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雨心】多談主義【先談法西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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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談主義【先談法西斯主義】

朱雨心

 

胡適先生說：少談主義，多研究實際問題。並且說：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到的事。

 

此言大謬。長期以來，我們不是“主義”談的太多，而是談的太少，從來就沒有把各種“主義”談正確、談清楚、談透徹過。中國的高等院校，不論文科還是理科，最大的問題，就是“主義”談的太少。頭一等的大學，是製造“主義”。第二等的大學，是談“主義”。那末等的大學，才是盡培養些做“實際問題”的書辦，工匠之類。我們多的是末等大學，少的是頭等大學。胡適先生也算是中國學術界的頂尖人物了，都尚且如此不耐煩談主義，其餘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中國，主義談的比較多的，是先秦諸子百家那段時間，後來越來越少談主義了。幸虧那時談主義，否則，真是要“萬古長如夜”了。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覺得那時主義談的不夠。在麵臨“兩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的今天，當務之急，就是要多談主義，才能繼往開來。

 

一． 先談法西斯主義。

 

世人都說法西斯壞，然而，法西斯到底什麽東西？壞在哪裏？沒有幾個人說的清楚。那怎麽就都說法西斯壞呢？世上的事，就是那麽怪，多的，是無緣無故的愛，無緣無故的恨，少的，反倒是有緣有故的愛，有緣有故的恨。

 

法西斯主義包含的內容很多，簡單地說，基本上是一種奮發向上的精神再加上愛國主義。在希特勒上台前，法西斯主義就已經在德國流行了，德國人是自願接受了法西斯主義，並不是因為希特勒的強製推行或宣傳。至少可以這樣講：德國人接受法西斯主義的自願程度，遠遠高於中國人接受共產主義的自願程度。德國人認識法西斯主義的清楚程度，也應該遠遠高於中國人認識共產主義的清楚程度。德國人的道德，就算不比中國人高，恐怕也不比中國人低多少。世上是有壞人，但是，存心追求明知是壞的東西的人，卻是不多的，不存在德國人忽然都壞了良心，存心追求一種主旨就是要人做壞事的主義的可能。當然，希特勒及其德意誌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也接受法西斯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主要鼓吹者。也正因為這樣 “順應民意”，希特勒才被民主選舉上台。就那時的德國人而言，套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說，那就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德意誌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法西斯主義。

 

果然，在德意誌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下，德國迅速治好了戰爭創傷，國民經濟和科學技術“上了一個台階”，國際地位空前提高，不到十年功夫，便成了世界強國，迫使其它列強不得不廢除或修改以前強加給德國的不平等條約。德國人民當時的偉大領袖希特勒，更是萬民擁戴，如日中天。

 

德國與中國有許多相似之處。德國相當於歐洲的中國，在向現代政治，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比歐洲主要大國慢了一步。而中國在向現代政治，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又比世界主要大國再慢了一步。這慢一步，損失巨大。這邊認為：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那邊認為：隻有法西斯主義才能救德意誌。德國因為援助奧匈，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埋下了二戰的種子。中國因為援助朝鮮，而在甲午戰爭中戰敗，導致了中日再戰。

 

也許真是因為“共同的遭遇，把兩國人民聯係在一起”。中國人與德國人的關係一直都比較近。從北洋水師的軍艦，到蔣委員長的洋槍洋炮，都是從德國來的。德國是抗戰初期中國的唯一軍火來源。當時還有德國軍事顧問團，並參與初期抗戰。不但如此，蔣委員長在三十年代發起的“新生活運動”，實際上就是法西斯主義在中國。出發點和目的，與德國人搞法西斯主義一樣，都是要改善人民的精神麵貌，凝聚起人力物力到民族複興這件大事上來。蔣委員長抗戰可不是為了什麽“消滅法西斯”，恰恰相反，蔣委員長推行法西斯主義，正是為了準備抗戰。

 

把第二次世界大戰說成是“反法西斯主義”戰爭，完全是胡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明明是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種族戰爭，根本就不是宗教戰爭。

