為了後勤補給的方便。我們的野戰高級軍官，往往疏忽爾後的部隊行動與後勤補給之間的聯絡，父親親自督導下一級或下二級的部隊開往某處，使前方部隊與後方補給能夠連接得上。第三個原因則是對某一個部隊有懷疑，不得不臨時給予任務，將部隊調開。這點是事前不能說的。有的時候，父親將特別親信的部隊臨時調來，該部隊的上級不一定知道。還有一個理由則是就近派一個部隊，脫離戰鬥序列，前往某地區執行任務。等到部署好後，父親就親自到前方監督，這個部隊等於是他的警衛單位。這也是事前不能說的。父親經常在前方，很多人都說這樣太危險，不過父親都會調派適當的部隊先行部署後，再行前往。父親不是不知道越級指揮是兵家大忌。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可能是中高級的部隊長根本就不懂得指揮，父親基於愛護部隊長的心理，就替他指揮部隊。例如赫赫有名的方先覺，他守衡陽時，前後守了四十八天，但實際上是老先生親自守的。衡陽外有一個高地，高地上麵一個部隊都沒有，父親告訴方先覺如果高地失守，衡陽也會跟著失守，守衡陽是個戰略，守住高地則是戰術上的措施。結果第二次父親去看時，方先覺隻派了一個班守高地，父親又說了一次之後，他總算派了一個排，父親對這件事很不高興。後來父親提醒方先覺要派一個營守住高地。當高地隻有一個排看守時，曾經被日軍攻取，方先覺指派了一個連，也無法攻上高地，後來是逐次增加到一個營的兵力時，才將日軍消滅。更令人驚訝的是，日軍隻有一個班在高地上。奪回高地後，父親說這個高地要確實守住，所以衡陽才在拖了四十幾天以後才失守。從這個例子來看，有些地方實在不得不越級指揮，因為有些部隊長靠不住。很多部隊長從軍校畢業之後，沒有多久就升級當營長，部隊指揮經驗實在不夠。
問：老先生一向很注意省籍的平衡問題，所以劉安祺當總司令時，他曾經跟劉安祺開玩笑說：“幾個兵團司令都是安徽人。”但是為什麽在抗戰勝利後，老先生把軍隊集中在三個人手裏，一個是陳誠係，一個是胡宗南係，一個是湯恩伯係，而且每個人的軍隊都超過五十萬人，陳誠的軍隊更多，此舉引起其他人不滿。巧合的是，這三個人都是浙江人，所以我講一句不該講的話，如果真的把“國軍”變成“浙軍”的話，會造成其他軍隊的反彈，對局勢影響很大。
答：我想這個現象恐怕也是時勢造成的，他們雖然都是浙江人，但是彼此並不合作，而胡宗南在西北，陳誠在東南，湯恩伯在江蘇，部隊都不在一起。我對胡宗南將軍很失望，父親那時對他非常器重，把最好的幹部都派到西北，但是他都沒有好好運用。
問：陳誠用的是保定軍校及陸大畢業的學生，胡宗南用的是黃埔軍校及陸大畢業的學生，湯恩伯用的是士官學校及陸大畢業的學生，每個人都用自己母校的學生。三個人的基礎都不一樣，比較起來，保定軍校與士官學校差不多，黃埔軍校稍微差一些。以潛伏的共產黨間諜來說，陳誠的部隊較多，胡、湯二人所部差不多。
答：軍隊的幹部教育很重要，當年這些將領除了軍官學校教育之外，戰術教育及戰略教育是無從無處去學習的。
問：他們當然有一點戰場經驗。
答：隻憑戰場經驗是非常可怕的，因為每一次所遇到的狀況都不一樣，用同樣的方式來處理並不妥當。有人說中共了不起，他們有所謂的“一點二麵”、“圍點打援”、“阻援打點”，隻用一句話就可以傳達戰術。 “一點二麵”的“一點”是指目標，“二麵”是指兩路進軍，聽起來很簡單，大家也稱讚中共是用最通俗的語言，來表達他們的戰略思想。但是如果一路是從西南、另一路是從東南包圍上去，包圍時候的攔截點應該如何選擇，他們並沒有明確的指示。究竟是“阻援打點”還是“圍點打援”？也沒有說出個所以然來。為什麽此時要“阻援打點”，另外一個時候要“圍點打援”，假定是一個包圍，為什麽要用一一包圍？或二一包圍？他們的術語都是隻有開頭而沒有結尾。中共直到把我們的戰爭學院課程偷去後，才有完整的野戰戰略教育，從他們所編印的《大部隊指揮》，可以明顯地看出來。該書的內容就是戰爭學院的教材，而我方反而疏忽了這點，我覺得郝柏村該負責任。他在戰爭學院又加上一個班，沒有進過那一個班就不能升將官，於是就貶抑了野戰戰略教育。現在課程時間又縮短了，磨練也不認真了，老師為學生們講解時，也不再注重分析理由。當年我們在戰爭學院上課時，一定會讓學生知其所以然，但是現在很多人都不求甚解，所以我方的削弱等於加強敵人的實力。
問：譚延闓在世時，對老先生非常好，而且這個人的政治手腕也高，如果他在世，就不會發生扣居正、扣胡漢民等事了。我看過他與趙恒惕之間的信件，他的字寫得相當漂亮，而且寫得規規矩矩的。
答：他的長子譚伯羽與我較熟，早年在駐德大使館當經濟參事，為人相當君子，而且德文相當好。他說起德語來，與德國人一樣好，好像德文是他的母語一樣。我到德國留學時，他非常照顧我，隻要是我的事情，他都會直接或間接幫我的忙。我在柏林時，也經常到他家去。
蔣緯國口述自傳（7）
家世與童年
身世之謎
有人說我是因為哥哥說蔣家人以後不會再做“總統”，所以我想改姓，認祖歸宗。事實上，我並沒有想要認祖歸宗，隻是覺得把這一段事實記錄下來，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沒有一絲邪惡存在，而且我也不想當“總統”。
民國七十九年“總統”選舉時，蔣家已經開始被打擊，所以大家就建議我改姓戴。他們認為這樣一來，競選“總統”的事就跟蔣家無關。我說：“我無須考慮認祖不認祖的問題，這兩位爸爸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是戴先生的義子，安國哥已經不在了，我有責任照顧戴家。而總理的思想能夠傳下來，全靠戴先生；總理的事業能夠傳下來，全靠蔣先生。他們兩人，一個是理論派，一個是行動派，這兩位上人都是讓我覺得驕傲的。我不需要去認誰是父親或認誰不是父親，你們如果有更多的資料足以有個結論，我亦希望能夠弄清楚。
當年父親從日本回到上海，被陳其美任命為滬軍第五團團長，辛亥革命光複上海後，陳其美由紳商及會黨擁為都督。後來因一次密謀策劃的暗殺，父親得以在陳其美的別館結識了一位年輕女子，那時父親正值二十出頭，兩人喬裝為夫妻，混進府裏刺殺某人。那位年輕女子就是我的母親，不過黨史裏並沒有記載她的名字。他們完成任務之後，隱藏在上海法租界裏，不久之後，就拿著黨預先準備好的兩張船票，搭乘一條日本船到日本去，兩人就在日本結婚。袁世凱下令捉拿革命黨，許多革命前輩都到日本避難，父親與母親在日本與革命先進一起生活，總算過了幾年安定的生活。
數年後，他們自日本返國。剛回國時，父親還在交易所工作過一段時間。在那個時候，父親還寫了一部《經濟學》。這點很重要，但是很少人注意到。
父母親回國後，住在陳果夫先生家的閣樓上，父親的經濟狀況也不太好。論輩分，陳果夫先生比父親小一輩，但是他們的年齡和父親差不多，果夫先生的黨齡相當早，尤其是陳家與黨的關係非常深厚。
（一）革命夫人
在我的印象中，母親與革命先進們的夫人都相處甚歡，例如居正夫人、吳禮卿夫人、陳果夫夫人、陳立夫夫人等等。革命先進的夫人都在黨裏工作，她們有個性堅強的一麵，再加上她們從事革命工作，其理念就在於追求中國的道統，為人不會奸刁。從小我對她們的印象都是覺得她們很仁慈，而且她們也都對我很好。以居伯母來說，她平時與我們相處時，個性很活潑。她生了很多女兒，還把這些女兒送給好朋友，其中大女兒被送給一位日本朋友，長大後嫁到台灣張家，生下張建邦，所以張建邦應該要叫我舅舅。
民國十六年，北伐到了一半，發生寧漢分裂，這時候我和父母親寄居在上海朱姓朋友家。朱老先生的太太是我母親的姨母，向來父親有事都住在朱家。朱老先生也非常愛國，他從事房地產生意，同時也開設了一家上海最大的火柴工廠，我們經常住在他們家。那年在朱家的三樓陽台上，父親母親分別坐在大理石圓桌兩旁，我站他們兩人中間。母親對父親說：“我能夠幫你的忙到此為止，今天的問題是出在廣東幫身上，如果你要繼續革命，你就得把廣東幫團結起來，否則恐怕就散掉了。”父親說：“你的意思要如何整合呢？”母親說：“我不是跟你開玩笑，現在革命的成與敗就在一個人手上。現在宋家老太太與三小姐正在東京，如果你願意，我跟你就在此地分手，你去找孔家大哥（孔祥熙），請他陪著你到東京向宋老太太、三小姐求婚，如果你肯這樣做，重新把廣東幫整合起來，那麽以後的革命還有希望，我能夠幫你的忙就到此為止。今後是建國的時候，需要學術的幫忙，多過於冒險犯難。你如果願意，就把孩子交給我，我一定把他培植為可用之人，或者你要帶去也可以。如果你把孩子交給我，我就把培養這孩子作為下一段的革命事業，我唯一能幫你忙的就是這件事。如果你要把孩子帶去，我就重新開展我的革命工作。”父親聽了以後說什麽都不肯，最後母親就用了一個殺手鐧，她說：“我沒有想到你對革命工作還猶疑不定。如果你不想革命，我要革命，我們還是得分開，我做我的事情。如果你想革命，就照著我說的去做，我們理智的分開，如果你不革命，我們就是情緒性的分開，我繼續去參加革命，你走你的。”父親被母親如此一說，也沒什麽好選擇的了，就對母親說：“照你說的，要如何做法呢？”母親說：“你趕快去找孔大哥，他會陪你去的。”就這樣，父親到了日本。當年十二月父親就和宋美齡女士在上海結婚。
（二）吃齋信佛
打從民國十六年，母親帶著我到蘇州居住以後，一直就是吃長素。因為她有血壓高的毛病，那時候也沒有好的藥物可以治療，隻有用放血的方式降壓。剛開始，母親隻在初一月半吃素，後麵就改吃長素，不過她可以吃雞蛋。據說那時候吃長素的人可以吃雞蛋，但是要吃素蛋，因為素蛋沒有生命，不會孵出小雞。鄉下賣雞蛋的人都很講究，配種的雞蛋都是用來孵小雞的，賣到市麵上的蛋都是素蛋。
（三）戰時生活
抗戰的時候，父親給母親的月規是四十六元大洋。這些錢都是父親托果夫先生給母親的，可是打了幾年仗之後，幣製改成法幣，母親問果夫先生能不能每半年領一次，至少還可以做一點事情，他不同意。等我從國外回來，這些錢更不夠用，我就想向果夫先生借二十萬，並向他說明：“隻要緯國沒有被打死，抗戰之後，一定全數奉還。”他說：“你問我借，我問誰去借啊！”我心裏想，不借就不借，我這輩子也是第一次開口向人借錢，用這種口氣算什麽呢？不過，我總要把母親養活，我也從來沒有在父親麵前提過生活的困難。
秀才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寫作。我就開始寫作了，寫了幾本書之後拿了一些版稅，這些錢給母親生活是夠了，其他一些叔叔伯伯都會拿些實物送給母親和我，例如毛巾、牙刷、香煙（我不抽煙，香煙是給母親抽的）。有一位伯伯送了我一張床單，我把那張床單剪成兩份，一份給居正先生的長子居伯強，他那時候是戰車第二旅修理工廠的廠長。他的人格非常清高，絕對不拿任何一筆非份的錢。他也是留德的，所以我們兩人的交情非常好，我們共用這張床單，一人一半。後來他死了，是窮死的。我們沒有拿過父母親的錢，胡宗南長官也沒有暗中津貼我們一點，就這樣一直捱到抗戰結束。我報到時體重是一百五十二磅，等到抗戰打完時，隻剩一百一十二磅，所幸還活了下來。
我從德國回來後，就把母親接出來。起先住在成都，後來我又把母親送到蘭州。當時的行營主任兼甘肅省主席是朱紹良先生，福建人，母親在蘭州的住處就是他安排的。在上海我們有兩家來往的人家，一個是母親的堂姐及姐夫，但是來往機會較少；另外一家是朱家，朱老太太是母親的遠房姨母，為人非常好，她帶著母親吃素念佛。朱老先生除了經營房地產外，還經營自來火工廠，是當時上海兩家自來火工廠的其中之一，我們每次到上海都是住在朱家。朱老先生的孫子朱家鶴正好在蘭州某銀行當經理，他大我三歲，母親平日的生活起居都是由他照應。就這樣子，母親總算在蘭州過了一段比較安逸的日子。
抗戰勝利後，母親又搬回蘇州南園，這個住處現在被中共作為招待所。
（四）定居台灣
母親沒有兄弟，隻有姐妹，遠房兄弟倒是有幾個，其中有一家與我們較常來往。大表哥留在大陸沒有出來，他的名字叫金河，二表哥銀河也沒有出來，隻有三表哥菊河到台灣，來台後改名為明良，現已過世。母親還有一位堂妹，排行最小，嫁給一位丁姓“國大”代表，也來到台灣，他們有幾個子女現在也在台灣，但是我們很少來往。姚琮與我們從來沒來往，他也不是母親的兄弟，而且如果他是母親的兄弟，基於宋氏夫人的關係，他不可能在侍從室任職。不過，私底下，宋氏夫人與我母親兩人彼此非常尊重。
到了台灣以後，母親在台北住過一段時間，沒有多久，就搬到桃園。石家丈人在桃園開了一家大勤工廠，工廠旁邊有一片眷區，在眷區邊上有一塊空地，大勤工廠的工人幫我們在那塊空地上蓋了一間小房子，總共花費十二萬，石家丈人還說等我們搬走時再還我十二萬。原本他預備撥一棟房子給我，我沒有接受，一方麵離眷村太近，另一方麵我不願意欠他人情。
母親在桃園住了好幾年。一直等到我在台中蓋了一棟小房子後，母親才搬到台中。那棟房子就在宜寧中學旁邊，土地是我所有，房子也是我自己蓋的。宜寧中學的總務科長是我們的遠方親戚，他經常照顧我母親。我買那塊土地時，始終認為是與學校分開的，但是，學校行政上卻把我的土地編在校產裏麵，後來這塊土地我也不要了。我辦宜寧中學主要是興學，不是用來賺錢的。我是宜寧中學的創辦人，剛開始我是董事長，後來哥哥為了靜心小學的事情，要我離開，我就辭掉兩所學校董事長的職務。靜心小學與宜寧中學兩個董事會，事實上是同一批人。
母親住的那一間房子原來隻有一層樓，有一間客廳、臥房與飯廳，屋子後麵還加一個小廚房，後來我就把閣樓改裝成一間房間以及一間浴室，母親就一直住在樓上。房子旁邊有一間餘房，是傭人住的地方，樓上也有一間閣樓。母親過世之後，這位傭人變成學校的工友，那間房子也變成宿舍。學校把槍交給他，他就把槍放在閣樓上，事前我也不曉得。
（五）長眠九泉
民國五十六年，孔祥熙院長過世，父親要我護送老夫人到美國奔喪，那時候還沒有噴氣式飛機，我們搭乘的是C54專機，這種飛機要飛幾站之後才能抵達火奴努努（檀香山），加滿油後，還要等待好天氣，才能一口氣飛完東太平洋到舊金山，在陸地上還要分幾段行程才能抵達紐約。孔院長的喪事辦完後，老夫人留在美國就醫，我趁此機會到加拿大參觀“World Export 67′”。我陪老夫人回台途中，在舊金山接到內人的長途電話，才知道母親已經過世了。不過，我在離開台灣之前，已經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墓地、墓園已經做好，守喪的房子也蓋好了，母親的墓很像一棟房子，與附近的民舍一模一樣，所以根本看不出裏麵有墳墓。我離開台灣以前，曾經交代過，萬一母親不治，就由我所指定的四個男人將母親移下樓來，而且不論路線、方法都先跟他們說過，並且交代他們把擔架放在救護車上，救護車直接開到墓地，棺材就放在墓穴旁邊，在墓穴旁邊舉行大殮，這些事情都由內人負責。我臨走前，還寫了一張單子，上麵寫明方法與過程，他們就照著這些過程來處理母親的後事。我在舊金山接到內人電話時，第二天，兼程趕回台灣，向父親報告以後，我就趕到台中，喪禮已經在前一天舉行完畢。
母親年事已高，而且曾經輕微中風，起先還能走動，但是她摔了一跤之後，中風更為嚴重，無法走動。母親去世時是七十九歲，那年我五十一歲，所以我在墓碑上寫道：“辛勞八十年，養育半世紀。”
蔣緯國口述自傳（8）
家世與童年
童年瑣憶
（一）死裏逃生
民國六年前後，我生了一場重病。剛開始，父母親以為我得了急驚風（因為穿堂風驟然把門窗關上，引起驚嚇，而哭鬧不停），他們為我請了一位日本醫生。這位醫生在上海很有名，根據他的診斷，我得的是腦膜炎，可能是被蟑螂傳染，但是他也沒有治好我的病。果夫夫人看父母親每天抱著我，便教訓了他們一頓：“你們兩個人究竟是來革命來的，還是來抱孩子來的？為了小孩，你們也不革命，成天躲在閣樓上，就曉得抱這個小孩，抱得活嗎？你們又不懂抱孩子，現在又放棄了革命，你們成天在此地苦惱算什麽呢！從明天起你們兩個都出去做事，孩子交給我，這孩子保得住就保，保不住也就沒辦法，隻好聽天由命。”父母親被果夫夫人這麽一說，就出去工作了。當時是上海最亂的時候，黨員人數不多，大家分配事情做，忙得很，總理本人雖然沒有消沉，但是也實在是一籌莫展。
那時我已經奄奄一息，果夫夫人就到隔壁中藥房抓了一副“金老鼠屎”。這種藥比普通“老鼠屎”重一份藥量，而且用金紙包起來，所以稱為“金老鼠屎”，樣子跟米粒很像。通常這種藥是有人吞鴉片煙自殺時用來解毒的。果夫夫人喂我吃成人份量的一倍，第二天，我就睜開眼睛，也不哭鬧了，非常有效。果夫夫人又到中藥店去抓了一副成人份量的“金老鼠屎”，吃了以後，我的病就好了。不過，那位日本醫生還是繼續來看我，讓我服用西藥，他特別交代了一句話：“這個孩子以後求學的時候，凡是與計算有關的，在初中以前，不能超過一個鍾頭，在高中以前，不能超過兩個鍾頭，過了高中之後，腦子已經成長完成，就不必限製時間了。”我小時候一向聽話守紀，所以年齡比較大之後，聽母親這麽講了醫生的指示，就照著吩咐做， 一直到高中畢業才停才。真是感謝老天，我的腦子沒有因為這場病而受傷，病後的保護也一直很好。
有一年，果夫夫人在台北過八十歲壽誕，席開八十桌，那時我正在高雄大演習，特別搭飛機回來為她祝壽。在壽席間我把當年她的救命之恩告訴賓客，並敬了果夫夫人三杯酒，再跪在地上磕了三個響頭。然後我又連夜搭火車回高雄繼談演習。
在我的生活過程中有一段痛苦經過，那就是童年時光。
父親在十六歲時（民前十一年）與毛氏夫人結婚，不過，父親在出國之前（民前四年）就已經把毛氏夫人休掉了。從前的時代沒有所謂的離婚。父親是一個在農家出生的南方孩子，非常孝順母親，如果不是因為家中發生重大變故，怎會忍心拋家離井，到保定北洋陸軍速成學校，再說祖母也不會讓他離開家，因為對祖母來說，父親是獨子。我的大伯父是孫氏祖母所生，並且過繼給另外一房，我的祖母自己所生的，除了父親之外，還有一個小叔叔，可是他在四歲時就夭折了，因此，父親在家裏是獨子。如果不是家裏發生重大變故，祖母也不會讓他離開，他也不會如此狠心離家。
民國九年，因為祖母有嚴重的氣喘病，父親要母親回去侍候祖母，所以母親就帶著我回到溪口。毛氏夫人雖然被休掉，但是沒有離開蔣家，祖母就讓她住在後麵的一個小房子裏，因為祖母也需要一個人侍候她。母親回去後，知道了這個情形，為了侍候祖母方便，便與毛氏夫人輪流侍候祖母，因為祖母當時已經臥病在床，不能起身，於是母親就把毛氏夫人接到家裏來住。沒想到她反而跋扈起來，把我們母子兩人趕到柴房裏去，在一個小小的房間內，一個犄角裏養了幾隻豬，另一個犄角堆著稻草，我們就睡在草堆上。我們回去以後簡直是受到很大的虐待。稻草裏有很多跳蚤，我常常被咬得周身都是紅點，母親是大人，還能擋得住，我年紀小，沒有多久就生病了。當時父親把我們帶回鄉下時曾說過一句話：“你們不要搬到大伯那裏去住。”從前的老規矩，小叔可以到嫂嫂房間去，但是大伯不能到弟妹房間去，所以母親不到大伯那兒去，不過白天走動走動是有的。
溪口沿著苕溪邊上有一條街，家境好一點的人家住在上街，上街就是溪的上遊，我們住在下街，屋名為豐鎬房。祖父過世時，父親才九歲，雖然大伯父已經過繼給另外一房，但終究是祖父所出，而且祖母厚道善良，所以分家時還是分給他一份。我們家的財產有玉泰鹽店和山坡竹林，玉泰鹽店在上街，除了製造酒品外，還賣鹽與米，祖母不便拋頭露麵去看店，便把那家店分給我大伯父，由他去經營，所以大伯父的家境一直很好。竹林生產筍及竹子，竹子可以用來做竹筏，鄉下稱為竹 ，一年可以收入四十幾元，我們家有一個老長工，一直跟著祖母，我們就保留竹山，由這位老長工看管。
回溪口那一年，我實在病得很嚴重了，大伯母非常疼我，就把我接回她家去住。大伯父有一子一女，他的兒子大我十二歲，也是屬龍的，非常疼我；他的女兒小我一歲，從小就是我的玩伴，我們一起長大，感情非常好。母親在家侍候祖母，隻要一得空，就會來看我。
鄉下人非常害怕發大水（來到台灣後，我才知道那是台風登陸），因為從上遊會流過來許多屍首，不過同時也會流過來很多箱子。鄉民就用竹竿綁上鉤子鉤箱子，箱子裏如果有吃得、穿的、用的，就可以拿來用了，換句話說，大家生活都不好過。
有一年發大水，等水退了之後，我們打開大門出去時，發現有人扔了一個女嬰在門口，可能是她的父母窮得養不起她，就把她丟在大伯父家門口。大伯母把她抱進來，就這樣，我又多了一個妹妹，她比我小六歲，名為華秀，後來嫁給韋永成。
鄉下很苦，很難過日子，我們一年裏隻有四個月的米糧可吃，其他八個月還得依靠雜糧，幸好可以自給自足。我從小沒看過牙刷牙膏，最早也隻有蝴蝶牌牙粉，鄉下最講究的方法也不過是將粗鹽搗碎，沾在布上搽搽牙。因為大伯父經營鹽店，所以我們並不缺乏鹽。
祖母過世之後，父親的經濟情況也稍微好一點，就買下豐鎬房前麵一幢樓房，那幢房子雖然不錯，但是也有一兩百年的曆史，從前開過當鋪，屋前還有一座小院子和一間廚房。我和母親就搬到那兒，那一年是我在溪口的最後一年，而那一年也是水災最嚴重的一年。大雨下在四明山，山區的水匯集在苕溪。原本大街有一道河堤，堤坡下就是溪水，堤坡高度大約有兩層樓高，那時大水高漲，漲到街上，又溢進屋子裏，頂在第一層樓板。
我和母親到二樓避難時，我順手抱了一箱父親買的蘇打餅幹上樓，頭一天我和母親就是靠著這箱蘇打餅幹過日子。當天夜裏，旁邊的廚房倒塌，剛好也有一個火缸沒有被壓著，隨著水流到樓梯口，我們就把火缸拿起來，火缸裏還有現成的一缸粥， 而且我們也保留了一個火種做飯吃，安全度過了淹水期。我有一個表哥王世和，他的水性非常好，他們住在上街，他的父親在上街街頂賣魚。第二天，王世和就從上街街頂一直順著水遊下來到我們家，給我們送菜、肉、魚及其他東西，送到以後，他還逆水而上遊回去。王世和力大無窮，長大後就一直跟著父親。那一年我和母親靠著他送東西給我們吃，還靠著那個火缸才有熱食吃。
小時候我的教育主要是家教，由王家的五舅公（小舅公）替我啟蒙。家鄉人都稱小舅公為癲子，其實他是很有才氣的。他教我識字，替我開智慧，而且還講很多曆史故事給我聽。他也教我下象棋，我在五歲時學會下象棋，到六歲時棋藝就已經很好了。此外，他還教我很多東西，我現在不記得有哪些，隻記得他樣樣都教，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其他如曆史、數學等等都有。我最喜歡他，他也最喜歡我，他與其他大人都搭不攏，就是喜歡跟我一起。
我的第一位家教老師是陳舜耕的姐姐陳子驥，她是奉化人。陳舜耕到台灣後曾先後擔任公賣局局長、人事行政局局長等職。
家鄉的乞丐一早出去討飯時，把他們的小孩留在我家門口的一塊小空地上。小時候我常常和這些小乞丐一起玩耍，尤其是冬天，我們都躺在門口曬太陽。有一次他們問我：“你住在這個地方嗎？”我說：“是啊！”他們又問我知不知道這間屋裏會出現真命天子。那時候我也不懂什麽叫做真命天子。有一次父親回來，我就把這件事情告訴父親，並且問他“真命天子”是什麽意思，父親說：“那是皇帝，現在怎麽會有皇帝呢？”後來他就去問那些小乞丐，小乞丐告訴他是他們的爺爺說的，父親便問那位長者，那位長者又告訴父親是他的爺爺說的，他的爺爺則是聽一位吳國才先生說的。
吳先生是清乾隆年間人士，他是我們鄉裏非常有名的才子，有一個關於他的傳奇故事不斷地在家鄉流傳。在我們鄉裏幾個村子中間有一座顯靈廟，當年顯靈廟建造好時吳國才先生選了正午時刻上梁，結果工人怎麽拉也拉不起梁來。正在此時，有一位書生帶著一位書僮經過該地，他看到工人很辛苦，便和書僮兩人一起幫忙，說也奇怪，他們一幫忙之後，一下子就把梁拉起來了。後來書生問工人為何選此五鬼惡煞時辰上梁，工人們告訴他這是本地才子吳國才先生挑選的時間，不會錯的。就在此時，吳先生也到了顯靈廟，便對那些工人說：“你們還不下跪，皇上來了。”他說完後也跪下來，並說：“請陛下原諒，我來遲了一步。”原來那位書生就是乾隆皇帝。他下江南時路過該地。乾隆皇帝問吳國才為何挑選五鬼惡煞時辰上梁，吳國才回答道：“陛下到了，豈有五鬼！”他連乾隆皇帝何時到達都能算得出來，所以更為神奇，大家對他的話也就確信不疑。這是鄉下傳說的故事，是否真有其事，我也無法確定，不過他告訴老乞丐，說該地會出現真命天子，現在看來果然是如此，而且還不止一個。
（二）遷居奉化
毛氏夫人非常跋扈，我母親是息事寧人，後來父親也知道這件事，等到祖母過世後的第二年，就把母親和我帶到奉化去，那年是民國十一年。我們從溪口到奉化就是進城，途中要經過山坡，名為月嶺，翻過月嶺就到奉化了。母親坐在轎子上，我走在轎子旁邊。轎子是用竹子做成的，重量並不重，由兩個人抬，在四川稱為滑竿，不過滑竿上可以躺著，轎子則隻有一把椅子，用兩根竹子抬起來。
我在奉化進幼稚園，與周宏濤同班。周宏濤的父親很早便過世，他的祖父周縝琴先生為國父管理賬務，為人誠實正直，他也很喜歡我。周宏濤也是屬龍，不過他是民國六年生的，我們兩人同坐一條板凳。在幼稚園裏，我開始懂得唱歌、跳舞，也開始過正規的童年生活。
（三）再遷寧波
不到一年的時間，母親和我又從奉化搬到寧波，那時候我已經九歲。對鄉下人來說，到奉化就已經是到城裏了，到寧波更是不得了的事。我們在寧波租到一幢房子，那幢房子很大，是一棟樓房，不過是一間凶宅，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人住。我們因為家境不太好，所以就住在那兒，租金很便宜，一年才九十元。後來父親下野，總理打電報給“緯國先生”，就是打到這間屋子的。民國十三至十五年，每一年我都從寧波到廣州去，在廣州住上三、四個月後再回到寧波。
搬到寧波時，我又有一位家庭教師，是位女性，年齡才十九歲。她不但教我讀書，還教我彈鋼琴，因為我們租的房子裏剛好有一台鋼琴。這位老師還會少林拳，以前父親曾經教我少林拳，後來就是這位老師教我，除此以外，她還教我達摩劍，這是一種劍術。在我的印象裏，她的學問很好，而且人也長得漂亮，身手很靈活。我從她那兒學了很基本的少林功夫。那時候我也開始在腿上綁著鉛塊來練輕功。
有一次父親帶我去吃炸醬麵，從小長輩教我們不能把菜與飯攪在一起吃，所以我吃炸醬麵時，先吃一點麵，再吃一點醬。父親看了大笑，他就替我把醬倒在麵裏麵，還幫我把麵拌好。我很懷疑地問父親：“怎麽可以這樣吃呢？”父親就說：“隻有炸醬麵是這樣吃的。”
父親喜歡看京戲。寧波有一個東方戲院，父親經常帶我和王世和去看戲，我們通常都坐在第一排。舞台上有一排電燈，每個電燈有一個燈罩，燈泡朝舞台，燈罩朝觀眾席，所以能夠照亮舞台而觀眾看不到燈泡。有一次我發現有一個燈泡的燈光朝外，王世和就過去把燈泡轉一轉，結果觸電了，手沾在上頭，人一直抖動，手也拿不下來，父親就退後幾步，用很快的速度把他撞開，他的手一離開燈泡，人也就沒事了。我後來才知道為什麽沒有人去碰那個燈泡，原來那個燈泡會走電。
有一次父親帶我搭乘輪船從寧波到上海去，隻要與父親同行，我們就坐頭等艙。那時候頭等艙又名大菜間，因為當時人說吃西餐叫做吃大菜。大菜間餐桌上有個電風扇，我不懂其危險性，跳到桌子上後又站起來，結果電風扇的扇頁就割到我的眉毛，血流滿麵，我也慘叫了一聲，父親趕快把我抱下來急救，用紗布把傷口包紮起來。在旅途中，我有一次在甲板上大叫，父親對我說：“在公共場合中，不可以亂跑、大聲叫喊。”我是很聽話的，隻要長輩教我，我一定會立即改正。
我和母親出門時坐的是官艙，一個房間可以坐三到四個人，通常有一個阿姨及一位女傭人隨行。因為天氣很熱，所以我們是在傍晚左右上船，在船上吃晚飯、睡覺，第二天上午，船就抵達目的地。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早上醒來要跟母親說夢，母親連忙阻止，她說：“不能說，要吃過早餐才能說。”正在此時，女傭人為我們拿洗臉水來，她吃過早餐了，便跟母親說：“太太，我昨天做了一個夢，夢見先生回來了。”我也憋不住了，便跟母親說：“媽，我也做了一個夢，夢見爸爸回來了。”母親說：“既然你們都說了，我也要說了，我也夢見先生回來了。我們今天早晨多擺一雙筷子，看看會不會應驗。”我們說著說著外頭正好有人敲門。我一聽到敲門的聲音，也不管是誰，就一路喊著“爸爸”，並且飛快地跑到門口開門。打開門一看，果然是父親回來了。
父親一進門，見桌上多擺了一雙筷子，便問我們是否有客人來吃飯，我們異口同聲說這位客人就是父親。父親也覺得奇怪，問我們如何得知他回來，我們便向父親說明三人同做一夢，都夢見父親回來的事情。父親回來時，帶了一籃鬆花（皮蛋），他就請女傭人去拿兩個來當早餐吃，結果我們等了好久，還不見女傭人將鬆花拿來，母親便問：“娘姨（上海人對女傭人之尊稱），先生帶回來的皮蛋，你怎麽還不拿來？”那位女傭人就說：“糟糕，都壞掉了，我都給扔掉了。”其實那是最好的鬆花，她以為壞掉了，還把它扔掉，實在很可惜。
（四）移居上海
後來我們又搬到上海。在寧波、上海，就是我接觸現代城市教育的時候。
有一次，王世和帶我到上海大世界去玩，那是一處綜合性遊樂場，有百貨公司、戲院、電影院（當時隻有默片）。我最喜歡的是一種手搖電影，隻要丟一個銅板就可以看了，它是一個銅盒，銅板一丟下去，裏麵的電燈就亮了，再用手一搖，畫麵就一張張連續下去，看起來有連續的動作，這也就是最早期的電影。大世界對麵有新世界，隔著一條馬路，地底下有通道相連。
我在上海經曆兩件事情，使我深刻體會洋人如何在中國境內造成中國人民的恥辱。第一件事是上海法租界裏有一座法國公園，門口掛了一塊牌子，牌子上寫著：華人與犬不得入內；第二件事是外灘附近有一條大馬路（現在稱為南京路），馬路轉角處有一中國人與英國人相撞，那位中國人被撞倒在地上，而英國人則拿著手杖打那個中國人。當時父親挽著我在街上走，我一見狀，就想跑過去幫助那位中國人，父親將我一把拉住，並且拖回來。他問我：“你幹嘛！”我說：“我去幫他忙啊！”父親說：“不必，你也幫不了他的忙。”
回到家後，父親就講道理給我聽。他說：“一個外國人和一個中國人走在轉角處，誰也沒有看到誰，兩人互相撞了一下，為什麽中國人要倒在地上，為什麽不是那個洋人倒在地上？是我們中國人自己不爭氣，所以我們要好好鍛煉身體，把身體練好才是真的。”此外，父親還講了精武門（霍元甲）的故事給我聽。總之，中國人自己不強大起來，一定會遭受外侮。父親也鼓勵我要好好練功夫，後來我到了蘇州以後，便找了一位老師，正式練功夫。
在上海生活的時候，我學會了吃西餐的方法，同時也進入一個現代社會，不再是一個鄉下孩子。
（五）定居蘇州
從民國二年到十六年，母親與父親度過最困難的時候。十六年，母親逼著父親娶宋家小姐後，就帶著我到蘇州去。我無意說誰好或是不好，這隻是一段革命的實際經過，也是一個重要的關鍵點。民國十六年，我與母親到蘇州後，就在吳家（吳忠信）的隔壁租了一間房子。很多報章雜誌上說我有兩個義父，一個是戴季陶先生，一個是吳忠信先生。事實上，我都是稱吳忠信先生為吳老伯，我們之間沒有義父義子的關係。也有人說我們住在吳家，這也是不對的，我們是住在吳家的隔壁，在同一條小巷子裏麵，房子是並排的，園子是連在一起的，但是有兩個門，中間還隔著一道牆。
後來我和母親搬到自己蓋的房子———南園，該地位於蘇州南城。我在蘇州開始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我的武功也繼續鍛煉，最有成就的還是那一段時間。我練的是少林拳，老師雖然也教我們太極拳，但是隻是講解一些，並不是主要科目，而且我們打太極拳的招式雖然一樣，但是融合了少林拳的方式在內。事實上，太極拳分成兩路，一路是文太極，一路是武太極，武太極現在已經失傳。我從六十歲以後就開始退火，平常隻打一些散拳。當年我們學拳的時候，老師就已經叮囑我們，六十歲以後要停止打整套的拳，所以我有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沒有練功了，如果繼續練功，等到生命結束時是非常痛苦的。我現在已經發現右臂經常疼痛，已經請一位專家幫忙我繼續退火。