 

中國人抗日，並不是因為日本人搞法西斯主義。假如日本人不搞法西斯主義，難道我們就不抗日了嗎？中日之間的戰爭，根本就不是宗教戰爭，不論日本人搞什麽主義，打什麽旗號，我們都照樣要抗戰。實際上，日本人與中國人，同人種，同文化，同宗教，當時的中國與日本，沒有任何“主義”之爭。可以說，日本是世界上與中國最沒有“主義”之爭的國家。中國人抗日，根本就不是反對日本人的什麽“主義”，而是反對日本人的種族奴役。中日戰爭，是純粹的現代民族國家的種族戰爭，沒有半點宗教戰爭的成分。

 

西洋人政教合一的文化傳統，源遠流長。西洋人曆史上，宗教戰爭綿延不斷，腦子一時轉不過來，順口把二戰也說成是宗教戰爭，雖然荒謬無比，到也情有可原。而中國人的曆史上從來就沒有過宗教戰爭，根本不應該口誤，實際上也不是口誤，而是跟著西洋人瞎嚷嚷，是西方文化汙染的一個例子。把二戰說成是宗教戰爭，是對西洋人非常有利的說法，但是，卻是對中國人非常不利的說法，中國人為什麽要跟著西洋人瞎嚷嚷呢？

 

蔣委員長領導中國堅持抗戰八年，基本戰略完全正確：即以持久戰等待國際形勢變化，終於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從而奠定了中國複興的基礎。抗戰勝利的頭功，當然是蔣委員長的。

 

把第二次世界大戰說成是宗教戰爭，不但不符合事實，而且，這種說法所隱含的思想意識，是今天以及今後造就大批的思想基礎。（未完待續).
 

多談主義之一：先談法西斯主義2

朱雨心

 

納粹，是德意誌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縮寫的漢語的音譯。本來，按漢語的習慣，可以簡稱為：德民社工黨，或進一步簡稱為：社工黨。為什麽這些都棄而不用，反而用了個沒有人看的懂的詞呢？原因其實很簡單的：看的懂的東西，容易引起思想混亂；反到是看不懂的，不容易引起思想混亂。世上的事，就是那麽怪。

 

法西斯這個名詞，來源於古羅馬權杖的名稱，由此推其本意，大概應該是“國家權威主義”的意思。法西斯主義起源於意大利。墨索裏尼說：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反作用”。是對什麽東西的反作用呢？是對歐洲從法國大革命以後湧現的，在當時流行的，許多主義的反作用。首先，法西斯主義是與共產主義完全相反的，其次，法西斯主義也與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等等有衝突。

 

愛國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核心內容。而愛國主義不是共產主義的東西。國家，在共產主義裏，本是一個負麵東西。國際主義才是共產主義的核心內容。共產黨唱的最神聖的歌是《國際歌》，追求的是“英特納雄奈爾”，即，國際主義。為什麽這歌唱到要緊關頭，忽然不用明明白白的“國際主義”一詞，而改用不知其所以的“英特納雄奈爾”了呢？原因就是前麵講的：看的懂的東西，容易引起思想混亂；反到是看不懂的，不容易引起思想混亂。為什麽呢？這其中涉及到上個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深層次的原因，三言兩語說不清楚，待日後有空再另議。

 

其實，看不懂，也照樣引起思想混亂，隻不過與看的懂的亂，不一樣而已。所以，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先前愛某主義是因為無知，後來改成恨該主義還是因為無知。而且，往往越是無知，越是先前愛的要命，而後恨的要死；往往越是無知，越是愛憎分明，愛與恨之間的轉換，越迅速、越徹底、越頻繁。那麽智者呢？往往立場不怎麽鮮明。先前也並不怎麽愛，後來也並不怎麽恨。真可謂“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老子）。

 

正因為愛國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核心內容，任何帶有愛國主義內容的東西，常常自然就包含了法西斯主義。這也就是為什麽小布什的《愛國法》一出籠，人們立刻就吻到一股法西斯主義的氣味。

 