（六）隨父親回溪口
民國十六年，寧漢分裂，父親下野後又帶著我回到溪口。起先我們住在雪竇寺，跟我們在一起的還有吳忠信先生。當時雪竇寺的主持方丈是太虛法師，他是全中國最有名的一位佛學家，是佛教界裏最受大家崇敬的大師。他每天為父親講經兩個鍾頭，我就站在旁邊聽，我對佛學的基本知識就是在那個時候打下基礎的。我雖然年紀不大，但是多少可以進入情況。
蔣緯國口述自傳（9）
求學曆程
小學、中學與大學
我的小學教育主要是家教完成的，搬到上海後，我就進入萬竹小學就讀。北伐軍出師後，我轉學到上海資源小學就讀，時間很短。民國十六年，我和母親搬到蘇州後，我考進東吳大學附屬中學，父親每年都派人帶我去與他相聚。
民國二十三年中學畢業時，除了學校的畢業考之外，還有全國大會考。那年是第一次舉辦大會考，考過大會考後，才算是國家承認的中學畢業。念完中學後，我去考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期，考完後，我就利用暑假到上海割扁桃腺。我的扁桃腺常常發炎，每次一發炎，整個人就癱瘓了。母親一直舍不得讓我去割扁桃腺，但是我考慮到在軍校裏麵不能因為扁桃腺時常發炎而無法接受訓練，所以我就想幹脆到上海去割扁桃腺，一勞永逸。母親的親戚介紹一位外國醫生Dr.Donloap（登洛普醫生）替我開刀，沒想到手術時流血過多，醫師說我在三個月內不能做激烈運動，偏巧那三個月就是入伍訓練的時間，所以我雖然考上軍校卻無法就學。如此一來，我就要繼續考大學，但是我還是想當軍人。父親說新時代的職業軍人必須要懂數理，所以要我去念數理，剛好我也喜歡數理。那年，我同時考取交通大學和清華大學，還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的入學許可。不過父親認為當時北方已經在鬧共產，尤其是北大，所以北方不能去；上海又太繁華，父親怕我學壞；而那時大官子弟出國是不為一般群眾所接受的，所以也不適合。當初我考大學前，父親隻告訴我要念數理，而這三所學校就是數理最強的，最後商量的結果就是回蘇州東吳大學理學院就讀物理係（東吳大學法學院在上海，理學院與文學院在蘇州）主修物理，副修數學。
我一心一意想做一個職業軍官，想進軍官學校，所以我不想在東吳大學待太久的時間。物理係的課程分別是大一力學，重點是大二光學，大三是聲學與熱學，大四學的是電學。幸好這些課程可以同時念，而且沒有硬性規定要按照年次順序來修學分，不過，最重要的是實驗室的課程不能跳過，所以我就選了一三五下午及二四六上午的課程，第一年修大一及大二的課程，第二年就修大三大四的課程。我不是一個資質很高的人，但是我求學的方法非常科學，平時在講堂裏聽得非常仔細，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即使是下課或是周末，我都要請老師再講解一次，直到懂了為止。老師上課時講的內容如果課本上沒有，我就會注記在課本上，我還有一本筆記本，記得又快又清楚，凡是老師重複的地方或是特別著重的地方，我就立刻記錄下來。我比較困擾的是國文，特別是背的方麵，我有一個表哥跟我同班，他念三遍就背起來，我要念二十遍，才背起來，但是我不在乎，無論如何，我都要背起來；英文就不同了，我念三遍就背起來，我表哥念二十遍都還不見得流利。我學過的課程隻要有不懂的，我都會多念，直到弄懂為止，因為懂了之後就不容易遺忘了。考試之前，我就翻筆記，第二天考試絕不成問題，成績最低也有八十分以上。結果我隻用兩年的時間就把物理係念完了，學分不足的部分，我就利用暑假來補足。可是學校沒有兩年發文憑的規矩，而且那時候我自己也太驕傲了一點，我跟學校說：“我不在乎你的文憑，我要去拿軍校的文憑。”事實上，我的確隻在乎軍校的文憑。
學校當時已經有軍訓課程，我們有一批同學逼著學校為我們聘請嚴格的教官，結果學校被我們逼得換了三次軍訓教官，最後一次我們才滿意。那位教官教導我們的時候比帶領軍隊還凶，要求很嚴格，我們隻要有一點不合乎規定，就要重新再做；同時我們也排定出操時間，教官訓練我們的時候還特別挑地點不好的地方讓我們臥倒。
我以兩年的時間修完物理係的課程後，就跟父親說：“我現在可以進軍校了吧！”父親說：“一個現代軍官必須要懂得政治、經濟，你再回文學院，從大一念起，念政治、經濟。”於是我又進文學院，主科修政治，第一副科修經濟，第二副科修社會學。東吳物理係兩年畢業，主科物理，副科數學；文學院，主科政治，第一副科經濟、第二副科社會。學期中間，剛好中國與德國之間有個以物易物的交易，我們拿麥子、棉花、桐油、鎢礦砂等物品跟德國換取當時德國自己使用的武器裝備，那些裝備是全世界最好的。萊謝勞將軍（General Von Reichenau）剛好到中國來，同時國內也開始訓練新軍，父親就把我交給萊謝勞將軍，學校課程還未結束，我就到德國受訓去了。
到德國之前，我已經在暑假期間受完預備軍官訓練，成為少尉預備軍官。我在暑期做的事情，恐怕比正式上課期間還要多，有人問我：“你在搞什麽名堂？”我說：“反正暑期閑著也是閑著，幹嘛把它浪費呢？”我們甚至還組織一個樂隊，大約有五、六人，每一個人都能兼顧幾樣樂器，我的主樂器是夏威夷吉他、斑鳩琴、小喇叭以及手風琴。我們這個樂隊蠻瘋狂的，經常在蘇州電台的一個夏威夷音樂節目中表演，而且那時候剛好流行夏威夷音樂，我們不僅演奏還有演唱。我把中國的評劇改編成爵士音樂，中間還加了很多過門，我到現在還記得第一次改編的曲調；同時又把中國小調變成爵士音樂。此外，我也把打牙板變成爵士音樂。
除了音樂以外，在暑假期間，我還額外補習彈道學、比較宗教學，這些都是學校正式課程裏所沒有的。我做這些事之前都跟父親報告過，父親說：“你不要吃多嚼不爛。”我說：“我能吃多少就嚼多少。”
蔣緯國口述自傳（10）
求學曆程
留學德國(1)
（一）赴德旅途
我到德國去的時間是民國二十五年冬天，在西安事變之前。記得在西安事變發生之後，我曾經寫了一封信給父親，在信裏為父親打氣。我在信中一開始就跟父親開玩笑（我是家裏比較頑皮的，但是我是“調皮不搗蛋”，父親也是朝這個方向來引導我，不是我自己發明的），我在信中說：“父親，我非常抱歉，我實在不應該出國，我一離開以後，國內就出亂子了。”四年後（民國二十九年），我回國時，父親就問我回國後有何感想，我說：“父親，我知道我不應該離開的嘛，你看我一走開，你們就搞得亂七八糟。”父親也是哭笑不得。我在父親旁邊，讓他能夠得到一點輕鬆的調劑，恐怕家裏麵也隻有我能夠做得到。
二十五年十月底，我在上海上船，船經過馬來西亞，順著馬來西亞半島往上走，先到達檳城，第二站到巴拉灣。十月三十一日我在巴拉灣打了一個電報給父親：我在“不老灣”向父親祝壽。船通過巴拉灣又穿越印度洋，先後經過錫蘭、孟買與哥倫巴斯，然後從哥倫巴斯進入紅海，穿越蘇伊士運河。蘇伊士運河南端的城市是蘇伊士，北端則是Port Said（波特賽港）。我就在蘇伊士棄船上岸，幾個同船的人合租了一部汽車，一行人就到埃及看人麵獅身像、金字塔，還到開羅參觀博物館，最後經過亞曆山大港到Port Said趕上原來那班船，所以我沒有看過蘇伊士運河。聽說該運河是一級一級高起來的。
我每天在甲板上的遊泳池遊泳，從Port Said上船以後，第二天一早我又到船上的體育館練習騎馬（假馬）。體育館的管理員是一個德國人，年齡約二十出頭，我記得他的名字是Arshm，我稱呼他為阿興，我向他學鬥劍、遊泳、拳擊。那天早晨，阿興問我：“你今天還想遊泳啊？”我說：“怎麽，不可以啊？”他就叫我看外頭，我從船艙一直走到最上頭，看到外麵大雪紛飛，與我們穿越紅海到埃及時看到的景象相比，完全是兩個世界。我問阿興：“為什麽不能遊？”他說：“你要遊，我陪你遊。”結果遊泳池裏隻有我們兩個人在遊泳。那年我二十二歲，健康情況良好，尤其我割了扁桃腺以後個子還長高了一些。我沒有割扁桃腺以前，個子又矮又小，民國二十三年夏天到二十四年夏天，我的身高增加了四英寸半。
在赴德的船上，我遇到了一位東吳的老同學徐維鑄，不過他住二等艙，我住在頭等艙，見麵機會比較少。我在船上還認識了一位德國長者，他為我補習德文，我從來沒學過德文，他非常熱心，每天教我，我也很用功。不過他不知道我的身份。
當船抵達地中海時他問我一個問題：“你對於希特勒壓迫猶太人，甚至趕走他們、暗殺他們的做法，有什麽感想？”我這個從鄉下出來的單純小孩，對德國根本一無所知，不過我知道猶太人被壓迫這件事，因為上海來了很多猶太人，他們都是從德國逃出來的。但是我的腦子裏從來沒有猶太人在哪一個國家就是哪一國人的這種知識，我隻知道猶太人是一個人種，而且是一個宗教種族，不是一個猶太國。我的德文老師如此問我，我當然站在德國這一邊，所以我就回答他說：“希特勒是了不起的，他做得很對。”結果我的德文老師說他就是猶太人。我很快地將話鋒一轉：“對呀，我知道你是猶太人啊，以猶太這麽優秀的一個民族，他想再住在德國的話，德國人還有機會混嗎，除了把你們趕盡殺絕之外，我看希特勒沒有第二個方法，所以這是最有效的方法。”我在上海結識了一些猶太朋友，我覺得猶太人的想法和我們中國人很相近，尤其是生活習慣與家庭觀念。我稱讚猶太人以後，我的德文老師特別得意，他說：“你說對了，如果我是希特勒，我也隻有這個辦法。”經曆過這件事以後，我就告訴自己，身在國外不要亂說話，沒有弄清楚情況之前要多看看苗頭，以免說了不該說的話。
這位老師是個大學教授，他念過七十餘部中國古籍，包括經史子集，學問非常好，專門研究中國的哲學。德國人是西洋人裏最早研究與接受中國文化的，中國的《易經》也是德國人先接受。萊布尼茲首先欣賞《易經》的“二進法”，“二進法”與電腦的關係是他先發現的，他認為《易經》是建立在二進位的邏輯上。
（二）滑雪經驗
十一月十九日，船抵達馬賽，我從馬賽坐火車到巴黎，再從巴黎換火車到柏林。到馬賽來接我的是駐德大使館的二等秘書，他一路上招呼我，幫我賣火車票、訂旅館、付飯錢，不過這些都是用我的錢支付的，而他卻把發票都收進自己的口袋裏，回到大使館後又可以報一筆賬。從此我開始了解官場裏麵貪汙的情形，不過我沒有舉發他，平時還是很尊敬他。
一九三六年奧運會在德國首都柏林舉行，但是當我抵達德國時，奧運會已經閉幕了，我就趕到德國南部觀賞冬季奧運，沒想到等我趕到時，冬季世運也閉幕了。我想既然到了南部，即使沒有看到奧運，但是我可以學習適應環境，於是我就在當地學滑雪。我到德國南部時還有一位朋友隨行，所以我請了一位私人教練教我們滑雪。我的朋友學過幾次，但是並不如我滑得好。那位教練是阿爾卑斯山的山民，他不僅對路線熟，而且也非常清楚雪性，最重要的是他會隨時講解給我們聽，這次的學習，對我爾後參加山地兵的訓練有很大的幫助。
第一天我要出去滑雪時，在山屋外麵看到一對年輕夫婦，聽他們講話的口音就知道是美國人。他們穿著泳衣在外麵曬太陽，雖然當天沒有風，曬曬太陽非常暖和，但是在高山上紫外線很強，長時間曝曬非常危險，我就告訴他們：“Don′t expose yourself more than two hours，it will kill you.”他向我招招手，對我表示謝意。等到我們中午滑完雪回來時，我發現他們居然還在那裏曬太陽，我心裏想：完了，他們已經曬了四個鍾頭。我問他們這段期間有沒有進去過山屋，他們說曬著太陽很舒服，所以一直在那兒，沒有進去過。我告訴他們，下午一定會全身起水泡，同時我也責怪店主沒有警告他們。到了下午喝茶的時候，他們兩人開始發燒，我們就連夜雇了馬車，將他們兩人送到城裏的醫院治療，至於結果如何我就不知道了。不過一個人的皮膚如果超過三分之一以上不能呼吸時，是非常危險的，很有可能會致命。
我的運動細胞很好，學習能力很強，不過卻在一次滑雪途中出了一點小意外。那一次，教練帶著我們滑雪，地點是一個很大的山坡，我們朝斜的方向往下滑，要轉彎到另一個山坡，那天還下著雪，所以我們要趕緊跟著教練滑雪板的痕跡，否則時間一久痕跡就不見了，不過，如果我們跟不上，教練也會回頭來找我們。我的朋友在轉彎時摔了一跤，因為剛剛下過雪，比較鬆軟，所以他摔倒後留下一個大洞。他爬起來又繼續滑，我緊跟在後，才轉彎滑雪板就插進剛才那個洞裏，兩隻腳扭轉了一百八十度，痛得要命，但是我還是趕快爬起來跟上他們，當天晚上腳就腫了。回到山屋時，我就用剪刀把滑雪鞋剪開，第二天坐馬車下山。
（三）學習德文
回到柏林後，我遇見了譚伯羽（譚延闓之長子），父親寫了一封信給他，拜托他照顧我。他比我大二十歲左右，對我非常照顧。我抵達柏林時已經接近過年，他介紹我進入柏林大學的語言先修班。這個德文班是個濃縮型的教授法，我也特別用功，雖然每天隻上半天課，但是我每天都要花八至九個鍾頭念德文。
學校沒有提供宿舍，所以我就在校外租房子住。我的房東是個意大利人，夫婦倆沒有孩子，原來有一個侄子與他們住在一起，後來被他們趕出去，我就住在他的房間，有一間臥房、書房和一間浴室，居住環境很好，這在德國是很難見的。德國人隻要家裏房間有多餘的，就會把房間租給人家，但是不會有這麽好的環境。房東太太也是意大利人，當年已經四十六歲，她登報時指定把房子租給一個到西方念書的東方孩子，我看到報紙啟事，覺得不錯，就去向他們租房子。房東太太特別喜歡我，愛我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我每天上課前和回家後，她都會親親我、抱抱我，所以我的衣服上常常會有黃頭發出現。別人看到就說我一到德國這麽快就交上女朋友了，我說對方的確是女的，但不是女朋友，我是很快的就找到德國媽媽了。她真的對我很好，除了每天跟我講德文外，還給我很多篇短文，這些短文有些是笑話，有些是名人的演講摘要，所以，我除了在柏林大學學德文之外，回到住處還有房東太太的教導，因此我的德文進步很快。我把她給我的演講稿背得滾瓜爛熟，房東家裏有客人來時，他們邀我一起聚會，房東太太就會說：“Wego（我的德文名字“Wego”是安國哥為我取的），演講一段給我的朋友聽聽。”
我就真的像演講一樣，說給他們聽。把演講稿背熟了以後，這些文章就等於是自己的，對於學習語文來說助益很大。我在柏林大學語言先修班學習德文的時間隻有四個多月而已，很快地就畢業了，也沒有再進一步地去念高級班，因為高級班教授的是德國文學，我覺得沒有必要再升級。
念完語言先修班後，我首先到德國一位伯爵夫人處，她喜歡中國以及中國孩子，所以她時常找中國孩子到她家裏住。她的房子很大，花園也很大，居住環境非常好。她特別找我去，我在她家住了四個多月，她教導我德國上層社會有關衣食住行各方麵的禮儀。德國社會很保守，很講究禮儀，伯爵夫人是德國上層社會的一個典型人物，我能夠受到她的教導，實在很幸運。另外一點，如果我們同時有幾個中國人住在那裏時，伯爵夫人不準我們講中文，隻能講德文，所以在那期間我的德文又精進不少，而且生活習慣完全改過來，變成一個歐洲上層社會的人。
（四）入伍訓練
1.基本訓練
德國的軍事製度中，入伍教育與軍官教育是銜接的。入伍教育的課程是從單兵動作到班、排的小戰術訓練，屬於戰鬥階層。在入伍時，入伍生（軍官候補生）除了平時軍事訓練之外，還要再加強排、班的小戰術。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到了軍官學校之後，便要接受營連戰術的教育。入伍訓練時，從戰鬥到勤務都要加以學習，要了解所有的武器及裝備，還要學習連的行政事務。