法西斯主義與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等等，其實並不正麵抵觸。法西斯主義反對的是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等等所包含的，任何與國家利益不一致的內容。用我們熟悉的話說：法西斯主義要求“正確處理好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的關係”。法西斯主義認為：國家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當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衝突時，應該犧牲個人利益以維護國家利益；當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等等與國家利益衝突時，應該限製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等等以維護國家利益。小布什的《愛國法》不就是這樣的嗎？有人說小布什搞法西斯主義，那是一點都不冤枉的。

 

再用我們熟悉的例子作個比方：

“大河有水，小河滿”，這是法西斯主義；
小河有水，大河滿，這是自由主義；
大河，小河，“一片汪洋都不見”，這是共產主義。

 

講到這裏，必定許多人心裏嘀咕：愛國主義到底好不好呢？這個本來不是本文所關心的事。本文所關心的是：是什麽，為什麽，怎麽樣，這一類的問題。“好不好”，是完全另一類的問題，是美學問題或宗教問題。美學的問題，一萬個人，可能有一萬種不同的答案，張三認為瘦的好，李四認為胖的好，永遠都討論不出個結果來。當然，美學的問題，至少還是可以用統計的方法，多少弄點結論出來。宗教的問題，正好相反，問題還沒出來，結論就已經早就有了，不論什麽人，答案必定永遠都是同一個，那還有什麽可討論的呢？話雖如此說，這個問題倘若不先稍議一議，許多人睡不著覺。

 

魯迅先生說：我自愛我的野草，但我憎惡這以野草做裝飾的地麵。順著魯迅先生這話的意思作些修改：我不愛野草，但我更憎惡這以野草做裝飾的地麵。有了這兩層意思，差不多就可以回答愛國主義好不好的問題了：不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愛國主義，本是邪惡土壤中生長出來的，並不美麗的野草。

 

愛國主義本是現代民族國家出現而產生的衍生物。而現代民族國家，是建立在盧梭的“主權在民”這樣的民主概念上的。民主以及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及其製度，與自由，平等，博愛是從根本上不相容的，從而又反過來動搖民主本身的道德基礎。自由，平等，博愛，是國際主義的，民主以及現代民族國家卻是種族主義的。愛國主義當然也就是一種種族主義。然而，邪惡的，是民主以及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及其製度這樣的，由愛國主義做裝飾的，“地麵”，而不是在其上生長的愛國主義本身。這也就是為什麽歐洲在完成了從君主製“地麵”到現代民主製“地麵”的轉變後，立刻就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其後不過二十年，又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其規模，烈度，頻率，遠遠超過了原先的君主製。在民主麵前，自由，平等，博愛等等不堪一擊。

 

愛國主義有正義的，也有不正義的。一個弱小民族的愛國主義，往往是正義的；一個強大民族的愛國主義，往往是不正義的。以當時的德國而言，墨尼黑協議，標誌著德國推翻了列強對德國的壓迫。大致上以墨尼黑協議為分界，這之前，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及其愛國主義基本上是正義的，之後走向不正義，倘若暫且不考慮猶太人的問題的話。