德軍的入伍訓練中，有一點是要特別加以重視以及強調的。他們的訓練一開始就是班教練，而各個教練是在班教練裏麵完成的，讓士兵在一開始就有全班性的概念，培養自己是班裏的一員的習慣。換句話說，就是訓練士兵如何協同作戰，如射擊及前進時相互掩護。當軍隊接近戰線時，在敵人火力下，一個班隻準一個兵前進，其他都是火力掩護，後麵的先躍進，在狀況許可之下，可以有兩人一起行動，但是人數不能再超過。火力掩護者不需要一直使用武器，隻要有準備，前進的人就能得到安全的保障。德軍如此的用意是訓練軍隊團體行動，不塑造個人英雄。不論搜索、攻擊、防禦都要在班教練裏麵完成，這種訓練是我們所欠缺的。
在戰場上接近火線時，應該由一排掩護、一排前進，接下來由一班掩護、一班前進，到了最後就是各個躍進。躍進時，一個班裏麵隻有一個兵在躍進，其他的都是火力掩護，這點我們做到了，但是撤退時，我們沒有做到各個躍退。我們的長官隻想到由一個連掩護另一個連撤退，試問掩護完後，原先負責掩護的這個連該如何撤退呢？同樣的情形，當一個排掩護其他排撤退、一個班掩護其他班撤退之後，他們該如何撤退？所以躍進時應由後麵先躍進，躍退時則由前麵先躍退，一個班如果已經剩下七個人，就用七枝槍先掩護一個人撤退，再掩護第二個人撤退，如此一來，這些人才能安全撤退，否則就會做無謂的犧牲。國軍沒有專門的人來教導各個躍退，在戰場上也不會使用，德軍則把此視為重要的科目。
單兵教練在班教練裏完成以及各個躍退的訓練，是德軍的特點，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入伍生稱為軍官候補生，主要課程就是學習單兵、班、排的小戰術（小部隊的戰術），除了白天出操外，晚上還有入伍生導師為我們補課，講解許多基礎的課程，例如班、排小戰術。等到入伍一年後，最基本的班、排、伍戰術都可以運用了，例如各種地形的攻、防、退、追、遭遇等。我發現其中有一個科目是我們國軍所缺乏的，那就是在宿營或行軍中遭襲後突然發起攻擊，也就是在一個口令之下，將行軍時的三行縱隊立即散開，成戰鬥隊形。通常行軍間呈戰鬥隊形時，速度會比較慢，如果在公路上行軍，一個鍾頭隻能走十公裏，所以必須成三行縱隊行軍，但是在行軍間如果突然受到敵人的攻擊，我們必須立刻從行軍隊形轉變成攻擊隊形。國軍如果有這種訓練，中伏的機會就會減少。總而言之，在行進中要能夠發起攻擊，在宿營中也要能夠發起攻擊，這兩種都稱為奇襲，對我們很有幫助。我回來以後就介紹給國軍。
軍官候補生晚上要學習連的行政事務，例如如何領款、領彈藥、領零件、領被服，還要學習如何送傷患，這些都是連裏麵實際的行動。班長如果每天帶著部隊出操，一定會吃不消，所以德軍的規定裏，教育班長是一周輪值一次，勤務伍長是每天輪值一次。編製內的士官不一定每天與我們一起出操，他們有專門的士官講堂，由全連的軍官分別授課。課程排定後，由軍官教導士官，再由士官教導士兵，較為機密的課程則不必教導士兵。例如我們攻擊波蘭，士官必須清楚波蘭碉堡的構造；如果攻擊蘇俄，也必須清楚蘇俄的情形，這種都是機密的講堂，外國學生不準參加的，但是我穿的是德國軍裝，算是德國人，所以我也上了課。
德軍的規定裏，二等兵的名稱為二等射手，二等兵當一年後就升上等兵，名稱為自由人（德文），袖子上是一個三角形。上等兵不僅沒有人來管，反而還要去管別人，擔任連裏麵很多管理工作，如教育班長、內務班長。尤其在下班後，士官都回家了，就由內務班長來管理。沒有資格升上等兵的就升為一等兵，一等兵的袖子上是一個菱形，沒有資格當內務班長或教育班長。這是德軍製度裏較為獨特的。
在德國，上等兵與二等兵又有另外一個名稱，稱為上旗手與下旗手。到了軍官學校以後就變成下士，過了半年升為上士，年資夠但沒有資格升為上士的就升為中士。這個製度在國內從來沒聽過。但是它的確有道理。我曾經寫過一篇關於德軍製度的報告，父親非常欣賞，也交代陸軍總部加以研究，但是陸軍總部研究之後沒有任何答複。我們常常有很多事情一經拖延就消失於無形了。我在第一師當連長時，曾經把我在德國學習的方法一一加以運用，連裏麵一個空缺都沒有，而且還多了兩個人，他們是來了之後不肯走的。所以並不是不能實行，而是沒有人願意去做。
德軍的規定是一個星期打一次靶，每次打五發子彈；美軍則是規定一年內子彈的消耗量，每次打靶時並不限定數目，能打多少就打多少，一下子就打幾十發，打完以後又要隔好長一段時間才打靶，這種訓練沒有德軍來得踏實。
受訓期間，我們唯一的娛樂就是在檢查清理裝備及整理內務後到俱樂部喝杯啤酒，聊聊天，輕鬆一下。所費不多，隻要二、三塊馬克就夠了，所以德軍規定皮夾裏不能超過八塊馬克。如果皮夾裏的錢超過八塊馬克，而又不幸遺失，失主也不敢告發，因為自己已經犯了規，一旦告發，反而還會遭致“引誘德國人破壞記錄”的罪名，罪加一等，所以在部隊裏麵從來沒有偷竊的事情發生。每一個連裏麵都有一個軍需士，我們的錢可以放在軍需士那兒。
連裏麵有軍需士、被服士、軍械士，管理非常整齊。德國的營房都是三層樓的建築，地下一樓是用來放軍械的。連士官長住在一樓犄角處的套房，妻小也住在一起，平時這棟樓就由他來管，士官長的太太就像媽媽一樣，大家相處起來就像一家人，非常溫暖。
2.山地兵訓練
德國的規定是要先入伍才能進軍官學校。入伍訓練隻有一年，不過是真正在部隊入伍，方式是在每一連裏麵插進一、二個入伍生，讓入伍生能夠領略部隊的生活。我被分配在山地兵第一師第九十八團第二營第五連。
我參加山地兵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覺得它是兵種裏麵最艱苦的，如果我能夠在德國的山地兵接受一年的艱苦訓練，並且通過考驗的話，我回到國內後，什麽部隊都難不倒我了。山地兵的背包比一般軍種還要重。一般軍種的背包是二十五磅，山地兵的背包是四十五磅，再加上武器、彈藥、十字鍬、防毒麵具等，一個人身上大概要背七十磅的東西，所以一場行軍下來是非常辛苦的。每當快熬不住的時候，我就想：“總比國內那些在火線上的人安全多了。”就這樣慢慢熬過來了。
我曾經受過攀登訓練。在山地兵訓練的過程中，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要接受攀登訓練，大約有九分之一的人接受訓練就夠了，因為有人攀岩上去後，就會丟繩梯下來，其餘的人爬繩梯上去就可以。至於接受訓練的資格則是身體強壯以及行動靈巧者。
父子情深
（一）亦父亦友
父親很信任我，也很了解我，我們父子之間沒有保留，也沒有顧忌。我與父親相處的那一段時間，是我這一生中最寶貴的時光，我們之間不隻是父子的感情，也有長官部下的感情，到後來變成好朋友，他一有煩惱就會找我去陪伴他。到台灣以後，父親休閑的地方有日月潭、梨山、阿裏山、花蓮、澄清湖、西子湖、大溪、角板山等地，還有武陵農場和嘉義農場二處地方，這些休憩處不是他新建的，而是原來就有的。這些地方房子並不好，但是環境風景很好，而且遠離城市，每一個地方有其不同的特色。
如果父親覺得累了，或是要思考事情時，都會到某個休閑處度假，少則三天，多則一個禮拜。不過，父親雖然是去休假，還是會接見外賓，請外賓在那兒住幾天。例如奧國的最後一位遜王Autofong Hobsboard，他每一次來都會與父親聊上幾天。這位老先生非常有學問，也很了解東方思想，與父親很談得來，他也講了很多歐洲的事情。我認為我們中國人如果要研究世界問題，對歐洲如果不認識，光與美國方麵接觸，一定是很淺陋的，要與有歐洲文化基礎的人談，才能有所取舍、有所收獲。
（二）慈湖購地
父親不僅會看風水、麵相，還會奇門遁甲。有一次，我們兩人一起到慈湖，在那之前我們都不曾去過。那天我們開車到慈湖附近，車子靠邊停下，我與父親下車走路，走到慈湖入口，父親說：“那裏麵應該有個湖，我們進去看看。”我們走進去一看，裏麵原來是一個土法開采的小煤礦，已經開采完了，變成一個廢坑，外麵髒得不得了，都是煤渣，我們走了一圈，父親就用手指了一指說：“就是這個地方。”我不解地問父親，父親就說：“這個地方好，我們下次再來，今天沒時間了。”他要我第二天查地圖，確定位置，當天夜裏我就查了地圖，地圖上果然有湖的標示，而且後麵還有一個湖。
第二次去慈湖時，父親帶了一個羅盤，我還是第一次如此仔細地看中國羅盤的模樣，父親說：“你們光曉得有三百六十度，其實中國羅盤有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每天有一度。”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外加六小時，其實這六小時是五小時四十八分四十六秒。羅盤裏麵有六十四卦的卦位，六十四卦裏麵每一卦有一百分刻，我就聯想到軍事除了三百六十五度之外，還要有六千四百個定位，如此才能定得精確。父親一方麵教我使用中國羅盤，另一方麵拿著羅盤對方位，對到一個地方時，父親說：“就在這。”這個地方就是現在慈湖四合院的所在地，他說：“你打聽打聽，這個地方他們賣不賣的，如果要賣，我們就買下來。”我說：“父親不能再講了，講了以後明天就漲了十倍的價錢。”回來以後，我就托朋友去問地主，地主一口答應，因為那個地方已經生產不出煤來，形同廢地了，有人要買，當然很高興。當時父親還說：“看樣子，那邊有個山腰，過了山腰應該還有一個湖，下次找個機會去看看。”後來我們又再去一次，果然又有一個湖，他看了一看說：“就是這個地方好。”我們把那塊地買下來後蓋了一個四合院，完全按照溪口鄉下我們的老四合院的樣子蓋。
後來我在高雄認識一個人，這個人小學沒有畢業，賣報度日，但是他是一位奇門遁甲的能人，拜濟顛活佛為師，曾開過一次堂。我先認識他的師弟，他的師弟是台大畢業的。這個人不會講台灣話，講台灣話無法成句，可是等到濟顛活佛一上身，他講出來的話都是四六句的文章，真是頭頭是道，與原先的他判若二人。有一次，他拿了一張大紅紙，畫了慈湖的山勢圖後對我說：“這個山勢是一條龍脈，有老龍、大龍、小龍，那隻小龍就是你。老龍的龍鬢勾著大龍的龍鬢，把他提拔起來。小龍在慈湖的另一邊，頭回過來向老龍致敬，老龍用一隻眼睛看著你，他始終在照顧著你，但是並不把你拉起來，這是幫你的忙喔。你不要以為老龍沒有照顧你喔。小龍後有一個後慈湖，大龍後有一個前慈湖，你不要以為前慈湖的水有多麽好，要不是後慈湖的水流過來幫助他，前慈湖的水早就幹涸了。前慈湖是你哥哥，後慈湖是你，你始終在幫助他，可惜前慈湖的水位不夠高，堤壩做得太低，如果水位能夠再提高一尺，對你哥哥有幫助。”我說我不能講話，他說：“你將來會有機會的。”後來過了一段時間，堤壩崩潰了，水通通流光了，他們再造堤壩時，我就暗中跟建堤壩的人說加高一尺，使水位能夠提高。
這種奇門遁甲很玄妙，我常常說以我的知識與學問不夠資格說我信，更不夠資格說不信，要說不信還得有相當的學問來證明這套東西是站不住腳的，才能說這一句話，我說不出來，我隻能說我承認這許多事實。這幾十年來，我也親自看過許多事情，並不是假的。不過，這些事情不能走火入魔。我相信一個理論，每一件東西的本身都有一正一反在裏麵，而不是兩件東西相對稱，否則每件單獨的物體不會存在，因為單陰不成，單陽也不成。
（三）學理溝通
1、道德與學術
我與父親兩人常常相互發明，在哲學基礎上，父親指導我的很多，但是也由於我能體會父親的哲學思想，然後再從科學方法上向父親建議，所以他也欣然接受。有一次為了一個想法———選擇幹部究竟是道德重於學術還是學術重於道德，我們爭論了兩個禮拜，最後父親接受我的意見。一般來說當然是道德重於學術，不過，我認為在方法上一定是學術第一，不講道德，因為我們不能寄托在道德上，我們說某人是個了不起的君子，這是從結果顯示，而我們選擇幹部時，事前無法知道他的道德是否崇高。所以事前選擇幹部的依據隻有學術，學是理論、術則是方法。我舉了一個例子向父親說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學無術的人，帶頭者道德學術兼備；另一群人則是學術超群，帶頭者也是道德學術兼備。前者帶的這一群人雖然品德好，但不學無術，他自己雖然品學兼具，但是這也要幫忙，那也要幫忙，非常辛苦。我跟父親講：“那就是您。”後者的一群人是以學術取向，帶頭者也是品學兼具，他可以依照所屬的心理趨向，讓他們各盡其才，各取所需，這一群人便相安無事，所做的事情也都非常順利。
道德確實有其絕對標準，但是大部分的人隻是一個相對標準，有些人品德不好，但是他願意在跟隨你的時候把壞的品德藏匿起來。例如有一次英國政府從死刑犯中挑選四個學有專長的人做敵後工作，完成任務後，英國頒發他們最高榮譽勳章———吊襪帶勳章，試問這些人究竟是有品德還是沒品德？由此可知，道德一事非常難以論斷，因此選擇一個幹部隻要看他能否在工作上發揮最高的效率就行了，其他的不必多計較。
後來我的思想也慢慢成熟，同時以我數理方麵的基礎，加上對政治經濟的了解以及對社會事物的體會，在軍中也是從戰鬥戰術的階層慢慢往上進入戰略的階層，所以與父親談話時非常容易溝通。我有一位司機講過一句話，我非常欽佩，他說：“一個人要用錢賺錢，一點本錢都沒有，賺不了錢；一個人要用學問賺學問，一點學問都沒有，沒有辦法接受新的學問。”總理曾經引用曾國藩的一句話：治學如積財。學問是一點一滴堆積起來的，不是一蹴可及，立刻就可以變成學問家的。我非常欽佩清室的皇子教育，他們的訓練非常嚴格，文武都重視，後來是因為慈禧太後垂簾聽政，使得皇帝無法施展抱負，所以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無用武之地。
2.代擬訓辭
在軍事科學上，我幫父親寫過很多東西。我寫了之後，父親有時雖然改了幾個字，但是使我領悟很多，他改得非常高明，在全篇裏麵加上一兩句，整篇文章就完全不一樣，有畫龍點睛的效果。其他有關製度、吏治、立法等方麵的文稿，甚至於有很多訓辭都是由我捉刀的。當然，在執筆之前，我會先與父親討論，多半是我們聊天時我提出一個觀念或貢獻一個方法，父親同意後，有時他會要我先寫出來，通常我回到房間後都會連夜寫出來，等到第二天早晨七點鍾陪父親散步時呈給父親。後來我也能體會到父親與總理許多思想觀念都是在商談討論之下發展出來的。
此外，父親有許多的講稿也是我替他擬的。最早替父親擬稿的有陳布雷、陶希聖兩位先生，陶先生最傑出的兩本書是《中國之命運》、《蘇俄在中國》。可惜《中國之命運》的原稿被燒掉了。秦孝儀、陶聖芬、楚崧秋、蕭誌成也曾先後執筆；有些人則是從記錄開始做起，後來都是做事務性的工作，如孫玉宣、周宏濤。周宏濤的父親很早就過世了，是他祖父把他帶大的，他的祖父周景琴，是總理時代第一任軍需署署長，他的長相也最像他祖父。我與周宏濤是奉化縣幼稚園同坐一條板凳的同學，他也是我在台灣唯一最早的同學。那時候我才六七歲，他比我小好幾個月，陽曆是民國六年生，農曆還是龍年，所以他也是“龍會”的。
3、科學管理
有一次父親問我：“你看我們政府的組織，最不理想的是哪個單位？”我笑了一笑說：“父親，您真的要我說嗎？我憑良心說，最糟糕的就是總統府。”父親說：“我與你有同樣的看法，你倒是提一點糟糕的方麵來說說。”我說：“總統府的職務責任是哪一方麵，就應該根據這個責任來決定它的組織，我發現到現在為止，總統府的總體尚未定型。這是從目的論的角度來說，以方法論來說，總統府管檔案的人與當年在南京國民政府管理檔案的是同一個人，他雖然滿腦袋都是檔案，但是對於檔案的管理沒有科學方法可言，全國沒有一致的編號。從總統府歸類、編號，到每一個縣市政府，應該有一個統一的辦法。父親現在要調某一個檔案，如果那位管檔案的人在，他很快就能找出來；如果那個人不在，別人根本無從找起，就是因為檔案沒有統一的編號。從總統府的檔案到父親身邊的檔案，您的機要秘書都沒有用科學方法來管理。舉個最小的例子來說，為父親管理相片的人沒有按照時間排列，我提供他一個方法，寫上年、月、日、時，再加上地點、事項說明，如此相片管理就很有規則了，結果他連這些都沒有做成檔案管理。”父親聽了我的報告之後很有感觸，他說：“你到德國之前，我告訴你要注意德國的軍製，果然你這幾年對於軍製的知識與運用一直擴大到整個行政，很好很好，你還是繼續注意。”
（四）治療打嗝
民國六十二、三年間，有一次父親連續三天三夜打嗝，無法入睡。榮總的醫生開藥給他吃，又給他吸氧氣，都沒有治好打嗝。後來又要父親吞砂糖，刺激喉嚨，也不見效果。其實打嗝就是橫隔膜痙攣所引起的，我到官邸時，看父親打嗝不止，就問父親：“父親信不信得過我，我用氣功試試看。”那天父親剛好坐在一把藤椅上，他說：“你現在還行嗎？”我說：“現在我雖然已經退火很多，但是如果時間稍微久一點，也許還可以。”他聽了就說：“好，你試試看。”我就把西裝上衣脫下，解掉領帶，把手放在父親的橫隔膜上麵，過了一會，我問父親有沒有感覺一陣熱氣透進身體裏麵，父親回答有，而且還感覺到很微細的震動，我就說：“那就行了，請父親忍耐一段時間。”在治療的過程中，我的右手累了就換左手，左手累了就換右手，前後進行了半個鍾頭的時間，父親的打嗝就治好了。
（五）無限哀思
父親過世以後，他的遺體暫存於榮總冰庫，當醫護人員將父親的遺體從冰庫移出來時，有專人幫他洗澡、化妝，最後要幫他穿上衣服。按照傳統，這件事應該是由長子來做，但是哥哥不懂這個規矩。我跟哥哥說：“你先把衣服套在你身上，從裏麵一件一件加上去，不要扣扣子，然後整個取下來，由我扶著父親，你幫父親穿上衣服。”哥哥說：“我們一人套一個袖子吧！”我說：“不，這是隻有長子才能做的。在身上套衣服，也隻能由你來套。”後來哥哥就按照我說的方法做，替父親將衣服穿上，然後由裏到外將扣子扣好，最後扶著父親的身體，讓父親躺平。這一切事情都是在榮總懷遠堂進行的。父親的遺體也是安置在懷遠堂，擺置遺體的地方不大，僅僅夠擺一張小床，再加上一張椅子，天花板上麵有一盞小燭光燈泡的燈，我一個人坐在那兒守了一夜。當父親的遺體還安置在懷遠堂時，哥哥沒有來守靈，連後來父親的遺體安放在慈湖時，他也有兩夜沒有替父親守靈，我則是從頭到尾守靈，一夜都沒有離開。那一陣子，我不知道哪裏來的精力，整整一個月頂下來。那時候我是戰爭學院的院長，父親過世後，我沒有請喪假，晚上守靈，白天還到學校上課。而且那時候我的課排得很密集，重要的課程都是我自己來教，因為剛開始教官訓練得還不夠，特別是將官班，都是我一個人教的。那一個月內，我上午上課，下午備課，晚上守靈，就如此頂下來了，也不覺得疲倦。後來，哥哥的《一月守靈記》出版後，有好多人寫信來罵我，說我沒有替父親守靈。父親有一位專屬照相師胡崇賢先生，外號叫“胡照相”。有一天，他拿了一張相片給我，那張相片是我在榮總懷遠堂，坐在父親遺體旁邊哀思時，他幫我拍的。除了我以外，旁邊也沒有任何人在，他拿相片給我時跟我說：“緯國，以後再要有人說你沒有守靈，你可以拿這張相片給他看。”我現在正在找這張相片，因為太具有曆史價值了。這次我生病以後，很多東西的放置位置都忘了，一下子也記不起來。這次的病，實在是非同小可，記得在我失去知覺之前，我還很冷靜地將我的私房錢交給內人，所以，我跟我內人開玩笑說：“如果我能夠僥幸活下去，我就要開始‘吃軟飯’了。”
我是一個喜歡講笑話的人，但是自從父親過世之後，我有三年的時間沒有講笑話。因為父親過世那段期間，是我心裏最苦悶、最傷痛的時候，後來朋友們覺得我變了，不再像從前那個樣子，他們就逗我，要我講笑話，可是我實在講不出來。有一次，我突然想起，在守靈期間，曾經發生了一件實在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我有一個老部下，退伍後開了一家棺材鋪，在瞻仰儀容的那段時間，他也到國父紀念館瞻仰領袖儀容。他見到我就遞了一張名片給我，我看了就說：“你現在從事服務工作啊。”他接著問我：“老長官，請問棺材準備了沒有？”我說：“我們已經買好了。”父親過世後，我們就立刻派人到香港買壽木，因為老夫人主張用西式的。說老實話，我也喜歡用西式的，看起來比較舒服。他聽完就說：“老長官，將來你有什麽需要我服務的，請你隨時打電話給我。”我說：“謝謝，但是等到我需要你服務的時候，我沒有辦法自己打電話了。”他竟然還說：“沒關係，叫你副官打好了。”實在令人哭笑不得。
（六）永遠的哲人
我研究父親的一生，發現父親的哲學藝術就是“化敵為友”，比孫子兵法裏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還要高明。我常聽到很多人批評父親不夠心狠手辣，沒有消滅與他敵對的人，我認為如果父親要用這種手段，他自己老早就被消滅了。他從來沒有處於順境，一天到晚四麵楚歌，不論在政府裏或是黨裏麵都是如此。他不過是高階的軍人，還在一大群軍閥裏麵求生存，他所交往的人都是敵對的，可是他能夠與他們和平相處，最後是化敵為友，即或是不與他成為朋友的人，也不再與他敵對。
蔣緯國口述自傳（6）
幾點答疑
問：聽說老先生有一個習慣，他不與黃埔學生握手，也不給錢，但是遇到非黃埔學生，也就是其他各軍係投誠過來的將領，不僅會與他們握手，還會一見麵就給錢，而且有的給很多。請問您對這個問題，有無補充或解釋。
答：我沒有特別的證明可以證實這件事，但是我想父親這麽做也是人之常情。我追隨父親幾十年，發現他最高的藝術是化敵為友，保持相安無事，到時候能用則用之。固然有時候他也受到欺騙，也因此而影響大局，但是，這點終究還算小事，在重要問題上，他都是以爭取同盟為主要目的。這些非中央軍係的將領，因為父親仁慈為懷的精神，而被爭取過來者為數不少。父親不管對方是好人還是壞人，都盡力把他爭取過來，至少讓他們不鬧事。有些人確實把心轉過來，有些人則貪圖一點好處，所以父親或多或少都會給予一些金錢上的資助。有些地方，父親則是動之以情。他通常是派哥哥去國內的大老處，如果有國際人士來華，則派我去接送。雖然父親沒有明講，但是我的體會是如此。父親也知道我懂得這一套應對進退的方式。除了公務之外，晚間還要我去關心客人的居住情形，讓客人覺得很開心。此外，馬步芳、馬步青及龍雲等人，父親也是派我去聯絡感情。我總覺得父親對人誠懇、熱心，盡量讓別人不感覺自己是外人，然後再給予一些好處。送錢大概都是透過哥哥，送禮物則是透過我，這是兩個孩子運用不同的地方。國外的老太太則透過老夫人打理，與她們喝茶、話家常、送禮物。如果是年輕一點的朋友，就由我和內人一起去。這些事情，我們都做得很周到，在不知不覺中，父親不僅對外國人，就是當年邊區的領袖都拉攏得很好。我也從這點領悟出來，父親比孫子兵法高明，孫子兵法講的是不戰而屈人之兵，而父親的方法是化敵為友。不戰而屈人之兵還要備戰，顯示國威，使得對方不敢輕舉妄動，但是對方仍然處於敵對狀態，而化敵為友不僅消滅了阻力，甚至還使阻力變成助力，固然後來有若幹令人失望的事情發生，但一般來說，情況都在掌握中。父親從來不假手秘書，也不用打字，都是以親筆信函與他們聯絡。民國三十七年十月某日，我到北京去看傅作義（時傅擔任華北剿共司令），傳達父親的意思，本來父親希望傅作義往海邊退，而且接他的船都準備好了。我為了表現誠意，還對他說：“父親說如果您朝東走，要我在這裏多待幾天，陪您上船，隻是我沒帶人來，起居方麵要麻煩老伯了。”這就是表示我的誠意，願意做他的人質，並且跟他一起上船。他說：“你回去跟令尊說，這邊沒有什麽事情。”雖然他嘴裏這麽說，但是當時我就感覺到他的神智非常不穩定。他拿了一支煙，放在嘴裏，拿著火柴沒有點燃。跟我講話時，在亭子裏轉來轉去，他給了我一支煙後，替我點火，過了一會兒，他又拿了一支香煙給我，原來那一支才剛點著沒有多久。他又從口袋裏拿了一支香煙往自己嘴裏頭塞時，才發現嘴裏已經叼了一支煙，而且那一支香煙也沒有點著。從這些舉動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很不穩定，究竟是要撤退出來到南部重起爐灶，或是回老家包頭，還拿不定主意。他總覺得以保全自己為要，而且我去見他時，在在表示父親對他的關切，沒想到他最後還是選擇回包頭。
東北的失敗，衛立煌要負野戰戰略錯誤之責。好幾次都是父親將局勢部署好，要他執行，但是他都沒有照著做，聽說還把運輸隊用來運送他自己的東西。但最大的錯誤還是軍政方麵的錯誤，也就是沒有接收偽滿軍。
問：大家認為老先生指揮部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老先生指揮部隊最大的弊端就是自己支配部隊，不告訴其部隊長，到最後大家才發現自己部隊不知在何處。您對這點有何看法？
答：有人認為這種做法是不按常理出牌，而且越級指揮也是指揮上的大忌，可是，有一點我們可以看出來，許多高級將領指揮部隊，到最後卻使得部隊四分五裂，父親隻好親自逐次將部隊整合起來。每當他親自指揮的時候，雖然表麵上看起來是越級指揮，但是事實上他是將部隊整合，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父親為了後勤補給的方便。我們的野戰高級軍官，往往疏忽爾後的部隊行動與後勤補給之間的聯絡，父親親自督導下一級或下二級的部隊開往某處，使前方部隊與後方補給能夠連接得上。第三個原因則是對某一個部隊有懷疑，不得不臨時給予任務，將部隊調開。這點是事前不能說的。有的時候，父親將特別親信的部隊臨時調來，該部隊的上級不一定知道。還有一個理由則是就近派一個部隊，脫離戰鬥序列，前往某地區執行任務。等到部署好後，父親就親自到前方監督，這個部隊等於是他的警衛單位。這也是事前不能說的。父親經常在前方，很多人都說這樣太危險，不過父親都會調派適當的部隊先行部署後，再行前往。父親不是不知道越級指揮是兵家大忌。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可能是中高級的部隊長根本就不懂得指揮，父親基於愛護部隊長的心理，就替他指揮部隊。例如赫赫有名的方先覺，他守衡陽時，前後守了四十八天，但實際上是老先生親自守的。衡陽外有一個高地，高地上麵一個部隊都沒有，父親告訴方先覺如果高地失守，衡陽也會跟著失守，守衡陽是個戰略，守住高地則是戰術上的措施。結果第二次父親去看時，方先覺隻派了一個班守高地，父親又說了一次之後，他總算派了一個排，父親對這件事很不高興。後來父親提醒方先覺要派一個營守住高地。當高地隻有一個排看守時，曾經被日軍攻取，方先覺指派了一個連，也無法攻上高地，後來是逐次增加到一個營的兵力時，才將日軍消滅。更令人驚訝的是，日軍隻有一個班在高地上。奪回高地後，父親說這個高地要確實守住，所以衡陽才在拖了四十幾天以後才失守。從這個例子來看，有些地方實在不得不越級指揮，因為有些部隊長靠不住。很多部隊長從軍校畢業之後，沒有多久就升級當營長，部隊指揮經驗實在不夠。
問：老先生一向很注意省籍的平衡問題，所以劉安祺當總司令時，他曾經跟劉安祺開玩笑說：“幾個兵團司令都是安徽人。”但是為什麽在抗戰勝利後，老先生把軍隊集中在三個人手裏，一個是陳誠係，一個是胡宗南係，一個是湯恩伯係，而且每個人的軍隊都超過五十萬人，陳誠的軍隊更多，此舉引起其他人不滿。巧合的是，這三個人都是浙江人，所以我講一句不該講的話，如果真的把“國軍”變成“浙軍”的話，會造成其他軍隊的反彈，對局勢影響很大。
答：我想這個現象恐怕也是時勢造成的，他們雖然都是浙江人，但是彼此並不合作，而胡宗南在西北，陳誠在東南，湯恩伯在江蘇，部隊都不在一起。我對胡宗南將軍很失望，父親那時對他非常器重，把最好的幹部都派到西北，但是他都沒有好好運用。
問：陳誠用的是保定軍校及陸大畢業的學生，胡宗南用的是黃埔軍校及陸大畢業的學生，湯恩伯用的是士官學校及陸大畢業的學生，每個人都用自己母校的學生。三個人的基礎都不一樣，比較起來，保定軍校與士官學校差不多，黃埔軍校稍微差一些。以潛伏的共產黨間諜來說，陳誠的部隊較多，胡、湯二人所部差不多。
答：軍隊的幹部教育很重要，當年這些將領除了軍官學校教育之外，戰術教育及戰略教育是無從無處去學習的。
問：他們當然有一點戰場經驗。
答：隻憑戰場經驗是非常可怕的，因為每一次所遇到的狀況都不一樣，用同樣的方式來處理並不妥當。有人說中共了不起，他們有所謂的“一點二麵”、“圍點打援”、“阻援打點”，隻用一句話就可以傳達戰術。 “一點二麵”的“一點”是指目標，“二麵”是指兩路進軍，聽起來很簡單，大家也稱讚中共是用最通俗的語言，來表達他們的戰略思想。但是如果一路是從西南、另一路是從東南包圍上去，包圍時候的攔截點應該如何選擇，他們並沒有明確的指示。究竟是“阻援打點”還是“圍點打援”？也沒有說出個所以然來。為什麽此時要“阻援打點”，另外一個時候要“圍點打援”，假定是一個包圍，為什麽要用一一包圍？或二一包圍？他們的術語都是隻有開頭而沒有結尾。中共直到把我們的戰爭學院課程偷去後，才有完整的野戰戰略教育，從他們所編印的《大部隊指揮》，可以明顯地看出來。該書的內容就是戰爭學院的教材，而我方反而疏忽了這點，我覺得郝柏村該負責任。他在戰爭學院又加上一個班，沒有進過那一個班就不能升將官，於是就貶抑了野戰戰略教育。現在課程時間又縮短了，磨練也不認真了，老師為學生們講解時，也不再注重分析理由。當年我們在戰爭學院上課時，一定會讓學生知其所以然，但是現在很多人都不求甚解，所以我方的削弱等於加強敵人的實力。
問：譚延闓在世時，對老先生非常好，而且這個人的政治手腕也高，如果他在世，就不會發生扣居正、扣胡漢民等事了。我看過他與趙恒惕之間的信件，他的字寫得相當漂亮，而且寫得規規矩矩的。
答：他的長子譚伯羽與我較熟，早年在駐德大使館當經濟參事，為人相當君子，而且德文相當好。他說起德語來，與德國人一樣好，好像德文是他的母語一樣。我到德國留學時，他非常照顧我，隻要是我的事情，他都會直接或間接幫我的忙。我在柏林時，也經常到他家去。
蔣緯國口述自傳（7）
家世與童年
身世之謎
有人說我是因為哥哥說蔣家人以後不會再做“總統”，所以我想改姓，認祖歸宗。事實上，我並沒有想要認祖歸宗，隻是覺得把這一段事實記錄下來，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沒有一絲邪惡存在，而且我也不想當“總統”。
民國七十九年“總統”選舉時，蔣家已經開始被打擊，所以大家就建議我改姓戴。他們認為這樣一來，競選“總統”的事就跟蔣家無關。我說：“我無須考慮認祖不認祖的問題，這兩位爸爸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是戴先生的義子，安國哥已經不在了，我有責任照顧戴家。而總理的思想能夠傳下來，全靠戴先生；總理的事業能夠傳下來，全靠蔣先生。他們兩人，一個是理論派，一個是行動派，這兩位上人都是讓我覺得驕傲的。我不需要去認誰是父親或認誰不是父親，你們如果有更多的資料足以有個結論，我亦希望能夠弄清楚。
當年父親從日本回到上海，被陳其美任命為滬軍第五團團長，辛亥革命光複上海後，陳其美由紳商及會黨擁為都督。後來因一次密謀策劃的暗殺，父親得以在陳其美的別館結識了一位年輕女子，那時父親正值二十出頭，兩人喬裝為夫妻，混進府裏刺殺某人。那位年輕女子就是我的母親，不過黨史裏並沒有記載她的名字。他們完成任務之後，隱藏在上海法租界裏，不久之後，就拿著黨預先準備好的兩張船票，搭乘一條日本船到日本去，兩人就在日本結婚。袁世凱下令捉拿革命黨，許多革命前輩都到日本避難，父親與母親在日本與革命先進一起生活，總算過了幾年安定的生活。
數年後，他們自日本返國。剛回國時，父親還在交易所工作過一段時間。在那個時候，父親還寫了一部《經濟學》。這點很重要，但是很少人注意到。