多談主義之一：先談法西斯主義3 4

迫害猶太人不是希特勒發明的，也不是法西斯主義的新主張。在希特勒之前，西洋人已經有一千六百年迫害猶太人的曆史了。希特勒不過是“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西洋人迫害猶太人的傳統，把對猶太人的迫害“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其實都是猶太教的衍生教。兩千年前，古羅馬滅亡了猶太人的國家，殺了約一百萬猶太人。那時，常有人出來自稱是救世主。一天，耶穌出世，也自稱救世主，說是猶太人的上帝耶和華與猶太女子瑪利亞所生，來世上行使上帝耶和華的權力。這一派後來成了氣候，就是基督教。《拜步經》（Bible）本是猶太教的“聖經”。基督教成了氣候後，又加了一段有關耶穌的內容，將這新加的一段稱為《新約》，而將原來的《拜步經》稱為《舊約》。《舊約》和《新約》合起來，就成了基督教的“聖經”。當然，基督教關於“新約”的說法，猶太人是決不承認的。在猶太教看來：基督教竟然說：上帝搞大了瑪利亞的肚子，簡直是對上帝的極大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又過了許多年，出了默哈默德，自稱是上帝的使者，向他的門徒（四大“護法”）口授了《可蘭經》。據說，默哈默德是個目不識丁的文盲，是上帝借默哈默德之口，頒布《可蘭經》。《可蘭經》的權威由此而來。《可蘭經》的許多內容與《拜步經》相同。默哈默德這一派後來成了氣候，就是伊斯蘭教；《可蘭經》就成了伊斯蘭教的“聖經”。伊斯蘭教也不承認耶穌是上帝與瑪利亞所生的兒子，但是承認耶穌是上帝的使者，然而，默哈默德是上帝的最新使者，帶來了上帝的“最新指示”。“最新指示”當然是“最高指示”中的“最高指示”。 這三派，都是一元神教。最基本的教義也相同，即認為：有一個，而且隻有一個主宰一切的、全能的神。這是猶太教及其衍生教與其它宗教最大的不同。其它許多宗教不是這樣，譬如，古希臘的宗教是許多專業的神，即便宙斯也不是一個全能的神。佛教也是多元神教。 然而，一元神教缺乏包容，用小布什的話說：不是站在我們這一邊，就是站在我們的敵人那一邊。本來隻有一派，也就罷了，現在有了三派，都是小布什那樣的邏輯，西洋從此多事。 在三世紀前，羅馬帝國視基督教為邪教。基督教曆史上的一些教難以及相關的“奇跡”，大都發生在這個時期。那時，猶太教卻被羅馬帝國視為正當宗教，受到保護。然而，三世紀，羅馬皇帝康斯坦丁皈依了基督教，從此開始了猶太人一千六百年的苦難史。基督徒對猶太人大規模、有組織的迫害，每幾十年就有一次，而廣大人民群眾自發對猶太人的迫害，大概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猶太人，輕者，被掠奪，重者，遭屠殺。一千六百年來，基督徒的雙手，沾滿了猶太人的鮮血。 起初，對猶太人的迫害是以宗教為借口。那時，猶太人若放棄猶太教，改信基督教，便可“得救”。可是基督徒強迫猶太人改宗，道理上不順。猶太人拜的是上帝耶和華；基督徒拜的不是瑪利亞，就是耶穌。瑪利亞是個凡人，隻不過給上帝生了個兒子，根本就不應該拜。而耶穌，就算是上帝的兒子，基督徒也不過是兒子黨，而人家猶太人卻是老子黨。憑什麽猶太人就信了你基督徒的說詞，不拜老子，拜兒子？退一萬步講，就算按你基督徒的說法：兒子就是老子，老子就是兒子；猶太人也沒有拜錯呀？猶太人怎麽能不明不白地改宗呢？因此，盡管有一千六百年的迫害，猶太人仍然堅守信仰，堅守傳統，“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 應該說，那時的宗教迫害並非隻是針對猶太人。羅馬天主教庭，幾次組織十字軍，遠征耶路撒冷，浩浩蕩蕩，一路上，凡是“不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都成了刀下之鬼。猶太人，穆斯林，那當然是要殺，可是，就連同是基督教的東正教徒，也一樣照殺不誤。當然，那邊（穆斯林，東正教徒）殺回來時，也是同樣的殺法。