父母親回國後，住在陳果夫先生家的閣樓上，父親的經濟狀況也不太好。論輩分，陳果夫先生比父親小一輩，但是他們的年齡和父親差不多，果夫先生的黨齡相當早，尤其是陳家與黨的關係非常深厚。
（一）革命夫人
在我的印象中，母親與革命先進們的夫人都相處甚歡，例如居正夫人、吳禮卿夫人、陳果夫夫人、陳立夫夫人等等。革命先進的夫人都在黨裏工作，她們有個性堅強的一麵，再加上她們從事革命工作，其理念就在於追求中國的道統，為人不會奸刁。從小我對她們的印象都是覺得她們很仁慈，而且她們也都對我很好。以居伯母來說，她平時與我們相處時，個性很活潑。她生了很多女兒，還把這些女兒送給好朋友，其中大女兒被送給一位日本朋友，長大後嫁到台灣張家，生下張建邦，所以張建邦應該要叫我舅舅。
民國十六年，北伐到了一半，發生寧漢分裂，這時候我和父母親寄居在上海朱姓朋友家。朱老先生的太太是我母親的姨母，向來父親有事都住在朱家。朱老先生也非常愛國，他從事房地產生意，同時也開設了一家上海最大的火柴工廠，我們經常住在他們家。那年在朱家的三樓陽台上，父親母親分別坐在大理石圓桌兩旁，我站他們兩人中間。母親對父親說：“我能夠幫你的忙到此為止，今天的問題是出在廣東幫身上，如果你要繼續革命，你就得把廣東幫團結起來，否則恐怕就散掉了。”父親說：“你的意思要如何整合呢？”母親說：“我不是跟你開玩笑，現在革命的成與敗就在一個人手上。現在宋家老太太與三小姐正在東京，如果你願意，我跟你就在此地分手，你去找孔家大哥（孔祥熙），請他陪著你到東京向宋老太太、三小姐求婚，如果你肯這樣做，重新把廣東幫整合起來，那麽以後的革命還有希望，我能夠幫你的忙就到此為止。今後是建國的時候，需要學術的幫忙，多過於冒險犯難。你如果願意，就把孩子交給我，我一定把他培植為可用之人，或者你要帶去也可以。如果你把孩子交給我，我就把培養這孩子作為下一段的革命事業，我唯一能幫你忙的就是這件事。如果你要把孩子帶去，我就重新開展我的革命工作。”父親聽了以後說什麽都不肯，最後母親就用了一個殺手鐧，她說：“我沒有想到你對革命工作還猶疑不定。如果你不想革命，我要革命，我們還是得分開，我做我的事情。如果你想革命，就照著我說的去做，我們理智的分開，如果你不革命，我們就是情緒性的分開，我繼續去參加革命，你走你的。”父親被母親如此一說，也沒什麽好選擇的了，就對母親說：“照你說的，要如何做法呢？”母親說：“你趕快去找孔大哥，他會陪你去的。”就這樣，父親到了日本。當年十二月父親就和宋美齡女士在上海結婚。
（二）吃齋信佛
打從民國十六年，母親帶著我到蘇州居住以後，一直就是吃長素。因為她有血壓高的毛病，那時候也沒有好的藥物可以治療，隻有用放血的方式降壓。剛開始，母親隻在初一月半吃素，後麵就改吃長素，不過她可以吃雞蛋。據說那時候吃長素的人可以吃雞蛋，但是要吃素蛋，因為素蛋沒有生命，不會孵出小雞。鄉下賣雞蛋的人都很講究，配種的雞蛋都是用來孵小雞的，賣到市麵上的蛋都是素蛋。
（三）戰時生活
抗戰的時候，父親給母親的月規是四十六元大洋。這些錢都是父親托果夫先生給母親的，可是打了幾年仗之後，幣製改成法幣，母親問果夫先生能不能每半年領一次，至少還可以做一點事情，他不同意。等我從國外回來，這些錢更不夠用，我就想向果夫先生借二十萬，並向他說明：“隻要緯國沒有被打死，抗戰之後，一定全數奉還。”他說：“你問我借，我問誰去借啊！”我心裏想，不借就不借，我這輩子也是第一次開口向人借錢，用這種口氣算什麽呢？不過，我總要把母親養活，我也從來沒有在父親麵前提過生活的困難。
秀才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寫作。我就開始寫作了，寫了幾本書之後拿了一些版稅，這些錢給母親生活是夠了，其他一些叔叔伯伯都會拿些實物送給母親和我，例如毛巾、牙刷、香煙（我不抽煙，香煙是給母親抽的）。有一位伯伯送了我一張床單，我把那張床單剪成兩份，一份給居正先生的長子居伯強，他那時候是戰車第二旅修理工廠的廠長。他的人格非常清高，絕對不拿任何一筆非份的錢。他也是留德的，所以我們兩人的交情非常好，我們共用這張床單，一人一半。後來他死了，是窮死的。我們沒有拿過父母親的錢，胡宗南長官也沒有暗中津貼我們一點，就這樣一直捱到抗戰結束。我報到時體重是一百五十二磅，等到抗戰打完時，隻剩一百一十二磅，所幸還活了下來。
我從德國回來後，就把母親接出來。起先住在成都，後來我又把母親送到蘭州。當時的行營主任兼甘肅省主席是朱紹良先生，福建人，母親在蘭州的住處就是他安排的。在上海我們有兩家來往的人家，一個是母親的堂姐及姐夫，但是來往機會較少；另外一家是朱家，朱老太太是母親的遠房姨母，為人非常好，她帶著母親吃素念佛。朱老先生除了經營房地產外，還經營自來火工廠，是當時上海兩家自來火工廠的其中之一，我們每次到上海都是住在朱家。朱老先生的孫子朱家鶴正好在蘭州某銀行當經理，他大我三歲，母親平日的生活起居都是由他照應。就這樣子，母親總算在蘭州過了一段比較安逸的日子。
抗戰勝利後，母親又搬回蘇州南園，這個住處現在被中共作為招待所。
（四）定居台灣
母親沒有兄弟，隻有姐妹，遠房兄弟倒是有幾個，其中有一家與我們較常來往。大表哥留在大陸沒有出來，他的名字叫金河，二表哥銀河也沒有出來，隻有三表哥菊河到台灣，來台後改名為明良，現已過世。母親還有一位堂妹，排行最小，嫁給一位丁姓“國大”代表，也來到台灣，他們有幾個子女現在也在台灣，但是我們很少來往。姚琮與我們從來沒來往，他也不是母親的兄弟，而且如果他是母親的兄弟，基於宋氏夫人的關係，他不可能在侍從室任職。不過，私底下，宋氏夫人與我母親兩人彼此非常尊重。
到了台灣以後，母親在台北住過一段時間，沒有多久，就搬到桃園。石家丈人在桃園開了一家大勤工廠，工廠旁邊有一片眷區，在眷區邊上有一塊空地，大勤工廠的工人幫我們在那塊空地上蓋了一間小房子，總共花費十二萬，石家丈人還說等我們搬走時再還我十二萬。原本他預備撥一棟房子給我，我沒有接受，一方麵離眷村太近，另一方麵我不願意欠他人情。
母親在桃園住了好幾年。一直等到我在台中蓋了一棟小房子後，母親才搬到台中。那棟房子就在宜寧中學旁邊，土地是我所有，房子也是我自己蓋的。宜寧中學的總務科長是我們的遠方親戚，他經常照顧我母親。我買那塊土地時，始終認為是與學校分開的，但是，學校行政上卻把我的土地編在校產裏麵，後來這塊土地我也不要了。我辦宜寧中學主要是興學，不是用來賺錢的。我是宜寧中學的創辦人，剛開始我是董事長，後來哥哥為了靜心小學的事情，要我離開，我就辭掉兩所學校董事長的職務。靜心小學與宜寧中學兩個董事會，事實上是同一批人。
母親住的那一間房子原來隻有一層樓，有一間客廳、臥房與飯廳，屋子後麵還加一個小廚房，後來我就把閣樓改裝成一間房間以及一間浴室，母親就一直住在樓上。房子旁邊有一間餘房，是傭人住的地方，樓上也有一間閣樓。母親過世之後，這位傭人變成學校的工友，那間房子也變成宿舍。學校把槍交給他，他就把槍放在閣樓上，事前我也不曉得。
（五）長眠九泉
民國五十六年，孔祥熙院長過世，父親要我護送老夫人到美國奔喪，那時候還沒有噴氣式飛機，我們搭乘的是C54專機，這種飛機要飛幾站之後才能抵達火奴努努（檀香山），加滿油後，還要等待好天氣，才能一口氣飛完東太平洋到舊金山，在陸地上還要分幾段行程才能抵達紐約。孔院長的喪事辦完後，老夫人留在美國就醫，我趁此機會到加拿大參觀“World Export 67′”。我陪老夫人回台途中，在舊金山接到內人的長途電話，才知道母親已經過世了。不過，我在離開台灣之前，已經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墓地、墓園已經做好，守喪的房子也蓋好了，母親的墓很像一棟房子，與附近的民舍一模一樣，所以根本看不出裏麵有墳墓。我離開台灣以前，曾經交代過，萬一母親不治，就由我所指定的四個男人將母親移下樓來，而且不論路線、方法都先跟他們說過，並且交代他們把擔架放在救護車上，救護車直接開到墓地，棺材就放在墓穴旁邊，在墓穴旁邊舉行大殮，這些事情都由內人負責。我臨走前，還寫了一張單子，上麵寫明方法與過程，他們就照著這些過程來處理母親的後事。我在舊金山接到內人電話時，第二天，兼程趕回台灣，向父親報告以後，我就趕到台中，喪禮已經在前一天舉行完畢。
母親年事已高，而且曾經輕微中風，起先還能走動，但是她摔了一跤之後，中風更為嚴重，無法走動。母親去世時是七十九歲，那年我五十一歲，所以我在墓碑上寫道：“辛勞八十年，養育半世紀。”
蔣緯國口述自傳（8）
家世與童年
童年瑣憶
（一）死裏逃生
民國六年前後，我生了一場重病。剛開始，父母親以為我得了急驚風（因為穿堂風驟然把門窗關上，引起驚嚇，而哭鬧不停），他們為我請了一位日本醫生。這位醫生在上海很有名，根據他的診斷，我得的是腦膜炎，可能是被蟑螂傳染，但是他也沒有治好我的病。果夫夫人看父母親每天抱著我，便教訓了他們一頓：“你們兩個人究竟是來革命來的，還是來抱孩子來的？為了小孩，你們也不革命，成天躲在閣樓上，就曉得抱這個小孩，抱得活嗎？你們又不懂抱孩子，現在又放棄了革命，你們成天在此地苦惱算什麽呢！從明天起你們兩個都出去做事，孩子交給我，這孩子保得住就保，保不住也就沒辦法，隻好聽天由命。”父母親被果夫夫人這麽一說，就出去工作了。當時是上海最亂的時候，黨員人數不多，大家分配事情做，忙得很，總理本人雖然沒有消沉，但是也實在是一籌莫展。
那時我已經奄奄一息，果夫夫人就到隔壁中藥房抓了一副“金老鼠屎”。這種藥比普通“老鼠屎”重一份藥量，而且用金紙包起來，所以稱為“金老鼠屎”，樣子跟米粒很像。通常這種藥是有人吞鴉片煙自殺時用來解毒的。果夫夫人喂我吃成人份量的一倍，第二天，我就睜開眼睛，也不哭鬧了，非常有效。果夫夫人又到中藥店去抓了一副成人份量的“金老鼠屎”，吃了以後，我的病就好了。不過，那位日本醫生還是繼續來看我，讓我服用西藥，他特別交代了一句話：“這個孩子以後求學的時候，凡是與計算有關的，在初中以前，不能超過一個鍾頭，在高中以前，不能超過兩個鍾頭，過了高中之後，腦子已經成長完成，就不必限製時間了。”我小時候一向聽話守紀，所以年齡比較大之後，聽母親這麽講了醫生的指示，就照著吩咐做， 一直到高中畢業才停才。真是感謝老天，我的腦子沒有因為這場病而受傷，病後的保護也一直很好。
有一年，果夫夫人在台北過八十歲壽誕，席開八十桌，那時我正在高雄大演習，特別搭飛機回來為她祝壽。在壽席間我把當年她的救命之恩告訴賓客，並敬了果夫夫人三杯酒，再跪在地上磕了三個響頭。然後我又連夜搭火車回高雄繼談演習。
在我的生活過程中有一段痛苦經過，那就是童年時光。
父親在十六歲時（民前十一年）與毛氏夫人結婚，不過，父親在出國之前（民前四年）就已經把毛氏夫人休掉了。從前的時代沒有所謂的離婚。父親是一個在農家出生的南方孩子，非常孝順母親，如果不是因為家中發生重大變故，怎會忍心拋家離井，到保定北洋陸軍速成學校，再說祖母也不會讓他離開家，因為對祖母來說，父親是獨子。我的大伯父是孫氏祖母所生，並且過繼給另外一房，我的祖母自己所生的，除了父親之外，還有一個小叔叔，可是他在四歲時就夭折了，因此，父親在家裏是獨子。如果不是家裏發生重大變故，祖母也不會讓他離開，他也不會如此狠心離家。
民國九年，因為祖母有嚴重的氣喘病，父親要母親回去侍候祖母，所以母親就帶著我回到溪口。毛氏夫人雖然被休掉，但是沒有離開蔣家，祖母就讓她住在後麵的一個小房子裏，因為祖母也需要一個人侍候她。母親回去後，知道了這個情形，為了侍候祖母方便，便與毛氏夫人輪流侍候祖母，因為祖母當時已經臥病在床，不能起身，於是母親就把毛氏夫人接到家裏來住。沒想到她反而跋扈起來，把我們母子兩人趕到柴房裏去，在一個小小的房間內，一個犄角裏養了幾隻豬，另一個犄角堆著稻草，我們就睡在草堆上。我們回去以後簡直是受到很大的虐待。稻草裏有很多跳蚤，我常常被咬得周身都是紅點，母親是大人，還能擋得住，我年紀小，沒有多久就生病了。當時父親把我們帶回鄉下時曾說過一句話：“你們不要搬到大伯那裏去住。”從前的老規矩，小叔可以到嫂嫂房間去，但是大伯不能到弟妹房間去，所以母親不到大伯那兒去，不過白天走動走動是有的。
溪口沿著苕溪邊上有一條街，家境好一點的人家住在上街，上街就是溪的上遊，我們住在下街，屋名為豐鎬房。祖父過世時，父親才九歲，雖然大伯父已經過繼給另外一房，但終究是祖父所出，而且祖母厚道善良，所以分家時還是分給他一份。我們家的財產有玉泰鹽店和山坡竹林，玉泰鹽店在上街，除了製造酒品外，還賣鹽與米，祖母不便拋頭露麵去看店，便把那家店分給我大伯父，由他去經營，所以大伯父的家境一直很好。竹林生產筍及竹子，竹子可以用來做竹筏，鄉下稱為竹 ，一年可以收入四十幾元，我們家有一個老長工，一直跟著祖母，我們就保留竹山，由這位老長工看管。
回溪口那一年，我實在病得很嚴重了，大伯母非常疼我，就把我接回她家去住。大伯父有一子一女，他的兒子大我十二歲，也是屬龍的，非常疼我；他的女兒小我一歲，從小就是我的玩伴，我們一起長大，感情非常好。母親在家侍候祖母，隻要一得空，就會來看我。
鄉下人非常害怕發大水（來到台灣後，我才知道那是台風登陸），因為從上遊會流過來許多屍首，不過同時也會流過來很多箱子。鄉民就用竹竿綁上鉤子鉤箱子，箱子裏如果有吃得、穿的、用的，就可以拿來用了，換句話說，大家生活都不好過。
有一年發大水，等水退了之後，我們打開大門出去時，發現有人扔了一個女嬰在門口，可能是她的父母窮得養不起她，就把她丟在大伯父家門口。大伯母把她抱進來，就這樣，我又多了一個妹妹，她比我小六歲，名為華秀，後來嫁給韋永成。
鄉下很苦，很難過日子，我們一年裏隻有四個月的米糧可吃，其他八個月還得依靠雜糧，幸好可以自給自足。我從小沒看過牙刷牙膏，最早也隻有蝴蝶牌牙粉，鄉下最講究的方法也不過是將粗鹽搗碎，沾在布上搽搽牙。因為大伯父經營鹽店，所以我們並不缺乏鹽。
祖母過世之後，父親的經濟情況也稍微好一點，就買下豐鎬房前麵一幢樓房，那幢房子雖然不錯，但是也有一兩百年的曆史，從前開過當鋪，屋前還有一座小院子和一間廚房。我和母親就搬到那兒，那一年是我在溪口的最後一年，而那一年也是水災最嚴重的一年。大雨下在四明山，山區的水匯集在苕溪。原本大街有一道河堤，堤坡下就是溪水，堤坡高度大約有兩層樓高，那時大水高漲，漲到街上，又溢進屋子裏，頂在第一層樓板。
我和母親到二樓避難時，我順手抱了一箱父親買的蘇打餅幹上樓，頭一天我和母親就是靠著這箱蘇打餅幹過日子。當天夜裏，旁邊的廚房倒塌，剛好也有一個火缸沒有被壓著，隨著水流到樓梯口，我們就把火缸拿起來，火缸裏還有現成的一缸粥， 而且我們也保留了一個火種做飯吃，安全度過了淹水期。我有一個表哥王世和，他的水性非常好，他們住在上街，他的父親在上街街頂賣魚。第二天，王世和就從上街街頂一直順著水遊下來到我們家，給我們送菜、肉、魚及其他東西，送到以後，他還逆水而上遊回去。王世和力大無窮，長大後就一直跟著父親。那一年我和母親靠著他送東西給我們吃，還靠著那個火缸才有熱食吃。
小時候我的教育主要是家教，由王家的五舅公（小舅公）替我啟蒙。家鄉人都稱小舅公為癲子，其實他是很有才氣的。他教我識字，替我開智慧，而且還講很多曆史故事給我聽。他也教我下象棋，我在五歲時學會下象棋，到六歲時棋藝就已經很好了。此外，他還教我很多東西，我現在不記得有哪些，隻記得他樣樣都教，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其他如曆史、數學等等都有。我最喜歡他，他也最喜歡我，他與其他大人都搭不攏，就是喜歡跟我一起。
我的第一位家教老師是陳舜耕的姐姐陳子驥，她是奉化人。陳舜耕到台灣後曾先後擔任公賣局局長、人事行政局局長等職。
家鄉的乞丐一早出去討飯時，把他們的小孩留在我家門口的一塊小空地上。小時候我常常和這些小乞丐一起玩耍，尤其是冬天，我們都躺在門口曬太陽。有一次他們問我：“你住在這個地方嗎？”我說：“是啊！”他們又問我知不知道這間屋裏會出現真命天子。那時候我也不懂什麽叫做真命天子。有一次父親回來，我就把這件事情告訴父親，並且問他“真命天子”是什麽意思，父親說：“那是皇帝，現在怎麽會有皇帝呢？”後來他就去問那些小乞丐，小乞丐告訴他是他們的爺爺說的，父親便問那位長者，那位長者又告訴父親是他的爺爺說的，他的爺爺則是聽一位吳國才先生說的。
吳先生是清乾隆年間人士，他是我們鄉裏非常有名的才子，有一個關於他的傳奇故事不斷地在家鄉流傳。在我們鄉裏幾個村子中間有一座顯靈廟，當年顯靈廟建造好時吳國才先生選了正午時刻上梁，結果工人怎麽拉也拉不起梁來。正在此時，有一位書生帶著一位書僮經過該地，他看到工人很辛苦，便和書僮兩人一起幫忙，說也奇怪，他們一幫忙之後，一下子就把梁拉起來了。後來書生問工人為何選此五鬼惡煞時辰上梁，工人們告訴他這是本地才子吳國才先生挑選的時間，不會錯的。就在此時，吳先生也到了顯靈廟，便對那些工人說：“你們還不下跪，皇上來了。”他說完後也跪下來，並說：“請陛下原諒，我來遲了一步。”原來那位書生就是乾隆皇帝。他下江南時路過該地。乾隆皇帝問吳國才為何挑選五鬼惡煞時辰上梁，吳國才回答道：“陛下到了，豈有五鬼！”他連乾隆皇帝何時到達都能算得出來，所以更為神奇，大家對他的話也就確信不疑。這是鄉下傳說的故事，是否真有其事，我也無法確定，不過他告訴老乞丐，說該地會出現真命天子，現在看來果然是如此，而且還不止一個。
（二）遷居奉化
毛氏夫人非常跋扈，我母親是息事寧人，後來父親也知道這件事，等到祖母過世後的第二年，就把母親和我帶到奉化去，那年是民國十一年。我們從溪口到奉化就是進城，途中要經過山坡，名為月嶺，翻過月嶺就到奉化了。母親坐在轎子上，我走在轎子旁邊。轎子是用竹子做成的，重量並不重，由兩個人抬，在四川稱為滑竿，不過滑竿上可以躺著，轎子則隻有一把椅子，用兩根竹子抬起來。
我在奉化進幼稚園，與周宏濤同班。周宏濤的父親很早便過世，他的祖父周縝琴先生為國父管理賬務，為人誠實正直，他也很喜歡我。周宏濤也是屬龍，不過他是民國六年生的，我們兩人同坐一條板凳。在幼稚園裏，我開始懂得唱歌、跳舞，也開始過正規的童年生活。
（三）再遷寧波
不到一年的時間，母親和我又從奉化搬到寧波，那時候我已經九歲。對鄉下人來說，到奉化就已經是到城裏了，到寧波更是不得了的事。我們在寧波租到一幢房子，那幢房子很大，是一棟樓房，不過是一間凶宅，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人住。我們因為家境不太好，所以就住在那兒，租金很便宜，一年才九十元。後來父親下野，總理打電報給“緯國先生”，就是打到這間屋子的。民國十三至十五年，每一年我都從寧波到廣州去，在廣州住上三、四個月後再回到寧波。
搬到寧波時，我又有一位家庭教師，是位女性，年齡才十九歲。她不但教我讀書，還教我彈鋼琴，因為我們租的房子裏剛好有一台鋼琴。這位老師還會少林拳，以前父親曾經教我少林拳，後來就是這位老師教我，除此以外，她還教我達摩劍，這是一種劍術。在我的印象裏，她的學問很好，而且人也長得漂亮，身手很靈活。我從她那兒學了很基本的少林功夫。那時候我也開始在腿上綁著鉛塊來練輕功。
有一次父親帶我去吃炸醬麵，從小長輩教我們不能把菜與飯攪在一起吃，所以我吃炸醬麵時，先吃一點麵，再吃一點醬。父親看了大笑，他就替我把醬倒在麵裏麵，還幫我把麵拌好。我很懷疑地問父親：“怎麽可以這樣吃呢？”父親就說：“隻有炸醬麵是這樣吃的。”
父親喜歡看京戲。寧波有一個東方戲院，父親經常帶我和王世和去看戲，我們通常都坐在第一排。舞台上有一排電燈，每個電燈有一個燈罩，燈泡朝舞台，燈罩朝觀眾席，所以能夠照亮舞台而觀眾看不到燈泡。有一次我發現有一個燈泡的燈光朝外，王世和就過去把燈泡轉一轉，結果觸電了，手沾在上頭，人一直抖動，手也拿不下來，父親就退後幾步，用很快的速度把他撞開，他的手一離開燈泡，人也就沒事了。我後來才知道為什麽沒有人去碰那個燈泡，原來那個燈泡會走電。
有一次父親帶我搭乘輪船從寧波到上海去，隻要與父親同行，我們就坐頭等艙。那時候頭等艙又名大菜間，因為當時人說吃西餐叫做吃大菜。大菜間餐桌上有個電風扇，我不懂其危險性，跳到桌子上後又站起來，結果電風扇的扇頁就割到我的眉毛，血流滿麵，我也慘叫了一聲，父親趕快把我抱下來急救，用紗布把傷口包紮起來。在旅途中，我有一次在甲板上大叫，父親對我說：“在公共場合中，不可以亂跑、大聲叫喊。”我是很聽話的，隻要長輩教我，我一定會立即改正。
我和母親出門時坐的是官艙，一個房間可以坐三到四個人，通常有一個阿姨及一位女傭人隨行。因為天氣很熱，所以我們是在傍晚左右上船，在船上吃晚飯、睡覺，第二天上午，船就抵達目的地。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早上醒來要跟母親說夢，母親連忙阻止，她說：“不能說，要吃過早餐才能說。”正在此時，女傭人為我們拿洗臉水來，她吃過早餐了，便跟母親說：“太太，我昨天做了一個夢，夢見先生回來了。”我也憋不住了，便跟母親說：“媽，我也做了一個夢，夢見爸爸回來了。”母親說：“既然你們都說了，我也要說了，我也夢見先生回來了。我們今天早晨多擺一雙筷子，看看會不會應驗。”我們說著說著外頭正好有人敲門。我一聽到敲門的聲音，也不管是誰，就一路喊著“爸爸”，並且飛快地跑到門口開門。打開門一看，果然是父親回來了。
父親一進門，見桌上多擺了一雙筷子，便問我們是否有客人來吃飯，我們異口同聲說這位客人就是父親。父親也覺得奇怪，問我們如何得知他回來，我們便向父親說明三人同做一夢，都夢見父親回來的事情。父親回來時，帶了一籃鬆花（皮蛋），他就請女傭人去拿兩個來當早餐吃，結果我們等了好久，還不見女傭人將鬆花拿來，母親便問：“娘姨（上海人對女傭人之尊稱），先生帶回來的皮蛋，你怎麽還不拿來？”那位女傭人就說：“糟糕，都壞掉了，我都給扔掉了。”其實那是最好的鬆花，她以為壞掉了，還把它扔掉，實在很可惜。
（四）移居上海
後來我們又搬到上海。在寧波、上海，就是我接觸現代城市教育的時候。
有一次，王世和帶我到上海大世界去玩，那是一處綜合性遊樂場，有百貨公司、戲院、電影院（當時隻有默片）。我最喜歡的是一種手搖電影，隻要丟一個銅板就可以看了，它是一個銅盒，銅板一丟下去，裏麵的電燈就亮了，再用手一搖，畫麵就一張張連續下去，看起來有連續的動作，這也就是最早期的電影。大世界對麵有新世界，隔著一條馬路，地底下有通道相連。
我在上海經曆兩件事情，使我深刻體會洋人如何在中國境內造成中國人民的恥辱。第一件事是上海法租界裏有一座法國公園，門口掛了一塊牌子，牌子上寫著：華人與犬不得入內；第二件事是外灘附近有一條大馬路（現在稱為南京路），馬路轉角處有一中國人與英國人相撞，那位中國人被撞倒在地上，而英國人則拿著手杖打那個中國人。當時父親挽著我在街上走，我一見狀，就想跑過去幫助那位中國人，父親將我一把拉住，並且拖回來。他問我：“你幹嘛！”我說：“我去幫他忙啊！”父親說：“不必，你也幫不了他的忙。”
回到家後，父親就講道理給我聽。他說：“一個外國人和一個中國人走在轉角處，誰也沒有看到誰，兩人互相撞了一下，為什麽中國人要倒在地上，為什麽不是那個洋人倒在地上？是我們中國人自己不爭氣，所以我們要好好鍛煉身體，把身體練好才是真的。”此外，父親還講了精武門（霍元甲）的故事給我聽。總之，中國人自己不強大起來，一定會遭受外侮。父親也鼓勵我要好好練功夫，後來我到了蘇州以後，便找了一位老師，正式練功夫。
在上海生活的時候，我學會了吃西餐的方法，同時也進入一個現代社會，不再是一個鄉下孩子。
（五）定居蘇州
從民國二年到十六年，母親與父親度過最困難的時候。十六年，母親逼著父親娶宋家小姐後，就帶著我到蘇州去。我無意說誰好或是不好，這隻是一段革命的實際經過，也是一個重要的關鍵點。民國十六年，我與母親到蘇州後，就在吳家（吳忠信）的隔壁租了一間房子。很多報章雜誌上說我有兩個義父，一個是戴季陶先生，一個是吳忠信先生。事實上，我都是稱吳忠信先生為吳老伯，我們之間沒有義父義子的關係。也有人說我們住在吳家，這也是不對的，我們是住在吳家的隔壁，在同一條小巷子裏麵，房子是並排的，園子是連在一起的，但是有兩個門，中間還隔著一道牆。
後來我和母親搬到自己蓋的房子———南園，該地位於蘇州南城。我在蘇州開始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我的武功也繼續鍛煉，最有成就的還是那一段時間。我練的是少林拳，老師雖然也教我們太極拳，但是隻是講解一些，並不是主要科目，而且我們打太極拳的招式雖然一樣，但是融合了少林拳的方式在內。事實上，太極拳分成兩路，一路是文太極，一路是武太極，武太極現在已經失傳。我從六十歲以後就開始退火，平常隻打一些散拳。當年我們學拳的時候，老師就已經叮囑我們，六十歲以後要停止打整套的拳，所以我有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沒有練功了，如果繼續練功，等到生命結束時是非常痛苦的。我現在已經發現右臂經常疼痛，已經請一位專家幫忙我繼續退火。
（六）隨父親回溪口
民國十六年，寧漢分裂，父親下野後又帶著我回到溪口。起先我們住在雪竇寺，跟我們在一起的還有吳忠信先生。當時雪竇寺的主持方丈是太虛法師，他是全中國最有名的一位佛學家，是佛教界裏最受大家崇敬的大師。他每天為父親講經兩個鍾頭，我就站在旁邊聽，我對佛學的基本知識就是在那個時候打下基礎的。我雖然年紀不大，但是多少可以進入情況。
蔣緯國口述自傳（9）
求學曆程
小學、中學與大學
我的小學教育主要是家教完成的，搬到上海後，我就進入萬竹小學就讀。北伐軍出師後，我轉學到上海資源小學就讀，時間很短。民國十六年，我和母親搬到蘇州後，我考進東吳大學附屬中學，父親每年都派人帶我去與他相聚。
民國二十三年中學畢業時，除了學校的畢業考之外，還有全國大會考。那年是第一次舉辦大會考，考過大會考後，才算是國家承認的中學畢業。念完中學後，我去考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期，考完後，我就利用暑假到上海割扁桃腺。我的扁桃腺常常發炎，每次一發炎，整個人就癱瘓了。母親一直舍不得讓我去割扁桃腺，但是我考慮到在軍校裏麵不能因為扁桃腺時常發炎而無法接受訓練，所以我就想幹脆到上海去割扁桃腺，一勞永逸。母親的親戚介紹一位外國醫生Dr.Donloap（登洛普醫生）替我開刀，沒想到手術時流血過多，醫師說我在三個月內不能做激烈運動，偏巧那三個月就是入伍訓練的時間，所以我雖然考上軍校卻無法就學。如此一來，我就要繼續考大學，但是我還是想當軍人。父親說新時代的職業軍人必須要懂數理，所以要我去念數理，剛好我也喜歡數理。那年，我同時考取交通大學和清華大學，還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的入學許可。不過父親認為當時北方已經在鬧共產，尤其是北大，所以北方不能去；上海又太繁華，父親怕我學壞；而那時大官子弟出國是不為一般群眾所接受的，所以也不適合。當初我考大學前，父親隻告訴我要念數理，而這三所學校就是數理最強的，最後商量的結果就是回蘇州東吳大學理學院就讀物理係（東吳大學法學院在上海，理學院與文學院在蘇州）主修物理，副修數學。
我一心一意想做一個職業軍官，想進軍官學校，所以我不想在東吳大學待太久的時間。物理係的課程分別是大一力學，重點是大二光學，大三是聲學與熱學，大四學的是電學。幸好這些課程可以同時念，而且沒有硬性規定要按照年次順序來修學分，不過，最重要的是實驗室的課程不能跳過，所以我就選了一三五下午及二四六上午的課程，第一年修大一及大二的課程，第二年就修大三大四的課程。我不是一個資質很高的人，但是我求學的方法非常科學，平時在講堂裏聽得非常仔細，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即使是下課或是周末，我都要請老師再講解一次，直到懂了為止。老師上課時講的內容如果課本上沒有，我就會注記在課本上，我還有一本筆記本，記得又快又清楚，凡是老師重複的地方或是特別著重的地方，我就立刻記錄下來。我比較困擾的是國文，特別是背的方麵，我有一個表哥跟我同班，他念三遍就背起來，我要念二十遍，才背起來，但是我不在乎，無論如何，我都要背起來；英文就不同了，我念三遍就背起來，我表哥念二十遍都還不見得流利。我學過的課程隻要有不懂的，我都會多念，直到弄懂為止，因為懂了之後就不容易遺忘了。考試之前，我就翻筆記，第二天考試絕不成問題，成績最低也有八十分以上。結果我隻用兩年的時間就把物理係念完了，學分不足的部分，我就利用暑假來補足。可是學校沒有兩年發文憑的規矩，而且那時候我自己也太驕傲了一點，我跟學校說：“我不在乎你的文憑，我要去拿軍校的文憑。”事實上，我的確隻在乎軍校的文憑。
學校當時已經有軍訓課程，我們有一批同學逼著學校為我們聘請嚴格的教官，結果學校被我們逼得換了三次軍訓教官，最後一次我們才滿意。那位教官教導我們的時候比帶領軍隊還凶，要求很嚴格，我們隻要有一點不合乎規定，就要重新再做；同時我們也排定出操時間，教官訓練我們的時候還特別挑地點不好的地方讓我們臥倒。
我以兩年的時間修完物理係的課程後，就跟父親說：“我現在可以進軍校了吧！”父親說：“一個現代軍官必須要懂得政治、經濟，你再回文學院，從大一念起，念政治、經濟。”於是我又進文學院，主科修政治，第一副科修經濟，第二副科修社會學。東吳物理係兩年畢業，主科物理，副科數學；文學院，主科政治，第一副科經濟、第二副科社會。學期中間，剛好中國與德國之間有個以物易物的交易，我們拿麥子、棉花、桐油、鎢礦砂等物品跟德國換取當時德國自己使用的武器裝備，那些裝備是全世界最好的。萊謝勞將軍（General Von Reichenau）剛好到中國來，同時國內也開始訓練新軍，父親就把我交給萊謝勞將軍，學校課程還未結束，我就到德國受訓去了。
到德國之前，我已經在暑假期間受完預備軍官訓練，成為少尉預備軍官。我在暑期做的事情，恐怕比正式上課期間還要多，有人問我：“你在搞什麽名堂？”我說：“反正暑期閑著也是閑著，幹嘛把它浪費呢？”我們甚至還組織一個樂隊，大約有五、六人，每一個人都能兼顧幾樣樂器，我的主樂器是夏威夷吉他、斑鳩琴、小喇叭以及手風琴。我們這個樂隊蠻瘋狂的，經常在蘇州電台的一個夏威夷音樂節目中表演，而且那時候剛好流行夏威夷音樂，我們不僅演奏還有演唱。我把中國的評劇改編成爵士音樂，中間還加了很多過門，我到現在還記得第一次改編的曲調；同時又把中國小調變成爵士音樂。此外，我也把打牙板變成爵士音樂。
除了音樂以外，在暑假期間，我還額外補習彈道學、比較宗教學，這些都是學校正式課程裏所沒有的。我做這些事之前都跟父親報告過，父親說：“你不要吃多嚼不爛。”我說：“我能吃多少就嚼多少。”
蔣緯國口述自傳（10）
求學曆程
留學德國(1)
（一）赴德旅途
我到德國去的時間是民國二十五年冬天，在西安事變之前。記得在西安事變發生之後，我曾經寫了一封信給父親，在信裏為父親打氣。我在信中一開始就跟父親開玩笑（我是家裏比較頑皮的，但是我是“調皮不搗蛋”，父親也是朝這個方向來引導我，不是我自己發明的），我在信中說：“父親，我非常抱歉，我實在不應該出國，我一離開以後，國內就出亂子了。”四年後（民國二十九年），我回國時，父親就問我回國後有何感想，我說：“父親，我知道我不應該離開的嘛，你看我一走開，你們就搞得亂七八糟。”父親也是哭笑不得。我在父親旁邊，讓他能夠得到一點輕鬆的調劑，恐怕家裏麵也隻有我能夠做得到。