隻可憐了猶太人，人少勢單，不論是那個方向來的宗教迫害，每次都有份，仿佛是“黑五類”，每次搞運動，不論是鬥劉少奇，還是鬥林彪，還是鬥“四人幫”，都少不了它。 到了十九世紀，隨著西洋民主思想的深入人心，以及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和製度的出現，對猶太人的迫害也從宗教迫害轉變成種族迫害。這種族迫害，比宗教迫害，還要厲害。宗教迫害時，你若實在受不了，還可以改宗，雖然對不起祖先，至少還有條出路。種族迫害時，你不可能改你的DNA，所以，隻有死路一條。 希特勒迫害猶太人能以那樣大的規模和那樣殘忍的手段進行，是因為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當時，並不是隻有德國迫害猶太人，還有許多其它西洋國家也直接參與迫害猶太人，而間接參與迫害猶太人的就更多了，就連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也沒落下。當時曾發生美國不準猶太人難民上岸，迫使難民船，包括兒童難民船，折返歐洲，結果許多猶太難民後來死在集中營裏。猶太人在西洋被趕的無路可走的事，以前是沒有的。這正是民主思想以及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和製度造成的。民主，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是反動的東西，比君主更壞。大多數君主，不論是暴君，昏君，還是明君，至少在理論上都認為：權力，以及施政的正當性，來源於道德。而民主的權力的正當性，在理論上，卻是來源於某種算法的多數，與道德毫不相幹。多數人要鬥地主，鬥地主就成了正當的；多數人不準猶太難民上岸，不準猶太難民上岸就成了正當的。這種權力，以及權力的正當性來源於多數人意誌的民主理念，實際上是以大壓小，以強淩弱的強盜邏輯的延伸，都回到了叢林時代的邏輯了，怎麽不反動？ 今天西洋人對納粹黨人不遺餘力的反迫害，固然包含了西洋人對一千六百年來，迫害猶太人的罪惡的懺悔，然而，是不是也有借此來掩蓋當年西洋人共同迫害猶太人的事實的企圖呢？是不是也有借此給人造成一種印象，仿佛猶太人遭迫害隻是因為希特勒太邪惡，從而試圖回避導致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一千六百年的文化根源呢？ 多談主義之一：先談法西斯主義4 朱雨心   希特勒對猶太人有許多西洋人傳統上沒有的新指責。希特勒說：亞利安人，是以有明確疆界的國家的形式生活的；而猶太人的“國家”，卻是沒有明確疆界，猶太人“寄生”在各亞利安人的國家裏，而認同的，卻不是所“寄生”的國家，而是猶太人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傳統。   希特勒沒說錯，是那樣的。現代亞利安人式的國家（以下簡稱“現代國家”），是建立在民主的理念，即，國家是人民的國家，的基礎上的。與民主理念相適應的，是諸如，公民，國籍之類的製度。這種民主理念，抽象的，乍聽起來不錯，但是，一涉及到具體的人民，就不再那麽好聽了。是你日爾曼人民的國家，就未必是我猶太人民的國家；是你新教徒人民的國家，就未必是我天主教徒人民的國家；是你貧下中農人民的國家，就未必是我地主老財人民的國家；是你說德語的人民的國家，就未必是我說法語的人民的國家；是你不吃狗肉的人民的國家，就未必是我吃狗肉的人民的國家；是你一夫一妻製的人民的國家；就未必是我養小老婆的人民的國家；等等，等等。實際上，所謂“人民的國家”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不承認人民的多樣性，不承認人民所追求的價值的多樣性，是這種民主的前提，是滲透了一元神宗教毒素的文化的產物。現實中，所有的民主國家，充其量，隻是按某種特定衡量方式所確定的，勢力最強大的一種人民的國家，其餘種類的人民，不過是附庸罷了。所謂民主，不過是將弱肉強食合法化、合理化、製度化罷了，本質上是一種野蠻的東西，唯一文明之處，是實現了偉大領袖毛主席號召的“要文鬥，不要武鬥”。   