二十五年十月底，我在上海上船，船經過馬來西亞，順著馬來西亞半島往上走，先到達檳城，第二站到巴拉灣。十月三十一日我在巴拉灣打了一個電報給父親：我在“不老灣”向父親祝壽。船通過巴拉灣又穿越印度洋，先後經過錫蘭、孟買與哥倫巴斯，然後從哥倫巴斯進入紅海，穿越蘇伊士運河。蘇伊士運河南端的城市是蘇伊士，北端則是Port Said（波特賽港）。我就在蘇伊士棄船上岸，幾個同船的人合租了一部汽車，一行人就到埃及看人麵獅身像、金字塔，還到開羅參觀博物館，最後經過亞曆山大港到Port Said趕上原來那班船，所以我沒有看過蘇伊士運河。聽說該運河是一級一級高起來的。
我每天在甲板上的遊泳池遊泳，從Port Said上船以後，第二天一早我又到船上的體育館練習騎馬（假馬）。體育館的管理員是一個德國人，年齡約二十出頭，我記得他的名字是Arshm，我稱呼他為阿興，我向他學鬥劍、遊泳、拳擊。那天早晨，阿興問我：“你今天還想遊泳啊？”我說：“怎麽，不可以啊？”他就叫我看外頭，我從船艙一直走到最上頭，看到外麵大雪紛飛，與我們穿越紅海到埃及時看到的景象相比，完全是兩個世界。我問阿興：“為什麽不能遊？”他說：“你要遊，我陪你遊。”結果遊泳池裏隻有我們兩個人在遊泳。那年我二十二歲，健康情況良好，尤其我割了扁桃腺以後個子還長高了一些。我沒有割扁桃腺以前，個子又矮又小，民國二十三年夏天到二十四年夏天，我的身高增加了四英寸半。
在赴德的船上，我遇到了一位東吳的老同學徐維鑄，不過他住二等艙，我住在頭等艙，見麵機會比較少。我在船上還認識了一位德國長者，他為我補習德文，我從來沒學過德文，他非常熱心，每天教我，我也很用功。不過他不知道我的身份。
當船抵達地中海時他問我一個問題：“你對於希特勒壓迫猶太人，甚至趕走他們、暗殺他們的做法，有什麽感想？”我這個從鄉下出來的單純小孩，對德國根本一無所知，不過我知道猶太人被壓迫這件事，因為上海來了很多猶太人，他們都是從德國逃出來的。但是我的腦子裏從來沒有猶太人在哪一個國家就是哪一國人的這種知識，我隻知道猶太人是一個人種，而且是一個宗教種族，不是一個猶太國。我的德文老師如此問我，我當然站在德國這一邊，所以我就回答他說：“希特勒是了不起的，他做得很對。”結果我的德文老師說他就是猶太人。我很快地將話鋒一轉：“對呀，我知道你是猶太人啊，以猶太這麽優秀的一個民族，他想再住在德國的話，德國人還有機會混嗎，除了把你們趕盡殺絕之外，我看希特勒沒有第二個方法，所以這是最有效的方法。”我在上海結識了一些猶太朋友，我覺得猶太人的想法和我們中國人很相近，尤其是生活習慣與家庭觀念。我稱讚猶太人以後，我的德文老師特別得意，他說：“你說對了，如果我是希特勒，我也隻有這個辦法。”經曆過這件事以後，我就告訴自己，身在國外不要亂說話，沒有弄清楚情況之前要多看看苗頭，以免說了不該說的話。
這位老師是個大學教授，他念過七十餘部中國古籍，包括經史子集，學問非常好，專門研究中國的哲學。德國人是西洋人裏最早研究與接受中國文化的，中國的《易經》也是德國人先接受。萊布尼茲首先欣賞《易經》的“二進法”，“二進法”與電腦的關係是他先發現的，他認為《易經》是建立在二進位的邏輯上。
（二）滑雪經驗
十一月十九日，船抵達馬賽，我從馬賽坐火車到巴黎，再從巴黎換火車到柏林。到馬賽來接我的是駐德大使館的二等秘書，他一路上招呼我，幫我賣火車票、訂旅館、付飯錢，不過這些都是用我的錢支付的，而他卻把發票都收進自己的口袋裏，回到大使館後又可以報一筆賬。從此我開始了解官場裏麵貪汙的情形，不過我沒有舉發他，平時還是很尊敬他。
一九三六年奧運會在德國首都柏林舉行，但是當我抵達德國時，奧運會已經閉幕了，我就趕到德國南部觀賞冬季奧運，沒想到等我趕到時，冬季世運也閉幕了。我想既然到了南部，即使沒有看到奧運，但是我可以學習適應環境，於是我就在當地學滑雪。我到德國南部時還有一位朋友隨行，所以我請了一位私人教練教我們滑雪。我的朋友學過幾次，但是並不如我滑得好。那位教練是阿爾卑斯山的山民，他不僅對路線熟，而且也非常清楚雪性，最重要的是他會隨時講解給我們聽，這次的學習，對我爾後參加山地兵的訓練有很大的幫助。
第一天我要出去滑雪時，在山屋外麵看到一對年輕夫婦，聽他們講話的口音就知道是美國人。他們穿著泳衣在外麵曬太陽，雖然當天沒有風，曬曬太陽非常暖和，但是在高山上紫外線很強，長時間曝曬非常危險，我就告訴他們：“Don′t expose yourself more than two hours，it will kill you.”他向我招招手，對我表示謝意。等到我們中午滑完雪回來時，我發現他們居然還在那裏曬太陽，我心裏想：完了，他們已經曬了四個鍾頭。我問他們這段期間有沒有進去過山屋，他們說曬著太陽很舒服，所以一直在那兒，沒有進去過。我告訴他們，下午一定會全身起水泡，同時我也責怪店主沒有警告他們。到了下午喝茶的時候，他們兩人開始發燒，我們就連夜雇了馬車，將他們兩人送到城裏的醫院治療，至於結果如何我就不知道了。不過一個人的皮膚如果超過三分之一以上不能呼吸時，是非常危險的，很有可能會致命。
我的運動細胞很好，學習能力很強，不過卻在一次滑雪途中出了一點小意外。那一次，教練帶著我們滑雪，地點是一個很大的山坡，我們朝斜的方向往下滑，要轉彎到另一個山坡，那天還下著雪，所以我們要趕緊跟著教練滑雪板的痕跡，否則時間一久痕跡就不見了，不過，如果我們跟不上，教練也會回頭來找我們。我的朋友在轉彎時摔了一跤，因為剛剛下過雪，比較鬆軟，所以他摔倒後留下一個大洞。他爬起來又繼續滑，我緊跟在後，才轉彎滑雪板就插進剛才那個洞裏，兩隻腳扭轉了一百八十度，痛得要命，但是我還是趕快爬起來跟上他們，當天晚上腳就腫了。回到山屋時，我就用剪刀把滑雪鞋剪開，第二天坐馬車下山。
（三）學習德文
回到柏林後，我遇見了譚伯羽（譚延闓之長子），父親寫了一封信給他，拜托他照顧我。他比我大二十歲左右，對我非常照顧。我抵達柏林時已經接近過年，他介紹我進入柏林大學的語言先修班。這個德文班是個濃縮型的教授法，我也特別用功，雖然每天隻上半天課，但是我每天都要花八至九個鍾頭念德文。
學校沒有提供宿舍，所以我就在校外租房子住。我的房東是個意大利人，夫婦倆沒有孩子，原來有一個侄子與他們住在一起，後來被他們趕出去，我就住在他的房間，有一間臥房、書房和一間浴室，居住環境很好，這在德國是很難見的。德國人隻要家裏房間有多餘的，就會把房間租給人家，但是不會有這麽好的環境。房東太太也是意大利人，當年已經四十六歲，她登報時指定把房子租給一個到西方念書的東方孩子，我看到報紙啟事，覺得不錯，就去向他們租房子。房東太太特別喜歡我，愛我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我每天上課前和回家後，她都會親親我、抱抱我，所以我的衣服上常常會有黃頭發出現。別人看到就說我一到德國這麽快就交上女朋友了，我說對方的確是女的，但不是女朋友，我是很快的就找到德國媽媽了。她真的對我很好，除了每天跟我講德文外，還給我很多篇短文，這些短文有些是笑話，有些是名人的演講摘要，所以，我除了在柏林大學學德文之外，回到住處還有房東太太的教導，因此我的德文進步很快。我把她給我的演講稿背得滾瓜爛熟，房東家裏有客人來時，他們邀我一起聚會，房東太太就會說：“Wego（我的德文名字“Wego”是安國哥為我取的），演講一段給我的朋友聽聽。”
我就真的像演講一樣，說給他們聽。把演講稿背熟了以後，這些文章就等於是自己的，對於學習語文來說助益很大。我在柏林大學語言先修班學習德文的時間隻有四個多月而已，很快地就畢業了，也沒有再進一步地去念高級班，因為高級班教授的是德國文學，我覺得沒有必要再升級。
念完語言先修班後，我首先到德國一位伯爵夫人處，她喜歡中國以及中國孩子，所以她時常找中國孩子到她家裏住。她的房子很大，花園也很大，居住環境非常好。她特別找我去，我在她家住了四個多月，她教導我德國上層社會有關衣食住行各方麵的禮儀。德國社會很保守，很講究禮儀，伯爵夫人是德國上層社會的一個典型人物，我能夠受到她的教導，實在很幸運。另外一點，如果我們同時有幾個中國人住在那裏時，伯爵夫人不準我們講中文，隻能講德文，所以在那期間我的德文又精進不少，而且生活習慣完全改過來，變成一個歐洲上層社會的人。
（四）入伍訓練
1.基本訓練
德國的軍事製度中，入伍教育與軍官教育是銜接的。入伍教育的課程是從單兵動作到班、排的小戰術訓練，屬於戰鬥階層。在入伍時，入伍生（軍官候補生）除了平時軍事訓練之外，還要再加強排、班的小戰術。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到了軍官學校之後，便要接受營連戰術的教育。入伍訓練時，從戰鬥到勤務都要加以學習，要了解所有的武器及裝備，還要學習連的行政事務。
德軍的入伍訓練中，有一點是要特別加以重視以及強調的。他們的訓練一開始就是班教練，而各個教練是在班教練裏麵完成的，讓士兵在一開始就有全班性的概念，培養自己是班裏的一員的習慣。換句話說，就是訓練士兵如何協同作戰，如射擊及前進時相互掩護。當軍隊接近戰線時，在敵人火力下，一個班隻準一個兵前進，其他都是火力掩護，後麵的先躍進，在狀況許可之下，可以有兩人一起行動，但是人數不能再超過。火力掩護者不需要一直使用武器，隻要有準備，前進的人就能得到安全的保障。德軍如此的用意是訓練軍隊團體行動，不塑造個人英雄。不論搜索、攻擊、防禦都要在班教練裏麵完成，這種訓練是我們所欠缺的。
在戰場上接近火線時，應該由一排掩護、一排前進，接下來由一班掩護、一班前進，到了最後就是各個躍進。躍進時，一個班裏麵隻有一個兵在躍進，其他的都是火力掩護，這點我們做到了，但是撤退時，我們沒有做到各個躍退。我們的長官隻想到由一個連掩護另一個連撤退，試問掩護完後，原先負責掩護的這個連該如何撤退呢？同樣的情形，當一個排掩護其他排撤退、一個班掩護其他班撤退之後，他們該如何撤退？所以躍進時應由後麵先躍進，躍退時則由前麵先躍退，一個班如果已經剩下七個人，就用七枝槍先掩護一個人撤退，再掩護第二個人撤退，如此一來，這些人才能安全撤退，否則就會做無謂的犧牲。國軍沒有專門的人來教導各個躍退，在戰場上也不會使用，德軍則把此視為重要的科目。
單兵教練在班教練裏完成以及各個躍退的訓練，是德軍的特點，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入伍生稱為軍官候補生，主要課程就是學習單兵、班、排的小戰術（小部隊的戰術），除了白天出操外，晚上還有入伍生導師為我們補課，講解許多基礎的課程，例如班、排小戰術。等到入伍一年後，最基本的班、排、伍戰術都可以運用了，例如各種地形的攻、防、退、追、遭遇等。我發現其中有一個科目是我們國軍所缺乏的，那就是在宿營或行軍中遭襲後突然發起攻擊，也就是在一個口令之下，將行軍時的三行縱隊立即散開，成戰鬥隊形。通常行軍間呈戰鬥隊形時，速度會比較慢，如果在公路上行軍，一個鍾頭隻能走十公裏，所以必須成三行縱隊行軍，但是在行軍間如果突然受到敵人的攻擊，我們必須立刻從行軍隊形轉變成攻擊隊形。國軍如果有這種訓練，中伏的機會就會減少。總而言之，在行進中要能夠發起攻擊，在宿營中也要能夠發起攻擊，這兩種都稱為奇襲，對我們很有幫助。我回來以後就介紹給國軍。
軍官候補生晚上要學習連的行政事務，例如如何領款、領彈藥、領零件、領被服，還要學習如何送傷患，這些都是連裏麵實際的行動。班長如果每天帶著部隊出操，一定會吃不消，所以德軍的規定裏，教育班長是一周輪值一次，勤務伍長是每天輪值一次。編製內的士官不一定每天與我們一起出操，他們有專門的士官講堂，由全連的軍官分別授課。課程排定後，由軍官教導士官，再由士官教導士兵，較為機密的課程則不必教導士兵。例如我們攻擊波蘭，士官必須清楚波蘭碉堡的構造；如果攻擊蘇俄，也必須清楚蘇俄的情形，這種都是機密的講堂，外國學生不準參加的，但是我穿的是德國軍裝，算是德國人，所以我也上了課。
德軍的規定裏，二等兵的名稱為二等射手，二等兵當一年後就升上等兵，名稱為自由人（德文），袖子上是一個三角形。上等兵不僅沒有人來管，反而還要去管別人，擔任連裏麵很多管理工作，如教育班長、內務班長。尤其在下班後，士官都回家了，就由內務班長來管理。沒有資格升上等兵的就升為一等兵，一等兵的袖子上是一個菱形，沒有資格當內務班長或教育班長。這是德軍製度裏較為獨特的。
在德國，上等兵與二等兵又有另外一個名稱，稱為上旗手與下旗手。到了軍官學校以後就變成下士，過了半年升為上士，年資夠但沒有資格升為上士的就升為中士。這個製度在國內從來沒聽過。但是它的確有道理。我曾經寫過一篇關於德軍製度的報告，父親非常欣賞，也交代陸軍總部加以研究，但是陸軍總部研究之後沒有任何答複。我們常常有很多事情一經拖延就消失於無形了。我在第一師當連長時，曾經把我在德國學習的方法一一加以運用，連裏麵一個空缺都沒有，而且還多了兩個人，他們是來了之後不肯走的。所以並不是不能實行，而是沒有人願意去做。
德軍的規定是一個星期打一次靶，每次打五發子彈；美軍則是規定一年內子彈的消耗量，每次打靶時並不限定數目，能打多少就打多少，一下子就打幾十發，打完以後又要隔好長一段時間才打靶，這種訓練沒有德軍來得踏實。
受訓期間，我們唯一的娛樂就是在檢查清理裝備及整理內務後到俱樂部喝杯啤酒，聊聊天，輕鬆一下。所費不多，隻要二、三塊馬克就夠了，所以德軍規定皮夾裏不能超過八塊馬克。如果皮夾裏的錢超過八塊馬克，而又不幸遺失，失主也不敢告發，因為自己已經犯了規，一旦告發，反而還會遭致“引誘德國人破壞記錄”的罪名，罪加一等，所以在部隊裏麵從來沒有偷竊的事情發生。每一個連裏麵都有一個軍需士，我們的錢可以放在軍需士那兒。
連裏麵有軍需士、被服士、軍械士，管理非常整齊。德國的營房都是三層樓的建築，地下一樓是用來放軍械的。連士官長住在一樓犄角處的套房，妻小也住在一起，平時這棟樓就由他來管，士官長的太太就像媽媽一樣，大家相處起來就像一家人，非常溫暖。
2.山地兵訓練
德國的規定是要先入伍才能進軍官學校。入伍訓練隻有一年，不過是真正在部隊入伍，方式是在每一連裏麵插進一、二個入伍生，讓入伍生能夠領略部隊的生活。我被分配在山地兵第一師第九十八團第二營第五連。
我參加山地兵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覺得它是兵種裏麵最艱苦的，如果我能夠在德國的山地兵接受一年的艱苦訓練，並且通過考驗的話，我回到國內後，什麽部隊都難不倒我了。山地兵的背包比一般軍種還要重。一般軍種的背包是二十五磅，山地兵的背包是四十五磅，再加上武器、彈藥、十字鍬、防毒麵具等，一個人身上大概要背七十磅的東西，所以一場行軍下來是非常辛苦的。每當快熬不住的時候，我就想：“總比國內那些在火線上的人安全多了。”就這樣慢慢熬過來了。
我曾經受過攀登訓練。在山地兵訓練的過程中，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要接受攀登訓練，大約有九分之一的人接受訓練就夠了，因為有人攀岩上去後，就會丟繩梯下來，其餘的人爬繩梯上去就可以。至於接受訓練的資格則是身體強壯以及行動靈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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