沒有道理的，是現代亞利安人式的國家製度，而不是猶太人的“認同”問題。並沒有什麽道德上的理由要求人們必須要認同某個“國家”；並沒有什麽道德上的理由要求人們必須要效忠某個“國家”。猶太人當時散居在歐洲所有的國家，而這些國家，有許多是彼此敵對的。散居在各國的猶太人，難道需要效忠其居住國，從而彼此敵對嗎？猶太人，超越現代國家疆界的，彼此對共同信仰、共同文化，共同傳統的認同，在道德上遠遠高於建立在現代國家製度上的愛國主義。   希特勒的指責，還落在吉普賽人頭上。吉普賽人從來都是流浪為生，從來就不“屬於”某個“國家”。等到西洋人民主起來後，吉普賽人連流浪的權利都沒有了。現代亞利安人式的國家要求每個人都必須與特定的國家建立人身依附關係，即，國籍，然後按國籍將人隔離起來。那還怎麽流浪呢？你亞利安人喜歡畫地為牢，把自己關在裏麵，這是你的習性，你不能強製別人也照你的習性生活呀。你要關，隻能關你自己，不能把別人關在外麵，或關在裏麵。更何況，吉普賽人流浪遠在你亞利安人畫地為牢之前，從法理上講，吉普賽人流浪的權利，高於你亞利安人畫地為牢的權利。這些，希特勒當然不管，按法西斯主義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先是驅趕吉普賽人、猶太人，可是那時其他西洋人也都是畫地為牢的現代國家，吉普賽人、猶太人無路可走，隻好一起送進毒氣室作“最終解決”。   現代國家，用國籍的方式來建立人民對於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對內是奴隸製，對外是種族隔離製。散居在不同國家的老百姓走親戚，回娘家，家庭成員彼此探訪，都不能自己作主，居然還需要雙方政府批準，而且，居然探訪還有期限，仿佛是放風，探監。這哪象自由民？這種現代國家（或政府）實際上就是奴隸主。民主，充其量就是：奴隸們推選出奴隸主，來掌握自己的主權，從而使自己失去人身自由。如此荒誕、愚蠢的東西居然也有人喜歡？   一個君主，在理論上，隻擁有對於人民的治權，不擁有人民的主權，這是君主製在理論上遠遠優於民主製的地方。民主製，本質上必定是種族主義的；而君主製，可以不是種族主義的。民主製，本質上必定是政教合一的；而君主製，可以是世俗的。君主的國家，不是其治下的任何一種人民的國家，反而才有可能成為全體人民的共同國家。人民在正常運作的君主製下所享有的自由，通常遠遠超過在正常運作的民主製下所享有的自由。在西洋是這樣；在中國也是這樣。這就是為什麽以前吉普賽人能夠到處流浪，猶太人有地方出逃，而民主了後，吉普賽人不能夠到處流浪，猶太人無處逃亡的原因。舊時君主製需要解決的是維持政府長期正常運作的技術問題；而現代民主製需要解決的卻是民主本身的道德問題，這是無藥可救的。人類社會出現民主，即便不是反動也至少是走上了一條歧路。   明白了根源後，接下來的推論就很容易了。任何強化這種現代亞利安人式的國家製度的主張，其本質都是邪惡的。任何淡化這種現代國家製度的主張，都是正義的。譬如，任何強化國籍製度的主張，其本質都是邪惡的；任何淡化國籍製度的主張，都是正義的。由此推論，雙重國籍比單一國籍好，多重國籍更好。又譬如，中、小學校，搞什麽對國家宣誓、效忠之類，搞的越多，越反動；越不搞，越進步。這些學生們應該拜的，不是國家，而是上帝，菩薩，或自家的祖先；這才是自由主義與人道主義。什麽是正義的，什麽是不正義的，本來是清清楚楚的，顛倒了是非的，正是這種現代亞利安人式的國家製度。 法西斯主義及其愛國主義的錯，就錯在它們是建立在這種現代國家製度上的。倘若國家不是這種排它的、自我封閉的、種族隔離的、多數專製的、種族主義的、政教合一的、奴隸製的國家，那麽，法西斯主義及其愛國主義，就有可能是好的主義。那麽，人類社會有沒有可能不以這種現代（亞利安人式的）國家的形式來組成和運行呢？完全可能。如果你無法想象，那隻是因為你的智力不夠。   套用老子的話說：大道廢，有民主；國籍出，有大偽；種族奴役，有愛國；國家救亡，有納粹。 【朱雨心】先生的博克很有看點，讀來受益菲淺。更多專著請點擊： http://members.wenxuecity.com/profile.php?cid=1uzT6tDE